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战胜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形成的。其间伴随着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的失败到抢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军事胜利，伴随着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等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伴随着爬雪山、过草地等战胜险恶自然环境的伟大壮举。它的形成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其自身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过程，不能局限于会议召开的三天时间，也不能局限于从长征开始到结束的一两年，从其前因后果来分析，可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即最终实现了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中国革命精神的构成来看，它应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是延安精神的起点，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节点。追溯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利于把握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实现伟大转折，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形成阶段。
1.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排挤和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对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由于同广东地方实力派军阀谈判达成协议，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虽然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大部分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1934年12月4日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12月5日，中央红军各部开始继续西进，11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攻占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意图与转移的路线，又在红军北去湘西路途上的靖县、城防、绥宁、会园一带调集了14个师共16万多人的兵力，布成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2个军约6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中央红军北上到湘西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命令各军团首长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让苦战两个多月、战斗力异常弱的红军，去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硬拼，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在这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力主放弃原定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博古（作为党中央临时负责人，虽缺乏第一手材料说明其参加了会议，但即便不参加会议，会议内容他也是知道的）、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后退出）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及时提出改变红军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建议，与会大多数同志支持这一建议。此时，周恩来不顾李德、博古的反对，坚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未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当看到发布命令后，他和博古要周恩来讲详细情况。周恩来说，贵州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中央红军可在那里进行休整。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后来的电报仍是按博古、李德的意见发的。由于意见难以调和，在紧迫形势下，双方只好达成妥协，暂时转兵贵州。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原意，会后继续命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次会议只在战术上作了一些调整，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达成一致意见，但为黎平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起了促进作用：“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非战略‘转兵’。”[3]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在12月12日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对13日各军团的具体军事行动作了部署。但13日，野战军司令部又致电各军团，要求我军应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致电红二、红六军团，亦说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并电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在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和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4]直到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12月16日，中革军委还在命令红一、红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为了明确中央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在多数同志支持下，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纠正了去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确定了中央红军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5]为了“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为了“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决议》要求：“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还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6]黎平会议决议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军事指挥错误的初步否定。从此，李德的瞎指挥开始不灵了。因此，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关于这一段历史，周恩来后来曾有过如下评述：“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便能机动。”[7]黎平会议记录于今无存，周恩来的这段讲话，权威地反映了黎平会议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反映了担任黎平会议主席的周恩来在黎平会议上为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第一步时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从进入贵州至黎平会议期间，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进行整编。把湘江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撤销红八军团建制。把军委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合并成一个纵队，统称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开端。黎平会议只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没有来得及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一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更重要的问题，但明确了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把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甩到了湘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后，红军深入贵州腹地。面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严重局势，“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彷徨不前，再次提出掉头返回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要红军在乌江南岸打几个胜仗，尔后“再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周恩来于1972年在一次党中央召集的会议上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8]
为贯彻落实黎平会议决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企图再次返回湘西的错误提议，确保实现中央红军实施北渡乌江到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富春、李德、伍修权（任翻译——编者注）等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变，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的“一是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转战；二是去湘西，“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将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最后阶段”，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中心任务是：“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要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决定》还指出：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要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要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整顿、补充，要充实战斗连队，加强连队工作。要缩编部队，并决定军委纵队继续缩小。《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明确决定今后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必须置于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下，排除了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和瞎指挥。《决定》“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9]。这次会议从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在实现伟大转折的前夜召开的会议。一是重申了黎平会议中的正确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二是改变了“左”倾错误领导人包办军事的状况，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博古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三是决定抢渡乌江进占遵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军事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猴场会议前后，从1934年12月30日起，到1935年1月止，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组织指挥了强渡乌江的战斗，于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0]。博古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中央苏区物质供应和后方保障不好、白区革命运动没有显著进步、各苏区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博古的报告，没有从主观上承认自己军事思想和指挥上的错误，因此遭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反对。
接下来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教训，对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直接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评。周恩来的发言很客观，态度十分中肯，特别是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赏。
随后，张闻天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这个“反报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进入遵义前后早准备好的《毛张王提纲》。“反报告”指出中央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主观的，即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深入地批判了错误的军事领导脱离中国实际及红军实际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指导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思想。
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他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要采取的军事方针。
讨论上述几个报告时，会场气氛激烈而又坦诚。与会多数同志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
朱德在发言中，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做法，追究他们依靠外国人李德而丢掉了苏区的责任。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站出来为他们作了辩解，不同意毛泽东等人对李德、博古的批评，他甚至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11]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极其微弱。
博古不完全地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主持了会议。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参会同志对他的批评。
接下来，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
