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不了的都昌腔

    都昌人到哪都改不了都昌腔。

    龚铽《陶歌》里那句“赢他随路唤都昌”其实是对都昌人乡音难改的一次生动写照。

    出外的都昌人不是不想改掉都昌腔，而是都昌人天生就对语音很迟钝。说普通话，外人称“都普”，意思是都昌的普通话。都昌人说普通话，很多语音说得翻腔走板，既有都昌话，又有普通话。或者说既像都昌话，又像普通话。再或者说既不像都昌话，又不像普通话。这就是外人听到的“都普”话。明智的干脆到哪都说都昌话。不明智的仍然说“都普”话，把一个“都普”说得云里雾里，外地人听不懂，都昌人也听不懂。

    景德镇成了都昌人的天下之后，都昌人便不用那么痛苦地去说“都普”，所以沿街都能听到都昌腔。

    景德镇五方杂处。既然无法改掉强势的都昌腔，就只能让强势的都昌腔改变自己。

    很多学者对景德镇方言产生了浓厚兴趣：景德镇市地处赣皖交界，东北邻婺源、休宁、祁门，属古徽州地界，其方言属吴语徽州次方言；西南邻鄱阳、万年、德兴及弋阳，分属古饶州和古信州地界，其方言属赣语饶州次方言和赣语广信次方言。从地域上看，景德镇市属于吴方言和赣方言过渡地带。但是，景德镇市区方言几乎没有吴语的影子，与周边邻县方言也迥然不同。景德镇话语音区在民国以前的范围：东起童街、里村，西至三闾庙、官庄，北起四图里、观音阁，南到天宝桥、小港嘴，面积不过20平方公里，人不过12万。之后，东延伸到黄泥头，西延伸到瓷都大道以西，北延伸到樟树坑，南延伸到吕蒙渡一线，面积也不过120平方公里50万人，是一座典型的“方言岛”。令人惊奇的是景德镇话与其原所属的浮梁及周边的乐平、婺源、祁门话不一样，却与一百多公里外的赣语昌都片的都昌话非常相似。都昌话与景德镇话不但是音似，语言表达的方式更是神似。世人都说都昌话难懂，但都昌人与景德镇人交流，用的都是方言，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有的专家在研究景德镇语言嬗变时认为：景德镇市区及浮梁县唐代以前属鄱阳县东境，其地鲜为外界知晓。唐初“镇民陶玉载瓷入关中”后，才闻达于朝廷，才有“昌南镇”的建置。当地“水土宜陶”，却人口稀少，引来无数谋生的移民。移民主要来自人口众多的鄱阳、乐平、都昌和丰城、南昌等古洪州窑附近的瓷工。外来移民与土著人需要不断排除语言障碍，逐渐达到多种方言互通的交际效果。此时，虽然没有形成共同语言，但也出现了多种方言互相磨合的嬗变趋势，形成了多种方言同时使用的交际局面。他们不懂浮梁话，不可能用浮梁话交际，只能用各自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的语言交际，逐渐使来自四面八方的镇民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异。首先是土著居民的纯粹乡土语言逐渐消逝，移民虽然还保持着浓郁乡音，但他们在与异乡人交际中尽量使用让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或官话，以达到比较通畅的语言交际效果。有学者研究，景德镇方言最终定型于明清。特别是明末都昌帮迅速兴起，抚州帮、乐平帮几经周折，迅速衰落，镇区已形成都昌帮占绝对优势的格局，都昌话对景德镇方言的影响非常重。

    这些分析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2012年11月，景德镇《瓷都晚报》记者发布了一条爆料新闻，耄耋老人欲创景德镇方言小辞典。

    这两位耄耋老人一位是79岁的陈海澄，一位是87岁的陈绪庆。

    陈海澄是景德镇陶瓷史学家级的人物。陈海澄祖籍是都昌县都昌镇矶山陈家湾人，出身于陶瓷世家，曾任景德镇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1990年开始，他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40多万字的大型史料《景德镇瓷录》的创作。《景德镇瓷录》记录了清末至民国陶瓷各行业的传统面貌以及工艺工序，许多文字记录都属于“抢救性”的挖掘。有人说，陈海澄是当代的蓝浦。

