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精神与英国革命精神

    英国革命，这里特指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即1640～1688年从国王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退位，英国新贵族阶级推翻英国封建统治，从而确立起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社会与政治的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封建君主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为英国资本主义在随后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对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开辟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遵义会议精神集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的精神，较之于英国革命精神，则更加突出地体现出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先进性、彻底性和求实性。

    1.哲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实事求是、坚持革命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经济上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政治上要求获得应有的地位并参与政府决策。但腐朽的斯图亚特王朝不仅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反而倒行逆施；不仅解散议会而且强行横征暴敛。这些举动引起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平民和农民的不满，遂爆发了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于未来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资产阶级只是利用掌握军队的军官与王军进行对抗，没有实事求是地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在推翻斯图亚特王朝之后又陷入了“护国主”制的军事独裁之中。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需求又与王党进行谈判，使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最后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实行了君主立宪制。

    虽然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接受了洛克、霍布斯等政治思想家的理念，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信念，也尝试了没有国王存在的共和制度。但由于革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在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团结广大群众，再加之本身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些因素促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虽曾力求实现资产阶级的完全掌权，消灭国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他们始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摇摆，没有坚定实事求是的精神，最终使革命进行得不够彻底。

    遵义会议精神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表现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领导的英国革命先进得多，进步得多。

    2.政治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在革命前期采取了武装反抗查理一世的暴力措施之外，都是在与封建势力进行着协商。在与王党进行战争期间，议会内部也在进行着军队领导权的协商；资产阶级取得了对王党的胜利之后，他们与守旧的封建势力就是否处死国王的问题进行了协商；英吉利共和国晚期，资产阶级与长老派之间又就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问题进行了协商；1688年，资产阶级就是否废黜詹姆斯二世并迎取威廉就任国王展开了协商；资产阶级对《权利法案》的通过和最终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也都是在协商谈判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看出，在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谈判协商成为一大特点。

    英国革命的协商只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保守势力进行的协商，普通民众不仅不能参与，而且连选派代表参与的机会也没有；英国革命的协商是托利派和辉格派之间的协商、独立派与平等派的协商，他们都代表资产阶级，纵使有掘土派这样代表普通民众的派别，但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这一派别毫无地位。不难看出，英国革命的协商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协商，参与协商的团体也都有着各自的理念和想法，都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没有坚持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表现。

    在遵义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有阐述自己意见和主张的机会，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每一名党员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都可以对犯错的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会议正是在这一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秉承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原则，这也是遵义会议较英国革命又一明显的历史进步。

    3.文化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从不同领域体现了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在英国革命期间，对普通民众影响较深的思想理论，莫过于财产的平等和所有权问题。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农民同农奴主地主进行斗争时，平等思想是争取土地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力。”[12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广大农民由于圈地运动失去了土地，他们为了重获土地所有权，便在财富平等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多次起义。起义农民在1607年声称，他们的起义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圈地，这些圈地使他们变为因贫穷而面临死亡威胁的贫农”[129]。他们称自己为掘土派。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私有财产所有权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但在革命过程中，不同派别对于所有权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在掘土派看来，“公民所有制”，即私有制是“可诅咒的东西”，并且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将创造物从它备受苦难的公民所有制的桎梏下拯救出来，并确立对土地及其产品的公有制。[130]掘土派的观点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要求，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他们的观点虽然是进步的，但他们的思想理论仍没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区别开来。就此类问题，列宁深刻地指出：“……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看则是革命的。”[131]而就英国的情况来看，当时英国国内政治形势是不可能实现掘土派的理想的，最终掘土派被解散。虽然掘土派的思想没有实现，但在客观上扫清了英国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

