列宁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黄艳红

    黄艳红，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科学无神论教育。

    【摘要】列宁的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无神论思想是在同当时形形色色的歪曲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俄国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中形成的。这一思想既包括对宗教的本质、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宗教组织的社会影响等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尤其是列宁明确提出通过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来与宗教迷雾作斗争，并系统地指出如何来开展这项工作。列宁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首先要充分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地位和意义；其次要结合唯物论的宣传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结合现实生活并吸收多种思想资源进行；最后要建设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宣传平台。

    【关键词】列宁无神论思想无神论宣传教育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信教现象日趋受到关注，关于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呼声也开始变大。然而，对于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意义、如何定位这项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尚未见到多少系统的观点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不妨回头去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的有关思想和观点。

    至于为何要去寻找列宁的思想，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有人提出[49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刻察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方法；二是正确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三是有效推进社会科学创新的科学基础。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在第二种意义上从列宁的精神遗产中发掘出引导我国目前开展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行动指南。

    其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不少学者对列宁的无神论思想尤其是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进行过梳理[494]，探讨过对我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意义[495]，还引发了一些讨论和思考[496]。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需要更为迫切，但却甚少有人对于列宁无神论思想尤其是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分析，以及探讨对我国现阶段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现实出发，努力通过对列宁无神论思想的梳理，来引发对我国目前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些思考。

    一 列宁关于无神论的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列宁无神论思想的基本内容，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尤其强调辩证唯物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关系。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尤其在同形形色色的歪曲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发展出比较系统的无神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主要体现在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揭示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有一个重要特征：把反对现代宗教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同样也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总任务的需要。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

    列宁的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处理本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具体问题，尤其针对当时出现和流行的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批评，对各种疑问进行解答，发展出具体而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列宁的无神论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这几篇文章中。主要内容包括：

    （一）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唯物主义哲学是无神论的理论基础，无神论思想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历史上的无神论一般都是从唯物主义出发的，而唯心主义则常常为有神论提供哲学上的论证。事实上，列宁经常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放在一起，而将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等同，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他曾尖锐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497]他还说道，“也许，杜林想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诚意并不亚于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可是他没有能够把那种确实可以使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荒诞事情失去任何立足之地的哲学观点贯彻到底。”[498]另外，他在纪念狄慈根的文章中指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在或多或少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僧侣主义则是一种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平分秋色，或者总是给信仰让出一席之地的学说。”[499]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方面。列宁是这样来说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500]

    列宁认为，同宗教作斗争是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它要更前进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501]。因此，“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502]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宗教进行说明、批判和斗争

    1.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宗教的各种社会根源，尤其是结合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

    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列宁一开始就指出，“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503]，并且这种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还继续解释说，“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504]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505]

    针对有人认为人民群众信仰宗教是因为愚昧无知从而提出“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观点，列宁指出，“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506]他认为，要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因此，他认为，要团结人民群众自觉地反对宗教的社会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否则，“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507]

    2.实行政教分离，宣布宗教成为私人的事情

    列宁明确提出，“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同时他也认为这句话的意义必须要正确说明，那就是，“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对于“私人的事情”，列宁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508]正是基于此前他对宗教的社会根源的分析，所以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509]

    3.用思想武器同宗教迷雾作斗争

    列宁明确指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510]并且，建立自己的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斗争。

    但是，列宁也指出，这种斗争并不是向宗教宣战。他提到，“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511]

    针对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的误解，列宁坚决地作了进一步分析。如，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但是，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512]

    （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列宁十分重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和做法，见第二部分。

    二 列宁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

    总的来说，列宁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一）坚持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意义——“要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

    基于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以，列宁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无神论的宣传。

    党的纲领，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列宁十分重视党纲的思想基础，并要求对全党进行教育，早在1905年，他就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513]同时他就要求遵从恩格斯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法国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514]。既然党纲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那么就必须要求全体党员都具有坚定不移的科学世界观，这种科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515]

    所以，1922年，他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一党的理论刊物“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他认为应该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来主管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516]。

    这样，列宁就将无神论的宣传与党的纲领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密切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后两者的重要内容。

    （二）如何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要善于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列宁不仅阐明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如何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更是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1.宣传的原则和策略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既要理解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同时也要建立宣传的原则和讲究宣传策略，否则就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列宁就认为，无神论的宣传应当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提出，“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517]但是，“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而且，面对一些资产阶级煽起宗教仇视而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政策，列宁提出，“我们无论如何要沉着地、持久地、耐心地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科学的世界观”[518]。

    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519]。他随即指出，很多没有深入思考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520]他认为，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破除群众的宗教信仰，这些与群众的阶级斗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他还举例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在工人罢工运动中把工人分为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而且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因为“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所以他总结道，“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521]

    2.宣传材料和宣传阵地

    列宁对无神论宣传工作的考虑是十分细致和周到的，对宣传材料的选择和宣传阵地的开辟也十分重视。比如，他强调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522]。他对该杂志寄予厚望，希望其“能为我国读者登载一些评介无神论书籍的文章，说明哪些著作在哪一方面适合哪些读者，并指出我国已出版哪些书籍（要像样的译本才能算数，但这样的译本还不怎么多），还应该出版哪些书籍”[523]。