    陈海澄在家里是一位传统的老人。他身穿红色棉布对襟唐装，着黑色布鞋，戴一金丝眼镜，满头银发，是一位既慈祥儒雅，又有气质的老人。陈海澄很少出门，平常在家里养养花，读读书，看看报，颇为怡然自得。陈海澄出门时，喜欢穿一件有黑色花纹的灰色西装，洁白的衬衫领口扎着有花纹的蓝色领结，俨然是一位学者。

    陈海澄说：早几年，我就有收集景德镇方言的兴趣，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后来看了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方言缺失的新闻，让我触动很大。

    又说：我认为方言对我们景德镇人来说很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老乡加老朋友陈绪庆，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开始了景德镇方言的搜集。两名耄耋老人打算用三年时间将景德镇市方言编成一本方言小辞典。

    毕竟他们年事已高。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他们只敢说用三年的时间，又怕收集不全，故称其小。

    他俩身上随身带着一本画满横线的本子以及一张张精心裁制的卡片，用来记录随时听到或者想到的方言。他们自己就是方言传承者，所以主要是靠自己回忆。同时，他们还找人聊天，或待在人民广场听景德镇人说话。听到一句新方言，就跑到一边暗自记下来。

    老人笑：当面记肯定不好，要是人家“寻般头”（找麻烦）就不好了。

    没想到，两位老人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每人收集了400多条方言，抛去重复的，加起来也有700多条。

    在统计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在众多方言里，都昌话占的比例达到了70％至80％。

    陈海澄说：方言可以说是母语，它并不是一般的沟通交流，而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工具。历史上，景德镇是个“草鞋码头”，也是个移民城市。真正本地的瓷工和农民并不多，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从附近几个县过来的，其中最多的感觉就是都昌人。在清朝，就有民谣称，十里长街半窑户，迎来随路唤都昌。这既是形容当时都昌人之多，也说明当时满街都能听到都昌话。都昌人和都昌人的子孙成了景德镇市民的主体。都昌话与其他各地方言逐步融合，才逐渐形成了与都昌话相近的景德镇方言。景德镇话“排场”（漂亮）、“寻般头”“捉息子”（爱打扮）、“一只银”（一个人）、“做么得”（做什么）、“朗个办”（怎么办）、“男崽得”（男孩子）、“嘎嘎”（爷爷）、“麻麻”（奶奶）就很有都昌话的味道。

    陈海澄出生在一个中等窑户家庭，在景德镇已不是第一代都昌人，却耳濡目染，非常熟悉都昌方言。他原是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才去收集方言，却无意间从第一手资料中发现了景德镇方言与都昌话的关系。看似偶然，却是必然。

    《瓷都晚报》记者的这条新闻引起了景德镇市民的热议。

    一个热议是景德镇方言从何而来。原来是脱胎于都昌话。很多市民追根问源，发现自己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是第六代、第七代都昌人，并且是都昌某某村人。再往深处追溯，便找不到一个亲朋故旧，觉得如无根的浮萍，有些失落。但失落归失落，根却扎进了那片陌生的土壤，心也找到了栖息地。

    另一个热议是老祖宗的东西要不要丢。随着普通话的深入普及，说方言的越来越少。有的口音虽在，词汇却在渐渐丢失。如：“博岸”（台阶）、“嘎嘎子”（鸡蛋）、“焦皮”（锅巴）等方言在四十岁以上的市民尚能答对其含义，学生几乎不知道这些方言的意思。我们有普通话，还要不要方言？

    多数市民说：我还是喜欢方言，因为这样让人感到亲切。

    学者说：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方言。景德镇方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前人流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现在有人去收集去研究去继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年轻人不喜欢，也应该宽容。就像国粹京剧，有人爱听，也有人不爱听。

    热议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彩：如果把家乡的土地比作身体，那么家乡的语言便是灵魂。

    景德镇话是景德镇人的灵魂。在过去的五百年里，也是都昌人的灵魂。

    都昌人在景德镇谋生，乡音不改，却塑造了一座城市的灵魂。

    都昌会馆

    写景德镇的都昌人是我很早以前的夙愿。在以往的考察中，我就像是在与时间赛跑。

    景德镇很多关于都昌人的历史是藏在老人的记忆里。有时，第一次走访一个老人，收获颇丰。过了一两个月，想补充一些素材，再去找那老人，老人却已去世。留给我的不仅是遗憾，还有失落。

