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条诺亚方舟

    都昌县位于江西北部，北依武山山脉，南濒鄱阳湖，东界鄱阳县，西连古彭蠡湖，屏庐山，形似一个伸向鄱阳湖的半岛，或者说更像半条“诺亚方舟”。之所以说半条诺亚方舟，是因为都昌被横贯东西的武山截断，留下一半浮在水上。

    康熙版《都昌县志》收录了苏轼的一首诗《经都昌》：

    鄱阳湖上都昌县，

    灯火楼台几万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

    东风吹老碧桃花。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上”字。都昌县在鄱阳湖上，而非鄱阳湖边。如果说都昌县在诗人的眼里是一种浪漫，那么在地方官员眼里就不是浪漫，而是不堪。

    明万历以前，都昌县无县志。万历年间，陈瞬咨任都昌县令，才着手撰修志书，并请时任江西参议王世懋为志书作序。王世懋在《初修都昌县志序》中开篇就这样写：

    环长江之右而棋布者，盖七十余邑，论城廓之壮丽，民物之殷繁，冠裳之萃止，殆比邑皆然。惟都昌僻在湖滨波涛之所冲，啮生齿薄而物产微，其人类多质朴而文采不耀，至不能与诸邑齿然。

    都昌县在这位参议的眼里，不是在鄱阳湖上，而是在波涛之中。不仅如此，而且物产微薄，文采不耀，为江右七十多个县所不齿。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所幸人类多质朴。然而，当他从志书中看到都昌的三位先代名流：扶弱晋于中流的大司马陶侃，徇大义于止水的宋丞相江万里，说礼记于两朝的理学名家陈澔，不由肃然起敬，叹道：

    之三君者，皆先代之名流，人伦之懿矩然。皆不产于他邑，而并育于都昌，长江之右莫敢望焉。往余分藩湖上，每行部过都昌，未尝不回舻停辙，询三君之故迹，彽徊瞻望而不去也！

    都昌县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爱之深、责之切的地方。

    都昌民间也流传：“三山六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都昌全境2669.53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1390平方公里，占鄱阳湖总面积三分之一强。在1279.53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最多时生活着80多万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600多人。自从有人口记载以来，即便是在战乱频繁、灾荒连年、瘟疫血吸虫病肆虐的年代，都昌的人口也保持着逐年递增的势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是都昌有据可查人口最少的年份，全县有38919人，陆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人。正德七年（1512年），人口增至103799人。嘉靖廿一年（1542年），人口增至108532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人口增至121014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人口增至301919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增至411656人。同治八年（1869年），是明清两朝有据可查人口最多年份，全县有599852人，人口密度高达390人。

    都昌人不怕生活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就怕鄱阳湖上闹洪灾。都昌十年就有九年闹灾荒，逃荒常唱的一句道情便是：

    人言世上有三苦，

    撑船打铁磨豆腐；

    我说三苦不是苦，

    最苦年年发大水。

    清朝以前的《都昌县志》记载的水灾都是百年一遇的大水灾。民国之后，记录逐渐详细。都昌水患，小灾年年有，大灾三年两头遇。1993年版的《都昌县志》有这样一段描述：

    都昌水患频繁。据记载，从唐朝元和十一年（816年）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共发生水灾84次。其中山洪成灾15次，外洪内涝灾害69次。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大雨弥月，湖滨泽畔几与鸥鹭为群，城垣崩颓数十处，民鬻子卖妻，生离活割，千村灶冷，万井寒烟。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暴雨一昼夜，洪水没窗封门，大港街一店房被冲7里之遥，石牛岭1妇女被冲走，不知去向。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38年（1949年），共发生水灾18次，平均2.1年一遇。其中重大水灾4次，平均9.5年一遇。民国20年（1931年）7月，“长江水势浩大，倒灌入湖，沿湖田亩，概被浸没，兼之本月霪雨为灾，山洪暴发，所有被灾区，屋宇、器具、禾苗、牲畜，漂流无遗，一片汪洋，顿成泽国”。全县被灾区102乡（镇），共1321村22700户，冲倒房屋91130间，流离人口占14％，每千户人中患病者147人。全县夏季作物损失79％，遭毁坏田稼498800亩。民国32年，6月29日至7月14日，暴雨16天，山洪暴发，冲倒房屋1517栋，死3人，减收稻谷50余万担。

    一年发大水，十年白辛苦。都昌人的半条诺亚方舟经常是“屋漏偏遭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

    水对于人来说，是仅次于氧气的重要物质。在成人体内，60-70％的质量是水。儿童体内水的比重占得更大，达80％。如果一个人不吃饭，仅依靠自己体内贮存的营养物质或消耗自体组织，可以活上一个月。但是如果不喝水，一周时间都很难度过。体内失水10％就威胁健康，失水20％，就有生命危险。在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水，对都昌人来说却是噩梦。都昌人有时几乎到了谈“水”色变。

    都昌人不仅谈“水”色变，而且谈“旱”色变，谈“螺”色变。

    都说水火不相容，都昌偏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昌县志》这样记录：

    都昌常遭旱灾。据旧志及有关古籍记载，从东晋隆安二年（398年）至清光绪廿五年（1898年），共发生旱灾77次。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大旱，至次年又大旱，“死者枕藉于道，有挖树皮草根以苟延者”。明末崇祯六年（1633年）至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的15年中，除顺治元年有降透雨记载，其他年份连续干旱，以至“溪涧皆枯”“米价昂贵”“僵仆藉道、流亡满目”，并引起“疫疾流染”，民多病毙。

    都昌县拥有185公里的鄱阳湖湖岸线，全县有螺面积达192948331平方米，占境域面积7％。血吸虫病疫区人口占总人口81.4％，向来是江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关于血吸虫病的危害，《都昌县志》有这样的描述：

    都昌受血吸虫病危害始于何时，无从稽考。据疫区老年人回忆，至少可上溯至清代中期，至建国前夕百余年间，湖区人民无不深受其害，尤以民国18年（1929年）至民国38年（1949年）为甚。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上溯百年，全县因血吸虫病危害，有81个村庄被毁灭，43个村庄濒于毁灭，3530户绝烟，15000人毙命。多宝乡马家堰村，清朝末年尚属都昌1个街市，有300余户集居，1年出生男丁即达90余口，却由于血吸虫病危害，至建国时仅存26户78人。新妙乡塘边方家村，曾为一900余人的大村庄，至建国前夕，就已成为1个仅存6名妇女的寡妇村。该乡现新游村委会所辖区域，历史上有7个村庄12个姓，血吸虫病危害，大村变小，小村变无，到处残垣断壁，满目累累荒冢，以致形成这样一首悲惨的民谣：“陈游方胡伍鲍但，周余何李傅泊湾，但家人丁少，李家泡肚多，走到方家过，芭茅颈上拖，女人不生崽，男子大肚多……”

    水患、旱灾多是夺人房屋田产，血吸虫病则是谋财夺命。没有生命的村庄，空有房屋百间，终与荒冢为伴。

    水患过后家园尽毁的都昌人，赤日炎炎田园枯焦的都昌人，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都昌人，站在鄱阳湖边，望着湖上千帆竞渡，心里有说不出的凄苦。老天爷啊，沉鄡阳，承蒙眷顾，赐予半条诺亚方舟，使我们逃离了洪荒。浮都昌，原以为是您重新赐予我们栖息的伊田园，谁承想却是人间炼狱。

    都昌人站在半条诺亚方舟上想了几百年，始终没想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终于有一天，军窑的“古鄡阳遗民”传来消息，过往的船家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在都昌的东边，有一座千年古镇，名叫景德镇，那里遍地黄金……

    考察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都昌每次大灾发生的时间往往与都昌人在景德镇的高峰期不谋而合。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末崇祯六年（1633年）至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都昌出现大旱，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民国20年（1931年）都昌出现大水，清代中期至建国前夕百年间都昌血吸虫病肆虐，而都昌人在景德镇的三个高峰期也恰恰是明万历年间、康熙年间和乾隆到民国年间。

    上镇下乡，一条谋生之路

    在都昌或者景德镇，如果你听到“上镇”或“下乡”，千万别感到莫明其妙，那一定是“去景德镇”或“回都昌老家”，而不是去其他任何地方。都昌人从来是把景德镇当成自己家乡所在的集镇，而非饶州府的景德镇。相当多的景德镇人也把都昌当成景德镇的乡下，而非南康府的都昌县。都昌人去景德镇，就像赶集，相当多的景德镇人到都昌，就像回家。这种观念是经过几百年的感知渗透到每一个细胞的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从形体上对景德镇绝对占有之后的一种精神自信。这不是一种刻意的做作，而是骨子里一种习惯成自然。

    上镇下乡是都昌人几百年来走出来的一条谋生之路，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凶险的创业之路，还是一条思乡之路，一条魂归之路。

    都昌到景德镇，水陆均可通达。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只有“百数十里”。

    走陆路，步行一般需要三天，身体强壮且事急，两天亦可到达。遇上天气不好，走四五天也是常有的事。陆路经土塘、土桥、曹家店、长山坳（苏山、徐埠、张岭一带经马涧桥至长山坳）、漳田渡、油墩街、鸟山、盐山、柘港、螺丝港、碧山、马尾港、田坂街、大金盘岭、梨巴树下、浑水岭、洪源、罗家桥到景德镇。到景德镇谋生的都昌人，大多数家仍在都昌农村，逢年过节或婚丧喜庆都要返乡。因此，往来于这条路上的都昌人络绎不绝。

    这条路没有高山大川，也少有平原和低洼地，就是一般的丘陵小道。长山坳、梨巴树下是这条路上唯一荒无人烟的两个地方，其他地方均有歇店。有的路边还建有凉亭，供过往行人歇脚。可便是这样一条小道让每次上镇下乡的都昌人都心有余悸。