    列宁多次反对枯燥和教条地宣传无神论，提倡生动地、有效地进行无神论宣传。所以，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他特别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无神论宣传资料，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摘要介绍。”[524]列宁还多次提到，“恩格斯[525]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列宁认为到那时还没有做这件事，人们还用各种理由如认为18世纪无神论的文献已经过时等来进行辩解，针对这种现象，列宁非常尖锐地指出，“这种不是掩盖学究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526]。

    当然，列宁也注意到18世纪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和幼稚的地方，但是，列宁仍然认为，出版者可以对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相比而言，列宁认为，18世纪老无神论者的那些泼辣生动的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527]。

    3.宣传方式

    关于宣传方式，列宁十分尖锐地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所以，“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528]。

    三 现实意义

    在梳理列宁的无神论思想尤其是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论述后，我们不难发现，这对于我们当前加强和改善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地位和意义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对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要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的党纲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我们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无神论的。因此，我们应当牢记列宁的这一教诲，充分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尤其还要意识到这项工作在当前的紧迫性，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与我国当前国家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紧密且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

    具体来说，首先，这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从有神论信仰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其次，必须要求全党党员都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再次，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属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最后，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确定党对有神论的态度和政策。

    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要求做好思想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以往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视不够，应该得到加强。

    （二）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策略和方式

    1.结合唯物论和科学的宣传

    无神论的宣传必须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深刻分析宗教的本质和根源，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策略。所以，列宁将宣传科学世界观作为无神论宣传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的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宣传工作。

    列宁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同时自然科学家也应该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自然科学是无神论的天然盟友，自然科学的进展为无神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目前，一方面，我国很少有自然科学家主动关注无神论的发展，甚至有个别科学家陷入有神论的泥潭；很多高校的科学史通识课中缺乏或没有无神论的立场，而对宗教的作用却有不适当的拔高和溢美之词，甚至还有高校自然科学类专业还邀请一些神学家来讲授涉及智能设计论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少关心自然科学的进展，也就无法从自然科学发展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回答中丰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

    就目前的有关调查来看，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有神论的思想，对科学和宗教等有神论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且不少信教大学生都是自然科学类专业的，甚至比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学生比例还高。这说明，我们目前的科学教育中没有做好无神论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

    2.结合现实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应当是生动的，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神论的论述作为教条来背诵。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应当是抽象的，而应当是十分具体的，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现实和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不仅要结合各门学科知识，还应当关注不同时期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疑问。比如，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面对世界、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各种思考和疑问，如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如何来把握世界？人的命运究竟是谁来主宰？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功，如何才能成功？等等。另外，他们还会面临人际关系的相处，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如为什么有的同学比我更受欢迎？我怎样才能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学习成绩有多重要？应当靠什么才能获得优秀的成绩？星座、血型等对我的性格、行为方式和未来有多大影响？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都能够体现无神论的思想。比如，很多报道中都提到，临近考试之际，很多学生都去烧香拜佛。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活动就可以以此为例，来分析为什么他们去烧香拜佛，这种活动对他们的学习能带来什么影响，等等。

    3.吸收多种思想资源

    列宁多次（1905年和1922年）提出，要将18世纪无神论的著作翻译出版，并且他还非常关注同时代的人有关无神论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18世纪无神论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仍十分稀少。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兴起，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很多都是非常生动和具体的，适合一般的读者阅读。我们在这方面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还非常有限。而与此十分不对称的是，大量神学著作和宗教宣传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已经受到了影响。

    因此，我们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不能仅限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增加数十个字，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和无神论思想的基本观点，而应当在不同的课堂教学或讲座等场合增加有关著作和思想的介绍。试想，如果一大批生动有趣尤其是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社会生活的无神论著作出版，并受到年轻学子的欢迎和追捧，我们可能就不用那么担心有神论思想在大学生中的泛滥和大学生信教问题了。

    （三）建设好自己的宣传平台

    列宁曾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应当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刊物和战斗的无神论刊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理论刊物中尚没有一份战斗的无神论刊物，在党的理论刊物中也很少发表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章。学术界关于宗教研究的刊物已多达数十种，以无神论研究和宣传为主的刊物只有一种，即《科学与无神论》。列宁当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必须用很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来纠正国家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习近平的“8·19”讲话中提出要做好思想宣传工作，那么，在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或刊物中也应当增加无神论宣传的篇幅，弥补多年来这项工作的缺失。

    此外，列宁还提出要出版大量无神论的著作。我国目前出版的无神论著作寥寥无几，而宣扬各种有神论的书籍却琳琅满目。显然，这种情况亟须改变。

    网络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网络传教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且各种有神论充斥着互联网，包括很多门户网站。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应当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目前仅有极少的个人网站在做科学无神论方面的宣传工作，显然是十分不够的。无论是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网站还是国家科普网站，都应当增加科学无神论的内容，而专门的科学无神论宣传网站也有待建立和扩大。

