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儒、释、道三家迭进迭退，屡起争斗而终并驾齐驱，甚而相互兼容，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合力的核心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保持活力、走向复兴的不竭源泉。而作为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事关近现代中国革命之成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的遵义会议，其中承载着丰厚的精神资源，无疑值得深度挖掘。
1.遵义会议的求是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求是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义之一。“求是”一词，据学者考证，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45]这种综核名实、求真求是的精神，在先秦的诸多典籍中就已有表述。如《论语》中就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有不掺杂一己的私意，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才能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教诲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认为明辨是非，不强不知以为知，才是真正的求知态度。
在《汉书》中正式概括出“实事求是”这一核心精神后，后世学者不断深化、丰富。到清代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繁荣，“求是”精神更是成为同时代学者的普遍认识。
不仅汉文化的核心地区或主要辐射区域如此，即使是在地域相对偏僻、汉文化渗透相对薄弱的遵义地区，“求是”精神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被誉为“西南巨儒”的晚清遵义学者郑珍，在《汉三贤祠记》中，列举两汉时期黔北的著名学者舍人、盛览、尹珍的事迹之后，总结三人的思想精义时，即以“事必求是，言必求诚”八个字予以概括。这不仅仅代表着汉贤的追求，也彰显出郑珍及其同时代人的共同思想取向。
可见，求是精神一直都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儒、释、道三教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到清代，考据学大行其道，求是精神更加高涨；同时，求是精神又往往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是从实践中求理论之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千年文明演化中，中国历史的求是思潮和现象，每每都是要解决时代的问题，求是是否成功、程度如何，往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相反，求是的相反方向，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就是盲从。转到近代，中国共产党人又将求是的精神继承过来。毛泽东是我党求是精神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重实践、不盲从，青年时受到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学校生发出来的湘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46]
虽然直到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才明晰总结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47]从而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路线。但是，对真理的追寻，对“求是”精神的践行运用，毛泽东早已有之。
遵义会议精神与“求是”精神的关系，会议亲历者伍修权回忆说：“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48]可见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正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2.遵义会议的进取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其间虽经历无数劫难，天灾人祸，艰难困苦，依然生机勃勃，与时俱进，不能不说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息息相关。《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详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为后世学子指明了方向。
在宏伟目标的指引下，儒家要求有志之人必须具备刚健、进取的精神。孔子的一生就是鲜明的例子，他一生志向高远，念念不忘国家百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恢复周制，再造和谐、合理的国家社会秩序，他一生栖栖惶惶，不遑启处，艰辛备尝，可见孔子对进取精神的高度重视。
不仅儒家，佛家典籍中同样有许多对进取精神的诠释，只是佛家更多使用“精进”或“勇猛精进”一词。虽叫法不同，其精神内质确是相通的。
考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频仍的打击和挫折，敌我力量之悬殊，路途探索之艰难，党竟能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越挫越勇，越战越强，不啻一部淋漓尽致地诠释进取精神的史诗。尤其是在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长征，直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尤为可歌可泣。
以湘江战役为例，此时的红军正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所指导，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血染湘江，损失惨重，86000名红军官兵，牺牲和失踪约31000人，被俘约6000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和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但即使是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数十万的追兵，红军不仅没有消失斗志，一蹶不振，反而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奋力冲出重围，同时不断反思，积极调整行军路线，把“逃命”升华成了真正的长征。红军于1934年1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进军，一举攻克了黎平。次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并及时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强调：“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49]在《决议》的结尾，新的红军领导号召全军全党同志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50]。
可以说，遵义会议是进取精神的一次优秀展示。正是由于这种一以贯之，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创造性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取精神，才确保了全党全军的战斗力，确保了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3.遵义会议的改过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51]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总免不了犯错。发展需要探索，只要探索，就得承受风险。所以犯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乏改过的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提倡改过精神的内容。《周易·益卦》的象辞说：“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论语》中孔子多次训诫门人说：“过则勿惮改。”“亚圣”孟子同样重视改过，孟子以子路、禹、舜为楷模，说明迁善改过的好处。
到北宋时期，儒学复兴。针对五代人心浇伪、世风窳败的社会状况，儒家学者无不以澄清风俗、整顿纲常为己任，千方百计在学理与践履层面加以纠偏补弊，而提倡改过精神即为其中的要点之一。被称为北宋“三先生”之一的胡瑗，继承了孔孟的改过思想，把改过迁善看作教育的重要内容，提倡“遏绝其恶而扬举其善”。而被称为北宋“五先生”之首的周敦颐，深入阐发易理，认为君子要想保持刚健弘毅的气度，也必须以改过为本。同样，北宋著名的学者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站在更高的高度专门撰写了《原过》一文，对改过精神作出了淋漓尽致的论述。
如何改过？儒家也提出了诸多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宏观的道德学理到具体的做法，不断完善。
改过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美德之一。长征伊始直至遵义会议，更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改过精神。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等地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另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次日，中革军委临时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红军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一主张得到博古等主要领导人的认可。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是经过毛泽东深刻分析，许多领导者的“左”倾观点在逐渐改变，从而为黎平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与会者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从此，红军开始了战略计划转变。
