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水市开往石镇的班车最后只剩了他一个人。下了车，他很快发现了推自行车的父亲。你没去犁城？父亲这样问道，我以为你去看李佳了。他没吱声，把随身的行李放到车上。一路上他都在想，今年春节是决意不去犁城了。这个举动分明是做给李佳看的。也许，这便是最后的了断。他觉得自己这一年里感情上经历了太多的疲惫。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现在又同时将她们失去，倒也拥有了一份难得的清静。那种迟疑不决、优柔寡断的情绪不能滞留在心中，这会弄乱一切的。现在他将另起炉灶，去寻求一个新的开端。水市不是久留之地。这块阴性的水土孕育不出阳刚之气。他觉得自己该走得远一点。往北走。但具体怎么个走法，他脑中一片空白。他只是想离开，想走。
父母已看出儿子的心思，却又不便多问。1983年的春节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年初二，冯维明想邀他一同去给几位新老县委书记拜年，他拒绝了。他说：我并不认识他们。冯维明说，毕竟是家乡的父母官，有一个礼节问题，再说上回人家还请了我们。他说：我还是不想去，我不知道和他们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冯维明有些不悦，说：你这人太傲慢了。他反问道：我傲慢吗？我或许真有那么一点傲慢，因为我父亲已变得太谦虚了。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冯维明走后，他的情绪变得恶劣。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如今居然从容地做着市委办公室的秘书工作，不仅没有烦恼，还干得颇有兴致，怎么看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人现在瞄准了另外的标靶。（你的枪法历来很过硬几乎弹无虚发一枪命中目标的要害部位可是维明你这么瞄着难道就一点不觉得累吗？）在市委大院，同时分来的大学生中，冯维明口碑甚好，据说他有望成为“第三梯队”的一员。春节一过，水市的机构改革将全面铺开，冯维明完全有可能进入到更好的位置，然而这些果真有意思吗？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干出许多让人惊讶或者羡慕的事，但未必件件都有意思。他觉得这个“有意思”很重要。至少对他是重要的。他想跳来跳去，就是奔这“有意思”去的。眼下的问题是，这下一步该怎么迈？借助调动这个想法不现实，几乎行不通。余下便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考研。可是再读上两年书又有意思吗？上大学解决了一个户口问题；考研要解决的问题是调动。很多年后，当社会发展到可以揣一张身份证随便跑的今天时，他才觉得自己当初的顾虑是多么幼稚。他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解决实际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其过程便成了今生最大的乏味。
然而在这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刚刚吃完午饭，想到里屋看几页卡夫卡，就听见门外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这儿吗？然后他就见到了李佳风尘仆仆的身影，正向引路人道谢。
他十分诧异：你怎么来了？
李佳微笑道：我来拜年。
说着就把手里的礼品递给他，随他进了屋，这时父母和外婆全都迎了上来。父亲说：小佳你该来个电话我好去车站接你呀。李佳说：犁城到石镇是直达的汽车，石镇地方不会很大，找上门应该很方便。结果我一下车就碰上了这周围的人，多么顺利！李佳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大方地看着门口围观的孩子，把糖果分发给他们。孩子们哄起来：结婚！结婚！新娘子来了！
他不禁笑了一下，把李佳带到了里屋。掩上门，他帮李佳脱去呢外套，这个瞬间让他感到很温暖。李佳的脸上也流露出一种幸福感，这是三年的恋爱中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一边沏茶一边打量着李佳的侧面，然后说了一句：石镇下午可没有车去犁城的。