    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

    韩琪

    韩琪，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无神论（atheism）、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作为其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来展开的。他们思想的发展均以宗教批判为起点，恩格斯更因少年时信仰的背景而经历了个人思想上的激烈挣扎，而他一生对于宗教问题也投入了相对马克思来说更多的关注。本文将以恩格斯为对象，简要梳理其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创始人”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当前审慎地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恩格斯宗教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

    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宗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和发展，相应地，社会上各种宗教现象也层出不穷。因此，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相关部门的管理者，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寻找可供解释和操作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者说宗教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并不主要的位置。通常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三大部分组成：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作为其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来展开的。[529]我们说这种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思想的发展都是以对宗教的批判为起点的。没有了这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后来对政治、对法的批判、对尘世社会的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都将不可能。[530]因此，他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当前这个时代，重新梳理马恩对宗教的相关论述，廓清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宗教的认识并非生而有之，都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而产生的。整体而言，他们对宗教的独立认识均是从宗教批判开始，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为最高阶段。但是，这两人在宗教思想的转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要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其思想转变注重理论上的批判和研究，而恩格斯由于本身宗教信仰的背景，其转变则经历了个人思想上的激烈斗争。[531]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宗教信仰的切身体会，总是自谦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对于宗教问题投入了非比寻常的关注。从青少年时期的信仰到成年后的怀疑、挣扎乃至接受泛神论，进而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恩格斯在宗教思想上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而他晚年结合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又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给予了独特的关注和阐释。因此，本文将以恩格斯为对象，简要梳理其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创始人”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当前审慎地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

    一 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

    对于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学界有各种描述，比如宗教信仰者——对虔诚主义的批判——无神论，青年恩格斯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泛神论——唯物主义无神论，等等。[532]但不论怎样分期和界定，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定型止于他与马克思一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 ～1846年）或者《共产党宣言》（1848年），这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共识。[533]这两部著作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宗教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534]本文的重心不在于深入的哲学辨析，而是试图简要勾画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从其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指导今天的实践。因此，本文只采取了一种相对简要的划分，即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今天的武珀塔尔）。父亲是纺纱业的大资本家，虔诚的基督徒，性格严谨。他将严格的宗教信仰视作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求子女们无条件地相信圣经和教会教义。因此，恩格斯成长于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家庭。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保守，酷爱艺术和文学，这对恩格斯的影响很大。

    少年的恩格斯是个有神论者，写于1837年的一首诗清楚地反映了他当时的信仰情况：“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请我主赐福，/你的霞光把我笼罩，/好让我亲睹圣容。/一旦灵魂欢乐，内心幸福，永无痛苦，/救世主啊！我将为你赞颂。”[535]该诗一共三段，后两段分别从死亡和临终拯救两个角度赞美了上帝。

    （一）不来梅时期

    1838年，恩格斯被父亲送到德国著名的港口城市不来梅实习，同时学习如何经商。不来梅当时号称德国四大自由城市之一。离开了家庭的狭窄圈子以及家乡相对闭塞的环境，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迅速地成长。

    1839年3～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宗教的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这篇文章以反思的方式批判了他的家乡乌培河谷的宗教虔诚主义，指出其伪善和反理性的本质，同时揭露了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以及在这种剥削中虔诚主义充当着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角色。恩格斯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人民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的确，乍一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他们的歌曲，但都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从醉汉嘴里唱出来的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你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听到一支往往传遍整个德国并且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民歌。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11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队地从酒店里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Karrenbinder（类似中文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译者注），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536]恩格斯认为，造成工人们这种消极颓废的生活状况的根本原因，正是宗教虔诚主义和工厂主。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病肆虐蔓延；2500名儿童中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只能在工厂里当童工，拿成年人一半的工资。“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恩格斯说，“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537]虔诚主义的宗旨正是反对一切进步思潮，排斥一切非宗教的活动和思想。它的理论基础是神学宿命论，它扼杀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用神的意志取代人的意志。认同这个学说的结果只能导向宗教神秘主义，因为人们连期盼幸福的能力都没有，就只能期盼上帝了。[538]但是恩格斯仍然坚信，“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539]

    在不来梅，恩格斯一方面反思以前在家乡的生活，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1839年7月，他在给同学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当时内心的挣扎。他与格雷培探讨自己对圣经的种种怀疑。格雷培坚持正统思想，并认为，精神自由就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而恩格斯则认为，这才是最大的精神奴役，只有在自己的信念中战胜了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他说：“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发生怀疑以后，我就这样做了，但是我始终不能转向你的信仰。可是圣经上却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始终不能承认你的真理是永恒真理。”[540]恩格斯认为，格雷培在自己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窝里那么舒服，他不了解自己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541]这时的恩格斯虽然并未放弃宗教信仰，但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理性。

    在这个时期，对恩格斯的这种宗教怀疑精神产生了巨大帮助和推动的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大卫·施特劳斯所著的《耶稣传》。该书从各个方面对《圣经》中的神话传说进行具体分析和批判，从而深深地启发了恩格斯的思考。它研究福音书神话的起源，把基督教的产生纳入世俗的历史之中，从而揭穿了天启神学的谎言。[542]这给恩格斯提供了巨大的思想武器。他开始认识到宗教与科学之间根本性的矛盾，以及宗教教义与理性之间的巨大冲突。如果《圣经》只是人们的传说，并不可信，那么普鲁士封建统治者以之作为自己神圣统治的证明，分明就是骗人的说教了。恩格斯意识到，应该用科学来衡量一切，而不能用《圣经》来评判一切。而科学和现实生活也使他开始接受基督教的原罪说及其赎罪思想的荒谬性。[543]他说，“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否则，上帝应当把人造成另外一种样子。”[544]因此，1839年10月，恩格斯在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宣称自己成了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545]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恩格斯开始走上通向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道路。

