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精神具有中国革命过程中关键节点的鲜明个性
遵义会议精神是指对中共召开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历史影响以及当代价值进行的深刻认识和总结概括。以这次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体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培育起来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中国革命过程中关键节点的鲜明个性，蕴含着对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1.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重要转折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思想基础。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加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多干涉，导致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一时。正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被迫进行万里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遭受敌人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军在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遵义会议扩大了规模、增加了人数，与会者不仅包括随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中央秘书长，李德及其翻译列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召开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从而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炼提供了丰富素材，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2.遵义会议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取得广泛共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1848年在欧洲产生后，成为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武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全国建立了红色政权和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同时，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从理论上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党内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倾向，另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包治百病”，苏联经验是万能的，提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要“百分之百的忠实”。因此，他们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打击和排挤。由于教条主义当时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把中国革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了教条主义思想路线，虽然它们中的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得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与拥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取得广泛共识奠定了重要基础。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包括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内的一批党的领导人，集中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工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走向成熟。张闻天在1937年9月1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100]。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3.遵义会议精神为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坚强保障
大革命失败后，党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朱德领导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而且初步形成了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当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也由于当时党还不成熟，党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对苏联模式的过分依赖，因此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危害性一次比一次大的“左”倾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强调“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期，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该决议指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101]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得到纠正后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左”，造成的危害更大，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102]他坚持城市中心论，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103]，他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破除了党内存在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全党的贯彻有了组织上的保证。从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二）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的延续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旗帜。
1.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概括为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以称之为建设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可以叫改革开放精神。
本书所指的中国革命精神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她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时期，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经过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坚忍不拔的奋斗，在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精神结晶和价值体现。包括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它们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完整的精神序列，都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
（1）中国革命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中国革命精神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无论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与革命运动都失败了，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为中国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精神形成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革命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2）中国革命精神的表现形式
中国革命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奋斗历程中，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铸就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伟大的革命精神，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革命精神一脉相承，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树立起来的光辉胜利的旗帜，有着共同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邓小平同志曾经将其概括为五种精神，即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但同时由于它们产生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也各自具有不同的鲜明特点。
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早期革命精神的历史概括，它在时间上不仅指一大在嘉兴南湖红船上的一天，还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
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一般是指从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2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离开为止的井冈山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一般是指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中央苏区出发开始，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结束这段时间产生的革命精神。长征精神凸显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指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转向华北，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领导中国革命期间培育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中内涵最为丰富和全面的，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
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指从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离开，前后接近一年时间产生的革命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里程碑，是对中国共产党众多革命精神发展过程的一个小结，也是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转折点，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精神。
2.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具有共同性，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就是要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觉奉献。”[104]从这四个“始终坚持”中可以看出，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在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上具有一致性，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体系中的一环。
（1）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革命精神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以暴力手段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的活动，无不伴随着血腥的杀戮，比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近代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等。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为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而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谭嗣同，在日本使馆来人劝其离开以避祸端之时，告诉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05]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不乏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人物，比如秋瑾、徐锡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为理想和信念而不惜牺牲自身也是一个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力量极为弱小，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所宣扬的主要思想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此遭到了这三股势力的联合绞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给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为了应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局势和党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和在农村地区发动农民开展秋收起义的工作。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丧失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而是重新举起了中国革命的旗帜。1928年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同志被捕，他在狱中曾留下绝命诗一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烈士在这首诗中，一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阐明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乐观精神，相信革命事业必定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拥护，最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会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精神传承了中国革命精神中对理想、信念的坚守。