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也是，我离家已有二十年了。
1978年9月，我去犁城上大学。后来又阴错阳差地把户口落在了这个呆板的城市，一住就是十多年。我不喜欢犁城，而且对我最后的母校也缺乏应有的激情。在我全部的小说作品里，大学这一块生活至今还是一块处女地，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在等待着毕业，因为我深信，这里学不到任何东西。七七级、七八级学生大都是从社会上来的，年龄、经历有着很大的差异。开学的头一个月，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公开抽烟。有个农村来的且是三个孩子父亲的老学生还抽水烟袋，一堂课要吹掉一根草纸媒子。但是，师生间的距离却因这些有趣的事拉近了。大家成了哥们儿，一些事比较容易通融，比如旷课。我发现有好几门课老师的讲义都是由几本书凑合起来的，而这些书我都从图书馆借来看过了，便不想再上。我事先同授课老师打了招呼，所以后来老师说我是“有礼貌的旷课”，这真让我心旷神怡。大学四年让我怀念的是我的几位老师，他们心胸开阔地放了我一马，使我有一半的时间留在了图书馆。1996年，我回母校开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讲座，突然对十八年前坐过的阶梯教室有了亲切感。那天，我的几位老师坐在最后一排，而且还在记录，这实在让我惭愧不已。老师朴实的身影让我反省从前的傲慢与轻浮。不过那次我还是信口开河了。我说：对于一个愿意从事写作的人而言，大学这道门槛显得无关紧要。大学的设计——至少是文科大学的设计，如同一个门框的设计，它要照顾到人的高矮胖瘦，所以规定了两米的高度和九十厘米的宽度，然而作家更愿意从窗户翻进去。大家鼓掌了。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学说：作家是贼吗？大家哄堂大笑。我说是，他要偷走的是你的灵魂。于是大家又给了掌声。我承认那是一次有卖弄之嫌的演讲，让我愉快的是与老师的团聚，我爱他们，尽管我实在算不上一个好学生。
现在我该说说北京了。
1979年暑假我第一次去北京。任务是学校科研处下达的，为卸任的校长撰写回忆录搜集资料。这位校长曾在皖南新四军里干过，有几位战友在京城做官。选择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在全省大学生作文竞赛中拿了奖，而且北方的一家电影制片厂正同我洽谈着一个电影剧本。我的写作才能第一次被官方重视，于是才有了这样一趟美差。我在北京住了一周，采访了那几位身居要职的老革命。谈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们都显得有些激动，而我却因为另一件事心不在焉。我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女孩，是犁城财贸学院的，刚刚接到录取通知，身轻若燕地来北京走亲戚。财贸学院距我们学校不过一箭之遥，我想我们今后见面会很方便。她长相文静，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言谈简洁却不俗。几年后，这个叫李佳的女孩长大了，于一个雨天同我打着一把伞，走进了民政部门的结婚登记处，成了我合法的妻子。
我和李佳就是这么认识的。那时她才十八岁，青春年华。时间于不经意中又过去了十八年，太快了，此刻我的眼前仍然浮现着当年的李佳。这时分由犁城开往北京的特快刚过徐州，硬卧的车厢灯已经熄了，只有车厢连接处还亮着灯……
——1997年10月28日
从这儿望过去，无法看到那个女孩的身影，刚才她就在灯光下看着一本厚书。车停了，这是徐州，当年淮海战役的舞台。他想她或许下车看看这夜的景色了，铁轨边有许多小紫灯，女孩子肯定会把它们视作花朵。于是他也下了车，果然就看见那女孩在向一个小贩买橘子。她只买两个橘子，小贩似乎很不情愿，女孩就又挑了两个梨。他觉得有点好笑，这真是个孩子。现在夜凉爽了，从旷野上吹来的风让人暂时忘记了这是8月。他环视车站的周围，很想看到当年那场战役的遗迹。如果杜聿明固守徐州，战争又该怎样收场？杜聿明不服，想用一块砖头敲碎自己的脑壳，可他为何要换上一套士兵服装呢？他难道不会用枪吗？杜聿明当了半辈子的军人，最后却成了演员。火车的气又开始喘了，他回到车上，先到了车厢连接处，也看起了一本书。她还会来这儿吗？他想着，我会等到天亮的。在等待中他琢磨着将要说的第一句话：你看的是什么书？小说？你喜爱文学？我就是中文系的，你呢？你今年是不是应届生……