    不来梅的生活要结束了。此时的恩格斯放下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摆脱了宗教虔诚和神秘主义的羁绊，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而是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的现代泛神论。1839年12月，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不会思考的牧师们的大惊小怪。”[546]

    （二）柏林时期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服兵役期间，他经常抽空以旁听生的身份去柏林大学听课，特别关注哲学演讲。当时的柏林拥有一种很有生气的精神生活，更是各种进步团体和维护封建专制的党派直接对立和公开斗争的战场。恩格斯很快加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与传统宗教神学的斗争中。1841年4月，普鲁士政府任命哲学家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目的就是要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据支配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而且更直接地说，就是要反对当时积极进行宗教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547]其实，谢林早年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批判曾经感染过黑格尔，他的哲学思想也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封建势力在欧洲的复辟，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最终背叛了自由主义。[548]他宣扬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否认人类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做辩护。1841年12月，恩格斯发表了批判谢林的第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春，恩格斯又陆续写作《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一文以及《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为不懂哲学用语的虔诚的基督徒而作）》这两本小册子。仅从后两本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谢林毫不掩饰的批判和嘲讽，以及对自由哲学之理性思想的坚决捍卫。

    在《谢林论黑格尔》中，恩格斯满腔义愤地揭露了谢林对黑格尔的背叛和贬低。他指出，谢林全盘否定黑格尔是要独占哲学霸主地位。他说：“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我们的任务是要注意他的思路，保护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一刀两断。”[549]在《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一文中，恩格斯指出，谢林在柏林大学讲课的内容纯属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他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性，其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这种学说时而在摆脱了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因而是随心所欲的、毫无意义的思维中寻求支持，时而又在真实性正受到怀疑、论点遭到批驳的启示中寻求支持”。恩格斯说这样的学说简直是“撒但学”，与理性截然对立。在《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为不懂哲学用语的虔诚的基督徒而作）》一文中，恩格斯则模拟基督教徒的口吻，以辛辣的笔触批判谢林把科学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讥笑他是基督哲学家。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谢林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使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奴仆。”[550]

    整体上来说，此时的恩格斯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宗教批判的，坚决反对神秘和蒙昧，捍卫理性，这是哲学或理性与宗教神学的论战。此时的恩格斯具有的是一种启蒙的无神论思想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态度。[551]一直到接触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他才真正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批判谢林的这三篇著作在柏林学术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让一代学术权威威风扫地的论著，竟出自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仅21岁的普鲁士炮兵之手。[552]

    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基督教的本质》。该书详细阐发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观点。其基本原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所谓的创造一切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其实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体。一切观念、自我意识、绝对理念都只能是人的观念或意识，没有人就没有人的观念或人的意识。人是主体。而且这个人，是与一切自然之物一样的自然物，就是平凡的世俗之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就在于他把人和观念或意识的关系弄颠倒了。并不是客观的精神实体或者主观的自我意识创造了宗教，而是作为自然之物的人创造了宗教。并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纠正了这种颠倒。由于他的影响，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也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轨道转到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来。[553]

    也正是在这时，恩格斯彻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并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重新审视宗教的本质，以及创造宗教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及其历史的本质。之后，他才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的批判上来。[554]他这样描述费尔巴哈的影响：“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象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象监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一切紊乱，一切恐惧，一切分裂都无影无踪。世界又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它砸碎了自己的黑暗寺院的大锁，脱下忏悔服，选择了自由纯净的太空作为栖身之所。它已经无须在非理性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后者不可能了解它；它的辉煌和庄严，它的充实和力量，它的生活等等本身就可以作为替它辩解的理由。”[555]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充满了思想的、激荡的柏林生活结束了。这时的恩格斯已经成为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正因为是人创造了宗教，人创造了上帝，恩格斯逐渐从对宗教的关注转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上。

    二 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形成

    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与父亲一道出发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与别人合股经营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工作。这份工作恩格斯并不喜欢，只是无法违背父亲的专横态度。当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规模仅次于伦敦，人口多达40万。那里已经大规模地使用蒸汽机和车床，分工细致，并且城市中随处可见七八层楼高的巨大工厂厂房。与此同时，工厂制度带给工人阶级的灾难性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非常典型，而工人阶级努力争取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也数这里最激烈。震撼全欧洲的宪章运动[556]（1838～1848）便是以曼彻斯特为中心展开的。[557]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开始真正走进社会生活的深处，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558]他认为，目前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虽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似充满活力，但是工人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以及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却预示着这种生产方式必将为一种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体验生活、深入观察和思考，而且还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1844年，恩格斯完成了三篇总题为《英国状况》的长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以及《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在第一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卡莱尔《过去和现在》在历史哲学上的意义，同时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角度批判作为唯心主义史学家的卡莱尔的宗教观以及他想建立“英雄崇拜”的企图。[559]