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施战略转移。在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损失惨重，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降至3万余人。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要面对来自敌人的挑战，同时还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来自党内关于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争论、在长征途中由于后勤补给极端匮乏导致的伤亡等问题。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以一往无前的士气、敢打敢拼的精神打破了敌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艰苦奋斗的决心来克服它。面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坚持了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各种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问题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假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对崇高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遵义会议是否能够召开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革命是否能够转危为安就更不可知。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就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进方向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在毛泽东同志灵活机动方针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国革命精神
实事求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新理论。但是，这里有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必须将其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张闻天，经过长征的实践，张闻天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的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联系，要中国化”[106]。中国共产党内最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的时间较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一直在做着这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最早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来自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这次会议正确认识和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文中他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强调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武装农民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成功的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开展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毛泽东同志在此时期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详细论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切不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迷信教条主义，同时论述了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些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实际上蕴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的内容。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城市工人武装暴动，而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力量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不可能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问题。
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在反“围剿”作战时期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对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3）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中国革命精神
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运动，没有能够完成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脱离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虽然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曾经提到了“圣库”制度，即将一切私有财产归于天国圣库，以期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绝对平均状态，但这只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况且这也不符合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忙于“拜上帝教”的理论创造之中，更加不可能贴近普通的大众。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者革命派，其所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不能够代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考察欧洲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于欧洲和沙皇俄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赶不上欧洲和俄国，因此造成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占中国人口比重最大的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这一状况持续至今仍没有太大的改变。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民阶级最大的诉求——土地。毛泽东同志给予这一问题最早的关注。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07]。1947年，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关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广大农村地区“打土豪，分田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党多次颁布法令，希望实现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其农村的土地政策，开始实施“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团结地主阶级开展抗日运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统一平均分配。至此，中国农民的利益才得到了最终的维护，中国共产党最终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农民阶级的坚决拥护与支持，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例如，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陈毅同志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到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作用，逐渐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诉求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百年的夙愿——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解决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使得在党内和红军内部产生严重不满，对于党和红军能否冲破敌人包围圈、实现战略转移的目标存在着疑问的问题。这次会议的代表，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如博古、李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还有来自各军团的代表，如林彪、聂荣臻、李富春等人，更有来自《红星报》的主编邓小平和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参加会议代表的多样性，一方面可以使党中央听到来自更多方面的声音，使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不满可以得到一定的宣泄。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精神，只有依靠普通大众，深入普通的士兵之中，才能够和普通大众心连心，才能够做出符合实际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遵义会议正是坚持了从这一点出发，真正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
（4）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坚持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中国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28年，不仅是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28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28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不懈的艰苦努力甚至是生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50余名党员，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要面对来自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这将会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离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联合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血腥屠杀的政策，使得党在当时遭受严重损失。面对中国革命即将陷入危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吓倒，而是在逆境中奋勇拼搏，找到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继续坚持领导中国革命。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同时，陈毅、项英领导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民兵等力量继续坚持在南方的革命斗争。1934～1937年，在陈毅、项英的领导下，南方八省的游击队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坚持在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直至全国抗战爆发，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这一时期，陈毅元帅曾写下《梅岭三章》，此中有很多诗句都可以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比如：“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等等。《梅岭三章》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过程的艰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敢于奉献的精神。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而专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于日军政策的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以消极的态度应对抗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制造各种摩擦，以此来制约共产党的发展。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政策，给敌后的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带来严重损失，比如人员的伤亡、物资的匮乏等。面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艰苦奋斗”的号召，在各根据地采取“开源节流”的方式：一方面，坚持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大力开拓新的物资来源，比如在延安的南泥湾开荒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的不仅仅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的自觉奉献甚至甘于牺牲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艰苦奋斗，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例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李大钊、夏明翰等革命烈士。正是由于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荣牺牲和无私奉献，才有了今日之中国的独立、自主。无私奉献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中国流传至今的成语——毁家纾难，说的正是这种为了集体、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精神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为了中国的真正独立自主，有的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比如朱德、刘伯承等人，他们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就已经拥有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名声，在寻找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惜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再如狼牙山五壮士等人，一群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自觉奉献精神还表现为一种甘做绿叶的态度。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而是在工作中积极配合党中央、善于发现与支持党内的优秀人才，使他们的才华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遵义会议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精神。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革命理想与信念的不懈追求，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诸多困难，以自觉奉献精神鼓舞、支持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关系中共和红军转危为安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身为主要领导的博古在当时的气氛下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他以革命事业、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接受政治局最后作出的决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观念、党性觉悟和自觉奉献精神、敢于负责的政治品格，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的重要保障。
