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刘是去年底转院去上海的。转院的理由却不是因为病情加重或恶化，而是犁城医院的设备受到限制。没有人怀疑这一说法的真伪，但人们普遍认为去上海治病绝对是个错误，因为今年上海突然爆炸了一颗称作甲肝的“原子弹”，三十万人受到威胁，整个华东极度恐慌。而主任刘就是死于肝病，且祖籍又是浙江沿海地区，他在治疗期间是否也吃毛蚶了？
这时候，金一凡金典同志要站出来说话了。作为现在主持机关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他有责任对死者的病因做必要的说明。他说主任患的是肝癌，而肝癌是不会一夜爆发的，况且是晚期肝癌。金一凡的意思实际是说，一年前主任刘从水市调来时就是个癌病患者，这一点被组织部门考察时忽略了。可选拔的干部很多，为什么偏偏要挑一个病人？金一凡的暗示很有用，没过几天，机关内部便有人对死去的主任刘大加演绎了，说主任刘总是找熟悉的大夫上门看病，是隐瞒；说主任刘每天上班要喝一杯酒弄得红光满面，是伪装；说主任刘当初向组织部门提供的病历档案纯属捏造，目的就是力争搭上这最后一班车。
这些话传到耳里，他似信非信。他想起在水市机关的卫生所里见的那个刘副书记，总是撅着屁股打针的情景。那是一种什么针呢？是止痛的还是麻醉的？肝癌是疼痛的病，这个人忍耐了多久？他又想到了冯维明。如今主任刘说走就走了，撂下了“用惯了”的冯维明，后者无形中便成了众矢之的。机关内部的人历来不欢迎这种外来户，也历来轻视靠给领导倒水拎包上来的干部。可是，冯维明又做错了什么？如果说他真的有错，那就是他没有算到主任刘这么快会死。冯维明这一枪的确没有打准。尽管现在冯维明格外地小心谨慎，但其所承受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而且祸不单行，从迹象上看，他同还在澳洲的对象关系完全断了。那个女人至少有近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一封信和一个电话。
于是他想今晚约冯维明一块吃顿饭聊聊。没想到下班前办公室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以致他当众摔了一只茶杯。
是晚报送达的时候，处长那鞠躬尽瘁的背影突然跳动了，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宣布道：这儿有一条关于治疗癌症的新型疗法叫热疗，既不同于化疗也不同于放疗，你们看看！大家便抢着看报纸。处长一边踱步一边说：我们的刘主任走早了。这第一把火还没烧完呢！人呐，光急着搭车不行，还得想着替自己加油。冯处长，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冯维明看了处长一眼，又埋头做自己的事了。他看见冯维明整个脖子都红了。他看不下去，猛地把茶杯摔到了地上，处长吓了一跳，其他人也都吃惊地回过头。
他说：人都死了，再这么数落不觉得无耻吗？
处长有些惊慌失措，说：你怎么这样说话？
他说：我就这样说了，就说你这人无耻，怎么的？你敢把我从窗口扔下楼吗？
冯维明连忙过来拉住他。他甩开冯维明的手，指着处长的脸说：什么东西，老刘在位时你一天至少跑五趟！
说完他就走了。
苍茫暮色中城市露出夜的嘴脸。虚伪的灯光下只有这个橱窗神气活现地展示着春天。那时他就站在这些时髦美丽的木偶面前，等待着沮丧的冯维明。他想此刻冯维明一定是在同处长替自己做最和气的解释，说他文人气质太重，讲话没有分寸，如此等等。而那个鞠躬尽瘁的背影也会自动下台阶，做出他妈的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说：年轻人嘛！然后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去向金一凡同志诉苦，说自己无辜受辱，组织上不能视而不见。他甚至会一口咬定下午的事与冯维明有关，他们是同学，又都是水市来的，他们就是在搞小圈子。不多时，冯维明来了。后来他们就去了老街的一家小酒楼。他记得有一回冯维明说过，这条街很像水市的墨子巷。现在他们坐在楼上临街的窗边，天色转暗，沿街便亮起了小摊小贩卖烧烤、炸串子的灯火。犁城的小贩是不轻易吆喝的，他们大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业余搞点外快以补贴生活。
