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客之战

    景德镇制瓷业主客易位不是一种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血腥的物竞天择。景德镇瓷种从青白瓷到五彩瓷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变换，而是鲜血染成。

    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严复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首次向国人系统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他在介绍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时说：“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

    嘉靖年间，景德镇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余人”，多来自饶州府所属鄱阳、乐平、德兴、安仁、万年等县及南昌、都昌等地，“五方借陶以利者甚众”。

    我在考察景德镇之初就想，按照这种生存斗争学说，土客之间必有一战。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史料，果然在《明世宗实录》卷250上找到了答案：

    嘉靖十九年八月戊子，浮梁景德镇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会大水食绝，遂肆虏掠，村镇为墟。守臣以闻，诏停兵备副使屠倬等俸饬巡抚御史王障，加意抚戢，既而啤自劾奉职无状，陈言本镇宜遣府佐一人驻理。及招失业佣民别开窑于茆冈以还，定之。

    嘉靖十九年（1814年）四月的一天，景德镇的上空突然乌云陡暗，狂风大作，接着大雨如注。四月的江南，这样的天气原也是司空见惯，景德镇人倒也未放在心上。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景德镇惊呆了。天空中有无数个黑点往下砸，掉在地上弹起半米多高，晶莹透亮，有鹅卵一般大。天上下冰雹了。虽然以前也见过冰雹，但都是豌豆般大小，再大也不过蚕豆大小，从未见过天上掉鹅卵。躲闪不及的景德镇人头上被砸了数个大包，疼得龇牙咧嘴。躲进屋内，屋顶上的土瓦被砸得哗啦啦地响。瓦薄的地方已被砸穿，雨水顺流而下。景德镇人蜷缩在一角，恐惧地望着黑乎乎的屋顶，心里已经触摸到了世界末日的绝望。如果仅仅是下冰雹，景德镇人不至于恐怖如此，关键是这大得吓人的冰雹是不是昭示老天爷已雷霆大怒，要惩罚世人。幸而这次冰雹下的时间很短，随着天开云散，景德镇人的恐惧很快消失了。有人甚至庆幸自己有过这样一次经历，长了见识，不虚此生。当然，更多的人还是隐隐不安。

    五月，景德镇人的隐隐不安还未走远，天又连降暴雨。景德镇人能清晰听到不远的山里哗哗的流水声。没有多久，不但是听到流水声，还能看到大水长驱直入，昌江洪水骤涨，镇民划着小船进城。城里人想，嘉靖十九年（1814年），尽出稀奇事，才见鹅卵似的冰雹，又见城里划船。这一年，稀奇的事还不只这些。到了八月，再降大雨，洪水泛滥乡隅，山里都变成了泽国。浮梁人的窑业全部关停。浮梁人平常也恨乐平人嚣张，想借此机会将包括乐平人在内的所有瓷工都辞退，到灾后再重新招除乐平以外的外籍人。瓷工都失业了。坯房无壁，歇手无吃。瓷工不但没有隔夜粮，而且水后大饥，物价飞长，浮梁米贵。大人饿了，喝一碗凉水，挺挺就过去了。小孩熬不住就哭，爹，俺饿。孩子凄凉的哭声比自己饿更揉肠挖心。势力弱的外籍人都回乡下去了。乐平瓷工有恃无恐找窑户老板要工钱。

    窑户老板：窑厂都关了，凭啥给工钱。

    瓷工：算俺借，不行吗？

    窑户老板：借也不行。你咋知道俺还雇你！

    瓷工：你还不打算用俺？

    窑户老板：俺要用也要用诚实的。

    瓷工：你说俺不诚实？

    窑户老板：乐平人仗势，不好用。俺要用就用都昌佬。

    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跳。窑户老板不借钱也就算了，随便说个难处搪塞，借钱的事便过去了，不该说乐平人不诚实。说乐平人不诚实也不要紧，就是不该说乐平人仗势欺人。窑户老板终于惹火烧身了。

    嘉靖年间，景德镇制瓷业主要还是掌握在浮梁土著人手里，窑户多为本地人，乐平在制瓷业中也占有相当的份额，都昌等外籍人只有少数窑户。佣工主要来自饶州七县和南昌、都昌等地，尤其是乐平，人多势众。乐平人与土著人早就在明里暗里互相较劲，土著人想驱赶乐平人，乐平人想鸠占鹊巢。这次景德镇的天灾，土著窑户的信口开河，终于给了有苦难言的乐平人一个寻衅的机会。被辞工的乐平人先是把信口开河的窑户抢了，接着又开始抢城里其他土著窑户。乐平的窑户在后面推波助澜，好像只要把土著窑户抢光了，景德镇就是乐平人的天下。

    这次乐平人的劫掠风波最后一发而不可收。乐平人不但劫财，而且杀人。抢劫变成了仇杀。

    同治《饶州府志》卷31记载：

    十九年四月雨雹如鹅卵，五月蛟出大水。民乘舟入城。市漂庐舍，溺人至多。水后大饥。

    康熙《浮梁县志》卷八“艺文”中也记载：

    嘉靖庚子（即嘉靖十九年）夏，吾邑大水自祁来，加以骤雨连日夕，水忽高数丈余。县不浸者，五岭冲突，泛滥乡隅。抵景德镇，室庐荡析者无算。民抱屋漂流叫号两岸，沉溺相继者亦无算者。

    《明世宗实录》也说：

    ——嘉靖庚子五月二十六日，水灾后米贵，乐人在镇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复侵湖田，镇民格杀甚惨。