（三）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较
1.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比较
（1）红船精神的内涵
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由于法国巡捕的破坏，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来自全国的十余名代表代表全国的五十余名党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红船”因此而得名。
“红船精神”不仅包括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关于红船精神的内涵，早在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产生于中国先进分子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新的领导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革命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奠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础。
（2）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共性
从历史学角度看，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都体现出一种敢为人先、敢于尝试的历史创造精神。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实施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派遣重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由于在长征初期李德的指挥失误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力量损失惨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处于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国革命事业再次陷入低潮期。遵义会议的召开，为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首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创造了思想基础。其次，遵义会议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党内逐渐得到更多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共识。再次，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红船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创立史，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起着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缔造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它使得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共产主义，而完全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或改革，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属于首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唯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为能够提供借鉴的只有俄国革命的经验，它并不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已经形成了独立完备的体系。
从政治学角度看，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都体现出一种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党的不成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108]。正是他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本”或别国“经验”出发，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召开前夕，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尤其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和红军陷入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难之中，党中央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率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而在长征初期外有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内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再加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使党和红军连遭重创，面临着遭受灭顶之灾的考验。面对如此险境，党和红军没有动摇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理想和必胜信念，知难而进，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面对挫折和失败毫不气馁的精神气概。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英勇顽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才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英勇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次都失败了。严酷的现实表明，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来寻找先进理论、开辟前进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党自成立以后，就自觉承担起了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然而，“二七惨案”、“五卅惨案”、“马日事变”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也使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面前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党得以在绝境中奋起，以“红船”精神起航，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组织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差异性
首先，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陷入危险的境地之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精神是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格的高度概括。1934年，中共中央和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撤离南方各地的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红军转移过程中以重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施追击与堵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损失惨重、战斗人员锐减。党内和红军内部对李德指挥的不满情绪日渐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党在未来的发展问题，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而红船精神所形成的背景则完全不同于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展了以介绍“德先生”“赛先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西方思潮在这一时期大量传播到中国，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人真正得到思想解放。
其次，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及其称帝的行为，标志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并不是能够救中国的道路，中国革命再次进入寻找革命道路的时期。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能够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状况中解放出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党从一成立开始，就自觉承担起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而遵义会议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遵义会议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比较
（1）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及其本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后动统治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作为党在新阶段工作的总方针，在会议中决定把发动农民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会议结束后，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毛泽东返回湖南领导湘赣地区的秋收起义工作。1927年9月初，毛泽东抵达长沙，开始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9日，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并按照预定计划向长沙进军。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在江西省萍乡芦溪又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等人领导下的湘南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会师之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始了在井冈山上的武装割据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曾经就如何开展武装割据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些著述中，他一方面阐述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学习苏联的城市包围农村；另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自信。
井冈山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开端，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国家的重视。毛泽东在1965年重新走上井冈山的时候，曾深情地回忆起在井冈山的奋斗岁月。他说：“我劝大家，日子过好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109]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常务工作以后，始终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井冈山精神。他说：“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110]“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111]2001年5月，江泽民在江西视察时强调：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和全国上下始终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井冈山考察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曾谈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第二，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三，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112]王夏耕在其《井冈山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启示》中，对井冈山精神的理解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综合各种对于井冈山精神的解读，井冈山精神的本质特征是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
（2）遵义会议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共性