    有关都昌会馆的历史资料便是从一个叫黄世南的老人口里抢救出来的。

    黄世南是原都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个子很高，也很瘦。他曾是都昌文史资料《都昌人与景德镇》的责任编辑，采访过很多景德镇的老人，这些老人大都已经仙逝。黄世南算是“二传手”。20世纪90年代初，黄世南曾采访过时年93岁的原都昌会馆谭姓会首谭克镛。我第一次找黄世南老人了解都昌会馆的情况，他已是骨瘦如柴躺在病榻上。第二次再去，听说已作古。

    据黄世南老人当时回忆，谭克镛听说他要了解都昌会馆的情况，也是摇头叹息，时间太久远了，大量史料已湮没，无法详尽稽考！但谭克镛老人还是努力回忆，陆陆续续讲述了都昌会馆的来龙去脉。

    在旧金家坟北面，后改名金家街的地方，曾经是一片荒郊。荒郊通佛印湖，也就是现在的莲花塘。荒郊上有一座药王庙。药王庙早已没有了香火，庙里住着一位从都昌来的邵先生。邵先生靠教一些穷苦瓷工的孩子勉强维持生计。

    都昌人到景德镇谋生最早来的是甲字团，也就是县最东边南峰、芗溪一带的人。他们人多地少，十年九淹，离镇又近，百里旱路，一日即到。率先来的是冯姓人，在土著人窑厂做工。这些人闲来无事，没有别的去处，便到邵先生的学馆里喝茶聊天。庙里坐不下，就在庙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久而久之，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家。有苦有难在这里说说，心里就舒畅了。有矛盾争执，在这里听听老乡的劝解，就想开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有一些信息也可以在这里交换。有了信息，便有了财富。当初黄家洲上南昌、余干人想买便宜瓷器的信息，就是在这里放出去的。他们在这里互相开导，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合作，走过了一段最艰难最苦闷的日子。

    邵先生是个读书人，想事看问题总比一般人要深一层。

    邵先生：既然大家谁都离不开谁，就在这里建一个集会场所，也免得在露天荒野里日晒雨淋。

    冯姓人：建集会场所好是好，可惜我们都是穷苦出身，拿不出钱来。

    邵先生：拿不出钱，还不会斫几棵树，割几担茅草，盖几间草棚？

    余姓人：都是乡下出来的，谁不会搭草棚！

    邵先生：那不就没有问题了？

    曹姓人：俺们有的还是木匠、篾匠，做个桌椅板凳，压个竹毡子当墙，遮风挡雨也没有问题。

    邵先生：众人拾柴火焰高。既然场所没有问题，俺还得帮大家取个名。

    冯姓人：取啥名？

    邵先生略微沉思，自言自语：主棚自然叫都昌会馆。次棚该叫什么？

    一众人等都笑：读书人花样就是多。都是草棚，还分什么主次！

    邵先生也不管大家讥笑不讥笑，继续自言自语：都昌城南有南山，都昌别称古南，次棚就叫古南书院。

    一众人等大笑：邵先生简直笑死人，把棚分主棚、次棚也就算了，怎么还称书院。哪有草棚书院？

    邵先生一本正经：有的，有出处的。诸葛亮当年在隆中读书的地方就称茅庐。

    大家见邵先生抬出了评书中常说的诸葛亮，都不言语。

    都昌人说干就干。大小草棚旬月建成，室内各种家用器具一应俱全。邵先生亲自雕刻了两块牌匾，都昌会馆牌匾挂在主棚门楣上，古南书院牌匾挂在次棚上。大家欢天喜地，以茶代酒，庆祝了一番。一个日后左右景德镇命脉的最大帮会就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诞生了。

    都昌会馆东面的佛印湖汇集了东、西、北三面四港之水，靠山临水。后来的人都说，都昌会馆坐落的风水好，所以都昌人才能在景德镇生存发展。都昌人在景德镇生存发展不假，但要说当初穷得叮当响的都昌人讲究风水，那才是鬼话。

    又过了若干年，都昌的一些人已成为窑户，腿粗了，腰杆也硬了。来景德镇24姓的都昌人推选邵先生为会首，义结金兰，取名“金兰社”。金兰社兄弟按来景德镇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座次，分别是邵、冯、余（东边）、黄、游、徐、李、谭、陈、彭、江、周、余（西边）、刘、石、孙、胡、向、王、洪、但、吴、傅、袁。每六姓为一帮，分四帮轮流管理会馆，一年一轮换。