    ——初，江西乐平县民尝佣工于浮梁，岁饥艰食，浮梁民负其佣，直尽遣逐之。遂行劫夺，二县凶民各聚党千余，互相仇杀。

    骤然而至的天灾点燃了蓄谋已久的人祸，激发了“百七十年所无”的土客之战。浮梁人和乐平人相互格杀，死者无数。

    这场空前惨绝的杀戮惊动了朝廷，朝廷派分巡道副使杨绍芳抚民平乱。杨绍芳刚到景德镇就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杨绍芳想以杀止杀，重责乐平，也不放过景德镇。正在乡下丁忧的浮梁籍进士汪柏听到这消息，吓了一跳。汪柏是嘉靖十七年的进士，丁忧前任大理评事，是京官，说话还是很有分量。汪柏急忙上书巡抚，乱贼都是良民，迫于饥饿才作乱，以多杀止乱不可取。应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再惩其首恶，则内乱自平。

    汪柏在《上王巡抚书》中说：

    ——为今之计薄责乐平则可。

    ——欲重罪景镇，则他日地方有所不测，谁肯为各进。不死于贼则退死于官，而贼独蒙余党胁从之议，是为贼者或可以无事，而杀贼者左右皆为坑谷……景德镇自水发后住窑几三月矣。不但乐平之游民失业，虽镇之人亦有失业不自聊生者。幸目下米不甚贵，然亦不可持久。四乡之民，山多田狭，多以贩柴为业。今既数月无所发，而当道又以法急景德镇之人而置之罪，则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万一失业者愤怒恚误，恐不下乐平之党，则其住窑岂有日期？居民坐困有不可胜言。今车骑既至，得其实情，必有善处之法……

    王巡抚不看僧面看佛面，责令杨绍芳按汪柏的办法处置。

    即便按汪柏的办法，杨绍芳也到第二年才最终平息了这场内乱，结果还遭到御史弹劾。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青花瓷》一书也记录了这件事：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年岁饥艰食，粮食奇缺。浮梁本地人已是食不果腹，加上厌恶乐平籍佣工平日嚣张跋扈，为了保住有限的粮食，遂发动起来，将在景德镇做工的乐平籍工匠尽行驱逐。乐平人心生不满，决意反客为主，召集千余人，持械强行劫夺粮食。浮梁人亦聚众反击。双方互相仇杀，卷入者多达数千人，血流成河，村镇因之变为废墟。这是景德镇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以百姓为主体的大规模地域性冲突。

    事情传到京师北京，嘉靖皇帝诏停守巡兵备及该府县衙所掌印巡捕等官俸，并出兵景德镇，逮捕首恶者。事平后，饶州府同知范枝、乐平知县李惟寿被逮捕下狱问罪，判各夺俸三月；饶州知府沈煊、饶州通判张戢、兵备副使屠倬、分巡副使杨绍芳、分守参议朱道澜、巡捕署都指挥佥事李浴铭及巡抚都御史王嗥等七人亦被御史弹劾失事罪状，俱以功赎罪。

    嘉靖年间，外地人尚未能在浮梁占据主流，便发生了这桩震惊全国的恶性斗殴厮杀事件，足见景德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客主矛盾势同水火，远非一般城镇所比。

    这场土客之战，看上去是为饥饿而战，其实是为争得制瓷主导地位而战。谁胜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制瓷业中独占鳌头。

    没想到是两败俱伤！

    饶州七县的“逐客令”

    浮梁与乐平的土客之战后，受益最大的是都昌人。

    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浮梁人与乐平人相互劫掠厮杀，乐平人打赤脚不怕穿鞋的，除了抢掠，还肆无忌惮地破坏，致使浮梁一邑村镇几乎变成了废墟，人祸远胜于天灾。乐平人在这场战争中，虽然窑户的损失也不小，但更多的参与者是瓷工。瓷工本来就一无所有，损失自然小得可怜。乐平人的损失是看不见的损失，主要来自这场战争之后。浮梁人从骨子里恨上了乐平人，排挤乐平人。乐平人再要想在景德镇有所作为就举步维艰了。已经具备一定实力、来自都昌沿湖的渔人则乘虚而入，乘势而上，悄悄地改变着景德镇的瓷业格局。

    景德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明末清初，她既是“江右一巨镇”，又是浮梁县“56都中里仁、镇市2都”。康熙年间任饶州通判、署浮梁知县的陈洧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大都会也，业陶者在焉，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车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熙熙乎称盛观矣。”但这繁华的背后，各方势力又在暗流涌动。康熙《浮梁县志》说：“镇离邑二十里而俗与城市迥别。少本业，崇靡丽，颇有徽郡之风。其民五方杂聚，亡命之薮，一哄举沸，难以缉治。”

    明清两朝只看到景德镇瓷器之利，对其复杂的社会局势明显估计不足。明代在景德镇设立弹压地方的巡检司——桃树镇巡检司，先是驻在县南五十步，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才移驻景德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才改称景德镇巡检司。机构如此，配置的力量更是不堪。巡检司只有弓兵16名，皂隶2名。到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才将饶州府军捕厅移驻分防景德镇。乾隆十年又派饶州正五品的同知来镇驻守，改为同知署。《陶阳竹枝词》对此感触颇深：

    衙门观察改同知，

    三炮还同开府仪；

    更有巡厅管窑务，

    移来陶墅驻防司。

    此前景德镇的复杂局势靠谁控制？靠各方势力自己控制。谁控制得好，谁就占上风。谁控制得不好，谁就可能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优胜劣汰。