    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则要求一切公民权利平等，并认为，对“天然的”“天赋的”个人权利要切实尊重。这是人们之间拥有公正关系的实质，而这也应该成为革命后英吉利国家存在的基础，成为宪法和人民公约的基础。[132]但由于平等派代表的是拥有一定财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它本身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纲领。平等派的理论既没有获得掘土派的支持，也没有赢得独立派的青睐。它的一些主张反而分散了农民革命削弱封建势力的力量，帮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即使平等派有关财产平等的思想有种种局限，它的个别思想却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于消灭君主制和建立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独立派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代表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独立派非常明确地提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派著名思想家艾尔顿曾断言：“私有制是被宪法和国家的公民权利所固定的，人与人之间达成协议的结果，并且人们有义务神圣的恪守自己的协议，不允许社会中的纷争触动其主要的东西——人们财产的分配。”[133]这一观点体现出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独立派所要建立的国家便是能够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国家，这是一种进步。但独立派认为虽然君主制落后，但通过限制国王的某些权力则能最好地保证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的安全。这在英国革命中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中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因为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个别国王的独断专行和胡作非为，只要国王遵守法律，保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财产，他们对于是否彻底地废除君主制并不在乎。可见，独立派只是代表一小撮人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也成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对英国革命中三个重要的政治派别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大团体对财产所有权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的思想观念，只是侧重点不同。独立派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掘土派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这些思想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特定时期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但与遵义会议精神相比，英国三大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明显的阶级偏向性。纵使他们提出些许符合历史发展的思想理论，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原则，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发扬充分民主，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遵义会议精神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对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并进行了纠正。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我们党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也是我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特点。

    4.军事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灵活机动，勇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1642～1646年，英国爆发了国王与议会的战争，即第一次内战。通过分析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当时的查理一世仍是英格兰的国王，议会军对其进行的战争没有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在战争初期，支持议会的反对派分裂为保守的长老派和激进的独立派，这对议会军的打击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议会军的组成人员大都是临时招募来的，纵使士兵人数超过王军，作战实力却严重不足。反观王军方面，虽然拥护查理一世的士兵人数不及议会军，但这些部队都是由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骑士组成，同时部队的指挥官也都是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这些都是议会军初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决定了议会军在战争初期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但是，这场战争就性质来看，“是一场阶级战争，它鲜明地反映了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同腐朽没落的旧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斗争”[134]。这就使得议会军方面获得了许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城市的资金支持，这打下了未来议会军取得战争主导权的经济基础。

    在内战中，议会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导权，克伦威尔的功劳也是不容忽视的。克伦威尔在参加内战之初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643年，以克伦威尔为首组成的“东部联盟”在与王军的交战中多次取得胜利。“东部联盟”成为内战过程中仅次于伦敦议会部队的重要支柱。克伦威尔的部队纪律严明，士兵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对违反军纪的行为严厉处罚，同时也特别注重训练部队的作战技术。这就使得克伦威尔打造了一只新型部队。这支部队随后被冠以“新模范军”的称号。1644年的马斯顿荒原大战，是英国内战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战役中，克伦威尔率领的军队沉重打击了王军。自此，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议会军逐渐掌握了内战的主导权。1646年，王军的最后几个据点被议会军攻破，查理一世在逃亡过程中被苏格兰部队擒获，该部队于1647年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格兰议会，第一次内战结束。

    在英国第一次内战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面对实力强于自身的国王军队时，表现出了英勇无畏、敢于拼搏的精神，坚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能够战胜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克伦威尔自身良好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在议会军战胜王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议会军在战斗中也体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发扬的。但我们也应该指出，第一次内战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招募的部队都是由城市贫民和破产农民组成。资产阶级用花言巧语引诱他们加入部队，并允诺了许多对贫民和农民来说不可能实现的诺言。通过这些卑劣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奸诈，他们无非是利用农民和贫民的善良和无知来达到掌权、发财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否定和批判的。