他的意思是在质问：你爸爸不是不允许女儿在男方家里过夜吗？
李佳看了他一眼：我想在这儿住三宿，然后你送我回去。可以吗？
你决定了？
我决定了。
1983年春节李佳确实是自行决定来石镇的。她向父亲郑重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并已做好这样的准备：如果父亲不同意，她也将擅自行动。情况比她预计得要好，她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提醒女儿要入乡随俗。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明确，她不想使这场三年之久的恋爱流产，决心把它从危险的边缘挽回。她轻易地就做到了。
这些年我总在想我和李佳之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李佳的某些能力在我之上。她十九岁时就可以控制一个年长她五岁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全部性格弱点尽在其掌握之中。她可以爱他，也可以冷落他；她可以需要他拥有他，也可以同他拉开距离或者暂时将他遗忘。甚至在婚姻解除三年之后，她的言行仍能有效地去影响这个男人，以致他不能轻松自如地去面对下一步的情感选择。
但她最为致命的错误也正在于此。她在爱情生活以及由此导致的婚姻生活中引入了实用主义原则，总是在危在旦夕之际做出最后的努力。她也过分相信了这个男人的承受能力。这个人毕竟不是田里的一棵禾苗，一瓢水终归是救不活的。她为此辛劳了十余年，也为此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她犯了毛泽东同样的错误，以为别人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思想乃至改造世界观。但她又的确能暂时扭转颓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能力。
我们又一次扣到了一起。既然人已经来了，再言其他都显得多余。最要命的是，我一想到在水市与韦青的相处，就觉得对李佳很歉疚。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让我在那个时期脾气格外地好了起来，就像一个欠债人路过债主门前那般小心翼翼。我的思路重新返回到原先设定的轨道，那就是尽快调往犁城，调到李佳身边，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和李佳的一生。
有很多次，我问李佳，当初她那么果决地去石镇将我抓回，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她说：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属于别人，但我来不及去考虑这个男人究竟是否适合我。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我说：你的行动类似抢购某种商品，你不过是想抢先占有它，至少满足了欲望。李佳说，如果我同你分手，再去同别人接触，情形又会怎样呢？
1984年10月，我调到了犁城，在省委下属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供职。这次调动出人意料地顺利，前后只用了半个月。我因一篇反映老区人民疾苦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有关领导人的特别重视，由组织部门出面办妥了调动手续。在那篇充满忧愤之情的文字中，我列举了穷困山区原始的经济形态导致的诸如近亲联姻的种种恶果，提出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根本的扶贫。调查报告后来印成省委的一份内参分送到有关部门，不久，有人便来水市看我的档案了。
