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课考试有三项：素描人像写生、速写、命题创作。前来主持招生的是一位姓周的教授，他是位小有名气的国画家，有着令人尊敬的仪表和亲切的态度，但我不喜欢他的画。两天考试结束后，第三天有十三个人被通知体检，其中也有我。这对我显然是个鼓舞，冷却两天的心又热了起来。体检完毕，周教授把这十三个人集中起来，说了一通模棱两可的话，让大家回去等通知。一切便这样结束了。散了会，周教授把我叫住，领我去了曾经在他那儿进修的一位艺校老师家，问道：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解决？话来得突然，我回答得吞吞吐吐，我说好像是。周教授又问：你的文科成绩如何？我说我在中学时文科一直是优秀的。周教授说：要是这回美院不取你，我建议你明年改考文科，名额多，也有规定的硬性标准。画却没有，一张画放在那里，说什么都可以的。说着，他铺开宣纸，为我写了两个字：登攀。我心里陡然一沉，知道自己的戏完了。
那时石镇正传送着我考取美术学院的消息，人们把我去犁城考试看作是应付程序的走过场。所以我一回来，很多人就到了我家，说了一大堆恭贺的话，他们说“早就看出来了”，说“这下可出头了”，如此等等。甚至还有人提前送来了贺礼。我想只有母亲知道我难以录取的情况，所以她总是从容地对别人说：可能性不大，等明年吧。这个傍晚，我把犁城考试的情况一一对母亲说了，我说没希望了。母亲说：明年再考吧。我沮丧无比，想起周教授说的那些话心灰意冷。母亲说：你必须考到三十岁。
那个炎热的晚上，后来我又上了阁楼。我拿起一根炭精条凭想象画了受难的耶稣。
其实那时我对《圣经》里的故事所知甚少，多少年后我还为这十九岁的布尔乔亚式的忧伤情调感到不可思议。那个晚上，我面对自己这件作品想了很久，我问自己：放弃绘画吗？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明年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位教授说得不错，对我这种人的确需要“硬性标准”，社会永远不会对你产生弹性，于是你就必须拥有一种绝对的本领。如果你百米跑出九秒，如果你发明治愈癌症的良药，如果你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如果你是刀枪不入的人，如果……
我没有“如果”。那时我最大的苦恼是志向与生存的矛盾。为了生存，我必须放弃志向，去适应一种硬性的标准。我得先把户口从农村转上来，由农民成为学生，再由学生成为干部。没有比这个更实际的问题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发生在1977年夏天的种种波折是命运的安排。我来到这世上，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其实早已经规定好了。命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你改变不了你的血液。
有一件事至今令我惊讶。那年夏天我刚从犁城考试回来，因为所在的生产队还存有我的一些余粮，我便又回了一趟梅岭。我搭的这辆便车，是去公社收购站拖废品的。等我把粮食弄来，这辆车也大致装好了。我把一麻袋稻子架上车，气喘吁吁地坐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忽然我发现一张受潮的省报副刊上有父亲的名字。我太意外了，就小心地将这张报纸抽出来。这张标有1957年5月21日的省报，副刊版上登载着父亲的一篇叫作《菱塘新歌》的小说，大约三千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唯一发表的小说，几个月后，他被划为右派。那个下午，我坐在废品车上把这篇小说读了又读。我并不喜欢，但我一生中最大的选择却于不经意中完成了。这张报纸比我大半岁，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它居然在一个乡村的废品收购站里与我相遇，它找到了我！我的心变得很沉，我想，父亲没有成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梦得靠我来圆了。1986年，我在第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后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我这样写道：难道两代人做一件事还不成吗？言语中透出了几分豪迈，一种使命感在驱使着我，觉得可笑是在几年以后。我的文学梦开始于1977年，二十年后，这个梦醒了。