    当时的英国社会，“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一切人类利益彻底崩溃，对真理和人类普遍失望，因此，人们普遍分为孤立的、‘彼此完全隔离的个体’，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沮丧，缺乏‘灵魂’即缺乏真正的人的意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是紊乱不堪，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560]因此，卡莱尔认为，宗教本身必须予以恢复，“只要人们还在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么一切都是无益的，无结果的”。[561]当然卡莱尔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恢复整个旧有的宗教制度。但是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至少他也是试图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对于泛神论的批判，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都已经批判得够多了。“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562]事实上，人所固有的本质远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但是他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563]

    可以说，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阐释宗教，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初见端倪。

    事实上，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或者说科学无神论是伴随着他的唯物史观逐步形成的。其最终的形成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1846年）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发表。当然，这两部著作的主题都不是宗教问题，但它们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宗教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分析宗教问题时不要把宗教视为独立自主的，它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根据这些生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564]该书更是清楚地提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宗教的变化和发展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宗教内部的斗争更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比如，“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565]因此，当“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566]《德意志意识形态》抓住了人类苦难的政治根源，这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革命活动的一个基本倾向。

    《共产党宣言》则批判了宗教只改变形式，而宗教本身会永恒存在的谬论。它指出，宗教以及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的改变和运动，无非是社会阶级对立的反映。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它们的存在。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完全消失，它们也就会完全消失。所以，宗教的消亡一定会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发生，这是一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只是忠实地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已。[567]

    故此，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为标志，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宗教问题的各个基本方面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论证和说明。

    三 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经完成，它便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其主要精力也转移到了现实的革命实践上。1848年之后，恩格斯涉及宗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反杜林论》（1876～1878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启示录》（188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等。其中，《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集中关注早期基督教的三本著作。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提出了、革命反对派利用宗教的表现形式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作了说明。而《自然辩证法》中则间接地涉及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以及灵魂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则处理了宗教的发展和类型问题。《启示录》则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考察对《圣经》的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涉及了宗教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宗教外衣论。[568]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宗教的著名论断。比如《反杜林论》中：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形成之后，恩格斯尽管不再主要关注宗教，但是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丰富的。由于本文只是梳理恩格斯宗教思想的演进轨迹，对于这些论述就不再详细探究。这里仅以恩格斯晚年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三部曲为代表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三本研究早期基督教的专著中，恩格斯不仅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作了详细考察和研究，而且还探讨了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指出基督教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是古代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569]

    因此，从它们初期存在的形式、产生时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都宣传将来会摆脱奴役和贫困、都受过当局的迫害和排挤、都最终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这几个方面来说，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是恩格斯之所以会关注早期基督教，事实上还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的，他强调了宗教在被压迫阶层的反抗运动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当然，这两者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和思想基础。一个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国，另一个则是在现实中通过人自身求得解放。恩格斯也说，“圣经教义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570]

    由于恩格斯晚年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集中关注，学界对此一直不乏研究。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对待宗教的态度跟他早期的宗教批判精神相比明显温和了许多。特别是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很热门，很多研究者也纷纷将目光转向恩格斯，试图从他晚年态度的“微妙变化”中探寻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笔者以为，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在他晚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言辞上的看似温和，只能表明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教批判已经不是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且，恩格斯特地指出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似性，而支持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却在现实中全面溃败，难道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支持吗？因为宗教的变化和发展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

    结语

    本文分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的形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这三个阶段对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进行了一个阐释。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最高阶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思想，而且他的宗教批判思想其实是在他唯物史观形成的大背景之下定型的。主题所限，本文没有对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发展情况作过多论述，但是探讨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以脱离其唯物史观的形成的。而且，在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形成之后，他对宗教的研究还非常丰富；这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结合共产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宗教理论其实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因此，对恩格斯的宗教理论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评习五一《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杨俊峰

    杨俊峰，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无神论与文化哲学。

    【摘要】与基于信仰的神学思辨本质不同，宗教研究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宗教现象进行客观审视与分析，这种本质差别决定了它必须以无神论为基本立场与最终指归。澄清宗教科学的理念与本质，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宗教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五一教授的新书《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坚持以科学理性的立场研究近现代各类宗教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念与成果，为我们端正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向、宣传和弘扬无神论的社会风气，提供了难得的范例，是近年来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宗教宗教学神学

    宗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认真研究宗教现象及其客观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宗教研究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宗教现象进行客观审视与分析，与基于信仰的神学思辨具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本质差别决定了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必须以无神论为基本立场与最终指归。因此，“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应是现代宗教研究所应遵循的根本宗旨。然而，随着近年来“宗教热”的持续升温，国内外宗教势力的不断壮大与渗透，宗教学与宗教研究中的神学与宣教倾向日益浓厚，令人深忧。在这方面，习五一教授的新书《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坚持以科学理性的立场研究近现代各类宗教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念与成果，为我们端正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向、宣传和弘扬无神论的社会风气，提供了难得的范例，是近年来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一 科学无神论的内涵、功能与发展

