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孩子满月后就去离婚”。她疼爱这孩子，为此接连更换了五个保姆。如今孩子已经半岁，怎么看都好玩，她下不了放弃这孩子的决心，于是便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李佳的内心仍是苦不堪言、悲观至极。她的怨气也毫无顾忌地写在脸上，委屈却无处诉说。每天晚上她带女儿早早上了床，而他要做的，除了在西窗下另支一张床之外，就是在李佳脚下放上一只热水袋。这对夫妻其实开始了分居。李佳是一个性冷漠者。正是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使她内心的苦怨日积月累，无处排遣。他们的爱情从结婚那一天起就彻底死亡了。他们后来花费十年心血来寻求或挽回的爱，实际已是爱的观念与形式，本质的爱早就不复存在。
没有和谐，没有默契，更没有水乳交融和息息相关。一切看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
对这两个人，每天上班倒成了休息和放松。有一次，他因一项调查去了审计局，便顺道去看看李佳。在走廊上他就听见李佳的笑声，这笑声竟是如此爽朗，如此开心，连他都被感染了。他看见李佳正与几位男同事交谈一宗强奸案，预审员问人犯（那时还不叫犯罪嫌疑人）：生殖器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人犯是个农民，不明白生殖器为何物。预审员便大叫一声：就是鸡巴！李佳欢快的背影让他沮丧无比，他觉得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破坏了这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发现了他，其中一个高个儿问道：找谁？
他说我找李佳。大家这才知道他是李佳的丈夫，便热情相待，并说久闻大名拜读大作之类。李佳的脸上还滞留着笑容，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处今天聚会，马处长过生日请客，晚上我就不回去了。正说着，被称作马处长的男人进来了，手里抱着两箱苹果，说：你们去办公室领吧，一人一箱，小李这箱我替你领了。李佳谢了副处长，又指着他介绍道：这是我丈夫。马处长就伸过手说：幸会幸会！早就听说小李嫁了个当作家的丈夫，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一个作家呢！他觉得这话有些阴阳怪气，但面前这个男人的面相倒很憨厚。他递给这人一支烟，这人说不会，说他抽烟是浪费，只有作家们抽烟是激发灵感云云，听得他心里直想笑。于是简单寒暄几句，他就离开了。李佳让他把那箱苹果带走，吩咐说：你放一半到冰箱，另一半这个星期天回去带给我父母。
李佳在人前与在人后判若两人。这天晚上，李佳很迟才回来，明显比以前愉快，还给他捎了一条烟。他竟有点感动。他想或许过去妻子在这个家陷的时间太多了，才使得心情那么灰暗。女儿来得太快，他们几乎没有一天的“二人世界”，所以一切都显得措手不及，日子才过得这么狼狈。那时孩子和保姆都睡了，他想趁这工夫同李佳谈谈心，彼此做些沟通。他们太需要沟通了。他给她倒了杯水，问道：玩得挺好？李佳说局里和一个港商弄了个歌舞厅，去跳了会儿舞，想不到处里几个家伙都跳得不赖，还有会跳探戈和恰恰步的。他问：老马也能跳？李佳说不会。李佳说：你别叫人家老马，人家不过比你大两岁，也是七八届的，最近才提为副处长。人不可貌相，这家伙前途无量呢！他便笑道：我并没有说他相貌如何，更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当然我也不会羡慕。李佳顿时就不悦了，说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有些惊讶，觉得妻子根本不该这样来想他。脱离机关是他一贯的念头，人各有志，干吗人人都必须挤在一条官道上呢？他叹了口气，说：李佳，你真不理解我吗？我是存心想搞专业的。李佳说：你这专业其实早被时代淘汰了，是个失败的行当；即使有一天你取得成功，也不过是失败中的成功者。他愣了一下，说：你讲的或许不错，问题是我喜欢这个失败的行当，怎么办呢？李佳说：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喜欢，所以全家人都跟着倒霉。说完，她去洗脚了。
他很难过。他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李佳在火车上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形。毕业才几年，李佳的观念全变了，变得陌生而令他诧异。现在他意识到这日趋激化的矛盾将不可调和，他和李佳都窥见了来日那片巨大的阴影，将笼罩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这个家庭就像放在桌面上的一只鸡蛋，稍不平衡便会破碎而难以收拾。
这个幻象让他心颤不已！有很多次，这幻象出现在梦中，竟惊出了他一身冷汗。