这一年，我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我被邀请去北京出席一个著名的笔会，似乎表明了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崭露头角。那也是在秋天，我住在西山的宾馆里，窗外是层林尽染的红叶。我心情舒畅地给李佳写信——她刚刚分配到犁城的审计局。在这封信中，我第一次郑重地提到了结婚。我眼下就只剩结婚这一档子事了，我还会想什么需要什么？1984年我的运气很好。我离开水市时，曾想把一张贴花储蓄的折子转给机关的会计。我说我马上要走了不便寄钱到水市来贴花，希望他帮助处理一下。但这个人很不好通融，说机关账上没有钱，他本人也不想要。我便不多说了。这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收拾书籍报刊，无意中看见了省报公布的贴花储蓄号码——一等奖的号码居然是我的！我不过贴花六十元，中奖却得了三百。这事我总觉得特别怪。
就要走了。离开水市的前一天，小丹陪我去看了雨浓的墓。日子竟过得这么快，算起来，雨浓已长眠了八年。我们在墓地待到日落时分，摘回了一朵白菊。晚上，小丹在我宿舍里帮着收拾，除了被子，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这时小丹说，我有点冷。我便想给她找件衣服。小丹说：算了，别再开箱子了，我上床躺一会。我突然感到小丹今夜的情绪有些异样，以为她同那个苏建设闹了别扭。我坐到床沿上，想提起话题。但是小丹说：你也上床吧。
我略有迟疑，但并不感到紧张。我简单地脱了外衣，上床，小丹就随便地躺到我怀里，握着我的一只手。小丹说：我真不想你走，可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你，怪不怪？我说这的确有点怪。我说我倒是动过要娶你的念头的。小丹说，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你以为呢？她的手伸到我内衣下面，我便将灯关了。然后我们脱尽了衣服，开始了亲吻和爱抚。这些做起来都那么平静，只是心跳快了。小丹说：我们认识了二十几年，不在一起总觉得有点儿亏。她被自己这句话弄笑了。她又说：你不会觉得是乱伦吧？我说：我感觉是对老夫妻。做爱之前，我突然问道：你是处女吗？小丹说怎么问这个。我说如果是，我就算了，不碰你。小丹轻轻在我肩上咬了一口，身体贴紧了我。
水市对于我有着太多的回忆。这座至今不发达的城市却屡屡成为我梦中的海市蜃楼。
我的离开自然不能算作错误，但无疑是生命的损失。这些年我走南闯北，曾在不少著名的城市蛰居过，但没有一座能够像水市这样给予我激情和想象。我生命的光泽全被现代都市大厦的阴影所遮盖，喧嚣夺去了我内心最后的宁静。这些城市向我提供格式一样的标准房间，向我提供内容重复的服务，我完全成了一个住标准间的男人。在那个拥有电视电话热水洗澡的十五平米的空间里，我最想看到的是我的书房。在那些年轻服务生热情礼貌的脸上，我捕捉不到亲人的表情。我在照度总是不够的台灯下看着当天的城市晚报，没有一条新闻让我相信，给我亲切感。我的空间里缺少生命的气息。这样的时刻，我便思念起水市和故乡石镇，那情绪确实可以称得上魂牵梦绕。1984年秋天我的离开，实际意味着我断了这条返乡之路。虽然每年的春节我还会回来，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游子成为故土的匆匆过客，那种忧伤是难以描摹的。或许因为这个，我羡慕威廉·福克纳。
——1997年11月17日
又下雨了。雨是从昨天后半夜开始落的。雨其实下在今天凌晨，人们习惯把这段时间看作昨天晚上，因为光的缘故，人们还无法接受黑暗中的凌晨。
落雨时分，他正在招待所里读一本萨特的著作。译者艰涩的语言使这本名气很大的书索然无味。几次他都想把它扔了，但他又睡不着。调到犁城已有一个多月，他还是不习惯。大机关似乎一切都很正规，安静得像一座医院。但从每个办公室的格局看，它又像个裁缝铺。这儿的每张桌子都整齐地放着，靠近窗口的肯定就是处长。他是新来的，因此他的桌子离门最近。这个处人不多，六个人中却有三个处长。这个处所做的工作也还是写材料、印材料、发材料。除此之外，还得编一个叫作《政策研究》的小册子，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和水市宣传部相比，这个单位唯一的优势是每月给大家提供一捆卫生纸的福利。在水市，因为那位科长在混，所以科里的几个人也比较散漫，而散漫总是和自由连在一块的。现在情况变了，这个处长以身作则，成天把头埋在桌子上。他那鞠躬尽瘁的身影好让人感动，然而一轮到下乡搞调查，这人就病了。那时候他就想，这人是坐病的。这人总埋头坐着，其他人便不好意思站着走动。于是他休息的方式便是多上几趟厕所，或者多出差。他喜欢去山里，一边调查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尤其是去江南那一带，诗情画意的风景令他心旷神怡。他想倘若和一位可爱的女子做伴，每年定期在这山中过一些时日，必定是件美事。但这女子一定不会是李佳。