    在中国革命中，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初，我党内部就是否将红军转移到贵州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红军仍按预定计划向湘西进军，但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已经洞悉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前进路线，对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设置了重重包围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主张将红军的行进路线改为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以此摆脱敌人的围堵，争取长征的主动权。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的赞同，但李德等人不接受这一建议，仍坚持湘西的既定路线。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并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等党内同志经过激烈辩论，促使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改变了红军的行军路线，红军开始向黔北转移。在遵义会议期间，与会同志批评了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思想，改组了中央军事领导小组，调整了中央军事路线，体现出了一种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5.历史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以不同性质体现了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1688年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这也使英国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对当时仍处于封建君主统治下的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英国革命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彻底废除君主制，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最终建立了符合当时实际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而这一政治模式也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革命的蓝本。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推翻封建君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欧洲各国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现在欧洲的丹麦、荷兰等国都参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可以说英国开创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先河。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体现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创造精神。但革命保留了代表封建势力的君主，这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进行彻底，纵使这是最符合英国实际的政治决定，但也不能掩盖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内战时期反对派的分裂到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到迎接威廉就任国王，这一切举动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弱，也更加证明了人民大众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是不能够真正享有民主和自由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弊病之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历史创造就在于体现出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精神。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35]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参与下召开的，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定都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完全体现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意志的会议。通过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长期在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专断地位，逐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问题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我们党体现出来的最具有开创性的一种革命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党才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遵义会议精神与美国革命精神

    美国革命，广义而言是指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通过独立战争形式，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并且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与革命历史过程。它既是一次民族独立战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形成了美国革命的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在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而产生于美国独立革命中的美国革命精神，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两者发生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革命的性质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若从哲学视角、政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军事学视角以及历史学视角审视，则可以发现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诸多内在精神上，有着众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1.哲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实事求是、坚持革命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实事求是就是严格按照客观现实思考或办事，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在中外取得成功的革命事业中，无论是作为中国革命重要转折点的遵义会议，还是美国革命，都无一例外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实事求是，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二者共同拥有的革命精神。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都在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斗争方式。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从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研究制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诸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歼灭敌人在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革命军事斗争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军事思想；他强调，应根据敌我情况的不断变化，集中优势兵力，择敌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战术，形成红军作战的一整套正确原则。[136]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奉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甚至以“共产国际的正确代表”自居，推行个人专权，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的革命事业陷入危局。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的失败，革命队伍中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开始认真总结和反思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始彻底摆脱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路线。

    实事求是精神同样也体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革命中。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西方也已经逐渐形成了种种完整的民族国家理念与体系，形成了系统的政治制度。但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经验和模式并非完全适合美国革命的革命形势和革命要求。在美国革命和建立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美国的革命者和美国的缔造者们，在设计和构建美国国家权力结构时，以欧洲“三权分立”的理论为指南，以英国的革命模式为借鉴。但他们并未拘泥于这些理论和模式中，而是根据美国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进创新，在其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注入了更多的“民主”因素。

    正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美国通过革命，最终确立了“独立”“共和”“联邦主义”“制衡”的原则。通过革命与战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是美国革命的第一要务；独立后，应该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也就是要不要大多数人参与和以什么方式参与国家管理的问题，成为美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革命时期和建国时期中，美国存在两种倾向：或是确立英国式君主立宪制，或是各州保持绝对“主权”，最终使各个获得独立的州“自行其是”的状况继续下去。如何才能防止这两种偏向而又能弥补邦联之不足呢？参与缔造合众国的领导人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主张以“共和”的方式处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共和”才是符合美国具体历史特点的唯一选择。为此，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将这一选择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宪法中对“代议制”这一体现共和原则的主要措施作了仔细安排，以便“让人民通过代表或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因此，“美国的全部国家制度，实际上都是共和的”[137]。

