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少女李佳经历了初恋的幻灭。她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初恋远没有书中那么美丽而忧伤。她不过是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邻校的男生，后来他们散步、看电影、在小馆子里吃两菜一汤，差不多隔两周给那男生送去一瓶家中带来的肉丁炸酱。这就是初恋的全部。少女李佳伴随着这些枯燥的内容不经意地度过了一年，却已相当地疲惫。在家的时候，她就会想到那位中学老师的话“看远一点”。她实在看不出所谓远一点的地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性吗？她在十五岁时开始意识到性的存在——那是在“农业基础”课上，一个女老师在讲授花朵的授粉。李佳从女老师具体的演示中突然悟出，男人身上也将有一种类似花粉的东西授到女人体内。不久，她从一本《赤脚医生手册》里了解到那东西叫精子。人的授粉称之为性交。就是说，男人的阴茎必须进入女人的阴道，然后精子进入子宫寻找卵子，这便是全过程。那本手册上还有男女生殖器的插图，它完全背离了李佳的想象，远没有小男孩的“蚕宝宝”玲珑可爱，甚至面目可憎。
那本手册只字不提性交的欢乐与快感。这一点，小说倒是提供了。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都在赞美肉体，但这仅仅是文字的肉体，连温度都没有。她自然要怀疑这肉体之欢的真伪，在尝试过接吻与拥抱之后，她的感觉一落千丈。什么“春心荡漾”，什么“浑身酥软”，什么“像触电一样”，全不是这么回事。她不习惯他嘴唇的潮湿和鼻息带来的凉风，还怕弄乱了自己的头发。
远一点的地方未必好看。在这个黄昏来临之际，少女李佳正努力做出一个决定，这便是分手，尽快结束这场汤泡饭一般的初恋。她决定把问题彻底摊开：我们不是儿戏，我们是真诚的，但是这种恋爱确实乏味，不是吗？
后来她也就这么对他说了。意外的是，他并不觉得突然。这让李佳有些伤心，觉得是一种轻视。相爱的人面对分手应该是心潮起伏，应该是洒泪而别，现在这些假设都没有出现。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把曾经装过肉丁炸酱的玻璃瓶子洗刷得十分干净。他还带来了一套用照片制作的书签，照片上是他的国画小品。这算是对肉丁炸酱的回报吧？李佳的情绪一下子变得恶劣，似乎又感受到了他嘴唇的潮湿和鼻息的凉风。她问道：你怪我吗？
他摇摇头。他说：我比你大五岁，怎么能怪你呢？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李佳说，但你是个好人。你不怪我就好，毕竟……
毕竟什么呢？是有过抿紧嘴唇的接吻还是有过隔着毛衣的拥抱？他自嘲地一笑，觉得还是不说什么为好。既然眼下是结束的地方，那就尽早走出这片看上去很美其实并不舒适的林子。
你其实还是个孩子。他说。这句话说完，他就先离开了。在回校的路上，他的耳边一直响着由近而远的火车声，然后是：你吃橘子吗？他为这句话心酸。他没有从后门进来，而是走了捷径，爬墙而过。那时天刚刚黑，教学楼的每个窗口已亮起了灯。他在墙头坐了一会，抽了支烟，李佳的形象不断浮现眼前，伸手可触。这形象是静止的，连睫毛都不眨动，又显得那么久远。他想到每次和李佳拥抱总有一种抱不紧的感觉。他厌恶这感觉，为这感觉沮丧。
就这么完了？他想着，心里越发凌乱了，一口气怎么也不顺畅。他觉得还应该同李佳谈一次，认真谈谈。机会还有，因为李佳还有一本乔治·桑的小说没还来。但是几天后，他从学校邮政所收到了这本书，李佳没有写信。那时他才真的意识到，李佳是决定不再同他见面了。
这一天，他旷课去了郊外。
他当时就走在这条土路上，走了很久，竟没有碰见一个行人，也没见到一只鸟。路显得幽深而静谧，城外的天空突然变得高大，仿佛竖立起来了。然而他不觉得孤寂，有的是一种轻松的伤感。这伤感像玻璃上的一层薄雾，抹去之后看到的是另一个女人，就是韦青。昨天夜里，久违的韦青意外地访问了他的梦境。韦青是乘一片羽毛来的，她从那片杉树林的上空掠过，最后停在他寝室的窗边。那时他赤身裸体地站在床前，手里居然拿着一只剥开的橘子。他听不见韦青在说着什么，但从她的口型上，他还是听懂了一句话。
韦青说：这不是我的橘子。