几天后，他带着这种忧虑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这已是1986年最后的日子，他去首都出席一个规模空前的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他彻夜未眠，一直站在车厢连接处看着外面快速掠过的黑色旷野，很想听见一个声音：你吃橘子吗？
他至今认为十年前的北京之行是个错误。
政府花大把的钱，把全国几百号青年作家召到京城，听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训，意义何在当时他就极不明白。写作纯属个人的事，没有什么人能指导这项特殊的劳动，况且想指导的人本身能力就有限。当代文学最大的遗憾是缺少大师。会议召开的前一晚，他们像被押着似的去参加一个“文学晚会”，听一些人乏味虚假地朗诵豪言壮语，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倒是其中有一位未出席的表演者，现场放出的一段录音给了他较好的印象，大意是说：不要把什么都推给历史，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和不伟大的历史都为人民所创造。再说，推给历史又能怎样呢？
北京就是这么个奇怪的地方，一点事会弄得像过节一样，哪怕是寂寞清冷之事。但是两天后，他们听到了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可能因为这件真正要紧的事，关于文学的会议便草草收场了。与会代表领到了一些出版社卖不掉的文学书，真带回去的却不多，都在走之前堆到了门外的走廊上，惹得宾馆服务员大发雷霆。若想清除这堆漂亮的垃圾，非需要几辆大卡车不行。
他不适应北京的冬季，干燥得每天淌鼻血，虚火上升导致牙痛喉肿。北京对他永远是陌生的，于是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他便匆匆离开了，于翌日上午返回了犁城。他惦念着在襁褓中的女儿。那天不是个星期日，但李佳没有上班。他走到西窗下听见她正在客厅里接电话，声音不高但充满着热情，她说：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想想……这毕竟是件大事。窗外的他顿生疑惑，随之产生了不安。这时，出来晾衣服的邻居老太太见到了他，就喊：你从北京开会回来了？他便支吾着，同时听见屋内的李佳说：他回来了，回头见面再说。显然这个电话是不便让他听见的，可命运偏偏安排他扮演了这个可耻而尴尬的角色，强加的窃听比强加的罪名更让他难受。他走进家，看见李佳已迎过来，她的表情因强制的镇定而变得呆板，她很想表现出若无其事的轻松劲，但那一刻竟很困难。
你没上班？他这样问道。
我也出了趟差，昨晚才到家。李佳一边说着一边削苹果，削得极不利落，地上的断皮厚薄不均。
孩子让保姆抱出去串门了。他洗了把脸，然后坐到李佳对面，他问道：很抱歉，我刚才听见了你的电话。我想知道，你与电话那边的人在商量什么一件我在场不便的大事。你最好别骗我。
李佳一下沉默了，削了一半的苹果也放到了茶几上。她的神色转为沉重的平静。过了片刻，她说了。对方就是那个憨厚而前途无量的马副处长，他们平时相处得很好。老马的家庭一直不正常，这回一道出差，他们谈了好几次，渐渐就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李佳说老马对她很照顾，就是扫地，也顺手把她桌子底下带上一把。李佳说老马和你不一样，是个顾家顾口的人，能给人以安全感。李佳仍忘不了要强调一句：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这话好几年前她也说过，连措辞都一样。不过现在听起来倒不让他产生格外的痛苦了。李佳说得很诚恳，平淡的陈述比事实本身还让人信服。他想李佳公然宣布文学失败了，但她还是善于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去判断问题，因此别的男人扫地带去她桌底下的几片纸屑，足以把她打动。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他记忆中的一个亮点。李佳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角色。几年后他在一篇随笔中谈道：老婆情人化是好老婆，情人老婆化是好情人，说的仍是眼光和角色。
他问李佳：眼下怎么办？
李佳有些为难地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她原想私下同老马再接触一阵子，倘若真是那么合得来，便各自离婚然后再行结婚。
他说：这就不必了，你同老马谈开，说我等办了离婚手续之后立即请你们喝酒。
然后他就把电话交到了李佳手上，去邻居家找孩子了。他想明天就带孩子回石镇。
第二天，单位安排我去水市搞一项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我便让石镇的父母赶来犁城，帮助照料女儿。我建议李佳住回娘家，因为这对离婚会有好处。再说，让她离开孩子一个阶段，彼此都适应一下。李佳敢走这一步，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在一点上我感到困惑。李佳为何不同我争这个人见人爱的女儿呢？哪怕是虚晃一枪也是个交代呀。我想可能是这个孩子把她折磨够了，这孩子确实闹人，不好带。