    在20世纪90年代，都昌汪墩乡茅垅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谭成章曾叙述过他走长山坳的经历：

    那是1946年腊月二十三下午四时许，我们一行七人刚走到长山坳中间，突然树林中窜出5个人来。1人持步枪瞄准我们，1人掌大刀盯着我们，3人口咬匕首捆绑我们，并用我们的被子罩在我们头上，吓得我们一动也不敢动。等他们走了，才敢掀开头上的被子，松开手上的绳子，赶到当地乡公所报案（不记得什么乡，只记得乡长叫段雪岑）。乡长很负责，接到报案后，马上带领20多个荷枪实弹的乡丁，同我们一起拦头包剿（已知强盗去向）。恰好，我们上山，强盗下山，他们一见我们，丢下东西，转头直往山上跑。乡丁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中馆，才捉到两个。被抢去的东西，也追回了一大半。

    梨巴树下拦路抢劫更是频繁猖獗。梨巴树下距景德镇只有四十华里，是上镇下乡的咽喉要道。行人经过那里，没有强盗出没尚要捏一把汗，有强盗出没就要脱层皮。谭成章老人还讲了他先祖和岳父的一段亲历：

    小时候，听我父亲（画大器的）讲，我祖母的祖父吴某（装坯的），48岁那年4月，为赶回家栽田，在梨巴树下，3个强盗拦住他的去路。他由于个子大，又懂得一点武术，舍不得身上几块钱，和强盗打起来，由于寡不敌众，身上的钱抢去了，人还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讨饭回家，半年没有上工。

    1928年5月，我岳父巴祖江，赊了两船窑柴上镇卖，返乡时，肩挑400块银圆，走到梨巴树下，全被抢了去。400块银圆，凝聚了多少人的汗血啊！一时被抢，其惨状不言而喻。不说别的，被抢时，他穿一身白竹布衣裳，由于捶胸顿足，倒地打滚，变成了泥巴人。

    梨巴树下被抢的人多了，上镇下乡的人便学乖巧了，常常结伴而行。谭成章同村的谭绪信、谭大汉是常年往来景德镇的土车夫，1942年二月初二送一红店老板夫妇上镇。一行八人，在梨巴树下遇到四个戴礼帽的强盗。谭大汉仗着自己一行有六个男人，便朝大家使了个眼色，用车钩拄好土车，等强盗过来。趁两个强盗低头解车上绳索时，谭大汉突然拔掉车钩，车头一翘，把两个强盗击翻。谭大汉又转身用车钩向另两个强盗砸去，四个强盗被这突如其来一击，慌了手脚，仓皇而逃。东西没抢到，还丢了两顶礼帽。不过谭大汉和谭绪信终究怕冤家再遇对头，隔了两年才敢走这条路。

    景德镇市委曾有一个姓余的科长（芗溪人）也讲述了他父亲的一段经历：

    1948年腊月二十八，我父亲余忠源（画红的）回乡过年，把自己一年积攒的20块银圆一块块用纸包好（怕擦响），缠在腰里。走到梨巴树下，三个蒙面人窜出来，先用麻袋罩在父亲身上，反绑双手，带上山去，钱抢去了，还不放人。直到太阳西斜，父亲挣脱绳索，取下麻袋，才发现周围还绑着五六个人。父亲帮他们解开绳索，大家相对哭泣。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别人家放鞭炮过年，父亲才没精打采回到家。爷爷、奶奶一见面，抱头痛哭。这一年，家里没放一封爆竹，没买一斤肉，全家冷冰冰过了个年。

    这是怎样的辛酸和无奈，又是怎样的凄惨和无助！

    漳田渡是上镇下乡的必经渡口。鄱阳有人常凭借这一天堑，公开敲诈勒索。每人一渡，先交五文铜板，挑担十文。刮风下雨加倍收。天还未黑，就收了渡。在漳田渡吃住又任由他们宰割。稍有争执，船夫便要打人，扬言丢人下水。都昌人敢怒不敢言。景德镇都昌会馆曾一度想出钱将漳田渡变成义渡，争也争过，官司也打过，都无济于事。强龙难斗地头蛇。1909年，因为过渡，鄱阳有人打伤了都昌几个业瓷工人，激怒了旅镇的都昌人。都昌人吴仁训、冯天问、刘世机等二十余人具名上诉至饶州府、江西省政府，要求严惩凶手，改漳田渡为都昌人驾驶的义渡。都昌人这一诉求终于得到了省政府、饶州府的支持。都昌会馆迅速募捐集资建造渡船，成立漳田义渡会，并在都昌县小南门外矶山雇得两名身强力壮的艾姓兄弟当船工。渡口竖起了石刻告示牌：

    漳田义渡，普济天下。行人车担，不取分文。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如有索取，报官惩办。

    告示牌下面还刻有“三不准”：

    不准动用渡船作他用，不准欺侮刁难船工，不准故意破坏渡船和妨碍渡船的行驶。违者以破坏交通论处。

    都昌人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霸气和傲气、豪气和义气、志气和血气。一旦触碰了这种阳刚之气，那就像触碰了高压线，不穿心洞肺，也震耳发聩。

    走陆路艰险，走水路同样凶险。民间流传：

    坐船上下好是好，

    就怕强山出强盗；

    又怕饶州把风坐，

    更怕湖里打风暴。

    先说搭小水。搭小水是指漳田渡两岸有15华里的低洼地，遇到大水年份，一片汪洋，上镇下乡，只能搭小水。就是两头步行，中间坐船，而且是夜里行船。搭小水有固定地点。上镇，芗溪、南峰、万户、周溪是固定点。下乡，鄱阳的江家桥是固定点。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就能搭上小水船。小水船是一个又闷又热的大货舱，一堆人蜷缩在一起。顺风顺水，第二天一早便能到达。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就要在固定点待一两天。最怕的还是上船后遇到大风暴，船毁人亡。遇上了，就只能祈求祖宗保佑。

    1939年，谭成章老人在浮梁读书，放暑假搭小水船回家。船到中途，突然乌云翻滚，风雷大作。幸亏船夫经验老到，一边安慰船客不要乱动，不会出事，一边斜风破浪而行。第二天早饭时分总算平安到达南峰。劫后余生的谭成章望着白浪滔天的湖上，感叹这是捡了一条命！回到家里，谭成章被父亲臭骂了一顿，谁叫你搭小水？我讲过多次，九年前，你叔外公就是搭小水回家，半夜遇到大风暴，一船七口都葬身湖中。你外婆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今后再也不要搭小水了！

    再说坐船上下。谭成章也有两次经历：一次是1946年7月，他乘船回家。早上开船，傍晚就到了饶州，月亮初升时，刮起了东风，船夫又乘风起航，半夜便进了都昌港。顺风顺水，无惊无险。谭成章心情舒畅，出口成诗：

    七月十三夜，

    轻舟戴月渡。

    风摇帆影动，

    船驶浪声呼。

    天水苍茫合，

    星云出入无。

    南山灯火近，

    知已过鄱湖。

    这是最顺利的一次！第二次就没这么幸运了。那是1948年年底，他和爱人巴如月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回乡过年，在鄱阳湖上遇到大风雪。早晨从饶州开船时，天虽然阴沉沉的，风却不大。到了桑港，北风骤起，开始飘起了雪花。行至鄱阳强山湖，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船颠簸得也很厉害。浪打进船舱，被子衣服湿了，女儿不断啼哭，吓得面如土色的爱人一再埋怨。船夫看看雪势，果断在周溪泗山停靠了。大家都没有意见，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这孤洲野岸，又冷又饿，东西又多，家是回不去，到哪过夜？船夫是一个好人，帮他挑担，把他们送到附近一姓余的农家。第二天，谭成章又花了两块银圆雇人送到茅垅。这次也算是有惊无险。

    旅镇的都昌建筑公司曹建良曾讲述过他父亲的一段遭遇：

    1945年元宵节后的一天，父亲装了30多个都昌旅镇的瓷业工人，从周溪出发。船行驶到猪婆山，遇到一伙强盗，将船拦去强山。用的、吃的、路费一扫而光，连身上穿得好一点的衣服也剥了下来。东西抢了，还不放船。大家挤在船舱里，又冷又饿又怕。直到半夜，父亲偷偷把船开走。船到饶州，又遇上国民党保安队“封船”（强征船出公差）。船上人饥寒交迫，父亲找到饶州都昌会馆借了150斤大米，一天吃两顿稀饭。第三天，又请会馆具保，才放了船。船一放，又“坐风”（逆风开不了船）。船上人请求船夫，与其挨饿受冻，不如轮番摇桨拉纤，我们还要赶工，等不得。枯水季节，逆水行船，水浅湾急，大家累得筋疲力尽。船到鹅颈滩，已是第六天。船上米又吃完了，人也病了十多个。父亲无奈，又向隔壁船上借了十斤米，饱餐一顿，才一鼓作气，把船拉到了戴家弄河下。

    一首民谣说出了上镇下乡的都昌人心里的恐惧和凄凉：“一怕土匪山寨，二怕水盗劫财，三怕狂风恶浪，四怕浪打沙埋。”

    一条上镇下乡的路，洒下了都昌数十代人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也深深镌刻着都昌人执着的追求和无限的眷恋。都昌人别无选择，要么从这条路步入天堂，要么从这条路走向地狱。

    血溅黄家洲

    在传教士殷弘绪到景德镇之前的一个世纪，大概是嘉靖年间，一位荷兰人这样描述景德镇：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来到一处有名的河港，名叫Vcienjen。港内停泊各式大小船只，来自中国各地，都是为装载此镇的大宗货品“中国陶”。一条中心大街，几乎贯穿这个富裕的港镇，道旁商店林立，贩卖五花八门的商品，但本地最主要的生意仍以瓷器为主，产量之丰不可胜数。