    “联邦主义”思想及其精神，也是美国革命中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革命后的美国宪法规定，参议院由各州选派两名代表组成，以体现州权平等的原则；同时规定，联邦宪法本身，须经法定数目的州批准方能生效，即承认州在批准宪法时是一个主权实体。在宪法的规定下，中央和地方均可独立行使其权力而不受另一方的侵犯。由于联邦制的确立，美国一方面扩大了中央的权力，联邦宪法及中央制定的法律和法令为全国性的“最高法律”，各州既受联邦的限制又受其保护；另一方面也为地方首先是各州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使各州即使在失去了殖民地时期的“主权”后仍拥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为了防止“多数的暴政”，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根据当时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需要，决定实行“权力制衡”的原则：即通过“三权分立”来实现中央各权力部门之间的平衡与制约。为此，美国宪法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交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三个独立部门分别执掌，各个独立部门在行使职能时，相互关系而又各守本分、相互牵制。[138]

    美国革命的目的，在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自主、民族团结，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但美国革命的形势极为复杂，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反抗英国的独立革命军事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通过革命最终赢得独立建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完成。在美国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审时度势，通过四个步骤成功地完成了革命目标。第一步，以1774年9月“大陆会议”的召开为标志，革命者将各个互不相属的英国殖民地变为“联合殖民地”。第二步，以1776年5月1日大陆会议的决议为标志，通过革命将“联合殖民地”变为一个“自由独立之邦”。在此决议推动下，各殖民地先后制定了殖民地“宪法”并建立了“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新政府。第三步，以1777年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为标志，将独立战争所赢得的“自由独立之邦”变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第四步，通过制定和批准1787年《合众国宪法》，在建国的过程中把松散的“邦联”变为统一、强大的资产阶级“联邦”国家。

    在美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美国革命的先驱们根据北美幅员辽阔的实际情况和独立革命的需要，不仅通过开展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准则，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革命中，革命者发表《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的建立。在理念上，它“基本上是一种道义和法律上对革命的辩护和脱离大不列颠统治的政治行动”[139]。独立革命胜利基础上的《邦联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则意味着由英国殖民地演变而来的各“自由独立之邦”已上升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邦联条例》便是美利坚合众国“头一部不成熟的宪法”[140]。根据《邦联条例》：由独立革命所赢得的邦联国家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由13个州组成邦联制国家；中央不设总统，最高权力机构是一院制的邦联国会，国会主席通过各州行使权利，各州权力相应较多，中央政府权限很小。联邦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成为美国革命者奉献给世界的重要政治礼物，也是美国革命中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

    随着美国宪法的制定、实施，美国的联邦制度得以完善。在1789年之前，各州靠《邦联条例》维系在一起，合众国是一个由13个独立共和国组成的松散联盟。随着这一结构的缺点日益明显，于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美国拟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至今仍然有效的成文的政府契约。依据美国宪法，合众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联盟，还是一个联邦，生活在联邦里的个人，出于某些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而出于其他目的，又是各自州里的公民。可见，构成联邦共和国的首先是人，而不是州；合众国的法律不仅对各州有效力，而且对其人民都有效力。[141]从美国革命的全过程来看，早在《独立宣言》中，革命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就在抗议英王的贸易垄断政策，随后的《邦联条例》又在保护州际之间的财产自由转移权，以及联邦宪法在确立整个美国为自由贸易区时，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这种“不干预”政策；[142]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完成革命，缔造了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所有这些，无一不体现出美国革命及建国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2.政治学视角比较

    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既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也是美国革命精神体现出的价值追求。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和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避免了在决策上出现大的失误，才保证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会议期间，我们党发扬党内民主，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则坦诚交流；即便尖锐对立的观点、激烈的争辩，最后也服从真理、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统一认识。这样一种充分平等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美国革命过程中，发扬民主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同样有明显的体现。

    革命前，北美13个殖民地处于英王统治下。殖民地虽然在法理上互不相属，但它们在与宗主国的斗争中为着某些共同的利益，又不得不谋求一定程度的联合，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斗争目标。于是，在各殖民地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历史格局。[143]