    都昌人在景德镇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都昌人想重建都昌会馆时，为地盘与土著人发生了争执。

    金兰社兄弟与土著人打官司，初审、二审都败诉了。这时都昌又出了一个“智多星”式的怪才，叫牛伯仁，都昌大屋场牛家人。

    牛伯仁：既然官司暂时输了，就不要急着重建。先找证据。

    牛伯仁不是找证据，而是埋证据。他在都昌会馆四个角落各埋下一块刻有“古南”字样的青石板。青石板呈不规则状，刻字后又用镇江老醋浸泡了一些时日，再埋到地下。光埋青石板还不够，他又画了一张标明古南书院建筑的占地图。

    会首问：现在可以打赢官司了？

    牛伯仁：还不行。

    会首又问：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打赢官司？

    牛伯仁：三年以后。

    会首：为何要三年？

    牛伯仁微笑不答。

    三年以后，牛伯仁把官司打到了京城。京城派巡按实地勘察，图纸有了，地下的青石板也有了，证据确凿，金兰社的官司赢了。

    土著人：金兰社的证据是伪造的。

    巡按：图纸能伪造，这古青石板岂能伪造？

    这时，会首才恍然大悟。青石板刻字，用镇江老醋浸泡，没有三年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会馆重建起来了，不再是草棚，而是殿堂。规模也比以前扩大了数倍。会馆前院是古南书院，左侧是演戏场、关帝殿、真君殿，右侧是前后议事厅、义祭祠、账房、隔议室、保管室、厨房、储藏室，后院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风景林。

    都昌会馆虽然多次遭战火焚毁，但随之又被重建。后来，到景德镇的都昌人越来越多，由四姓而二十四姓，之后又来四十八姓。但不管来多少姓，都昌人都没忘记最初建都昌会馆的二十四姓，一直把都昌会馆的管理权交由二十四姓管理。会馆总首士与二十四姓首士从无特殊待遇，完全是义务为都昌人服务。到了年终，当值首士才能收到会馆提供的一斤婺源茶叶和一盏写有古南书院和会首姓氏的灯笼，作为一种荣誉象征。那时，如果你能提着一盏古南书院的灯笼上街，人人都很羡慕，有一种倍受尊重的感觉。哪怕是宵禁你也畅行无阻。

    此时的都昌会馆已经掌握了景德镇绝大多数的话语权，虽然形式上与徽帮、杂帮呈三足鼎立局面，但已经成为实质上的领袖。

    都昌会馆下设古南书院“芳信社”（之前的“金兰社”）和“福缘社”。“芳信社”主要是承担社会公益事业、民事纠纷调解和民间诉讼。谭克镛先生当年回忆：

    每当阳春二月，会馆必备几桶茶，接待来人。在那年代，打官司的人很多，到会馆诉讼或请求调解的叫作接茶。打官司的要在会馆开“一堂茶”。一般口角纠纷，当时处理。如遇重大案件，则需要立案。接茶人要负责“一堂茶”的茶水费。若办理延误时间，则不另收茶费。民国9年（1920年）至民国10年（1921年）间，旅镇都昌陈姓人与邵姓人，因口角是非闹得很大，双方相杀，均有伤亡。都昌会馆出面调解，始获平息。旧社会里，如争产业，争地盘，或家庭纠葛闹得投河自杀的，时有发生，这类纠纷都是由会馆出面调解的。

    “福缘社”专门负责社会救济，举办公益事业。民国23年（1934年）古南福缘社重建碑记说：

    尝云埋骨布文王之泽，封尸彰秦穆之恩。三百具拔除苦海，九万钱上达天堂。诚善举也，亦美事焉。今所最可悯流离失所，野殍堪怜，饥饿频仍。道瑾以目，若不施之以片木，掩之以撮土，露骨抛尸，岂不为狐犬所噬耶。本邑同社人等有鉴及此。输捐集社，广播阴功。原恻隐之心，人所同具。乐善之志，有加无已。俾野鬼得所依归。孤魂亦免凄苦。草葬掩埋，上不负好生之德，下可重人民卫生。

