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每天上班，机关里一些人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而另一些人又私下向他打听严涛的去留。他不明白，这重要吗？然后便很厌恶，觉得受到了莫名的侮辱。倘若这个严涛当了皇帝，他便让人看作了太监。于是这情绪就在寻找爆发点了。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机关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他学过美术，自然这展览他得参与筹备。每个处送来的字画都由工会出资统一装裱。严涛同志也写了一幅，还做成了全绫裱。严涛的字谈不上任何碑帖师承，它的基础是粉笔。而且这位领导人不懂得书法的基本要求，改直书为横写，还使用了标点符号。果然大家都说好，但是他还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个常识性的错误。立轴的行草是没有横写的，他说，书法也不能带上标点。这话使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四周倏然安静了。严涛倒是哈哈一笑，说：我这不能算作书法，我是写毛笔字。说完，就背着手离开了。他不理解严涛的回答，这个人其实是狡辩。不是书法那裱它干吗？书法和写毛笔字在这个具体环境里怎样区别？你严涛干吗就不承认做错了呢？这一刻他的脸色很难看。处长把他叫到一边，说：你不该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严涛同志其实是很器重你的，你没感觉到？这就更让他困惑了：受到器重就必须奉承他严涛？再说受到他严涛的器重就很光荣吗？
他说：我不需要任何的器重。
处长感到十分意外。边上的人眼光全看过来，以为他犯了什么病似的。
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不适合在机关干，我对这里的工作毫无兴趣。我尤其厌倦去伺候某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我必须这样，那我肯定回家伺候我妈。
他这才感到一口气顺了。
第二天，李佳便知道了这件事，立刻训斥道：你怎么逞这个能？这不是捉虱子往头上放吗？严涛写字算不算书法与你何干？你不想在机关混那你有本事调走呀！文联就那么好进吗？就是进了文联何年何月才给你分上房子？你难道要拖着我住上一辈子招待所？
他一语不发地听着。李佳的责备全在理上，他无言以对。而且她的身体又不够好。他边洗碗边想，昨天的行为不过是向大家表明一个态度：他不是“严涛的人”。昨天这事也让他真正懂得了这个严涛。这是个虚伪的家伙。给这号人当拐杖难道不恶心吗？他真希望严涛早点离开，去当更大的主任。可是他要是不走呢？他会记住这次尴尬然后实行报复？这可怕吗？他不禁笑了笑，自语道：除非他把我杀了。
屋里的阴云依旧没有散去。李佳早早上了床，余怒未息。他坐到床沿上，想宽慰妻子几句。他希望她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兴许还是件好事，会加快他去文联搞专业。他这种人只能去搞专业。你难道不觉得我耗在机关里有点可惜吗？他调侃道。李佳欠起身说：我现在不需要一个才子，我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同我过日子的丈夫！你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你得想想你是个有家的人了，而且……
他并没有打断她。
李佳叹道：我怀孕了。
现在，他得走过这条空洞的走廊去见严涛同志。这条道每天他要走很多趟，从来就没觉得艰难。但这个晚上他的腿提起来有些沉重。这条道你得走过去，然后推开那个套间的门，坐到一个叫严涛的中年男子面前。你先做出若无其事类似套近乎的样子，观察一下那人的脸色。倘若他还和蔼，你就开始把话题引向几天前的那次小小的不愉快。你得道歉，说自己为出言不逊感到懊恼，甚至把自己骂上一通，说自己忘恩负义不知好歹让领导失望了。于是严涛同志就会把手一摆，说他早就把这事给忘了，并且还会说你没有做错什么，坦率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你必须做出更内疚的表情，说自己鼠目寸光胸无大志，还继续检讨自己的骄傲与散漫，即使想当作家，过早失去了这个高屋建瓴宏观考察生活的位置，将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这时候严涛同志可能会善意地批评你几句，说今后要安心工作，积极进取……
这幕戏会这么演吗？