    在独立革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华盛顿绝不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他总是设法自力更生。华盛顿率领的美国军队，人数不多，武器落后，弹药缺乏，粮食和物资供应都极其困难，但最终打败英国殖民者，取得了国家的独立。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革命者发扬民主精神，大胆发动农民，彻底改造了殖民地时期旧的军队，团结了一切有利于反英独立的力量。

    美国的革命军队不过是一群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然而，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发扬民主精神，大胆发动农民，彻底改造了殖民地时期旧的军队，团结一切有利于反英独立的力量，通过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打退了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殖民政府军队。在革命中，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反映了北美广大人民的内心要求，充分有力地发挥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阐明美国人民举行革命及宣布独立是正当的。《独立宣言》宣布，“所有的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被他们的创世主赋予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当中设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个目的，那么，人民便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而建立新政府，把新政府建立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并用符合于这种原则的形式组织它的权力……”[144]，《独立宣言》强调人民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充分反映了美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独立宣言》的发表，推动着美国革命的进程，同时也成为美国人民表达自己民主信念的宣示，成为美国人民共同为实现自己的民主政治理想而斗争的强大推动力。

    3.文化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独立自主、勇于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寻求独立自主是美国革命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共同呈现出来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相关原则，“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下达的一切决议、命令。[145]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最初也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少帮助。但随着中国革命形式的发展，我党的一些领导人处处依赖共产国际指示，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做法，也使得中国革命缺乏独立自主性，党的一些领导人不能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实际革命情况。尤其是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党的领导人完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不顾中国国情，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广大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错误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出现衰退；在军事指挥上错误地迷信洋顾问的军事经验，实行消极防御，被动应付的方针，造成了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而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时，遵义会议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批判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中国革命重大事务的一次成功的范例，[146]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全新历程。

    美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英，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们争取自由、反对大不列颠的呐喊声响彻各个殖民地。《独立宣言》不仅是一份脱离帝国的公告，还是一份对既定权威造反有理的声明。它主张“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提出，“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即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的。[147]独立战争前，英属北美殖民地一共有13个。其中，王家殖民地8个，业主殖民地3个，自治殖民地2个。每个殖民地的殖民统治机构都是“双重”的：总督作为行政首脑，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王家殖民地的总督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业主殖民地的总督由业主自己指派，但是受英国法律的节制（约束）；自治殖民地的总督由殖民地居民中的有产阶级选出，必须按照英国国王所颁布的特许状进行统治。总督依靠参事会统治殖民地，有权否决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法案，可以委任法官、收税员和民兵军官。王家殖民地的总督大多出身于英国军官、政客及律师，这些人常常都是高高在上的，利用职权搜刮居民，作威作福，用严刑峻法任意压迫人民。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人们常常为了一件事情或一项申请，要奔波几千英里，为了得到批复还得等数个月。因此，为了解决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母国的关系问题，美国的革命者们首创了“民族独立”的原则。

    美国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中国革命不同，由于美国革命前所处的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它与中国革命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北美人民勇于创新，相信进步，憧憬未来，认为自己是与旧大陆不同的“新人”。这种民族自豪感就是民族自觉最鲜明的表现。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也是美利坚民族形成，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北美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内容便是反对英国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北美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华盛顿等独立战争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坚决和彻底的革命。

    在1774年第一次大陆会议上，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就得到了最早和最充分的表达。它体现在帕特里克·亨利的宣言中：“弗吉尼亚人、纽约人以及新英格兰人的区别不再存在，我不再是一个弗吉尼亚人，我是一个美国人。”1776年，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号召人们，抛弃对英国的幻想，断绝与母国的隶属关系，为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奋斗。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在这种独立自主精神的引导下朝着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方向迈进，并进一步建立了独立建国后美国的共和主义联邦制政府。