这次大规模的调查是主任刘新上任后的第一把火。这人试图给沉闷的机关工作带来新的生机，认为不能浮在上面搞研究，待在屋里当参谋，应该走到最基层，下马观花、解剖麻雀。主任刘有一套过硬的基层工作方法，开口闭口说自己文化水平有限，理论一知半解，唯独能联系一点实际。这话让副主任金一凡很不舒服，觉得太有针对性。不讲理论，他金典同志就失去了逻辑性。但是，主任刘的话很缜密，兴调查之风还受到省委负责人的称赞。于是各处室只留了个别体弱多病者，其他人全撒下去了，要求干他三十天，回家正好过春节。
我和冯维明一组，因为我俩都来自水市，情况比较熟悉，就没有多派人。我们计划把水市所辖的六县都跑一遍。冯维明现在不像在水市那会儿那么敏感，要从容一些，但仍是谨慎的。他也不再就我的状况发表意见，很公事公办的样子。去水市的路上他唯一关心的，是胡耀邦之后的中国政治，问我在北京可听到什么传闻。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也没听见什么。但是我已明显地感觉到，我和冯维明之间已有了隔膜。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曾经是我的同学，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这种关系很微妙。在冯维明看来，工作关系大于私交，但又不能因为工作而失掉朋友。所以每回他向我布置什么，都尽可能做到分寸得当、滴水不漏。这恰恰给了我一种压力。如果冯维明不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直来直去，不满则言。现在我还得把他理解成副处长，否则便意味着我因忌妒而不买账了。这让我痛苦，因为它改变了我的某些方式。
行前，我向冯维明提出可否单独行动。就是说我们与市委的陪同人员一块儿，各跑三个县，这样会摸透一些。他同意了，反正调查提纲是一致的。我又提出我不去石镇，说父母今天到了犁城，已见过面了。冯维明这时大概看出了我的情绪有些不对，问是不是同李佳又吵了。我说孩子太闹，谎称保姆撂了挑子。我又想起他的个人问题，以前听说过他的对象去了澳洲，两人一直在吊着。我问维明，今年会不会把事办了。他说等对方拿了学位再说。我又问：拿了学位人会回来吗？冯维明便笑了，说腿长在人家身上，这可不是发个文件就能解决的事，走着瞧吧。那一刻我对冯维明其实由衷地敬佩。这个男人既不好色也不多情，在女人问题上如此达观，实属不易。而我正相反，似乎注定一生都会在感情上跌跌撞撞。我是否也该缓口气了？那时我想，等完成这次调查后就与李佳把离婚手续办了，静心写点东西，把女儿带好。我这个人说到底还是自私，自己的欲望高于一切，我这辈子实际是和自己的欲望纠缠不休。我对情感近乎贪婪，但眼下却需要一个真空时期。
这样，我又一次亲近了水市。现在这里就只有小丹了。我给小丹去了电话，约好晚上八点在江边某个地方见面。在我离开水市不久，小丹便与苏建设结婚了，去年初生了个儿子。远远地看她走来，似乎比以前胖了一些，很像个母亲。我从阴影中闪出，吓了她一跳，说这么冷把我叫到这里喝风呀！我说没什么地方好去，不如去江边走走。小丹于是叫了辆三轮车，告诉车夫快去水市二小，那是她母亲的学校。我们坐上车，小丹就说：到这里就知道打电话了，怎么在犁城一个信儿也没有？我说：你老是有我的信儿，苏建设同意吗？小丹说：苏建设不是那种心眼多的人，他只要看见老婆还有气便放心去刷牙了。说着，小丹便把手套脱了，把手放到我的掌中，我迟疑地又是紧紧地握着，小丹这才问道：出什么事了？我叹了口气，说待会再说吧。
水市二小坐落在城南的一个坡下，考虑到于阿姨上班较远，学校给了她一间单人宿舍。小丹成家后，这间房子暂时由保姆住着。现在小丹把我领到这儿，倒成了最好的处所。进了门，小丹仔细看着我，说：你这脸色怎么灰蒙蒙的？这哪是你的脸呀！我突然涌起一股心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面对小丹我变得如此脆弱，就像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回家一头栽到母亲怀里。压抑多年的委屈似乎在那一刻全部喷涌而出，我紧紧抱住小丹，竟说不出一句话！小丹有些慌了，连声问道：你没事吧？你冷静一下，你慢慢说。我还是紧紧抱着她，等待着这痛苦的淡出。过了好长一会，我才坐下来，说：我没事了。
然后便慢慢诉说了和李佳的一切。
小丹很诧异，说你们怎么过成这样？这不是活受罪吗？
我说这的确是活受罪。我们早就该分手了。我刚才的难过，是为我和李佳共同的不幸。离婚对我们都不构成打击，我难过的是我们无端地让命运捉弄了。她嫁任何人都会比嫁我好，我也是一样，哪怕当初娶一位村姑，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焦头烂额。
小丹也叹道，早知这样，当初她还不如与苏建设翻掉。如今这弯子绕大了。
我便说：你别这么想，我来看你没有这个意思，这对苏建设也不公平。
小丹责备道：我有这意思！要是没这个儿子我就去找你。你现在这个样子看了让我心烦，让我难过，这样下去你会拖死的！
说着，她也流泪了。一边从箱子里翻出一条新床单换上，又让我同她换了一个干净的被套。小丹说晚上她不回家了，苏建设出差去了南京，儿子由保姆管着。显然她出来时就这么考虑的。小丹说：我们之间这辈子就这样了，要是有一天苏建设知道了，怎么办都行。她说她也从来不去问苏建设什么，据说他和人民医院的一个化验员挺要好。小丹说：我不会成心把这个家搞散，但我也不会屈了自己。