韦青总是很适时地光顾我的梦。他这么想着。但他不明白梦中的自己为何一丝不挂？他的确在梦中把自己脱光了，短裤塞在枕头下面，这已在早晨得到了证实。他有些慌乱地把蚊帐压紧，看着同寝室的人陆续走出。昨天深夜我下过床吗？他越发不安起来，有人见过一个裸者在校园里游动吗？关于梦游的种种传说纠缠了他很长时间。他深信自己绝不是个梦游患者，然而梦中把自己脱光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以后十五年里，这个事实呈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困惑也随之加重。他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裸体像金属一样在黑夜里穿行，奇异的姿态介于飞翔与堕落之间……
13路公共汽车站。
你见到李佳了吗？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或者黄昏，她会在这儿下车的。那会儿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这女孩只能回家住上一夜。她每周如此，这是规律，所以真想见她并不难。冬天来了，少女李佳肯定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外套，那是她母亲过去穿的，重新翻改过。不过李佳穿起来很得体。她还会围上一条鹅黄色的羊绒围巾，她的辫子应该长到腰以下了。还有，她也喜欢戴一面大口罩。这并不妨碍你认识她。她的睫毛很长，眼神永远的朦胧忧郁似看非看，这很美是吗？但你不会立刻知道这美与近视有关。1981年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年头，时间老气横秋地流淌着，转眼便进入了冬季。犁城的冬天十分丑陋，往往一场小雪把地面弄得斑斑驳驳面目可憎。此时的另一个不幸是校园里席卷而来的舞潮。食堂、礼堂以及教室和办公室，一夜间都成了舞厅。犁城的八所大学成了八个歌舞团。大学生们互相走动，彼此跳来跳去，在邓丽君温柔有加的歌声中拙劣地扭动着身体。这是一群在社会中混过多年的家伙，已被囚禁了三年，他们荷尔蒙过剩又不敢公然放肆，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发泄精力、缓冲手淫的好形式。他们不再喊冷了。他们有理由可以去和女人随意拥抱了，这些嘴上喊着思想解放骨子里却是强奸犯的杂种。
下雪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李佳。
他们已有九个月没见面了。他记得他们是在那片杉树林里分手的，是3月间的事，在造访那位父亲一般的中学老师的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黄昏。这是最后的一面。如果不是后来李佳以邮寄的方式还书，他肯定还会去财贸学院找这女孩的。当他从学校邮政所取出那本书时，他陡然觉得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个男人的自尊心。这颗自尊心密封在纸袋里，扔进邮筒又装入邮袋，经过多双陌生的手之后，又回到了他这儿。
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拿走很重要吗？
我这次回来有一项具体的事要办，就是想把房子装修一下。这房子是我在犁城机关工作时分配的，半年前我买下了产权。房子坐落于省委机关宿舍大院内，有着完全配套的生活设施和特殊的安全保障。历史上这儿称作“红门”，自然是犁城最佳的居住地点。这些年我过着一种自我放逐的生活，没有尽到为父之责。现在我只能通过这类事做些弥补，希望女儿有一个舒适美观的居所。女儿大了，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她的口袋里除了课程表还有钱包和电话号码簿。我喜欢听她在电话里同她的朋友谈意甲和英超、NBA和迈克尔·乔丹。但她又特别痴迷《红楼梦》和酒井法子。这是个天性活泼的孩子，是我最大的慰藉。十二年前的夏天当她来到人世时，惊人的啼哭让我激动不已。她睁着大眼，当夜就吮吸手指，一头乌黑的卷发下是十分光洁的脸庞，呈现出我的骄傲、我的希望。那是个下着微雨的黎明，空气清新，我倚窗守候着我的女儿，看到了另一副情形——那是多少年后，朝气蓬勃的女儿搀扶着老迈的父亲，走在落满黄叶的林中。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枝的间隙洒落在我的眼前，我面对的将是死亡。这虚幻的景象让我忧伤，我不知道在最后的时刻怎样才能松开女儿那只柔软的手。那个微雨的黎明，女儿的生明确地提示着我的死。但我在暗暗地发下誓言：至少要确保女儿长到三十岁，才能让她的父亲死掉！这是一个父亲的誓言。