    瓷器大街的店面得付租金，还必须向政府购得许可证。跳蚤市场位于河洲，谁有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叫卖。亦有小本瓷贩手提大篮，俗称“提洲篮者”，专门向窑厂整批收购有瑕疵的产品，用石膏、面筋与桑汁弥了细缝，再拿到市场上一件件兜售。他们的顾客则把这些劣品美其名为“过河货”。

    荷兰人说的河洲便是黄家洲，原名王家洲，“提洲篮者”便是以“一只洲篮、一张小桌”开“破碗公司”的都昌人。

    王家洲是何家洼西侧的一块荒洲，每逢春节，昌江山洪暴发，冲刷荒洲，洲上覆盖着一层黄泥沙。因此，王家洲又称黄家洲。在黄家洲河沿岸长年停泊着从余干、万年、南昌、丰城等地来的运粮船，有时也运农副产品。返程船夫总想带些回头货，一般都是选择购些便宜瓷器到外地去卖。这些兜售便宜瓷器的小贩就是都昌人。

    都昌人到景德镇谋生有亲投亲，有友靠友，但更多的人是自谋出路。嘉靖及以前，黄家洲便是都昌人最初的“贫民窟”。黄家洲上有一片竹林。走投无路的都昌人到此，开始是搭草棚，编制装瓷器用的花篮卖给窑厂，混个温饱。

    后来，余干人、南昌人找他们问讯：哪里有便宜瓷器卖？

    都昌人心计多：俺有便宜瓷器。

    余干人：在哪？可以看看货吗？

    都昌人：你就说要多便宜吧！

    余干人：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都昌人：要多少？少了俺可没那闲工夫！

    南昌人：有多少，要多少。

    都昌人：空口说白话可不行，得先付定金，十天后来看货。

    都昌人自己就是做空口说白话的生意。都昌还有句土话：仰你拳头捶你的背。这话用在做生意上，便是用你的钱赚你的钱。你还别不信，那时景德镇傻子都能赚钱。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大概十多岁，随父亲到景德镇看外婆。景德镇人仍很牛气，看人居高临下，称我乡巴佬。我舅舅家孵小鸡没孵出来，鸡蛋坏了，让我去卖坏蛋。乡下称“寡鸡蛋”。我有些害怕，但还是提着一竹篮“寡鸡蛋”上街了。舅舅在后面远远跟着，我也便没那么害怕。我蹲在一个十字路口，没等多久，就有人来买鸡蛋。来人也不问价，埋头在竹篮里挑鸡蛋。我暗笑，都是坏蛋，挑啥？来人挑了一大半，付钱走了。我人生的第一单生意居然没说一句话便做成了。还有小半篮坏蛋。我蹲下继续等下一个顾客。下一个顾客没来，“老顾客”又来了。他说我的鸡蛋有些坏了。我想，哪是有些坏，是都坏了。我不敢说话，有点随他处置的意思。来人没有处置我，而是还回来一些坏蛋，又从我手里算回一些钱，走了。我仍然没说话。坏蛋尽管没卖完，舅舅还是很高兴地总结经验，不该一直蹲在一个地方，否则都卖完了。我也有些后悔，但总觉得不地道，因此觉得舅舅也不地道，后悔之后又不后悔了。那时，我就觉得景德镇到处是钱。

    还是回到都昌人与南昌人的生意上。这十天，都昌人忙开了。先是到处套近乎，找关系，到都昌人开的窑厂买下脚瓷器。

    窑老板也很爽快：都是家乡人，什么买不买。这些下脚瓷，随便估个价拿去就是。

    从那时起，都昌人买下脚瓷不是以件计价，而是论堆估价。下脚瓷有了，却不能这样出手。就是出手也没人要，或者卖不起价。他们又找都昌的窑师傅指点，学会了磨、剪、凿、补之法。磨，就是磨去瓷器上的瑕疵。剪，便是剪平已断裂的部分。有把变无把，高瓶变矮瓶，无把茶壶照样能装水喝茶，外观虽差些，却图个便宜。凿，是凿平瓷器内的渣痣。补，是用泥釉修补瓷器上的裂口，印上花色，再放到红炉里烧。这样出窑的瓷器便看不出破败，也能卖个好价钱。

    都昌人卖下脚瓷器的地摊几乎摆满了黄家洲。他们用竹片折子搭棚，晴天遮太阳，雨天挡风雨，晚上当房子。都昌人因发源地是洲滩，所以称“洲店”。景德镇人虐称“洲佬”，外地人戏称“破碗公司”。洲佬的唯一标志便是洲篮。洲篮虽然分大、中、小三种规格，但样式都相同，长方形、平底，中间有一弧形宽把提手，篮内可装瓷器，多则七八十斤，少则二三十斤。洲佬有时也肩扛洲篮沿河叫卖，提篮叫卖成了昌江边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时至清初，景德镇瓷业快速发展，不少瓷商发了财，便想以地缘为纽带建造会馆，联结乡谊，坚固团体。苏州人和湖州人看中了黄家洲东侧的一块地，联合出资，建造了一个会馆，取名“苏湖书院”。后来，首事徐纪纶、沈大仁觉得不够气派，想把会馆的范围扩展到昌河边上。他俩暗中谋划，预备了一份厚礼，拜会浮梁知县方宏智和县丞薛成绣。在他们的默许下，徐纪纶、沈大仁修改了地契，并命人将界桩移到了河边。同时贴出告示：

    凡界桩以内皆为会馆地盘，全馆将逐步扩建之。凡在本会馆

    地盘上搭棚做买卖者，须向会馆交纳地租……

    都昌人一看便火冒三丈。

    一个说：黄家洲什么时候成了苏湖的地盘？

    另一个说：苏州人有钱、湖洲人也有钱，俺们有什么？

    一个又说：有钱算个屁，俺有拳头。

    另一个又接上：俺靠的就是拳头！

    冯长先说：撕掉它！

    周以升也说：拔掉它！

    都昌人蜂拥而上，将告示撕得粉碎，将界桩折成数段扔进了昌河。苏湖会馆前来抓人，冯长先和周以升便与他们厮打。由于事出突然，都昌人事先没有防备。冯长先和周以升被扭送到了浮梁县衙。县丞薛成绣自然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四十大板，并斥责，再聚众闹事，当严惩不贷！

    第二天，徐纪纶重设界桩，重贴告示，并在洲地中央搭起了戏台，戏台前竖起一根旗杆，挂着“苏湖书院”的彩旗。

    气得牙根都痒的都昌人很快抱成了团。

    还是那个冯长先，第一个跳上戏台，大声叫骂：你断俺生路，俺就断你财路！

    砸他狗娘生的！

    打他婊子养的！

    都昌人一声呐喊，砍掉了旗杆，推倒了戏台，把会馆的人打得鬼哭狼嚎，躲进了会馆。

    当晚，一批衙役趁着夜色抓人。

    冯长先：旗杆是俺砍的，戏台也是俺推倒的，坐牢俺去坐。

    周以升：不就是坐牢？俺什么地方都坐过，就是没坐过牢。

    冯长先和周以升像上台领奖一样高高兴兴跟衙役走进了苏湖会馆。

    都昌人素来服软不服硬。县衙如果说几句软话，这事也许就不了了之。衙役便要在都昌人面前撒横。

    这时，又有一个叫黄大毛的人跳起来：在千里鄱阳湖上，都昌人怕过谁？今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黄大毛拿着砍竹刀，带着一群都昌人，找来一棵大树，用树猛烈撞击会馆的大门。

    都昌人一齐高喊：不放人，就放血。

    大门被撞开了。都昌人冲进大院，与会馆的人展开了血战。黄大毛一身是血冲到后堂，见周、冯二人被五花大绑，衙役的刀正架在脖子上。

    徐纪纶假传县太爷令：都昌人若再闹事，便将此二人就地正法！

    冯长先大声喊：怕什么？宁愿我二人死，也要把洲地夺回来！

    倒是黄大毛怕伤及周、冯二人，带人退出了会馆。

    都昌人三打黄家洲的事，震动了景德镇，也震惊了景德镇的都昌会馆。会首亲自带人来到黄家洲，将黄家洲的历史及现状写成状纸，交与黄大毛等人。会首预计，浮梁县衙敢如此明目张胆，必定事先已呈报到省衙、府衙，你们先去省衙，省衙不准状纸，就直接去刑部衙门。事情果然被料中，省衙已接到浮梁县衙的呈报，不受理黄大毛的状纸。黄大毛等人便日夜兼程赶到京城，跪倒在刑部门口。刑部尚书暗想：皇上喜欢景德镇瓷器，一旦处置不慎，必祸及自身。刑部尚书接了黄大毛的状纸，派人到景德镇调查。调查结果，黄大毛等人所告属实。刑部判决：都昌人在黄家洲经营已久，苏湖会馆实属仗势欺人。会首徐纪纶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沈大仁杖责一百，服刑三年。浮梁知县方宏智、县丞薛成绣交吏部革职查办。苏湖会馆退回原界址，洲滩仍由洲佬自由买卖。

    都昌人血溅黄家洲，保住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洲地。为庆祝胜利，都昌人在苏湖人搭戏台的地方重搭戏台，在原旗杆处高竖天灯。请戏班唱戏，从年底一直唱到来年元宵节。台上演戏，台下玩龙灯，舞狮子，打蚌壳，跑旱船。此后，这一做法便约定俗成。每年腊月二十三，都昌人将竹棚迁往河边墩头，空出场地演戏，玩龙灯，直闹到来年二月初一，才将竹棚迁回原地做生意。黄家洲舞的狮子与别处也不同，一只是黑狮子，一只是黄狮子。黄狮子战黑狮子，最终胜黑狮子。都昌人打狮子打的不是狮子，而是痛快。景德镇人只要看到“一乌二黄”，便知道是黄家洲的狮子。