现在他与李佳近了，每天都能见面。凡是周末，他会去李佳家吃顿晚饭。李佳的父母对他调入省委是满意的，但对他的心猿意马又表示担忧。他们不主张这个未来的女婿日后去文联这种过于松散又毫无实惠的单位，觉得省委机关是个不错的起点。这种情绪影响了李佳，她说：我们已不是学生，得多想一些实际的问题。李佳现在开始关心住房的分配与两个人每月的储蓄，开始考虑结婚的旅行路线和最佳的生育年龄。这些给他带来了快慰也造成了忧虑。他觉得李佳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二十三岁而是三十二岁，有着十年以上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履历。听着李佳谈论机关的人事变动和某个要人的升官背景，他忽然感到当年在火车上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女孩不见了。上个星期天，他陪李佳去理发店剪头发。当剪刀横向那两条乌黑的大辫子时，他的心为之一颤。他想，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则悄然开始。剪成短发的李佳呈现出另样的风采，但他仍然为那剪去的辫子而伤感。他觉得奇怪，李佳怎么会那么若无其事呢？那辫子至少养了十年，就是一颗痣让激光搞掉，也该有点儿舍不得的。可李佳说：我一点也不怀念少女时代。李佳说你这人感情细腻得有点变态，要是你得了阑尾炎，你是否也拒绝手术呢？
李佳的能言善辩总是令他暗暗吃惊。他不希望李佳成为这种世事洞明的女人，尤其厌烦这种女人来改造自己。他渴望的是小鸟依人，是温情脉脉，是对日常生活的粗线条。或者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下过最平凡的日子，把大量的时间分配给有意思的事。但是，这可能吗？李佳对生活的态度历来是严谨的。她重视实际和秩序。有一天他们逛街，相继发生的三件事都让他们不舒服。首先，他把一把折叠伞落在公共汽车上，她埋怨了几小时，由看不惯一个男人丢三落四上升到和一个粗心男人建立家庭日子将会过得狼狈不堪。接着她沿路挑选一条牛仔裤，每挑必试，每试必退，每退必说：这是冒牌货。他便质问：既然你认定是冒牌货又何苦左比右试呢？李佳说：你要是烦了，你可以不陪我。说完就又进了一家服装店。这回他没跟着进去，坐在门口台阶上抽烟。不一会里面吵起来了。李佳又说是冒牌货，想把价格拦腰一砍。那女店主便来气了，坚决不卖。他把李佳拖开，说买东西只是图个喜欢，相中了买下就是。李佳正色道：你不要以为你不砍价就有风度，其实人家赚了你的钱还打心眼里瞧不起你！最后是，路过新华书店，他想和李佳进去看看新书。李佳说：你那几架子书难道都读完了？他被这句话噎住了，独自进了书店。他的情绪变得十分恶劣，又掺有一种隐痛。这个姑娘怎么一点也不像大学里的那个李佳呢？
这情绪就像窗外阴晦多雨的鬼天气，延绵到今天都没有调整过来。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们约定去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几天前说好各自从单位里开具介绍信，昨天电话里谈定，上午九点在中市区民政局门前会合。昨天还是个晴天。
雨中的街道湿漉漉的，像一张刚从水里捞出的照片。当时他就打着一把黑伞，站在这街的边上。街上行人匆匆，车辆拥挤，散发着阴郁的气息。他有些沮丧，怎么挑上这么一个日子呢？这日子似乎透着不祥之兆。他徘徊着，用力吸着烟。如果过了九点仍不见李佳，他立刻去给她办公室挂电话，想建议改期。但是现在李佳飘忽的身影在雨幕中出现了。她的气色不够好，但很平静。现在他们合打了一把伞，并肩进了民政局的大门。这对人根本不像是来登记结婚的，而像出席一次极不重要的会议。