现在，女儿起床了。她似乎已经适应了我与她母亲的这种“换防”。在她的感觉中这个家庭仍是完整无缺。等她梳洗完毕，我开始与她商谈房子的装修计划。昨天夜里我画了很多图纸，想把现有的家具全部作废，并重新添置一些电器。可是她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她说：我无所谓，反正房子是你们的，我不过是暂时住在这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她会做出如此冷漠的反应。女儿倚在门框上，手里捧着从微波炉取出的牛奶，又说：爸，我这么说你很伤心是吗？可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个星期日咱们也别在一块吃饭了，我宁可和同学去逛书店。我大了，一顿饭温暖不了我。
这话对你妈说了吗？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等你走了，我会对她说。我妈这一年买了不少衣服，没有一件我觉得好看。女儿又喝了口牛奶，她说：我妈现在脾气也大了，但我不怪她。
说完，她开始收拾琴谱，准备去老师家上钢琴课。这之后她将去她外婆家吃午饭。我想我应该陪女儿去上这堂钢琴课，她不需要，但我需要。我已经意识到李佳对女儿的判断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孩子心理上已是大人。我突然联想到以前的几次电话，女儿回答得总是含含糊糊，像是敷衍，像是回避，其实是她当时不便与我多做交谈，因为这屋子除了她和李佳，还有另外的人在场。那个人一定是个男人。真难为了这孩子！
这个上午我的心情如同犁城的这片天空一样灰暗。在那位钢琴老师家，我的视线始终追随着键盘上女儿滚动的手指。老师是个小老头，算得上犁城的一名音乐权威，与我曾有过一些交往。他说，你女儿有极好的音乐天赋，如果能再刻苦一些，就更好了。我说，现在学校的作业量太大，这孩子的书包至少有十公斤。我不指望她将来在音乐上有多少造诣，能当作一个业余爱好就不错了。老师说，其实女孩子毕生做音乐也挺好，音乐能使人的灵魂纯净。我点点头，说这要看孩子自己的选择。老师显得有些固执，说：孩子重要的关口，大人有责任帮助选择，不能完全放手。
回来的路上，我问起女儿对音乐的态度。女儿说她听见了老师与我的交谈。搞音乐纯净吗？她反问道，你没见连中央乐团都快下岗了吗？我搞音乐，谁管我饭？我说：我管。女儿说：爸，你不可能养我一辈子。其实我对钢琴没多少兴趣，我是为你们弹这琴的。妈给我买了琴，我能不弹吗？妈想用这台琴拴住我，怕我学坏，我明白。就像你现在急着装修房子，想让我高兴，让我安心学习。上次考试我没考好，妈当时就哭了……我一个人要来安慰你们两个，我太累了。
我握住了女儿的手。
女儿指间的痛仿佛传递到我手上，所谓十指连心的痛在我四十岁这年才真正体味到。这几年我和李佳的种种努力为的都是一个目标，不让女儿的心灵受到创伤。我们彼此都在考虑，把各自下一步的安排推迟到女儿上大学之后。然而眼下的事实已宣告了我们的失败。我们伤害了这个孩子却让孩子来慰藉我们，自私的是我们，该指责的也是我们。天下有很多父母为了孩子的利益不受侵犯而牺牲自己的全部，我们却做不到。我们没有对天职尽责。
出租车艰涩地通过了这条繁华嘈杂的街道。我的胃很不舒服，一股酸液在食道里涌动着。这个二十年没有引起我好感的城市，此刻却给了我莫名其妙的温馨。或许，我到了该回来的时候了，她才流露出对一个游子浪人的柔情大度！我随时可以回来，回到“红门”里的家，回到李佳和女儿身边，让一切重新开始。可是，我并不老，李佳还属青年，如果没有不测，我们还可以活四十年甚至半个世纪。这是多么漫长的日子！我说过，一个已知的梦境本身就是枯燥，况且这个梦的时间将长达五十年……
爸，你的手好凉。
没事……
我喜欢你画的图纸。
这是草图，回头我再征求一下你妈的意见。
爸，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爸有钱……
挣钱不容易，我知道。
爸想让你和妈妈住得舒服一些……
爸，我就在这下车吧。
不，再拐进去一点……
出租车拐进一片住宅区，在第四排一幢灰色的楼第二个单元前停下。女儿下车了，她又说：爸，你去食堂吃饭吧，一个人别烧了。晚上我们去肯德基。