——1997年10月26日
像往常一样，石镇的早晨仍是喧嚣嘈杂。附近的菜农总是在这时候沿街卖菜，交通拥挤不堪。那时少年还在睡梦之中，这个僻静的角落听不见菜农们的叫卖声，惊醒他的是大树上过早鸣叫的知了。
他已经有好些天没画画了。原先挂在墙上的素描写生被全部拿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关于中外历史的图表。历史这门课整个中学阶段居然没有开，现在他依靠的是范文澜主编的那套《中国通史》和东拼西凑的外国史资料。这个早晨他显得迷茫而困顿，无数的战争和农民起义把他的脑子搅成了一锅粥。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似乎又懂得了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比如朝代的更替靠的都是起义和战争，比如文明的具体发展总表现在战争的装备和手段上。历史上的苦难总比欢乐要多，和平似乎成了战争之间的停歇。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总要流血，所谓历史的长河实际上是一条血河……二十年后，他从一部外国影片里听到了一个男孩对历史的评价：当人变坏了，历史便开始了。当人变好了，历史就结束了。这是他迄今听到的对历史最精彩的界说。
1977年的夏季冗长而缺乏想象力。热闹一时的高考过去了，关于这次高考的话题才刚刚开始。中学时代的几个朋友常来他这个阁楼上聊天，他们向他介绍试卷和标准答案。作文的题目叫《紧跟毛主席，永唱东方红》。他觉得这不像是作文题而像报纸社论的标题。从前的高考作文题是富有诗意的，比如《雨后》。他忽然觉得高考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这年的高考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文科考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算一门，还有政治。不久，分数线划定，只要180分即可录取。然而即使这样，石镇的考生过线者仍是寥寥无几。一天晚上，他悄悄去了母校石镇中学。校园里十分空寂，附近农田的蛙声此起彼伏。他看见一直查封的校图书馆亮着灯光，就走了过去。那儿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秃顶男人在捆扎旧书。这人姓陈，曾是语文老师，因为历史上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教员，“文革”之初即被打倒，至今也未翻身，在学校监督改造。有一次全校开大会批斗他，让他交代反党罪行。他实在交代不出来，就哭，就在裤裆里撒尿。可这样也没饶了他，让他站到一只很高的椅子上。尿液顺着他的裤管往下淋。这一幕少年记得非常清楚，他觉得一个成年男人弄成这个样子是值得同情的。后来这人终于坦白了一件事：有一回看完电影《红日》，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上有许多机翼印有青天白日机徽的飞机。他承认他的灵魂深处是在幻想国民党反攻大陆。于是他被淹没在一片打倒声中。
少年轻轻咳嗽了一声，陈老师回过头，老花镜滑到了鼻梁下。陈老师问道：你这回考得怎样？他摇摇头，他说我给美院耽误了。陈老师说，你的文科很好，应该考文科。他说：我明年就考文科。陈老师递给他一支烟，他有些尴尬。陈老师说：你要写文章。你父亲文章写得很好的。他忽然感到亲切，便帮陈老师捆书。接着他发现有不少文学书，其中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劳伦斯的《虹》、巴金的《雾·雨·电》。他问道：这些都是坏书？陈老师想了想，说：可能暂时用不着吧。他说：我拿走？或者我回去拿钱买下来。陈老师笑了一下，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明天你去收购站，同他们谈谈。他说好，把想要的那些书捆在了一块儿。陈老师想想又说，这批书可能要直接送到纸厂化浆。纸厂远在石镇的五十公里之外，看来这事难了。说完陈老师出门转了转，回来后对他说：我把这些书堆在窗户下面。然后，就这么做了。那个窗户少了一块玻璃。少年立刻就懂得了老师的意思，便匆匆离开了。几小时后，少年拖着一辆用轴承做的滑轮车再次接近了母校图书馆。那时四处漆黑一片，天上只有微弱的星光。少年伸手从窗户里面拨开了插销，把那些书一本本掏出来，装了整整一大麻袋。他很有些紧张，汗从头发根部渗出，流了一脸。但他得手了。