    我在探索明末清初都昌人在景德镇发展史时，一点一点地感觉到都昌人的伟大！

    都昌在明初有“军窑”作为前驱，经过二百年的积累，无论是制瓷技术还是资金都具备了部分实力。但这仅仅是都昌人能在景德镇发展的一个小小的基础。

    在很多人眼里，都昌人只会打打杀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凶神恶煞。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都昌人都这样认为。都昌南峰乌纱坂与毗邻的鄱阳银宝湖金家为争夺水陆资源，经常发生械斗，几成世仇。都昌中馆段家洲与鄱阳鸦雀湖万家数百年相互仇杀，仅家谱上记载死于仇杀的就有数百人。都昌人为争得生存的一席之地不惜用鲜血染红脚下这片土地。但都昌人在景德镇出人头地决不是打打杀杀那么简单。都昌人承继了古鄡阳遗民宁输钱不输气，也承继了古鄡阳遗民宁输气不输理。不仅如此，还自创了一套人生哲学：宁可吃亏，不愿吃气；宁可累死，不愿老死。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土客之战，都昌人不仅没有参与，趁火打劫，而且很好地保存了实力。都昌人与乐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乐平人富贵险中求，都昌人富贵苦中求，亏中求。都昌人的这种品质在后来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都昌人迎来的第一个机遇是“官搭民烧”。为满足朝廷和官宦需要，宋朝在景德镇就设置了“官窑”。洪武初年，又设立了御窑厂。御窑厂采用班役和编役制，当地工匠被迫轮流为御窑厂服役。如果工匠确实无法去服役，还要交纳班银，以钱代役。这些匠役不仅报酬微薄，还要自带干粮。匠役人数少，任务重，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到了明朝中后期，官窑除供御用瓷器外，还要满足王侯将相以及对外礼节用瓷，用瓷量大大增加。迫于无奈，当时担任督陶官的梁太监不得不推行“编役制”，就是招募民间工匠到御窑厂参与生产。这些编役匠人不拿工资，只拿象征性的“雇值”。服役时间也远远超过班匠。班匠和编匠不堪重负，就暗地里消极怠工。御窑厂还是无法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为了防止延误工期，御窑厂又被迫改革，由独立烧制改为“官搭民烧”。即由官窑制坯，民窑代烧，或者完全由民窑完成全部工序。“官搭民烧”对民窑的补助极低，基本处于亏本状态。

    “官搭民烧”对经受土客之战的土著窑户和乐平少数窑户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对如日初升的都昌窑户和手艺兼田作的都昌瓷工又无疑是一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机会。

    在此之前，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是处于封闭状态，外籍人即使办窑厂也得依赖土著工匠和技术。官府招募班匠和编匠，土著人宁愿交纳班银也不愿服役。

    饶州七县和都昌、南昌等地外籍人说：他们不干，俺干！

    做了一阵之后，大多数外籍人觉得这亏实在难以下咽，又说：工钱薄就薄些，总不能吃俺的饭，做官府的事！

    很多外籍人逃之夭夭。都昌人也知道吃亏，但前面说了干，现在又不干，不是都昌人的性格。都昌人还想通了一件事，说：做手艺当学徒要交学费，带米带菜上门就折交了学费！

    都昌人性格耿直，为人慷慨，看事看得远，终于堂而皇之地染指制瓷关键技术。

    都昌的窑户也非常大度：等你们服役期满，到俺窑厂来做事。

    都昌的瓷工没有了后顾之忧。

    都昌人吃亏都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编入瓷工匠籍。元明两朝实行专门的匠籍制度。“匠籍”即“匠户”，就是用于证明匠人身份的固定户籍。明代被编入匠籍的窑工称为“上班匠”。有“匠籍”的都昌人，虽然要为御窑厂服役，但也有了制瓷的合法身份。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0辑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据老辈人回忆某年，又遇一天赐良机，那时未设御窑厂，宫廷要瓷器，都由民窑包做包解，一些民窑负担不起，叫苦不迭，有的竟卷款归田。破产的都昌农民无田可归，这个天赐良机岂肯放过？本地人不愿干，都昌人便取而代之了。

    官方在景德镇的用瓷量是一个风向标，民间用瓷量也因此与日俱增，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景德镇的民窑发展。都昌窑户抓住了这难得的机遇，一路领跑景德镇的制瓷业。

    机遇对所有的外籍人都是均等的，为何只有都昌人才能成功把握呢？有的学者把这归结为都昌曾经有“军窑”。我开始也把注意力放在军窑上，但军窑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其影响力会有多大？更主要的是所有的史料都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即使有片言只语，也都是传说或者猜测。到后来我甚至怀疑军窑的存在，因此我否认了这些学者的意见。我的结论是，这都得益于都昌人出类拔萃的品质。

    都昌人的优秀品质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都昌人有很强的韧劲和钻劲。给他一把梯子他会到天上去摘月亮，给他一条绳子他会到龙宫去缚龙王。都昌人全面染指制瓷业，并且势力日渐强大，这不仅引起了土著人的不满，而且引起了饶州七邑人的不满。饶州七邑的瓷业主煽动瓷工联合给都昌人下了一道“逐客令”。

    康熙《浮粱县志》卷之四《赋役·陶政》上称：

    三十二年，饶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彼地善讼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为辞，而亡赖者乘以抢夺。适通判杨论至，申明保甲法，期必行，民心肃然。

    这事说小很小。小到史料中只有《浮粱县志》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远不及浮乐之战记载的级别和数量。

    这件事说大很大。本地鄱阳、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平、余江七县之人与都昌一县之力“斗愤”。《景德镇的瓷器工业1550-1770》上说，饶州陶工还毁坏了都昌会馆。都昌会馆正是建造在这一时期，是景德镇最早建的会馆之一。

    饶州七县的人走上街头，捋起袖子，伸出胳膊，敲着大锣，沿街高喊：驱逐都昌佬，还我景德窑！

    有些激进分子还动手抢夺都昌窑户的财物。游行队伍走到都昌会馆，情绪越来越激烈，打砸抢一齐上，架势十分吓人。

    都昌人到景德镇寻事，但不惹事。事找上门来，想息事但也不怕事。在这次“斗愤”中，都昌会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都昌会馆被砸了，会首却很冷静。不但没有像乐平人一样挑起事端，组织反击，而且传讯各窑户和都昌瓷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组织瓷工保护好财产。一切都在会首掌握之中！