我点点头，看着她走上楼梯。这个楼洞因楼距太近总显得光线不足。我已经三年没有来过了。最后一次，那是1994年的春节前夕，我买了两盒西洋参送李佳回这儿。李佳说：你最好别上去。我把礼品递给她，她没接，转身上楼。我把东西放在楼梯台阶上，走出了那片阴影。那一天我步行了很久，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来。地上的残雪已结成冰碴，踩在上面其声如梦中的磨牙。恍恍惚惚的路灯揭示着城市冬日的贫血与虚弱，一切看上去都极不真实……
在这个冰冷的城市藏匿着多少虚伪。每天，人们用暧昧的眼神表达着关于出卖、索贿、背叛、通奸的肮脏话题，语言却用于讨价还价、吹牛拍马和教训孩子。他们激动地打着手势，于是围绕城市的一切阴谋便从这下流手势中诞生了。每天都有犯罪。每天都有阴谋。每天都有噪音、废气、污水……
一场雪又能掩盖多少劣迹呢？
那是我一生中沮丧不堪的日子。我茫然走了很多路，却找不出这个城市的方向。后来，我看见了13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这个不祥的数字在那个逝去的冬夜让我再次正视了命运的不可捉摸。
——1997年11月2日
1981年犁城的那个冬夜本来与他没有关系。从下午起，他就躲在帐子里读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这是一部很厚的书，有许多剧照和插图，读起来有点意思。他对电影的兴趣，最初起源于少年时代见过的一张照片。那是崔嵬导演《青春之歌》的工作照，偌大的摄影棚里，逼真的布景和落雪的效果在灯光下散发出诱人的色彩。一“墙”之隔，划分出现实与虚构的两个世界。于是这张照片就沉到了他的脑海，再幻变成一个气势非凡的梦境：少年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指挥着现场拍摄——那是一部战争片，翻腾的硝烟中杀出大量的骑兵。这以后少年的心思几乎全用在了电影上，他自制了一台幻灯机，在玻璃片上画出一幅幅的画面，一面石灰墙当作了银幕。有一个叫小丹的女孩是他忠实的观众，也是唯一的观众。那时石镇附近的农村常有露天电影，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他和小丹扛着一条长凳去看，有时候去晚了，他们就坐到银幕的反面——电影里的人一律用左手吃饭左手打枪，他们很开心。他告诉小丹，将来他要拍电影，并答应让小丹来演主角。小丹说：你做梦吧！小丹说电影只有大城市里的人来拍，我们是小县城的人，只比乡下人好一点。他说，我们不会永远待在小县城。毛主席从前到处钻山沟沟，后来不是到了最大的城市吗？小丹说，你这话反动，你不能跟毛主席比。他吓了一跳，轻轻地解释道：我只想拍电影。1977年高考恢复时，他才得知北京有一座电影学院，但不知怎样才能报考。后来他贸然给校方写了一封信，不久有了回音，但是那一年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在犁城大学的这三年，他一半的兴趣放到了电影上。但他没有打算日后去做一名编剧，他想干的仍是导演。他觉得这个行当能够调动他的全部才华。这个诱惑远远超过了去当一个作家或者画家。他在给冯维明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愿望，然而却遭到了后者驳斥。这是异想天开，冯维明说，谁会信任你这样一个来自县城的小子？国家养了那么多的职业导演当摆设吗？你是文化部部长的儿子吗？他自嘲地一笑，想，维明的话没有说错，如果他真是文化部长的儿子，一切都不成为问题，理想顷刻成为现实。但眼下的现实是，上帝没有派给你一个当文化部部长的父亲而只给了你一个刚刚右派平反的父亲。那个瘦小的中年人此刻正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乡下辅导业余剧团。你看清这现实了吗？他又想起那个美院教授所说的“硬性标准”，想起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你只能靠自己。可是这些扑不灭他对电影的狂热，就像一瓢冷水不能使醉汉清醒一样，固执的他给自己制订了一套打入电影界的方案，并已着手实施。他想起好莱坞一个叫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男人，在执导《教父》和《现代启示录》之前，这个人成功地写出了剧本《巴顿将军》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派拉蒙公司的老板当初选择科波拉来拍《教父》，正是从文学的《巴顿将军》中看出了其诉诸影像的功力。这个信息无疑对他很鼓舞，于是，他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寄给了北方的一家电影厂。半个月后，他收到了电影厂总编室热情洋溢的来信，对剧本给予了很好的评价。那封信还表示，剧本现在已送到了一位著名的导演手上，在适当的时候，厂方将派人来犁城与他商谈剧本修改事宜。
