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

    1917年，苏格兰人福布斯创办《福布斯》杂志。这是美国最早的大型商业杂志。《福布斯》编制各种排行榜有86年历史，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福布斯富豪榜。

    1982年，《福布斯》首次推出富豪榜便在全球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之后，一年一度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在全世界备受关注，成为全球最具权威的财富榜。

    2003年10月30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正式发布。这是福布斯第一次编制中国富人排行榜。

    无独有偶。被誉为研究中国民营经济“教父级”人物英国人胡润，1999年也首创“百富榜”。为此，福布斯和胡润发生争执。

    胡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是模仿百富榜。

    福布斯：谁模仿谁？早在1995年，我们就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每年花在富豪榜上的调查费就达300万。

    胡润：不模仿也参考了我的榜单。

    福布斯：我不可能参考你的榜单。

    胡润：我是中国富豪榜的开创者。你的模仿，就是对我的肯定。

    福布斯和胡润喋喋不休，把“北洋军阀”刘宝搞火了：争你奶奶个熊，老子才是中国富豪榜的祖宗。你们两个外国佬凭啥管中国的富豪榜？老子一炮轰死你！

    刘宝一番臭骂，把福布斯和胡润骂得“目瞪口呆”。

    刘宝的话不假。早在1926年，他就用枪炮在景德镇轰出了一个中国富豪榜。论时间，他的富豪榜是福布斯和胡润爷爷的爷爷。

    1926年，北洋军阀刘保被北伐军赶到了景德镇。刘宝原打算经景德镇往祁门、屯溪方向撤向浙江。败兵过境，见景德镇竟是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心动了。刘宝把景德镇商会会长吴瑶笙召到驻地，提出“借饷”。

    吴瑶笙是个厚道人，明知道刘宝有借无还，还是问：刘司令要借多少？

    刘宝伸出一个胖指头。

    吴瑶笙：一万？

    刘宝摇摇头。

    吴瑶笙：十万？

    刘宝又摇摇头。

    吴瑶笙咬紧牙关，狠狠心问：一百万？

    刘宝：就一百万！不过要鹰洋。

    吴瑶笙愁眉紧锁。

    刘宝又说：必须三天内交清。否则……

    吴瑶笙：否则怎样？

    刘宝：否则我就管不住我的兵。

    吴瑶笙心慌意乱，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商会，紧急召集全镇工商户和财东联席会议，商讨筹款事宜。会议通宵达旦，整整开了一天两夜。先是研究筹款的原则。

    都昌的财东都看着余英泾。

    余英泾：也不用看俺。首先一条，不能让刘宝的兵上街去抢。

    徽州商人何志凌：那是！兵匪原是一家。

    都昌窑户冯承就：你当然不想败兵上街，你的钱庄除了钱就没别的。

    何志凌：也不能那样说。

    冯承就：要怎样说？败兵总不至于抢俺的白土。

    都昌窑户余旺青：刀都架到脖子上，还有心思抬杠！

    余英泾：俺看还是按资产分摊吧。

    冯承就：按资产分摊好是好，可是财不露白，谁知道谁的资产有多少？

    余旺青：老冯也别牙尖嘴利。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大家都手摸着良心说话。

    财东都说：对，手摸着良心说话！

    吴瑶笙最后说话：景德镇的财东还从来没有排过名，今天俺们就借刘宝的淫威排排名。

    财东们问：怎样排名？

    吴瑶笙：刚才大家说到良心，俺便想到佛。佛最慈悲，大家手摸良心向佛报名。就分三个等次，50万以上银圆称大佛，30万以上称金刚，10万以上称罗汉。

    筹款原则就这样一锤定音。接下来是报名。报名结果，产生了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余英泾、余旺青和何志凌自告奋勇做了大佛。冯承就和另一位都昌窑户余略盛跻身于四大金刚之列，王家琨等九位都昌窑户做了十八罗汉。

    在这25名景德镇的财东中，都昌财东占13名，都从事制瓷业。徽州财东占8名，6名开钱庄，1名开药店，1名卖南货。2名瓷商分别来自广东、湖北。抚州1人，从事制瓷业。乐平1人，从事油坊加工业。

    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三天内筹集了80万鹰元现金。刘宝要翻脸。吴瑶笙说，短时间实在难以凑足如此多的现金。刘宝也不听解释，将吴瑶笙扣为人质，随败军一同撤走。途经景德镇市郊四周里菜园，吴瑶笙急中生智，连呼肚子痛，并从手推车上滚落到菜园地里装死。当时军情非常紧急。刘宝为了敲诈景德镇财东，耽误了三天，北伐军已经追到了屁股后面。士兵只顾逃命，无人理会吴瑶笙。吴瑶笙这才捡了一条性命，逃回景德镇。

    据江西省历史学会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组1962年11月3日采访都昌籍老窑户巢克谦的访问纪要：

    景镇的富户有三尊大佛：余英劲，活动资金多，达到一百万元。余旺青，土地房产多。四大金刚：冯承就、余略盛财产都在八十到一百万元左右，都是烧做两行的大窑户。十八罗汉只记得有：王家琨、刘式机，余豪廷，杨孝经、欧阳裕发、余旺枢、余旺柏。财产都在六十万元左右。以上都是都昌人。此外还有三个富有的寡妇，被叫作三个观音。

    刘宝的这次“借饷”，催生了中国第一个财富榜，也难怪老刘要发这么大的火。

    说起景德镇当年首富余英泾，今年71岁的原景德镇粮油供应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时生眉飞色舞。余英泾是南峰余晃村人，曹时生是邻乡芗溪石坑村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传说最多的便是余英泾的故事。

    论余英泾的财势，南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告诉你：余英泾的钱存入钱庄，如果全部取出来，钱庄非得关门。

    又说：余英泾财势盖江西。余财神跺三脚，景德镇要摇三摇。

    余英泾生于1874年，幼时在乡下读了三年私塾，便随父亲到景德镇做针匙搭窑烧。但还有一丝出路，谁愿做针匙？

    父亲余寿显生于道光年间，小时候家里穷，患上了“五更泻”，就是一到下半夜就拉肚子。长大了，余寿显务农又不善耕种，结网捕鱼又没人愿意与他搭伴，只好到景德镇学做针匙。做针匙缺少帮手，才把余英泾从私塾拉出来做帮手。十三岁的余英泾白天学做坯，晚上学珠算。因为练珠算，余英泾学会了精打细算。余英泾的父亲怪癖不少，拉屎不上厕所，在坯房挖个坑当粪坑，抽烟看到屋梁上有蜘蛛，就抓来塞进烟斗，再填上烟丝一起抽。他最大的长处是勤俭善良，吃苦耐劳。这些优秀品质都传给了余英泾。余英泾后来发展到拥有房屋、窑屋、坯房、店铺50余幢烧做两行的瓷商巨头，仍然是“两件长褂穿一世，木板旧房度一生”。别看他在刘宝“借饷”时一掷千金，平时家里还是点菜油灯。点菜油灯还是用一根灯芯，有客来才增加一根，客走了又熄灭一根。

    民国17年（1928年），一个姓李的广东客商在景德镇建太白园。因钱不凑手，听说余英泾家财万贯，就乘轿子登门拜访。到了余英泾的家门口，看到他住的房子破旧不堪，以为走错了门，再细打听，就是余英泾的家。碰巧余英泾便衣短褂在家干活，腰间还扎了一条蓝布巾，加上他身高体壮，头皮发亮，广东客商以为是余家请的长工。当确认他就是余英泾时，广东客商大失所望，没有再开口向余英泾借钱。

    余英泾的瓷窑既产精瓷，也产粗瓷，产品销往海内外。余英泾的瓷器底款都盖有“余鼎泰”印章，瓷商订货就认这印章。惹得很多窑户竞相效仿，如赵鼎泰、钱鼎泰，但终究是东施效颦。

    1922年，余英泾担任过一届景德镇商会总理。江西省瓷业公司创始人康达集资建龙珠阁，他率先响应，捐出巨款。

    余英泾有浓厚的家乡观念和宗亲情谊。他感念旅镇都昌人的艰辛，在上镇下乡路上建了三个凉亭，让过路行人有个歇脚、遮雨、乘凉的地方。乡下闹水灾、旱灾，他都捐钱救灾，捐米施粥救急。他原想在家乡余晃建一座英泾太学，因诸多宗族势力干扰，只好在妻子的家乡余干康山建了一座康山小学。后来，都昌会馆建静山中学，他儿子余豪元积极响应，并出任静山中学名誉董事长，才算了却了他的遗愿。

    余英泾劳累过度，积劳成疾，58岁便去世了。

    关于三尊大佛里的余旺青，在《南湾余氏宗谱》中有一篇“余旺青序”：

    ……先生谆澜卿，号毗九，前清诰授奉直大夫。世为都昌人。生于咸丰间，性颖特，状貌奇伟硕岸……年弱冠，陶于浮，跃然崛起，一二十年间，富累巨万。为人温厚和蔼，不面斥人非，嫉恶如宿怨。自奉淡泊，处丰能约。而其勇于和善，如解械斗巨案也，资助千金；结砌景镇中渡码头也，费近万缗；创设本乡通南峰街、芗溪义渡也，垫用巨数。凡地方公益募款者，必先登其门，咸以先生为首创，慨然捐资无吝色。以故总董陶业，创办商会，邦人士得其一言许可，则事无不立办。

    余旺青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且一诺千金。余旺青卒于1928年8月，春秋七十有四。生了四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业，在景德镇颇有影响力。

    四大金刚之首冯承就是都昌十都南峰梅树园人。十岁时，家乡连年遭灾，迫于生计随四哥上镇。冯承就从学徒做到管事，又从管事到当老板。他看窑火，仅凭“吐痰”验火候，屡试不爽。他熟悉各个山头、港口的柴源，并按类别堆放松柴。烧窑时又分阶段投放质量干湿不同的松柴。点火用质量较差的松柴，追档头用优质干柴使窑温迅速升高，养火又用较湿的松柴维持窑温。所以，他烧的瓷器都是青货（优质瓷），很少有脚货，色货（一般瓷）也不多。

    冯承就的瓷业到晚年达到鼎盛，拥有柴窑7座半，房屋坯房48幢，新龙公庙1幢，田地180多亩，还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冯承就也非常热心于公益事业，先后资助拆修公路，投资创办景耀电灯有限公司，资助杨家坞水龙队（消防队），捐资创办延鲁小学、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夜校。由于他的影响力，光绪廿三年授监生，1905年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住房诰封“大夫第”。1926年春荒，家乡南峰遭灾，他派儿子冯宗乾回乡在祠堂施粥散粮一个半月，直至新粮上市。1930年，红军攻克景德镇，他捐助军饷一千元。抗战期间，他一次购买公债一万元。