    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作为对有神论的否定，无神论体现了人对自身理论与实践能力的肯定与自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体系。科学无神论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基础之上的无神论体系，其最高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一书中，作者对科学无神论的内涵、功能及发展进行了详尽之论述。

    鉴于近年来有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有意回避无神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的做法，作者围绕“社会主义是实践的无神论者”这一命题细致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精神内涵。她指出，作为彻底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现象的物质根源、性质与社会功能。“如果说，近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动摇了传统宗教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价值观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则撼动了宗教神学的整个理论基础。”[571]作为对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态，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唯物史观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不断发展的科学精神”[572]。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无神论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是同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密切结合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者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宗教理论变成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主要特征。”[573]她指出，在列宁的无神论和宗教观中，有三个重要内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政教分离、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第三，处理宗教问题，始终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574]现在有些人从“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观点出发，主张开放共产党员信教问题。列宁的论述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对共产党人来说宗教也是私人的事情，那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同时，列宁特别强调，“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575]。对待群众宗教信仰问题要严格掌握宗教政策，这关系着党的生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也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增加新的内涵。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该书作者详细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过程。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文化具有多元兼容、政权支配教权及强烈世俗性与功利性三个特征。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形成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第二，思想教育要‘春风化雨’，意识形态建设要‘针锋相对’。”[576]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践，既将反神权合理地融入反封建的斗争中，又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主张宣传教育的根本方针，并适时提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政教分离、政治与教育分离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团结广大信教群众，针对受西方控制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逐步将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边疆地区，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摧毁宗教赖以存在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彻底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宗教工作的“左”倾错误，在明确共产党人无神论基本立场与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前提下，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开启了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主要有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第二，科学无神论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第三，科学无神论只要彻底，必然导向合理的社会制度。”[577]当前，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渠道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当代愚昧迷信思潮在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影响，各种“新有神论”在学术界也相当活跃。特别是随“宗教热”的兴起以来，有些人将某种宗教推崇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科学的前提”，还有的权威人士大肆鼓吹“文化神学”，并试图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同时，某些人将无神论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遗风，破坏社会和谐，反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刻意回避和排斥无神论。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构成了相当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作者大声疾呼：“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578]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学术界“新有神论”思想活跃，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延伸的重大举措；是应对“当代愚昧迷信”思潮泛滥，宣传科学精神、倡导科教兴国的重要途径；也是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迫切任务。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带头人，作者根据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自身工作实践，制订了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系列、大众普及读本系列、应对战略研究系列、学科基本建设系列以及翻译出版系列等内容。通过这些具体详尽之建议与构想，我们既能深刻体会到作者对科学无神论所处现实形势的殷忧之心，也能充分感受到其对科学无神论学科的未来发展所抱有的坚定决心与信心。

    二 科学无神论与当代世界文化

    当代各大宗教都是世界性的，与之相应，科学无神论研究也需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应该同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当前全世界宗教进入一个新的高发期，宗教势头日益强劲，信教人数持续增长。针对这种判断，本书作者考察了当代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依靠翔实的数据和材料，作者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世俗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上帝的虔信和崇拜在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近乎土崩瓦解。即便在美国，基督教也在不断衰落。与此同时，一股新无神论思潮正在西方社会兴起。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为代表的无神论学者相继出版了众多无神论著作，并且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作者认为：“在影响宗教衰弱的因素中，科学与教育这两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579]当代社会的调查表明，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程度和宗教信仰程度相关，而对基督教《圣经》的信仰程度与受教育程度也表现出类似的关系。基于此，她乐观地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信仰宗教的人一代比一代减少，虽然现在美国和欧洲还有相当的差异，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考察，宗教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580]

