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的动力，走上了新的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系列的成就若离开了支撑改革开放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话，都将变为不可能。反思历史，我们会发现：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是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精神为改革开放规划了发展蓝图，是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灵活机动的策略、敢闯新路的实践将改革开放推向了现实的成功。而这些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精神也正是我们在遵义会议那里发现和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实际上继承了遵义会议的宝贵遗产，穿过60年的漫漫征程与遵义会议的创举遥相呼应。
1.“实事求是”精神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理论精髓，也是遵义会议所具有的宝贵精神之一。改革开放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这种精神最充分的体现，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
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帷幕，这一讨论从理论上驳斥了“两个凡是”标准，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的地位。这种思想上的破旧立新为我们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54]。在这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最终在全党范围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得到发挥和体现的过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刻内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题中本有之义。我们党与“两个凡是”错误思想作斗争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不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真理，修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正是以此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活例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之所以能够为处在徘徊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脚步，正是因为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确立也是我们党在意识到解决思想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先导的情况下提出的。思想领域问题的解决是其他领域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同时正确的思想理论也就成为其他领域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前进方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实事求是精神凝练成一条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路线，使之成为贯穿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基本精神原则，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支持和正确的方向指引。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打下的思想基础首先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认识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和唯一的检验标准，与此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也就是指导实践的作用。由此看来，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必须摆脱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以“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来武装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让它走上正确的和前途光明的康庄大道。
然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所以能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并不仅仅依靠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接受和肯定，而且因为改革开放本身是在极其复杂的新形势下发生的，它所要走的道路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所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然具有一些富有时代特征、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新内涵，而这也正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与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了解放思想的内容。正如邓小平那篇重要的讲话将这两者相提并论一样，它们在事实上也是整个拨乱反正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前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这其中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却并不是一律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能是消极的阻碍作用，如果我们用错误的认识来指导实践的话，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人们一定是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理论，当他们的实践活动长期停留在这一范围之内时，这种思想理论就会在他们的头脑当中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以为这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旦他们面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的时候仍沿用旧模式的思想理论，就难免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比如，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当他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仍不能摆脱这种旧思想，就使得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只有破除掉旧的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才能为新环境、新实践带来的新思想腾出空间。解放思想在这里既要成为实事求是的前提，也要作为它的结果，这就要求思想要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革，唯此，它才能指导更新、更深的实践活动。
其次，实事求是充分地立足于对发展的诉求，特别是对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诉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所以，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要将眼光放在生产力上，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原理告诉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我们党和国家在拨乱反正时期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生产力的落后。面对“文化大革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我们党得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论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个时期所讲的“实事”就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及整个国家发展滞后的艰难处境。只有认清这一“实事”，针对这一“实事”，我们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引上正确的道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道路。
最后，实事求是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在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最大的“实事”之后，如何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而改革与开放则是整个时代的普遍潮流，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国，既不能逆世界潮流而行，也不应该自我封闭于世界之外，清政府闭关锁国带来的沉痛教训已经给我们敲过警钟了。结合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必然选择。只有以积极的姿态投入世界范围内谋发展、促合作的大潮之中，以充分的勇气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卓越的智慧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才能发展好生产力，建设好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一方面，是对“两个凡是”标准的有力否定，同时也彻底恢复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地位，从而让我们得以准确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今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它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促使我们打开思路，开动脑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生产力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的工作是遵义会议“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所长期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理论和事实上继承了遵义会议精神，并由此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民主团结精神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政治保障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指导下，独立运用民主集中制来讨论和解决自身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一次会议，由此成为实行党内民主，实现党内团结的典范，其中形成的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也继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展现着活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辟和推进同样离不开这一精神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者，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它的每一个决策、每一种思想都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中对民主团结精神的践行必须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也只有在各种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是非得以清楚辨识的条件下，我们党才能为改革开放作出正确的决策，指明正确的方向。