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美国有没有社会主义——关于“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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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06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就与美国社会主义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与美国的社会主义问题得到了各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关于美国有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不是孤立的,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影响到未来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而且关系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和变化了的世界条件下,如何认识、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一)“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由来及含义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他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正式提出了“美国例外论”。托克维尔通过在美国9个多月的考察,得出美国在地理环境、宗教民情、自由法制等方面都与欧洲大陆的国家截然不同的结论。他在书中写道:“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2]实际上,“美国例外论”的观点一直深刻地存在于美国人的思想之中,并广泛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1906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与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关注不同,桑巴特更强调美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例外于各国发展的普遍模式。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工人阶级应该成为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美国应该最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经典案例。然而,当工人运动在西欧经济发达国家风起云涌之际,美国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并未在美国发展壮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国内外学者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未能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探索。以桑巴特为代表的学者所强调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主要是指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认为与欧洲及其他各国相比,美国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在美国也必然失败,就此而言,美国是一个例外。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本书中,桑巴特运用大量数据资料比较了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尤其是与德国工人在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三方面的不同,总结了美国工人的阶级独特性。桑巴特认为正是这些特点使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

    第一,在政治上,运作良好的两党制能够较好地抑制第三党的兴起,而美国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又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美国建国之初,就被两个几乎同样强大的政党统治,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第三党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方面都难以与之抗衡。与此同时,美国的两大党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党,为了夺取第三党的政治基础,常常会适当吸收第三党的政策以赢得选票。而美国工人对政权的热爱来源于他们始终享受充分的政治平等。美国的白人成年男性在1860年已经普遍获得选举权。对公共生活的充分参与使美国工人融入民族共同体成为可能。

    第二,在经济状况上,美国工人拥有比欧洲工人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桑巴特通过数据比较发现: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德国工人的2 ~3倍,在花费上同样是德国工人的2~3倍,他们把多出来的收入用来更好地满足自己在住房、饮食和穿衣上的需求。[3]也就是说,美国工人比他们的德国同事住得更好,穿得更好,也吃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都难以在美国工人的头脑里生根发芽,特别是当他们可以忍受的甚至是舒服的生活水平看来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时尤其如此。

    第三,在社会地位上,美国公共生活的民主方式使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持友好态度,而较大的社会流动机会和开放的边疆地区,容易使美国工人阶级感到安全和满意。这首先得益于美国是一个基本上包容一切移民并且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雇主也是礼貌地对待劳工。其次,美国的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奖励和利润分享既满足了工人的物质需求,又将工人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一体。桑巴特认为,从阶级流动性来看,美国工人脱离本阶级的可能性大于欧洲工人,不少美国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普通工人到达财富和权利的最高峰。[4]此外,在地域上,美国西部广阔的自由土地的存在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在自由土地上的殖民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农场主。如果西进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激进分子呢?这种能够选择逃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拔掉了美国工人阶级敌视资本主义的芒刺。[5]

    桑巴特由于深受当时支配着德国左派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而非社会方面来解释美国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感。全书用了最长的一章来论证美国普通工人的绝对生活水平远在德国工人之上,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美国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报酬而消亡了这样一个命题。书中有一句后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名言:“在烤牛肉和苹果派面前,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6]

    (二)围绕“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展开的争论

    除了桑巴特,马丁·李普塞特、弗里德里克·特纳、路易斯·哈茨、约翰·康芒斯和塞利格·珀尔曼、罗宾·阿彻等著名学者都表示了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认同。他们的观点要么与桑巴特类似,要么在桑巴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释。“边疆学派”代表特纳在《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书中充分论证了桑巴特的西部自由土地理论,他认为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成了缓和美国社会矛盾的“安全阀”,由此他得出美国社会不同于欧洲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存在的余地的结论。威斯康星学派的康芒斯和珀尔曼则更具体地提出了“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例外论”。康芒斯坚信,正是桑巴特所概括的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性使美国工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特点而非社会主义特点,这是社会主义在美国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珀尔曼赞同桑巴特关于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的说法,认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工人的职业意识。威斯康星学派试图通过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例外论,说明美国无产阶级只需在竞选中投票给资产阶级两大党中能够维护工会要求的候选人,而无须成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茨在他的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提到西方到处存在的封建因素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起因,而自由的美国跃过了历史上的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封建传统和严格的阶级结构,是一种例外的社会,美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不可避免。[8]2007年,英国教授阿彻在其《为什么美国没有工党》一书中,比较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劳工和政党,认为是新工会主义的软弱、镇压的水平、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工人运动。[9]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研究深受桑巴特的影响,在对桑巴特关于“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李普塞特出版了著作《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他肯定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但他更强调桑巴特的价值替代论,即自由民主的“美国主义”对于消解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美国的工人阶级认为在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内就能够获得社会主义运动所要追求的平等和自由,因而不需要反体制的社会主义政党运动。[10]

    另外,桑巴特在书中对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解释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肖恩·威伦茨在他的文章《反对美国例外主义:阶级意识和美国工人运动,1790~1920》中指出,国家的阶级意识应该是各具特点的,不能因为美国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而认为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掺杂着社会主义传统。[11]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头号理论家迈克尔·哈灵顿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76年的英译本前言中提到桑巴特忽略了欧洲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因此美国工人未必比欧洲工人更加富裕。同时,桑巴特认为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就会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也令人难以信服。在某些情况下,比如19世纪末期的德国和1968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正是伴随着本国经济的繁荣富裕而到来的。而且在工人阶级内部,社会主义有时在手工业工人和其他熟练工人这些无产阶级的较为幸运的阶层中,获得了最大的支持。更多的学者还批评桑巴特关于“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持友好态度”与“自由土地能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两个论据前后矛盾,既然美国工人如此热爱资本主义,那他们为何要逃往自由的西部呢?