遵义会议期间，面对党和军队的生死存亡，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成果的基础上，更坚定而彻底地发扬改过精神，对之前盘踞在党内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清算，为之后党和军队的发展走向指明了光明的出路。会议最终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否定了博古的军事检查报告，认为该报告基本上是错误的，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的标志，也是传统文化中改过精神的一次生动的展示。
4.遵义会议的和谐、仁让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和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内涵，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数千年来，国人耳濡目染，浸淫其中，和谐精神已经内化为华夏民族的根本素质，深刻表现于中国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及道德伦理观之中。
以儒家思想而论，和谐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论语》中记载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强调君子以“和”为其道德修养的重要目标。对“和”的内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既强调了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又为其作出更为明晰的辨别，把它和“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致中和”，才能使天地正位、万物化育。
和谐思想本是浑融无间的整体，但若分而论之，则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为天人层面。二为治国层面。三为修身层面。儒家大同理想从根本上看，也在和谐精神。
在道、佛两家，和谐精神表现得一样透彻充分。老子认为只有实现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佛教强调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倡导和谐的思想，与儒、道两家别无二致。仅以佛教史上造诣极深、影响极大、功德最巨的唐代高僧怀海禅师所指定的《丛林要则》（以下简称《要则》）为例，《要则》共二十条，其中有多处彰显出和谐精神。由此可见，儒、道、佛三家，在此可谓是“殊途而同归”，而在中华文化之中无论是儒、道两家，还是自异域他方传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兼容并蓄、同生共荣，三家共同尊崇的和谐精神，正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仁让是和谐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以仁让之心克己待人，则和谐无从谈起。儒家隆礼贵和，崇仁尚德。“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
在遵义会议精神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与仁让思想。首先是党和军队内部的和谐。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同志在反思、纠正错误的前提下，牢固坚持和谐与仁让精神。以周恩来为例，在遵义会议之前，他已经是“三人团”的成员之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之后，是党内委托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他自知在军事指挥能力上较毛泽东稍有逊色，竟毫不在意自己的名利得失，而是高风亮节，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略。当毛泽东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周恩来利用他红军作战最高负责人的影响力、雄辩而睿智的说服力，让反对者改变了态度，使红军按正确的战略与敌人作战，继续进行长征。遵义会议期间，又是周恩来，紧密团结王稼祥等同志，促使毛泽东及其思想被绝大部分同志所接受。正如毛泽东之后亲口所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52]可以说，和谐与仁让精神，在周恩来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成为遵义会议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党和群众的和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红军也严格坚守组织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反而尽最大的努力，解民之危，周民之困，因而红军所到之处，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拥护，在绝境之中涅槃崛起，队伍不断扩充，影响不断壮大。如在遵义期间，黔北人民与红军亲如一家，互敬互助。在四渡赤水等战役中，黔北群众争当向导，献计献策，当红军离开黔北时，又有近万名青年加入红军队伍。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全党全军处理内外关系时坚持和谐与仁让精神密不可分。
（二）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国学经典
儒、释、道三家，固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但诸如兵家、法家，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与地位。在这些领域内的经典著作中，常常摆脱高深的说理建构，以较儒、释、道三家更为直接、简化、随意的方式，渗透进普遍大众的生活与思维，成为引导其生活、交往的有用精神资源。
1.遵义会议精神与传统兵家典籍
兵家是中国学术流派中一个特色突出、影响深远而有颇具神秘色彩的学术流派。《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
传统兵家著作数量庞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武经七书》。从类别上看，《汉志》分为四类。中国传统兵家思想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慎战”观念。“慎战”就是要慎重地对待战争，既不耀武扬威、穷兵黩武，也不轻言战事、草率用兵，更反对动辄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只有在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别无其他解决途径的时候，才能诉诸武力。二是“重战”观念。既然军事事关家国命运，故而一旦战端开启，必须认真对待。一方面要择将授任。能否知人善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生民的休戚。三是尚须知兵用智。行军之道，须懂得奇正变化，要做到将兵一体，视士卒如婴儿、爱子，最后还要知彼知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思想和具体的战争实践，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以《孙子兵法》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的智慧。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认识战争胜败的基本要素，以“知彼知己”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战略战术。
首先，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孙子将战争上升到“道”的高度，认为道、天、地、将、法五者中，道是居于首位的。道是可以认识的，要进行摸索、探寻，孙子称之为“庙算”，在其看来“多算胜，少算不胜”。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规律”特有的说法，《孙子兵法·主客人分》中提出了战争“胜有道”的观点，其中的所谓“道”或“战道”，一是指战争的正义与否，它对战争有决定性意义；二是指战争本身的客观规律，以及指挥员依据战争客观规律而总结形成的关于战争的指导原则。对于战争的客观规律，人们是否可以认识和把握这方面，孙武和后来《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孙子兵法·形篇》认为“胜可知”，《孙膑兵法·篡卒》认为“知道胜”，两者都认为战争有规律可循，战争的胜败是可以进行预测的。对如何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思想是相通的。遵义会议之后不久，1936年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53]以此为理论根据，毛泽东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探求揭示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其中许多论断，都闪烁着传统兵法思想的光辉。
其次，是关乎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孙武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道、天、地、将、法，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在其看来，战争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指挥员素质以及外交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孙武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也不单纯是一种军事斗争，而是为众多的因素所决定，其一，政治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政治就是“道”。毛泽东分析了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战争的性质，将其归结为进步性和反动性。他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必然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因而归根结底是会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54]其二，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在其军事著作中指出，任何战争都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支持，进而提出了“自力更生”和大量缴获敌人物资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三，是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对这方面谈得很多，但是，一以贯之的是“知彼知己”的原则。毛泽东就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为根本支点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有学者进行了总结，认为具体包括“知己知彼，了解敌我；灵活机动，出奇制胜；避实击虚，集中歼敌；掌握主动，调遣敌人；善察征候，随机应变；把握时机，速战速决等”[55]。
