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胡耀邦的下台和大兴安岭的火灾，使这个国家格外令人忧虑而焦灼。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因一篇小说惹起的民族问题风波，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之一。在机关里，那些每天喝茶看报的人一夜间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都来向他借阅那一期的《人民文学》。他说：我不订期刊。我对那篇小说也没有兴趣。人们又问：那篇小说问题大吗？他说：好的小说从来都与问题无关。他只能这么说。他不会建议他们去接触一个叫博尔赫斯或者福克纳的老人。有意思的是，他关于小说与问题的信口开河传到了金一凡金典同志的耳朵里，于是这人就认为其观点极无逻辑性。有一天，他被金一凡叫去汇报不久前的那次赴水市的农村调查。但他的感觉是，金一凡真正关心的是那一个月中，冯维明向他透露了什么没有。譬如说，调查行动是否有针对性。倘若有，其背景是否来自高层？省委负责人的称赞是随意性的表扬还是倾向性、实质性的支持？金一凡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过敏的人。胡耀邦执政时期，他曾就本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某些做法，给前者写过一封信，结果胡耀邦做了几句话的批示，这便成了金一凡最大的资本。现在胡耀邦辞职了，他金一凡就觉得一切都变得很不正常，似乎下一个辞职的就轮到他了。这合乎他的逻辑性。
那次他被金一凡连番的暗示弄得头昏脑涨。等谈完“工作”，金一凡便改暗示为明言，说起了“小说与问题”。金一凡认为他的这种观点不对，甚至是错误。小说能不反映问题吗？金一凡说，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有哪些小说不是反映问题的？不反映问题作家谈何社会责任感？他没说什么，因为这又很合乎金一凡的逻辑性。最后，金一凡同志说：只有深刻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才会经得起时间考验，为历史所记载。
这时他才说：可能会有另一种文学史会记载另一种小说。那些小说只提供语言和想象。说完，他就离开了。他能感觉到背后的金一凡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这没有办法，既然谈到小说，他就需要坦言自己的立场。那一天他的情绪有些黯然，觉得自己从事的这个行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甘苦。他获得了写作过程中未知的不断显现的激动，又必须面临作品带来的种种烦恼。文学的愉悦无时不与功名的诱惑对抗着，存在与发展使你在妥协与媚俗的边缘徘徊，有时你就得打出一面白旗。他又想起年初北京的那个“文学晚会”。文学居然与晚会勾搭上了，作家与明星又有何区别？不久以后，文学开始走进了地摊，作家的照片成为畅销杂志的封面，以至一堆无聊小报就能生造出一个著名作家，以至一个电影导演就会捧红一个作家，成为中国文学界最失败的种种风景。
可悲的是他本人有时也是这败坏风景里的一笔无耻颜色。几年后，他只身去了南方，开始了自我放逐的生活。那是一次对家庭和文学界的双重逃离。其策划则始于1987年的夏天。那一天，是女儿周岁的生日。他在沙发上布置了十件东西，让刚刚学步的女儿玩“抓周”的游戏。结果这孩子三次都抓起了一本书。他激动地把女儿高高举过头顶，说：我的女儿！他为拥有这个爱书的女儿骄傲得落泪了。这天晚上，他和李佳有一次长谈。这是一次朋友式的谈话，理智而坦白，自始至终平心静气。过去的事已成为历史，不需要再纠缠谁是谁非。他们看重的是现在和将来。李佳说，我想把孩子带到上小学再离开这个家。她说我现在唯一的寄托就是这个女儿，我信赖的是血缘。我们今后也不必再吵了，想想终有分手的一日，吵就没有意义。他现在觉得，李佳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女人，对生活极度悲观。这个女人的梦想过早地结束了，余下的便是打发光阴。所以她总是很累，总是睡不够，也总是有发不完的哀怨。人是需要梦想的，人因梦想而活。梦想如同一条横亘于眼前的地平线，你见到了它你就必须接着走。从这个意义上看，存在就是虚无，人生如梦。然而做梦的过程是美丽的，生命本身是美丽的。