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源流，与遵义会议精神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遵义会议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首先，在独立实践方面，二者都属于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在井冈山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独有的革命道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利用集体智慧来处理问题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其次，在历史创造方面，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全盘借鉴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包括在城市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等。而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决定在农村地区组织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俄国经验的影响，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策略。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突破，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共产国际的身影一直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时期，这种指导作用可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大多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清晰，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盲目信任共产国际代表，这也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损失。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已经可以独立地处理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不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共产国际指导的一种“抗争”。再次，在军事学方面，二者都具备灵活机动、勇于胜利的精神，这其实是毛泽东有关军事思想的体现。1927年，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面对当地复杂的局势，他与袁文才、王佐等展开合作，以推动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1930年，面对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同志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为主要指挥原则，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他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赤水战役、金沙江战役等战役，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中央红军的转危为安。最后，两者都体现了以大局为重的团结精神。1933年，临时党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临时党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完全取代了苏区中央局对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排挤，例如在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口号下，排挤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共产党人。面对这种情况，被解除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同志并没有丧失对党的忠诚，而是在一切以大局为重的思想指引下忍辱负重做着一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功，离不开时任中央领导人的博古同志的支持。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解决红军中对于这一问题的不满，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这一会议是否能够举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博古的态度。博古本着对革命、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支持并积极配合会议的召开，并对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工作的失误作了检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3）遵义会议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不同之处
遵义会议精神虽然继续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但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井冈山精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创造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则侧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方面，造成这种差异的最直接原因是其面临的历史背景不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重新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八七会议上，党决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和将发动农民群众实施暴动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按照八七会议的安排，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数百次的武装暴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萌芽、发展，这是对俄国革命道路的一个突破，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再按照俄国那样走城市工人暴动的道路，而是组织、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靠农民的力量、解决农民最根本的利益，以此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而遵义会议首先要解决的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是解决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问题。1933年，临时党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取代了苏区中央局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之后损失惨重。这种局面引起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对李德指挥的不满，遵义会议的召开最重要的是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恢复实事求是路线在党内的地位。
3.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的比较
（1）长征精神的由来与本质
1928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尝试，与此同时，各地的共产党人也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创建了13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蒋介石面对这种形势变得极度不安，在打败各派军阀势力、统治地位稳固之后，蒋介石展开了对红军的“围剿”。1930～1934年，蒋介石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的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李德的指挥失误，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其间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最后，红军三个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会宁胜利会师，结束长征，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被称为奇迹。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长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毛泽东在1935年曾做过一首《七律·长征》，感怀长征之不易、抱定革命必胜之信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它不仅反映了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更表达了对红军战士英勇无畏、不怕艰险、乐观向上精神的由衷赞叹。
长征精神，即在长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红军将士不怕牺牲、坚定信仰、勇于探索的精神。199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讲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13]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114]。熊启珍、瞿晓林在《论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一文中，对长征精神的解读是：艰苦卓绝是长征精神的表征，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团结进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内核。长征是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是百折不挠的意志磨砺，是溪流归大海的团结颂歌，是北上搏击的号角，是不断求是的见证。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井冈山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115]邬家能、孙志清在合作的《坚持信念、逆境奋斗——解读长征精神》一文中，对长征精神的理解是：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心系民族、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排除万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审时度势、扶正纠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团结一致、维护统一的顾全大局精神；互助友爱、生死与共的集体主义精神；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16]综合众多学者关于长征精神的解读，长征精神的核心就是坚定信念、敢闯新路、无惧牺牲的精神。
（2）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共性
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长征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和红军奉行的是“王明路线”，是盲目的撤离；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将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工作的重心，战略转移目标明确。遵义会议精神形成于长征之中，因此两者有很大程度的相同点。首先，两者都体现了一种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精神。无论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还是红军长征，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和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在这一过程中，红军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放弃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怀着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态度以及对革命未来的美好愿望，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探索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两者都表现出敢于牺牲、敢于战斗的大无畏精神。在长征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中央红军的转移路线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红军战士面对人数占优、装备精良（相比于当时的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以英勇不屈的战斗打开中央红军转移的前进道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再次，两者都体现出了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在遵义会议期间，时任中央领导的博古同志，坚持以中国革命的大局为重，主动接受参加会议人员对其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错误的批评，积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怀。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曾经面临一次分裂。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鉴于其所掌握的力量远远超过中央红军，而不听从中共中央的命令。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以其自己为首的党中央，其分裂活动达到顶峰。面对张国焘一系列的分裂行为，党中央始终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以维护党内的团结和保存红军的力量。
（3）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差异性
虽然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有着极大的相似度，但两者在本质内涵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长征精神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以及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两年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两年的时间里，行程两万五千里，走过11个省，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闯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在这一过程中，党和红军战士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了来自自然界的挑战，以勇敢顽强、勇于战斗的精神摆脱了国民党军队，战胜了来自敌人的挑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了党在指导路线上的转折，使党的思想路线再次回到实事求是这一路线上。中国共产党人怀揣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努力寻找着中国革命新的出路。遵义会议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通过批判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王明路线”，批判在党内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