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高度评价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思想，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都谈到孙武的“知彼知己”问题，毛泽东如是论述道：“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56]他认为《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是战争客观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因此，毛泽东不仅在理论著作中阐述传统兵家典籍的智慧，更是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对《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家典籍进行贯彻和发展，指导革命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关于“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兵者，诡道也”是孙子的名言，意思是说用兵作战必须灵活，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战争原则，虚虚实实，不断地给敌人制造假象，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打到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归结起来就是一定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绝不能按照敌人的章法去打。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57]。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攻其不备、攻其必救，毛泽东在具体的革命战争及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将《孙子兵法》中的“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思想运用得淋漓尽致。
具体到遵义会议，其中也彰显出传统兵家思想的精华。在遵义会议上，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对之前红军军事策略的反思，以及对之后行军作战的规划，并最终形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认为，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压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要想积极应对敌人的进攻，粉碎“围剿”图谋，我军应该采用“决战防御（攻势防御）”的战略路线，“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而“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58]。由于李德等提出“全面出击”的口号，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59]。
综上可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在历次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高度重视我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弘扬，不断发展。虽然在“反围剿”后期与长征初期，党及其领导人一度陷入误区，忽视了传统的重要性，一味照搬别国的经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军事思想上也出现了不小动荡。如在遵义会议前夕，被博古等人的军事路线所迷惑的凯丰，就曾公开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殊不知，这些蕴藏在传统典籍之中的军事思想，正代表着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对战争、战略战术的独到而精深的思考，不仅具备高度的理论价值，而且有着不可估量的实践指导意义。
2.遵义会议精神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他传统典籍
顾名思义，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以工人、农民为主要组成成分的队伍。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民在国家人口总数中占据着绝大部分份额。在当时社会动荡以及工人、农民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底层群众或许没有机会接触到十三经、二十四史一类更规范、更精深的传统典籍，于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著作，便成为沟通古今智慧的最有效桥梁。
1962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虽然这是凯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误解，但也透露出以上两本书对毛泽东以及广大工农红军的重要影响。《三国演义》诞生后，雅俗共赞，流布广泛，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的改编样式争奇斗艳，在民间达到妇孺皆知的境地，甚至被译为数十种文字，在海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如果说《三国演义》更多的是描写大时代波澜诡谲的图景，讲述上层社会逐鹿中原、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的故事，与平民社会尚存较大距离，那么《水浒传》则更深入底层社会，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其中透露的“官逼民反”的社会境况，与近代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多有类似，而梁山英雄为“替天行道”而揭竿起义的经历，也更能引起舍弃小家、浴血战场以投身革命的广大工农红军的心灵共鸣。
以毛泽东而论，《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其一生的阅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兴致勃勃地回忆其少年时代阅读《说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的情形。不仅如此，这种热情一直持续了一生。据黄连秋少将回忆说：“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有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还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60]这种对《三国演义》的热爱与品读，无疑对其为人处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军事战略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61]又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62]对王明等人所宣扬的不切实际、不了解敌我实力的阵地战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如四渡赤水战役中的虚实妙用，强渡金沙江的瞒天过海，乃至飞夺泸定桥的兵贵神速，在这些高度体现毛泽东军事智慧的战役中，都可以明显看出《三国演义》在其中的影响。
如在知彼知己的问题上。知彼知己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思想，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更有鲜活的例证。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以《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为例，指出了摸清敌人的实际情况，灵活改变在不同状况下应采取的不同战术的重要性。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后直接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为例。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进军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提出，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孤军深入的敌人，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然而，战斗并不顺利，红军、川军彼此都有很大伤亡。红军后来发现，原是情报有误，郭勋祺的军队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川军的战斗力也远远高于黔军，再加之川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及时赶到，形势开始逐渐对红军不利。于是，毛泽东果断决定退出阵地，并竭力说服大家，避免了不必要的战斗伤亡。数十年后，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63]这一方面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恢宏气度，同时也表明了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与《矛盾论》中所列举的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也有相通之处。