他显得毫无信心。眼下首要的困难是把这截路走过去。这无疑是条可耻的走廊，那一端插着一面白旗，如果你按照刚才想的去做的话，绝对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之前他已向妻子投降了，答应对自己的过失做挽回的努力，至少要求得暂时的平安，指望明年分上一套房子。孩子生下来怎么住？保姆怎么安顿？李佳偏偏挑这个时候怀孕，他越发地慌乱了。
他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了下来。今夜他是来同严涛谈话的，不是乞求施舍。他应该让严涛知道他早有离开的动意，怎么个离开都行。不管严涛怎么想，他都要准确表达这个立场。在机关待久了人会傻的，这个干净秩序的空间缺氧。要谈就谈这个，要么现在就转身离开。很多年后他回头正视这个夜晚，觉得当时自己内心的矛盾怎么看都不可思议。那状态很像一个小学生面对一张疑难考卷，紧张只是一会儿的事。当这个孩子再长大一点，回头再看就会觉得每一道题都很简单。
然而这个晚上一桩意想不到的事让他见到了，以至让他后来的日子变得沮丧不堪。
他轻轻推开严涛办公室的门。这个套间外面是客厅，里面才是办公的场所。外面没有灯，从门边的位置看不见严涛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却能看见墙上的投影。那影子反映出里面有两个人，除了严涛还有一个烫头发的女人，但他们是堆在一起的。他颇为惊讶，进退两难，只好重重地敲了敲门。然后他看见墙上的影子分开了，他还看见女人正很快地理着头发。严涛同志镇定的声音传过来：请进。
他便慢慢进了里屋，发现烫发的女人是机关的打字员，现在正坐在一旁用订书机装订材料。他脱口道：主任，我想请几天假，我老婆怀孕了，反应很厉害。
严涛说：这事同你们处长说就行了。
他说：我怕你最近要出差，所以……
严涛微笑着说：我最近不出差，好好照顾你爱人吧。女同志这个阶段最需要体贴，代我问她好。
他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走在大街上，严涛那张温文尔雅的脸一直闪现在他眼前。他怎么也难从这张脸上看出流氓相来。这个晦气的晚上后来他去了城市西边的一家啤酒屋。李佳今夜回娘家了，他可以自由活动。这个狭小的啤酒屋在犁城名气很大，老板据说是个女大学生，因为“风波”被劝退。啤酒屋的生意一直不错，他到的时候里面已坐了不少人。这些人在大声谈论着关于倒彩电和批化肥的话题。他不懂其中的生意奥妙，但很有兴趣听下去。这些人年纪与他相仿，看上去也是副学生相。他忽然觉得自己被束之高阁，一种被抛弃的滋味很不好受。他沉闷地喝着啤酒，想到了一个被以后证明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权力社会里，唯一的制衡方式是金钱。这二者可以换算。你是厅长你拥有四室一厅，但我可以花三十万去买同样的住房，于是这厅长就只值了三十万人民币。与其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用毕生精力去乞讨一个厅局级待遇，不如想法子挣钱反倒纯粹。权力和金钱本来就是孪生兄弟。如今农民不理睬村主任是因为农民腰包鼓了。眼前这个女老板若不是被劝退，会有这座兴旺的啤酒屋吗？这么想下来，他便有些兴奋，庆幸自己几小时前没有去向严涛投降。
第二天他没有上班。他去接李佳，喜形于色让后者不免困惑，以为他昨夜和严涛同志谈得不错。而他却抖落了一个夹生的设想，说自己很想辞职，然后和几个朋友一起搞点生意，比如说搞一家广告公司什么的，深圳那边的广告业就非常兴隆。李佳惊讶地看着他，说：你这人怎么像个孩子似的，钱就那么好挣吗？居然还想到了辞职！要是你在银行里存上一百万，你就是辞去中国公民我也不管。他笑了笑，说：不过是个设想而已，也未必不是一条路，万一被机关开除了呢？李佳瞪了他一眼，说：你干吗不想想在机关提拔了呢？然后就问他昨夜同严涛谈了没有。他便小心地说出“墙上堆在一块的影子”来，说看不出严涛还好这一口。李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责怪道：你根本就不该进去！这事有朝一日传出来，严涛一定会认为是你在散布流言！
他心里顿了一下。这层意思他确实没有想到。
那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机关里便有了关于严涛作风问题的风声，这表明他现在这把椅子坐不长了。严涛要走已成定局，但不是往上走。我想风声实际上是吹给上面来考察的人听的，其实是否真有人下来考察他，至今也没多少人清楚。官场上钩心斗角不是新闻。吹这股风的人自然是严涛的政敌，比如说副主任金一凡之类。这个人总以本省的理论权威自居，曾在《红旗》上发表过文章，但他绝口不提文章发表的年代。1993年我在南方，一天夜里我上街闲逛，买了两块菠萝，小贩便撕了张旧纸给我擦手，我发现这正是金一凡的文章，他的笔名叫金典。这篇“经典”是研究普及大寨县对批判“四人帮”的深远意义的，于是我知道了文章大致的写作时间，当然今天可以大度地说这是“时代的产物”。