    黄家洲的都昌人越聚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瓷器行业。“破碗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瓷器公司，成了一个行会。行会地点在十家弄靠河边的一幢房子里。清政府曾有明文规定，“破碗公司”只允许经营下脚瓷器。洲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开洲店，必须入了“破碗公司”的行会才可以到窑户或瓷行收购下脚瓷器，再到洲店加工出售。“破碗公司”成了都昌人的专营公司。一首《陶阳竹枝词》这样写道：

    轻灵手段补油灰，

    估得明堆又暗堆。

    好约提篮小伙伴，

    黄家洲上走洲人。

    洲店每六年开禁收一次徒弟。每收一个徒弟需交五块银圆，叫“买名字”，也是入会。只有入了会，才有开洲店的机会。真要开洲店，学徒必须满六年。学徒没有多少技术可学，就是等待一个开洲店的机会。抗日战争以前，只有都昌人才能做学徒。之后，由于沾亲带故的关系，这条禁令被逐渐打破。少数余干、清江人入会，都昌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洲店的瓷器贴花有明显的行业特色，一般为鱼草、红鱼、喜字，画瓷也一般是荷莲、梅雀之类的粗线条花。销售对象都是贫苦渔民和农夫。在洲店学徒不难，难的是吃苦。学徒头两年主要是做挑瓷器、挑水、砍柴等粗活，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天刚亮，又要提着洲篮出去叫卖。一篮瓷器卖多少钱，不是徒弟说了算，而是出门时师傅说了算。瓷器没卖出去，回来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有些顽皮的徒弟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便对顾客使诈。

    顾客说：不要。

    徒弟便说：一吊（即一百个铜钱）？

    又说：就一吊！

    顾客不买，徒弟便哭，说顾客欺负他。在河边闲来无事的“洲佬”也跑过去帮腔，弄得顾客哭笑不得，买瓷器了事。

    人一旦得势，骨子里的劣根就会长出畸形的树苗。

    尽管如此，当初的都昌人仍顽强得像一棵松树，深深扎根在这陌生的悬崖峭壁上，满树的松子随风飘落。终于有一天，松子长成了一片松林。

    民谣的痛苦讲述

    我在考察景德镇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景德镇是一座多诗的城市，也是一座多民谣的城市。用诗来赞美景德镇制瓷盛况和业瓷状况，或者赞美景德镇精巧瓷艺的大都是过往官员和文人墨客，用民谣来再现景德镇瓷工生存状况的又大都是瓷工自己。景德镇民谣是瓷业工人无奈的自嘲和痛苦的呐喊。

    更有趣的是，在这些民谣中，很多是用都昌的口语来表述。民谣背后都有一个个染血含泪的故事。

    有一首民谣这样唱：

    装坯开了禁，乡下得了信。

    丢掉田不作，透夜赶上镇。

    三吊二百钱，买根压肩棍。

    这是一首反映装小器徒工拜师学艺的民谣。讲述景德镇瓷工苦难首先要从学徒工讲起。制瓷的圆器行业有八个工种：打杂，做坯，印坯，刹合坯（施釉），利坯（修坯），剔坯（修模坯底），装坯，画坯。这些工种学徒时间长短不一，最短是打杂工，一年出师，做坯、印坯、剔坯、利坯一般为三年。装小器二十年才开禁收一次徒弟，并且只在“五府（南昌府、南康府、饶州府、抚州府、九江府）十八帮”收徒。每逢开禁，便要大张旗鼓，挑红篮（红色的装坯篮）过街，沿途鞭炮齐鸣，吹号奏乐，借此宣告装小器行业开禁收徒。这样的逢届开禁称“红禁”。还有一种开禁，叫开“黑禁”。在装坯人少事多的情况下，每隔三五年开一次禁，也举行同样的仪式，只是坯篮上不涂红色。开禁队伍从上街走到下街，从河街走到后街，挑篮人如果中途被人骚扰或抢篮伤人，表示老百姓不同意开禁，那就不能开禁。开“黑禁”符合窑户的利益，工头也可从中捞取好处，而瓷工就不心甘情愿。瓷业也有淡季旺季，旺季瓷工尚可糊口，淡季就有失业的风险。用“禁”控制收徒，正是为了达到“人事平衡”，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

    都昌人来景德镇学艺，一般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第一年为初学，学徒的工钱师傅要取百分之三十。第二年则要顶岗上位，工作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那时候，如果你在景德镇半夜听到孩童的哭泣，千万别认为是小孩半夜惊梦，而是学徒遭受到师傅的毒打，发出的嘤嘤哀泣。有的学徒因不堪师傅打骂，宁愿逃到婺源乡下去放牛，或者逃到郊外帮土著人舂瓷土，也不愿吃这苦中苦。

    一个老瓷业工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余炳顺圆器业有一个利坯的王师傅，平常嗜赌如命，完全靠几个徒弟做事。徒弟稍不如意，便让徒弟脱光衣服，用浸湿的粗麻绳抽打，一绳索下去就是一条血痕，旁观者无不伤心落泪。一次，他的一个姓刘的徒弟因患脑膜炎，实在抬不起头，便伏在工作台上小憩，王师傅走过去就是几巴掌，当场便将徒弟打死。所幸徒弟家是寡母孤儿，无亲无靠，最后只用了五十块银圆了结了一场人命案。

    在清代，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坯房佬，坯房佬。

    捣泥做坯双手搅。

    弯腰驼背受压榨，

    死了不如一棵草。

    一个已定居在景德镇的都昌人也讲过近代同样悲惨的系列故事：

    1924年，豆芽井（现在的十八桥）有一家琢器窑户王某带了一个姓李的徒弟。徒弟病重无人照顾，睡在猪窝边的矮竹床上，半夜死了，被猪咬掉了半只脚。

    1928年，一个开红店的王师傅带了一个姓徐的徒弟。徒弟深夜在楼上昏睡，师傅突然在外回来叫门。因为长期以来徒弟对师傅形成的恐惧心理，徒弟不敢怠慢，急速起来为师傅开门，匆忙中踩空楼梯，从楼上摔下来，当场死亡。

    1929年，王金茂红店收了一个姓詹的徒弟，患麻疹高烧不退，躺在楼上死了，几天后才发现，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出恶臭。

    绣球下弄周老板圆器店有一个姓吴的打杂工，在一个炎热的夏夜中暑昏死。周老板不等天亮便让管事买来一副薄板棺材，装殓后让人抬到河西乱坟岗埋葬。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远处还不断传来滚滚雷声。抬丧的人抬到昌河边上，心里害怕，便放下棺材，想等天亮再抬去掩埋。过了不久，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抬丧的人回到店里各自睡去。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细辨声音，是死去的打杂工在叫门。抬丧人以为闹鬼了，哪敢开门，都用被子蒙头而睡。第二天一大早，店里伙夫上班做饭，发现“鬼”坐在门口，掉头便跑。

    这时“鬼”开口说话：别跑，俺没死。是昏死过去了，被大雨淋醒，推开棺盖，才回来的。

    活人误当死人埋的事成了景德镇瓷业界一个笑话，也成了周老板一生的笑柄。

    景德镇有一首《瓷工一年歌》，把窑厂工人一年四季的状况描写得形象而生动：

    嬉新春，坐二春，

    东奔西走过三春。

    四五六月定位子，

    七死八活九还魂。

    十月以后日夜干，

    严冬腊月冷清清。

    景德镇还流传着另一首借用戏曲典故编排的《十二月歌》：

    正月机房教子，二月张生启程，

    三月山伯访友，四月四九问路，

    五月群英集会，六月夜访白袍。

    七月徐庶荐葛，八月游龙戏凤，

    九月夜打登州，十月金桥算命，

    冬月海螺丝打瓜精，腊月四郎探母。

    这首《十二月歌》虽然不如《瓷工一年歌》直白，却是含泪的微笑。正月，瓷工依偎在父母身边，聆听父母教诲，就像听孟母断纾训子。二月花朝过后，瓷工要回窑场做工，就像《西厢记》里的张生赴京赶考，辞母别妻，踏上辛酸的做工之路。三月四月，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的瓷工回到景德镇，到处寻门路找工作。到了五月六月，找到工作的和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瓷工邀约在一起，相互问讯，期待得到一条有用的招工信息。七月，瓷工相互举荐。八月，大家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心情也好起来了，劳累之余，还可以在一起苦中作乐。九月是窑场最忙碌的季节，天天要挑灯夜战，累是累，却是一年的希望。十月冬月，窑场活计像天气一样一天天变冷，瓷工“金桥算命”，基本上能估算到一年的收成。冬月，有些窑场生意清淡，瓷工只好“打瓜精”，逃之夭夭。即使生意不错的窑场，到了腊月也开始歇工，瓷工纷纷回乡与家人团聚，“四郎探母”。

    这首“年歌”就像一幅板画，把瓷工一年的生存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做老板的尖钻刻薄，工人苦不堪言。因此这类民谣成了景德镇民谣的主流。如：

    坯房无壁，歇手无吃。

    又如形容很多窑工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民谣：

    穿上就不脱，要脱打赤膊。

    又如形容窑工食难果腹的民谣：

    端起饭碗望窑烟，一粒豆豉两口咽。

    茭草是用稻草包扎瓷器，要茭一层到二层，劳动强度非常大。所以，有一条行规：茭草工要吃白米饭，逢初一、十五，“一条凳”（坐五人）一斤猪肉。《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的“白围裙运动”便是说这条行规背后的故事。