    排在十八罗汉之首的王家琨生于1874年，出身于陶瓷世家。他的岳父是景德镇烧做两行的窑户。王家琨在岳父的支持下，开始独立经营窑业，兼开白土行。有一次，他在昌江边上散步，看到有几十条装满白土的乌鸦船停在河边等待买主，便想赌一把。回家后，他与妻子商量，用窑厂作抵押，用钱庄的银票将滞销的白土全部买下。次年，瓷业行情果然看好，白土热销，他由此获取了巨额利润。瓷业也因此发展成为拥有三座柴窑烧做两行的窑业大户，所产二白釉瓷器远销苏、杭、汉、广等地。

    十八罗汉里的余旺柏在《南湾余氏宗谱》中有传：

    公为江西都昌人……幼聪敏有才辩，不苟言笑，质重如成人。母病，号泣三昼夜，不解衣带，乡人称其孝。家贫，世隶农。洪杨（洪秀全农民起义）兵起，公年十三，挟一伞一袱，贾于景德镇，十年而致万金。归告父母曰：“儿客数年，赖兄若弟勤耕奉甘旨；今儿颇有所积，不敢私，愿均析之。”由是，兄弟并来镇而陶，并成巨财。今景镇言富家，必首推公兄弟。顾公衣帛，食不兼味，而平居于戚里，见贫志者为之衣食棺葬，无所惜。镇创办小学及公局会社，必首捐巨金。又以独力创办种植公司，陶人至今颂之。生平未尝读书而能文，好读古文传记。年六十余，手不杖，眼不镜，目光炯炯如电，与人谈海国事，则扬扬可吁也。

    在烧做两行的大户中，还有“半截观音”之说。冯曹氏，江西都昌人。17岁嫁给冯躬泉为妻，丈夫早逝，遗有两个利坯圆器产业，资金不多，生意清淡。她强忍丧夫之痛，接手了丈夫留下的产业，亲自选瓷、买原料、卖瓷、结账收款，一个人独撑家业。所幸时运不错，连年获利。她又扩大再生产。除成型外，她还单独拥有一座观音岭窑。经营中，她知人善用，关键岗位用人都亲自挑选。她还懂技术，在满窑、开窑、歇火等关键时刻都是亲临现场指挥。景德镇窑业有一陋习，妇女不准进窑弄，不准登窑篷。如有违反，不但要拆掉窑门重建，还要请窑神，办酒席谢罪。冯曹氏不信邪，不信神，窑里窑外，上上下下，想去便去。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她终于将两个利坯产业发展为雇工上百人的大企业，成为都帮中的女魁首。

    天命无常，唯德才者居之。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富豪榜，而且是凡体佛心，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最高境界。

    红色领袖陈庚昌

    1879年11月17日傍晚，赣鄱大地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都昌县城蜷缩在寒风里，冻得不愿发出一点声息，东西二街也看不到一个行人。

    这时，一声清脆的哭喊从城西衰败却仍不失辉煌的经归第中飞扬而出，像一首童声独唱，不仅给昏昏欲睡的县城带来了生气，也给死一般寂静的赣鄱大地带来了活力。

    这个愣头小子便是未来统率景德镇商界三十年的红色领袖陈庚昌。愣头小子一出生便哭了三天三夜，把浑身软弱无力的母亲哭得焦躁不安，也把从景德镇赶回来的父亲陈萃田哭得眉开眼笑。

    陈萃田：臭小子，这是怕爹爹的冬天太静寞了？

    又说：还是怕中兴陈家的大任太沉重了？

    陈萃田是宋朝大儒陈澔的后裔，无奈家道中落，如今沦落到在景德镇开一个小瓷厂。瓷厂叫“陈新兴号”，其实厂不过数间，人不满四十。

    陈萃田说出中兴的话，既是一种自责，也是一种期待。

    说起陈家，足以让人咋舌。陈澔的祖父陈炳是淳佑四年（1224年）的进士，父亲陈大猷是开庆元年（1259年）的进士，父祖两代均好《礼》，为一代名儒。陈澔是朱熹四传弟子，一生不求闻达，隐居不仕，从事讲学和著述。曾在都昌建云住书院，又称经归书院。后又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主讲两年。陈澔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礼记集说》。该书是明清两代学校、书院、私塾的“御定”课本，科考必读之书。元代教育家吴澄称其论《礼》无可疵矣！《续文献通考》也称“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古注疏不用，《礼记》皆用陈澔集说”。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钦命都昌县治设专祠祀之。清雍正二年（1724年），诏命从祀孔庙，为先儒。

    陈萃田似乎看不到制瓷的希望，就渴望儿子走先祖的老路，不为官，便为儒。

    陈萃田给儿子取名庚昌，字仲西。把儿子带到景德镇，请名师宿儒教授经史子集。陈庚昌也不负众望，在都昌县和南康府童考中连连夺魁。光绪年间，又中秀才。他身上流淌的更像是先祖的血，而不是陈萃田的血。陈萃田心里想的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他心中对制瓷的缺憾。适逢翰林院编修曹树潘奉命来景德镇任统税局局长，陈萃田想方设法，请人引见，拜谒曹树潘。

    曹树潘：像这样小窑厂的老板都来拜谒，能见得过来吗？

    来人说：不是窑厂老板想见您，是他儿子想见您。

    曹树潘：那就更见不过来。

    来人又说：他儿子也不是想见您，而是想拜师。

    曹树潘做瓷器不在行，做官也不在行，就是做诗文在行。听说景德镇还有人崇拜他的诗文，来兴趣了：那就见见。

    陈庚昌成了曹树潘的入室弟子。数年后，学问大有长进，八股文章和诗词歌赋无所不能。

    1903年，24岁的陈庚昌又参加科试，考取史学超第二名，博得主考官吴士鉴的青睐，补为廪生，得食饩廪。1904年，陈庚昌经清民政部奏保以训导选用，后又改为浮梁县丞，在吏部注册，以知县候升。路似乎朝着陈萃田的想法越走越顺。

    可惜的是，陈庚昌身上流的还是陈萃田的血，只对制瓷感兴趣。清末，父亲去世。他接过父亲的小窑厂，便来了一个大手笔。先将原来两只利坯普通青花脱胎厂扩大到八只利坯精细青花脱胎厂，工人也由30人增加到150人，又新建了一处48间的大坯房和一幢包括左右两座窑的双全窑。

    鸦片战争之后，景德镇瓷器销量大减，制瓷业呈现一片衰败景象。陈庚昌目睹这一现状，悉心调查发现，近年来景德镇瓷器多拘守旧式，不求精美。而之前的景德镇瓷器之所以名甲天下，一是选料。合数处之土以成坯，故其质坚固而其声清越；二是上釉。取各省之物而配合，故其色光泽而其彩鲜明；三是讲求火候。考验天时，备极精微，遂成绝艺。因此，陈庚昌在经营管理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是选用最好的制瓷原料。瓷土要用祁门和东港高岭的瓷土，釉果要加配花乳石和釉灰，青花料要选用云南的李家青“珠明料”。二是改变招工方法。招工注重实际操作技能，大量聘用技艺高超的瓷工，给予优厚的待遇。三是大力开发瓷器新品种。陈庚昌的瓷器陆续开发到600多个品种。

    1905年，陈庚昌又筹集资金四万元开办保源滇料公司，专门贩运云南珠明料，以供全镇烧造高档青花瓷器之用。由于选料优良，技艺精细，并能采用古今相融的装饰手法制创新产品，陈庚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烧造出了造型秀丽奇巧、花纹典雅流畅、图案兰莹清雅、器质晶莹剔透的高档青花瓷。

    1915年，“陈新兴号”青花玲珑瓷在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拿得金奖。“陈新兴号”一夜之间走进了国际市场，各国商贾都纷纷来电来人，求购“陈新兴号”的青花玲珑瓷。

    陈庚昌也因学问渊博、做事有魄力、办事公允而一跃成为“都帮”的核心人物，在全镇工商业界享有很高声望。

    光绪皇帝为表彰陈庚昌的功德，颁下浩文，称他“提躬恪慎，莅事精勤，分双旌五马之荣，襄六典九条之治”。加封陈庚昌四品衔赏戴花翎，诰封朝议大夫。夫贵妻荣，陈庚昌的妻子刘氏也因丈夫而倍受光绪褒扬，称她“寅力于外，效厥勤劳”“贤媛襄职于中，膺兹宠锡”，赐封为“恭人”。

    清朝末年，御窑早已荒废，全镇民窑也仅剩一百多座。甲午战争之后，英、德、法、日等国机械化生产的廉价洋瓷大量倾销国内，与景瓷争夺市场。而景德镇陶瓷则要“逢关纳税、过卡抽厘”，加上税吏敲诈勒索，景德镇制瓷业已是奄奄一息。

    戊戌变法之后，天津、上海等大商埠相继成立商会，以保护民族工业，争得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有利地位。

    宣统元年（1909年），目光如炬的陈庚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率先发起筹备景德镇商务总会，并邀请徽帮的康达、杂帮的吴简廷和各实业人物反复商议呈报，最后拟奏请清廷批准设立商务总会。奏请清廷的奏折由陈庚昌亲自起草，再由都、徽、杂三帮的首领陈庚昌、康达、吴简廷具名上禀省宪转奏：

    谨奏：为江西景德镇设立商务，援案请给关防恭请仰祈圣鉴事，窃臣部前据景德镇职商吴简廷等，禀请于景德镇设立商务总会，当即咨行，江西巡抚查复，旋准江西巡抚复称：饬据农工商局查明，该镇设立总会，并无疑义，已饬速具章程咨部核办等因。十一月间，复据吴简廷禀称：遵拟试办章程八十三条，并公举经理瓷业公司之内阁中书康达为总理，经理瓷业公司之县丞陈庚昌为协理，缮具职名履历到部。臣等伏查景德镇为中国古四镇之一，产瓷之富，甲于全球，每岁运销计值三百万元以上，工作既盛，远近商贾，捆载争道，遂为赣皖接境各州县商务扼要之地，亟应设立商务总会，以资启智识，而资联络。该职商吴简廷等所拟章程，尚称周妥，公举总协理各员，既经创办实业，且属众望咸孚，自应照准札委，并援照历办成案，由臣部刊刻关防一颗，文曰：“景德镇商务总会之关防”，颁发钤用，俾资信守，即责成该总理等于奏定商会章程所载，应办各事，悉心筹划，妥慎经理，以期仰副朝廷振兴商务之至意。所有景德镇商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奉旨依议，钦此。