开局比想象的要好。那时他觉得，电影界的大门已对他裂开了一条缝隙，他仿佛看见自己的梦想已由空气形成了一团云彩，无形变作有形，停在了头顶上。他的计划也越来越具体了——如果电影投拍，那么分配时他有可能让电影厂来要他；如果那位著名导演赏识他，在这次合作之后他有可能成为副导演或者导演助理；如果……如果财贸学院的那个叫李佳的女孩了解这一切，还会同他分手吗？有一天下午，他从街上逛完书店回来，那片杉树林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想在那儿停歇，想等待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出现，结果天下起了雨。雨浇灭了这个念头，他觉得上天的安排可能就是这样，一切都该顺其自然。
冬日的天色很容易转暗。今天是星期日，寝室里的同学都去了市里，现在陆续回来了。有人在议论晚上的舞会，说外语系的一个女生跳得特别好。那人撩开他的帐子，问道：你去吗？他摇摇头，说礼堂太乱，和澡堂差不多，跳不出意思。那人就说：把你的西装借我一下吧。他指指门背后：拿吧，干洗时你掏一半钱。然后他就起床了，打算去洗脸间。这时，系办公室秘书推门进来，递给他一张纸条，说电影厂的人已经到了犁城，让他尽快去一趟。
于是他就去了。
现在看来，这是一次极为糟糕的会晤。从电影厂来的导演和责任编辑是一对标准的笨蛋。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让人啼笑皆非。那个体态略嫌臃肿的导演自以为是地提了十二条意见，又甩出一个“有突破”的构思框架，明确地指出让他按这个思路重写。那编辑也不时添油加醋，说这样就对了。他一语不发，觉得这不是在谈论电影，而是在谈一宗买卖婚姻。这个戴眼镜的男媒婆要把他卖给这个糟老头子做妾，但却不知他裤裆里挺着一根坚硬的鸡巴。谁操谁呢？电影？操你妈的电影！
他想他的神色已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离开时，那位编辑送他下楼。在楼梯拐弯处，编辑郑重地说：你好好考虑下导演的思路，毕竟，你还不懂电影。
他笑道：我十岁就懂电影了，不懂的是电影界。
那一刻他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像一堵腐蚀的老墙，千疮百孔，鸟翅的阴影像锯一样将它锯开，也许只有他的尿才能使它弥合。所以逃出这座优美的宾馆后，他急着要做的是赶快找一个阴暗的角落撒尿。滚烫的尿液冲击在残雪上发出爆裂的声响，这是对梦想最好的发言。很多年后，当他走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座摄影棚时，这爆裂的声响竟激发出他惊人的想象力。这个仿佛废弃仓库一般的地方居然锁住了他的一个梦，实在显得不可思议。
晦气的一夜。坐在13路公共汽车上，他还在为刚才的事懊恼。合作显然不可能了，所谓综合艺术到头来不过是综合了平庸。艺术可以综合吗？从这个意义上，写小说要幸福得多。小说可以坐在马桶上写，可以写到香烟皮上，没有人来给你提十二条意见。你完全可以大大咧咧地在方格稿纸上建筑你的独立王国。1981年的中国有小说吗？这个瞬间他听见了火车声，悠长的汽笛穿透了干燥的夜空。是那列火车吗？车厢的连接处还亮着灯，那个一边吃橘子一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孩哪里去了？他叹了口气，看见这辆早该淘汰的大公共缓慢地接近了13路站牌。学院路到了，售票员用犁城土语吆喝着，先下后上。他跳下车，到一棵粗大的梧桐树后面点上香烟。等他转过身，一颗流星带着细小的光弧从他头顶上空向西北方向坠落。他的视线追寻着这道转瞬即逝的光弧，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暧昧的手势。