又如在应对敌强我弱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初期，实力极其薄弱，如何促使党和军队在这种弱势局面中崛起，成为萦绕在毛泽东等同志脑海中的最重要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结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就红军有关战略防御原则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六大以弱胜强的战役，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三大战役都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通过浓墨重彩进行描述的。土城战役之后，毛泽东等人考虑到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建立川黔根据地已不可能，于是，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成功地北渡长江。“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得意之作，在这次精彩的战役中，毛泽东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不断给敌人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除了军事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籍对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的内部矛盾，协调军民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红军在长征中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重视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中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就及时了解了遵义城中的知识分子状况，并亲自拜访了当时声名远播的遵义教育界知名人士、汉学家赵乃康和教育家朱穆伯，向他们请教学问，同时宣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革命理念，并请求他们在战乱之余整理被破坏的文物典籍，重写黔北文化的新篇章。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政策，打消了遵义知识分子的疑惑与顾虑，对共产党表示出极大的好感，并深入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在遵义地下党组织建立后，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种海纳百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壮大自己的队伍，从而推动革命工作的开展的思路与方法，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籍中的经验有较高的契合度。
（三）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历史典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关于权力的掌握、操作运行等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典故，有关于禅让的，有关于纳谏的，有关于孝悌的，有关于仁义的，有关于清廉的，有关于正直的；有反对墨守成规的，有反对离心离德的，有反对妒忌的，有反对自大的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典故多如繁星。本节通过正反两方面事例的对比，从历史典故的角度出发阐释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间的关系。
1.遵义会议精神与禅让的典故
禅让制是中国统治者更迭权力的一种方式，指的是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选举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禅让者不把权位当作私有财产，而是把它让给贤能的人，继承人由大家共同推选出。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古代共和精神的表现，是天下为公精神的表现。
在《尚书》《孟子》《论语》《史记》等多本名著中，记载了帝王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等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典故。近代以降，禅让从制度上不可能再发生，但是其体现的仁让精神深深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中。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权力交接会议。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总政委的周恩来作副报告，承认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进行回顾、总结，主动承担了失败的责任。博古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又是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背后有王明和共产国际等靠山，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他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光明磊落的态度。博古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64]。但是这并不表明博古是一个顽固不化、坚持己见的人。在遵义会议的两天时间里，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非常震惊，他感到自己难以胜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了。在当时异口同声、众炮齐发的情况下，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选择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组织纪律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65]
遵义会议后，博古被撤掉了职务。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希望他能顶住压力，不要交出权力，不要把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但博古深明大义，没有听取他人的挑唆，在鸡鸣三省交出权力，结束了对全党的领导。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66]正是因为博古拥有宽容的心态，他才能够深明大义，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作为当时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他没有利用权力打压反对者，而是放下架子，承认错误，拒绝听取他人的挑唆，心甘情愿地交出权力。正是因为他对权力的仁让，最终使得遵义会议的决议顺利被执行，为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当然，不仅仅是博古，作为当时最高领导的人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也都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质，都以大局为重，以公心是秉，没有进行权力斗争。虽然在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是军事三人组的最终负责者，但是两人都没有去争揽权力，而是将权力交予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从实质上取得了最高领导权，成为我党的领袖。总之，禅让精神从尧、舜产生以后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一部分，从而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2.遵义会议精神与纳谏的典故
纳谏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部分。对于领导者而言，纳谏是改过的重要部分。从古至今，纳谏在政治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例如齐威王、汉高祖、唐太宗等人都因善于纳谏而创造伟业。在遵义会议前后，中共党内也发生了类似纳谏的故事，遵义会议前期，“左”倾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积极地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抵制“左”倾错误，减少了党和军队的损失。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遵义会议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面对蒋介石队部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的革命领导人及时排斥王明等人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听取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采取以退为进、运动战等战术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前四次“围剿”，不仅保卫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军队数量也得到了增加。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当时已经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博古等人掌握了军事领导权，面对蒋介石的猛烈进攻，他们不顾实际情况，坚决执行“左”倾的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但他们拒绝听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丧失了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分歧，却与毛泽东不谋而合。[67]