    乾隆初年，老板把白米饭改成砻米（糙米），有时还掺沙子。猪肉更是取消了。为了争取这一基本生存条件，祁门人郑子木率全镇茭草工人罢工，导致瓷器无人包装，无法运出。船泊待货，昌江上死气沉沉。浮梁知县把郑子木等十几个为首的茭草工抓了起来，责令复工。几经谈判，官府终于释放了郑子木等人，恢复了吃白米饭和一条凳一斤肉的行规。茭草行全面复工。但不久瓷行老板就与官府勾结，撕毁了合约。茭草工再次罢工。浮梁衙门连夜逮捕了郑子木等人。知县在大堂上烧红了一顶铁帽和一双铁靴，逼郑木子无条件复工。郑子木毅然穿戴上烧红的铁靴、铁帽，惨遭酷刑杀害。惨案发生后，茭草工为纪念这位宁死不屈的郑木子，每人系上一条白围裙。

    景德镇还有一条吃“知四肉”的行规。这条行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用蒋知四的人头换来的。陈海澄先生在他的《昌南风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叫熊知四的打杂工，南昌人。他领导坯工罢工，浮梁知县传他到县衙。熊知四呈上报告，要求将窑菜改为每天菜金3文，油半斤，盐1斤，10天吃肉4两。知县认为要求不高，转给商方讨论，商方一条也不答应。双方对峙多时，坯工迫于生活，纷纷辞工回乡种田，造成瓷业危机。商方再次找到知县，要求解决复工问题。知县要商方答应工方条件。商方认为：如果全部答应，以后将会得寸进尺。于是采取“杀今儆后”的策略，即答应改窑菜为发菜金及油盐，要猪肉可以，必须派人头一颗作押，否则一两也不给。消息传下来，坯工们唉声叹气，谁也想不出好办法。

    熊知四却哈哈大笑，说：“猪肉你们吃成了！”

    第二天，工商双方代表来到县衙。

    “工方代表同意定案么？”知县问。

    “同意定案。”熊知四回答。

    “要人头一颗，你有吗？”

    “人头带来了！”

    “带来的不行，要活人，叫他上堂答话。”

    “就是小民我！”熊知四大声说。

    知县抽了一口冷气，说“熊师傅，你偌大年纪，就是有了肉，你也吃不成了。”

    熊知四回答说：“我吃不成，可我有徒子徒孙，他们可以永远吃得成！”

    知县很是感动，办了一桌丰盛的断头酒。熊知四在泗王庙河下英勇就义了。

    从此，圆器业工人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吃到一次肉了。并把此肉叫“知四肉”。吃法是：将肉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块，先用水炆，快要炆烂时捞起，用豆豉大蒜爆，其汁煮豆腐，烹饪由打杂工负责。吃之前，将泥团放在晒架上，装三炷香，一对蜡烛，烧三张黄表纸，打一封爆竹，肉摆在圆桌上，然后大家对空下拜，齐声说：“请祖师爷前来受用。”吃时，每人夹一块，轮完为止，再是每人一碗豆腐汤。

    工人们为纪念熊知四，将他的灵位安放在师主庙，逢年过节，大家都去祭奠。此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时，取消菜金、油盐及知四肉，改为集体伙食，八人一桌，由厂方将饭菜送到坯房。

    “知四肉”到现在仍是景德镇的一道名菜。

    较之琢器业、圆器业更苦的行业，就是针匙业。针匙即汤瓢。针匙业，大部分是规模极小的家庭作坊。这样的家庭作坊，景德镇最多时有上千家。景德镇人习惯称从事针匙业的窑户为“做针匙窑”。其实，做针匙窑，自己并没有窑，都是搭窑烧制。针匙坯是放在最差的窑位烧炼，因此风险也最大。烧出的针匙质量好，是你的造化。烧坏了坯，也只能自认倒霉，还要交柴火钱。做针匙窑能维持温饱就不错，很多人经常要为一日三餐犯愁。所以，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针匙窑：

    针匙窑、针匙窑，只比叫花子少只瓢。

    明清两朝，随着景德镇瓷业的兴盛，出现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在这些诗词歌赋中，多是粉饰太平之作，很少涉猎瓷工的苦难。雍正六年，浮梁县来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县令，叫沈嘉徵。这位在浮梁做了十六年县令的沈嘉徵不但是浮梁历史上少有的廉吏，而且写了一首类似于白居易《卖炭翁》一样的惊世长诗《窑民行》。诗中的陶工悲惨遭遇更胜卖炭翁，窑户“都昌叟”瓷业的兴盛背后是更多陶工的血和泪的堆积。

    ……

    马鞍东南山，荒冢叠培嵝。瞥见草中人，偃卧如中酒。

    尘淹百结衣，风飚蓬飞首。形骸半已僵，面目黎以垢。

    头上翔饥鸟，脚跟蹲黄狗。吊客集青蝇，挽吻各赳赳。

    呼伴扪其胸，残魂丝一绺。关启润茶汤，目眙渐运肘。

    问伊致此由，泪枯气咽吼。嗫嚅约略言，身业陶工久。

    佣工依主人，窑户都昌叟。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

    粝食充饥肠，不敢问齑韭。工贱乏赢资，异乡无亲友。

    服役二十年，病老逢阳九。檀粥生谁供，死况思慧柳。

    弃我青阳山，青磷照我傍。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徵茫。

    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冥乡。我已安命数，君无代彷徨。

    我闻泪沾臆，四顾惨以伤。天乎好生德，人心奚云亡。

    邑令虽末吏，舍我其谁当。与其埋胔骼，拯何如膏肓。

    此情堪上达，仁宪皆龚黄。不顾余清俸，解此孤贫殃。

    心长忘力短，聊为仁者倡。养济斯人始，建院于四方。

    1991年，都昌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都昌人与景德镇》里收集了刘贤诚的一篇回忆录《昔日瓷工生活概况》印证了沈嘉徵的《窑民行》：

    工人最怕做“倒街死”。以前坯厂和窑厂有这么个行规：工人死在厂里，棺材由老板负担，还要负责埋葬，并要请道士超度亡魂。窑里的工人要吃四两肉，停工三天。这笔开支加起来成了老板的负担，故老板最怕工人死在厂里。要是工人连续病了几天不能起床，老板就要亲自对这个工人做工作，表面上说得很客气：“某某师傅，我看你还是离离码头，换换运脚。”意思是叫你离开景德镇，到家乡去，实质上是叫你离开这个厂，不要死在厂里。

    景德镇的民谣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讲述了一段瓷工的苦难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谣像是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终结，悄然隐退到老一辈残存的记忆里。

    在都昌也有一句民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昌人不怕吃苦。苦是一种艰辛，一种磨难，一种生命的痛楚，也是佛祖释迦牟尼体悟的苦、集、灭、道四条人生真谛，是一种历练，是一种人生财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苦是心志与灵魂的炼狱，它能成就一个人卓绝不凡的操守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吃尽苦中苦的都昌人终于“离苦得乐”，攀上了世界瓷业的巅峰。

    宗族大迁移

    明末以后，景德镇人口迅速膨胀。促使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景德镇的动因，毫无疑问是景德镇瓷业的快速发展。

    景德镇移民有明显的区域性。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记载：“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乾隆版《浮梁县志》称，嘉靖年间，本镇统辖浮梁县里仁、长香等都居民，与（饶州府）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到万历后期，都昌人在景德镇瓷业中的势力逐渐扩大。

    郑廷桂是乾隆后期景德镇有影响的人物。他在一首《陶阳竹枝词》里这样写道：

    蚁垤蜂窠巷曲斜，

    坯工日夜画青花。

    而今尽是都鄱籍，

    本地窑帮有几家。

    诗的原注称：镇坯房皆矮屋，工作多都鄱并客籍人。本地少业窑者。

    龚铽《陶歌》的第一首便是：

    江南雄镇记陶阳，

    绝妙花瓷动四方；

    廿十长街半窑户，

    赢他随路唤都昌。

    诗也有一个注脚：“离镇五里观音阁下，有江南雄镇坊。窑业多都昌县人。”

    道光版《浮梁县志》卷二“风俗”中这样记述：“镇距城二十里，而俗与乡邑异。列肆受口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卷八“食货陶政”中又说：“按景德镇烧窑之户，本省则都昌县人居多，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之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盖鲜。”据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景德镇19万人，其中都昌籍达10万人。都昌流传一句民谣：“十里长街半窑户，迎来随路唤都昌。”意思是说，景德镇都昌的窑户占半数以上，一路上都可以听到都昌家乡的方言。

    从以上记载来看，明末清初都昌在景德镇业瓷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清朝中叶，景德镇已由“五方杂处”变成了“而今尽是都鄱籍”“赢他随路唤都昌”。这中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不是鄱阳、余干、乐平或者是南昌占绝对优势，而是都昌占绝对优势？都昌人为什么能独占鳌头，又是如何独占鳌头？这一切都是那样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通过对景德镇的考察和对历史的全面审视，我有一个基本推测，都昌人在景德镇独领风骚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直接原因应该与都昌人宗族大迁移有关。

    1962年，江西历史学会启动了对景德镇制瓷业历史的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调查组查阅了都昌冯、余、江、曹等姓族谱。这四姓是旅景人数最多的宗族。根据调查组统计，明清到民国，仅冯、余、江、曹、吴五姓殁葬景德镇就达4606人。其中，《南峰冯氏宗谱》记载1179人，曲江、金山、芗溪、余家湾等处《余氏宗谱》记载2386人，大井头《江氏大成宗谱》记载632人，《曹氏宗谱》记载386人，《延陵吴氏宗谱》3、4卷记载20人。都昌人叶落归根的观念根深蒂固，返乡安葬人数更是远远超过此数。旅景的都昌人先来4姓，继来24姓，再来48姓，共有70余姓之广。

