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而至的失恋之苦使少年在这些日子无精打采，他开始临摹一本反映战争年代的连环画，借以消磨时光。那时林场的知青聚在一块，玩一种叫作“攻老K”的扑克游戏。大家没敢叫他，也无力分担他的懊恼。周瑞说：还是自己酿酒自己喝吧。这个上海人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三道四，一边暗地里背着尹玲娟同大队的女赤脚医生私通。
这天，学校又来人捎信给他。信还是父亲的。送信人是教物理的方老师，那天同韦青打乒乓球的男人。方老师说，韦青又回水市去了，家里让一辆吉普车来接的。纸包不住火，方老师说，你和韦青的那点事谁都晓得。上次韦青的父母专程来了学校，当时就要把韦青转走。韦青不肯，韦青说：我保证同他断还不行吗？方老师那天在隔壁批改作业，听见韦青哭得很伤心。方老师埋怨道：你不该把这件事捅到台面上，全公社都晓得了，那还不黄掉？他们那样的家庭能敞开门让你进去吗？他笑了一下，他说：我不从门里进去，难道还要翻墙不成？那一刻他的心情突然奇怪地好了起来，但他还是不能理解韦青为什么有兴趣打乒乓球。
后来他同方老师去了公社的小餐馆，要了两碗杂烩面和一盘猪耳朵。他希望方老师能多谈点韦青的情况。方老师说，韦青不过是下乡打个滚而已，两年一过，她是肯定要被推荐上大学的。她怎么可能陪你在梅岭待上一辈子呢？这句话让他心里顿了一下。一辈子？他觉得连腿都软了。他想到了父亲，马上意识到方老师这句话并非是信口开河。单从林场的情况看，若论招工，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在这个秋日的黄昏，他心里纳满了苍凉。他觉得自己是走在圆形的跑道上，末路和前途已经没有了任何界限。
由石镇开往水市的末班车到了，两个搭便车的乡下人塞给司机一只老母鸡，爬进了驾驶室。司机不屑地看了那两人一眼，手往后指了一下。于是那两个人便尴尬地从驾驶室下来，上了后面的篷车。不一会，供销社的女会计进了驾驶室，手里捧着一瓶正吃着的橘子罐头。女会计喂了司机一口，司机淫荡地咧着嘴，轰了几下油门，车开走了。
他望着这辆篷车摇摇晃晃地融进暮色，眼前还浮动着那两个搭便车的人的表情。他估计那只老母鸡至少有三斤半重，怎么说也值四块钱。从这儿到水市的车票价格是两块六。那两个人为了省下这一块二毛钱爬上爬下，实在有些不值。天黑了，公社今晚有电影《决裂》。上个月他在石镇看过这部片子，他不喜欢，就记得一个老教授在大讲“马尾巴的功能”，当时下面的观众全笑了。他觉得奇怪，这可笑吗？马尾巴的功能为什么不可以讲呢？露天电影的放映点在公社门口的坡下，紧挨着公路。他和方老师就是在这里分手的。他还在想刚才开过去的篷车，如果他搭上这车，电影一结束他就该到水市了。他想见到韦青，尽管这已无济于事，但见一面还是应该的。这个晚上他后来就坐在一截断墙上看完了电影《决裂》，他觉得一切都很好笑，因为那是银幕的反面。
返回林场的路上，他这才想起了自己的狗副官。下午他送方老师出来，这狗就不在跟前了。这个夜晚没有月亮，星光清冷。他走在公路上，总感觉副官会嗖地从哪个方向窜出，来到他面前。可是狗一直没有出现。等他走到林场宿舍门口，还是没见到副官的影子，这倒有些怪了。于是他向黑暗中喊了几声，依旧是没有回应。他想这畜生或许是到邻村找对象去了。这本该是个恋爱的季节。
他有些疲倦，想用热水泡个脚。厨房里已没有了热水，他看见女知青屋里还亮着灯，便敲了门，向她们要一瓶开水。卓亚丽问道：你没回石镇？他说我去外头转了一圈。卓亚丽说：我们都以为你回石镇了呢，副官也没在。他问道：你们也没见到副官？徐平从帐子里露出脸说：中饭后还在梅岭上转悠，我见到过。他没有再打听，拿着水瓶走了。泡脚的时候，睡意浓浓袭来，他顾不上倒洗脚水，就爬上了床，急忙脱了衣裳，拥紧了被子。他似乎还能嗅出枕巾上韦青留下的梳发油的桂花香味，不久，他便死一般睡去了。那几个小时里，他的意识完全死亡了。如果不是膀胱涨到了极限，他肯定会睡到翌日上午。他讨厌半夜出门上便桶。那时候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天上现出了很细的月牙，万籁俱静。他抖抖瑟瑟地尿完，看见厨房里还亮着灯。关上大门，他立刻嗅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从厨房传出。他觉得有些蹊跷，便去了厨房，看见张志松从锅台后面直起身来，手里还拿着火钳。张志松混浊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表情像个十足的傻瓜。
他问道：你这么晚烧什么？
张志松说：烧点吃的。我饿狠了。
他又问：是肉吧？
张志松支吾着：对，是肉……
他没有再说，看着张志松那张古怪的脸。这个人今天如此紧张，简直像个贼。他想这小子一定干了什么坏事。他咳了一声。
突然，张志松对他扑通跪倒。他吓了一跳，脑中迅速飞过一道凶光。他一把揭开锅盖，看见一只狗腿正泡在酱油中！他大叫了一声，副官的脸便在这惊叫中呈现了。他一脚将张志松踢倒，抄起火钳朝这贼人的头劈了下去。