在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二人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团”中，论职务，张闻天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是“通天”的，按理应以张闻天为“师”。但张闻天信奉“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68]。张闻天后来在叙述这段经历时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69]王稼祥很快也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从而扩大了党内纠正“左”倾错误的力量，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听取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他首先起来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进行阐述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路上集体创作的，并主要体现毛泽东的军事观点的。在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中，张闻天在党中央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与周恩来相当。张闻天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当时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错误，从而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奠下了基调。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70]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召开党的七大期间所说的：“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错误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71]可见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还依据时代的特征，将中华民族的纳谏传统，上升为革命的理想。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漫长年代中，毛泽东一次次提到听取意见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毛泽东联系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72]。总之，纳谏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处于什么职位、做什么工作都值得我们时刻铭记和发扬。
3.遵义会议精神与反对墨守成规的典故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比如按图索骥、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引婴投江、守株待兔、表水涉澭、掩耳盗铃等，形容一些人死守教条、拘泥成法、墨守成规、固执不变，共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说话、想问题、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与此恰恰相反的是，遵义会议却代表着一种打破墨守成规的创新精神，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独立创造出一条新路，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典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我党处于幼年时期，比较依赖共产国际的成规，将苏联经验当成中国革命的法宝。因此，中国革命历史中墨守成规思想在一定时期也出现过，就是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人为了挽救党和革命勇敢打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在遵义会议上党用创新精神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最终挽救了党、红军和革命。
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严重地干扰了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军事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其中，李德、博古等人墨守成规地将苏联现成经验用到中国，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当时李德是红军中唯一的外国军事顾问，又受命于共产国际的派遣，身份自是非同一般。第五次反“围剿”正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的战术，即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术。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天才军事家自居，抛弃红军一直行之有效的战略，他习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壁垒战、阵地战，没有实地勘察地形，就采取“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73]。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集中力量，但是这一意图被蒋介石识破，蒋介石调集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围歼”。可见，当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已经不可能实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仍坚持既定方针，其实，这一意图已然被蒋介石识破，并派重兵围堵，红军前去湘西有陷入绝地的危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74]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会上关于战略行动方针问题讨论得很激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向黔北进军，放弃原来计划，进入贵州内地。红军转战黔北，最后使得遵义会议顺利召开。
遵义会议伊始，面对多数人的批判，李德还曾为自己和王明在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辩护，一概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由于当时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坚持不懈地斗争，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发言，纷纷揭示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会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长处，然而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75]这是毛泽东等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所实行的作战原则的总结。
遵义会议是党发扬创新精神，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自己的方针、路线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4.遵义会议精神与反对离心离德的典故
古往今来，任何伟业都不是由某个人独自完成，同心同德则成，离心离德则败。《尚书·泰誓》认为“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讲的便是殷商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离心离德，而周人虽少，却是同心同德的。最终，同心同德的周人伐商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作为农民战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都因队伍上下的离心离德而失败了，这些都成为后人包括共产党人的极为宝贵的经验。1935年，长征的红军也到了大渡河附近，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而毛泽东坚信红军绝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还表示说“绝不做李自成”。
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全党思想统一的结果，是我党同心同德的表现。面对“左”倾错误，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和毛泽东一起努力，都为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了相关责任，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和“左”倾思想，并竭力推举毛泽东出任党和红军的领袖。王稼祥原来留学苏联，与王明关系紧密，在党内很具有影响力，在支持王明的“左”倾路线领导人中，他是最先觉悟的。王稼祥首先提议召开遵义会议，又在会上第一个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张闻天，更是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思想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系统发言，之后又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张闻天的行动对遵义会议的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提及张闻天，认为“他立了大功”。正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同心同德，使会议最终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至于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虽然他是会上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也表现了顾全大局的态度，主动退出领导岗位，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博古主持会议，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别人的意见，会后也没有听人挑拨，坚决服从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