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不仅没有“从心里笑出来”，即便在脸上，也察觉不到一丝的笑容。这情绪当然不对头，所以进了门厅，我便停下了。我问李佳：你考虑好了吗？李佳没有吱声，显然她的内心没有表情那么平静。于是我进一步说道：如果你还没有考虑好，我看不妨换个日子。说着，我把刚收拢的伞又打开了。我在等待她转身迈出第一步。
这时李佳说：办吧。反正跟谁都是结婚。
轮到我开口了。我在考虑措辞，因为李佳实际上已向我表明了态度。固然她也矛盾，在这样的关口她容易失去信心和主见。但是我们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共同做起了一锅夹生饭。李佳没有更多的解释。她迈进了婚姻登记处的门槛，而我也顾不上拉她一把。我要做的最后姿态是让她首先签字。她签了，我自然也签了。这签字沉重而草率，就像一对被炒鱿鱼的员工领取最后一份工资。事隔十几年，当我们回忆起这一幕时，李佳仍在埋怨我。她说如果当时你拉住我的胳膊就好了。我说，我不明白，这么些年我们都在希望对方先走一步，这很奇怪。李佳叹道：其实我俩心眼儿都不坏，只是过不好。我们的错误在于做了夫妻，如果是朋友或者情人，那或许是天底下最佳的一对。我干吗要当你老婆呢？老婆是头等倒霉的角色。
现在我们在晾台上这么交谈着，前来装修房子的工人已经进驻了。我把方案拿给李佳看，她提出地面不宜采用地板，应该换地砖。我说一屋子地砖会使这个空间变得像个澡堂子，地砖只能用于厨房和卫生间。李佳便列举了地板的种种弊端：其一不便打扫，其二容易生虫，其三价格太贵，其四今后重新油漆麻烦。我正想反驳，工头忍不住地插言道：现在哪还有人家铺地砖呢？我们在这院子里做了一年，家家都是地板。李佳想了想，说那就铺地板吧。我不禁笑了起来，轻声说：我费了那么多口舌说服不了你，一个工头两句话便搞定了。我们真该离婚。李佳也笑道：我这还是一个老婆的责任心在作怪。要是你情人，我才不问这些呢。情人只惦着一张软床。
说着，她又对那只旧柜子看了一眼。今晚我得住招待所了。十几年前我由水市调到犁城，住的就是这家招待所。我的屋子在最东端。眼下宾馆业不景气，招待所空房很多。东端的这屋成了临时仓库，堆放着棉被和损坏的电扇。我找到所长，他几乎认不出是我了。我说明来意，并说如果不太麻烦，我仍然想住原来的那间房。所长满口答应，立即令手下去收拾。然后他问起我和李佳以及我们的女儿，感叹日子太快。所长说当初这招待所一共住了六对夫妻，数我们两口子最般配也最有钱什么的。他当然不知道最先离婚的也是我们。没过多久，房子收拾好了。我便与所长道别，说晚上还得赶一篇稿子，改日再聊。
外面的天黑透了，临街的一家歌舞厅门头上的霓虹灯映照着这间屋子，机械地变幻出粉红与浅蓝的光晕。天空中飘着细雨，灯光下的姿态很缠绵。
我没有开灯，静静地看着这潮湿的夜和这凄迷的雨。我的身影在玻璃上忽明忽暗，但我看不清自己的面容。这屋子现在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熟悉的，我便顿生出莫名的失落感。我环顾周围，想着当初的格局与布置。后来我发现了一根钉子还在墙上，这钉子上还裹有一层胶布，是当初悬挂结婚照的地方。
1985年中秋之夜，我把二十三岁的李佳接到这间屋。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通知其他朋友。傍晚，我们在她父母那儿吃了晚饭，然后就散步回来了。我们准备翌日乘早班车到石镇，住上一周。这便是整个蜜月之旅。这设计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又是最终拍板的方案。那个时期，李佳的身体状况很糟糕，肠胃不适，又患上窦性心律不齐，险些演变成心肌炎。而更糟糕的是她的情绪。她终日愁眉不展对结婚失去了全部的热情。她似乎在向我偿还上辈子欠下的一笔债务。我不知所措，就像一个生疏的水手在驾驭一条陷入旋涡里的船，使出平生之力也无济于事。这个低血糖的开端其实已预示了我们日后贫血的婚姻生活，分手在所难免。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日子一拖便是十年！
我只能说，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1997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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