    原都昌会馆旧址有一块民国18年（1929年）的石碑，刻有《古南书院来源补序》。碑序说出了当初旅景都昌人的心思：

    古南书院之建造，已数百年于兹矣。本先民之遗嘱，并父老之传闻。与所存之捐囗徵之。其时都邑人士之旅镇者，惟念四姓为最多。而念四之先人确知镇瓷日后必极发展，著名中外，为五洲特产。我都旅镇经营陶业者，亦必日见其多。其团集地点，不至散漫而无所统。会馆者，正所以结乡谊，联感情，设燕会，坚固团体也。先民有见及此，就念四姓之志同道合，相视莫逆者，结为金兰社。并于现在会馆之西南隅，购筑数椽为社址。爰因处心积虑，力谋开拓，遇有缘虽多费金钱，在所不惜，苦心孤诣，始得有今日地面阔大规模雄壮之会馆。惟其时我县人民，既不及今日旅镇之多，而各姓陶业亦不及今日旅镇之盛。故倡首建筑与所需经费，念四姓不得不专任其责，与阖县成基业。故落成后，遂额之曰古南书院。并明管理之责于二十四姓。嗣后虽有乐捐日期之四十八姓，与未有日期之三十余姓，均隶属于古南书院范围之内。故伊古以来，书院之所有权属全县，而书院之管理权亦仍属之二十四姓。

    这篇补序虽然主要是说建都昌会馆（古南书院）的缘由，但同时也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到景德镇业瓷的都昌人是一种宗族式的迁移，且以姓氏为单元扎堆抱团。二是这种迁移先以四姓为最多，后又以二十四姓为核心，再后来的四十八姓、三十余姓虽然也踊跃捐款联结乡谊，却难挤进会馆核心。不是核心也无关紧要，这时都昌人已经是景德镇的核心！

    据都昌七姓宗谱所做的《都昌七姓宗谱所见明清以来殃殁葬景镇浮邑人数统计表》《都昌四姓宗谱所见清代以来在景镇经营窑业（或泛言经商）人数统计表》来看，都昌旅景业瓷人数出现过四次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二个高峰在康熙、雍正年间，第三个高峰在乾隆左右形成，第四个高峰在嘉庆到道光年间。都昌人旅景是以同姓同宗同族为单位，像大海里的波浪，一波接着一波，一浪压着一浪，不断向景德镇的制瓷业发起集团式的冲锋，以致郑廷桂不得不发出“而今尽是都鄱籍”的慨叹。

    在旅景的都昌姓氏中，按旅景的时间顺序，邵姓虽然排第一，但人数不占优势。按旅景人数多寡，首属冯姓。

    如都昌《南峰冯氏宗谱》：

    ——乡与景德镇毗连，其乡人多业陶于镇，因而致富者联翩踵起。

    ——夫吾南峰冯氏，都昌之望也。七族五房，千数百户，人口以万计，然旅游行商者六七，乡居力农者仅二三耳。

    ——孑身远出，致资累千万以归者，项背相望。

    ——是故大江南北，无不吾族人之足迹，而陶业特尤著，此其才力殆天赋。

    又如：

    ——冯泮，陶于景德镇，累资数十百万。时当清雍乾之际，镇磁自明成宣以降日颓落，至是乃灿然被于五洲，绝续之交，功至艰巨。而其时所为约法纪律，到今承之勿坠，而大半皆公之所擘画，今陶庆社入犹能言之。

    ——冯斯丰，讳荣泰，字恒盖，亦号永安。道光丁未年国学生，同治丁卯年钦授直隶州左堂，戊辰年助饷，钦授荣封二代奉直大夫……遂焚弃笔砚，就昌江肆陶务。庇材饰工，器无苦窳。不数年，累赀数千金。

    ——冯躬腾，捐授监生。生于道光甲午年，殁于光绪甲辰年。……家世贫，幼困苦，饭恒不得饱。长从伯兄躬兰、仲兄躬桂负贩于四方，卒陶于浮梁之景德镇。居无何，家日以饶，乃益自刻苦，而躬劳作，遂以资雄于镇矣。府君善于治产，其于陶尤多所阐明，至今业陶者恒利赖焉。

    ——冯隆忠，生于咸丰十年，字义源，号善庵，名一心。捐授监生。赞曰：翁少孤贫，为陶者佣。以勤以俭，粟积千钟。

    ——冯隆恒，生于道光，殁于光绪。同治壬戌年捐授监生，加捐翰林院待招。……先生家世贫，幼困苦，长陶于景镇。不十年，以资雄，为人慷慨好施。

    ——冯隆庶，生于道光戊戌年，少孤贫力农，继负贩于四方，家日隆起，乃陶于景镇。益刻苦自励。不十年，以资雄。江氏也是景德镇业瓷的都昌大姓。《江氏大成宗谱》：

    ——江学圣，先生幼原困苦，少习诗文，壮即奋兴，专营陶业。术工居积，既白手以成家……论其建设，确已富有万金。

    ——江视，励志陶冶，创业昌江，出身工艺，倡首窑商。

    ——江炳旺，光绪时例授国学生。……少年苦困，曾为江湖舟子。壮岁发达，顿作陶冶富商。族人间也合伙经营。都昌余家湾《余氏宗谱》卷首“锦屏自传”：

    余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过四十，子女成人，出余资与同族合伙创立陶业十余年，甚得意。其后拆伙自立门户，连年获利益厚。买坯厂二所，一所中有住屋二重，差堪容膝。

    都昌人在景德镇人多势众，形成了具有强大宗族势力的帮派，掌控着景德镇的制瓷业。1910年景德镇首次设立商务总会，商会的会员、议董和总协理是按都、徽、杂三帮来分配。都帮为瓷业，徽帮为商业，杂帮有瓷有商。在首批41名会员中，都帮（仅都昌一县）就有14名，占了1/3还强。

    民国时期，以生产青花瓷闻名的都昌籍老窑户巢克谦回忆：

    景镇的富户（都昌）有三尊大佛，余英劲活动资金多达到一百万元，余旺青土地房产多。四大金刚，冯承就、余略盛财产都在八十到一百万元左右。十八罗汉只记得有：王家琨、刘世机是烧做两行的大窑户，财产都在六十万元左右。杨修芳、欧阳裕发、冯茂顺财产都在二十万元左右……此外还有三个富有的寡妇，被叫为三个观音。

    像这样宗族式迁往景德镇业瓷的现象，都昌比比皆是。他们一般是先“孑身远出”，做佣工，省吃俭用，完成资本积累，成为窑户。这些窑户都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现，如父子开窑，兄弟合伙。然后同族之间互相扶持，形成宗族式的团队。最后形成以冯、余、江、曹四大姓为首，联合张、王、刘、李等姓，操纵和把持着瓷业的生产和销售。在景德镇瓷业界，都帮牵一发而动全局，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有一句民谣说得好：“冯余江曹大似天，张王刘李站两边”。这些宗族实力之所以一边倒，完全取决于宗族大迁移中人数的多少和经济实力的大小。

    一位都昌籍的老窑户回忆：

    ——都昌的一、二、三、四、五、六、九、十都地少人多，都要出外谋生，多到景德镇来。年老的可以磨料，小的可以学徒，画花坯。妇女可以画坯，还可以在家做针匙，老小男女都能找到工做，因此来得多。

    ——都昌东乡地少人多，特别是三都、六都、九都、十都最苦，都来景镇找生活。

    都昌人在景德镇占绝对优势，首先是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其次才是在制瓷技术上占绝对优势。

    老窑户李咸珍回忆：

    来镇的都昌人无田可种，只能专做窑。原先，本地人政治势力大得很，如程黄二姓（程起凤、黄龙光都是进士，做过知县。打起官司总是都昌人输）。都昌人只有讲打。后来又抓了技术上的王牌，才站住了脚，越来越盛。

    《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汉·班固《白虎通·宗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在家族、宗族和民族这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单元中，宗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宗族是为了一个姓氏的生存和安全，由无数个核心家庭松散式组成，族内有家，形散而神不散，家分而亲不分。一个家太小，一个民族太大。一个宗族生相亲，死相哀，改变一个景德镇又算得了什么！

    打派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的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他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能够吃上饭，并不是由于肉店老板、酿酒商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打算。我们要唤起的不是他们的博爱仁慈，而是他们的自爱。”

    都昌人在景德镇不乏“致资累千万以归者”，但更多的都昌人只是为了糊口。景德镇辉煌历史恰恰是这些为了糊口的瓷工书写的。

    商人的本质就是逐利。同样，在景德镇，厂主与瓷工的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联系。”景德镇瓷工为了“境遇的改善”，总是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唤起”厂主的“自爱”。他们称之为“打派头”。

    光绪年间的一个春天，从都昌农村走出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叫王典秋。王典秋很小就开始做去景德镇淘金的梦，可惜年纪太小，同乡不敢带，父母也不敢放。终于等到17岁，父母同意了。王典秋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告别父母恋恋不舍而又殷殷期盼的目光，飞进江南明媚的春光里。别说是一百多里路，就是一千里路又能怎样！王典秋到了景德镇，在同乡的帮助下，很快就进了大器匣厂当徒工。王典秋脑瓜子灵活，人又勤快，为人也豪爽，人见人爱。别人学徒要三年，他没到三年就提前出师了。提前出师也不是说他有多心灵手巧，而是师傅打心眼里喜欢他，师傅乐意！

    以这样的势头发展，王典秋用不了十年也许就能“资累千万”。但是，王典秋心里不该藏着斯密说的贫困悲惨状态，更不该有唤起厂主“自爱”的想法。他看不得老板贪婪，更看不得瓷工在苦难中挣扎。