但是后来的第一句话是她说的。她说：你吃橘子吗？
谢谢。可你就买了两个。
我每到一站都买两个。
这么个买法？
各地的橘子味道不一样。徐州的就没有宿县好。
这是徐州的？
不，是宿县的，就一个了。
不好意思，好的让给我了……去北京玩？
去我姑姑家。高考忙了一阵，现在该轻松一下了。
你喜欢文学？
对，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中文。
我是学文学的。你这本书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你觉得这书好吗？
哦，挺好的……
他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还从未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俄国作家他只读了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还有契诃夫，高尔基要算到苏联才是。他不敢就这个话题谈下去，怕露出马脚。于是他问道：你常去北京吗？
不常去。你呢？
我还是第一回去，为学校出差。
出差？学生还出差？
为我们老校长写回忆录，去北京采访。
那你的成绩一定很好。
还行吧，其实以前我是学画的。我的画在北京展览过。
现在他有效地控制了谈话的方向，这个晚上后来就成了他个人的专场演出。几小时前，这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还在徐州站私下嘲弄着杜聿明，认为这位四星将军乔装打扮不过是想活下来。现在呢，他的侃侃而谈其实是想赢得面前这个邂逅的女孩的好感。她在听他的叙说，听得很专注。她的眼睛很大，眉毛的形状很美，睫毛也长。她的眼神尤为特别，好像始终虚着而且爱眨，这让他陶醉，那时他根本不会想到导致这种眼神的原因是近视。1979年8月的这个夜晚，北上的列车上，两个年轻的大学生交谈了一个通宵，看着华北平原上渐渐染上曙色。这是他们最初的相识，也是几年后他们缔结姻缘最原始的基础。他们共同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然后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分手。那一天，他们回首注视着当年的这趟夜行列车，发现无论怎么看，这个基础都显得过于薄弱。但作为一个爱情故事的序幕，它又呈现出最自然淳朴的光芒。
你吃橘子吗？
我给李佳挂了电话，告诉她我明天回犁城。电话里，女儿在弹奏着钢琴，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那首著名的《秋日的私语》。女儿是在模仿，生疏的指法结合着她顽皮的天性，使这首感伤的曲子成了轻快的旋律。这是我和李佳的纪念，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和最后的安慰。我想，没有别的女人今生会再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我和李佳离婚已有三年，相处却如朋友。在犁城，我们各有寓所。通常的情况下，在我外出期间李佳和女儿还是住在原先的房子里。等我回来后，李佳又把女儿交给我，自己回寓所过一段轻松的日子。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换防”。每个周末，李佳会买些菜过来，我下厨房烹制，一家三口和美地吃上一顿——在我心目中，只要是和女儿在一起，这个家庭就不意味着解散。有一次女儿问我：你们能复婚吗？我看你们在一起挺好的呀？我笑着说：我们是挺好的，但是只能偶尔一聚。你还小，不懂。女儿说：我怎么不懂？你们就像一对刺猬，碰到一块就互相扎着，分开了又彼此看着！我不禁惊讶，女儿长大了。这孩子才十二岁，刚上初中，个头却已和她妈妈一般高了。李佳为此自豪。女儿可以穿妈妈的旧衣了，可以陪妈妈一道逛街了。甚至有人还把她们看作了姐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女儿来得太早了。