    与奏折同时呈上的还有吴简廷起草的《景德镇商务总会章程》，全文13章83条，详尽阐述了商会宗旨、选举、入会、出会、经费、议事、责任和规则。

    1910年，清帝批饬农工商部指正组织章程，准设商务总会，交部备案注册，并颁发关防印信刊鉴报部启用。景德镇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花园里，会员定额为50名，其中，都帮14名，徽帮15名，杂帮12名，余额逐渐递补。总理康达，协理陈庚昌。景德镇商务总会的成立，对保护景德镇瓷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庚昌的才识很快让他的老师曹树潘刮目相看。曹树潘这时已是江西淮盐督销总局局长，他举荐陈庚昌担任饶北淮盐缉私局局长。1911年，又调办鄱阳光泥坝靖缉私营务。1912年，财政部特派他筹办江西省第三区烟酒公卖事宜。1914年，又任他为第三区公卖局局长。这一年，民国政府以陈庚昌办事尽责，特奖七等嘉禾勋章。

    1913年，吴简延继任商会第二任会长。

    1921年，陈庚昌接任。这年，陈庚昌四十二岁，正值盛年，他辞去了其他职务，把全部精力放到商会上。在发展瓷业、保护工商、捐资公益教育、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各地销往景德镇的瓷士加工粗糙，严重影响瓷器质量。陈庚昌出面约请原料产地和镇内各窑户协商，严格规定每块瓷士的质量和重量，双方派人检查规格。从而确保了全镇制瓷足量的优质原料。镇内烧窑所用的燃料运输不畅，损耗严重，增加了烧炼成本。陈庚昌以商会名义，组织柴商、柴行和窑户成立了保柴公所，确保了燃料供应。

    清末民初，景德镇多次爆发大规模罢工。如：圆琢器三付头罢工，灰可器工人争取津贴罢工，圆器工人“打熟米饭派头”罢工，画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罢工，各行工人“打雄黄酒派头”罢工。每逢劳资纠纷，都是陈庚昌出面邀请双方代表协商，尽力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那时，在瓷业工人中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商界缺少陈庚昌，

    瓷业工人闹饥荒，

    工资就被剥削光，

    吃饭只有吃米糠。

    至1924年陈庚昌任满卸任，全镇瓷器产量恢复到八十余万担，达到了清末以来产量的最高峰。

    1930年，陈庚昌第三次出任景德镇总商会会长。这年五月初十，方志敏率红军一个独立团首次攻克景德镇。地方官吏、士坤和商贾纷纷出逃，唯有陈庚昌从他住的楼上窗口挂出一块条幅：

    欢迎红军，欢迎方志敏、邵式平、方维华！

    方维华是陈庚昌的长女婿。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中共景德镇地下支部书记，陈庚昌曾多次给予掩护。

    当天下午，陈庚昌又在总商会会见了方志敏、邵式平等红军领导。陈庚昌积极协助红军宣传方针政策，号召本镇各行各业复市、复工、复课，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与此同时，陈庚昌还参加了红军筹措军饷的财委会，为红军筹措军饷万余元。

    同年9月底，方志敏和邵式平率领红十军第二次攻克景德镇。陈庚昌仍然一如既往做支前工作。方志敏、邵式平高度赞扬陈庚昌是景德镇的开明人士。新中国成立后，邵式平担任江西省省长时，还经常提起此事。这次红军撤离，陈庚昌和商会会董一十八人随同红军考察了弋阳磨盘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直到11月份，红军第三次到景德镇，他们才随红军一同回来。从磨盘山回来以后，陈庚昌主动辞去了总商会会长职务，潜心于他的瓷业。据石奎济当年回忆：这一年，有数千瓷工跟方志敏参加了红十军。

    1935年，陈庚昌当选为江西省商业联合会常委。1940年6月，病逝于家中，葬于浮梁县景德镇秧田坞父亲陈萃田的坟旁。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为其墓额题词：潜德幽光。

    这也算是陈庚昌告慰父亲的一种特殊方式。

    陈庚昌生平质直好义，宅心仁厚。金溪修思永撰写的《仲西公行实传》中说：

    景德镇总商会在陈庚昌等人擎画成立后，自是涣散者得而联属焉；壅于上者乃而转达焉；有所抵牾者得而和洽焉；屈仰无告所得而申理焉；而于瓷器之改良，工艺之策励，骎骎日上，举凡国内外展览会无往不获奖，景镇商会之名亦藉甚全国之市场，君与有力焉。

    陈庚昌是景德镇值得记住的一个人，也是都昌值得记住的一个人，还是景德镇近代陶瓷史值得记住的一代红色领袖。

    古彩泰斗冯心宗

    在景德镇四大优秀传统名瓷青花、古彩、粉彩、颜色釉中，古彩瓷唯一不是外来陶瓷艺术的舶来品，是唯一以皇帝年号命名“康熙五彩”的陶瓷彩绘，也是唯一没有走出景德镇的陶瓷彩绘，是明清到民国几百年唯一不题名留跋的陶瓷彩绘。

    2013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国宝档案节目这样评价古彩瓷：中国宋金红绿彩到明五彩瓷，到康熙五彩，再到鼎盛时期的乾隆古彩，这是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史无前例的创造，独一无二的发明，也是黑白陶瓷转变彩色陶瓷的开始，就像现代彩色电视机取代黑白电视机一样，它满足了人类生活与需要的观赏，它创造了人类艺术与需求的欣赏！

    古彩，又名硬彩。为区别于清代的粉彩，一般称明代五彩和清代康熙五彩为古彩。五彩，以红、黄、绿、蓝、紫等各种带玻璃质的彩料，按图案纹饰需要施于釉上，在瓷胎上用生料、钒红勾线，用单线平涂的方法，再在“彩炉”用800-900度的高温二次焙烧而成的一种古彩。由于它红绿分明，层次较少，色彩鲜明透彻，故称硬彩。古彩陶瓷艺术是景德镇独有的陶瓷彩绘艺术，尊为景德镇陶瓷釉上彩之大宗，誉为美在大红大绿而继传统，妙于古香古色而续前生。

    纵观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发展历史，真正繁荣的时代是出现在景德镇的元、明、清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陶瓷绘画艺术又呈现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程度的繁荣，尤其以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陶瓷绘画艺术成就最大。康熙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五彩瓷的绘制，当时几乎是皇家御用品和奢侈品，康熙帝以自己的年号敕封为“康熙五彩”。雍正把始创于康熙晚期的粉彩瓷推向了普及。这种粉彩瓷是在五彩瓷的基础上引进了珐琅彩的成分，使其颜色更加艳丽，更具有浓淡深浅的变化，而且含粉质颜色，色彩淡雅柔和，但却没有五彩瓷的霸气，没有五彩瓷的玻璃质感，那种大红大绿和古香古色也消失了。《陶雅》说：“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千槎芽，花则风枝婀娜”。又说：“康熙硬彩，雍正软彩。”《饮流斋说瓷》则解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付其上，微微凸起。软彩者又名粉彩，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乾隆年间，康熙五彩极为鼎盛，让世人赞叹不已，乾隆龙颜大悦，将康熙五彩正式更名为古彩。景德镇古彩瓷与京剧、武术、杂技并称中国的四大创举。清人陈浏曾赞誉说：“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后人称古彩瓷：最为之先，最为之美，最为之秀，最为之大红大绿、古香古色也！

    古彩瓷历经数百年而经久不衰，不是因为它艳丽，更不是它有康熙帝号的支撑，而是它来源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

    古彩，不分科系，一般不落款，不搞团队制作。人物、花鸟、山水、草虫、走兽、鱼藻、图案边角和洗染填色均由一个人完成。线描厚重、圆起、刚劲有力，采用铁线描和头浓料画线。由于需要长年累月在作品中给力，所以陶工的大拇指中间有一深沟槽，在无名指甲旁边有一老茧，这就是长年累月捉笔、打料的见证。其色彩大红大绿、古色古香、喜气洋洋，有着浓厚的民间味、东方味和中国风。其图案端庄古朴，精美大方，与敦煌的藻景图案、京剧的锦袍绣袄、故宫的雕龙画凤一脉相承。加上地皮、斗方、底心、边角和通景、开光等构图形式，使古彩千姿百态，变化丰富，异常艳丽，不同凡响。古彩的传统题材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历史题材，二是祥瑞题材。历史题材蕴含了正史野史、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这些题材有的载述了上古的创世神话，有的诉说了诸子百家的不朽精神，有的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彩生活，有的记录了民间民俗中的风土人情，有的体现了历代先贤审时度势的优秀品格，有的体现了英雄人物金戈铁马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古彩以历史题材入画，弘扬中华民族魂，说理说事，敬贤思齐，尊贤约己，传承人文。祥瑞题材，则是以吉祥观念为根，以民俗民风为土壤，以福、禄、寿、财、喜为核心，从富贵、和合、吉祥、如意入手，用有形的吉祥物代替无形的吉祥观念，通过缘秘寄情，借物寓意，博得好口气，好彩头。如表示福的吉祥物有：梅花、石榴、竹笋、蝙蝠和福字。表示禄的吉祥物有：佛手、桂花、鹿龙、凤凰、孔雀、鸳鸯、锦鸡、麒麟、狮子、猴子、宫花、爵杯。表示寿的吉祥物有：寿桃、万年青、绶带、白头翁、白鹤、龟、松、柏和寿字。表示财的吉祥物有：牡丹、芙蓉、海棠、荔枝、元宝、铜钱、盆子、铜鼎、鱼类。表示喜的吉祥物有：喜鹊、燕子、八哥、雄鸡、凌霄、绣球花、爆竹、锣鼓、灯笼、风筝、罄和喜字。

    景德镇陶瓷古彩或者又称康熙釉上五彩装饰，是一门国学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国粹。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国粹的能工巧匠大都是都昌人，并且它的传承与都昌一个人有关，你信吗？

    原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教授、“首届中国国学奖”创作成果金奖的方复在一篇古彩陶瓷研究论文中说：

    古彩，自康熙时期起至今，三百五十多年来，在景德镇陶瓷艺坛，古彩的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其中确有不少是江西都昌籍，特别是近百年来，古彩艺坛涌现出来的冯心宗、段茂发、陶鼎泰、罗来有、段云昭、段云晖、段庆舜等均是都昌人。特别是都昌籍的古彩艺术宗师、陶瓷学院已故教授段茂发先生堪称是近百年来古彩第一人。著名教授、画家、诗人张志安先生，曾为我著的《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一书中题词“别忘段茂发古彩一高峰”。在为我著的第二本书《苦乐五彩路》题词时写道“从陶校至陶院的相处中，以人最好的是段茂发，以艺最好的是段茂发的古彩”。