这种在党内践行的民主和团结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上，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行上。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的辩证统一，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优势之一。但是，这一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家长制”“一言堂”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思想还在继续阻碍民主集中制的恢复。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内的民主和集中是畸形发展的，是极端“民主”掩盖下的扭曲“集中”，民主和集中在这一时期只具有形式上的结合，而缺乏相互的制约和统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对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的重新认识和反思，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5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一方面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则的坚持，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过时论”“淡化论”“取消论”等观点；另一方面也不断结合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现实经验，努力从理论上、制度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力加强和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曾经指出，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各种利益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因此，我们必须使民主集中制形成制度化、法律化的实现形式，形成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保障体系来保障和促进民主集中制得到顺利有效的实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治超过法治的统治都要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对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也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等现象，为恢复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组织原则，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维护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建设由此得以恢复并得到显著加强，各种制度得到落实，以确保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党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制度、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得到了有力保障。我们党在这些制度的不断创新完善中获得了新的活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通过，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和保障条例》的先后出台，使得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在制度化、法律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绩。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民主团结的精神就在这些制度、法律中不断得到践行和加强，使我们党真正成为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发展的可靠保障。在党内民主集中制健康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更大范围内的完善和发展则更展现了我们对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的广泛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一个逐步恢复和完善的过程。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人民政协就是这些力量得以发挥的重要组织和平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相互监督的重要形式。”[156]并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实际上肯定了人民政协或者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意见》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肯定了人民政协是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1993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使得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样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制定的，旨在保障我国政治民主、人民团结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团结的精神，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即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让人民能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家做主，我们就需要有多党合作的制度和人民政协的机构来促进团结和加强监督。在这样的制度和机构运作下，民主党派虽不执政，但是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监督执政党的一举一动，人民群众也由此获得了更多参与政治活动、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正是在这种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之下，我国各合法政党，社会各界人士，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间才能充分协调沟通，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融合度才能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对一切可团结力量的团结，使得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和团结，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同时，也将继续成为该制度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不断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则为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民主公正、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些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改革开放的最核心事业——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保障和促进上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民主团结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令世界惊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民主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机制。首先，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沟通协调的迫切要求，政府与市场之间及时有效的沟通需求，以及政府对打击投机行为的市场监管需求，只有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的稳定和繁荣，而这些正是以民主和团结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市场提供的。其次，秉持民主团结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和加强，使得民主、法律、改革、权利、义务等观念在人民群众中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为市场经济这种法制基础上的经济奠定了法制思想的基础。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经济，是由人民生产，又由人民消费的经济，这就内在地要求人民群众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所带给我们的。总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而不断完善发展的，在这当中对个体积极性的有效调动又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在这种积极性下，个人所拥有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实现。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实现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与这个事业的成功与否直接相关，因此，党内的民主和团结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同时更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内在地要求民主团结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发扬。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说就是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平等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的宏伟历程，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主和团结，也实践着民主和团结，同时更给予民主团结精神的伟大价值以坚强的证明。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此成为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力保障。
3.理论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科学保障