4.遵义会议精神与延安精神的比较
（1）延安精神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篇章。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孕育了光荣的延安精神。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延安考察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希望、也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117]胡锦涛同志曾两次谈到延安精神，第一次是在2006年，他在延安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3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价值的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118]2008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陕西安塞考察工作时强调：“在延安这片热土上孕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过去、现在、将来，延安精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中央法宝。”[119]马玉华在《江泽民同志论延安精神》一文中，对延安精神的概括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20]赵永振在《简论延安精神》一文中，提出：延安精神是党中央在延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它是以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白求恩、张思德精神为原生态总结概括出来的，其科学内涵主要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基本特征是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和科学性。[121]综合学术界对延安精神的解读，延安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群众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
延安作为新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精神也正是孕育于这一战火纷飞的年代。相比于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的一大特色是爱国主义精神。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炸毁柳条湖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日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对日军的侵略只是停留于口头上的谴责，幻想依靠国际联盟来制止日军的行为，而把主要精力与军事力量用于“围剿”红军。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随着国内局势的转变，中日两国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考虑了中国国内的各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及时转变自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以此来实现全国抗日的愿望。“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国共联合抗日的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掀起了全民抗战的浪潮。
（2）遵义会议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共同内涵
遵义会议精神与延安精神同为中国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遵义会议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基础，延安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继续与发展。
首先，两者都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中国国内存在三种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中共中央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及对比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之后，决定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英美等国家的帮助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胜利的“速胜论”，另一种认为中国在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继续坚持抗战必将会灭亡的“速亡论”。这两种观点的存在，对国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写出了《论持久战》，驳斥了“速胜论”和“速亡论”。他认为中国的抗战必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迅速取胜也不可能迅速败亡，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拥有极为广阔的战略纵深空间；而日本国土面积远小于中国且资源匮乏，不可能支持日本进行长久的作战。《论持久战》的发表，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遵义会议通过对比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情况，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有关军事主张上的正确性，批判了李德对红军的盲目指挥，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并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权。
其次，两者都体现了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灵活机动的军事战略。1937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并取得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此之前，由于日军的装备精良、作战素质“优秀”，中国军队与之面对时患上了“恐日症”，在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以弱胜强，战胜了强大的日军，使中国军队认识到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面对优势敌人，红军将士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实现了红军的转危为安。
最后，两者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运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最显著的一个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开始于井冈山时期，中间经过长征、遵义会议以及在延安的革命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完备、成熟的体系。在延安，毛泽东创立了其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下召开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独立自主处理自己问题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开始。
（3）遵义会议精神与延安精神的不同点
遵义会议精神与延安精神最大的差别在于延安精神带有极其明显的爱国主义色彩，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正是中日两国矛盾尖锐对立的时期。1929～1933年，以美国华尔街金融的崩溃为标志，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危机也波及日本。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美国采用新政的方式致力于恢复经济，而德、意、日三国则走上了法西斯道路。1931年，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本掀开了全面侵华战争新的一页。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国国内的内战，助涨了日军的侵略野心和气焰。1935年，日军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7年，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发动“七七事变”，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军的不断侵略，中国共产党在最初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反蒋抗日”直到最后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依据时局的不断变化，提出不同的口号，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即将日本侵略者完全赶出中国。
遵义会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实事求是及自主实践的精神。1930年，蒋介石在稳固其统治地位之后，发动了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机动灵活战术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3年，临时党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取代了苏区中央局对中央苏区的领导，毛泽东等人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战斗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历，使得红军内部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情绪增加，为了解决长征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取消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自由的讨论，并结合具体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
5.遵义会议精神与西柏坡精神的比较
（1）西柏坡精神的由来及其本质内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随着中日两国民族间矛盾的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再次上升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最终双方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开始。经过三年多的战斗尤其是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由地处西北的延安迁往河北省西柏坡村，共产党在那里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就党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武装斗争转移到建设国家，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同时，会议也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问题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认为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要妥善认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一会议中，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新形势，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在夺取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人随同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往北京（时称北平），在出发时毛泽东笑称是“进京赶考”，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具有深刻的居安思危意识。
对于西柏坡精神，江泽民在1991年参观西柏坡时，曾挥笔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12月，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122]。2008年1月，习近平来到西柏坡时，语重心长地说：“再次听到毛主席倡导的‘两个务必’，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非常必要，我们要把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必须要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当年新中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直到今天，‘两个务必’的教育还远未结束，继续‘赶考’的任务也远未结束。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都要不断地接受人民的‘考试’、执政的‘考试’，向人民和历史交出满意的答卷。”[123]学者们对西柏坡精神的关注，基本上也是侧重于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郑建敏、张怀兵在《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一文中认为，西柏坡精神表现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居安思危、艰苦奋斗的不断进取精神；同舟共济、开邦兴国的民主协商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创新精神。[124]王丽荣在《论西柏坡精神的五大内涵》中，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核心——“两个务必”；宗旨——依靠群众、立党为公；品质——敢打必胜、勇克时艰；表征——发扬民主、团结统一；特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125]吴琳在《论西柏坡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中，总结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海纳百川、改天换地；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军民团结、同舟共济；民主集中、协作统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26]谢英芬在《西柏坡精神的历史背景与科学内涵》中，将西柏坡精神总结为以下四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团结群众、实现统一的民主建国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创业“赶考”精神。[127]综合学术界以及政治界对于西柏坡精神的解读，他们都将“两个务必”作为其立论的核心，将实事求是作为深层内涵。
（2）遵义会议精神与西柏坡精神的共同点