他告诉李佳，自己一直在考虑脱离机关甚至脱离文学界。这让李佳有些困惑，她问道：你不是一直爱这行当吗？他说：我爱的是文学，不是文学界。而且我也不会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写作难以谋生。李佳说：写作怎么不能谋生呢？以你的才华，如果你写一些贴近生活的东西，写一些符合形势的东西，你一辈子会过得很好。然后李佳就列举了本省的几个人，说这些人的功力和感觉都远不及他，却比他来得实惠，什么都捞到了。他说：我本来就没想过靠写作来捞取什么，我只是喜欢。李佳说：你这人太固执了，我倒是希望你变得实际一些。你混好了，对女儿将来会很有用。你至少能养得起这个孩子。
他说，如果想赚钱，应该用赚钱的方式，比如做生意、炒股票。他说写作是看家本领，人不能拿看家本领去开玩笑，就像一个化妆师不宜去开美容院。
李佳便反问道：什么叫看家？看家就是养家。如果当初你听我一句话，我们会走到这步田地吗？
那时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想挣钱对我来说不应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我设想做广告生意，设想为电视台制作栏目，设想过开一家书店。这些都是能挣钱的手段，而且我力所能及。我对文学界的失望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我不满现行的衙门化体制，说起某个作协主席是厅局级待遇，我就以为是一句笑话。我印象中，全世界只有苏联和朝鲜有类似中国的这种作协体制。我也不主张靠政府来养一些专业作家，这种雇佣关系会使作家和作品都变得十分尴尬。所谓职业作家，国外一般指的是那种靠卖文为生的专栏作家和靠畅销书发财的写手。政府的钱，应该针对性地发放给那些能够写作的人，而不是养一堆以文学为名义的机关。因为有与行政级别看齐的待遇，文学界便不安宁，丑闻迭出自然最平常不过。其二是我厌恶这个“界”庸俗不堪的学风，完全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学科标准，剩下的不过是乌合之众的欺行霸市与肉麻吹捧。
所以我必须彻底与之断绝关系。1992年，在我决定去南方之前，我先辞去了在省作协的全部职务。我觉得我应该有另一种生活。
和李佳交谈的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城南的那家啤酒屋。我从女老板嘴里得知海南将要建省的消息，说邓小平要把海南岛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年轻的女老板现在对啤酒屋已经没有了兴趣，已在超前考虑将去海南岛投资的项目。她说想在那里开一家玻璃店，因为海南要开发，首先必须是房地产，而盖房子是离不开玻璃的。女老板显得信心十足。但她的情绪并没有怎么感染我，让我惊讶的是她的胆识与眼光。这个女人顶多二十三岁，却能对世事做出如此敏捷的反应，且又不是文化人惯有的那种海阔天空，不简单。可是我突然转移了话题，很唐突地问道：赚钱是不是很有趣？女老板愣了一下，然后很沉着地答道：这要看你的欲望了。一种人赚钱是需要钱，另一种人是为赚钱而赚钱。我是第一种人。我需要钱买房子买车养老，我还需要钱办我想办的时装公司，需要钱出国旅游。我的乐趣是在赚到钱之后，不管大家怎么说，我还是相信，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甚至能帮你买回公道。
说到这里，她便有些激动，拿起我的烟点了一支。她告诉我她叫林之冰。名字有点怪怪的，又有点老气横秋。林之冰说我们其实是校友，她在校团委办公室还看见过当年我为学校挣来的那张大学生会演的奖状。
那天夜里我和林之冰聊得很晚。因为是周末啤酒屋的生意比较清淡，这倒有点奇怪。林之冰说，犁城的男人一到周末都会在家陪老婆，而恋人这一夜的处所必定远离灯光。这一说，我们倒笑了。林之冰突然问道：你是不是离婚了？
我反问道：你看像吗？
林之冰说：我算不准你是否离婚，但我敢断言你的婚姻不如意。从你第一次来，我就注意到了。
我起身告辞，说：你认为婚姻有如意的吗？