喝过一杯酒，冯维明说明天想回石镇小住半月。一来他想休息，二来弟弟“五一”结婚，如今父亲不在，他得出面帮着张罗。接着冯维明谈到了澳洲的女友，说两人的关系彻底结束了，对方刚刚嫁给一个外国老头，几乎可以做她的爷爷。我不怪她，冯维明说，都是为了生存。我只是有点懊悔，当初不该放她出去。这事在我意料之中，不像主任的死。我要是料到今天这个结果，我是不会急着往犁城调的。
他说：官场上都是身不由己。你打算怎么办呢？
冯维明说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也未必敢对我怎么样。我厌烦的是那种无形的东西，压得你喘不过气。
他感叹道：你我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孬种。你是一门心思走这条路了，那就不该有什么牢骚，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呢，不想赖在这机关里，却又没有勇气把饭碗砸了，搞得不伦不类，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像道士。实际上吃饭并不是难事，比如说我们也在这街上支一个摊子，敢吗？不敢。为什么不敢？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百条理由，其实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还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们太拿自己当人了。
这个晚上他本想和冯维明去林之冰的啤酒屋接着聊，但因后者要去向金一凡告假，就在酒楼前分手了。于是他独自沿着这条老街向南而去。他手里拿着一本著名的文学期刊，这是昨天邮局才到的，上面登载着他的那部长篇。杂志社很重视这部作品，除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一期载完，还配发了他的创作谈和约写的评论，并在封二上发表了他的近影与小传，这几乎成了他个人的专号。他自然有些得意，也自然要送一本给林之冰。尽管他们的交往是若即若离，但他感到离开这个女人将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走在这条街上，他突然想到了韦青！他清晰地记起在墨子巷与韦青不期而遇的那个微雨之夜，韦青撩开雨帽的手势栩栩如生。他又想起在新华书店前碰见的那个陌生女人，她提到韦青逛街时买了一本载有他小说和照片的刊物。接着，他在想象中见到了那具已经完全成形的婴儿，突然张开了一只小手……
他为之一颤！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这无疑是那个春天最为亮丽的消息。它至少冲淡了人们对甲肝驱之不散的恐慌，也使“蛇口风波”黯然失色。所谓“蛇口风波”不过是所谓青年教育家的当众出丑，本是一件可笑的事，再闹便是无聊了。海南建省唤起了大陆人对岛屿的向往。当年深圳成为特区，人们没有反应过来，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有深圳这个地方，把“圳”念成了“川”。当深圳的魅力动人地展现而出时，去就只剩下花钱旅游了。人们自然不肯再错过这个机会，一时间“下海”成为最流行的词汇。
那天晚上我去啤酒屋，几乎一屋子的人都在谈论下海。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正在向林之冰等人介绍着海口。这人刚从海口回来，海南省政府挂牌那一天他在现场，并说和许士杰、梁湘握了手。他虽然有些夸夸其谈，但谈吐很具诱惑。我注意到林之冰的情绪特别兴奋，眼睛明亮，两颊绯红。我和她接触了这么久，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的美丽。这应该是个错误的感觉。林没有注意到我，而我也不想介入到他们中间去。我想我当时可能会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类似两代人的隔膜。手里这本新鲜的期刊已被我握出了汗，我有点后悔带来这东西。就在准备离开时，那个平时值更看店的伙计端给了我一杯啤酒，并喊了我一声老师。林之冰这才发现我，走过来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一起听听？余强刚从海南飞回来。