她匆忙出世无疑成了父母最终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和李佳几乎没有一天的二人世界，我让她过早扮演了母亲。那时，我们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以致双双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堪一击的失败者。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了十年，实际上情感是无法剥离开的。婚姻的有无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法律只能改变外在的形式，却难以改变情感的实质。这是两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这十年孕育了恋人之爱、夫妻之怨甚至兄妹之情，更孕育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十年，铭心刻骨。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十八岁的李佳楚楚动人。在这个少女面前，大学生活与爱情故事是同时展开的。新学期到了，我因北京的采访推迟了几日返回犁城。等我回来，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佳节。那夜，财贸学院正在举行欢迎新生的联欢会。我去找李佳，她的同学告诉我：李佳正在团委办公室忙着化妆，今晚她有节目。于是，我早早进了学校的礼堂。那会儿，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女人，就是韦青。三年前在梅岭，韦青曾答应给我跳舞。此刻，韦青所在的那所大学是否也在举行着联欢晚会呢？韦青是否也将粉墨登场翩翩起舞？我眼前浮现着韦青在江边留下的最后的背影，与月光融为一体……
李佳表演的就是独舞《春江花月夜》。低回婉转的箫声来自我最喜欢的民族器乐，张若虚此一孤篇是我最喜欢的唐诗，当我看到李佳打开两把羽扇左右顾盼时，我的心下剧烈一挫。我意识到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少女。很多年后，我和李佳在西子湖畔欣赏着著名的断桥残月，我回忆起了这个晚上。我说，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大气磅礴孤篇压全唐，而我在那一刻已经爱上了你，并且最终结为连理。这仿佛也是前定。但李佳说：这是一个前定的错误。
舞蹈《春江花月夜》以形体语言叙述了一个怀春少女的浪漫憧憬。这部由陈爱莲女士成功推出的杰作，那一时期正盛行大江南北。因诗而音乐，又因音乐而舞蹈，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但是，我们没有讲好。作为小说，我已没有能力去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我不过是在回忆一个男人的情感经历。这经历其实很贫乏，缺少色彩，然而却显得真实。爱情的故事业已被大师们讲完，一个时代的枯竭便开始了。世纪末，人性濒临堕落的边缘，爱情拯救不了这个时代，杯水车薪的危机弥漫在日益污浊的空气里，我甚至可以看见二氧化碳在芸芸众生中飞翔的姿态。
十几年前财贸学院舞台上的灯光转暗了，大幕徐徐合上，而我和李佳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去了后台，看见李佳一边卸妆一边对陪伴的同学说什么地方跳错了。我站在一只很旧的柜子旁，安静地等待着她的发现。但是她始终没有看我，倒是其他的女生不时向我这边望上一眼。一个女生碰碰李佳，问道：是找你的吧？李佳这才走过来，然后呀了一声，说：是你呀！你什么时候到的？我说晚饭后，我刚从北京回来。李佳说：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先洗洗脸。你看到我跳舞了？我点点头。我说跳得不错。李佳说：我没有基本功，动作都到不了位呢。我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完成了。李佳又说她跳错了。我看不出来，我说，倒觉得很流畅。说完，我先出去了。1992年秋天，我由南方回来，在一个月夜我与李佳在晾台上交谈，我忽然想起从前那个晚上李佳所说的“我跳错了”。我说：我一直不知道你错在哪儿。李佳笑了一下，说：我倒是知道，可我的问题在于没有勇气去纠正。然后，我们沉默了。