西柏坡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同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都具有中国革命精神的一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体现了顾全大局的革命进取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彻底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国内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掩人耳目和将内战的罪名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赶赴重庆，国共和谈商议和平建国事宜。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为了实现和平建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的面目，以毛泽东为首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展开谈判。在这一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和平建国”、实现国内和平为主要目的，对国民党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经过40多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共同表达了和平建国的心愿。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在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前提下，对于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错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博古并没有像李德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接受了党内同志对他的批评，同时和平地完成了党在领导层面的交接工作。
第二，都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基本被消灭并被压缩在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根据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这一情况，决定实施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夺取政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即将完成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事实。毛泽东在会议中提出了“两个务必”，即中国共产党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其本性，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倒打下预防针。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鉴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即将被推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七届二中全会还就中国的经济、外交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外交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经济方面，对中国国内的经济成分进行了分析，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应该对此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处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下一阶段的工作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对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等问题的分析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它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项政策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路线、方针、政策。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建设国家提供了政策支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深刻地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中央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余人，中央红军对李德指挥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在遵义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代表结合红军反“围剿”作战以来的具体事实，对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惨重等事实作出严肃的批评，最终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在毛泽东同志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指挥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顺利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挽救了红军。
第三，都体现出了团结协作的精神。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国内外民主人士的拥护与支持。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起共同商讨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政协第一次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讨论了新中国的国名、国旗等有关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最终通过了《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初期的宪法型文件；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代国歌等。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人员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有很大比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协商、共同建国的信心与决心。
遵义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代表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等情况展开了讨论。李德在其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报告中极力为自己辩解，周恩来在其所作的副报告中，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经过会议的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工作分工重新作了划分，毛泽东同志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遵义会议一方面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交接工作；另一方面在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信念下，实现了党的高度团结。
第四，都体现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1946年，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军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从当时国共两党的兵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处于劣势。但三年内战即将结束之时，国共两党的军队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占据了优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比如在孟良崮战役中，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美式装备的整编七十四师。1948年，以辽沈战役为标志，国共双方展开战略决战。首先选择东北地区作为决战地区，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占领东北之后可以为人民解放军提供物资等保障与支撑。同时，东北地区靠近苏联，中国共产党解放东北之后，可以与苏联取得联系，对中国的建设事业能够提供帮助。而辽沈战役首选锦州，则是因为锦州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要冲，占领锦州可以切断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用到极致。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第五，都体现出了一种历史创造精神。1949年，中共中央在其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一系列问题。相比于苏联的建设经验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建设道路。其一，对于中国国内所存在的各种经济组成部分，共产党并没有按照苏联经验那样一律收归国有，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掌控。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将官僚资本主义收归国有和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大力发挥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其二，在国家政权的建设方面，并不是借鉴苏联式的无产阶级彻底专政，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这主要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受本国开明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并得到发展。在中国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有利于发挥其力量建设国家。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会议，它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逐渐在全党内得到认同。中国共产党逐步跳出了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窠臼，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了自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生涯。
（3）遵义会议精神与西柏坡精神的不同点
西柏坡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西柏坡精神体现了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人数锐减，被压缩在长江以南等地区。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为了积蓄力量，向共产党提出和谈的要求，妄图实现划江而治。为了尽快争取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1949年4月，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最后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北平和谈失败。1949年4月2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总统府，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府垮台。接着，一野、二野、四野大举进攻国民党残余势力，最终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第二，西柏坡精神体现出了一种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和平建国精神。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败退台湾，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在这种局势下，建设一个新中国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政协）在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共同协商有关新中国的一切问题。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最后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新中国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宪法意义的一份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并由国家主席提名了政务院总理人选。在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成员和政务院各部门的组成人员中，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与诚意。
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开端。遵义会议精神以其独特的个性成为中国革命精神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继承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同时又为延安精神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是毛泽东思想由萌芽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形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斗争之中，经过长征和遵义会议，毛泽东思想逐渐为全党所认识与接受。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逐渐被全党接受的开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其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俄国的情况，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的具体实际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朴素实践，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被全党所接受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是否真的可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是否可以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意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够真正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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