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季开始的时候，水市人正在推敲一种窗式空调，在确认价格可以承受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这种空调的寿命。与此同时，养花成为这年的时尚，取代了风行已久的养金鱼。历史上的水市从来就是养尊处优的，这里没有贫穷，也没有暴富，缺少刺激却减去了冒险，发展缓慢但社会稳定。如果你已经过了五十岁，你完全有可能把这儿看作最后的归宿。然而那时你才二十五岁。
你可能没有料到你又会回到水市来。你不想回来是你对这座小城有着一种距离感，这儿离你的家乡石镇很近，但你厌恶一只苍蝇的飞行轨迹。另一个原因，是你不想同那个财贸学院的女孩分开。你们正式恋爱了，需要经常见面，因为这个你希望分配在犁城，留在那姑娘身边——你们对这场一波三折的爱情总是显得信心不足，分开与其说是痛苦，倒不如说是危险。你们总抓不紧对方却又害怕失去对方。是这样吗？
那时他正为此苦恼。如果没有李佳，他对毕业分配几乎没有要求。犁城大学此生只会分配他一次，那就让她分好了。还能分到地球之外吗？而且，他讨厌辅导员那副刁钻的神情，让他想起以前在林场的那个场长。到处都有这种人。辅导员其实无权过问分配，却总是大言不惭地说他有一票在手，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票。这个人又特别爱占小便宜，一本挂历就能让他乐上半天。相比之下，系主任要可爱得多。这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至少还看重一个学生的成绩，还有职业道德，但他天生胆小，很难指望他会站出来为某个受屈的学生讲几句公道话。
分配果真那么重要吗？在和冯维明的通信中，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冯维明的回答十分肯定，他以在部队的经验说，如果他当时没有分配到供应站而是留在了司令部，那么他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没准今天已是副团职了。分配是一个关口，维明说，它决定着一个人的起点高低。他想冯维明的观点不算错，但只适合于行政那一套。他对行政没有兴趣，想的是能够留在犁城。他觉得这应该是可能的。第一，他虽然旷课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第二，他为老校长整理过回忆录；第三，他写的话剧在全国大学生会演中得了一等奖，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他把这三条理由告诉李佳，后者也认为问题不大。但她担心学校会按户口所在地的方式进行分配，虽然不科学，但容易服众。李佳问：如果留在犁城，你打算干什么呢？他说或许先到某个报社干一阵子编辑记者什么的，再逐渐过渡到专业创作上来。李佳说你没想过坐机关吗？他笑道：我这样子像坐机关的吗？李佳说，我觉得机关里办事要容易一些，这也是我父母的意思。他想了想，说：进了机关就是混进了官场，不自在的事就多了。
那时社会上开始有“四化”干部的舆论，机关需要大量的文科毕业生，据说各级的组织部都来学校翻档案了。
5月，分配方案公布，果真是机关的名额居多，占去了一大半。但是能够留在犁城的只有二十来人，这个数字勉强可以应付犁城的学生，他们都不想分到外地，也就意味着外地人分进犁城很困难。这种形势对外地学生极为不利，他们向校长反映，说分配不能像过去对工农兵大学生那样，“哪里来哪里去”，这还是极“左”的一套。分配必须因人制宜，应该人尽其才。甚至有人在食堂门前张贴了大字报，声称不提高分配的透明度，就是破坏改革。1982年，“改革”是最响亮的词语，“改革开放”是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它让人正视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前途。但是中国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那一届的大学毕业生更是如此，他们为何不贴大字报申请去边疆呢？