遵义会议充分展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为了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力量、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所作的努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纠正错误，制定前进的战略方针，照亮了胜利前进的征程，给全党全军以巨大的鼓励，为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76]
（四）遵义会议精神与传统文化遗存
中华传统文化遗存既包括非物质性的、精神性的文化遗存，也包括物质性的文化遗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展现。贵州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因而留下许许多多的文化遗存，既有流布在民众中间、知识精英中间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精神，也有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渗透传统精神的物质遗存，还有与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古典诗词、民间歌谣等，它深刻地展示了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展示了它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悠久而深厚的沟连、贯通。遵义本身就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遵义会议的召开又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
1.遵义会议精神与遵义的历史文化
遵义历史源远流长，是贵州文化最发达的地域。汉代贵州名儒舍人、盛览、尹珍都是遵义人。
汉代之后，贵州、遵义的文化出现了沉寂。直到明朝正德三年，著名理学家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他在此悟道，并创办书院进行讲学，才打破了贵州上千年的历史沉寂。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对贵州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黔中王门”第三代弟子郭子章到达遵义的玉虚洞，并在此作了《题玉虚洞》。由此可以看出王学后人到过遵义地区，王学对该地区也曾产生过影响。
到清代，遵义出现了因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而闻名全国的“沙滩文化”。有“贵州之学在黔北，黔北之学在遵义，遵义之学在沙滩”的说法。[77]遵义沙滩文化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也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红军进入遵义时，遵义教育界知名人士、汉学家赵乃康和教育家朱穆伯、杨干之、王石珊、朱季瑜等都积极地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靠拢。不仅士绅与红军亲密无间，当地百姓也表现出深明大义。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一时间在遵义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敌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亦宣传红军有水马、盔甲，跑得快，穿不透，好似神兵天降。其后许多工农群众见到红军，总是好奇地要看水马和盔甲。红军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与军阀恶霸、土豪劣绅作斗争。为了进一步发动、争取、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影响，红军在进入遵义前制定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和政策、规定，不得违反。红军进入遵义时，正直隆冬季节，他们顶着寒风，露宿街头，与民秋毫无犯，与侯家军逃跑时敲诈勒索、抢劫骚扰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从心底爱戴红军。当他们听说红军领袖和主力部队要进入遵义城时，商店照常营业，市民、学生、手工业工人成群结队地赶到城外欢迎。[78]
由此可见，遵义的历史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遵义一代又一代人民，正是如此，遵义会议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得会议顺利召开。
2.遵义会议精神与遵义的物质遗存
遵义会议精神与物质遗存也有重要关系。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遵义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地处川黔要冲，是黔北的交通枢纽。悠久的历史给遵义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遵义名胜古迹众多。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一些原本就有的历史遗存又增添了红色文化，著名的有“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等。
（1）遵义会议遗址的传统文化意蕴
遵义会议遗址在遵义老城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盖小灰瓦。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一圈，廊顶有各种泥塑花饰，楼房的檐下柱间有10个彻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它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体现了近代以来外国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折中主义，但仍明显地保留了黔北居民的特征。
遵义传统的房屋都采用黔北建筑风格，屋顶与墙身比例沿袭传统营造工艺。遵义会址室外的柱廊环绕内部使用空间，屋顶的外檐较远，形成特有的空间，传统的兽图案装饰在屋顶。老百姓一般看重的是屋顶挡风遮雨的功能，富贵人家则除了屋顶的基本功能外，为了显示身份地位还会在屋顶加以装饰。遵义会议遗址的屋顶加以兽纹装饰，正好符合建造时柏辉章为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身份。站在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等。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镶嵌有彩色的玻璃。跨院为纯木结构，四合天井，仍漆板栗色。该楼主楼通面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共528平方米。是20世纪30年代遵义城内最雄伟的建筑。
遵义会议在这座处处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房子里召开，使得原本就充满传统文化魅力的小楼又多了几分红色文化魅力，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遗存。
（2）山水牌坊所展示的儒学精神
遵义会议遗址中连接街面房与主楼、跨院之间，有一座悉用青砖砌成的山水牌坊。山水牌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牌坊古代称为“绰楔”，它被看作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中叶，唐代城市实行坊制，宋以后逐渐被“棂星门”所取代，到清初逐步演化成牌坊。牌坊的种类可以从材料划分和社会功能区分，按材料主要有砖牌坊、玻璃牌坊、木牌坊、石牌坊、混合材质牌坊。按社会功能分为大门式牌坊、标志性牌坊、纪念性牌坊等。遵义会议遗址中的山水牌坊用青砖砌成，青砖牌坊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砖式建筑的特色和精湛的砖雕技术。
牌坊两面用碎蓝分别镶嵌着“慰庐”和“慎笃”二字，“慰庐”是指可以给人身心慰藉的房舍，是明朝的学者洪受对自己住处的称谓。“慎笃”应该是“慎思”和“笃行”两词的结合，是儒家特有的修养方法。“慎独”是儒家修养的最高境界，指一个人在独处时仍然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独善其身，表里如一，不做违背道德要求的事情。因此牌坊上刻的“慰庐”和“慎笃”不仅是建造牌坊人的自勉，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希望通过山水牌坊的“慰庐”“慎笃”宣扬我国古代儒学精神。
（3）娄山关的古战场文化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战争频仍，战争又是与祭祀并列的国之大事。战场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人们对战场的歌咏也逐渐成为传统。比如，屈原的《九歌》就很有代表性。再比如，唐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慷慨悲凉，是凭吊战场的千古名作。此外，诗词歌赋中涉及古代战场的著作不可计数，像李白、杜牧描写古赤壁的诗歌，如此等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娄山关自古为黔北咽喉，川黔两省往来必经之地。它地势奇险，《汉书·地理志》称娄山为不狼山。娄、狼双音转换，不字为发语词，不狼山即为娄山。清代遵义著名诗人郑珍也对娄山关的险要有所咏叹：“八道平杨日，何人绝九盘。至今徒手过，犹作缒天看。壁缝行声突，岩阴午照寒。前途仍匪旧，悬度想艰难。”[79]晚清遵义知名学者黎庶昌在《入都纪程》里对娄山关的险峻也有所描述：“山极高大，群峰则力，连延不断，横亘数百里……实不能指属何峰，自黑神庙上至关门，非甚险峻。惟立关门下瞰，则深壑中线路如蛇，阴森可畏。”[80]