    古彩瓷历来不能题名留跋，前朝耆年硕德往往难以追溯。然而，近代地位和名望首屈一指当属古彩陶瓷泰斗冯心宗。

    冯心宗祖籍都昌县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冯心宗是清中后期至民国景德镇古彩陶瓷的领军人物，是景德镇都昌会馆的会首，是景德镇红极一时的老大。承上启下的一代古彩宗师段茂发就是冯心宗的嫡传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段茂发由“红店佬”一跃成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景德镇市首批命名的“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家”。

    冯心宗八岁开始拜师学艺，在历史传统文化和古彩陶瓷艺术方面天赋异禀。他熟读孔孟之书，通达周公之礼，精通古典文化，还熟习英语，善于经营管理。他能写擅画，尤其对古彩陶瓷艺术有独到的艺术考量和独特的见解，从颜料配方到制作，从工艺流程到策划，从画面设计到绘制，从历史典故到认知，无一不精，无所不能。他为人豪爽豁达，做事原则性强，秉性执着。这些品质都是他攀上古彩陶瓷艺术高峰特有的品质。

    鸦片战争之后，景德镇官窑几乎名存实亡。冯心宗在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古彩陶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景德镇塘塝堧（bàngruán）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冯昌发红店”，以画古彩为主，开门授徒。

    塘塝堧是南至大黄家上弄、北至花园里的一条小弄。原来此处有一口塘，后来在塘边上建房居住，形成了弄巷，故取名塘塝堧。别看这么奇怪的名字，当年这里却是“红店”一条街。自元至民国，瓷器装饰的青花和釉里红由圆琢二器的画坯工在坯上绘画，称之为釉下彩。这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装饰由红店的画工在白胎瓷上绘画，称之为釉上彩。红店是专门在白胎瓷上加工纹饰后出售的店铺。景德镇曾有这么一句话：“打赤膊的是窑里佬，打赤脚的是坯房佬，穿白杭纺长衫的是红店佬。”红店佬是瓷工里的“贵族”。塘塝堧曾是都昌人的天下。四大金刚冯承就当年创办的延鲁小学就在这里。

    这里的房子不高，而且都没有阁楼设计，也没有深宅大院的富家建筑，更看不到那种典型的徽派建筑特有的马头墙。紧挨着屋檐的地方多采用镂空设计，走到屋内才发现，这样的设计十分有利于采光。曾是红店佬的石瑜老人给我介绍：“开红店就得厅堂大，便于放东西，采光要求也很高，所以塘塝堧的房子全都做成推板门，画画的时候，大家都会将推板门拆下来，到晚上再装上去。”

    红店收徒有严格的地域局限。冯心宗家族观念很重，主要是收都昌籍学徒。他做人做事极其严格，挑选徒弟也很苛刻，看重天赋和悟性。一代宗师段茂发、古彩名家罗来玉、陶鼎鼐就是他当年千挑万选带出来的高徒。当年，景德镇古彩瓷百分之八十是都昌人在制作，这与冯心宗的收徒理念不无关系。

    冯心宗以他的才学、智慧和高超的技艺，不断积累资本，很快开辟了古彩陶瓷艺术的新天地，成为景德镇有影响的实业家。

    都昌人在景德镇制瓷业中，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个群体的渗透，最终达到全方位占有。都昌有句俗话，人上一百，五艺皆全。都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不缺人才。在文化艺术上，都昌人得山之隽秀，水之灵气，人才辈出，精英集萃。都昌人有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吃苦耐劳。苦能励志，勤能补拙，都昌人开红店同样是靠这种品质，从底层而上，最终占有绝对份额。

    都昌人垄断景德镇古彩长达三百多年。到了19世纪，曾与徽州新兴的浅绛彩有过一次激烈碰撞。这种碰撞不仅是一种技法上的碰撞，而且是传统与时尚的碰撞，是两种不同观念的碰撞。

    晚清浅降彩绘画的领军人物是程门。程门生于1833年，安徽黟县人，字松生。《黟县志》说：“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五都田段村人。幼聪慧，工书善画，作行书随意为之，有不衫不履游行自如之致。画尤精妙绝伦，凡山水、人物、花卉以至虫、鱼、鸟、兽兼擅其长。咸丰、同治时名噪大江南北，赏鉴家得其片幅零缣什袭藏之。子名言，字次笠者，工山水，潇洒出尘；名盈字小松者，工仕女，风神悟丽，各秉庭训，得其一艺之长，均在江西景德镇以画瓷资生。所画瓷品迄今犹名贵也。”

    浅降彩是把国画艺术移植到陶瓷上来创造的浅降彩陶瓷艺术。

    程门到景德镇画瓷谋生应该感谢光绪皇帝大婚。《锦绣》杂志副主编刘君曾经撰文说程门：“同治十年（1871年），他第一次来景德镇，也是在御窑厂画瓷。当时李鸿章刚刚修复了受太平军毁坏的厂址，要为同治皇帝的大婚烧造喜瓷。”

    程门生性放荡不羁，画完喜瓷，自然在御窑厂待不下去，只好在街头画瓷。程门经常随意在瓶上点缀，或闲钓大江，或策杖问山水，或驾舟栖于柳塘，身寄尘世，心超物外，逍遥于宇宙之间。留白的空间越来越大，道家之气在他的浅绛山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心高气傲的程门自认为深悟“瓷道”，脱尽了人间烟火，自然对传统的古彩陶瓷艺术颇有微词。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都昌人不服气，时常与程门发生争辩。这种争辩最终形成了冯心宗与程门的对决。

    鬓发如霜的程门衣冠不整，斜眼看英俊潇洒的冯心宗：古彩既然称之为“古”，就该进棺材。

    冯心宗微笑：先生既然超然物外，却又为何看重生死？

    程门：古色不去，新彩何来？

    冯心宗：该去时去，该来时来。

    程门没想到冯心宗年纪轻轻艺术修为竟如此淡定，不由肃然起敬，重整衣冠相见。

    冯心宗：先生的浅绛彩浪漫飘逸，如迎面春风。然而，古彩古朴典雅，庄严凝重，早已深入民间。

    程门：小兄弟所言甚是，你我风格各异，皆性格使然。

    这场争论是心与心的碰撞。两位大师彼此都感受到了传统与时尚力量的撞击，成了莫逆之交。古彩与浅降彩从此相安无事。

    浅降彩瓷自清代咸丰末年出现，风行中国达七八十年之久，而后又迅速衰退，以至绝迹。时至今日，这种工艺已经失传。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和衰退，正应了冯心宗的话：该来时来，该去时去。

    古彩瓷从宠幸于皇宫贵族到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因为它是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走来，已经融化到老百姓的血液里，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5年5月8日，当代古彩艺术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泰豪瓷都国际中心举行。古彩宗师段茂发的弟子、冯心宗的再传弟子戴荣华、蓝国华、方复等一批古彩艺术名家和新锐欢聚一堂，对古彩瓷的前景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戴荣华说得好，古彩创作不要过于追求绘画，要保留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语言才有前途，就好比旗袍，现在的与几百年前不同，但还是旗袍，它的本质还在。

    雪景大王

    2011年1月22日，景德镇市民间民俗文化协会、景德镇市民族民俗文化抢救与保护中心报江西省艺术工作委员会审核，经近百名中国陶瓷美术高级人才、大师、教授、新闻媒体等正式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追赠余文襄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这是中国陶瓷美术界的最高荣誉。

    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明泉古屋。清宣统二年（1910年）出生于景德镇小苏家弄十四号老屋，原籍都昌县芗溪乡彦湾村人。

    余文襄是一位对粉彩雪景几乎到了痴迷程度的美术大师，被誉为“雪景大王”。对于这个雅号，余文襄在《我的瓷画艺术生涯》中有一段“声明”：

    人们赐我“雪景大王”雅号，是对我艺术上的推崇，但我是不大赞同的。历代著名画家从来没有被人誉为某某大王的。后人仰慕他们，每每以最美好的词汇称誉之，诸如艺术大师之类，唯独没有“大王”这顶桂冠。尽管本人持有不同意见，而这个雅号却不胫而走。不仅在国内叫开了，而且随着我的作品远销海外，也流传到亚美欧非和港澳台。

    余文襄学习绘画既非家学渊源，更非“家传秘方”。余文襄的祖父余会森是景德镇小有名气的中医和骨伤外科医生，父亲余昆济靠开一小“千斤柴”行维持生计。父祖不仅跟瓷画艺术无缘，就是与制瓷也不沾边。这看似奇怪，其实不奇怪。旅居景德镇的都昌人绝大部分谋生离不开制瓷业，而从事制瓷业又不外乎三种人：坯房佬，窑里佬，红店佬。红店佬最终能成为艺术大师又离不开个人机缘和天赋。

    余文襄家境并不富裕。八岁读书，上了四年小学，便考入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学校。校址在御窑厂前。学校主要是培养普通的陶瓷技术人才。在省立乙种工业学校，余文襄遇到了他第一个机缘。他的图画老师周筱松是四川人，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尤其是在绘画上造诣很深，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界影响很大。如“珠山八友”的王大凡在画风和技法上就直接受过他的影响。周筱松开启了余文襄绘画艺术生涯的第一扇门。余文襄以最小的年纪和最严谨的学习态度，在陶瓷制作、烧炼、绘画等各门功课中取得了最佳成绩。可惜的是，由于父亲的柴行生意不景气，十四岁那年，他不得不辍学回家。

    余文襄人生第二个机缘是遇到了“珠山八友”的何许人。辍学的第二年，迫于生计，余文襄经人介绍从何许人学艺。何许人绰号“花子”，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界声誉正隆，尤其以雪景独树一帜。何花子不仅仅是一个画家，还是拥有几十名伙计的红店老板。余文襄有这样一位名人做业师，按理说非常幸运，但事实上却不尽然。何花子带的徒弟有八九人之多，说得好听是学徒，说得不好听就是杂役。学徒每天早晚要上下“推板”，打扫卫生，买菜烧水，白天要上山砍柴，下河挑水。学徒进店两三年没摸过画笔是常有的事。余文襄是幸运儿，从师不久便上了画桌。

    余文襄上画桌跟师傅偏爱无关，而是跟他在工业学校三年焚膏继晷有关。做杂役的学徒随处都有，一个有扎实绘画功底的学徒却不那么容易找。有良好的绘画基础，师傅只要稍加指点，便能上手为师傅挣钱。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余文襄能上画桌并不代表他今后能成为“雪景大王”。天赋、勤奋加良好的艺术熏陶才是他走上粉彩雪景艺术巅峰的诀窍。