这是一批真正的政治投机分子，一批名副其实地向社会讨债的家伙。从考进大学的那天起，他们就在等待着分进机关，以取得接近权力的新起点。他们拉开大干一场的架势，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
他轻视这些人。很多年后，当他在不同场合见到这些人时，他仍然掩饰不住轻视的表情，尽管这些人差不多都混到了处长甚至副厅长、厅长。他觉得这些人活得没劲，因为目标太明确。人生其实是一个困顿而迷惘的过程，看透了也就失去了意思。他对写作的痴迷与此有关，写作的过程也是困顿而迷惘的，不像某项科研，可以瞄准一个目标亦步亦趋地往上走，最终获得一项成果。写作的诱惑在于未知的不断显现，写作者如同夜行者，始终在假设中行走。
5月下旬，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二班一个姓张的男生跳楼自杀。作为这桩惨案的目击者之一，他向校方和警方提供了以下证词——
今天下午大约三点一刻，我在宿舍里拆蚊帐，想洗一下收起来。我去窗口吐痰，看见一个黑东西从上面飘下来，还以为是谁扔掉了一件旧棉衣。然后我听见“嘭”的一声，再看，就看见地上趴着一个男人，血往外淌，腿还在动弹。楼上的人这时也嚷嚷起来了，说，不好，有人自杀了！我跟着大伙跑出去，姓张的同学已被别人抬起来，我也帮了一把。大家急着把他往学校卫生所送，可能半路上就没气了。
我看到的就是这些。这个同学平时和我们在一个阶梯教室上大课，样子有些腼腆，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后来他听二班的人说，那个下午大家去宿舍里议论着分配方案，认为系里肯定还会坚持“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顶多不过是把班长学生会主席之类的角色塞进大机关，装一下门面。其实这种人最应该去支边。二班有两名进藏名额，至今没有人报名。说着说着，那姓张的同学就从床上翻出了窗户。这件事在犁城大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出人意料的是愈演愈烈的分配风波竟以此画上了句号。没有人再闹了，也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好像姓张的学生不是自杀而是被镇压下去的，大家受到了惊吓，却不明白那人为何而死，死得是否值得。那人的血居然替校方帮了大忙，于是校方理直气壮，强调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校方杀出重围，荒唐不经地把一切理顺了。
于是，他被分配到水市市委宣传部。
现在他已走过了这条花香四溢的老街。这条街的尽头便是市委大院。
他向卫兵出示了全部证件。卫兵告诉他，宣传部在最后面的那幢三层楼上。当他提起行李迈进这道门槛时，突然自问道：
我是不是卖到这儿了？
如果1982年我没有去水市而是留在了犁城，我和李佳还会结婚吗？于是，我又想起一个词：离别。在一对恋人间，古今中外离别意味着相思之苦，这似乎无一例外。虽然有“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虚怀若谷的佳句，离别照样是一种痛。然而这种推断却不适合我和李佳。我至今记得，当我把分配的结果告诉她时，她显得比我还平静。她说，这下离你妈倒是近了。她说我们分开一段也没坏处，你可以常回来看我。这后一句话明显不是在安慰我了。我暗暗吃惊。我吃惊的是这种反应偏离了一个少女的情怀。这应该是我妈的反应才对。自从我们重逢之后，我们便进入到准军事化的恋爱阶段。一周约会一次，内容基本上是去公园、看电影、下馆子。我们也接吻，但必须抿紧嘴唇，这和第一次没什么两样，区别是当事人清楚了约会的性质：这是恋爱，不是闹着玩的。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玩到很迟，我搂着她，另一只手试着伸向她的胸部，她一下哭了起来。我吓得手足无措，问她：我做错了吗？她什么也不说，哭得像个孩子似的。那是一次真正的哭泣，凝聚着忧伤与悲愤。多少年后，我再次提到这个细节，问道：我不明白，你怎么哭得那么凄惨？李佳说：那一刻我自觉是把自己交出去了，我不想就这么交出去。