娄山关易守难攻，由于它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清时期在此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2月，遵义战役期间，红军曾在此与敌激战，取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1973年，遵义地委、行署根据贵州省委决定，在娄山关建造大理石毛泽东词碑，镌刻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全文。1984年，中共遵义县委、遵义县人民政府建造红军战斗纪念碑，纪念碑位于娄山关小尖山西侧场坝上。
无论是充满传统文化意蕴的遵义遗址，还是彰显儒学精神的山水牌坊，或是有着古战场文化的娄山关都是历史发展留下的文化遗存，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给这座城留下了新的文化印迹，使得这些遗存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而且深深地打上红色革命的烙印，让我们看到了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遗存的完美结合，给遵义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魅力。
3.遵义会议精神与古典诗词
诗言志，歌咏言，从古老的《诗经》、楚辞开始，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名家辈出，名篇不计其数。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度。毛泽东、朱德等人都是能诗好吟之人，他们关于遵义会议的诗歌，也成为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也产生了一批纪念遵义会议的诗歌，这些新诗歌是遵义会议精神随着时代发展的表现。
（1）遵义会议诗词
遵义会议的召开对全党和全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郭化若、欧阳文、陆定一等人纷纷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或结束后写下了关于遵义会议的诗词，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下面介绍毛泽东、郭化若、伍修权等人写的有关遵义会议的诗词。
①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多谋善断，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趁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命令红军由四川叙永、古蔺地区折向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一带集中，把敌人甩在后面。
我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后，当敌军接近扎西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利用敌人错觉，出其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向敌人后方薄弱地区进军。2月11日，毛泽东决定“避实击虚”，向贵州桐梓、遵义进军。我军猛烈进攻，敌人在丧失阵地后又进行疯狂反扑，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最终我军击退敌人，取得娄山关大捷。攻下娄山关后，我军又乘胜追击敌军，在27日占领遵义，28日与吴奇伟的部队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防线，全歼敌军于乌江北岸。[81]娄山关战役后，毛泽东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82]
这首词描写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首次大捷即娄山关大捷。整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描写了战场的苍凉、萧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虽然娄山关战役已经结束，但是远处的战争仍然很激烈；下阕抒发了作者慷慨激昂的情感。娄山关战役是作者在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军队取得的首次大捷，是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第一个果实、第一个证明。因此，毛泽东内心十分激动。“从头越”，表现出毛泽东把遵义会议当作长征新的开始，表达了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迈情怀。该词中的“苍山如海”，正如王阳明讲的“万山丛棘”一样，展示了贵州独有的地域风貌，也表现出革命前途的艰巨和壮阔。
②郭化若《遵义会议后》（1935年）
郭化若（1904～1995）曾任红一方面军秘书长，王明掌握中央领导权后，极力排挤毛泽东等人，郭化若因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也被王明等人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党籍。郭化若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到遵义会议内容的传达，非常高兴。他认为不但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他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83]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就写下了《遵义会议前后》：
千钧重担一丝悬，有术回天事亦艰。
十日长征停遵义，单纯防御责谁肩？[84]
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遵义会议前党和军队面临重重危机，幸好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挽救了党和革命。一句“单纯防御责谁肩”是他谴责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军队带来严重损失。总的来说，全诗反映了他激动的心情，赞扬了遵义会议对党、军队、革命的重要影响。
③伍修权《历史转折》（1935年春）
伍修权是红军高级将领，1933年后担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长征刚开始期间，伍修权每日接触李德，不断领教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心情很不愉快。面对李德不顾实际执行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给党和军队带来严重损失，伍修权坚定地选择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85]红军到达遵义以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写下了《历史转折》：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86]
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长征初期党和红军面临的艰难险境，“左”倾错误使党和军队遭受巨大损失，红军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革命领导权从博古等人手中转移到毛泽东手中，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军开始了新的征途。全诗既反映了长征前期的真实情况，也高度赞扬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④欧阳文《长征》组诗：一、二（1935年1、3月）
1934年10月，欧阳文参加长征，为了掩护部队渡过湘江，欧阳文带领军队和敌人激战七天，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之后又打败黔军侯之担部，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军队在遵义休整十天，他回顾长征以来经历的转战征程，写下了如下诗句：
一
秋风飒飒战马鸣，红军被迫远征行。
突破四道封锁线，飞越五岭占黎平。
强渡乌江跨天险，攻占遵义救黔民。
打败军阀王家烈，消灭侯旅“双枪兵”。
二
遵义会议挽艰危，全军将士喜上眉。
重占遵义施巧计，再夺娄山显神威。
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
夜过乌江迫贵市，军威浩荡震蒋魁。[87]
后来欧阳文回忆长征时，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不朽的岁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诗。”“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更是经历了重大挫折的重大转折，是胜利的奠基礼。”[88]由此看出欧阳文的《长征》组诗不仅写出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也是他个人长征的经历。
此外还有陆定一的《长征歌》、张爱萍的《西江月·遵义大捷》、肖华的《北渡乌江》等。
对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红军从毛泽东到各级将领，以革命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将它幻化成一首首诗歌。传统诗歌艺术，为我党、我军增添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若说长征是一部革命的史诗，那么遵义会议便是这部史诗中最铿锵、最夺目的一章。
（2）纪念遵义会议的诗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歌颂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人们纷纷提笔写下了纪念遵义会议的诗词，这样的诗词不胜枚举，它们歌颂了遵义会议精神，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佩之情，下文列举几首。
①朱德《遵义会议》（1961年6月30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②丁本淳《访遵义会议旧址》（1984年5月25日）
遵义会议转乾坤，中国人民必翻身。