    谭克镛当年也有这样一段回忆：

    ——设置义渡。福缘社在景德镇置船8条，设渡口6个……如遇雨季山洪暴发，渡船遭损，打船厂常备有新船以应急需，不会停渡。

    ——为死难者施舍棺具。都昌在景德镇产业工人多，有些穷苦工人死了连棺材也买不起。对那些极为贫穷的工人死后，其家属与本姓人可找会馆账房先生，由账房先生开具领条，到棺材店领取棺具……都昌会馆不仅开销景德镇方面的施舍，还担负其他地方的行善事业。都昌老爷庙那时设有“同仁堂”，负责人高润堂。因那一带鄱阳湖水面风急浪大，翻船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凭左蠡同仁堂负责人出具的条子，便可到福缘社领取棺材存放备用。

    ——举办本镇民众卫生事业。景德镇是草鞋码头，人多而拥挤，根本没有什么卫生设施，街巷、滩头、弄子里，到处是粪便、死老鼠之类的赃物，一到夏天则臭不可闻。民国12年（1923年）夏历7月间，曾发生一次人瘟，因不讲卫生所致。福缘社就专门请了两个人，整天挑着粪桶，捡拾堆积街道的死老鼠等秽物，积满一桶后到山上掩埋。当时，在十八桥以上设1人，以下设1人。此两人生活费均由会馆负担。

    ——办学校，兴教育。1937年，由都昌会馆牵头，拿出会馆房产和福缘社一部分房租，创办了静山中学。

    都昌会馆用它的乡愁留住都昌人，用它的道义约束都昌人，用它的善举帮助都昌人。都昌的团体因此更加坚固。

    四窑九会

    如果说都昌会馆是都昌人的联谊组织，那么四窑九会就是都昌人的行业管理组织。这两个组织，一个以乡情为纽带，一个以行规为准绳，对内拥有绝对权威，对外享有让外籍人敬畏的话语权。

    景德镇的制瓷业，明代就有了比较复杂的分工。《天工开物》所谓“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清代又有发展，并且更加专业化。其工种、行业区分之细，恐怕是各种手工业之冠。瓷土多来自安徽祁门、婺源，当地有白土厂，采石炼制成砖形。釉灰是用青白石与凤尾草等烧炼而成，多来自乐平，当地也有专业户。这都不算在景德镇制瓷业之内。制瓷业工艺程序有“八业三十六行”之说：（1）烧窑业，包括窑厂、满窑、砌窑（挛窑和补窑）三行。（2）制瓷业，包括脱胎、二白釉、四大器、四小器、冬小器、饭闭、饭闭灰渣器、古器、七五寸、满尺、描金等十一行。（3）彩瓷业，包括画大器、画脱胎、画灰器、画描饭闭等四行。（4）匣钵业，有硅山、大器匣、小器匣三行。（5）包装搬运业，包括菱草、番色、打络子、削杀利蔑、打货篮、挑瓷把庄、下驳、挑窑柴、搬运九行。（6）下脚修补业，包括彩红、洲店二行。（7）瓷业工具业，包括模型和坯刀二行。（8）为瓷业服务业，包括轿行与马行二行。

    有一首歌谣细说了这些工种的等级待遇和劳动差异：

    一做二利，雕削头艺；

    装坯工，坐当中；

    杂古董，搅粗桶；

    码头扁担两头翘，累得作牛叫。

    景德镇制瓷业范围大，行业广，结构庞杂。在瓷业经营活动中，仅靠联乡谊的会馆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规范行业行为的行业帮会来统揽全局，维护地域行帮利益，实现有序竞争。于是窑帮应运而生。

    明末清初，柴窑兴起。柴窑窑户组成了“陶庆窑”行帮，槎窑窑户组成了“陶成窑”行帮。之后，造古器业的业主组成“允成窑”，造灰可器的业主组成“裕成窑”。这四窑中，烧柴窑的陶庆窑是行业中最高层次的组织，财大势大，独树一帜。民间流传，陶庆窑的总老板顶半个知县。民谣也说：坐着的浮梁县，站着的陶庆窑。

    后来，陶成窑、允成窑、裕成窑三窑又以经营大致相同品种的小业主和厂主为基础组成了“九会”，并冠以社名。即：脱胎器业的“玉庆社”，二白釉业的“永庆社”，四大器业的“同庆社”，四小器业的“义庆社”，饭闭业、酒令盅业的“合庆社”，满尺业的“福庆社”，七五寸业的“古庆社”，冬小器的“集庆社”，古器业的“聚庆社”。这三窑九会与陶庆窑并列，有人又称四窑九会。

    四窑九会控制着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陶庆窑和陶成窑还在属下成立了保槎公所和保柴公所，配有武装丁警。