我在犁城那个单位上班，每回写大材料，都是在金一凡的主持下。他对我的批评是说我写的东西缺乏逻辑性。这可不是写小说，他总忘不了说上这一句，言下之意是小说这种东西根本就算不上文章。可让我十分开心的是，差不多每次我执笔的那个部分，报到省委书记那儿都是最先通过，这又是什么“逻辑性”呢？自从机关内部传出严涛作风问题的风声，这个金一凡忽然对我亲切了。有时在走廊上碰到，他都会热情地同我打声招呼。这让我很不自在，好像严涛真是由我出卖的，李佳的预言不幸言中。金一凡确有目的，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机关里传严涛同志一些事，你信吗？问得十分狡猾。我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知道金一凡想从我嘴里掏点什么，这么做十分卑鄙，但合乎他的逻辑性。他不会不想，严涛一走，主任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需要那张大台子去写署名金典的文章。
这时候的严涛已是春天里一片没落的风景。尽管他做报告口齿还是一样伶俐，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但明显底气不足了。他的面色黯淡无光，是一张典型的缺少性生活的脸。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这个人要是始终站在中学的讲台上，没准会成为本省最优秀的地理教师，结果命运却安排他当了一大堆的主任。
那天我从金一凡办公室出来，正巧碰上了严涛。我记得我在那一刻里有些慌张，也有点尴尬，就像在公共澡堂里赤裸着身子撞上了一个同样赤裸的熟人。我感到特别懊恼，想严涛肯定会以为我在帮金一凡整他的黑材料。于是我便成了恩将仇报的小人，成了叛徒和卖友者。这真是天底下最窝囊最倒霉的事，让我遭遇了。那一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好像跌入深渊的不是严涛而是我。我的眼前飞动着奇异的景象，让我惶然而茫然。我最后见到的是这些梯子。
我仿佛让人诱进了一座迷宫，怎么走都觉得不对。
临下班时，严涛不出所料地来了。他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比如说爱人是否做定期检查之类。绕了一会，他很从容地问道：你对金主任没说什么吧？但他的眼神告诉我是，我已经对金一凡说了很多了。我于是反问道：你觉得我会说什么？我能说什么？严涛就故作轻松地笑道：我倒不怕人在背后说什么，我相信组织。这真是虚伪到家了，你不怕那你问我这些干吗？
机关里这点破事把我家里也搅得不安宁。那些日子李佳动不动就数落我，说我这下是彻底地栽了，里外都不是人。终于引发了自结婚以来最大的一次冲突。我大叫道：我做了什么？我讨厌那个无聊透顶的单位！李佳一气之下摔碎了一只茶杯。
那时候我对李佳的埋怨，是她不支持我尽快脱离机关那种险恶的环境，去轻松地走另外的路。我也理解她的苦衷，她希望过平安稳定的日子，把家弄得像一个家样。李佳不能不后悔，这后悔由始而来，所以她怀孕几个月后才告诉我。这意味着她曾动过人流的念头，也表明她在做离婚的打算。但是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和李佳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离婚，全部过程都伴随着迟疑不决当断不断的节拍。漫长的十几年下来，两个人心累到了极点。现在，家倒像个家样了，再过半个月装修便结束，几十平米的空间会焕然一新，然而我们已不是夫妻。
——1997年11月23日
1986年春天对犁城最后的馈赠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流行感冒。城市每个角落都在打喷嚏发低烧。大街像人的肢体一样无力，地上到处是痰和揩过鼻涕的纸屑。这时的机关便更像一个医院了，每个人都在吃药，疗治和预防变得同样重要。对感冒的恐惧掩盖了对严涛作风问题的好奇心，人们现在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四体不勤本来就是机关人隐匿的病灶，或许因为这一点，这些人的医疗待遇总是优于其他人，正如无休止的会议对其他人也是刑罚一样。似乎是一条规律，凡是经常开会的地方一定是问题成堆的场所，也就一定是贫穷和落后。那时候沿海一带人们是不乐意开会的，哪怕你愿意向与会者支付一笔开会费。这个省的领导班子频频更换，而高层的人事变动带来的不过是口号翻新。每一届都有动人的誓言，每一届也都把工作搞不上去。所以在外省人看来，这地方总与洪涝灾害相连，于是这洪涝灾害也就成了一班人平庸无能的口实与台阶。与此同时，丑闻爆出不胫而走。某一届的主要负责人因涉嫌一宗受贿案垮台了，某个省委秘书长锒铛入狱了，然后是某个副省长乱搞女人受到查办，又一个副省长外养情人在人大会上落选。这一连串的事件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影响恶劣远远超过了一场流行感冒。现在新一届的班子又形成了，新的负责人开始了整肃，扬言这回要动真格的。这话听起来好像在说，以前动的都不是真格的。人们对新的精神口号业已失去了天真，凭直觉就不愿意交出信任感。所以省委机关大会开到一半的时候，便有人溜号了。他是其中一个。