    关键时刻，关键的话，起到了关键作用。都昌的冯、余、江、曹拳头能捏出水来，眼睛能喷出火来，上嘴唇咬下嘴唇已经沁出血来。

    冯姓首士：蛮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余姓首士：俺余氏一族什么时候惜过命？

    江姓首士：别看他们有七县之众，俺看都是乌合之众！

    曹姓首士：俺曹氏不惹事，但从不怕事！

    会首：举一县之力，打败七县之众易如反掌。但打完之后会怎样？乐平人前车之鉴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二十四姓头首问：会首有更好的办法？

    会首微笑：当然有更好的办法。

    四十八姓又一齐问：什么办法？

    会首大笑：文斗。

    大家还是疑惑：文斗就是不斗？

    会首含笑不言，但能给人一种“山人自有妙计”的自信。都昌人听了会首的话，连夜赶写诉状，分送巡抚、饶州府和浮梁县各大小衙门。不久，官府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饶州通判杨论来处理这起纠纷。杨论到景德镇找不到都昌人一点过错，就是染指制瓷业也是“官搭民烧”的需要，只有处分饶州七县的人。杨论把板子高举轻放，申明保甲法，意思是谁再要闹事，将严惩不贷，于是民心肃然。另外，砸坏的东西要赔。事先，都昌人已经把财产保护好了，也没有太大的损失。都昌人也不是输不起那一点财产，而是输不起这口气。既然官司赢了，赔不赔就无所谓了。

    都昌人关键还不是赢了这场官司，而是打破了行业垄断的坚冰，赢得全面挺进景德镇制瓷业的机会。

    三藩之乱，景德镇瓷业格局的大转折

    “官搭民烧”对都昌人是机会，对景德镇的制瓷业却是灾难。

    明末御瓷烧造，或由工部，或由地方官，或派烧造太监，统摄不一。朝廷大量的御器通过“官搭民烧”“尽搭民烧”，对景德镇制瓷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上督陶官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屡出事故。如果再遇到天灾，激起民变也不足为奇。

    隆庆五年（1571年），正值兵灾、天灾之后，瓷工在饥寒线上挣扎，朝廷却强迫景德镇烧造御器十万余件，引发地方工匠罢工。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巡按方河以监委厂事，刑扑镇民，激起民变，放火烧了御器厂门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陶户大疫，又增税赋，米盐阻绝，物价飞长，亡命之徒趁机作乱，几成大祸。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驱逐督陶太监潘相。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西矿税使太监潘相兼理景德镇窑务，烧造龙缸。那时，浮梁挛窑仍是土著魏姓，烧窑是土著童姓。龙缸屡烧不成。工民饱受鞭挞之苦，饥寒交迫。里村烧窑技师童宾悲悯同役之苦，一怒之下，舍身殉火，以骨作薪，激起了全镇陶工极大的愤怒。童宾之死，激发了一场全镇暴动。陶工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童宾从此成了陶工心中的“风火仙”，陶工立“佑陶灵祠”以祀之。潘相惹了这样天大的祸事，难以开脱，便诬告饶州通判陈奇，把陈奇弹劾下狱作为自己的垫背。所谓，气死童宾，冤死陈奇。

    一连串的民变致使景德镇制瓷业迅速衰弱。土著窑户纷纷关门歇业。外籍窑户往往没有定居下来，算是客寓，非浮梁纳赋当差之民，有钱赚则赚，没钱赚就逃归原籍。倒是土著人，户籍在本地，原先拥有的广泛社会关系是优势，现在都变成了累赘，欲罢不能。

    如果这时土著窑户还能哭，那么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土著窑户哭都没有眼泪。

    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镇守云南、广东和福建，史称三藩。三藩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集权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康熙下令撤藩，实力最强的吴三桂首先举兵发难。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吴军连破沅州、常德、衡阳等地，湖南清军节节败退。二三月间，孙延龄、耿精忠也先后反，云、贵、川、湘、闽五省尽为吴三桂所有。五月，吴三桂再向两翼扩展：一路由湖南进攻江西，一路由四川进攻陕西，开辟了东、西两个新战场，从而想迫使清朝划江而治。六月至九月间，康熙帝分兵五路驰援前方。东南是清朝主要赋税地区，康熙派了三支主力增援东南战场：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进入江西迎击吴军；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军入福建进击耿精忠；以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将军，率军进屯江宁，并随时接应江西和福建清军。清军与吴军在江西、湖南是一场拉锯战，整整激战了两年。

    景德镇也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三藩之乱后，景德镇几乎成了一片焦土。康熙《浮梁县志》卷九“陶政”这样记述：

    景德镇杂处四方商贾，自十三年变乱，房舍焚毁过半，业窑者十仅二三，沿街店屋悉售外籍。

    康熙《饶州府志》也作了同样的描述：

    ——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圮。

    ——窑户尽失其资，流离徒业，余廛悉售外籍，业窑者十仅二三。

    社会动荡对土著窑户的持续打击，使土著人彻底绝望了。这次他们不仅是窑基被毁，资产尽失，连住的房子也被焚毁过半，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绝望的土著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去挣扎。但凡还有些资产的土著人也发誓不再做瓷器，将店屋卖给外籍人。

    我在追寻都昌人在景德镇创业足迹时，还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都昌人在景德镇的每一步成功都与灾难有关，或者说灾难考验着都昌人，又成就了都昌人。应了那句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都昌人因为天灾人祸逃到景德镇，又因为景德镇闹水灾，浮梁人和乐平人相互厮杀而渔人得利。官搭民烧是人祸，对都昌人却是天赐良机。三藩之乱，都昌人还能得到好处？能，而且是大大的好处，是“而今尽是都鄱籍”的天大好处。