遵义会议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根据变化的敌情，改变了黎平会议决议中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再去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后在四川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领导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分析了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决议》在中共中央和红军转战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12]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形成。
2.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形成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习惯上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维护了全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会议作出的关于“中央苏区”问题的“三条决定”，使中央苏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从而扭转了长征后中央苏区工作出现的混乱局面，为长征胜利赢得了组织上的保证。鸡鸣三省会议还改变了遵义会议中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师遵义地区，以川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
1935年2月5～9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扎西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参加。扎西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定。第一，加强中央对全党的领导。张闻天先后向中央分局、红二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电，对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作了新的有力部署。第二，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等人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月7日后，鉴于川、滇追敌有逐渐形成夹击红军之势，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进，进入敌军兵力空虚的黔北，在川州滇黔边境先作发展。第三，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第四，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通称《遵义会议决议》），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带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这只是临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但毕竟是长征途中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下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担任了具体的军职。
1935年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遵义苟坝（今枫香镇苟坝村）。10日凌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提出进攻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建议。张闻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人员开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人员都赞成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并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13]想不到得到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当周恩来回到住处写好作战命令时，毛泽东来找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还请从长计议。当晚，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认真分析了利弊得失，先说服了周恩来，后一起说服朱德。天亮后，周恩来提议召开会议，与会者终于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想法。
鉴于过去李德、博古专权，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后，几乎每天都要召集20余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红军行动。毛泽东觉得事无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地进行集体讨论，可能会贻误战机，建议成立由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决定。3月1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及中革命军委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于1943年说过：“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14]
苟坝会议的意义在于：第一，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第二，在长征环境中，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中央最重要领导机构），意味着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巩固。可以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即继此前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又解决了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明确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其“帮助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明显，苟坝会议上第一天被孤立便是明证。毛泽东在1959年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15]毛泽东进入新的“三人团”，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红军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也没有打好。这就使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反映，引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波。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思想。[16]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理会议是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两支红军开始了北上和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8月4～6日、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分别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北上的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错误。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挫败了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甘宁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宁根据地中心瓦窑堡。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张浩（林育英）、邓颖超、吴亮平、杨尚昆、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相关政策。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紧急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只能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同时提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因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革命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学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应用共产国际的总方针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保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1937年5月2～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
1938年9月14～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指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闻天、朱德、博古、项英、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38人，共计55人。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除了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任务外，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不断认真过细地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7]。同时提出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批评了过去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8]全会严肃地批评了过去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9]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完善，标志着遵义会议精神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伟大转折标志的系列会议，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体现了一系列精神，这些精神是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和标志的，因而称为遵义会议精神，有其特殊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和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该如何弘扬这一精神，引起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1984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在贵州考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曾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过正式的提法和阐述。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提出开始于2002年。2002年4月，在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在大会报告中将“遵义会议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落后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提出来。此后，他又于2003年12月24日在遵义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暨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座谈会”和2005年1月14日召开的“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座谈会”两次讲话中提过。2010年9月，刚到贵州不久的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视察遵义时提出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栗战书在遵义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2011年7月2日，栗战书在贵州省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和“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新时期贵州精神。2011年7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21]2011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又将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大关精神、抗旱中彰显的贵州精神与“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并列提出。
近年来，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成果也较多。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丰富，其当代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借鉴。第二，遵义会议精神集中展现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参考。第三，遵义会议精神作为“贵州精神高地”的一部分，为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丰富，特征明显。遵义会议精神的总体内涵可凝练如下：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本书拟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五个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进一步凸显、丰富遵义会议精神的总体内涵。这五个不同学科视角下的遵义会议精神的特质是：①哲学视角：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②文化学视角：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③政治学视角：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④军事学视角：灵活机动，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⑤历史学视角：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
1.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