他想去一趟书店。这是城市给予他的最后一块乐土，翻检书籍的乐趣能有效地冲消种种烦恼，况且这里还放着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书店本来占据着很好的市口，但是现在这儿要修一座人行过街天桥。从图纸上看或日后从直升机上鸟瞰，桥的形状活像一只老王八。这设施让他极不舒服，这条历史遗留下来的狭窄街道成为今天城市的重负。没有人敢拆了它，这条街被称作“犁城第一街”。1958年秋天的一个阴日，毛泽东视察犁城，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对这条街夹道欢迎的群众挥动着帽子。这个场面已进入历史的相册。
人行过街天桥正在日夜突击实施，晚报上公布的消息是“五一”前竣工，算是献给本市劳动者的节日礼物。但它更有可能是市长礼服上的一枝玫瑰，今后他便可以宣布：犁城是座现代化的城市，你看，我们也有了过街天桥，我们可以对外开放了。这话绝对不是调侃。去年犁城街上跑起第一批黄色面的，便有人以此大做文章，说这是“向首都看齐，向特区学习”，后来政府首脑在这种舆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所谓新的战略口号。“近学”什么，“远学”什么，一要“走出去”，二要“请进来”。于是乎一阵风，干部都去沿海特区考察了，没见带来什么经验，倒是抱回了一堆走私内销货。有人站出来批评，说这种远远近近的考察完全是变相公费旅游。而得到的解释是：学习总是需要一笔学费的。尽管这是一笔昂贵的学费，但该交还得交。
他看着眼下这施工的场面，心想过些日子这铁的架构便会被宣布为新犁城八景之一。这如果是条步行街多好。步行街就不现代化吗？
城市的面目像一个橱窗。
忽然听背后有个女声喊他。他转过身，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对着自己微笑，这让他有些局促，他小心地问道：是喊我吗？
陌生女人大方地说：你不认识我。我是韦青的同学。我在她那儿看过一本杂志，上面有你的小说和一张很神气的照片。有一次我们逛街——那是去年的事，她无意中翻到了它。后来她就对我说了你们的以前……
他去旁边的一个摊买了两杯果汁饮料，有些激动地问道：韦青过得好吗？
陌生女人看了他一眼，做出一个“不怎么样”的表情，而且有些夸张。陌生女人说韦青的工作和家庭都不顺心，最糟糕的是孩子怀到七个月，在腹内绕脐窒息而死，剖腹拿了出来。她自己也险些丢了命，陌生女人叹道。
他直感到两腿发软，便靠到一旁的邮筒上。那个瞬间在他脑中沸腾的是韦青剖腹的血腥场面，他仿佛看到躺在产床上的韦青像一条孤单的蚕，正在接受人工的抽丝。韦青蜷伏着，没有一点挣扎的力气，她的脸苍白得像一张旧纸。他听不见韦青孱弱的呼吸声，耳边响彻的声响是那些狰狞的不锈钢器具。
公共汽车到了，他匆匆与陌生女人道别，上了车。这辆车摇摇晃晃慢到了极点。临近火车站还有两站路，车又被红灯拦住。他跳下车，拼命地跑了起来。他要买去上海的车票，越快越好！火车站售票处人头攒动，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塞给一位农村大爷十块钱，让老人帮自己带张票。老人就让他站到队伍里，问小伙子是不是出了急事。他一个劲地点头，说我爱人要生孩子。老人便感叹这是阴阳一层纸，把那十块钱还给了他。他谢了老人，但突然迟疑了。我爱人？他想，是的，我爱人也正怀着身孕，而我现在这么急着去上海看另一个“爱人”，我算什么？韦青的丈夫不是我，不是……
去哪儿？售票员冷漠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没有再看这人第二眼，就闪到了一边。他也没有回头，他想此刻刚才那位大爷困惑的目光正打在自己背上，他没有勇气去与之相接。当他疲惫地走回招待所时，他隐约听见了火车出站的汽笛声——那正是开往上海的车次。