    三藩之乱对景德镇来说是悲剧。悲剧就是一种毁灭。悲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资产，也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意志，还毁灭了土著人的地域优势和人脉关系，更主要是打破了土著人的传统垄断格局。格局打破了就要重新构建。

    都昌人在这场格局重建中有何作为？一直从事景德镇文史研究的原景德镇市文史委主任石奎济对都昌这段历史有过深刻研究：到康熙年间，都昌人已掌控了挛窑、满窑等关键行业。因此，仅在技术层面上，“都昌帮”已不逊色于土著窑户。石奎济是乐平人，曾主编过14辑《景德镇文史资料》。站在乐平看都昌，看得更真切。站在今天看历史，看得更清楚。

    在三藩之乱中，外籍人除了损失了一些固定资产，不会有太大损失。外籍人不会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而不躲避。都昌人在天灾人祸中泡大，更是善于随机应变。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很多都昌在景德镇的瓷工宁愿逃到乡下种地，也不愿在街上吃商品粮等着挨饿。技术没问题，资金也没有伤元气的都昌人一边在家种地，一边在等待制瓷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西边多宝的余师傅对东边南峰的冯老板说：你那边靠镇里近，镇里有事就派人喊俺一声。

    南峰的冯老板说：不是喊你，是备好礼物来请你！俺还等着你来挛窑呢！

    中间汪墩的段师傅笑：你请他，就不请俺？

    冯老板：请，请，都请！俺还等着你画红。

    都昌的老板和师傅在下乡躲难之前，都有这样的约定。

    “三藩之乱”过后，景德镇瓷器的春天终于来了。

    康熙十九年（1680年），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战乱，御窑几乎处于停烧的状态，官窑和民窑这种不对称的竞争关系得以彻底改变。康熙在政治上实行“与休息、爱养百姓”的治国方略，恢复官窑，放松对民窑的控制。经济上，官窑和民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单纯、平等的经济关系，官窑对民窑的苛索大为减少。烧造实力上，官窑和民窑之间瓷器生产的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差距。官窑和民窑通过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民竞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亚洲各地区间的瓷器贸易如火如荼。在国内外日益庞大的市场刺激和优质原料高岭土全面开放的情形下，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迅速恢复。都昌人再次蜂拥而来，重操旧业，反客为主。

    都昌人在此之前都是以宗族为团队，宗族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都昌会馆，行业分工也十分明确。再次相邀而来，已是轻车熟路，加上千年来形成的瓷业格局已经被打破，没有了以前的行业壁垒。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都昌瓷窑像雨后春笋一般，在景德镇遍地开花。土著窑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终究难走出灾难的阴影，做起事来畏首畏尾。其他外籍人虽然也来到这春光明媚的景德镇，却没有都昌人的技术优势和强大的宗族团队实力，能在制瓷业中拾遗补阙，已是心满意足。

    等到景德镇民窑一枝独秀时，景德镇人才突然发现“廿十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不得不发出慨叹：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户有几家！

    此时，景德镇制瓷业已经进入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星子白土案

    景德镇的瓷业兴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丰富优质的瓷土资源。围绕瓷土的争夺，同样充满血腥。

    在景德镇丰富的瓷土资源中，浮梁县鹅湖高岭村的高岭土是瓷土中的极品。

    我到高岭土采掘遗址考察，看到了不少矿洞、矿坑、陶洗池和大量尾砂。很难想象，世界各地珍藏被视为国宝的瓷器竟出自这样黑乎乎的坑洞。

    民国时期黎浩亭的《景德镇陶瓷概况》介绍：

    明砂高岭土为制瓷原料中之最佳者，其耐火度最高，为世界之著名瓷土质，产于浮梁东乡之高岭地方，距景德镇九十五里，山高岭峻，故名之高岭。满山白沙映目，开采已历数百年，于历史上颇有价值。国瓷之精美，亦因有此土质及釉果而成。

    清代佚名《南窑笔记》说：

    高岭，出浮梁县东乡之高岭山，挖取深坑之土，质如蚌粉，其色素白，有银星、入水带青色者佳。淘澄做方块，晒干，即名高岭。其性硬，以轻松不压手者为上。

    高岭土在高温焙烧下不易软化，其他瓷土则容易坍塌。因此，在制作瓷器时，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原料，与瓷石搭配使用，这便是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或称“二元配方”。

    高岭土就像景德镇制瓷业中杀出的一匹黑马，迅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乾隆、嘉庆之后，高岭土已不局限于高岭山的高岭土，而成了瓷土的专门术语，并成为国际通用名词。《清朝续文献通考》说：

    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为高岭土。高岭本华语，以出于江西饶州府之高岭山故名。瓷器始于中国，在欧洲，则英国为瓷业先进。在1755年以前，英国所用高岭土，乃由中国及日本输入。

    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给神父的信中就介绍了高岭土，并把高岭土的标本寄回法国。1869年，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著文从岩石学的角度介绍高岭土，将它译成Kaolin。

    关于高岭土的开采时间，刘新园先生在《高岭土史考》中认为：

    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万历中期至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高岭《何氏宗谱》则说南宋至明朝万历时期，民间已有开采，以清乾隆年间为盛。

    两者在开采的迟早上虽有出入，但开采的繁盛期基本一至。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高岭土开采的青春期与景德镇瓷业的鼎盛期有着惊人的重合。这种历史性的重合不是偶然，而说明高岭土对景德镇的制瓷业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你闻到瓷土上的血腥味，就不觉得奇怪了。