    在美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关于“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辩论,1929年,美共中央书记洛夫斯顿还曾因发表过类似言论而被驱逐出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洛夫斯顿表达了虽然美国帝国主义内部存在一系列根本矛盾和明显的衰退因素,但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仍处于上升阶段,还拥有相当力量和潜力,虽然美国革命化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还未达到全国化的规模的观点。[12]但是反对者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就要达到它生长的顶点了,美国的革命化过程已经具有普遍性,已经席卷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所以美国极有可能爆发一场带有革命特点的斗争,美国不是欧洲,美共应该采取阶级对抗阶级的策略。[13]福斯特指出洛夫斯顿的实际主张是,“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同而且要比他们优越,因此美国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衰退的规律的限制”,“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正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工人的革命斗争的到来可以预见,但美国的资本主义则肯定是在向上发展,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没有指望的。”[14]洛夫斯顿与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分歧在于:洛夫斯顿将不可避免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推到了遥远的未来,而福斯特则认为它就在眼前。最终福斯特和共产国际将洛夫斯顿的“美国例外论”认定为对美国国情的永久性的错误判断,是对美共和共产主义的背叛,洛夫斯顿因此被撤职并被清除出党,“美国例外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共产国际中的一种异端邪说。在被开除出党之后,洛夫斯顿仍然坚称他的“美国例外论”是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与特点得出的具体策略。[15]

    (三)“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是一种误读

    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大多仅仅停留在对美国工人阶级生活领域的现象观察以及对美国价值观的推演上,孤立静止地看待影响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难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是一种误读,美国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之外。

    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对于我们研究发达工业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美国的社会主义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桑巴特一生思想复杂而多变,使得他在此书中的观点也不够连贯,甚至前后矛盾。

    按照桑巴特的理解,所谓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仅就“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信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而言的,即与欧洲工人相比,美国工人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在书中强调:“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论断是否真的正确。如果认为根本没有,那么毫无疑问是错误的。”[16]可见,在1906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上升期之时,桑巴特并未从本质上否定当时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实际上,从桑巴特和李普塞特等人有关“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美国究竟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把握社会主义的含义。“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源于古代拉丁文socialis,原意为“同伴”“善于社交”等,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才开始把“社会主义”一词用作他们向往的、与资本主义大不一样的一种新社会思潮、新社会制度的名称。[17]在现实中,“社会主义”是个多义词,其含义一般包括了三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理解美国是否有社会主义,也应该从这三方面入手。第一,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到目前为止不仅美国没有,欧洲发达国家也没有。第二,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运动,那么在美国历史上一直绵延不绝。早在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候,美国就出现了全国性的罢工。1886年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争取8小时工作制大罢工成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起源。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创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之后又和希尔奎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温和派合并,成立了美国社会党。一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分野,由查尔斯·鲁登堡领导的美国社会主义左翼组织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在这些左翼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劳工运动以及60年代为平等主义精神所激励的民权运动,先后推动了美国国内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重大社会变革。第三,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正义、公正、平等的思想或价值体系,那么美国不仅有,而且很突出。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在社会方面,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没有封建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差别的标志,决定一个人威望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成就;在经济方面,一般认为,职工持股制度最早就起源于美国,这种使员工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拥有者的员工受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使雇主和工人上的差异消失在一种共同的所有权里。同时,美国具有广泛的福利制度,政府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比例很大。因此,就社会主义的含义而言,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并不能等同于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8]那些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学者,他们在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证明的同时,也恰恰承认了美国具有社会主义的诸多因素。

    继桑巴特之后美国学者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各种解释。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使得美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是仅仅强调美国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例如西部的自由土地、缺乏封建传统、美国工人的个人主义,等等,并且把这些因素看作一成不变的,那么就会对美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做出错误的判断。事实上,今天阻碍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些因素已经有所改变。例如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就已经开发殆尽,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没有成为真正农场主的指望了,而由于托拉斯的形成,工人们盼望变成小商人或工业家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如今,美国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美国人手中,美国虽为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但它的不平等程度也最为显著。美国大选进一步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政党分肥制普遍盛行,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逐渐暴露。因此,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取得成功与美国社会主义注定失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结尾部分,桑巴特对美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也做了与他前文相反的预测,他指出:“所有这些迄今为止阻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因素都将消失或将转向它们的反面,其结果是,在下一代人那里,社会主义在美国很有可能出现最迅速的发展。”[19]

    (四)“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实质

    美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当下左右之争的问题。美国人一直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所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经常求助于美国历史来证明他们政策的正确性。“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使美国右翼有足够正当的理由反驳左翼的政策主张。例如,美国共和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在他的《拯救美国》一书中就以“我们是谁”为起点展开了对左翼的批评。他指出:“我们明白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将自由与秩序、对力量的崇尚与对弱者的同情、宗教信仰与宗教宽容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世界上独一无二。”[20]金里奇在书中将社会主义社会称为世俗社会化社会,认为以奥巴马、佩洛西、雷德为首的左派是毫无争议的世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谴责这些左派精英不相信美国例外论,凭自己的喜好,像操作机器那样,随意改变国家,一心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世俗社会化社会。所谓“拯救美国”就是要把美国从社会主义的迷失中拯救出来。相反,如果美国在社会主义方面并不例外,那么美国左翼就会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找到合理性,也不必担心受到右翼的指责。美国政论家约翰·尼古拉斯就试图通过回顾美国社会主义传统来捍卫左翼的政策。他在《美国社会主义传统》一书中明确提出美国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塑造和巩固了美国,要理解美国,尊重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可能的未来,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这个传统。[21]由此可见,“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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