余强就是那位眼镜了，我想。但我仍不想和他们挤在一块。我说：你们聊吧，我是路过，进来看看你就行了。然后便喝了两口啤酒，往门口走去。我低声告诉林，晚上我不过去了，孩子正感冒。林拿过那本期刊，随手翻了翻说：是给我的吗？我正好晚上看。我说今晚你就别看了，快想想你的玻璃店吧。这话一经说出，我便有些心酸。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林向我道别的情形，这只是早迟的事。这提前预告的分手折磨着我，其痛楚不亚于癌病患者接到最后的诊断书。那个晚上我躺在西窗之下想了很多事，半夜里爬起来打算把这些都记在纸上，却又找不出头绪。后来我就画了一堆几何模型，越画越精细，但我不知道这个由几何形状构成的空间是否就是我的情感世界。
事隔多年再次面对这奇异的图景，我还是深感困惑。但我为它表现出的宁静与和谐怦然心动，我仿佛从日益喧嚣的世界中挣脱而出，等待着一声长吁。
——1997年12月8日
第二天上班他迟到了。刚落座，同事便告诉他，说金主任让他马上去一趟。他琢磨肯定是说昨天同处长的那点破事。处长现在不知去哪儿了，他那鞠躬尽瘁的背影一消失，窗户便明亮了许多。
他走到金一凡的门口，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电视台的什么导演，曾与他合作过一部反映洪水灾难的专题片，事后却克扣了他近一半的稿费。于是他说：我一会再来。
金一凡摆摆纤细的手说：就等你了，快坐吧。
他有些茫然地坐到那几个人一起，那位导演主动伸过手说：还记得我吗？他干笑着，心想肯定因为什么事又要同电视台搞到一块了。电视台差不多都是白痴，又都是牛皮哄哄，中国的好记者是拿笔的，不会扛着机器到处向人索红包。
金一凡同志清清嗓子，开始讲话了。角色调整使他说话的风格与语气也相应改变，他现在不大注意逻辑性了，喜欢东扯西拉随手拈来。喜欢这个那个的没完没了。总之，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金一凡了，或者说是另一个版本的金典。现在我们的金典同志说：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十周年，这是个盛大的节日，宣传部、电视台的同志打算与我们联合制作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好事嘛！回顾这光辉的十年，我们省是值得骄傲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许多值得一表。但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农村改革，可谓敢为天下先，走在全国的前列。十年辛苦不寻常呐同志们，但我们走过来了，告别了贫穷，黄鹤一去不复返……当然啰，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具体怎么搞，一要听省委省政府的，二要各位集思广益，三要下去摸点情况，四要敢于探索，总之，要搞好。
金一凡喝了口水，指了指他说：既然人家点将，我不能不支持。你把处里的工作移交一下，全身心投入。你最近在创作上有进步，很好，前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长篇小说目录，虽然没有来得及看，但能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说明具有一定的水平。这回大家很信任你，让你担任总撰稿，要认真对待，更要谦虚。另外在理论上要补补课，回头我给你推荐几本书。
当天下午，他便临时住到电视台包的房间去了。导演这回十分殷勤，因为他指望这部片子获得职称晋升。宣传部派来的两个人拎来了一大捆材料，说他们不知道专题片怎么做，他们只能当当参谋和助手。那时他对这件事并没上心，想最后的结果无非让呆板的材料来点文学化，像个说明词罢了。所以他建议，不妨先下去跑一圈。大家认为很好，导演摩拳擦掌地说事不宜迟，最好明天就走，台里给这个组配了专车，很方便。但他说不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他说：过了五一吧。他倒不是故意要拿那导演一把。他想现在要紧的是和林之冰认真谈一次。他摆脱不了昨夜林的那张激动的脸，就像雨后的虹一样奔放。
于是他给林打了呼机留言：黄昏我去花房见你。
他是有意留言而不与林直接通话。他不想听到林兴奋的声音，希望在自己到来之前林预先进入情人角色，暂时把南方的鼓舞收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林之冰完全领会了他企图表达的意思。黄昏不久来临，他骑车去了林的寓所。林的门虚掩着，他换了拖鞋，关好门，就向卧室走去，接着就见到了这幅如此绚丽的图景。