    粉彩雪景在陶瓷彩绘中属于釉上彩，不同于釉下彩的青花。青花是一色青料，在坯胎上一气呵成，技法以写意为主，画好后便能施釉入窑。也不同于釉上彩的古彩、洋彩和墨彩。墨彩色彩单一，古彩、洋彩画面七彩纷呈，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工艺上，釉上彩的各种彩绘大致画填一体，先画后填，雪景在这方面更为明显。雪，状之以粉，色彩基调是白色，着色颜料是“玻璃白”。尽管这种颜料各种釉上彩都用，但在原料配方和填色方法上又各有不同。技法上，雪景工笔、写意兼施，以工笔为主。雪景中有楼台亭阁、雕梁画栋也要填红、黄、赭等颜色，但较之其他装饰画又要显得淡雅清新，更要显得寒光夺目，寒气逼人。要画好雪景彩绘，没有独特的天赋，不下一番苦功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余文襄在何花子的门下学徒六年，何花子生意繁忙，既要做老板，又要参与生产，还要在瓷器上作画，没有太多的时间教他，也很少认真教他。不过，何花子的雪景画的确是名不虚传。余文襄不无感慨说，读他的《寒江独钓》图，很自然就把你领入“六出霏霏舞、孤舟倚石矶、浑然冷不觉、把钓独忘归”的意境，那种大雪封山、寒雾笼江、一叶扁舟、一叟垂钓的冰雪世界，使你顿觉气爽神清。

    这便是一种艺术熏陶。余文襄在与师傅长达数载的朝夕相处中，尽管得到的口传身授甚少，但他观摩师傅作画，感悟师傅的绘画意境，潜移默化中便悄然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感悟出来的。

    何花子也开始感觉到余文襄对绘画特有的天资，高兴起来时，便与余文襄聊他的过去。原来何花子曾在北京流浪多年，结识过不少逊清的遗老遗少。通过这些王孙公子，有机会阅览宫廷画卷、绝简遗篇和名家真迹。何花子的画路、画风也是由此悟出来的。

    余文襄常说，名师出高徒。高徒，我愧不敢当。只能说我是何师傅的衣钵传人之一，还比较合适。

    六年的学徒生涯结束了，余文襄回到家中，不得不为生计而从事陶瓷彩绘。这时，他没有想过要做“雪景大王”，倒是做出了一个背道而驰的决定。1932年7月，国家内忧外患、血气方刚的余文襄毅然投笔从戎，只身奔赴南昌，转道南京，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民主联军。经过短期整训，便投身到淞沪会战，战争残酷而惨烈，余文襄所在的十九路军在淞沪战场上血战了一个多月，四次更换司令，死伤万余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余文襄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首先想到的是死，或者不叫死，叫为国捐躯。为国捐躯，虽死犹生，又不是死，而是永生。这样想，不但不怕死，而且为了杀死更多的侵略者想以身赴死。

    历史道是无情却有情，战争没有吞噬“雪景大王”。停战后，余文襄所在部队退守昆山，稍事休整后又重返南京，继而开赴福建泉州驻防。余文襄人生的奇迹又出现了，在泉州，余文襄突然身患重病，由于驻地医疗条件差，部队不得不电告他景德镇的父亲。父亲接到部队加急电报，心急如焚，连夜赶到泉州接余文襄回景德镇治疗。余文襄病愈后，重新拿起了画笔。冥冥之中的一场大病原来是为了召回一个“雪景大王”！

    战争带给景德镇的不仅是动荡，还有市面萧条。景德镇大部分红店都歇业了，师傅何花子也迁往九江，余文襄无以为继，又到九江去投奔师傅。没多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余文襄在店里再也坐不住，便去找原先的部队。他先赴湘，后又赴鄂，一路尾随老部队而去。

    历史终究没有再给他靖难赴死的机会，倒是给了他“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际遇。国破山河在，余文襄攀南岳阅尽七十二峰云海苍松，登岳阳楼饱览江河九曲十八弯浩渺烟波。山河虽在，可惜国破。余文襄心无所依，寻找部队不遇，在外辗转数月，又回到了景德镇。

    不久，师傅何花子在九江的店铺被一场大火焚毁，不得不再度回到景德镇，在满目疮痍的景德镇仙逝。紧接着师母改嫁，幼子交与他人托养。此时深得师傅彩绘精髓的余文襄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大彻大悟。他的绘画技法也日臻成熟，声名鹊起，被视为何花子雪景不二传人，这仅仅是余文襄由一个红店佬向雪景画师华丽转身的开始。

    雪景在景瓷装饰中既是冷门，又是独门。一是专攻雪景艺术的人少，二是这门艺术难学更难精。余文襄的师兄弟大多已作古，仅存者技艺也一般，难登大雅之堂，余文襄责无旁贷承担了继往开来的责任。为了与时俱进，余文襄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开始对舶来品油画、水彩西洋画和中国历代各种流派名画进行了深入探究，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西方绘画可采者融之，师古不泥，创新不乱。在雪景绘画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余文襄自己也承认，有人说我的作品在师承何许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瓷城画坛中尚未有异议。

    余文襄粉彩雪景得到公认，不仅在于他技法传承和创新，更得益于他脚踏实地去深入生活。余文襄说，每逢下雪，我必出外观景。

    余文襄历经三个朝代新旧两个社会，尝尽人间酸甜苦辣。他说，我能蜚声画坛，心里最感激的是中国共产党。景德镇解放的第二年，他便加入了陶瓷工业组织，景德镇组建第一个国营建国瓷厂，他便是其中一员。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作为陶瓷美术界代表，历任景德镇市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连续当选为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不久又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1959年，景德镇人民委员会授予他“陶瓷美术家”称号。

    1961年1月，景德镇风雪交加。年过半百的余文襄为了创作一幅新画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独自一人，冒着严寒，前往浮东金竹山写生。余文襄从丘陵起伏的小源到四面环山的桃岭，从山势崚嶒的楚岗到层峦叠嶂的曹村，从云遮雾掩的集源到松竹掩映的程家山，沿途雪厚沟深，岭陡路滑，一路留下他一串孤独而执着的脚印。雪在余文襄的心里已不是雪，而是情，是温暖。雪景在余文襄的心里也不是雪景，而是意境，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余文襄在追寻艺术最高境界的旅途中，已经完全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和饥饿。从18日上山，28日返回，前后历时10天。他白天啃干粮，晚上寄宿在老乡家中。有时因贪看雪景，不觉暮色已至，找不到村庄，便在雪地过夜。在返程的那一天，他因没有赶上开往景德镇的班车，从鹅湖踽踽步行而归，行程85华里。到景德镇时，已是万家灯火。这次写生回来，余文襄创作了一幅《金竹山风光》瓷板画，给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1964年冬天，景德镇又是天寒地冻，大雪弥漫，积雪过膝。余文襄带着小女儿余惠光，越过中渡浮桥，前往野外写生。洁白的远山，银装素裹的楼台亭阁，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树林，在余文襄心里都幻化为满城春色。回家后，余文襄又创作了一幅巨型陶瓷壁画《瓷都春色》。余惠光不仅是父亲的小棉袄，而且是父亲的影子，志趣也相投，从小喜欢跟随父亲外出写生。女儿冻得红彤彤的小脸就是父亲心中的春色，余惠光长大后也专攻雪景山水，深得父亲真传，被授予陶瓷美术大师。她的作品“长颈瓶”被作为国家礼品送往美国白宫收藏。其后辈也多爱画雪景，成了余文襄的衣钵传人。

    余文襄到了八十岁高龄还能行动自如。回顾人生，他将中青年作品用了十六个字概括：“体物精细，状写传神，笔墨秀润，景物清隽。”如他早年创作的《踏雪寻梅》，构图上—反段叠式旧章法，大胆采用高远构图法，非常巧妙地将近景、中景、远景层层推进，既井井有条又富于变化。小桥上缓步行走的小书僮，肩扛一株梅花，静中有动，以静为主，意境幽深，引人入胜。步入晚年，余文襄听觉失聪，画风却遽变为豪放粗犷，雄峻磊落，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就像一个人上了年纪，再也懒得刻意去打扮，任凭意念在心里游走，貌似波澜不惊，神已遨游于天地之间。1978年，他创作的赴京展瓷150件粉彩雪景梅瓶，一眼便被外宾看中，以高价抢购一空。1980年，年逾古稀的余文襄创作的《扫雪图》《赏雪》《飞雪》《风雪归舟》四幅瓷板画格调明快，笔法雄浑，在1986年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中，一举夺得“金杯奖”。晚年的余文襄思乡情更切。一幅以他雪夜归乡亲身体验而创作的《风雪夜归人》，雪映村头，夜色朦胧，归客匆匆，风雪扑面，把一个游子的乡情深深藏入画中，也把在他心里藏了几十年的乡土社会浓缩在画中，画尽意难尽。他获得全国百花奖一等奖的作品《灵台积雪》，设计更是大胆，近景取材，雪压枝头，树不见杪，但见枝头积雪穿插有致。日照雪野，光芒四射，琼雕玉琢，使人襟怀为之一开。他不是在画雪的灵台，而是在画心中的灵台。一个人只有到了最高境界，灵台才会如此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看似有物，又空无一物。

    在人生路上，余文襄也是超然物外。他常说，知足常乐。他把他的长寿秘诀归结为知足常乐。他生有一男两女。子女未成人时，一家五口是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生活可谓清苦。成名之后，他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业余时间可以画点私画，换取钱财。可是，他常常将名利客拒之门外。他不愿为钱画画，只愿为自己的内心写生。他甚至不允许子女去追名逐利。

    余文襄一生都是活在他的艺术里！

    青花瓷传奇

    20世纪90年代初，一艘中国近代沉船被打捞上来。沉船上有一批陶瓷，底款多印有“罗炳升造”。一位研究古沉船物品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专程来到瓷都景德镇。经过多方辗转打听，学者终于在景德镇许家弄11号罗家老宅宽大的青石门梁上找到了“罗炳升瓷号”的残迹。一个消失了半个世纪的青花瓷传奇才引起世人的关注。

    许家弄是景德镇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条巷子。地名志记载，许家弄因许家人于此族居而得名。然而，在许家弄土生土长的老人都说未曾见过许家人。说起罗家往事和“罗炳升瓷号”，他们又津津乐道。

    七十多岁的占小和尚从小在“罗炳升瓷号”长大，对“罗炳升瓷号”记忆犹新。占小和尚说，“罗炳升瓷号”瓷器做得好，老板也很重家乡感情，乡下来人求助，老板都要给予一定帮助。占小和尚便是这样才进了“罗炳升瓷号”。占小和尚又说，前些年，罗家第四代传人罗文波80多岁的奶奶还住在这里，罗文波隔一段时间便来看她。