所谓真理，就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事物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变化发展和具有多样性的，我们必须根据多样性与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来调整我们的认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具体体现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就是绝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在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候，既坚定理想信念，又敢于担当，正视自己的错误，始终具有自我纠错的勇气和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担当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也是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是在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红军因错误的军事指挥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形势十分严峻，革命处于低潮，容易使一些人产生悲观失望和张皇失措的情绪。坚定理想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党和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并能继续奋勇向前。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中央领导同志酝酿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党的事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当时红军虽然遭受重大挫折、损失惨重，但是人心没有散、队伍没有垮，红军还在继续奋斗。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就不可能成功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尽管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指挥错误，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同时也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困难，但红军对革命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会议指出：虽然“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极好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22]。
针对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相继变为游击区的情况，会议认为这“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23]。会议分析了国民党政权面临的困境，认为“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24]。而中国共产党则由于纠正了军事指挥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纠正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由此，遵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胜利必然是我们的”[25]。红军正是由于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才有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敢于担当具体表现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即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修正错误，修正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错误，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一些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生动体现。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坚持真理，必定要与错误作斗争，以达到改正错误的目的。修正错误，当然要坚持真理，以真理为准绳，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修正从理论到实践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在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要修正上级领导、决策层的错误，谈何容易；而自己犯了错误，要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也并非一件易事。长征途中，红军长时间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之中，数十万国民党军疯狂地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物资供应极其匮乏，其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斗争之紧张激烈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必须坚定信念，保持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密切注意战场局势的变化，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选定正确的战略方向，才能逐步把战略退却导向战略反攻，夺取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遵义会议就是在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做到了这一点，以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实现了历史的转折而永载史册。
在遵义会议上敢于担当，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精神的是当时党的领导人和军队一批高级干部。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湘江之战后，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教训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交流看法，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主要批评了军事上单纯的防御路线，他认为其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驳斥了博古以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除了毛泽东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
可以这么说，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军心所向，人心所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党的期盼，他们希望党能坚持正确的理论，不断修正错误，指挥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实践检验后，证明它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一直传承到今天。它不仅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6年，周恩来指出：“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这就解决问题了。”[26]“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27]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坚持错误，背离真理，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并不是因为党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而是因为我们党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说，遵义会议精神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大力发扬。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严格按照客观现实思考或办事，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和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前、遵义会议中和遵义会议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遵义会议前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提出转兵贵州、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建议，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在遵义会议上，与会多数同志摆事实、讲道理，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毛泽东的发言及对“左”倾战略战术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实实在在的分析，令人口服心服。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领导人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是实事求是的，对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原因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对“左”的错误领导人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遵义会议后的鸡鸣三省会议上，毛泽东坚持从党内实际出发，力主让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坚持个人意见，力排众议，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遵义会议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实事求是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而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我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
2.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
独立自主是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处理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远东部领导。这种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当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各方面都不成熟，也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决定及领导人改变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批准下进行的，甚至连1934年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概括地说，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的。客观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帮助，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离中国路途遥远，有的指示不能及时传到中国，有的又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中国共产党依靠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系。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六次大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客观条件使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用创新精神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最终挽救了党、红军和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28]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军事形势而独立做出的。经过红军长征及后来的革命斗争，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进一步得到发展，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不断加强和提升，因此党也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
遵义会议发扬了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创新精神，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将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向前推动了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取得广泛共识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3.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
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遵义会议正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既严肃批评了“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又允许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如周恩来的自我批评）。这与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下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搞宗派主义，排斥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使得党内很多同志“有意见不敢说”，越发使得“左”倾错误进一步滋长，不仅不利于党内的团结，还有损于革命的胜利。刘伯承在1962年7月曾回忆说：“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29]而在遵义会议上这种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清了自己的错误，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全党思想。
遵义会议对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也是采取的批评——团结的政策。博古等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根本纲领是一致的。李德在到中央苏区之前，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军事顾问组成员，也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作为一个外国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博古、李德等尽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对革命是忠诚的，仍然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他们犯的错误尤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还是同志式的，采取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 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30]尽管如此，后来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职务。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虽然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但重要军事活动仍征求他意见，他有时也参加一些军事会议。至于凯丰（何克全），也没有因他对“毛张王”有不同意见而解除职务。