1982年的离别对于我和李佳意味深长。除了恋人常有的别愁相思，更多是拉开一段距离，彼此再看看。离别之于我们是一种冷静的观察与自省，又似乎是等待时间的检验——不是检验恋爱的质量，而是检验当事人的承受能力。就是说，如果这离别的几年没有风云变幻，便说明我们认可了这个恋爱再承受它的一切后果。这是一次哲学的恋爱，思辨吃掉了想象，理智取代了情感。很难想象它的一方当事人是一个年方二十的姑娘。而我不是柏拉图。我血气方刚，我需要的是情感的冲动和欲望的燃烧，我需要女人的娇嗔女人的媚眼女人的骚劲女人的身体！
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那么，当初为什么不放弃呢？这又是离别导致的后果。离别意味着等待，等待意味着债务，债务意味着偿还，偿还意味着结婚——这真是个怪圈。我们双双陷入其中，乏味的恋爱这时却成了沉重的枷锁，锁不住肉体倒锁住了两个人的观念。我们是恋爱中人，我们自然要给对方以忠实以专一以循规蹈矩。离别让我们忽略了对方的弱点，离别也强化了重逢后的喜悦，尽管那还是抿紧嘴唇的吻，隔着毛衣的抱。如果我当初留在犁城，我还能忍受这种准军事化的恋爱吗？李佳还会觉得该嫁给我吗？离别如同水中窥月雾里看花，倒是利于我们耐心地欣赏对方了。的确，我们是在欣赏，不是在爱；欣赏是挑剔的前奏，只有爱是不顾一切的，把好的坏的看得惯的看不惯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一揽子兜过去。
我们因欣赏而结合，再因挑剔而离异。没有爱，也就失去了宽容。
这些是1982年至1984年两年间，我和李佳的情书。刚才我把它翻了出来，却没有再读它的欲望了。我相信它仍能触动我的心弦。这包东西也证明了我们对待这宗姻缘的态度，既不想珍视它又难以将它割舍，于是就随便捆捆，束之高阁。现在我想买一只漂亮的皮箱来装它，这已是离异后的第三年。我想我这辈子不会再为另一个女人写下这么多的情书了，我已疲惫，措辞的重复会让我汗颜不已。这些情书还是标准的情书，倾诉的还是恋人絮语，但是内容空泛，弥补的形式是抒情的语词。
还需要指出的，我的情书有一些是不真实的，我隐瞒了我在水市期间的某些生活，但我所表达的，仍是对一个女人的爱慕。虽然，这个女人不是李佳。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把李佳当作了那个女人。这是我的卑鄙，我不需要解释。在我和李佳结束婚姻法律形式的那年秋天，我曾对她坦言了这段生活。那时她用一种旁观者的标准眼光看着我，发出从容的微笑，说：你的故事很动人。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其实你当时告诉我，我还是会嫁你的。
我问：是宽容吗？
她说：不，是无奈。
我想这不是言不由衷。“无奈”这个词准确地表现了她在1982年的心态。其实，无奈的岂止是她一人呢？我也是无奈的。我的无奈在于我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恋人点燃，而我的欲火每刻都在焚烧。我像一个在茫茫沙漠中艰难跋涉的行者，渴望看到一片绿洲喝到一口甘泉，我差不多已被欲火烧焦……
——1997年11月7日
他被派到了宣传科。
宣传科当时已有五人，是最大的科。科长姓汪，年纪四十六，是部里资格最老的男人。这个人在宣传科干了八年的科长，一直提不上去，据说是脚力不够。于是这人便开始混了，每天不迟到便早退，有时上班泡了杯茶，打开半截抽屉，人影就不见了。如有人找他，都以为他没有走远。其实那时候他正在街上替家里换液化气或者戴一副墨镜逛菜市。但是这人又很坦率，第一次见面，掩上门就问新来的大学生：你是“永久牌”还是“飞鸽牌”？永久就是在这个部门干下去，飞鸽是过两年调走——你对象不是在犁城吗？人往高处走，犁城比水市好。水市连火车都没有，一个机场还同部队伙用，停不了大飞机。