    高岭土开采开始是由村中大族控制。《景德镇陶录》提到：

    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dun）。初止土著汪、何、冯、方四姓业此。又说：

    今则婺邑多充户。然必假四姓名号，刻印高岭块上，如曰何山玉，曰汪某、方某者。

    高岭土是优质瓷土，本薄利厚。高岭与婺源接壤，婺源人有时也偷偷开采，并冠以高岭四姓名号。不仅婺源人偷采，官窑也一直想占为己有。明初，官窑将新正都的麻仓土作为官土。万历初，麻仓土开始枯竭。于是，官窑把目光投向了高岭。镇瓷土牙行商人戴良怂恿督陶太监潘相将高岭土收为官业，想断高岭村人的财路。高岭村人非常害怕。他们知道，民不与官斗。便去找守道叶云仍和知县周起元。幸而这两位地方官据理力争，督陶太监才收回成命。但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一个行业出现暴利，就会促使很多人铤而走险。此时的景德镇瓷业如火如荼，高岭土行业更是暴利。与高岭村一山之隔的婺源人眼睛都变成了兔子的眼睛。土著人反而逐渐退出了高岭土的开采，或租赁给外籍人开采。

    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

    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瓷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口，又蒙县宪田同南昌张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

    1792年，冯光发等高岭人与在高岭明目张胆开挖瓷土的婺源人发生血斗，冯光发因此丧命。在这场血斗中，婺源人洪光祖也命丧高岭土。冯光发是为了保护山脉田园不受侵害，所以宗谱给他树碑立传。洪光祖是人为财死，充其量算一个命案。这场官司打了三年。1794年，高岭人冯日淳等再次上告，以保护龙脉、防止事端为由，请求划定禁采范围。这次，浮梁县令给予了支持，勒石限采。

    清中后期，高岭瓷土矿已接近枯竭。加上土著人与外来客的反复冲突，高岭土禁采。景德镇瓷业面临巨大的原料危机。

    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星子人夏锡忠在星子太白岭、五福港、板桥山等处发现白土，挖取到景德镇出售。得知消息的都昌人徐坤牡接踵效尤。星子高岭土的出现，无疑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景德镇瓷业带来了一缕曙光，但同样也把都昌人拖进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星子白土案”。

    《景德镇陶业纪事》称：

    星子高岭，其原料性硬色淡黄，亦有带赤褐色者。其中含有白云母，粘力弱，有吸水性。其耐火度约摄氏一千七百九十度。又查星子高岭，以太自岭所产为上，其余五福港、板桥二处，货劣而产量亦微焉。

    星子白土算不上上等瓷土。挖出来的矿土，七分成沙，三分成土。但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景德镇，已是别无选择。

    星子与都昌同属南康府，一衣带水。两县百姓不沾亲，便带故，往来本来就很密切。星子白土埋在深山人未识，这对已经在景德镇称雄而又陷入困顿的都昌人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都昌人看准的事向来敢作敢为。

    徐坤牡来了。

    徐卜昌来了。

    余和谟也来了。

    ……

    都昌人在庐山脚下大肆开挖，数年之间，开设的白土矿达四十九座之多。都昌人还有一个优点，从不吃独食。他们还邀星子人向家福、李正皆、夏锡忠等人一同开采。有财大家发。

    白土矿的狂开滥采，给星子人的山林田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客之间的矛盾与当年高岭人和婺源人如出一辙。随着日久年深，已是一触即发。

    道光十七年（1837年），星子县举人汪自清、贡生张树德、欧阳步升，生员彭风文、监生詹铭、百姓徐达忠等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告状队伍，首先把都昌人徐坤牡等人告到了星子县衙和南康府衙。

    《南康府志》卷四附“白土案”对此有详细记载。汪自清等人上诉称：

    ——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大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庐山为康郡（指南康府）地脉，农田水利攸关，向不准外县民人赴山开采。近被都昌县民徐坤牡等租山设厂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呈请禁止开挖。

    案情调查称：

    ——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十数年前山内产有白土，可供配造粗瓷。遂有夏姓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

    ——星邑居民夏锡忠作俑，图利挖取售卖。

    ——都民徐坤牡等接踵效尤，肆行开挖，设有四十九厂之多。

    ——所挖之土，必须用水淘洗，作成土块，方可售卖。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所，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土渣堆积成山。一遇天雨冲激下流，不但港堰俱塞，两岸田亩亦俱被淤。如遇天旱，因厂户堵水，各田无水戽荫，禾苗尽槁，佃户无租完纳，业主控迫亦属无益。各厂附近之处，俱有民间坟墓、庐舍。该厂户挖洞取土，绵亘数里，年深月久，山崩土裂，坟墓伤残。牲畜跌毙。

    汪自清等人诉求最后得到了南康知府的支持，星子白土被禁止开采。

    徐坤牡的官司输了。但徐坤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背后还有一个“都昌帮”。星子白土禁采也不是徐坤牡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景德镇制瓷业兴衰的问题。开采者和都昌窑户据此向江西巡道道员呈请重新勘明。道员想，景德镇原料短缺给瓷业带来危机事小，因此影响官窑御用瓷器供应事大。

    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员札饬南康府：

    以景德镇各窑制造瓷器，所谓高岭，即庐山所出白土。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以之配合，即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例系官窑做成泥坯，仍在民窑分烧。成器并非另有官窑。若民窑无高岭配用，一经停歇，必致贻误钦工使用星子高岭，所关匪细。现据星子县民徐坤牡等、都昌县窑户冯大升等呈请勘明开采。