故乡今夜无月。确属秋天的天空星光惨淡。我家的晾台实际是餐厅的顶部，很大，父亲一直想把它变成一间三面有窗的玻璃书房，或者作画室。父亲说，你想作画的时候就回来。这倒是个不错的建议。我早有一个计划，六十岁之前舞文，六十岁之后弄墨。六十岁是个界限，我可以彻底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那时我叶落归根回到石镇，我的双亲可能不在了，我不会让他们远离我。院子里那块地我是为他们预备的，我将种上草坪和鲜花，让他们安息其中。每个清晨，我会从楼上下来，陪他们喝杯热茶。那时，我女儿在哪儿？北京？上海？深圳？还是俄亥俄她二姑那儿？或者是墨尔本她大姨那儿？总之，女儿会离开我的。我倒是希望她能和她母亲生活在一块。那时候，这偌大的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了。还会有一个女人同我朝夕相处吗？
我在晾台上抽完了一支烟，手臂有点凉了。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石镇的半边街。石镇的路灯始终不明亮，或许是这个缘故，我每次回来都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
似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呼喊，断断续续。我想，她的孩子可能跑丢了。
——1997年10月30日
犁城从来就是喧闹的。眼下这条街是犁城的主要街道，由东而西延绵了三华里，狭窄使它看上去像一根消化不良的肠子。据说当初规划这条街的是第一任市长。他走了二十步，以此确定了街的宽度。但此人是个矮子。1979年的犁城经历了一次著名的冰雹袭击。关于这次袭击的话题完全可以谈上一百年。人们由此重新审视了脚下这块土地，追溯楚汉相争的古旧踪迹和淮海战役一次不同凡响的围点打援。人们还联系到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文革”武斗，两派交火的枪声与冰雹袭击的音响十分相似。
冰雹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没有任何征兆。一阵昏天黑地的狂风呼啸过后，蚕豆大的冰雹便扫射了整个城市，据说市郊出现的不比乒乓球小多少。那个时刻，他和李佳正坐在一个幼儿园废弃的秋千上晃荡，谈论着学校的伙食和图书馆。李佳想通过他弄到一张犁城大学的借书卡，因为财贸学院的文学藏书极为有限。李佳感谢的方式是每周从家里给他带上一瓶肉丁炸酱。我家的炸酱可好吃呢！李佳说。这时狂风就刮过来了，天陡然大暗。他叫了声不好，急忙把李佳从秋千上抱下来，一口气跑向不远处的滑梯。滑梯的造型是大象，现在他们是在象的肚皮之下。冰雹在他们眼前炸开了，李佳还没有反应过来，只问：这是怎么了？天色越来越暗，带有哨音的风声和玻璃的破碎声混杂在一起，包围了他们。突然，一根水泥电线杆给刮倒了，扯断的电线碰出“啪啪”的火花，距他们只有两米远，犹如一条吐信舞动的大蛇。李佳害怕地贴着他。他说，没事，木头是绝缘的。在他们头顶上冰雹射击着大象，声若鞭炮。他感到牙齿的缝隙里塞满了沙子，眼难以睁开了。这个瞬间，他想起了1968年秋天石镇的那个雨夜，密集的枪声划过了他和小丹的头顶……
这次冰雹袭击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城市受尽了皮肉之苦，但他与李佳的距离意外地拉近了。第二个星期天下午，他去13路公共汽车站接李佳，感觉这个女孩突然长大了很多。后来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外国片子，讲述一个艺术家同一位芭蕾舞演员的忧伤爱情故事。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刻，他捉住了李佳的小手。他没有做任何试探，捉得很果断，很紧。他慢慢感到手心出汗了。不多会，灯亮了，观众纷纷站起，座椅的碰击声凌乱而刺耳。他扶起李佳，牵着她走出电影院，天已经彻底黑了，轻微的寒气扑面而来。他问道：冷吗？李佳说不冷。他注视着李佳的侧面，她已摘去了眼镜，长睫毛又明显了。从这女孩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羞涩，她似乎很平静。街道上正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扬起的灰尘呛人鼻息。于是他们插上了一条小路，把闹市甩到了身后。