我和林之冰就这么认识了。现在我仔细回忆那个周末之夜，觉得双方最后的话语都有些暧昧。林之冰不是那种靠眉目神情打动我的女人，不是那种看在眼里拔不出来的女人，她属于那种谈得来的朋友。投机相洽的话语是我们交往的前提。我和林之冰的关系从一开始定位就十分准确。我们都不信任婚姻，都觉得彼此可以成为患难之交但不会成为终身伴侣。林之冰后来说，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人永远只能做朋友。因为我们是异性，所以成为情人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关于情人与妻子（或丈夫）的描述，最为精彩的话语出自李佳。有一次，那是我们离异后的第二年，我与她散步路过林之冰从前开过的那家啤酒屋。李佳问我有何感慨。我说林之冰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是通情达理。李佳便嘲笑道：情人大都这样。情人看见的是孔雀的正面，孔雀开屏能不美吗？而老婆却绕到了背后，看见的只是脏屁眼。
李佳说，我们真是太冤了。如果我们是情人，我脑中就不会层出不穷那些油瓶忘了盖呀，水开了懒得冲呀，多开一盏灯浪费电呀这种破事了。情人吃饭嘴一抹走了，老婆却要收拾一桌子脏碗。老天对我们最大的不公，是让我们莫名其妙地夫妻一场。
那些年我们过得很不容易。虽说一些事谈开了，但我们仍不能理智地对待每一天。两个人有一个孩子，每天需要面对着，需要共同应付日常生活，还需要做出和好如初的姿态向外界展示。我们在等待着。李佳等待着女儿长大，我等待着李佳下一步的安排妥当——无论她做何选择，我都为她祝福。对李佳，我永远感到歉疚，因为她是我女儿的母亲。我们在彼此投下的阴影里度过的那些时光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另一种的青春做证。一个男人不能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幸福，怎么看都是一种无能。我时常这么检讨着，李佳或许也有类似的自责。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都尽量避免再去伤害对方。我们甚至强作欢颜去取悦对方，那种苦衷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那些日子，两个人全部的欢笑都是虚伪的，愁苦却很真诚。这些愁苦让我想起我们仍是法定的夫妻。我们于愁苦中等待着一场玩笑的结束……
——1997年12月5日
为了减少和李佳的正面接触，他决定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作的时间自然是晚上，地点却挪到了机关办公室。李佳也希望这样安排，她担心的是被动吸烟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于是每晚《新闻联播》后，他提上一瓶开水，带上一盒风油精，去办公室了。办公室与住所同在一座大院内，当中只有一堵墙和一道岗。他想每晚可以写到十二点甚至下一点，回家后李佳正在熟睡中。翌日早晨李佳又会先他一步出门去赶班车。这样，每天他们的见面时间便只剩了两顿饭的工夫。
1987年的夏天可谓酷暑难熬。白天城市的最高气温一直在摄氏三十八度居高不下。夜晚无风，驱不散的闷热使空气中充满了煤油味。他打着赤膊在电扇下仍是汗流不止，于是就在脚下放了一盆凉水。他把双脚浸泡在凉水中，几小时下来，这水也热了，他又换上一盆。然而稿子却写得十分顺手。望着渐渐厚起的稿纸，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那时他觉得写作真是一门好手艺，最重的烦恼也敌不过一杆笔。他想起一个外国佬说过的一句名言：最伟大的东西都是管子制成的，比如枪、男性生殖器和我们手中的笔。三件东西他拥有两件，他不能不开心。但是他也偶尔生出一点悲哀来，他不明白李佳为什么就敌视这门手艺。李佳，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他这么感叹着，我需要的不过是一张桌子，每天让我在上面伏两小时就足够了。
这天晚上，冯维明来了。看见他这副挥汗如雨的样子，冯维明便生出了几分羡慕。这羡慕看起来是由衷的，他就觉得有些奇怪。冯维明不是那种浅薄之人，决不会因为他在事业上成了点气候就一改过去的态度。他注意到冯维明近来显得憔悴，但不知道这人什么地方不顺心。