我操你妈！我杀了你这婊子养的！
张志松死命抱着头在地上翻滚，大喊：你打死我了！你打死我了！
知青们全惊醒了。周瑞第一个冲进来，将他抱住。接着是刘卫兵和尹玲娟，他们慌着把张志松拖到了外面。他看见张志松一脸是血，自己的手也被那小子用菜刀砍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正往外涌。周瑞让卓亚丽和徐平拉住受伤的他，自己跑去喊赤脚医生了。卓亚丽一见到血就浑身哆嗦，紧接着就哇哇哭起来。那边，张志松还是在捂着头喊叫要死了，屋子里乱成了一片。
我至今不知道张志松是怎样弄死副官的。第二天，大家去张志松队里一个驼背家，找到了狗的皮和部分被腌制的肉。驼背非常害怕，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张志松拖来的就是匹死狗，他只是帮着剥了，想落一张皮子做夹袄。周瑞问我怎么办。我说埋了吧。刘卫兵抄起一把锄头砸烂了驼背的锅，骂道：杂种，你连狗都不如！
林场的知青都喜欢副官，那是条通人性的狗。我们把副官埋到梅岭朝阳的那面坡上，三个女孩都哭了。后来大家凑钱让老何另买一口锅，老何还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问道：买锅做什么？这口锅好好的呀！徐平便小声对厨子说了。老何吃惊地退了一步：我的天！早知如此，我买猪肉来换呀！
我一生就养过这一条狗，竟落到这样的下场。这些年读的小说，凡描写狗的，从杰克·伦敦的《雪虎》到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无一不打动我。这样的狗是可以做朋友的，它们不是供人取乐的宠物。在那个秋天的一日，我凭记忆为副官画了一张肖像。
1988年10月，我因筹备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拍摄，去了江南。一天夜里，我观摩了娜塔莎·金丝基主演的《豹妹》。黑豹的面部特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黑豹那双流露着深情而绝望的眼神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禁想到已死去十二年的副官来。我想我的副官最后的眼神也该是这个样子。去年冬天，我去广东茂名出席一个文学笔会。最后一天，大家兴趣盎然地坐船游水库。主人安排得十分周到，中餐是在船上吃狗肉席。我当然是不会吃的，甚至都不愿嗅到这肉的气味。我提着一支双筒猎枪上了岸，向天空打了二十枪。
“副官事件”并没有就此了断。我们从山上下来，远远就看见场长披着衣坐在门口抽烟。场长见我扎着绷带，好像得到了某种印证，就问：昨夜动刀了？我不想理他，径自回屋了。或许正是这个举动激恼了他，让他感到一点权威都没有，所以这人立刻就去公社汇报了。他说两个知青为一条狗打架，险些闹出了人命。公社一听就紧张了，让大队派基干民兵把这两个人先逮起来。场长便去找了民兵营营长，到了中午，矮个子营长就带着两个持枪的民兵来了林场。那时我正躺在床上，刘卫兵匆匆进来说：公社要关你们了！我说关吧。然后我就出去了，看见营长正在点烟。营长歪过脸问我：怎么回事呀？我根本不听，坐着听候发落。营长把一只鞋穿好，说：你不对我说，就上公社说吧。然后就叫民兵去喊张志松出来。张志松不开门。营长大吼一声：你再不开，我们可要动手了！这时，门突然开了，张志松手持菜刀站到营长面前，说：你动手呀？你怎么不动手呀？你动手老子就先砍了你再去挨枪子！气氛一下就紧张了。营长的脸变得惨白，那会儿场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还是几个知青隔到了对立双方的中间，把他们拉开。周瑞说：这是知青内部的事，已经解决了，还去公社干什么？张志松把菜刀狠狠扎到门框上，大哭大号起来。几个人连拖带抱把他送回了屋里。营长自知无趣，背着手离开了。
张志松是个十分古怪的人。那时他整天待在屋里，什么事都与大家反着来。你吃饭时他睡觉，你睡觉时他吃饭。而且因为队里停发了他的口粮，他一直是在蹭饭吃，大家剩多少他就吃多少。上海几个月没有钱来，可能同家里的关系也闹僵了。他把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一心静等年内的招工。他门后面挂着一排衣服，从来不洗，轮着穿。有一回他对我说，等到招工那一天，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烧掉，不带走一点霉气。可是招工迟迟不来。即使来了，他也不是周瑞的对手。周瑞毕竟还干着活，人缘也不错。但是不久，周瑞的麻烦也来了。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山上间树苗，看见公社武装部部长和大队民兵营营长又来了。