1995年我去杭州做事，曾把小丹接去过了半个月。有一天逛西湖，我问她把我看作什么人。她说：有时是前夫，有时是旧情人，有时还是表哥一类的角色，说不清楚。她说能说清楚的是几十年爱一个人不容易。
——1997年11月26日
似乎有一种感应，那天夜里我写到小丹，第二天一早就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我爸爸昨天夜里十一点零七分走了。我还是觉得很突然，对小丹说：我现在就动身，你要照顾好你母亲。小丹这时有些难过，说爸爸走时很痛苦，把席梦思都咬烂了一块。小丹哭着叮嘱我开车小心，又说我父母现正往水市赶。
放下电话，我的眼前出现的不是齐叔消瘦的面容，而是这样的背影！
我忘不掉这“件”钢丝背心。一路上这东西总在我眼前晃动着，捆住的却是我这颗长期供血不足的心。这东西齐叔穿了它整整四十年，直到他的身体成为尸体，才得以脱下。齐叔，您不会再穿这东西走进焚尸炉了。我不能允许铁的渣滓弄脏您洁白的骨灰！
我给齐叔撰了一副挽联：
一生清白，老人遗产不过几根白骨；
半世风雨，书生感慨无非一句呻吟。
送走齐叔，我母亲担心过度的悲伤会把于阿姨拖垮，便把她接回石镇过一阵子。我则留在齐叔屋里。每天我在他的遗像前点上一支香烟。小丹有时过来陪我。如今我们竟都是四十岁的人了。过去的一幕幕依旧那么清晰，又仿佛被雨水淋湿，回想起来不免几分凄然。眼下又是一个冬季，窗外的叶子已经凋零。这几十年里，有很多的冬季属于我和小丹。尤其是十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是我一生中最阴冷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才惊恐地发现，自己险些成了一个废人。而我不过三十岁，无论如何都不敢正视这个事实。是小丹疗治了我，使我挣脱了一张恐怖的罗网。我在水市附近的一个月里，只要相距不是太远，小丹都会让我回到那间小屋。她在屋里生了一只火盆，一丝不挂地向我展现着她的胴体。她吻遍了我的全身，直到我慢慢燃烧。她领导着艰难的做爱过程直至被领导。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找回了从前的自己。我们几乎是通宵地做爱，展现出生命前所未有的辉煌。1987年1月是我性爱复活的节日。性爱激发了我对生活的热情，那时我渴望的是一切重新开始。但是等我返回犁城后，情况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李佳三天两头地回来看女儿，并捎回一些菜，对我父母明显地礼貌。显然她没有住在家里，但这种迹象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大致有数。一天黄昏，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对方自称是老马的爱人。她说老马已同她谈了和李佳的情况，她表示理解，并说这都是她平时对老马关心不够造成的，她也有责任。所以她决不会同丈夫离婚的，也希望我能原谅李佳。陌生女人说：他们才相处几天呢，我不信八年的夫妻感情对付不了几回谈心——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嘛！
让这个女人来开导我岂不荒唐？我告诉李佳并让她转告老马，我需要同他谈一次。第二天李佳回话说马副处长出差了，而且一时回不来。这便很让我瞧不起了，我说：自古男人做事都是敢做敢当的。李佳辩解道：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我一下火了起来：你以为我在乎吗？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我也该释放了！
说实话，李佳在我心中的分量从那一刻起减轻了。我尊重她的选择，但我轻视她的调头，我更痛恨我的窝囊！我为什么不能坚持去离婚呢？是李佳的茫然让我彷徨还是幼小的女儿让我裹足不前？抑或上苍赋予我们的痛苦还显不够？或者我在感情上天生就是一副软骨头？现在看起来这些都是过眼烟云了，我倒是别有一番感慨。人的情感生活，最痛苦的莫过于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但这只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义是，最难割舍的也是夫妻之情。有时候，我把这种理解视为天字第一号的恶作剧，因为夫妻只有在离异之后才会去珍视对方。于是我便怀疑这婚姻制度的合理性，我无意去挑剔婚姻法规，我针对的是婚姻这种千年不变的形式。某种意义上，让两个人厮守一世就如同让一个人一生只吃一种食物、穿一件衣裳、读一本书一样地不可思议，尽管道德对此很恼火。
我告别了水市，告别了小丹。三个小时的夜路，到达犁城已是临近十一点的光景了。城市高大的建筑物几乎每个窗口都拉上了帘子，亮着微暗的灯光。这时分，有多少夫妻正在做爱？又有多少夫妻是同床异梦？
——199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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