小路是宁静的。那时他希望脚下这条路没有尽头，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李佳没有声响，近视使她行走的姿势有点摇晃，也许是倦了。这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他这么想着，这女孩的安静仿佛与生俱来。他很喜欢，接着便有了一些不安，为刚才在黑暗中的握手。他几次想提起一个自然贴切的话题来冲淡一下业已发生的冒昧，但是都觉得过于掩饰。路在一寸一寸地缩短，已经望得见财贸学院教学楼的轮廓了。不远处的三岔道口，将是他们结束这一晚的地点。他停了下来。
他说：我刚才是不是太冒失了？
李佳说：没什么。你不是都已经抱过我了吗？
回答依旧是平静的。可他还是准备拥抱李佳。她向后挪了半步，然后说：我想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其实我们才刚刚认识。
他说：那好。你肯定累了，走吧，我看着你走。
李佳点点头，从挎包里拿出了一瓶肉丁炸酱放到他手上。李佳说：下星期你别去车站接我。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这句话让他心下顿了顿。他目送着李佳通过马路，消失在梧桐树后。渐渐，他有了一些伤感。对于李佳，接触确实是快了一点。可他是“过来人”，他需要来自异性全面的安慰。如同一只在天空中盘旋的苍鹰，他不能永无止境地张开翅膀，他需要在一棵树梢上落下来。他自然想到了韦青。总是在无边的寂寞裹袭之际，他开始努力去想初识云雨的那个乡村之夜。那时他希望韦青的胴体清晰地得到展现。这诱惑足以打垮他对任何异性的向往。如果现在韦青立在他的面前，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拥抱她，然后去找一家简陋的旅馆，重新找回那不可替代的最高感觉……
这个时刻，韦青在干什么？她会同另一个男人在一条小路上散步吗？她会躺到另一张床上愉悦地接受那男人的身体吗？韦青不会忘记她的血已经流过了。那根折断的羽毛！他浑身颤了一下，一个部位已充满了血，像满弓绷紧了弦。做爱使韦青扎根于记忆，也限制了他对其他异性——包括刚从身边离开的李佳——的深入渴求，除非出现新的做爱。他觉得自己像一件刷过油漆的家具，只有更新更浓的油漆才能将从前的痕迹盖住。在这个枯叶飘零的秋夜，他总结出了这一条规律，并由此支配了以后漫长的时间。
夜八时，我抵达了犁城。行前照例会与李佳通一次电话，告诉她确切的时间。所以我进门时，她已经在整理自己的提箱了，把叠好的衣服朝里放。女儿在里屋写作业，反复提醒妈妈不要错拿了她的梳子。李佳便有些烦，说：我就是拿错了又怎么样呢？我头发脏吗？女儿说：反正拿错了不好。李佳叹了声：你妈这辈子还真是拿错了不少东西。女儿回头说：你不就是想说你拿错了爸爸吗？李佳笑了，说：写你的作业吧，明天归你爸爸伺候了，我得歇歇。李佳把房门带上，问我：你爸爸妈妈还好吗？我说还好，只是剧团给烧了，对母亲的情绪有所刺激。李佳说：这有什么？烧了再盖一个新的嘛！我说：县里财政紧张，拿不出钱。再说，即使以后盖了新的也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找不到旧时的痕迹。
李佳又问我在犁城能住几日。
我说想多住些时候，陪陪孩子，就怕北京那边突然来电话。
李佳说：最好多住些日子，这孩子其实很恋你的。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这儿也是我的书房，还有一张单人床。从前我时常熬夜写东西，就睡这儿。李佳已将被套、床单、枕巾都换好了。我们继续谈论孩子。李佳说：孩子如今已上初中了，学习压力增大，还要练琴，不抓紧不行。你这样长年在外，光给几个钱解决不了问题。李佳说她一个人挑这副担子很吃力。我无言以对。我想李佳这些年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给这个女儿耗去了，她很不容易。这次见面，她明显有了憔悴。由此我能推断出她近期生活得不够如意，三年前离婚时的自信已发生了动摇。这是我所担忧的。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某个具体女人身上，最深层的原因，是在等待着李佳先行一步。我希望看见她获得新的情感生活新的爱。对于李佳，这困难吗？如果再等上三年五载李佳还是独身呢？我没有想下去。有一个成语叫鸳梦重温，浪漫而美好，但是与我们无涉。其一，我们从未有过鸳梦；其二，一个已知的梦境本身就是枯燥。那么，又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选择的热情而迟疑不决呢？