他一下就觉得科长这人好亲近。至少比几个部长可亲。部长说他是新生力量，是人才，这话听起来很不真实。部长看他的神情和街上人打量空调的神情差不多，感兴趣的是又多了一个人好使唤，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据说笔头子还可以，练他两年就能拿住大材料。什么叫宣传部？宣传部就是写材料、编材料、发材料的地方。你没见到有两台打字机，三台油印机吗？（那时还没有电脑和复印机）这儿成天就是打字机“噼噼啪啪”地响，油印机“嗞嗞啦啦”地响，电话铃“丁丁零零”地响，这是一个噪音交响的空间，你得适应。你的办公室在这儿，进去吧。左边那张桌子那个文件柜你可以用了。
他还是有点兴奋。这个环境让他想起梅岭林场的小屋。大学四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到现在才真的看出来了。他由农村打入了城市，由农民变成了干部，由每日挣四毛钱的工分改为每月领五十三元的工资。没有“国家农民”一说，有的只是“国家干部”。这社会本来就存在着等级之分，国家要养一批人，再让这些人去管住国家不养的人，其中一大块便是农民。农民自食其力，他们的健康形象印在人民币上，但最没有钱的是他们。所以农民意识一般表现为对钱财的斤斤计较上，因为他们最穷，必须斤斤计较才能活人。美国有“农民意识”吗？日本有吗？所以农民翻身最值得扬眉吐气了。他欣赏着室内的陈设，觉得这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场所，以后每个晚上他会安静地坐在这张台子面前。但是这把椅子不舒服，最好能换一把。他忽然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过的一句话：痞子也可以到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三滚。原来毛泽东对老太爷的高楼也没有兴趣。他不禁笑了起来。正好科长路过门口，问道：你笑什么？他说：我笑这把椅子。
安顿好天就黑了。这一批新分来的大学生暂时还没有宿舍，临时住在市委招待所。新的宿舍楼正在装修，大约两个月后交付使用。市委招待所所处的位置因袭了从前的名号，叫“状元府”。究竟是否出过状元已无从查考，但这并不影响名号的漂亮与吉祥。
新分来的大学生四人合住一个单间，到他这儿只剩了三人。所长说，这张空床得留着，还会有人来，你们别往上面堆行李。他们就住下了。同屋的两人一个是他的校友，叫杨文胜，哲学系的，分在讲师团；另一个分在政法委的叫陈波，来自西南政法学院。他们年纪相仿，经历也差不多，很容易谈到一块。陈波说这两届的文科学生分得都不错，基本都在城市机关，因为国家面临着干部的青黄不接。杨文胜说这两届的人经历很特殊，素质不一般，进入社会便对过去的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冲击。杨文胜还说在校时就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中文系某某人写了一个得奖的话剧，后来又拍成了电视。他心中得意却做谦虚地摆摆手，但说了一句实话：我上大学不过是解决了一个户口问题。陈波就有点较真，说：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改变了身份。中国有十亿人，干部占多少比例？这在西方就是国家公务员，旱涝保收的差事，你不能轻视这个。他给大家发烟，说：你们的专业都对口，我却不能。宣传部要我不过是写材料，可我想写的是小说。杨文胜说：那你将来到文联去。宣传部到文联只是一句话。陈波说：别别，人往下走容易。宣传部管的是一个口子，文、教、卫、体，往哪儿去都成，你先干几年再说。
那时他想，我可能干不了几年，我得调回犁城去陪李佳。
然后大家想去街上喝酒。他说不行，说我得去看一个亲戚。他找所长借了辆自行车，就奔齐叔家去了。街上华灯初上，风从江边吹过来，使这个夏夜拥有一份清凉之感。路过水果摊，他买了一些苹果和香蕉。他觉得这街上的行人都在看自己，眼光都充满着狐疑。这时，卖水果的小贩随便问道：你不是水市人吧？
他反问道：你以为我不是？
当然不是，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了。
你听毛主席口音是哪儿人？
湖南嘛。
可他住北京。