    南康府又饬令星子县令再次勘合。

    汪自清等人闻讯，又联合绅民98人呈请照旧封禁。他们的理由是：

    ——星邑白土价贱，出售获利数倍，各厂户惟利是图，是以串尚各窑户纷纷呈请复开，即使分别取禁，该厂户势必阳奉阴违，仍然肆行开挖，将见一厂累十，十厂累百，百厂累千。后日即欲再请封禁，势所不能。星邑弹丸，何堪遭此残害？

    ——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

    ——况庐山白土只可造作粗坯，不能配制细瓷，景镇各窑制造瓷器，所需窑土，向产徽浙等省，取用不竭，即浮梁本地出产窑土亦不缺乏，无须庐山白土配用。

    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白土案变成了糊涂案。星子白土在禁与采之间摇摆不定。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案情发生了逆转。

    星子农民胡文滔的黄牛放在徐坤牡的矿山上吃草，牛失前蹄，跌下矿山，死了。胡文滔找徐坤牡理论。徐坤牡此时多少有些财大气粗，对死一头牛哪放在心上。

    徐坤牡：不就是一头牛，不就是要钱？

    胡文滔：俺不要钱，要牛。

    徐坤牡：是不是还要赔你一样的黄牛？

    胡文滔：俺的黄牛才齐口，正当用。

    徐坤牡：你就别说齐口、老口了，就说多少钱吧。

    胡文滔：俺仍是那句话，要牛。

    徐坤牡火了：要牛你找牛去，滚！

    胡文滔也火了：你滚一个给俺看看？

    牛事未去，马事又来。这事还没吵出一个结果，胡文滔在矿山边上的祖坟又崩塌了，骸骨被深埋在矿坑里，挖都挖不出来。胡文滔知道这事更没法谈，便请人写了一纸诉状，把徐坤牡告到了星子县衙。县令心还是偏向星子人，景德镇瓷器关他屁事，都昌人开矿更不关他屁事。禁采的事不好说，这耕牛、祖坟的事总好说。县令将徐坤牡杖责一百，关进了大牢，并要关闭徐坤牡的矿厂。

    都昌人也不傻。这事出在徐坤牡头上，却事关星子白土能否继续开采。都昌人虽然善讼，但这事摆明了徐坤牡没理，想绕都绕不过去。便想了一个法子，让星子的矿主向家福、李正皆出面向江西道员申诉，谎称徐坤牡开采的白土是御用瓷土，开挖白土，上关御用，下及民生，胡文滔的牛跌毙、祖坟崩塌事出偶然，无关白土开采，不应关闭矿厂，徐坤牡板子也挨了，再赔些钱也就该放出来。

    道员知道这里的水很深，也认为向家福等人诉求在理，本打算走个程序就把案子结了。没想到道员的程序未走完便一命呜呼。案子也因此搁置。正是人算不如天算。此后徐坤牡再次以“取星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关碍”为由请求新任道员亲自勘查，终因理由不充分而败诉。星土白土全面禁采。历经一任知县、三任知府、三任道员的“星子白土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此后不久，因景德镇制瓷需要大量的瓷土，星子白土又不得不再次恢复开采。

    星子白土案是都昌人与星子人的舌战。其成败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智慧的考验，良知的考量。

    都乐械斗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佐久间重男先生在看完梁淼泰教授《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后发问：“在周边各县的农村，何以仅只都昌县民随着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逐渐致富而确立其历史地位，这个何故？”我想，不只佐久间重男先生心中有此疑问，很多看完景德镇的发展史的人都会发出同样的拷问。

    历史终归是历史，无论你拷问与否，历史都会告诉你相同的结论。但不同的拷问又能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梁淼泰教授将景德镇制瓷业力量消长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各县杂聚，二是饶乐相半，三是都鄱二邑，四是都昌为主。我相信每一个想了解景德镇历史的人对此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我考察景德镇时，对景德镇各股势力每次争斗进行过认真的对比分析。我的价值判断是，虽然每次争斗都是一次力量消长，但决定力量消长不是力量本身，而是支撑力量的人格。

    景德镇选择了都昌人，都昌人必定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我还是把大家的拷问放到都昌人的故事里吧。

    1916年，杂帮抚州人做会，敲锣打鼓放手铳（类似于放礼炮），扎台阁招摇过市。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做会，其实就是抚州人借血缘、地缘关系煽动亲情、友情和乡情，以彰其势，以显其威。

    抚州人煽情就煽情，却不该抬高自己，打压别人。抚州人在众台阁中扎了一个“老虎吃猪”的台阁戏。

    都昌人脑子反应快，一眼便看穿了抚州人心里的小九九：“虎”与抚同音，“猪”与“都”音相近。这不是把抚州人比作虎，把都昌人比作猪？

    仅仅是想侮辱都昌人也没什么，还要“虎”吃“猪”，抚帮要吞掉都帮。

    这不是公开挑衅吗？

    换作其他帮派，早已兵戎相见。都昌人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抚州过街的队伍堵在御窑厂门前。意思是说，你不是“虎”吗？现在“猪”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倒是“吃”呀！“吞”呀！大庭广众之下，御窑厂门前，“虎”可别装“熊”！

    一个都昌人随手在抚州铳手火药桶里扔了一个烟蒂，火药桶爆炸，炸得抚州人灰头黑脸，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抚州的游行队伍也狼狈不堪。

    警察出面调解，让抚州人撤下那架台阁。可是，都昌人不答应。都昌人硬是逼着抚州人撤下全部台阁，退回本帮。抚州人自知理亏，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只好偃旗息鼓回去了。