    4.军事学视角比较

    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诸多会议中，围绕军事问题和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党内进行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一部分党的领导人不畏强权，与“左”倾错误路线开展了激烈斗争。其实，从王明上台时起，毛泽东就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5月，毛泽东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亲自率领东路军，接连攻克长汀、上杭、龙岩、漳州等广大地区，开辟了漳州地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经常深入群众，进行周密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抓典型，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坚持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中，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也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决了党内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纠正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军事战略战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以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艰苦卓绝。1775年5月，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加强，各殖民地民兵向殖民军队发起主动进攻，并围困波士顿。6月17日，殖民地民兵在波士顿外围邦克山战斗中首战告捷，一举歼灭英国殖民军队1000人。1776年3月，迫使威廉·豪指挥的英军从波士顿撤至哈利法克斯待援。8月底，威廉·豪率英军3.2万人，在海军舰队配合下进攻纽约。华盛顿率1.9万人与英军作战，结果华盛顿部队损失惨重，被迫于11月率余部5000人撤往新泽西，英军占领纽约。1777年圣诞节前夕和新年之夜，华盛顿利用英军疏于戒备的机会，向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发起奇袭，俘敌近千人，士气大振。1777年夏天，约翰·伯戈因率7000人从加拿大南下增援殖民军队，企图与豪会师。但豪未按计划北上，反而率军1.8万南下，于9月夺取了美国反殖民者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伯戈孤军深入，行至萨拉托加时，遭到1.2万美国独立军队和民兵的围攻，英军5000余人被迫于10月向美军投降。萨拉托加战役大捷，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随后，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对英宣战。形势的变化，迫使英军于1778年6月放弃费城，退守纽约。

    1778年底，英国殖民军攻取佐治亚州首府萨凡纳，揭开了在南方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1779年秋，南方美国军队司令林肯与德斯坦指挥的法国舰队，联合进攻南部英军主要基地萨凡纳，结果受挫。1780年春，克林顿率领1.4万英军对查尔斯顿实施陆、海两面包围。战役结果迫使林肯率领的5000余美国军队投降，英军缴获美军舰4艘，使美军遭受了整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随后，克林顿率英军一部回师纽约，仅留下康沃利斯指挥7000名英军控制南方陆地和沿海。这就为南部民兵的游击活动提供了方便。见此情况，大陆会议委派格林为南方美军司令，配合摩根到南方开展游击战。美国军队先后于1781年1月和3月，在考彭斯和吉尔福德等地大胜英军，最终迫使英军从内地向沿海撤退。1781年8月，康沃利斯率南方英军主力退守弗吉尼亚半岛上的约克敦。10月19日，华盛顿统率美法联军16000余人，对约克敦的殖民军队实施围攻，歼灭英军主力7000余人，取得了这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约克敦战役的胜利，导致英国内阁倒台。1782年11月30日，英国新政府与美国达成停战协议。1983年9月3日，美英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最终被迫承认美国获得独立。

    在美国独立革命过程中，1777年冬天，华盛顿率领的革命军在福奇山谷中缺衣少食，士兵们都赤着脚，一路上，鲜红的血迹，印在洁白的积雪上面，走过的路非常清楚。因饥寒交迫，病者日多。在挤满了伤病兵的医院里，有些人竟在冰冻的地上睡眠，硬被冻死；军队必需的衣食几乎无法维持，士兵的军饷严重不够，甚至终日赤脚，吃也吃不饱。正是在这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美国革命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工农红军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最后顺利到达陕北，并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因此，与美国革命精神相比，遵义会议精神更加体现出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屈不挠、勇于牺牲、抵抗到底的英勇无畏精神。

    5.历史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18世纪的美国革命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开始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人们经过五年多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革命是北美大陆历史上一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从1763年到1783年的20年间，美国人民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独立，使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州，并且创造了一个在旧世界里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国家。从此，美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革命在《独立宣言》理念的指导下，结合当时实际情况，通过《邦联条例》使各“自由独立之邦”上升为一个国家。[148]也正是在美国革命的创造精神基础上，美国在1787年制定出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根据宪法，美国第一次在一个广袤的土地上创造性地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创设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制度——共和制、联邦制、总统制等。