冯维明看了他的几页稿子，又点了一支烟，说：做自己想做的事，苦中有乐，至少心灵是自由的。这方面看，我便远不及你了。如果我当初坚持去搞西班牙语——不，这还不一样，因为我最终放弃它根本还是在于失去了兴趣。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究竟对什么有兴趣？你以为我看重仕途？不是的。仕途之乐在于治国齐家平天下，我们天天做的什么？
他着实感到意外，冯维明竟会有这番感慨！他印象中的这个冯维明历来是从容不迫的，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坎坷。冯维明眼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冯维明说：会有什么事呢？我只是感到特别的累。主任又住院了，我刚从那儿回来。他的儿子女儿躲得远远的，我却要每天跑三趟。我父亲去年病故，我连回去奔丧都迟了一步……
说着，冯维明的眼睛湿润了。冯维明说父亲临终前还惦着他的婚事，说苦撑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见到第三代人。冯维明这个晚上是来等澳洲的电话的，可是一直等到十二点，电话铃没有响。冯维明便不想再等，怕耽误明天一早去医院照看主任。临走，冯维明还说：不好意思，影响你写东西了。他说：维明，我们是朋友。人一生最终剩下的就只是朋友。父母要死，儿女要另立门户，老婆离开不过是迟早问题。
这一刻，他们都有些激动。
那时天空刚刚布起雨幕，城市仿佛凝固的热浪开始化解。他立在窗口，等待着冯维明的身影从视野中通过。可是冯维明没有出现。他想冯维明可能换了一条道。那是一条弯道，两旁生长着葱郁的樟树，每天清晨老干部们喜欢在那儿练习养生拳脚，一边听着《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节目。现在，这个首脑大院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显得格外寂静而空旷。他却有些孤独，不想去找回几小时前掐断的思绪。这时，电话铃响了！他以为是澳洲打来的电话，便抓起话筒，听到的竟是那个女老板林之冰的声音。
林之冰说啤酒屋刚刚打烊，就随手拨了这个电话，想看看他可在。林之冰知道他近期在写一个长篇。
林之冰问：还想写吗？
他说今晚他几乎没写什么，和一个朋友叙旧刚结束。
林之冰说：要是你不太疲倦，就过来坐会儿吧。
我到的时候，林之冰正在收拾自己的小东西。我便感到，今晚我们可能会去另一个地方。于是关于性爱的欲念自然地生出。虽然林之冰说店里值更的伙计在场谈话不方便，但我仍理解为一种托词。所以上出租车的时候，我故意扶了她一把。她光润的肌肤让我非常惬意。
果然，去的地方就是林之冰的寓所。那是犁城最早的一批公寓楼。林之冰在最高的一层租了一个小套。进来时，值班的老头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我。林之冰便给他一包烟，请他帮我们开了电梯。我的尴尬在电梯里达到了极点。后来这便成了林的笑料，说我骨子里还是个好男人，居然还知道脸红。
林的屋子陈设很简单，但布置得颇有情调。她对花布有特殊的癖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花布的装饰与点缀。孤立地看，那都是些俗气的图案，没有变形，色彩也十分浓艳。但是集中到一块便出现了意外的效果，明亮的色块传达出生动活泼的气息，俗到了极端便不再是俗。这种安排非常吻合主人的气质。很多年后，当我鬼使神差地做起服装生意，一次去浙江柯桥的面料市场考察，蓦然想到了当初林在犁城的这间房子。那天我跑了很多店面，终于在一家极不起眼的小店里找到了这种印花的面料。主人向我抖开这花布时，林的形象便在那个瞬间清晰地出现了。然而我只买回了一小段。随行人员自然不理解我的心思。后来我把这段布制成了一幅床罩和两只枕头套。于是这之后的许多不眠之夜，我独自重温了与林在一起的日子。那个时期，我因生意屡屡受挫生活得沮丧不堪（我将在小说第二部中提及），是这富有朝气和生命力的图案给了我亲切的抚慰。
和林之冰的接触就像在听一首轻松的古典乐曲，照亮没有紧张的感觉。开始我们是坐在凉台上喝茶，处在这么高的位置，在这么深的雨夜，很快就有了凉爽。林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磊落。她说好些日子没见我去啤酒屋，总觉得有点儿失落，突然就很想见我。你可以坐晚一点吗？林说。