    王典秋在当徒工时便说过一句话：如果俺学徒出师了，一定要打吃熟米饭喝细茶的派头。

    王典秋的同情心和日渐成熟的制瓷技术害了他，同行兄弟的拥戴和信任也害了他。

    在一个洪水成灾的季节，一个物价飞长的季节，一个瓷工吃糙米家里人饿肚子的季节，王典秋毅然率领匣厂工人开始了“打派头”。老板没有同情心，没有人拥戴，却有金钱。金钱是救命稻草，也是万恶之源。老板用金钱买通了官府，虎头虎脑而又一腔热血的王典秋被下了大牢。

    都昌人不但尚武好勇，而且犟。有句俗话说，十个瘌痢九个犟。其实，十个都昌人十个犟。这在都昌人与其他客籍人狭路相逢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江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景德镇卷中，收录的有名有姓的都昌籍革命烈士就达151人。这还仅仅是极小一部分，无名英雄远不止这些。据老瓷工回忆，方志敏、邵式平先后三次率中国工农红军进驻景德镇，参加红军的都昌籍工人有一个团。他们不少人后来随红十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昌人在景德镇闯天下靠的就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犟劲，在走出贫困悲惨状态的路上靠的也是这种犟劲。

    别认为面对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只有文学作品中才有，在王典秋身上表现得更真实。既说，老板被王典秋不惧生死的气势吓倒了，怕事情闹大了两败俱伤，主动请里村的乡绅马德喜出面调解，假意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释放王典秋，让他回住处养伤一个月。工人复工后，老板并没有兑现承诺，匣厂仍然是“坯工并日作营生、午饭应迟到二更”。一个月后，王典秋伤愈回厂，更成了老板的眼中钉。老板想着如何算计王典秋，王典秋也在想如何再组织一次“打派头”。王典秋为防老板暗算，身边常带一把尖刀。一天晚上，王典秋从东郊里村老板家门前经过，早有预谋的老板放出恶狗咬他。王典秋闪开恶狗，顺势将恶狗刺死。老板放恶狗咬人不是目的，要王典秋刺死恶狗才是关键。老板将事先准备好的“先谋家狗后谋财”的状纸递交到浮梁县衙。县衙自然是心知肚明，很快将王典秋逮捕入狱。王典秋自知遭老板暗算，在狱中仰望天上的寒星，一言不发。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典秋每天都要遭受狱卒的铁鞭抽打。老板用他的钱，换狱卒手中的铁鞭，就是不想王典秋再走出牢房。王典秋反复就说一句话：“看你的铁鞭硬，还是都昌人的骨头硬！”

    这年寒冬，刚刚走出弱冠之年的王典秋活活被折磨死在牢中。他知道只有死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只有死才能擦亮同行兄弟的眼睛。所以，他走是带着笑容走的。果然在同行兄弟抬出王典秋尸体之日，景德镇发怒了。瓷工全面罢工，老板在一片声讨声中答应了瓷工提出的全部条件。

    在景德镇，一个瓷工心中的英雄抑或是制瓷天才倒下了。远在家乡，一个普普通通望子成龙的梦想破灭了。一个梦想的实现或许是要无数个这样破灭的梦想作为铺垫。

    我们再来看看雍正八年至乾隆八年江西按察使凌爝是怎样看待“打派头”。凌爝在《西江视臬纪事》中写道：

    浮梁县之景德镇，为烧造磁器之所，五方群萃，商贾纷驰，百货荟集，市井错综，除窑户外，其间碓房匠作，以及坯行、车坯行、画行、彩行，茭草行、柴行诸色人等，动以万计，率多别籍异民，秉负强梁，不纠于法，故历称景镇为藏奸纳污、逃亡逋窜之区。伊等锱铢必较，睚眦必复，即银色饭食之类，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以为挟制。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此等恶风，尤以都昌人为最。”

    凌爝的态度应该就是当时官府的态度。从这位凌“大人”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为何浮梁县衙要如此对待王典秋。景德镇的瓷工“打派头”不求银子，只求银色饭食，却要用性命去换，这是何等的辛酸和悲惨！凌爝和亚当·斯密一样都生活在十八世纪。如果像凌爝一样的朝廷官员也能像亚当·斯密，看懂“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那么景德镇还仅仅是世界瓷都吗？

    天缘、地缘、人缘扭结的“都昌现象”

    在考察景德镇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一直是掌握在土著窑户手里，都昌人为什么能掌握制瓷技术，又为什么能垄断制瓷技术？

    明清以来的五百年，景德镇是都昌人的景德镇。

    明清以来的五百年，都昌人就像十三世纪横扫欧亚的蒙古人，也横扫着景德镇的制瓷业。

    五百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蒙古人横扫欧亚，建立元朝也不过百年。都昌人主宰景德镇五百年，最终还把景德镇推上了世界瓷都的巅峰。有人把它称之为“都昌现象”。这种“都昌现象”也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民间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很多史料都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都昌人到景德镇，一般是先做佣工，然后积累资金和技术，转而成为窑户。都昌人能在景德镇立足并最终垄断景德镇绝大部分瓷业，关键在于控制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很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还对近代都昌人在景德镇制瓷各行业中占有的份额和行业从业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统计。统计显示，在陶瓷众多行业中，大致可分为瓷土业、匣钵业、烧窑业（分柴窑、槎窑）、制瓷业（分圆器、琢器两大类）、彩绘业（旧称红店）、看色业、包装业以及为瓷业服务的其他行业。从梁淼泰教授《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中景德镇瓷器行业及从业者籍贯表上可以看到，都昌人基本上控制了烧窑、圆器、满窑、挛窑、彩瓷（红店）、器匣等关键技术。

    因烧柴得名的柴窑，从明代逐渐兴起，到清代已经成为景德镇烧造瓷器的主要窑炉。都昌人垄断了烧窑业就等于握住了瓷业的命脉。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至1949年景德镇有柴窑112座，其中都昌人有101座，占柴窑总数的90％以上，比道光年间都昌人占八、九成的比例还要高。一百多座柴窑的烧窑工人也均为都昌人，其中又以冯、余、江、曹四姓最多。建国前夕，全镇仅剩槎窑17座，老板均是都昌人。

    从事圆器业（指产品外形而言）的也绝大多数是都昌人。民国18年（1929年），中国已是内忧外患，景德镇仍有圆器坯房760家，有圆器工人5万人。

    烧制瓷器的传统镇窑是一种特有窑炉，建筑这种窑炉所用的窑砖也与众不同。窑砖都是由十八渡的都昌人生产，由曹、余两姓垄断。制砖的关键工艺是泥土的配制。制砖要用红、黄、砂三种泥土。黄土有粘性，耐火度高。红土既着色，又耐火。砂土能增加窑砖的强度，烧出的砖敲起来有清脆的响声，人称响砖。建窑炉就得用这种响砖。旧窑棚上拆下来的完整砖块称老砖，断裂的砖称砖头。景德镇巷弄现存的老式民居多是用这种老砖和砖头建造，样式别具一格。十八渡原是一片荒野，因盛产窑砖所需的三种泥土，被都昌人据为砖场。曹姓后裔曹德明介绍：他曾祖父时，窑砖场在洋湖，后因砖土枯竭，清咸丰年间才转移到十八渡。在清朝，制砖业与制匣钵业一样吃得开。穿沾满黄泥巴衣服的工人上街，进妓院，喝茶听戏，一样被待如上宾。

    满窑店是为柴窑、槎窑提供服务的劳动力机构，专门负责将装有成坯的匣钵有规律安放在窑棚里，等待烧炼。1952年，全镇有满窑店4家，其中都昌人3家，饶州人1家。满窑店与窑户是“宾主制”，按规定履行合约。满窑店因太忙派不出人手，也只能由满窑店出面请人，窑户不得擅自请人，否则属“参行”，要闹纠纷。满窑是个技术活，分满大器，满小器。按匣钵在窑棚内所处的窑位，自下而上分兜脚、青釉、重三、重四、扶窑、表上。俗话说，兜脚歪一分，扶窑歪一寸。满窑不过关，会导致倒窑事故。满窑又是个劳累活，需要体力充沛、臂力过人的青壮劳力来完成。满窑易患矽肺病，因此这一行多被人瞧不起。民谣说：本事好的累死，本事不好的气死，宁可累死，不愿气死。

    从现存的景德镇商会档案来看，民国29年（1940年）景德镇柴窑业第三届当选的理事、监事和民国30年（1941年）柴窑业职业工会第三届当选的理事、监事基本上都是都昌籍。由此可见，都昌人对有着举足轻重的柴窑业已实现了绝对控制。从民国时期瓷业同业公会组织构成来看，都帮不仅控制了柴窑，还控制了可器业、灰器业。都帮通过这些同业公会，控制着整个瓷业。

    讲述都昌人在景德镇的创业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论技术，土著人有一千多年的技术积累，但土著人最后都销声匿迹了。论资金，徽商富甲天下，但徽帮在景德镇却只控制着商业和金融业。论人口，饶州七县人口是都昌的十数倍，但他们最终都被称为杂帮，淡出了制瓷业。这是为什么？一句话，都昌人不怕苦，能吃苦！

    土著人不愿吃苦，便销声匿迹了。徽帮不需要吃苦，乐得赚都昌人的钱。饶州七县等杂帮不愿吃亏，最后淡出了。都昌人教育子女最常见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昌人自踏进景德镇当学徒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庸碌和懒惰放下了，也把所有的荣辱和期盼扛起来了。