你可以随时找一个女人。李佳说。但我不愿意看到你再有一个孩子。
我说，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这个女儿很脆弱，她不能面对父亲把爱像蛋糕一样切出一块给另外的孩子。我也会有想法。我准备再陪女儿两年，等她上高中，这也算对得起她了。以后，你必须负起责任。李佳这么说道。
你随时可以把她交给我，我说，不要因为孩子放弃你的一切。
我有我的安排。李佳说完，拎起箱子出门了。她又说：冰箱里还有排骨和带鱼，孩子很快要期中考试，让她吃得讲究一些。你回来就别再做自己的事了。
我一一允诺，送她下楼。在楼洞口碰见了一位过去机关里的同事，寒暄了两句。后来李佳说这很好，免得让人背后说三道四。我笑道：这有什么呢？即使你留在这屋里。李佳说：你不在乎我可在乎，我是女人。然后她就独自上前了。她的行姿和十几年前完全一样，总让我感到她脚下很软，仿佛走在棉絮上，也仿佛是走在虚幻的梦境里。这个女人在梦中行走了很多年，又自己把自己唤醒，带回来的只是一种行姿。她的不幸在于不该以这种飘飘忽忽犹豫不定的姿势来走一条比石头还硬的路，也在于过早唤醒了自己。对于一个拥有知识和敏感的女人，很容易找到存在的局限和不足的，况且与她相伴的这个男人本身就是个错误。李佳错误地抓住了本不该属于她的男人，她错在哪儿，只有她自己知道，就像十几年前在舞台上表演《春江花月夜》一样。
现在，我越发相信命运了。
1979年秋天犁城的冰雹袭击似乎不能算是“始乱”，但确实暗示着“终弃”的结局。那时我抱着她从浪漫的秋千奔向一头笨重的“大象”。昏天黑地的气氛下，这座木制的大玩具俨然成了宿命的挪亚方舟。那正是悲剧和伤感盛行的年代，我们被自己刻画的形象所打动。我们双双沉浸在一场短暂天灾导致的忧郁情调里，咀嚼着尚未发生的爱情。很长时间过去后，有一回李佳这样对我说道：
你不觉得这是瞎子摸象吗？
我们都笑了。我们在欣赏对方灿烂的笑容。然后，我们乘上漂亮的汽车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地点，那儿，是我们婚姻最后的法律终结场所。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有一种女孩子拥有对空泛的爱情最细腻最深刻的理解，因此对具体的两性生活笨手笨脚乃至一筹莫展。李佳就是这种女孩。她的爱情观来源于该死的文学。另一个源头则是她的一位中学老师——一个可以做她父亲且又具备关怀女生手段的男人。1981年3月的某日，在李佳的引领下我见到了这位老师。我的直觉让我相信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和意淫狂。这个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不到一小时的谈话里，他至少占用四十分钟向我大谈中学时代的李佳是一个多么让人操心的女孩。他指出李佳诸如丢三落四、好逸恶劳、心比天高之类的缺点，并以长辈的语气告诫道：你们应该看远一点。那时我的感觉是我和这个鸟男人在办一项移交手续。似乎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正式把李佳托付于我了。这真让我恶心。但是，李佳对这个老男人是敬重而钦佩的。她甚至幻想我能以他为楷模来重塑自我。十几年来，这家伙始终是横在我们之间的一道魔障。它左右了李佳的心情指标和判断力。我们的爱情本会昙花一现，然而命运又调整了安排。这一调整导致我们长达十余载的狼狈不堪，几乎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19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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