这是条美人鱼。一条刚要从蓝色的海洋里跳到花圃中的美人鱼。他的手从这条鱼身上一寸一寸地移过。鱼仿佛沉睡，仿佛陶醉于这花园的香沁之中。现在，鱼醒了。鱼慢慢脱去男人的衣服，鱼慢慢坐到男人身上，鱼抚摸着男人雄起的性器，再引导它进入自己微热湿润的体内，几秒钟后，鱼开始回归大海。鱼不断跃出海面去呼吸着咸腥的空气，鱼在挣扎，鱼的嘴贪婪地吞着浪卷起的泡沫。当窗台上最后一缕晚霞消失之际，鱼的呻吟便成了夜晚最新鲜的消息。
那一夜，他们谈了很久。
虽然半年前的约定是那么清醒理智，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分手，他们仍怀有切不断的忧伤与悲痛。这无奈的离别近乎残忍，可是，又有什么力量能制止并改变这个结果呢？林之冰说她已打算把犁城的啤酒屋盘出去，这间屋子下半年的租金她也不打算再交了。林说：我现在对这个城市的怀念，就是你了。
他握着林的手，说：海南刚刚建省挂牌，那还是块不毛之地，不能再等一阵子吗？
林之冰说：这些她都想到了。她说她毕竟是和那些打工挣钱的不一样，她这几年开啤酒屋有点积累，去南边重要的是找机会，也不会吃多大的苦。林之冰问道：你想过陪我去吗？
他说：我想过。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但我一时下不了决心，辞职和女儿都让我迈不开这一步。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其实最需要我在你身边，至少有个人好商量事，睡觉也用不着害怕……
林之冰拭去眼泪说：你不用内疚。人生就是无奈，很多事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我是学数学的，我记得初中二年级几何上到圆这一节，讲到两个圆的相切，共有的只是一个切点。我想我们就是这两个圆，各有各的天空。虽然我们仅仅拥有这一个点，其实这已经很够了，真的很够了。问题是，我在这个点上陷得太深了，就觉得特别难……
说到这儿，林之冰一头跑进了卫生间，对着马桶呕吐起来，吐出的全是稠稠的酸液。他轻轻拍着林的背，然后再次从后面搂住了她。
1988年5月3日，我随电视台的采访车去了乡下。按照预先拟订的提纲，我们打算去不同特点的几个地方实地考察。这次的乡村之行让我想起一个年前的那次调查，从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把它理解成调查的继续。我对这个农业省份有一种复杂的情怀。这里既有率先包产到户日后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圣地的样板，也有至今穷得叮当响一味靠政府救济的村落。这块并不富饶的大地曾经燃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但又因土地的重负与新兴的商品经济失之交臂。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慨一言难尽。当我们返回犁城已是6月上旬，没过几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电视专题片《河殇》。我记得这部片子播到第四集时，金一凡同志亲自给我挂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看《河殇》了吗？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思路开阔，很有气势，我觉得你们要借鉴人家的经验，把东西搞得有感染力一些。
《河殇》很快热遍了全国。电视台的那个导演急得团团转，说自己倒霉，慢了一步。我感到奇怪，这怎么叫慢了一步呢？我们并不是在作一篇同题作文。我当然明白这个人是痴迷于《河殇》这种形式，其实《河殇》里说的那些事，我敢起誓绝大部分他不懂。我是搞这一行的，我都有些不知所云。我既不懂马克思，也不懂费尔巴哈。我不懂“黄色文明”，也不懂“蓝色文明”，但我知道黄色文明绝不是指黄河、黄土和黄皮肤，因为日本人的皮肤也是黄的，塞纳河和密西西比河也没有一夜间变蓝。时至今日，我脑中的《河殇》仍是一位叫张家声的演员的优美悦耳的解说。我喜欢这个人特有的音质、天才的节奏感以及平实的语气。一部《河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奇异的：解说词大于画面，而解说则大于解说词。