这个幻想的画面至今让我心悸不已，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也将伴我终生。与我在街上邂逅的那个陌生女人，没有说明韦青手术的具体时间，于是我时常想到那个死于腹腔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是我的！1986年春末，我曾经给韦青写过一封长信。在这封伤感的信中，我暗示了这种不安。我不知道那个夭折的小生命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拒绝来到这个世上，我这样写道，但他的离去让我悲痛！我甚至感到，割断与这个世界联系的不是他而是我，我苟活于世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然而我还必须苟活。半个月后，信被送回来了，信封上贴着“查无此人”的标签。我怀疑韦青调动了工作，也曾想通过水市她父母那儿再作打听，可一想到自己的情况已非从前，这念头也就慢慢打消了。我已经愧对一个女人，不能再把另一个女人也伤了。这件事给了我警示，想自己也该做一次彻底的反省，和李佳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这年夏天，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新的信心和热情。不久，我们告别了我现在写字的这间屋，迁入了“红门”。单位交给我的是一套60年代盖的老房子，这实际是阶段性的调配，但在李佳看来却总是严涛风波直接导致的恶果。哺乳期的李佳情绪变得古怪而急躁，几乎没有一天是好脸色。她时常为一点小事与我发生争吵，而我只能忍让。终于在一个下午，争吵达到了升级。
那时我父母双双来犁城伺候李佳的月子，还带了一个农村表妹，这样加上我实际是四个人。我们总想让她母女养得好一些，然而李佳还是不满意，不是指责尿布没洗干净就是埋怨奶瓶消毒不够。她说你们可以不重视我，但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个孩子！这话简直不可理喻，我责备道：不重视来这么多人干吗？来旅游吗？你没见我母亲带了十六包中药吗？说完这话我就生气地离开了，去了招待所的另一间屋。我母亲从我的脸色上知道，我们又吵了，就小心地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孩子闹，一吃奶就好了。我能怎么说呢？我之所以不紧挨着另开一间房，是怕父母听见我们的争吵而难过。就在这时，李佳抱着孩子冲了进来，孩子脸上全是吐出来的奶液，李佳哭着嚷道：你们太狠了！我孩子弄得这么可怜！她又指着我说：你听好了，孩子一满月我们就去离婚！
这是她第一次提到离婚。孩子吐奶本属正常，我实在惊讶李佳为何当着我父母的面如此恶语相加。如今在这离婚后的三年里，我确实也曾想到过复婚，因为这对女儿终归是件好事，但一想到类似上述的情形，我便不寒而栗。我惧怕那阴影笼罩怒气冲霄的家庭生活，我可以放弃温暖，更不奢望爱情，但至少我得求到一份安静。这是我最后的权利。
1986年！
机关和家庭的重负让我喘不过气。我们的“严涛同志”和那年春天同时离开了，但他的春事话题经久不息。严涛自然暂时不能往上走，却也没有因此朝下滑。在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他又去了省直另一个厅局当了另一个主任。组织部门把这种安排称作“平行移动”。这让我想起那个不晴朗的下午严涛说过的一句话：我相信组织。与严涛共事一年多，听他流利地说过许许多多的废话，唯独这句话俨然是真理。没过多久，这个荷尔蒙过剩性生活失调的男人家庭矛盾公开化了，那时大家才知道，原来是他老婆把他举报了。
严涛留下的位子，组织上没有交给金一凡金典同志，而是从水市提拔了一个姓刘的副书记补缺。此人年近六旬，掐头去尾算五十七周岁。我在水市工作时每回去机关卫生所拿药，总看见他撅着屁股在那里打针，一副病的样子。现在这人似乎什么病也没了，整日红光满面像化了妆。这真是怪事。但这个人工作和生活上需要一个“用惯了”的秘书，于是也就把他以前的秘书一并调到了犁城。而这个秘书便是我的中学同学冯维明！三个月后，冯维明又成了我那个处的第三位副处长，我的顶头上司。我现在写到这里，维明当时那貌似谦逊实则春风得意的面容和仪态跃然纸面，栩栩如生。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今后多帮助多支持。我讪笑着，使劲捏了他一把。但我表达的不是祝贺，很长时间过去后，我对维明这么解释道，我当然也不是忌妒，或许我是希望你珍重吧。官场上从来就是如履薄冰，否则为什么偏叫它机关呢？“机关”这个词意味着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前途和末路总是混沌难辨、暧昧不清。我还能说什么？
——199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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