小贩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找他钱。他想这小贩肯定以为自己是个神经病，要不就是个没事乱找茬的主，心里特别高兴。这算个什么鸡巴城市呢？连铁路都没有，公共汽车不过十来站，人却这么张狂！可是这个城市同自己又有着特殊而复杂的纠葛。他祖父曾在此发迹，外祖父在这儿跑过码头，父亲在这地方读大学，现在他又来这里工作了。他生命中曾经出现的三个女人也都在这个城市。红颜薄命的雨浓，青梅竹马的小丹，还有韦青——他不知该怎样来看待这个女人。他们已有五年没见面。韦青应该于半年前就分配了，她学的专业是高分子化学，她会在这个城市吗？没有任何消息，但是这个女人经常不期而访地光顾他的梦境，使他在梦中急不可待地把自己脱光……
他进门时，小丹正在洗头。家中就只有小丹，齐叔由于阿姨陪着去上海看病已有半月。小丹没有想到今夜他会来，小丹说你个鬼东西怎么也不来封信说一声。他说：我分回来了，在市委宣传部。小丹说好呀，进了市委就没有可愁的了，日后我们办事也多了一条路。他一边换拖鞋一边说：给我弄点吃的吧。小丹便忙起来，又问道：你要不要先洗个澡？他说：我没带洗换衣服。小丹说：穿我爸的吧。说着就先替他洗了澡盆，打好了热水。这才是回家的感觉，他想。一天里的疲惫全被水洗去了，浑身顿时轻松了许多。小丹还是小丹，你天天在这或者隔十年来一次，她都是这个样子。他想要是当初和小丹好上，那么现在就该着手筹办婚事了。他们都没有看到有这么一天，这个国家的形势没有人能够预测。他渐渐有了一些悲凉之感，想这人生有时真是无奈。
后来他们就去了江边。天上有很好的月亮，江面上生出氤氲之气，看上去像蒙上了一层薄纱。过江的最后一班轮渡正在江心行驶着，嘹亮的汽笛叫人惊心不已。他们沉默着。那一刻，他们都在想死去的雨浓。小丹像从前那样把手伸给他，轻声说：这么快，我们就长大了。
那张空床现在堆上了行李。下午，他回来赶写一份部长的讲话稿，进门就注意到这个，正寻思着，一个人影从窗边闪过。等这人提着水瓶进门，他差点喊了起来：维明！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空了一月之久的床铺是留给冯维明的！他记得维明在信中说自己有可能去北京，在国务院的某个部委。
冯维明似乎有点沮丧，一边沏茶一边说自己的情况。他原来是想去北京，但那个部委要一名学西班牙语的不是留在部机关，而是放到本系统的一所技校。我何苦要去北京教书呢？冯维明说，再调整，余地已经不大了。我只好通过老头子在省里想办法，临时要了一个名额，到了市委办公室。
市委办公室用得着西班牙语吗？他说。
冯维明说，管不了那么多了。真想搞专业，我还可以考研究生嘛！其实专业这个概念已经很含糊了，特别是文科。
这话他听不明白。文科专业怎么就含糊了呢？他想冯维明的意思大概是想说，在机关里无专业可谈吧？这倒不错。他上班这些日子，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而对付这个，用科长的话来说，一个中专生的能力足够。如果当初知道会到机关干活，何苦要再读上他妈的四年大学呢？他告诉冯维明，在机关很无聊，闲得让人想吞鸦片，忙起来又让人想跳楼。冯维明递给他一支烟，说其实上大学也就是弄块好看的牌子，有时候这块牌子还挺管用，没有还不行。这个国家正在改革，明年就要落到实处，先从机构开刀，紧跟着人事制度干部制度都要发生大变化了。所以，冯维明以总结的口气说，我们这些人赶上了好势头。然后他又问：你还不是党员吧？那你得赶紧写一份申请。
他一下笑了起来，说：我倒想写一份调动申请，我女朋友在犁城，明年就毕业了。
冯维明责备道：你这个人怎么总长不大呢？你才分出来就向组织上递这种申请岂不荒唐？结果人非但走不掉，反倒弄坏了影响。
他喝了口茶，说：我确实不想在机关干。
冯维明质问道：机关哪儿不好？
他说：机关哪儿都好，就是没意思。你看我写的材料，全是从中央文件、省里文件一个腔调套下来的，没有一点的想象和创造。
冯维明说这叫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这样。你千万别在机关耍书生气耍文人气！你根本不懂得机关。
那天两人就这么理论了几句。后来他想，冯维明的这些话还是对的。机关就是机关。机关必须有机关气。你要适应文山会海，你要注意言谈举止。领导来了，你得赶快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说什么你都得点头，他批评你哪儿做得不好你照样微笑。你不要觉得你委屈，问问冯维明，问问杨文胜陈波，他们其实一样委屈，这没什么。你要是觉得气不顺，那说明你错了，机关不会错，你得想办法调整。坐机关要的就是一股子熬劲，一股子忍劲，千万别使性子，这不是你家，是在机关。