这回不是民兵，而是穿白制服、戴大盖帽的公安。我以为又是冲我和张志松来的，便下了山。场长挥了挥手，叫大家歇会儿。我便有些奇怪：怎么刚上山就歇了？等大家三三两两地下来，武装部部长用手指了一下周瑞，沉着脸说：你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周瑞还没有反应过来，两名公安就将他推进了屋。不一会儿，听见周瑞在里面大哭，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戴上了手铐，泪珠还挂在腮上。大家不知所措，尹玲娟也哭了。等他们走远了，场长才把锄头一笃，说：看见了吧？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就要走邪路的！然后他就宣布开会了。场长说，周瑞犯了破坏军婚罪，至少要判六七年。大家这才明白，场长指的是周瑞和大队赤脚医生的那一腿。可是那个赤脚医生并没有结婚，不过是以前和村里一个当兵的有点意思，连上门礼都退回了男方，这怎么能算军婚呢？
于是我们就去找了那个赤脚医生，希望她能站出来替周瑞说句公道话。可是她不敢，她说如果证明周瑞是冤枉的，那么她便成了勾引周瑞的人，也就成了“破坏上山下乡”，这也是可以定罪的。刘卫兵一听就急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坐牢？女人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说：我肚子里还有条命呢！我们只能保一个，无论如何我等他出来还不行吗？女人哭诉着，我们听了也心酸。回到林场，我同大家背着场长商量，想写一张诉状递到公社去，说周瑞和赤脚医生完全是自由恋爱，要求上级核查，释放周瑞。大家都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不妨先这么做。我立刻就动手写了，让大家都签上名。尹玲娟先是不肯，说周瑞不该脚踏两只船。徐平就骂了她，说现在是救人要紧，你管他几只船呢？尹玲娟就哭着签了，说她和周瑞的事今后不许再提了。我用复写纸写了两份，一份由我和刘卫兵送公社，另一份由徐平送到她表姐夫手里。我们正要动身，张志松出来了，说：我也签一个吧。我便把笔给了他。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好，又递给了他一支光明牌香烟。
我决定还是先去学校找韦青。她同公社书记是亲戚，这对解决问题有利。这是我与韦青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上一次，我见到的只是她打乒乓球的背影。我到的时候，韦青正在上课。我在门外喊了她一声，她很是意外，脸一下就红了。学生们也都纷纷站起来往我这儿看。我也有些不自在了。韦青让大家自习，很镇静地走过来，问道：你手怎么了？我说砍柴弄的。她说砍柴怎么会砍到手呢？我支开话题，简单地说了一下周瑞的事，想请她帮这个忙。她说：你就为这事来的？我点点头。我们便一下沉默了。我把材料交给她，骑车离开了学校，一路上都想回头。
材料递上去了，可是迟迟没有结果。一天夜里，林场全体知青被通知去公社听传达中央紧急文件。我们以为要同苏联打仗了，觉得这也很好，与其落到这个穷乡僻壤不如上前线拼命。等到了公社，才知道是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记得当时公社政工组组长把我叫到他屋里，在文件正式传达之前，他先向我透露了一点，说中央又出了反党集团，让我猜猜是哪四个人。我一口就猜中了三个，唯独不敢猜的是江青。政工组长便让我再猜，还说猜错了不要紧。我这才试探性地问道：该不会是江青吧？政工组长点上一支烟，说：事物都是辩证的，你越认为不可能反而就越可能。当初林彪暴露，谁敢信呢？可偏偏就是那么回事。我想我是猜中了。事隔二十余年，我还是有点奇怪，怎么全猜中了呢？那时我不过十九岁，没有什么直接和政治挂在一块的事，根本谈不上什么嗅觉。我想我不过是不喜欢那几个人罢了，这是一种直觉。倒是上辈人敏感于斯，不久，我接到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详尽地阐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很快就要到来。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引用了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已经来临，
春天还会远吗？
——1997年10月25日
梅岭那一年的冬天异常干燥。雨水在秋季降完了，雪又迟迟不能落下。农民像蛇一样待在家中，算计着粮食能否吃到开春。同水市和石镇相比，这地方似乎感觉不到外部世界的变化，一切如同往常。