    《陶阳竹枝词》写道：

    青窑烧出好龙缸，

    夸示同行新老帮；

    陶庆陶成齐上会，

    酬神包日唱单腔。

    到清朝中叶，都昌已有大、中、小窑户千余家。四窑九会基本上掌握在都昌帮手里。都昌帮以会馆为依托，以陶庆窑为首，以三窑九会为核心，以更小的帮会为基础，行成了三个层次的行业管理组织，垄断制瓷业，掌握制瓷业的绝对话语权。

    陶庆窑的集会地点在风火仙庙隔壁，陶成窑的集会地点在武举弄，裕成窑的集会地点在太白园附近的华佗庙，后迁朱里弄下弄。九会集会地点在绣球上弄，后迁石鼓里。窑帮负责人分值年和副值年，也称总老板和副总老板，下设头首若干人，任职为一年，每年四五月份接任，第二年同期交卸，不能连选连任。产生的方式也很简单，下届的正副值年和头首，由上届商定，用红纸张榜公布即可。之后，吃一顿丰盛的酒席，算是换届了。经费由会员分摊。新入会员，须缴纳相当数量的入会金。所需费用没有预算，用多少会员照派多少。正副值年不负担费用，且享有一定数量的酬劳金。开会时，正副值年主持，布置任务，或交会员讨论，或直接决定某些重大问题，会员无条件执行。

    四窑九会的宗旨就是维护会员的利益。对外，采取一致行动，调节行会之间的关系。对内，调解各种矛盾，协调利益平衡。主要活动：一是解决内部纠纷，化解会员之间的矛盾。行会有权仲裁，有法律效力。二是进行劳资协商。当工人“打派头”时，代表行会与工方代表谈判，共同解决问题。三是派捐筹款，完成官府或总商会下达的任务。四是“挂扁担”。当瓷商行帮把瓷器价格压得过低，或是对瓷器检验过分苛刻时，行会采取“挂扁担”，就是不准与对方交易，即使收了预付款，瓷器也不得出厂，直到对方赔礼道歉，才“开扁担”。五是禁窑。分临时性禁窑和禁春窑两种。当进货价格上涨时，行会便硬性规定禁窑十天或半个月，压低进价。每年农历腊月至翌年三月，烧窑户联合一致，硬性规定减少烧窑次数或提前歇手停手叫“禁春窑”。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瓷器产量过剩，造成瓷器价格下跌。我倒觉得更像是都昌人思乡，该回家过年了，明春再来吧。赚不完的钱，过不完的年。六是剁草鞋。剁草鞋是对违犯行规的行为进行的最高处罚，就是开除出制瓷业，永不雇用。七是平抑柴价。柴价有涨有跌，但总是涨多跌少。柴价由陶庆窑决定，在会员大会上宣布，不得讨价还价。如果某行会不服，轻则不烧该行会所有搭坯户的坯。重则禁窑，搭坯户只能“望窑兴叹”。

    窑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规。

    如雇工。一切人事，皆由业主直接雇请，介绍人多为亲友。老板、介绍人、佣工同到茶馆，当面议定雇请时间和工钱。每人油条2根，清茶1碗，老板会茶帐。一次为半年。到了六月中旬，老板对技术好、肯努力、性和善的佣工逐个打招呼。没有打招呼的佣工就知道老板不再续用，便另谋他就。七月上旬，老板和续用的佣工又到茶馆定下半年的事。到了冬月，又定第二年上半年的工作。有介绍人担保，佣工可预领工资10元，在来年端午时扣除。佣工也可以辞老板。佣工辞老板也是请老板上茶馆，说些客气话，由佣工会茶账，这叫“翻亡”。执意要走的，丢下20枚铜板折茶钱。老板执意挽留的，请介绍人一同上茶馆调解，叫“劝亡”。工人回心转意的，老板会茶账，并退回工人20枚铜板，这叫“转亡”。实在留不住的，则点架（坯）算账。行规规定，只要坯在架上，不论成功与否，均按成品付账。老板也可以中途停工。如时局发生变化或生意不好，就请全厂工人上茶馆吃泡茶，说明停工的原因，说些请工人谅解的话，回厂点架结账。没有工资的，发2元盘川。全体佣工吃三天找账饭，各自回家。