电视台现在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希望我们搞出一个类似《河殇》的东西。我便有些作难了。其一是我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不过是一个写小说的，我重视的是想象而非思辨，追求的是叙述而非哲理。其二是原先我们想搞的片子，若嵌入类似《河殇》的框架很困难，至少是生硬的。这一路上，我们几个人大致找到了一条思路，就是立足于脚下这块土地做文章。在当代中国，这是一块最先觉醒也最先复苏的土地，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进入反思，指出土地对人造成的心理钳制，指出承包受益后的农民安于现状，甚至滋生出惰性而不敢把自己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商品经济洪流中去。然后进而指出：历史的骄傲与荣耀假如不正确对待，便会成为今天的重负，农村改革若不深化便会在自然经济形态里兜圈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这也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最朴素的责任感，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省在外界眼中永远是“洪水灾害”，我们试图做一次呼吁。于是我对电视台的人说：与其作空泛的感叹，不如发一声实在的呐喊。我只能这样去写。我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意思，但我确实做好了抽身的准备。总之，我不会干东施效颦这类蠢事。电视台最后只好让步，说不干预，但坚持要在这部名为《面对黄土》的专题片中插入一些权威人士的实况采访。我想在他们眼中，这是《河殇》值得借鉴的特色之一。
那个夏天我便着手做这件事了。五集专题片写起来其实不费事，我等于连分镜头本都写了，电视台的导演不过是照上面找素材带而已。但我不想这么快写好，因为我实在是讨厌回机关坐班。这儿的食宿条件相当不错，我每天只是象征性地写那么一会，然后就回家带孩子去了。女儿刚过两岁，正是好玩的阶段。那时她最大的爱好是四壁涂鸦，特别喜欢画一种古怪的图案。
有一天，我的一位从事现代陶瓷与现代剪纸艺术的朋友来访，看到墙上这些图便夸赞说：这孩子不简单。朋友说他绝无讨好之意，接着他轻声说道：这孩子很忧郁。我着实吃了一惊，这图案怎么会“忧郁”呢？朋友说：你看这线条，没有一笔是果敢的，非常重又非常柔，拖笔如此之长，像思绪愁肠一般。你女儿不认生，声音又洪亮，却画出这样的笔触，你这当爹的不该好好想想？
我开始相信这位朋友不是危言耸听。那个下午我被这些图案折磨得很苦。我带着女儿，和她玩拼图游戏。我凝视着这孩子的一举一动，心里充满了苍凉与内疚。这个活泼可爱的生命，偏偏是我和李佳创造的。从她诞生的那天起，我们三个人就从未睡到过一张床上！这个图案一直萦绕在我纷乱的脑海，以后每次我离家远行，它都呈现在我的视野中，像一只脱线的风筝，像挂在天空上的一串放大了的省略号。几年后，当我和李佳最终商量出眼下这种“换防”制时，我深层的依据便是这个图案。
现在，十二岁的女儿来练琴了。放琴的屋子是先装修完工的，只剩下油漆工序。女儿如今不再画了，她对练琴其实也是心不在焉。可我还想对她做更多的要求，我甚至憎恨她那只硕大的书包。有时我也劝李佳，不要对女儿管束太琐碎，也不要把女儿全部的时间填满，多给她一些自由。李佳强调的是社会竞争激烈，她得为女儿将来的前途着想。我说，她的前途就是自由舒展像鸟一样快乐。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前途。女儿弹奏的是杜舍克的G大调回旋曲，这是她去年考级时的作业。每次练琴她喜欢以这支曲子做前奏热身。我也喜欢，这的确是支优美而轻快的旋律。它让我想起日出和山间流水，想起纷扬的柳絮和拱桥的倒影。后来，我又想起上次回来她对我所说的一段话。那次我们谈到将来去国外读学位的话题。女儿说，她既不想去美国姑姑那儿，也不打算去澳洲大姨那儿。我想去日本的早稻田，她这样说道，我讨厌日本，但我实在是喜欢“早稻田”这个名字。
——199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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