这些书中，有几册是五十年代《文艺报》的合订本，其中有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反右派的文章。对于十九岁的他，胡风与右派，都不陌生。但对于同代人，他显然是过早接触到了这两个字典中无法查找的词汇。这些书后来伴他度过了一年的好光景。将近二十年后，石镇中学因为要竞争省重点中学，四方写信向校友求助捐书，因为省重点中学的其中一项达标是藏书必须过十万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又将这批当年偷来的书完璧归赵了。同时，他也送了一套自己新近出版的文集。那位陈老师业已作古。父亲平反回到石镇后，曾去拜访过这位昔日老友。他们在一起玩了四圈麻将，二十年的话一言难尽。但陈老师谈起那回里应外合的“偷书”仍是眉飞色舞。他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却把教学生偷书当成了杰作。几天后，这位石镇中学最好的语文教员在讲解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时，脑溢血突发，死在了黑板的右侧，享年五十七岁。
石镇的冬天是美丽的。石镇的冬天无风而有雪，那雪静静地落，落得均匀，落得完整。那时你站在桥头往镇子看，就觉得每家的屋顶都像一块豆腐，在阳光下升腾着微弱的热气，连鸟儿也不忍去破坏这完美的图画。桥下的琴河在冬季变窄了，两岸的沙丘上摇曳着干枯的芦苇与杞柳。清晨，这河是结了冰的。胆大的孩子敢从这冰河上溜到对岸去玩耍。到了中午，河上的冰便开始融化，那时你倾听化冰的声音就像遥远的琴瑟。
冬眠不觉晓。昨夜的雪落满了小院，那棵枣树仿佛玻璃制成的。少年醒来发现这变化的自然，感到特别兴奋。他很想出去画一幅油画写生，但那些颜料早已干枯了。后来，雪又让他想到了小丹戴口罩的样子。他和小丹有半年没见面了。他想春节去水市，那时父亲也会从巢湖回来。1977年的冬天这个国家也像开了封的冰河，但是流动得十分缓慢。从水市传来的消息，北京正在考虑落实政策。这从父亲个人的变化中也看出了端倪。父亲被临时聘请到当地公社中学教外语。但在一年前毛泽东逝世时，他和那些四类分子一起被捆在一座庙里，接受荷枪实弹民兵的看管。这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的管制。上个月他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重点谈到了高考，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从头开始。他觉得父亲并不了解自己的过去，高考不过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所以他在这个冬天里，差不多都是在读那一堆从母校偷来的小说。现在他觉得，放弃绘画已不再那么困难了。文学所营造的空间似乎更大。绘画的空间只是一瞬的凝固，文学的空间却在流动着。他甚至想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这是令人愉快的一天。离别三年的朋友冯维明从成都复员回来了。他刚洗好脸，维明就进了院子。他一直认为在那些入伍的同学中，冯维明是最优秀的。冯维明这天穿着父亲的旧呢子军装，围着一条暗红格子的羊毛围巾，显得很英俊。当他知道维明真的不是探亲而是复员后，便猜测这其中的原因。维明说：你别猜了。我急着回来，是想赶明年的高考。明年是全国统一命题，我们没有考不上的道理。冯维明是自信的。这个出生在军官家庭的青年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的父亲是县人武部政委，但资历很深，是在当年皖南新四军里扛过几天枪的。入伍前，冯维明的理想是当一名职业军人。但是他那个部队是个物资供应站，他看了两年的仓库。后来，据说站长的女儿看上了他，可他又不愿意，说那个女孩一脸的雀斑。冯维明的处境变难了，干脆彻底脱了军装。现在，冯维明说，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外语系。维明说国家最缺的就是外语人才，语种偏冷最好，比如说德语和西班牙语。这个上午，他被冯维明设计的外交官生涯弄得不知所措。他觉得维明见识很不一般，这种职业别人是不敢想也想不到的。他想从前确实把这个冯维明想得太简单了。
文科将来一定是到机关了，维明说，你想做官？
他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文科的毕业生前途就是做官。教师、记者、文化干部，这都是文科的前途。但他告诉冯维明：我决定当作家。他忽然觉得“决定”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很多年以后，他回想起这个冬天在石镇阁楼上与冯维明的谈话，仍然有些怦然心动。但那时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生和冯维明将有种种纠缠。