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了“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革命自遵义会议之后逐渐走上正轨，最终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事实又雄辩地证明了这种理论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现实基础上，这一论断再次强调了理论创新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理论的不断创新，就没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我们可以将理论创新看作理论和创新两个层面的重要性。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明灯，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实践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的历史经历了上万年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与之前不同的面貌，这些变化或大或小，正是由人类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改进、不断创新而得来。只有不断创新理论，才能让我们的实践总是指向现实的问题，获得正确的引导，而不至于在漫长的岁月中失去历史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如今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它更迫切地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开拓道路。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其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胜利道路上，而不至于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用中国具体的建设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才能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与时俱进、繁荣富强的中国，而不至于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骄人成绩现实地证明了这一实践的正确性，它的成功当然离不开指导其实践的理论的不断创新，这种理论创新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同时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直接造就了以它为指导思想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其真理性也因此得到了不可置疑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经历了一个“俄国化”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教条式地理解和使用的理论，而是必须由具体实践来丰富和完善的理论。因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建设实践的时候，就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因地制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另外，就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天然地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最彻底的实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始终严格地从客观现实中找寻理论的依据，实践的不停发展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定不停地发展，绝不能一成不变。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要求中国化，特别是在用它来指导其创立之初并不曾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时候，这种中国化就显得尤为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就显得尤为迫切。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时期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理所当然地要围绕这一事业来展开。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模式、方法的全新探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新开拓，没有先例可供借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经济结构、多种生产要素参与的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模式调整带来的多种现代管理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差异阶层结构、多样化思想涌入导致的多元价值取向等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纷纷涌现出来。这些变化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曾讨论或不曾提供现成结论的，甚至超出了原有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式的认知范围。因此，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它呼唤理论创新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呼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结合。在这样的时代召唤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崭新概念，它凝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汇集了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得来的全部成果，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理论创新所结出的胜利果实。
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过人的政治胆略和高超的理论智慧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并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学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步走”战略等。这些论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结合中国建设实践的命题或构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勇往直前的指路标和启明星。邓小平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提的，这八个字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同时，也促使邓小平理论不唯书、不唯上，只从实践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使得邓小平理论成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理论创新的不朽典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建设才稳步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中国共产党70多年发展历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性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中国建设事业领导者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它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永葆活力，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国外优秀发展成果而创立的理论。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背景下，这一理论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加剧、地区发展差异严重、经济建设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提出了新的促进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深刻地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理论创新，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共同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所以它们在思想根源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它们又分别紧扣时代的主题和现实实践的经验，因此又是与时俱进的。这三者在内部形成深刻的理论关联和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活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党一贯的理论创新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4.英勇无畏精神是改革开放的信心来源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促使中央红军在军事策略上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代替了此前的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逞匹夫之勇，在战略撤退中不犯逃跑主义的错误，敢于同敌人周旋、较量，对革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这种战略战术上的调整和执行就是遵义会议灵活机动、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来源和表现，正是这样的精神帮助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敢于争取革命胜利，在劣势逆境中不放弃胜利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得我们党和红军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夺取了革命最后的胜利。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我国从一台计算机的外壳都无法生产的最初，凭着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一股干劲和坚定信念，发展成为如今的电子产业大国；我国从仅能生产2000多台轿车到现在成为生产线覆盖卡车、客车、轿车、越野车等的全球汽车生产大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工厂从最初仅生产纺织品、玩具、手袋、小五金，到现在的生产大型通信设备、火车、飞机等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可以说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正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给我们带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使得我们这样一个一度十分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后发赶超，实现跨越式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如今在工业化道路上形成卓有成效的“中国模式”的东方大国，是与遵义会议传承下来的“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分不开的。