    这位罗家老奶奶是1948年才从都昌老家嫁进“罗炳升瓷号”。她在景德镇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操一口都昌乡音。老奶奶是在“罗炳升瓷号”进入尾声时才嫁到罗家。这时她已感受不到“罗炳升瓷号”昔日的辉煌。但作为“罗炳升瓷号”的末代亲历者，她一直不肯搬出罗家老宅，她在守护着一段“罗炳升”老字号遥远的记忆。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罗文波，是罗山东的第四个儿子。他出生时，“罗炳升瓷号”已消逝了几十年。罗文波也只能从老人的回忆中，寻找先辈的足迹。不过，罗文波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罗炳升瓷号”的血。而立之年，他创办了一个青花恋陶瓷有限公司。罗文波的“青花恋”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名称，而是一个“三条裤子四代人”的百年传奇。

    “罗炳升瓷号”的创始人叫罗来炳。罗来炳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月出生在都昌三汊港龙船第罗家。龙船第罗家是一个三百多户罗姓族居的村庄。罗来炳家世代以渔耕为生。景德镇流传一句民谣：无都不成瓷。都昌人与景德镇难以分割，就像景德镇与瓷器难以分割。走进都昌任何一个村庄，你都能找到几家曾经在景德镇谋生的户子。龙船第罗家就有很多人在景德镇制瓷。据罗文波的父亲罗山东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村子里的人在景德镇开瓷器作坊，有名号的便有5家，其中包括他祖父开的“罗炳升瓷号”。

    罗来炳十多岁就到景德镇当学徒。开始是学烧炉，后来又学做坯。出师后，留在作坊打工。18岁时，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媳妇，他不得不回乡下娶妻生子。因家中地少人多，生活拮据，罗来炳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去景德镇。娇妻幼子，两难相舍，罗来炳与妻子商量，把幼子罗贤宽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看。

    罗来炳离家的时候，只带走了三斗麦米，夫妻俩共穿三条裤子，就是这三条裤子，有两条还是妻子娘家陪嫁带过来的。罗来炳夫妻都进了一家陶瓷作坊，罗来炳经常穿侧面开口的女人裤子上工，免不了经常被工友取笑。罗来炳只是憨笑，从不搭腔，一门心思干活赚钱。经过几年的努力，夫妻俩攒了一些钱，便在椿树弄租了一间小坯房，迈出了自主创业的第一步。由于罗来炳技术过硬，加上夫妻俩肯吃苦，勤俭节约，生意很快就有了起色。不久，他们俩又在许家弄买了一间作坊，并给自己的作坊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罗炳升瓷号”。

    “罗炳升瓷号”主要生产日用陶瓷，以二白釉和常白釉为主，也做青花。常言说，福至心灵。从打工到自己做老板，罗来炳不仅很快完成了一个角色的转换，而且在制瓷技术上也实现了一次飞跃。罗来炳的日用瓷走的是中高路线，从产品的造型设计、颜料配置和图案选配，都是罗来炳一手完成。因此，他的产品别具一格，很快赢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产品开始从宁波港和天津港出口到国外。时至今日，当年“罗炳升瓷号”生产的日用瓷在江浙一带仍然被收藏界看好。究其原因，“罗炳升瓷号”生产的日用瓷不仅实用，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观赏性。用罗文波的话说，这叫日用陶瓷艺术化。当年，他的曾祖罗来炳可没想这么多，就是想让自己的产品更好看一点，更好卖一点。

    “罗炳升瓷号”真正发展壮大是在第二代传人罗贤丰手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来炳的次子罗贤丰凭自己的胆略和制瓷技艺，将“罗炳升瓷号”推上了一个高峰。

    罗来炳生有两个儿子，老大罗贤宽一直寄养在都昌老家。“罗炳升瓷号”赚了钱，便在乡下购田置地，田地主要是由老大罗贤宽打理。罗贤宽把收来的粮食用船运到景德镇，供家人和工人食用。罗贤宽为人厚道，人缘也好，把田地租给乡亲们耕种，遇到荒年或者闹水灾，他不仅会减免租子，而且还拿出一些粮食接济乡亲。俗话说，有一好，才有两好。乡亲见罗贤宽心肠好，便说，你这样接济也不是办法，就让俺的孩子到你瓷号当学徒吧。罗贤宽又把这些孩子送到“罗炳升瓷号”当学徒。一来二去，“罗炳升瓷号”用工也不用发愁。

    罗来炳的次子罗贤丰生于1901年，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制瓷，尤其以配制颜料见长。“罗炳升瓷号”生产的瓷器，不管是面料还是装饰画的颜色，都由罗贤丰调配。1938年，年近古稀的罗来炳自觉体力不支，精力也大不如前，主动让罗贤丰接管了“罗炳升瓷号”。

    罗贤丰接管“罗炳升瓷号”，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据景德镇史料记载，从1939年3月15日至1942年7月13日，日军飞机先后对景德镇进行了21次狂轰滥炸，其中对城区轰炸就达12次。上至薛家坞，下至太白园，东至樊家井，南至昌江河，都是日军的轰炸范围。仅1940年4月5日清明节一天，日军便出动了27架飞机，将戴家弄一带夷为平地，炸死一百余人。如果说日机轰炸只毁坏了部分陶瓷作坊，那么日军的交通封锁则使瓷业生产和销售陷于瘫痪。景德镇绝大多数瓷业老板纷纷变卖家产，到乡下避难。“罗炳升瓷号”主要销售渠道在江浙和天津，而这些地方都是日占区。按常人的做法，罗贤丰应该关闭瓷号，到三汊港乡下去躲日本佬。罗贤丰不是常人，用的是逆向思维。他不仅没有躲到乡下去，反而廉价购进了部分产业，不断扩大再生产。这不能不说罗贤丰具有过人的胆识，罗贤丰不仅有胆识，心思还特别缜密。这正应验了他老家的那句话，兄弟当中，老大一般都老实，老二往往都聪明。

    面对严酷的环境，罗贤丰不断调整产品种类，改变销售渠道，有时甚至偷越封锁线，将瓷器卖到外地。罗贤丰的冒险之举，不仅保住了战乱中工人赖以生存的工作，而且解决了战时日用瓷应急之需。抗战胜利后，许多瓷号都要重打锣鼓新开张，步子明显比“罗炳升瓷号”慢了很多。“罗炳升瓷号”则是迅速崛起，规模越做越大。到1946年，“罗炳升瓷号”坯房面积就超过了1000平方米，作坊里有100多号工人，资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就在战后这年，罗贤丰花巨资在许家弄盖了一栋颇为壮观的豪宅，这便是许家弄11号。罗文波的父亲罗山东也是这年从乡下来到“罗炳升瓷号”当学徒，开始了第三代传人的起步。罗山东是罗贤宽的儿子，罗贤丰的侄子。罗山东说，那时家里的生意特别好，常有外地客商来家里订货，来了客人，叔叔便叫我去弄口杂货店买烟，一天要跑三四趟。

    天有不测风云。1947年秋天，罗贤丰的家眷到乡下去玩，返程时走水路，搭乘的是一艘装满稻谷的粮船。途中遭遇风暴，船沉没了。罗贤丰的家眷和一船稻谷都沉没在鄱阳湖里。罗贤丰很久才从丧偶之痛中走出来。所幸“罗炳升瓷号”一帆风顺。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私有作坊、瓷号纷纷进入公私合营。“罗炳升瓷号”公私合营后，罗贤丰适应能力极强，角色转换也非常快。他组织生产的“工农联盟”碗，在当时的景德镇独树一帜，风靡一时。“工农联盟”碗不仅仅是一种款式，还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日用瓷走向大众化的方向。“罗炳升瓷号”走进了历史，“罗炳升瓷号”第二代传人却走进了一个新时代。罗贤丰后又娶妻生子，两个儿子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都没有直接从事陶瓷产业。

    第三代传人罗山东14岁来到叔叔身边学制瓷，公司合营后进入红光瓷厂。他不但继承了“罗炳升瓷号”的制瓷技艺，还独创了“罗氏青花”。他设计的“青花玲珑风葵图案5头酒具”获1982年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比二等奖，“青花玲珑牡丹图案45头西餐具”获1980年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比二等奖。作品“孔雀双耳瓶”被景德镇陶瓷馆收藏，作品“8头青花玲珑飞鹤酒具”获国家专利，大批量投入生产。

    “罗炳升瓷号”的第四代传人罗文波自幼酷爱绘画艺术，后又就读于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师从陆如、罗学正和方复等国家级大师，苦学釉下青花绘画，尤其擅长青花花鸟、山水及民间传统青花装饰。罗文波大学毕业后，心里便有一个青花梦在涌动。不久，便遇到美国学者到许家弄寻访“罗炳升瓷号”，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心里的青花梦已经不是梦，而是一种历史责任。罗文波通过几年的努力，租用艺术瓷厂几个车间，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青花恋陶瓷有限公司。一个青花瓷传奇到了他这一代已经不是传奇，而是挥之不去的眷恋，一腔深情！正因为有这样一份感情，罗文波更加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改革开放几十年，现代化的制瓷手段和工艺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瓷器品种让人眼花缭乱，而扎根在老百姓心中的传统工艺和传统品牌反而渐渐遗失了。罗文波深深感到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责任重大。他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把当年的老师傅、老艺人请来，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传统制瓷技术。他们通过师父带徒弟的办法，把濒临失传的制瓷手艺延续下去。如老茶花牌瓷器曾经在景德镇遍地开花，影响了景德镇几代人。罗文波为了恢复和发展这一传统产品，把当年的老师傅请出来，重新组织生产老茶花牌瓷器。新生产的茶花牌青花瓷，既保留了传统工艺和造型，又在原料和材质上加以更新，使花面、胎质更加精美。传统产品不仅圆了景德镇人的怀旧梦，也让年轻消费者感受到了传统青花古朴、典雅和高贵的气质。

    罗文波在发掘传统青花产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将传统青花技艺与现代陶瓷工艺结合，用高档瓷土代替原来的劣质瓷土，品种也由吃饭的碗扩展到餐饮各个领域。他的手绘青花系列产品深得广大消费者喜爱。

    罗文波不是传奇，却又不知不觉走进了“罗炳升造”的传奇。2009年，他创作设计的“老茶花”作品代表景德镇参加北京国庆60周年辉煌成果展，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荣获国家专利证书。2013年，他创作的“十二生肖花瓶”在义乌文化博览会上获得银奖。他的作品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将古朴高雅清新的装饰技法运用到陶瓷作品上，以朴素凝练的绘画语言讲述着一个时代的向往。现在的罗文波已经是中国国家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江西省陶瓷协会理事、江西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会理事、景德镇市民窑青花艺术研究院院长。