    都昌人宁可吃苦，不愿鄙俗！

    都昌人宁可吃亏，不愿吃气！

    都昌人宁可累死，不愿气死！

    都昌人宁可杀出一条血路，也不愿蜗居在贫瘠的土地上老死！

    我们不妨再顺着都昌人控制挛窑技术数百年的脉络寻求答案。

    挛窑是用窑砖砌窑篷，挛窑店是专营砌窑的行业。挛窑属独行独艺，最早由土著魏姓专营。挛窑也是个苦差事，魏姓子弟多不愿吃这样的苦，又不肯将独门手艺传与外人，最后只剩下两个老师傅和两个徒弟。徒弟偷懒，还没学会，师傅死了，手艺便失传了。

    所幸在挛窑手艺失传之前，都昌多宝花门楼、仁义咀两村余姓抢先获取了挛窑密钥。

    都昌余姓如何获取挛窑密钥？《景德镇陶录》有一段记录：

    结砌窑巢，昔不可考。自元明以来，镇土著魏姓世其业，若窑小损坏，只需补修。今都邑人得其法，遂分业补窑一行。再看《景德镇文史资料》记载的余姓后裔余昭林的口述：

    我10岁学挛窑。做我这一行，是一个独行。新中国成立前，景德镇的挛窑店被我余姓所垄断，而且还只有都昌县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的余家人。这两村，实际只是一个村，是一个祖宗的两个分支，两村相距不到半华里。挛窑技术是父传子，不传女婿。花门楼共有64户人家，在挛窑店里做事的占40％左右。

    都昌余姓人独占挛窑行业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据前辈传说，是在我的上六代开始的，到我是第七代，即从我村家谱的“启”字开始。六代之前再难以追溯。

    很早以前，景德镇没有柴窑，烧瓷器均是槎窑，窑也很小。那时挛窑行业，全是浮梁魏姓人，别姓不能做。有时事情多，人手少，就请都昌人临时帮工，时间一长，都昌人就初步掌握了挛窑的技术。开始，都昌余姓人组织了一个补窑店，对窑炉的小毛病进行修补，或抹泥巴（叫塘窑）。这样，我们懂得了窑的结构。以后窑厂逐步向市区发展，在窑厂做工的和窑户老板多是都昌人。特别是瓷器由粗而细，槎窑火力无法烧熟。因此，有人开始试用松柴烧窑，这种窑就是柴窑。据说景德镇第一座柴窑在现今胜利路中段南侧的程家窑所在地（建国瓷厂办公大楼对面）。此窑是都昌冯姓老板所建，他不愿受浮梁魏姓挛窑人的气，就特请都昌余姓人挛窑。当时我们不敢接受，担心魏姓找我们的麻烦。冯老板说：“怕什么？有事我负责！再说，他们是挛槎窑，你们是挛柴窑，我愿请谁就请谁。”这样一说，我们就承接了第一座柴窑的挛窑任务。窑炉挛好之后，经使用质量很好。事后，浮梁魏姓人还是来干涉了。这位冯姓老板的答复是：“你挛的是槎窑，我现在挛的是柴窑。再说你们也忙不过来，何必占得那么多呢？”当时浮梁魏姓人已经很少，也确实忙不过来，但主要原因还是斗不过都昌人，他们默认了。从此，魏姓的挛窑独行被打破，以后柴窑逐步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一百多座，槎窑则由原来的一百多座剩下二十几座，店在四图里。到这个时期，挛窑这一行业，实际上被都昌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余姓人所垄断。到后来，槎窑也为余家人所挛，因为他们只剩两个人，根本无法进行作业。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挛窑店共两家，一家在彭家上弄，共有20人，老板余昭清、余式蛟。一家在龙缸弄，老板余式新、余昭荣，共18人。老板是在技术师傅中轮流推选的，一年一轮换。其任务一是收钱，二是管账，三是分工资，四是派工。工资分配方法也是独特的，形式和人民公社时农民计工分相似，一分多少钱不知道，到年终统计了总收入，才能得出每分是多少钱。挛窑工的等级是按“四爪一股”划分。四爪好比猪的四蹄，一股就是猪的正身。挛窑学徒为三年，我学徒时每年十二块银圆，我的上一辈是没有工资的，连饭都是吃自己的。三年之中，每年正月还要请店里所有的师傅吃一次酒，目的是想各位师傅在技术上多多指教。三年满师后升为“一爪”，六年后升为“二爪”，九年后升“三爪”，满十二年升“四爪”，又叫半股。在升半股时也要请一次酒，请各位师傅评议技术高低。一般来说，第一次是很难升上去的，老师傅会说你很多缺点，只有来年再评。升到了“半股”，再过三年又请师傅评议，升为“一股”。从学徒到一股，一般要十五六年。所以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挛窑师傅是不容易的。从十一二岁学徒起，到一股师傅最少也要到二十五六岁。升到了半股，也就是一个中等技术的挛窑师傅。一个半股的工人，要是瓷业生意好，窑挛得多，一年收入约计100担谷。一股比半股要高50％，一爪为25％。每挛一座窑40块银圆。如果一年不挛窑，只要你这座窑在一年中烧过一次，就要付给挛窑店两石米的生活费。这两石米的来由是：挛窑多数是在正月到三月进行的，其他时间较少，没有事做时，多数人到乡下种田，有时急需挛窑，窑户老板找不到人。后来，经九窑公会研究决定，每座窑每年给两石米。挛窑的工资每年算一次，平时要钱用可以借支。

    挛一座窑，一般是四五天时间，六至八人。挛窑时，窑户老板把我们当祖宗敬，三餐一点，好烟好酒。吃早饭要在餐馆的雅座，四个炒菜。中餐和晚餐是在窑户家里，均是特请高级厨师，选买上等鱼、肉、鸡、香菇、木耳、海味等十多个菜。其中只有在姓冯的老板家挛窑才吃黄花、木耳等十碗头酒，意思是饮水不忘挖井人，表示冯姓起头之意。

    ……

    其次，挛窑技术的传授是很保守的，除父子之外，学徒者若不处处留心是学不到技术的。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谈技术问题，有时父子俩在家里谈技术，只要发现一个外人走来，马上就停止谈话，生怕别人听去。以我自己学艺经历的两件事为例：一次是在锦堂窑，窑挛好以后，“窝里”烧不熟，把桩师傅到店里来找我师傅，师傅热情接待他，却叫我到厨房烧茶。我人在灶边烧茶，耳朵注意听他们说话。师傅说：“回去后，用一根线从窑门口拉到‘余堂’，看一看窑弄里的‘老土子’是否铺平整了。”把桩师傅回去用线一拉，发现“窝里”的“老土子”要低三寸，他马上补上“老土子”，再烧窑，这毛病就解决了。第二次是在老方家塘窑，是“窝里”倒了窑，把桩师傅和挛窑师傅一研究，把小器由8路改为10路（横的一排为“一路”）。这样一改，倒窑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挛窑工和把桩工要紧密配合。挛窑在进行之中，把桩师傅是寸步不离现场的，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还有一点，窑挛得好，满窑满不好或者是烧不好也是不行的。经验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技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以前有几句老行话：“窑弄不天光”“水往低处流，火往空处钻”。意思是烧窑会发生千变万化。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学徒的是处处观察师傅的操作，有些手上的工夫是在实践中练出来的，如搭泥巴，全靠手法。学徒第一步学搭泥巴，压撑砖。第二步学砌前头的“扇面”。五六年之后就让砌前面的“脚篷”，有了毛病师傅就修一下。

    窑的大、小、高、低有统一的规格，相差只有几寸。民国24年（1935年），陶业局长杜重远将上江家窑定为模范窑，规定窑弄统一标准，即前头高一丈五尺三寸，中高一丈一尺一寸，后高六尺二寸，全长四丈七尺。窑篷上共有四只眼，其作用是望火。望火时，脚必须站在一个固定点上，才能看得准确。紧靠烟囱一只眼，是看瓷眼。把桩师傅在这里吐痰下去，分析痰色，就是凭这经验判断瓷器烧熟与否。新中国成立后窑篷中间增加了一只眼，目的是加速冷却窑温。烟囱前后各一只眼，旁边一只眼，都是望火的。这些眼的安排都有特定作用的。早先挛窑，一无图纸，二无仪器，全凭经验代代相传。

    ……

    1950年，瓷业工会联合会出面召集两个挛窑店开会，合并为一个店，同时有槎窑的补窑店4个人也合并到一起，这四十几个人，就是现陶瓷窑炉建筑安装公司的起源人。1951年市总工会又提出打破旧的行帮习俗，要带外县外姓的徒弟，我们几个老工人思想也解放，技术也公开，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听党的话，在一再动员下，带了两个外县徒弟，一个叫郑文标，安徽祁门人，十三岁；一个叫刘春林，江西新建人，十二岁。

    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新产瓷区建柴窑，均是到景德镇来请师傅。我先后到过于都、鄱阳、都昌、庐山、黎川、九江、鹰潭等地，外省有福建建宁、安徽太湖等，建了不少柴窑。随着科学不断发展，老式的柴窑仅存古窑和建国瓷厂两座。我们挛窑老工人部分已成故人，健在的只有7人，其中在职的只有4人，而这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47岁了，其余将近60岁了。

    往事如烟。时至今日，柴窑早已被气窑、电窑取代，景德镇硕果仅存的三位都昌籍挛窑工也赋闲了。一位是年逾古稀的国家级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唯一传承人余云山，一位是余云山的儿子余祖兴，还有一位也是年逾古稀的余和柱。2012年9月，随着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宋代龙窑重建完工，余祖兴这位最后承载千年瓷都辉煌的挛窑工也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都昌人横扫景德镇制瓷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一种“现象”，绝非偶然。掩卷沉思，我得出一个结论：这种“都昌现象”凝结着多灾多难的天缘，凝结着一脉相连的地缘，还凝结着同气连枝的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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