我说：你不介意，我可以陪你一宿。
很明显，我有些闪烁其词，其中透着男人固有的狡黠。但我的行动又使适才的言辞变得十分可笑，我拉过林的手，从后面搂住了她的身体。
我的手从林的腰间向上滑动着，最后停在她结实的乳房上。林扭过脸吻着我的颈项，我们逐渐开始接吻。接着林说：去洗澡吧。
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和一个女人共同沐浴，也是第一次在喷淋的水帘中做爱。林的身体丰润爽洁像一条鱼。林就是一条活泼会呻吟的鱼。后来我将这条鱼抱到花丛中。我们并排躺着，仿佛置身于一个花花世界。林亲昵地告诉我说，你很棒。林说她几天前就在设想今夜的情景，就把我想象得很棒了。林起身给我重新沏了杯茶，又拿起指甲钳来给我剪趾甲。这时她发现我的双脚很浮肿，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是在冷水里浸泡久了的缘故，不是病。林于是就有些心疼，叹道：我若做你老婆，是不会让你受这份罪的。但是我这种人天生不是个老婆料，我做不了任何人的老婆。
林之冰实际上是一个柔情的女人。在以后的相处中，我越发觉得最该去当老婆的就是她这种类型的人。但我没有道出这感受，我害怕因为这种观念而改变两个人的角色，使问题复杂化。虽然我同李佳的婚姻已没有前途，但我不能明火执仗公然与某个女人同居。犁城不大，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林之冰自然也不希望出现这种难堪的局面，那时她只对我提出一项要求，她说：我唯一不能容忍的，是你从另一个女人的床上回到我这张床上。以后她又进一步声明道：如果有一天你们夫妻和好如初，或者你又爱上了别人，我们就不需要再见面了。我希望你在给我感情的同时也捎上我的尊严。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一宿。黎明时，我们又开始做爱——其过程十分漫长。林在高潮临近的前夕将灯熄灭，她骑在我的身上不停地摇晃着，肆无忌惮的呻吟让我无比兴奋，我觉得我会把她杀了。剧烈的挺进带来痛不欲生的快感，我们几乎是在同一秒钟迎接了高潮。
然而这个早晨后来让我很尴尬。离开林之冰的寓所，我匆匆赶回“红门”，正好碰上等候班车的李佳。那会儿我的头发还没有干。李佳平静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倒是心虚地支吾了几句，问今天该买什么菜。李佳说：你看着办吧。
女人是奇怪的。敏感的李佳一眼看出我在这个城市有外遇，心理上突然就不能平衡了。李佳视我为一本过期的刊物，她看完了或者不想再看了，可以随便扔到某个角落，但她不允许别人把它拾起来掸掸灰尘，更不允许招呼不打就拿走。直到今天，她还是这种心态。昨天她过来看装修的进度，顺便把这个月的长话费单据交给我。依据当初口头协议，凡长话费均由我支付，她只管市话费用，当然她也不打长途电话。费用每月都是她先垫付，等我回来一并结清。这本是件正常的事，但她从另外的角度做出解释，她说：你给远方的某个女人挂了几百块的长途，却由我这个前妻垫付交费，能让我平衡吗？
我于是赶紧交给她一张活期存折了事。我想我这辈子都要面对这种不平衡了。1994年我在回答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提问时，曾谈到这种状态。我说女性往往是不平衡的，除去与生俱来的某些不平等的因素，还在于在婚姻这一特殊人际形式中，女性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假想中，大都自觉地把承担的一切看作了牺牲。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实际表明婚姻从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合理性。失败的婚姻在于不明智的索取，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索取远远高过血亲的情感，并绝对地霸占到底，这是连神也办不到的事。
——199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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