    “庆顺福”瓷号的神话

    都昌县汪墩乡段海里是新妙湖边上一个百来户的小村庄，清一色姓段。

    新妙湖原属鄱阳湖北部的一个湖汊。20世纪50年代，都昌人在沿湖的邵家山和马鞍山之间建起了一座新妙大坝，将湖汊与鄱阳湖隔开，湖汊变成了内湖，都昌人称为新妙湖。新妙大坝没建成之前，湖边非旱即涝，或者是先旱后涝，先涝后旱。春天刚来，湖边人便已断粮，开始了一段“熬春荒”的日子，先是到山里亲戚、朋友路上去借粮，待秋后再还。所有路子上的粮都借尽了或者根本就无路可借，便只能到鄱阳湖里挖草根吃。鄱阳湖道是无情却有情，她把灾难强加给湖边人，又把一湖蓼子草留给湖边人，把满湖花香留给湖边人。蓼子草俗名半年粮，根是白色，挖出来洗干净，再晒干磨成粉可以当粮。走投无路的湖边人把这种草根当半年粮。湖边人采摘半年粮还唱：

    天地茫茫，

    遍地花香。

    草根是娘，

    采来当粮。

    娘不是娘，

    心实凄惶。

    情不是情，

    苦断肝肠。

    熬到小麦熟了，雨季随之而来，快要成熟的稻子转眼淹没在洪水里。遇到这样的年景，熬了春荒还要熬夏荒。洪水退得快，还可以种一季晚稻，洪水退得慢，还得熬秋荒，靠一季秋作物过寒冬腊月。做湖边的人，就一个字：饿。

    段海里人实在饿得难受，便背井离乡到景德镇烧窑做坯。

    段祥墀在段海里熬了50年。从小就肩挑背磨，个子长不高，背又驼了，乡下人都叫他段驼子。段祥墀虽然身单力薄，性格却很犟。别人外出谋生，他便不出去，总想在这块土地上挖出一个金元宝。熬到了50岁，段驼子做了爷爷，按说已知天命，人到五十万事休。可是，段祥墀突然拖家带口去了景德镇。段祥墀的儿子段兴钢也熬到了三十出头，背虽然没驼，人却是骨瘦如柴。

    段祥墀离开段海里，有人笑他：熬不住了吧！

    段祥墀：谁熬不住？

    人又笑：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难道还想发财不成？

    段祥墀：俺还就想做发财梦！

    段祥墀离开段海里心情的确很复杂。要说想发财，那才是做梦。要说迫于生活，五十岁前没出去讨生活，老都老了，还能讨到什么样的生活？段祥墀走出村口就后悔了，但看看身后，已经没有回头路。

    段祥墀和儿子段兴钢来到景德镇，先是在戴家弄一家坯房当学徒，学画青花。拿了一辈子锄头的手，突然拿笔，也像拿锄头，一笔下去，不是线条，而是一个坑。段祥墀父子硬是在一年之内，忘记了锄头，学会了青花彩绘技术。老板开始收留段祥墀父子，是看中了他们的力气，想留他们干力气活，没想到段祥墀父子便要用粗手干细活。干细活就干细活，一年后，老板见段祥墀父子为人老实，又能吃苦，青花彩绘也画得不错，还担心他们被人挖走，主动提出让段祥墀父子技术入股。再后来，老板又将坯房盘给了段祥墀父子，荒唐的老板遇到了荒唐的段祥墀父子，竟然成就了一个荒唐的神话。

    没几年，段祥墀父子开始做瓷器，卖瓷器，并开起了一个庆顺福瓷号。段祥墀没读过几年书，取瓷号的名字通俗易懂，就是希望做生意一帆风顺，福瑞呈祥。庆顺福瓷号主要生产青花芙蓉碗、盘、碟、酒具、针匙等日用瓷。段祥墀一身弱点，年纪大，没多少文化，半途出家，出门两眼一抹黑。但段祥墀有一个优点，便是诚信。

    段祥墀的诚信都是傻乎乎的诚信。有一次，段祥墀接到一个生产一万只渣胎碗的订单，渣胎碗烧制出来后，段祥墀发现成品有的落渣，有的变形。客商来提货，段祥墀说明情况，并当着客商的面，将一万只渣胎碗砸了，砸得客商都心痛。

    客商：别砸了。

    段祥墀：为何不砸？

    客商：就那么点小破败，砸了可惜。不砸还可以便宜卖。

    段祥墀：不砸才可惜。

    客商：不砸为何可惜？

    段祥墀：不砸碗就要砸招牌。

    段祥墀不但把碗砸了，还按合同赔偿了违约金。这一砸，把庆顺福的招牌砸响了，也把各地的客商都砸来了。

    渣胎碗画面很特别，有点像象形文字，有点像脸谱，又有点像花卉。其貌不扬的渣胎碗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相传在明代，安徽省繁昌县柯家寨也烧造瓷器。有一次，地方官将柯家寨偶然烧出的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献给皇帝，皇帝大喜，下令柯家寨再烧造一批这样的瓷器送到宫里。这一下柯家寨人大难临头了，烧一件都难，如何能烧出一批？瓷工纷纷举家出逃，其中有些人便来到了景德镇。柯家寨人在景德镇人生地不熟，生活难以为继，就用坯房中扫出的下脚料，也就是景德镇人称之为“屎板泥”，做粗瓷碗，再画上青花，烧好卖钱。这些柯家寨人念念不忘柯家寨，在粗瓷碗上画的青花也不是青花，而是用草书写的“柯”字。写“柯”字，又不能让人看出是“柯”字，只能越写越草，“柯”字便成了一种粗细线条勾画的抽象花纹。景德镇人将这种渣胎碗称为“徽柯器”。徽柯器因为物美价廉，很快被老百姓所接受。景德镇做渣胎碗的越来越多，画渣胎碗的也越来越多，图案也不再是“柯”字草书，而是逐渐演变成如今的刀型或花卉图案。后来有人还将景德镇的市花——茶花图案搬上渣胎碗，在茶花图案旁仍用“刀”字图案装饰。图案大都采用抽象、写意的画法，有波浪的刀字代表开了锋的镰刀，寓意五谷丰登，没有波浪的刀字代表未开锋的镰刀，寓意来年猪满栏谷满仓。这些图案就像画匠心中流淌出来的音符，雅俗共赏。曾被视为下脚货的渣胎碗，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雅之堂，在景德镇畅销了几百年。

    傻乎乎的段祥墀砸渣胎碗无意间做了一次非常不错的广告。庆顺福瓷号的订单从此像雪片一样飞来，生意越做越红火。段祥墀又在戴家弄、朱弄里买下了十多家坯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庆顺福瓷器也远销上海、天津、安徽、湖北等地。段祥墀老树发新芽，成了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瓷业老板。

    段祥墀父子是从泥田里洗脚上岸的老板，做人做事都讲究一个实在。做生意有千条理万条理，段祥墀就认一个理，好瓷器才能卖好价钱。那时瓷号里没有文字的质量标准，全凭他的感觉，他的良心。

    有的工人问他：做什么样的瓷器，才算好瓷器？

    段祥墀便在成型车间亲自拉个坯，放在显眼位置：照着这个样子做，就是好瓷器。

    这时画坯间的工人又问：画什么样的瓷器，才算好瓷器？

    段祥墀又亲自画一个样品放在那里：照葫芦画瓢总会吧！

    段祥墀身上不仅有中国农民的老实，还有中国农民的精明。有一年，景德镇发大水，瓷器大量积压，价格下行，段祥墀把所有的积蓄全部购买了瓷器。等水势稍缓，他便让儿子段兴钢去跑外销。段兴钢得知安庆瓷器价格上涨，连夜赶回家，父子俩一合计，把家中所有瓷器装了满满几大船，从昌江河入鄱阳湖进长江水运到安庆，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景德镇瓷业开始复苏。庆顺福瓷号又迎来了雪片一样飞来的订单，段祥墀犯愁了。庆顺福瓷号最大的缺憾是自己没有瓷窑，是只做不烧的搭坯户。做出来的瓷坯都要拿到别人的窑里去烧。庆顺福自己的生产能力再大，做出来的产品再多，如果别人的窑不肯烧或者安排不过来，即便安排过来了，几时能烧出来，还要看窑户老板的脸色。烧制环节任何一处出了差错，搭坯户都只能望单兴叹，不但无法按时交货，还要赔偿客商的损失。搭坯户向窑户搭坯，先要付窑位订金。瓷器行情好，窑户一般要先烧自己的成坯，抢占市场。瓷器行情不好，窑户又会停止自己的成坯下窑，而是将搭坯户的成坯装窑烧炼。迫使搭坯户为了付昂贵的烧炼费用，而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瓷器。一来二去，资金薄弱的搭坯户往往会亏得血本无归。所幸段祥墀这些年下来赚了不少钱，资金雄厚。加上窑户基本上是都昌老乡，人缘也好，才不至于破产。

    段祥墀做梦都想拥有一座自己的窑。

    坐落在刘家上弄的傅家窑，原本十分兴盛，抗战期间，傅家窑被飞机炸塌了，便无力再重建，抗战胜利后，傅家窑已成了一块荒地。段祥墀站在傅家窑的荒地上，思虑良久，最后一跺脚，决定将这块空地买了下来，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新窑。段祥墀建这座新窑，仅窑砖就用了三千多车。新窑建成后，容量可装坯400担，段祥墀给新窑取名为“炼珍窑”，即烧炼高质量瓷器的意思，炼珍窑一个月要烧四到五次。庆顺福瓷号有了自己的瓷窑之后，如虎添翼，生意做得更大。段祥墀这时才真正算得上是景德镇烧做两行的大户。

    1952年，庆顺福瓷号与其他几个瓷号联营组建成了永新瓷厂。公私合营后，又并入红旗瓷厂。段兴钢担任私方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他先后当选为省、市人民代表。

    一个由年过半百的农民创造的庆顺福瓷号神话，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终于淡出了景德镇人的视线。当我从段海里人的口述中记录下这个神话时，心里半是惊疑，半是惊喜。最后我选择了相信。

    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还少吗！

    把桩的“天师傅”

    宋徽宗艺术修为极高。传说，有烧瓷器的工匠问宋徽宗，瓷器应烧成何种颜色？宋徽宗沉默良久，忽然想起昨夜一梦，脱口而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工匠想了一辈子，也没烧出这种颜色。宋徽宗的这句话便成了烧窑师傅追求的最高境界。宋徽宗是历史上唯一能称得上艺术家的皇帝。元代脱脱编撰《宋史》，写完《徽宗纪》，情不自禁掷笔长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诗书画印，艺极于神，唯独做皇帝最是可怜，落得国破家亡，客死异乡。