    近年来，西方一些宣扬基督教神学的论著以“最新学术成果”的形式被翻译和引介到国内。其中尤以《智能设计论》为代表。2005年，鼓吹这一观点的《智能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一书被编入“清华哲学翻译系列”，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书自称“忠于基督教传统、坚决拒斥自然主义”，大肆宣扬“启蒙理性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即将破产”，护教与宣教意味非常明显。针对这一情况，本书作者介绍了《智能设计论》在美国产生、发展以及当前遭到大多数抵制的现状，向国内学界揭穿了其神学之本质。随着当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宗教有神论为谋求生存，不断调整战略，甚而援引科学为自身服务。国际宗教组织动用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与研究所，吸引和资助学者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其势已渗透至中国的著名高校。本书作者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对“宗教可与科学调和”，甚至“宗教是科学之母”的论调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她指出，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是可以接受实践检验的；宗教教义宣扬的则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因而是不能接受实践检验的；科学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宗教宣扬的则是虔诚的崇拜心理。”[581]科学是在不断克服和摆脱宗教束缚的情况下才获得发展的。历史的事实是，“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科学地探索自然、宇宙，逐步打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才发展起来。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科学无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削弱了基督教的统治，为各种科学学科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582]。为说明自然科学对宗教的消解作用，作者还介绍了当代神经科学对宗教体验新近的科学研究成果。凭借自然科学客观严格的实验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宗教现象与宗教体验，不过是在极端情况或特定条件下人脑的正常反应，而不是与一个所谓超验的上帝进行的‘无线通讯’。上帝不在别处，他就在信徒的脑壳里。”[583]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宗教传播呈现逐年增强之态势，各类宗教信徒，特别是基督徒的数量也逐年增多。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密切关系。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学者对宗教作用的不当吹捧、对宗教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发展态势的歪曲介绍，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向国内民众客观准确地介绍国外宗教的现状，以及最新科学成果对宗教迷雾的揭露与澄清，对于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和宣传普及，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科学无神论对于宗教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科学以客观理性为根本特征，要求研究者必须摆脱主观的种种情感与意愿，客观冷静地从理性角度审视和研究所面对的客体。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与结论的有效性。宗教作为社会现象，尽管与自然事物有所不同，但对宗教的科学研究仍必须恪守客观理性的基本原则，否则就谈不上是学术。神学与宗教研究之本质不同，就在于此。科学无神论对宗教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为其客观理性的态度提供坚实的保证。在科学无神论的指引之下，本书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基督教凭借西方列强势力，一反在古代向中国传播时的颓势，曾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依靠翔实的史料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她指出，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西方基督教各大宗派纷纷以差会的名义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以“为基督征服中国”为口号，掀起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恣意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改变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与中国传统思想、信仰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尖锐矛盾，爆发了多起激烈的民众冲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差会将传教重点逐渐集中到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在华推动文化出版事业的最大目标是推广基督教文明，绝非像当前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西方文明。与此相应，西方基督教势力在华兴办教育事业的宗旨是“建立上帝之国”，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面对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大地上的猖狂态势，1922 ～1927年，中国人民自觉抵制基督教文化征服的“非基督教运动”终于爆发并席卷全国。此次“非基督教运动”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大会所引发，这一阶段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专以摆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第二阶段则以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的学潮为起点，矛头直指教会学校，主要目标是“收回教育权”。第三阶段随五卅运动而兴起，其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发表反基督教的决议案，此次运动具有全面政治化的特点，成为国共两党所共同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本书作者对此次“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梳理与论述。通过与同是反西方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对比，她指出：“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激愤抗争，带有浓重的盲目排外色彩，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584]作者高度评价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这场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知识精英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骨干，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不仅如此，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考察，它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激励民族的自觉意识和独立精神，推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教会运动。”[585]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宗教仍是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冲突经常成为各类地区问题乃至国际问题的诱因。鉴于此，本书作者对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藏独”问题与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扩张作了重点关注和分析。她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西藏问题的古今源流，指出“从现代法律考察，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是源于中央政府。在历史上，中央政权有权终止反叛者的宗教传承体系”[586]。达赖“藏独”集团的分裂活动深受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被西方势力当成其“新干涉主义”的突破口，成为威胁祖国统一的一个毒瘤。“藏独”问题与当代世界宗教演变的新格局具有密切关系。作者认为，从宏观来看，20世纪世界宗教演变的历史趋势有两大重要特点。其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其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高涨”[587]。其中，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崛起，积极向政治舞台扩张，成为近30年来美国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积极努力下，美国参众两院最终通过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确立了美国人权政策的新框架，为其以宗教为由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依据。作者指出，这部法案反映了美国企图以国家力量推动基督教继续向全球扩张，这种倚仗政治强权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做法与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社会背道而驰，只能刺激世界更加动荡不安。该法案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成为其主要制裁对象，显示了宗教问题日益成为美国歪曲、攻击和污蔑中国的工具。实质上，“美国政府大力促进的‘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的”[588]，是将宗教当做西方价值观的负荷体，用于意识形态输出和颠覆他国的政治工具。在美国的推动下，中国成为国际宗教右翼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他们凭借强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资金、长远的战略及为扶植和培训宣教骨干的教育体系，通过“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所谓“合法渗透”，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其价值观与政治理念，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对我国的文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较为严重的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当代这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问题“主要不是精神层面的有神论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会性被人为地抬高和强化。宗教有神论被某些国家和某些利益集团，当做谋取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的手段”[589]。当前，“宗教渗透已经成为国外文化渗透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问题、宗教问题，以至意识形态问题，毕竟需要思想上的应对”[590]。为抵御宗教渗透的严峻形势，更应该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本书宗教研究的视野是开阔的。除了以上内容外，作者还对民俗宗教文化、邪教与膜拜团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四 余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学科