    如授徒。全厂五行头，只有雕削工可以授徒，其他四行皆由老板授徒。雕削工收徒五年为一届，平时封禁，到期开禁。每个人只能收徒1人。有的年份缺人，要开“黑禁”，但要满三年，叫“放脚”。收徒前，还要到雕削行会买名额票，每张银圆5块。学徒要有人作保，写好师徒合约，规定中途不得离开。如有死亡等事故，师父不负责任。学徒期五年。第六年要帮师一年，叫“包年”，工资五到六折。学徒每晚要工作到二更过后，师傅可以随意打骂徒弟。行规还规定，即使父亲带儿子为徒，也须按行规办。老板收徒主要是草鞋帮、做坯、利坯、画坯四行。草鞋帮收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先学打杂，再学码头、装坯，一年出师，与同等师傅同酬。做坯、利坯学六年，画坯五年。前两年学杂活，如钻盖子眼、打托坯装匣的饼子等，还要做生活中的杂事。第三年开始学艺。如老板是做坯的，则由老板传授做坯技艺。其他各行，则请厂里的师傅传艺，另包果品。出师后也帮师一年。收徒只收本籍人，外省的只收安徽籍，因早年祁门、太平、青阳籍人曾从事过琢器业。

    如工人规约：

    （1）不得小偷小摸；（2）不能私拿厂里的物资及瓷器；（3）不得乱动同事的东西；（4）除做坯工外，其他工种不得厂外带位子；（5）本行打派头（罢工）没有解决问题之前，不能躲在厂里碌坯；（6）开工和三节期间不得打夜工；（7）如遇老板克扣伙食和各项福利时，工友可以出面抵抗，如不得解决，报告本行行会街师傅处理；（8）如遇淡季或生意不好时，不能私自降低钱；（9）本行会做出的一切决定要遵照执行；（10）所订章程不能违犯，否则，轻则罚款，重则“剁草鞋”，永远不能重做本行工作。

    又如业主规约：

    （1）不是大的节期，不得挖取他厂有技术的工人到本厂工作；（2）他厂没有满师的徒工不得雇用；（3）他厂拖欠工资的工人不得雇用；（4）生意旺季，不能随意提高工人的津贴；（5）不得以次充优而牟取暴利，不能收了瓷客的预付款而不如期交货；（6）经营守信用，要顾全琢器业的名誉。

    这时的四窑九会已不再是站在留住乡愁起点上的“草鞋帮”，而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景德镇瓷业朝多元化发展庞大的行业帮会。

    道光《浮梁县志》有过这样的记载：

    景仰书院在景德镇五图江家坞，原名净土庵。国朝乾隆十年知县李仙洲详改义学，十二年邑绅士程阅等呈请改建书院……四十一年署同知兴圣纪请复之，详明建设，书院额曰“景仰”。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景仰书院重修。陶成窑和陶庆窑的总老板以他们独特的眼光和睿智，主动承担了书院重修和办学的全部费用，唯一的条件就是景仰书院必须招收陶成、陶庆两业的子弟。因此，景仰书院的学生大都是都昌籍人。景仰书院是经官方批准设立的唯一一座讲授陶瓷专业技艺的书院，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所这样的书院。书院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冠名，旨在培育学艺精深的专业人才。

    龚铽《陶歌》也提到这件事：

    陶成子弟集昌南，

    书院崇开一席谈。

    坯瓶早消甄士日，

    满窑和气足清酣。

    诗还有一个注脚：“窑户陶成、陶庆二会创有书院，曰景仰书院，余曾代刘侯作记。”

    四窑九会能出资创办专门培养窑户子弟的书院，足以说明都昌窑帮在景德镇的地位和实力，也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走向世界的目光和胆识。

    四窑九会直至民国15年（1926年）才改组为同业公会，值年改为主席，头首改为委员，不久又改为理事长和理事。虽然形式上改了，四窑九会的性质并没有变。民国20年（1931年），以十八桥为界，分为上下两个公会。上段称九会联合公会，会址设在枯树庙。下段称三窑联合公会，会址仍在石鼓里。民国24年（1935年），省政府在景德镇设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杜重远对瓷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行会方面设立了陶业维持会，统辖各同业公会。至此，延续几百年的四窑九会才算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景德镇人仍习惯称四窑九会。1956年，公私合营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四窑九会才真正结束了历史使命。

    四窑九会绝对不是徒有虚名，它曾引领都昌人走进了一个制瓷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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