    在瞬息万变的瓷器烧炼过程中，一窑瓷器烧得好坏，完全取决于把桩师傅。把桩在制瓷业中也属独门绝活，一向不外传。明清两代，景德镇能专此技者，唯原籍都昌冯、余、江、曹四姓师傅居多。四姓之中，素以余姓为优。余姓之中，又以原籍都昌南峰乡彦湾村、升阳村人为最。

    20世纪40年代，南峰彦湾村便出了一位把桩的“天师傅”——余恂兰。

    余恂兰，字香国，别号天德。父亲是一个乡下教书先生，母亲也有些文化，无奈双亲都早逝，祖父、祖母迫于生计，只得将读了一年私塾的小恂兰送去学裁缝。12岁那年，祖父、祖母又相继去世，无依无靠的余恂兰只好辗转生活在外婆、姑母、叔叔家中。到了17岁，余恂兰随叔父来到景德镇，在隆忠窑做了一夫半。一夫半是柴窑的一个工种，设有两人，主要是满窑兼打杂。满窑把窑装满瓷坯。装瓷坯又不是简单地把瓷坯塞满柴窑，而是先把瓷坯放在圆形的匣钵里，再把匣钵装进柴窑。匣钵要一个一个往上垒，匣钵加上坯的重量本来就不轻，垒得越高，花的力气越大，匣钵还要垒平，下面歪一分，上面便要歪一寸。所以，满窑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体力活。初入满窑行的必须是青壮年，臂力过人，体力充沛。好在余恂兰的家乡都崇尚武术，余恂兰从小便在场子里学过站马步桩，练过几路拳脚，力气也算饱满。在景德镇又拜了一个武师为师，身体越练越结实。

    柴窑工种有八个“脚位”，也就是八个等级。上三脚是架表、驮坯、把桩，下三脚是一夫半、二夫半、三夫半，中间有小伙手和收兜脚。把桩师傅是柴窑的技术核心，就像一支部队的将军。这些工种就像金字塔，干得好，可以一级一级爬到顶峰。干不好，一辈子在底层卖苦力。余恂兰年少时历尽艰辛，尝尽了人情冷暖，练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再加上他有强健的体魄，不怕苦，不怕累，虚心好学，在窑行里职位逐级晋升。25岁时，他在六合窑便做到了“架表”，晋级到上三脚。在架表的职位上，他干了十多年，有力举百斤的臂力，泥坯和匣钵在他手里轻如飞燕。之后，他又晋级到“驮坯”。1944年，37岁的余恂兰晋升到“把桩师傅”，坐上了烧窑业的第一把交椅。

    2014年，《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景德镇最后一位把桩师傅胡家旺。胡家旺是鹰潭人。1976年，31岁的胡家旺才开始到建国瓷厂窑炉当一夫半，那时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胡家旺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由一个行政干部去烧柴窑，有点“发配”的意思。因为把桩师傅青黄不接，建国瓷厂有意把胡家旺“培养”成把桩师傅，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未来景德镇复兴传统柴窑中的地位。在采访过程中，胡家旺说过这样一句话：“古代只有来自都昌县的人才能烧窑，且要为冯、余、江、曹四大姓的人。否则，连窑厂都不能进。”

    柴窑将景德镇制瓷业推上了世界巅峰，这里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发展最全面的柴窑，也有最精湛的传统烧制技艺，但烧制技艺一直是家族垄断。时至今日，景德镇引以为豪的古老烧制技艺正濒临失传。并非四大家族的胡家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成为景德镇资历最老的把桩师傅，或者说最后一位把桩师傅。胡家旺说，那些本该代代传承的人，多数中途放弃了，否则这事轮不到我去做。三四十年前，工匠便告诫子孙，千万不要去烧窑。胡家旺还说，把桩是教不出来的，就像不可能教出一个将军，100个烧窑的人，能出1个把桩就不错了。历史上能干到“把桩”的人，都是从一夫半干起，最终登顶成为把桩师傅。把桩师傅可以让老板发财，也能让窑厂倒闭。柴窑的温度不平衡，温差大，这就要求把桩师傅要掌握好烧窑的快慢和窑内的温度变化。颜色釉就是利用不同的窑位和温度变化烧制出来的，烧柴窑全凭把桩师傅的经验。把桩师傅要文武双全，首先要有体力，能把几十斤重的匣钵轻轻松松举起来，还能轻轻码好，这叫武功。其次还要有眼力和判断力。能大概辨别温度，合理安排窑位，把桩师傅除了能从观火口拿着草帽观火色外，还要有“吐唾沫辨温度”的绝技，也就是根据吐进去的唾沫燃烧程度，判断窑内温度。柴窑烧出来的陶瓷丰厚，釉质有玉质感，胎骨通透。这种效果是通过慢慢“煮”出来的，与快火烧出来的不一样，就像大火和小火煮的东西不一样。

    当初，领导派胡家旺去烧柴窑，窑炉已进入煤窑、气窑、电窑的多元化时代。领导不是要他去抢救濒临灭绝的柴窑，而是让他去维持这个“黄昏事业”，或者说是让他去为柴窑“养老送终”。胡家旺没有辜负领导的“培养”，成了实实在在的把桩师傅，也成了柴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后一位传承人。

    余恂兰的“把桩师傅”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苦干出来的。柴窑行业里有一句俗语：“一满二烧三歇火。”即码匣满窑、投柴烧炼和适时熄火，指的便是柴窑技艺中把桩师傅需要把握的三个关键步骤，或者说三个核心技术。满窑时，要指导安置窑位，不同的瓷器要安放在不同的位置，否则就会功亏一篑。烧炼时，要随时掌握窑内温度。瓷器烧熟后，又要适时熄火。把桩师傅看似轻松，其实一窑瓷器好坏系于一身，肩上如负千斤。把桩师傅的精深技艺，绝非一朝一夕，而要日积月累。有人说，十年能培养一个博士，一辈子未必能培养一个把桩师傅。余恂兰花了二十年，便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算是天赋异禀。余恂兰武功过硬，满窑满得好，重窑和打表也干脆利落。余恂兰悟出了窑也像人，一人有一性，一窑也有一性，窑所处的地理位置、窑篷形状、窑囱走向和粗细、新窑和老窑都决定窑的性格。摸透了窑的这些性格，窑便乖乖听你的话。余恂兰把柴窑看成是战场，泥坯是他的士兵，满窑是排兵布阵，窑火是制胜法宝。他在排兵布阵时，常用别人想用而不敢用的奇招，如“反火双升”“墙三五七兜脚”等特殊的满窑方法，使得窑火在窑篷里按他的意图游走，意到火到，别人一窑烧二十四小时，他便只要烧十八小时，不但节省燃料，而且窑窑都是“凑脚青”（合格瓷），窑户争相聘请他做把桩师傅。1948年，他同时担任筷子弄窑、江家窑、风车弄窑、道凤窑以及新、老但家窑六座窑的把桩师傅，人称“天师傅”，余恂兰因此还先后当选为烧窑职业工会理事、监事和理事长。

    余恂兰把桩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传说，有一年景德镇发大水，余恂兰被阻隔在昌河对岸过不来，这时，他把桩的一座窑正烧到关键时刻。他的小副手在河边喊，是不是该熄火了？风高水急，余恂兰听不清小副手说什么，小副手急了，又是号叫，又是打手势。余恂兰这回似乎猜到了小副手想问的事，也伸出三根指头，做了一个手势，小副手心领神会，这是让他烧三个时辰再熄火。小副手又烧了三个时辰，开窑一看，果然是一窑“凑脚青”。小副手问余恂兰，天师傅人在河对岸，如何知道还要烧三个时辰？余恂兰笑而不答，小副手摆了一桌酒，想换个方式请教余恂兰。余恂兰酒吃了，还是笑而不答。临走时才丢下一句话，师傅听不见你喊，还不会用眼睛看呀？小副手想，天师傅能看到啥？小副手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恍然大悟。天师傅简直是神人，他能通过烟囱冒出来的烟判断火候！

    一个人做事能做到通达的境界，首先是做人做到了通达的境界。余恂兰由一个窑工蜕变为柴窑的“天师傅”，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灵魂赋予了柴窑，柴窑有了他的灵魂，才与他心灵相通，情意相依。

    新中国成立后，余恂兰不仅积极参加行业组织，而且热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国家首次发行建设公债，他一次便认购了300万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拿出一座窑一年的把桩收入捐献给国家，用以购买飞机大炮。他的爱国情操源于他做事通达的境界，也源于他做人朴实的情感。

    进入20世纪60年代，陶瓷生产日益壮大，窑柴消耗日益增多，窑柴供应难以为继，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决定以煤代柴，余恂兰积极响应。这时的余恂兰已经是新华瓷厂十级技术工，享受工程师待遇。他一马当先，担任技术总指挥，在筷子弄柴窑旧址建起了三个窑包，并将三个窑包连在一起，一次便试烧成功，一举开创了景德镇烧瓷以煤代柴的先河。

    由于余恂兰在景德镇陶瓷烧炼行业威望日隆，他众望所归荣任景德镇陶瓷烧炼技术协作组第一任组长。在此期间，无论哪个瓷厂窑炉出了技术故障，他都能手到病除，被业内人士誉为“主治医师”。他还经常被请到鄱阳、乐平、都昌等地去做技术指导，经他“诊断”开出的“处方”常常出人意料，但又能迅速治好烧炼上的“顽症”。

    余恂兰的侄子余昌代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也成了一位有名的把桩师傅。1952年，余昌代受裕民瓷厂聘用，担任四座柴窑的把桩师傅。1958年，艺术瓷厂组建，全厂有七座柴窑都是由余昌代把桩。196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全省群英会上授予余昌代为热工工程师。可惜的是余昌代因劳累过度，48岁便耗尽了心血，英年早逝。

    有人说，太笨的人做不了把桩师傅，太聪明的人也做不了把桩师傅，这话不无道理。太笨的人缺乏悟性，自然成不了把桩师傅。太聪明的人吃不了这苦中苦，还没学会便放弃了。

    有人还将柴窑和现代气窑、电窑烧制的瓷器进行过比较，认为柴窑是用有生命的松木烧瓷，松木富含松脂，松脂对陶瓷有滋润作用，烧出来的瓷器釉面含蓄、滋润，瓷器的表面有油质感，有润泽。气窑和电窑缺乏灵性，烧出来的光泽生硬，手感也不同，有尖锐的颗粒感。这种比较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柴窑还融入了窑工和把桩师傅的心血和灵性，瓷器也便有了人的体温和情感，少了现代科技的冷漠和寂寥。

    余恂兰走了，余昌代走了，柴窑也走进了古窑民俗博览馆，但是柴窑的精气神没有走，她在不停召唤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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