    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历史创造精神。遵义会议的召开充分表明，独立自主、勇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危机时刻，独立自主、化险为夷、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保证，是党永葆生机和旺盛活力的法宝。[149]遵义会议所形成的独立自主的伟大精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备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自己决定重大问题的能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独立探寻革命正确道路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于探索，坚持走自己的路，在革命过程中开创了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创立了一套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战略战术原则等。遵义会议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解决革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是我们党克服幼年时期的盲目性并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开始成熟的主要标志。[150]

    （三）遵义会议精神与法国革命精神

    法国革命，又称“法国大革命”，指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一场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革命的涤荡，统治法国几个世纪的封建君主旧制度土崩瓦解，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制度取代，法国从此走向现代社会。

    遵义会议精神突出地体现着中国革命的革命精神和推动中国历史前行的深远意义。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分别推动了各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革命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使得两者在革命精神创造、革命精神实质等方面又存在巨大的差别。

    1.哲学与政治思想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法国革命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必将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真理。在大革命初期，由于法国资产阶级和人民准备不足，让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斐扬派掌握了革命领导权，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要求废除封建君主制和取消封建特权，却担心废除路易十六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不符合金融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求建立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由于国王及其拥护者屡次策划反革命事件，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等法国革命派以及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便一起推翻了斐扬派的统治，并在随后的革命中，处死了路易十六，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体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取代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历史真理的坚信，正是在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下才使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民主共和观念得以深入人心。此后，凡是想在法国复辟君主制的人最终都没有得逞，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与七月王朝的倒台无一不是在印证这一观点。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调，唤醒了全国人民对建设新制度的热烈愿望，从思想上武装了第三等级中的各阶层人民，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和向前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启蒙思想家主张“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次明确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些思想与主张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各国现代思想与制度的构建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然，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在于自己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赚取利润。他们只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真理而奋斗，对于普通民众要求的权利，他们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动性。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斐扬派、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以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都是在革命初大肆宣扬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此获取法国人民的支持，从而为自己排除异己，上台执政打下基础。然而，他们毕竟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别，在上台执政后都违背了之初向人民群众所许下的誓言，都没有使人民群众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人民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不能贯彻真正的民主，其民主是虚伪的。

    遵义会议精神体现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根据我党我军面临的实际形势，与党内教条主义展开了顽强斗争；同时，一些曾经犯了错误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自觉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使党内认识重新统一到正确方向上来。这样就纠正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实事求是地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使我党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正是毛泽东等同志在遵义会议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原则，才能在遵义会议召开过程中获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而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也成为我党以后从事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和建设所要坚持的重要真理。

    2.政治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不同性质体现了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

    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首次主动地与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推翻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结束了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资产阶级联合人民群众颁布了《人权宣言》，通过向法国人民宣传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思想，使更多的法国人民参与到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之中。在自由和平等的感召下，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好景不长，斐扬派上台后便与人民群众决裂，革命之初的团结精神一去不返。他们为了维持统治同封建势力相勾结，虽然制定了1791年宪法并将自由、平等观念写入宪法，但这是斐扬派资产阶级妥协退让的结果，法国建立的是保留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封建势力在法国仍有一席之地；为了镇压反对他们的普通民众，斐扬派不惜使用暴力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并制造了著名的马尔斯广场血案，最终，斐扬派在人民群众的反对下倒台。紧随斐扬派上台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采取的掌权策略与斐扬派如出一辙，都是在自己势力弱小不足以向当权派挑战的时候团结人民，与人民一起反对反动统治，一旦时机成熟，自己掌握了政权便抛弃人民，撇清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盟关系，但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人民的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更加看清了他们的虚伪。