于是，他常和冯维明一起讨论复习的事。那时维明集中精力突击英语，他拥有这方面的天赋与激情。关于语文、政治、历史与地理，都是由他将一些试题做好，再让维明抄去背诵。他们复习得似乎很轻松。有一天，冯维明借了一支小口径步枪，背着照相机，两人去郊外的大成湖打鸟。冯维明的枪法很准，几乎是弹无虚发。他们租了一条渔船，在大成湖上兜着风。这一次，他们谈论着爱情。维明说他不准备在大学里恋爱，因为这会给分配带来麻烦。万一分不到一块怎么办？维明说，再调动又得花气力。这可不是在石镇，凡事老头子出面就妥当了。他越发觉得冯维明比自己成熟，但他说：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冯维明举起枪，瞄准水面上的一只白鸟，一枪击穿了鸟的颈项。然后维明将枪竖着举起说：你能不瞄准就扣动扳机吗？他笑着点起香烟，觉得冯维明这句话很有点哲学意味。他本来想谈谈韦青，然而这念头在枪声中消灭了。
似乎有一种感应。第二天，他去菜市上买菜，无意中竟看见了一年未见的韦青！
他们的视线有了瞬间的相碰，但是很快被一把伞隔断了。那时他仿佛又听到了冯维明的枪声。那声音是微弱的，但在湖面上显得异常清脆。他的情绪在这一天里低沉而杂乱，后来他就去了冯维明家。路过石镇中学门前，他听见一群人在议论着几个月前的高考，说谁谁考取了，谁谁只差两分。他突然意识到，韦青一定是来领录取通知书、转户口的。就是说，她考取了。她身边那个略嫌臃肿的妇人无疑是她母亲，这对母女视察似的逛着街市，对小镇的风景颇有兴致，以投下最后的一瞥吧？
那时候冯维明正对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用标准的普通话把关于历史的复习答题输入。这样就不需要看书了，冯维明说，每天听他几遍。他想冯维明真是一个精明人，干什么都有条不紊，手段高明。维明已经知道原来的同学中哪些人考取了，一个不漏地报了出来。他感到有点惊讶，因为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出乎意料的。维明递给他一支烟，说：这就是考试。有许多东西你可能不懂，但你能背诵，照书上一字不差地做了，你照样可以拿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他在冯维明那儿一直待到晚上。这是1978年开始的日子，四野的残雪尚未化尽。月光如水，使这个冬夜看上去无限透明。镇中心的高音喇叭正放着浓烈的《交城山》，偶尔听见一串爆竹声，那是在宣布谁家的子女考取了。这时他便有了些心酸，也有了些胆怯，很怕碰见一个熟人来问：你考取了吧？所以他一直走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脚下的雪渣吱吱作响。等他推开小院的门，他看见韦青正在和外婆说话，内容是关于老人的白内障手术后的复明程度，三个妹妹都在边上吃着糖。听见门声时，韦青回过头，对他笑了一下：晚饭吃了吗？
他点点头，说：楼上谈吧。
于是韦青就随他去了阁楼。这个凌乱的环境却让她产生了几分欣喜，韦青问：你的画呢？我想看看。
他说：我已经不画了。
然后他又问：你是来向我辞行的吧？你妈知道吗？
韦青愉悦的表情便敛住了。
他躺到床上，抽着烟。他说：我知道你考取了，但你没有必要用伞挡住脸，我没有想看你的意思。
韦青很委屈地站起来，想离开，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说：我还是要祝贺你，韦青！
韦青流泪了。韦青说：你就这样祝贺我吗？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我是给你送复习资料的。
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一摞书，可他没让她完全拿出来，他说：我不需要！
韦青没有再说，下楼走了。他追出去，但没有走到韦青身边。他跟在韦青大约二十米的地方，看着她走进人民饭店。事隔多年，他还为这个晚上的鲁莽感到懊恼。他说不清自己的情绪是报复还是忌妒，或者是在竭力维护作为一个小男人的自尊。但无论怎么说，他的行为对韦青构成了伤害。那时他全然忘却了，这个女人是为自己流过血的！
几个月后，1978年度的全国高考开始了。
1978年夏季的这个晚上，石镇全镇停电，但是剧团照常点汽灯演出。那时我正躺在竹床上收听侯宝林的相声段子。小院的枣树纹丝不动，那是个闷热的夜。不久，冯维明骑车赶来，说考试的分数下来了。我俩便去了县教育局，街上一片昏暗，到处都有手电的闪光，就像农村的夏夜去田埂上逮青蛙一样。教育局的门口已被陆续赶来的考生包围了，一个负责高考的科长举着马灯，正给拥着往楼上走。那人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别来了，都取了！维明在黑暗中狠捏了我一把，说还得查一下分数，这才踏实。于是我们都把分数查了，抄到纸片上。冯维明考得比我还多几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怎么会比你多呢？我说你有录音机嘛。