王明路线遭破产，红军从兹日月新。
③胡绳《遵义》（1986年3月17日）
父老颜开说太平，深情犹念昔年兵。
云间遥指长征路，万水千山始此城。
④乐时鸣《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1994年10月）
长征仓促是何情，失误频频显象明。
挽救红军当务急，变更领导必须行。
磋商酝酿求同识，说服论争凭至诚。
民选英明毛主席，乾坤扭转忆山城。[89]
这些诗作都表明，遵义会议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党和红军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诵读这些纪念遵义会议的诗词，会将我们的思绪再一次拉回到遵义会议召开的那段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对于挽救党、挽救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4.遵义会议精神与红军歌谣
歌谣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又被称为民歌或民谣，被我们的祖先代代传承，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百姓最容易接受的文化形式。它具有浅显易懂、便于传唱的特点。红军进入贵州，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党和军队把各项方针政策编成许多浅显易懂的歌谣；当地百姓接触和了解红军后，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爱戴，歌颂红军的勇敢，他们把红军在当地的一些行为或者对红军的特殊情感也编成歌谣。这样就使得当时遵义地区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歌谣。歌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红军宣传自己的歌谣
红军到达遵义以后把党的各项政策编成群众喜欢的歌谣，在群众中广泛传唱。下面以几首歌谣为例。
①《红军开到遵义城》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上红军人人爱，为国为民立功勋。
十七十八穷弟兄，放下锄头当红军，
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个个得翻身。
红军开到遵义城，打富济贫为穷人，
穷人跟着共产党，哪怕土豪与劣绅。[90]
当地老百姓通过这些歌谣对红军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认识到红军是为自己作战的真正朋友，进而选择支持红军的各项政策。总的来说，通过这些红军歌谣宣传了军队的政策，扩大了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为红军后来开展的各项活动奠定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②《擦干眼泪闹革命》
不平不平真不平，半边下雨半天晴。
穷人吃的苦蕨菜，富人天天醉醺醺。
不平不平真不平，山山岭岭路难行。
穷人累出几挑汉，地主还要欺压人。
不平不平真不平，擦干眼泪闹革命。
跟着红军打天下，报仇雪恨享太平。[91]
这首歌谣站在百姓的角度，模仿百姓的口吻，写出了百姓的心里话，指出百姓脱离苦海的出路就是跟着红军闹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剥削统治，最终享受太平生活。
③《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咱们穷人得翻身。[92]
这首简短的歌谣告诉群众当上红军不仅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而且在红军内部无论官职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压迫人的现象。红军可以帮助穷人打倒土豪劣绅进而获得土地，可以让百姓切身感受到红军是真正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想群众所想，做群众想做的事情。
这类歌谣的传唱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行为激发了当地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情，当时仅在遵义地区红军就扩大了5000人。后来红军离开遵义，黔北的游击队仍在遵义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部队的行动。这些都显示了歌谣激发百姓参加红军的热情的重大作用，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如《赶走日本鬼》：
太阳落坡一点红，日本强盗是毒虫。
吃我仓中白大米，要我子孙永受穷。
全国人民要生存，除了抗战别不行。
努力赶走日本鬼，大家才能得太平。[93]
中共为了民族大义在长征途中号召国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击日军侵略。红军用浅显易懂的歌谣生动形象地将日军侵华的危害表达出来，加深了群众对日军侵华的认识，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明了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党派。
④《最后胜利是我们》
铁腿踏破万里云，脚踩黔军牵川军，能打善走是红军；拖垮累死“中央军”，最后胜利是我们。[94]
这首歌谣描写了红军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仍然坚信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乐观心态。通过这首歌谣人们看到了红军顽强的斗志、乐观的心态、坚定的革命信念。
⑤其他
此外，与此相关的《红军歌谣》《扩红谣》《抗日歌谣》《红军都是英雄汉》《黄连树后有甜甜》《劝白兵》《推翻大山天地宽》等歌谣也都在向百姓宣传共产党是代表工农民众利益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普通百姓，只有跟着红军反对土豪劣绅，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歌谣，比如《清清海水流不尽啊》（彝族）、《红军暖我彝家心》（彝族）、《红军在苗家心里生了根》（苗族）、《革命有雄心》（白族）、《十二个月来唱红军》（土家族）、《布谷鸟走后》（藏族），都很有特色。这些歌谣向群众宣传了革命政策，展示了革命风貌，加深了群众对红军的认识，拉近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激发了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情，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2）百姓歌颂红军的歌谣
贵州百姓通过与红军接触，参与红军组织的活动，与红军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谊。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感激之情，贵州百姓把红军的一些行为编成歌谣进行传唱，这类歌谣内容丰富多样，有记录红军在当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有歌颂红军机智勇敢的、有赞扬红军和百姓之间鱼水情的等。
①歌颂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救济贫苦百姓
赤水市一首民歌唱道：“红军来临，百姓欢迎，打倒土豪，骇死劣绅，实行土地法，穷人把田分。”还有一首遵义民歌：“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习水县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唱的歌谣：“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打到王家烈，吓死侯之担。”[95]另外还有《黑夜明灯》：“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暗，照亮人心。红军红军，人民救星，打倒土豪，百姓翻身。”[96]等等。
②歌颂红军英勇顽强
对红军的英勇顽强，贵州百姓也有大量的咏叹。有一首描写娄山关战役的歌谣：“千重山，万重山，红军冲过娄山关，吓得白军丧了胆，扔落两支枪。红军一来川军跑，赤水河，清又清，搭起浮桥迎红军……。”[97]“千重山，万重山”，“赤水河，清又清”，这是典型的歌谣体。两支枪是指步枪和烟枪，将两枪并举，也是生动的民歌语言。另外有一首歌谣：“红军到时腊梅开，好像平地一声雷，吓得川军打颤颤，吓得黔军魂魄飞。”[98]打颤颤，作为当地的方言，展示了民歌生动、活泼的特征，是传统民歌惯用的手法。歌谣中的“千重山，万重山”，显示了红军长征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娄山关战役，打出了红军的威风，红军在战争中勇猛无比，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红军作战勇猛使得川军、黔军都非常害怕。
③歌颂红军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情
遵义地区的仡佬族就传唱着这么一首歌谣：“红军来到仡佬寨，家家户户忙起来，女为红军舂大米，男为红军打草鞋，有的争着当向导，有的来把担架抬，红军纪律真严明，买卖东西很公平，开口老乡多客气，对我阿仡更关心，阿仡红军亲又亲，红军阿仡鱼水情。”红军和当地的仡佬族百姓情同手足，和睦友好相处。后来红军离开后，仡佬族人民仍然传唱这首歌谣，来表达对红军的思念之情。另外《红军来到遵义城》：“红军来到遵义城，南门关前起欢声。男女老少哈哈笑，鞭炮声声迎亲人。红军来到遵义城，不拿群众线一根。借了东西都归还，买卖公平的（得）人心。红军来到遵义城，讲究卫生不扰民。街道打扫干干净，完全不像‘中央军’。红军来到遵义城，领导穷人闹翻身。宣传革命求真理，火种播进众人心。”[99]
群众与红军的鱼水情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只有获得群众的坚强支持，党和国家才能办大事、办成事。
由上可见，这些歌谣都采用了传统歌谣的形式，比如押韵、回环、反复、比拟、咏叹等，浅显易懂，易于传播，有极强的感染力。无论是红军还是遵义百姓编写的红军歌谣，都艺术地记录和反映了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是歌谣这种传统文化形式在近代革命生活中的展开。它们被后人代代传唱，成为中华儿女歌谣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遵义会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存和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相互融合，孕育了遵义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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