这期间他又去了一趟水市，还是住齐叔家。他从齐叔明朗的表情里得到了某种安慰。齐叔说，你要抓紧复习从前的功课，高考很快要恢复了。“高考”这个词对他陌生而新鲜，就是说今后上大学不用推荐了？他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叫作希望的东西着实在眼前出现了，他感到这东西像一块磁铁，只要你属于铁做的，它就能把你找到。虽然高考的消息迟迟没有被官方证实，但是迹象已日趋明显，水市的一些知青纷纷回城了。这天，小丹也从江南回来了，那时候他正在帮齐叔往腰上贴膏药。在见到小丹的那个瞬间，他突然有些不安和愧疚。他想起自己和韦青的那段情感生活，总觉得对小丹构成了一种背叛和伤害。小丹的变化不大，除了头发剪短了，一切看上去和去年差不多。小丹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画了。回头你给我画张像，你从来没画过我呢。他说，我画不好你。我们太熟了，反倒画不好。小丹想了想，说：你讲的也对，我俩就是太熟了。后来他们就谈了一些农村的事，又谈到了高考。小丹问道：你还是考美术吗？他说那是。小丹说：回头我帮你借点资料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哥哥以前是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很正规。正说着，窗外响起了自行车铃铛声。小丹推开窗，对一个眉清目秀的男青年说：这么快呀？我还想洗个澡呢！男青年说：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然后就骑车走了。
他注意到小丹的脸有些红晕，心里大致清楚了。小丹关上窗，说这青年是和她一起插队的，叫苏建设，刚才说借资料就是找他。小丹越说越不自然，他倒是很专心地听着。他说：你快洗澡吧，人家等着呢。小丹问：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他笑了一下，说：我不过刚看了一眼，人倒是很精神。小丹说：他这人很老实。说着，小丹就进厨房涮澡盆去了。家中就剩他俩，他坐在齐叔的屋里看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声讨“四人帮”、歌颂华主席的大块文章。他不喜欢看这种空洞的文字，况且此刻又没有心思。他想那个叫苏建设的青年肯定是和小丹恋爱了，他们会睡到一张床上吗？小丹的洗澡声不时传过来，他突然感到胸口堵得慌，一种呕吐的感觉在胃里蠕动着。小丹的胴体在他眼前浮现着，她的姿态和呻吟的表情与韦青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她躺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之下。她流血了吗？他发现自己成了一名窥视者，目击了小丹和苏建设做爱的全过程，他被这种幻象折磨得狼狈不堪。
然后，他悄悄离开了。他直接去了汽车站，赶上了去石镇的班车。但他不想回石镇，决定在梅岭下车。他想自己应该准备迎接另一种由希望带来的生活了。两小时后，班车抵达了梅岭公社。那时虽不过下午五点，但暮色已经很浓了。他去路边厕所里撒完尿，刚出来，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喊他，一看，竟是周瑞！他看见这个上海人已被弄得人瘦毛长，几乎判若两人，就说：你出来了？周瑞点点头：上午才放的。一开口这人就流泪了，接着说：我一直在这里等熟人，我不想回林场了，小尹肯定会骂我，我对不住她。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你替我转交吧。他问周瑞晚上住哪儿。周瑞说在前面一个公社，那儿也有上海的知青，明天就从那里搭车去水市，再乘船回上海。他们又谈到那个正怀孕的赤脚医生，周瑞说过些日子他让弟弟来一趟，把行李托运一下，再把那姑娘接回上海坐月子。他问道：你是决定同她结婚了？周瑞沮丧地说：走到这一步，也只好这样了。她也不容易，我将来让她在里弄找点杂事做，户口是没办法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几天后，他借来了一辆板车，把全部行李架上去，准备拖回石镇。刚要动身，场长披着军大衣突然出现了。
场长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他说：回去。我要复习考大学。
场长笑了一下：光凭考恐怕不行吧？再说，等你考上再搬东西也不迟嘛！
他也笑了一下：老子还考不上吗？
场长一愣，但又一时找不到词，只是哼着鼻子。
他激动起来，大声说：只要凭考，老子就没有什么怕的！
这时候他唯一想听到的是副官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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