他几乎每天都这么劝自己。他调整得不错，因为他压根没想在机关多待，只想熬过两年之后调走，到犁城重新开始一切。那时的人事政策是这么要求的，新来的大学生必须干满两年才可调动。这两年怎么说也得熬过去的。再说，人家每月出五十三块钱雇了你，就是让你干让人家满意的活儿。没有人愿意花钱来养你的兴趣和想象力。你当然也可以不干，你敢吗？这样想下来，他也就没什么不平衡了。白天的时间反正是卖出去了，八小时之后仍可以自由支配。这间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天堂，那时他就留出一圈台灯的光亮，照出一个自由舒畅的世界来。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正式开始了小说创作。他觉得小说这种形式非常适合自己的表达，那种被称作小说家生活的生存方式充满着诱惑力。威廉·福克纳正是因为羡慕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家生活才萌生写作之念的。在福克纳看来，那种“除了下午喝茶，其余时间用于写小说”的日子是最为理想的人生安排。这实在是美好的安排，他想，一个人能找点自己当家做主的事做并不容易。
他喜欢这样的气氛、这样的情调。从前那些穿长衫的先生，总是与一盏青灯为伴，一杯苦茶，一盒香烟，听着窗外的风声和檐下的雨滴，蝇头小楷行走于纸砚之间。这是他心目中标准的文人形象。他觉得走在这些老先生身后是值得骄傲的事。然而这生活又显得清冷而寂寞。每个晚上放笔之后，他就有些想念远在犁城的李佳了。他们通信很频繁，每周一封，甚至两封。但从李佳的信上看，她的情绪很不稳定。而且她所倾诉的不像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女那种特有的情怀，倒像是一个过来人对情感的反思。李佳说：我一直为我们的性格差异担忧。李佳说：有时我问自己，这就是爱吗？李佳说：也许我就是属于那种柏拉图主义者，我看重的是恋人精神上的默契。李佳说：分开这么久了，我居然没有梦见过你一次，连我也感到诧异。
他为此沮丧不已。有时，他也想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么不死不活地吊着还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可是，李佳并没有做错什么。
1982年的秋天对这个男人而言是一个伤感而疲惫的季节。他在用书信的形式和一个少女的形象谈恋爱。这形象是一张平面的照片，眉清目秀却没有气息，肌肤光洁而失去温度，整个感觉就像隔着玻璃接吻或者戴着手套握手。这个男人开始变得阴郁而沉默寡言，恍惚的神思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他事事显得心不在焉，烟瘾却越来越大。他时常深夜出门，喜欢独自走在这条小巷里。
水市现存的街道，只有这条巷子相对而言保持着旧时的风貌。这巷叫墨子巷，相传清末大金石家也是大书法家的邓石如，少时曾在此鬻字谋生，遗下墨迹而得其名，遂唤至今。这条古拙幽静的巷子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安宁。他喜欢注意自己被路灯拉长的身影和清脆的脚步声，喜欢看这沿街的楼阁建筑和倾斜的坡势，更喜欢看尽头江面上错落闪烁的灯火。这影像总是动人的，给了他特殊的一份安慰。
现在，他又来了。这是个微雨之夜，有风，因此雨丝在路灯的映照下像一片雾，地面异常光洁地发出黝亮。他没有打伞，只穿了件风衣。微雨落在他的脸颊和手臂上，痒丝丝的很幸福。街上的行人稀少，这儿也听不见汽车声。不远处卖馄饨的小贩有气无力地摇着拨浪鼓，使这巷子显得格外深不可测。他觉得有点饿了，就朝那馄饨摊走去。这时，从后面过来了一辆自行车，他正要躲闪，那车却停下了。然后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来，那人已撩开了雨衣的帽子。