    都昌人不争强斗狠是明，让抚州人丑态百出是智，围于御窑厂是势，逼退抚州人是威。明智的都昌人不动声色便灭了抚州人的威风。

    徽帮在景德镇垄断着商业和金融业，生意兴隆，实力雄厚，仅次于都帮。都昌人一向与徽州人各守本分，相互扶持，又相互提防，属于“井水不犯河水”。若是徽州人有损害都昌人利益或者是景德镇人利益，都昌人必群起而攻之。有一年，景德镇闹粮荒，徽州人趁机涨价。都昌人不愿吃这亏，就鼓噪而起，上街把黑心的米店砸了。用都昌人的话说，把米店打得落花流水。迫使徽州人哪怕是在大灾之年，也不敢哄抬物价。

    每一个都昌人骨子里都刻着锄强扶弱。遇到强者，他一定表现得比强者更强。都昌人的强不是表现在力量上，而是表现在气势上，表现在大义上。为此，他们不惜牺牲生命。遇到弱者，他一定表现得比弱者还弱。他的弱也不是表现在力量上，而是表现在慈悲上，表现在情怀上。为此，他们愿肝脑涂地。

    五府十八帮的人就服都昌人。连装小器的五府十八帮，每年从四月初一至十八依次聚会吃酒、演戏酬神，也都是在都昌会馆进行。他们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安全感，能找到情义家园。

    当然，五府十八帮鱼龙混杂，谁心底在想什么，只有自己知道。都昌人在五府十八帮最后一次实力比拼是“都乐械斗”。都昌人用这最后一次决战告诉世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1927年农历五月十三，饶州会馆正在演戏，警察来了。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三辑》存有“都乐械斗”的三篇回忆录，其中姚甘霖和向法宜的《都乐械斗始末》把“饶州会馆演戏”说成是演戏聚赌。这种说法有些靠谱，否则警察怎么会来？警察由嵇队长带队。嵇队长与饶州会馆会首交涉，说会馆里有违法行为，奉命“封箱”（即不准演戏）。双方发生争执，嵇队长遭砍杀。

    事情闹大了，乐平人才傻了眼。

    乐平人素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说杀人者狠，还有比杀人者更狠的。

    一个乐平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另一个乐平人：怎样才一不做二不休？

    又一个乐平人：封箱不是市政厅王尹西市长下的命令吗？俺把市政厅砸了！

    一群乐平人：砸市政厅，砸市政厅！

    一群乐平人以姓为单位，手持大刀、梭镖，雷鸣般地涌向市政厅。市政厅王尹西市长也早得到消息，派出警察和工人纠察队前去拦截，在总工会将乐平人拦住。乐平人见势不妙，便朝莲花塘撤退，途径都昌会馆。

    这时，都昌会馆也在演戏。

    乐平人心理失衡了：都昌会馆演戏你不封箱，饶州会馆演戏你就来封箱。你不封箱，俺便没机会杀嵇队长。不杀嵇队长就不会惹来这天大的祸事。你们都怕都昌人？老子便不怕！以前弄不死浮梁人，今日还弄不死都昌人！

    此时，乐平人已经疯狂了，一声怒吼，杀进都昌会馆，火烧关帝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乐平人的无理挑衅，激怒了都昌人。都昌会馆被烧，激怒了都昌人。他们开会商议对策。大多数人主张由市行政公署秉公处理，但也有人对此有顾虑。市行政公署处理此类事件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需要的不是赔钱，而是面子，是尊严。没有面子，今后如何在景德镇瓷业界立足？说到面子，谁都不敢否认。都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活两张皮（两块面皮）。二十四姓首士最后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翌日清晨，都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会首江起鹏带领都昌会馆二十四姓首士前往行政公署，请求立即惩办祸首。另一路是一千多人的游行队伍。队伍里还夹杂着人民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商民自卫团中都昌籍的持枪者。当都昌人经过里村时，里村的乐平人还余怒未消，双方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调蛤蟆”（相互拦杀）。

    都乐械斗震惊了全江西。景德镇市政公署派人民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商民自卫团封锁了里村进入市区的道路。江西省政府也派了军队前来弹压，才使得景德镇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械斗前后持续了两个月。市公署和社会知名人士、医疗界在苏湖会馆、饶州会馆派出了医疗救护队，抢救双方的伤员。

    在这两个月中，各方力量也在全力进行斡旋。如：在太白园召开亲善大会，成立善后委员会。各地域行帮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不希望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纷纷出面斡旋。

    身为景德镇“三尊大佛”之一的都昌大窑户余旺青在和平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湾余氏宗谱》中提到“其勇于和善，如解械斗钜案也”。

    杨瑞开的《都乐械斗见闻》说：

    据传说，都昌会馆戏台被焚的当天傍晚，里村的老年者，即托徽帮会首出面斡旋，愿意出资为都昌会馆重建戏台，赔礼道歉，以免事态扩大。

    且不说这“传说”是否确切，但至少能说明冲动是人心中的魔鬼。冲动过后，人的心里又会变得阳光灿烂。

    这次都乐械斗，双方毁坏房屋百余幢，仅在本镇区内死伤人数就达百余人。史称“都乐惨案”。械斗中，都昌会馆关帝庙被烧毁。事后，乐平人赔款3000元。

    研究景德镇问题的学者常常喜欢把这起械斗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研究。方李莉在《景德镇民窑》中认为：

    有共同的可遵循的行业法规，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一些行业法规。这些法规之间有时会有一定的差异甚至造成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便常常以械斗解决。

    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至少反映了当时景德镇帮会的一种状况。

    械斗是一个既不被官府认可，又不被民间认同的宗族矛盾白热化现象。械斗是超越官府法律的厮杀，也是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给无辜者看的残忍。械斗永远没有“成王败寇”的荣耀和悲情。械斗是宗族式的，又是人参与的。是人就有善恶，就有对错，就有惨痛过后的是是非非。

    都乐械斗虽然起因偶然，却是都昌人与景德镇最后一股强势力的实力比拼。风雨过后，都昌人在景德镇的地位更是坚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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