遵义会议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紧迫、最关键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一般地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实现战略大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而当时的情况是，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干部，对于纠正“左”的军事错误的认识比较一致。对于政治路线问题，认识上还没有取得一致，如果对政治路线进行讨论，不仅难以统一认识，反而会产生新的分歧，不利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解决。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路线，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31]正如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的：“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32]可见，遵义会议只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不对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反而一般地肯定了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体现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顾全大局的精神。
顾全大局还体现在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秉持革命理想信念，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奋力纠正错误。毛泽东虽然屡受排挤打击，不能参与中央政治局决策，但他仍十分关注不断变化的形势。他在行军途中目睹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因而挺身而出，努力挽救局面。他经常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湘江之战后，开始对他们分析和说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对当时的局势感到忧虑，经过和毛泽东多次交谈，他俩认识到造成严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张、王态度转变后，毛泽东又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同时他积极向中央提出摆脱困境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努力为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失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33]。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是王稼祥。他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于是，他同张闻天从中国革命大局出发，积极为解救危机而努力。1934年12月下旬，二人在黄平橘林谈话，“张闻天提议：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十分赞成，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34]。周恩来顾全大局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挫折，使他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后，周恩来对继续去湘西的方案产生疑问，觉得应该重新研究，因而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通道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开始讨论改变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问题，决定向西进入贵州，再作计议，实现了战术转移。正是由于思想认识的变化，此后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以决议的形式进一步强化了红军的前进方向。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和周恩来的重要转变，才有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邓小平曾就此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35]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人，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顾及职务、权力、名誉和地位，表现了崇高的政治品德。应该说，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博古，也是顾全大局的。他“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36]。因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37]，但他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态度是正确的，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遵守会上通过的决议。会后，凯丰曾建议他不要交权，但博古没有采纳，而是以大局为重，交出了最高领导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后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38]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团结精神，还表现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一致上。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之间是否能够团结，对于红军能否走出困境，开创革命新局面，是至关重要的。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大家的批评，再继续领导下去是困难的，没有人服了。这时，张闻天提出变更主要领导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当时，从党内、军内的威望以及领导能力和经验来讲，毛泽东是最合适的。因此，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出来领导。而毛泽东却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即张闻天）做一个时期。”[39]对此，周恩来后来曾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40]事实证明，让张闻天作一个时期的过渡办法是正确的，避免了许多矛盾，增强了党中央新领导集体的团结。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的南下、北上之争，党中央坚持北上决策，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和博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41]可见，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刻，党中央尤其重视全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认为团结一致才能渡过难关，才能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关键是很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民主团结方面讲，这种团结既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达到思想统一上的团结，是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团结。遵义会议在这方面也开了一个好头，不管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还是曾犯过错误的同志，最终都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遵义会议可以说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开端和光辉典范。
4.灵活机动，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
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不顾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围剿”的严峻情况，在全局上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是提出“红军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主张；完全依靠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军事，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国民党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们放弃过去红军和根据地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进行外线作战，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到11月中旬，红军经过连续近两个月的作战，不仅没有能在根据地外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处处被动，遭到很大损失。红军在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又开始调整战略方针，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以“短促突击”的战术来支撑这一战略，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朱德尽管提出了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避免进行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战、阵地战，尽量采取“运动防御”，减少部队的损失，但无法参与重大军事决策的制定。李德甚至以统一前方、后方指挥为名，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剥夺了朱德、周恩来等前方指挥员的实际权力，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各部队。在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艰苦抗击国民党军一年之久，辗转于国民党军的堡垒之间，始终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根据地也日渐缩小。另外，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教训，朱德曾经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拚。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42]
当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三人团”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也不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思想政治动员。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笨重的物资，造成部队行动迟缓。红军血战湘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当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博古和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沿湘桂边境北上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濒临绝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会议，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实现了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向稳妥、主动、积极的军事进攻战略的转变。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战斗，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势，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企图，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并挫败张国焘企图以枪杆子指挥党的图谋，胜利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5.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
遵义会议体现了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红军又遭受重大损失，濒临绝境。湘江战役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敢闯新路，力挽狂澜，在中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通道会议上，具体分析了敌我形势，批驳了“左”倾错误领导人博古、李德原定要中央红军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兵分两路向贵州方向进军，使蒋介石妄图在湘西“围歼”红军的阴谋破产，因而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中央的军事指挥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去湘西的错误主张，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43]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在红军占领瓮安猴场后，中央对红军进军方向再次发生争论，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猴场会议，与会的多数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猴场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对建立川黔边新苏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44]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关于进军方向问题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一次比一次明确地肯定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再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历史证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在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起到了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重要作用。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作了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和特殊规律（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说，遵义会议上他的发言就是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要内容），深刻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将批判的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上，针对博古在主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他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毛泽东在关系到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通过有理有据的发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及其表现，指出了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使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会议确立了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体现出一种敢为人先、敢于尝试的历史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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