其实从高考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自己必取无疑。我回来告诉母亲，说今年肯定得走。母亲说：反正我是准备着你考到三十岁。她对高考的态度也就是这句话。从教育局回来，我就在等候母亲散场。外婆和妹妹们都高兴。外婆说这下好了，去年人家送的贺礼不用退回去了。妹妹们笑起来，嚷着要外婆明天杀鸡。到了临近十一点的光景，母亲才回家。我还没有开口，母亲就说：你取了吧？刚才街上的人对我讲了。然后母亲就拿出大妹用的小算盘，把我五门课的成绩反复打了三遍。这时她才放松了一些，说：我也算对得起你老子了。明天给他写封信吧。
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外婆带妹妹们去睡了，我和母亲坐在竹床上。她点了支烟，似乎有许多的话要说，却终于没说出什么来。她突然自语般地问道：超出分数线八十七分，应该没有问题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缺乏自信的感叹。当时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只说怎么会呢，这已是很高的分了。母亲又说：明天你去医院体检一下，看看身体如何。我说我身体一向很健康。母亲说：还是先检一下好。你这回要是在体检上出了纰漏，老天可真是和我过不去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在故乡的小楼上回忆起那个遥远的晚上，心情不能平静。我想起母亲很多的经历。一小时前，二妹从美国俄亥俄打来电话，告之她已平安产下了一女婴。这些日子，母亲一直为这件事寝食不安，甚至去青云山为二妹求签。时间过得太快了，1967年，母亲正怀着二妹，却被拉上剧团的舞台，接受无情的批斗，胸前挂着一块写有“资产阶级三名三高黑线分子”的大牌子。那天我在台下，我看见母亲挺着大肚子，自己把牌子挂到胸前，自己站到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她的目光显得异常平静。后来她说，她当时最怕的是从凳子上摔下来，那样二妹恐怕就保不住了。从1974年到1979年，我们家六口人，全靠母亲每月六十元的薪水支撑着，而我因为要买绘画的材料，要买书，每月差不多都要花去这个家庭全部经济来源的三分之一。母亲在那个深夜表现出的不自信，实在是经受了太多的失望，她几乎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力气、一点希望，她难以承受更多的幻灭。从二十岁初为人母到三十六岁独立支撑六口之家，长期的磨难使她很早就成为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她拥有的是一个男人的胸膛。1992年，母亲突然决定信佛。在我家的神龛上，供起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她每日三次敬香，十分虔诚。那时，我已去了南方。第二年冬天，二妹去美国，我和同在海南的小妹飞抵上海，与父母和二妹会合。我们在上海玩了两天。多年以前母亲就告诉我，说晚年有两个愿望：坐一趟飞机，玩一趟上海。这回她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但她已失去了兴致。我们在萧瑟的外滩缓缓走动着，母亲一路都没有言语，总是趁大家不注意时悄悄抹去泪水。第三天一早，我们去了虹桥机场。二妹办好了登机手续，同大家告别。二妹对母亲说：妈，我走了。母亲说：走吧。二妹突然哭泣起来，像小时候那样扎到母亲怀里。母亲理着女儿的头发，把她的发卡重新别了，说：是好事，哭什么？走吧，好好过日子。二妹走了，我们还在机场，等待着那架波音747升空。母亲的泪水沁在眼眶里，我说：想哭就哭吧。母亲还是把泪水抹了，然后说：我这一生就打过一仗，把你们都养大了。我胜了。
高考的录取通知书不久就下来了。我被录取在犁城大学中文系。1978年9月初的一个阴天，我离开故乡石镇前往这个叫犁城的都市。从这一天起，我算是出远门了。母亲交给我一百元钱，这是我父亲十六年来的全部积蓄。
——199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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