    《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坚持以科学无神论立场研究宗教问题，为我们当前的宗教研究提供了值得学习和思考的榜样。然而，正如作者所说：“近些年来，在宗教学术研究领域，无神论的声音衰弱，几乎成为‘绝学’。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宗教，成为主导话语。”[591]一方面，宗教学系和宗教研究所在很多著名高校纷纷建立，宗教研究力量日益壮大，相关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高校宗教课程中亲宗教的倾向越来越显著，甚而很多宗教神职人员公然受邀登上高校讲台，登坛宣教，高校校园中的宗教因素和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作为其直接后果之一，大学生信教人数逐年增加，对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法律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极具影响的现象，大力加强宗教研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学科，应当如何开展宗教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当前而言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宗教是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最早可溯至文明社会之前，而宗教学科却非常年轻。一般认为，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在1870年英国皇家学会作《宗教学导论》的演讲，标志着宗教学的正式诞生。这两者之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宗教学科诞生之前，人类并非不关注宗教问题。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产生的宗教相关著作之多，已非汗牛充栋所可形容。然而，宗教学诞生前的此类著作，大多被划归神学范畴[592]。这一事实，显示了新生的宗教学科与宗教神学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那里看出些端倪。对缪勒而言，“宗教学”与“比较宗教研究”基本上是同义语。他提出：“应当对人类所有的宗教，至少对人类最重要的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的，真正科学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建立宗教学。”[593]所谓“不偏不倚的，真正科学的比较”就必须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宗教偏见，对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科学”的宗教学。因此，缪勒特别强调：“在我的心目中，凡想利用宗教比较研究贬低基督教而抬高其他宗教的人，跟那些认为为了抬高基督教必须贬低所有其他宗教的人一样，都是危险的同盟者。科学不需要宗派。”[59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对宗教什么都不懂。”[595]可见，在缪勒那里，宗教学是“科学”，必须排除主观成见的干扰，才能在客观比较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宗教学。也就是说，宗教学必须游离于宗教信仰之外。就此而言，也就不难理解宗教学何以产生得如此之晚了。任何宗教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信仰一种宗教的人很难宽容冷静地看待其他宗教的教义。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596]对于一神教而言，尤其如此。在宗教氛围极端浓厚、宗教信仰掌控一切的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基于客观理性的宗教学科。经过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启蒙思想乃至无神论思考的兴起并获得迅猛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的统治基础，西方社会逐渐世俗化。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基督教信仰，而客观的宗教比较才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启蒙思想对信仰主义和基督教至上主义的冲击，对宗教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学术性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西方的比较宗教学是启蒙思想的产物。”[597]

    关于宗教学作为科学必以客观理性之态度为前提，目前而言，大多数宗教研究者乃至“宗教学专家”还是承认的。然而，很多人之所以在亲宗教方向上迷而不返、愈陷愈深，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提倡所谓“同情了解”之态度有关。在他们看来，要想真正认识和把握宗教现象，必须深入宗教内部，切实感受信徒的心态、观念与经验。在这里，现代著名神学家施米特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在研究宗教史上，一个有信仰的学者，比一个无信仰的学者更占便宜，而且前者的早就是后者难以追及的。所以唯有意识中具有宗教经验的人，对于宗教问题，才能有深刻地明了。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谈宗教，真可说是危险重重，就好比盲人谈颜色、聋子谈音乐一样。”[598]此论乍看之下似乎有理，实则已经完全背离了宗教学所赖以产生的客观理性态度。宗教学固然需要深入地了解，但这种了解必须是客观的，即必须摆脱自身的主观情感与意愿。一个宗教信徒对其宗教经验的描述，有可能比无神论者更为细腻和丰富，可以为宗教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但由于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倾向性，这种描述本身并不具有科学所需要的客观有效性。主观的强烈好恶倾向会严重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与评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在宗教研究中更是如此。盲人谈颜色、聋子谈音乐固然不可取，但谈论某个人幻觉中的颜色与音乐同样荒唐。更何况，不信仰宗教者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不能了解宗教，正如心理学家、精神学家并不需要自身先经历特定的心理现象与精神疾病就能进行研究一样，以盲人与聋子作比喻本身就很不恰当。不能摆脱特定的宗教信仰就无法树立客观理性的立场，也就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宗教学无法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对宗教的“了解”，不过是神学的呓语罢了。对于宗教研究而言，“同情地了解”固然需要，但必须有限度。如果“同情”宗教到虔诚皈依的程度，显然已经走向歧途了。从信仰的角度“研究”宗教就根本谈不上客观性，而同时对其他宗教而言也就谈不上“同情”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信徒就不能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宗教，而是说在宗教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暂时放弃或悬置其特定的宗教信仰。唯其如此，研究才能是宗教科学的，而不是神学。然而，如果放弃或回避了对超验存在的信仰，则对宗教的研究必然只能依赖经验材料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中神灵存在设定也就丧失了效力。换言之，此时的宗教研究就应该是无神论立场的。尽管这种无神论立场可能并不是自觉和有意识的，但从取消神灵之存在和功能的意义上，其实质却只能是如此。而从这种立场得出的研究结论自然是基于经验材料和历史事实的，也应该是无神论的。可以说，由于回避了神灵存在而分析和解释宗教现象，宗教学本质上应该具有无神论意义，客观上起着消解宗教信仰的作用。

    从现实来看，由于宗教学产生的时间较短，目前仍在发展变化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与形态，甚至经常与神学混杂在一起，藕断丝连。不过，如果我们遵循缪勒的初衷，恪守科学的规范，应当说宗教科学的形成、发展与研究方式本质上是与无神论密切相关的，客观上具有“批判神学”的意义。尽管宗教学的当前的现实形态多种多样，差异巨大，但宗教学的理念是唯一的，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宗教学在其发展完善中必然会日益趋近和实现其理念。澄清宗教科学的理念与本质，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宗教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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