    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我党批评协商，民主团结的精神。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但批评不是目的，纠正错误，使我党我军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实现全党高度团结才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初衷。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党内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与他们分析形势，权衡利弊，讨论问题，指出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最终争取和团结了绝大部分同志。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作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作出了表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纠正了自己以往的立场，转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博古虽然并未完全认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仍然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服从党内决议，拒绝他人挑唆，维护党内团结。可见，遵义会议是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觉顾全大局、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是党内最健康、最有活力的民主生活的光辉典范。这也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各政党所存在的根本区别，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

    3.文化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强调最多的莫过于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立志要解放全人类，要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都带来自由。革命者所强调的“人”是一种抽象概念中的“人”，要解放的是所谓的法国所有的人，包括黑人奴隶、犹太人和新教徒等，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支持，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解放所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所宣扬的类似观点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法国大革命是切实要解放法国受压迫的整个第三等级，而英国只是解放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美国则没有解决国内黑人奴隶的问题。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创新，也是法国大革命得以成为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值得肯定。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指出，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所要解放的人中不包括当时的妇女。这也可以证明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也不会真正解放全人类的。他们认为妇女的力量微不足道，不能帮助他们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短视，忽略了占人类一半数量的女性的权利（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大污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弊病暴露无遗。

    法国大革命的另一创举在于它开创了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先河。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突出贡献，在于法国革命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民主传统。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这场革命确立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自由民主制，其基本目标是代表并保护私人财产；另一个也是较弱的一个，则是激进民主制，其目标是建立社会平等，实现公民的全面解放。第一个传统或多或少导致了一种类似英国代议制度的议会统治，第二个传统则支持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151]法国大革命期间尝试的自由民主制和直接民主制虽然没有在法国长久地存在下去，但是这两种民主制度的形式却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雏形。当今世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雏形，这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又一理论创新。

    当然必须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创新只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满足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后仍处于无权的地位，法国人民曾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获得资产阶级所允诺的权利，但是资产阶级永远不会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人民群众要想获得权利，只有依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遵义会议精神体现出的一个理论创新即独立自主地运用民主集中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并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直接出现，但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曾提出：“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实行民主原则，所有成员不分肤色或民族一律平等；协会完全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并进行工作。”[152]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虽然在中共五大上将民主集中制写入了党章，但是由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使党在组织活动中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这也成为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允许与会代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对犯错的党内同志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最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长期存在于我党的“左”倾错误路线，使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的领导核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保障。

    4.历史学视角比较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首要历史创造，就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宣扬自由、平等观念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实际中，建立了以此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革命不仅彻底废除了法国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推动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使自由平等观念冲出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迅速传播并使这一民主原则深入人心，动摇了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加速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民主化步伐。这是法国大革命作出的最大历史贡献。

    法国大革命的另一历史创造就是体现出法律的重要性。在革命前，法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一切权力在国王手中，国王说的话就是法律，国王有权干涉国内的一切事物，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审核不公，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法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制定并通过了相关法律并以此来行使国家权力。这不仅有助于防止掌权的资产阶级随心所欲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这对当时封建统治下的欧洲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使法律的重要性在欧洲各国之间广为流传，为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有历史创造，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法国大革命快速民主化的实践既是法国革命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失败之源。现代民主制具有自由、平等两个核心价值，民主实践，就是要寻求一套能将自由、平等最好地结合起来的现实制度体系。而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走极端的情况。法国大革命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重理论而轻实践，重平等而轻自由。法国大革命提倡绝对的平等观念，但在革命中所建立的几个政权却无一能提供一套将相关原则演变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只能借助于从旧制度中保留下来的集权体制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就使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制，不但没有发挥多少效能，反而滑向其反面，成为多数人施行暴政的“专制民主制”的典型。[153]

    与法国大革命中体现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不同，遵义会议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敢闯新路、独立自主精神，这是遵义会议的一大重要历史创造。遵义会议是在我党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出了一条新路，在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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