这个人竟是韦青！
就是这样，我和韦青在那个微雨之夜于墨子巷中再次相遇了。这情形看上去像一部并不高明的好莱坞式的老片子，但我却不能忘记。我说过，我的心态确实有些老了，过去的事不断逼近眼前，越来越清晰。回忆在1997年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里一个组成部分，我来不及梳理它，我也不想去梳理它。我需要守着这份回忆，这样我就会对窗外的声音充耳不闻。在这个资讯沉重信息爆炸的时代，回忆让我宁静，心如止水。
1982年秋天我和韦青重逢，其时她已在上海工作了半年。她是回水市养病的。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她想过完中秋节就走。这之前，她不知道我分配在水市。为此她同父亲发生了争吵，她责怪这个从前的教育局局长过于自私，不透露一点风声。即使作为朋友，我难道没有看看他的权利吗？韦青的父亲自然也很恼火，一气之下把女儿赶出了家门。于是韦青就住到了一个同学家。然而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压力，一下陷入两难的境地。当年，韦青因为父亲的教训与我分手，如今却因为我的存在同父亲反目，这似乎表示了一种加倍的补偿，而在我看来，就像获得了一笔不义之财。我的内心顿时起了慌乱，不知该以怎样的脸孔面对这个韦青了。同时，我在琢磨下一封给李佳的信将从何发端。毕竟已是时过境迁，各人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感觉是无法欺骗的。那个微雨之夜我们视线相遇的最初一瞬，就明白无误地向对方显示了心底的波澜——我们至今仍在深爱着对方。这是人生初始的两性挚爱，时间的流逝只能模糊它的轮廓，空间的转移也只能淡化它的表面，却使它的本质内涵更加暴露凸现，如同野火春风的狂舞！
韦青的那个同学不久便去部队探望丈夫了。那屋子就由韦青住着。据说她母亲曾几次去找女儿回来，韦青不肯，又说得替同学看好房子。其实她是在等待我的造访。而我却迟疑了。我在提醒自己迈出这一步意味着什么，我在强化对另一个女人的责任，那时我还想努力去做一个虚伪的好男人。可是这男人的信心是一捧雪垒起的，天一放晴便会眼睁睁地看着它融化掉，最终成为一摊浊水……
一个黄昏将至的下午，我正要下班，接到了韦青的电话。
她说：我做了一条鱼，太大了，想让你来帮我吃了它。
我说好，我真的好久没吃鱼了。
放下话筒，我便骑上自行车奔韦青所指示的方向而去。那是临江一幢孤立的旧楼房，暗红色的墙体现已风化，没有一面是平整的。西墙上披挂着干枯的“爬墙虎”，面目狰狞，但开着一个温情的窗口。
我想，韦青已在这窗前站立多时了。这地方距离江岸确实太近，十步开外就是混凝土的防洪墙。而我分明是一尾过江之鲫，有人可以从窗口钓我。但是，我何尝又不是一只猫呢？
然而这次见面的结果大出我的所料。韦青闭口不谈从前，话题始终扣着现在。她像一位脾气极好的大夫耐心询问患者的病状那样关心着我的近况。你对象在犁城是吗？她一定很漂亮。什么时候让她来水市玩玩，我很想见见她。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有点好奇。
我有点烦了，我说：韦青，你没必要说这些。我觉得你不该和你父亲吵翻，你得搬回去！对过去的事，我一点也不怪你。
韦青诧异地看着我：你一直觉得我欠你的？
我无言以对。我的眼前飘动着一片折断的红色羽毛，这微弱的光亮竟像刀锋一样刺痛着我。整整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心痛仍无法消退。那个傍晚的情形每一次再现都让我魂不守舍。我和韦青默然相对，那空气是悲凉的。后来，我轻声问起她的病情，我不知她到底患了什么病，为何要放弃上海的医疗条件。韦青说：我没有病，我只想回家来看看。也许，我该走了。
说完，她去了卫生间，好久没出来。
我的眼前只剩下了一具鱼的形骸。
——199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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