然后他就见到了李佳飘忽的背影。
很多次，我和李佳都谈到那个夜晚。如果那一夜我们没有在13路车站碰上，还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吗？李佳说不会。我已经把你忘得差不多了，她说，我那时只想安心把书读完。我想你也不会再来找我了。
李佳说那个晚上她本不想回校，因为第二天上午没有课，她可以在家里再住一宿。可是晚饭后她接到同学的电话，说有一个讲座于翌日上午八点半开始，主讲的教授来自北京，曾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算得上权威。同学还说，讲座结束后，她们想利用中午那一会时间，把元旦晚会的节目再排练一下。于是李佳就提前离家了。那时不过八点，从她家到学校大约十一站路，但中途要转一趟车。即使这样，她在路上所花费的时间也顶多一个钟头。然而转车时，她遇见了以前中学的一个同学，现在在手表厂工作。两个人谈起来就没个完，之后又去路边的小摊子喝了瓶酸奶。我不知道这么磨磨蹭蹭是为了等你，李佳说，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我说，当时我见到了一颗流星。冬天是很难看到流星的。
那是一颗灾星吧，李佳叹道，为什么偏要降到我俩头上？
重逢是一种奇异的现象，它强调了短暂的激动和夸张的愉悦。在重逢的那一刻，烦恼和痛苦都会失踪。所以自古以来重逢都是喜出望外，诧异之后便是幸福。1981年那个冬夜，我和李佳所走的路不过是以前行程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但是意义比过去重要一百倍乃至一千倍。我们像一对落水者，在行将溺毙之际各自抓住了对方伸出的一只手，似乎只有做出这种选择，才能够活下来。这显然是重逢导致的错觉。重逢意味着失而复得，意味着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抓住了而且抓得很紧。
李佳问我，你还是一个人吗？我说是的，一个人。这极为普通的对话在当时却蕴含着弦外之音。在李佳看来，面前这个男人一直在等着她，期待着她重新投到他的怀抱。我呢？我所得到的无疑是一次明确的试探——如果你也还是一个人，那么我们可否重新开始？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简单可以复杂，复杂也可以简单，所谓爱情都是糊涂和不讲理的。李佳没有想到，当初决意离开我却成了最终走近我的动力，我却因为第一次的匆忙失去则格外珍视这回归的第二次。
第二次意味着什么？甜蜜？幸福？沮丧？懊恼？痛苦？我无法说清楚。
第二次给我带来了婚姻、女儿，却让我最终失去了家庭。房子已不能作为家庭的象征，尽管它需要一次彻底的装修。
十三年前我结婚时，父母用尽了家中全部的木料给我置办了一房家具，现在已没有用了。昨天我叫来旧货市场的人，粗略估算可值七百元。价格谈定，那人便让民工开始搬运。这时李佳回来了，问道：全卖了？我点点头。李佳说：留下一个柜子吧，把它挪到凉台上堆堆杂物。她就挑出了一只，指使民工往凉台上搬。旧货市场的人不大情愿地说：那你得退我八十块钱。李佳给了那人一百元，说：这柜子我买了。
家具搬走，房子一下显得空荡而陌生。那只柜子孤单地立在凉台上，像这房子里的第三者，注视着我们。
沉默是令人伤感的。我们默然收拾着书籍和衣物，觉得东西太多，怎么理也是乱。这是一个家的气息，一个十年之家的物质沉积。像儿时玩的一种“垒宝塔”的游戏，我们千辛万苦地用一片片碎瓦垒成一座塔，最终的目的不过是用一块石头将它击溃。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游戏，它以艰辛的创造为代价换取一瞬的毁灭之乐。但它隐匿着最朴素的宿命观，从你垒第一片碎瓦起就预示着将有毁灭的时刻，仿佛生预示着死。这游戏远没有燕子衔泥筑巢那么富有诗意而令人神往。
我把装修的方案对李佳说了，问她有什么意见。李佳说：我没必要再参与了，你女儿满意就行。而且，我也不想出钱。
钱当然由我出，我说，包括刚才那只柜子。
不，柜子是我想买的，李佳说。我得让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好的十年都装在那里面。
——199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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