首先，敢于胜利是一种精神的动力，它带来的是对胜利和美好明天的希望和信心。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一种偶然，偶然当中必定早已蕴含了必然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时常教导我们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必须要先在头脑中有一个目标，然后才能形成或者发现实现那一目标的手段，这种目标就成为我们改造现实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改造世界，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从设定一个目标开始的。正是这个目标，使得我们对世界的改造作为一种必然事件内含在了我们所设定的目标之中。所以，敢于胜利的精神首先给我们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国家设定了一个光辉的目标，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的目标是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深化改革开放的根本精神动力所在，一种没有目标的行为或事件就会变得盲目而软弱，随时都会被挫折和困难打败：或者走上老路，或者走上邪路。其次，敢于胜利的精神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一目标必然实现的信心，而且，敢于胜利的精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光明前途的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敢于去夺取胜利，成为一个胜利者；只有自信的党才能够坚强地领导人民向最后的胜利迈开步伐；也只有自信的国家才能够赢得世界的承认和尊重。之所以说敢于胜利的精神本身内含了这种信心，是因为这种精神所向往和坚持的目标源自我们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保证了这些目标的必然实现，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使我们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再次，敢于胜利的精神是将目标由可能变为现实所需的精神动力。具有真理性的目标不会自己实现，必然性不会自己实现，只有依靠人的精神驱动，只有依靠人的坚强意志力来支撑，目标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说到底，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就是要坚定对我们所从事事业的信念，坚定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坚定我们走在建设伟大事业道路上的信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依靠着这样的精神，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步步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将改革开放的路走得越来越踏实，也越来越宽阔。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坚持改革开放道路本身。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使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香港、澳门回归，三峡大坝宏伟工程的完成，青藏铁路奇迹般的建设，奥运盛会，太空行走……一个个梦想成为现实离不开改革开放，更离不开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持，因为我们敢于夺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敢于夺取改革开放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曾经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经验以及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重要性。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直激励着我们党努力奋斗的根本精神动力，无论多么艰苦的生活，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多么复杂的局势都没有把共产党人吓倒，正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由此我们获得了强大而且不竭的精神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没有在共产党人的心中动摇，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因为它同中国的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阶段性任务、共同理想来充实了自身。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搞共产主义，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157]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改革开放所坚持的目标。一方面，共产党人的理想作为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的结合向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要求，因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又要求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因为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将改革开放引上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与理想信念就形成这样的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实际是建立在我们朝最高理想前进、奋勇夺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上。它结合时代的背景，现实的国情，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分解成了一个个更具体的实践目标，依靠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来为我们的实践提供动力，又通过这一步步具体的实践来推进我们胜利的脚步。在朝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勇往直前的道路上，敢于胜利就是要敢于坚持这个理想，这是我们最后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没有理想和目标就不会有朝着它努力奋斗的实际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和不断深化恰好证明了我们对这一理想的坚持，我们用朝着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实践历史地证明了我们对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敢于胜利，敢于坚持理想内在地要求我们敢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勇于接受挑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5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和开始探索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得到推进和完善，可以说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就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和理论总结，改革开放是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践形式。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决定认识的角度来讲，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提供了内在的发展动力，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国有企业的改制等都是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结果。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生机和活力。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动摇过改革开放的信念，而是不断将其深化，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就。
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邓小平在1978年明确提出要用改革来解决国民经济体制内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只有大胆下放权力才能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城市改革的重难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整个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提出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政企要分开。由此，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步分离，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及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从1992年开始，我国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国有企业职工也不再享受铁饭碗的待遇，而是在精兵简政方针下流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激活了劳动力市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又迎来了更深入的改革，国有经济在战略上控制经济命脉，放开其他领域，实施重组以多种方式来实现公有制。从以上经济体制改革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绝没有瞻前顾后、踌躇不前，而是坚决地将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历史的进步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只有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依靠矛盾的运动才能实现螺旋式的上升，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波浪式前进的实现方式，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依靠改革开放自身来解决。
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面临了无数危机风险，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东欧剧变、亚洲金融风暴、“非典”肆虐、世界金融危机等天灾人祸都没有把我们打到，反倒一次次彰显了我们的勇气与实力，凸显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这正是我们对遵义会议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5.历史创造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所在
新的领导核心、新的指导思想以及新的战略战术是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之所在，这种多层面、多种方式的新路径就是对遵义会议“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的最好诠释。敢闯新路和力挽狂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路径的开拓以挽救革命危局为目标，正是这一目标作为内在的原因促使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开拓了新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路径又现实地产生了“力挽狂澜”的效果，没有新的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就无法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总之，这两者互为因果，作为内含于历史创造精神的两个部分，不可分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局面，下一步向哪里走、怎么走的问题迫在眉睫，走不好就要亡党亡国，这跟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和它领导的革命所面临的局势何其相似。确实，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从此，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逆转的实现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遵义会议继承下来的历史创造精神在起作用，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深化和成功实践也都离不开这种精神的支持和鼓舞。更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实践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历史创造的精神，改革和开放都含有引入新事物的意思。改革就是要改掉旧的、革除陈规，有破就要有立，故而必然要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开放就是要打开家门接受外来事物，这外来事物必然也是新的，否则就不用开门去向别处求了。这两方面的破旧立新就形成历史创造的过程，这个创造过程也分两个方面：其一是新思想、新方法、新事物作为创造历史的手段的出现，犹如给历史的发动机加入了充足的燃油，为它提供前进的动力；其二是这些新思想、新方法、新事物如同催化剂一般给社会、给历史带来了变化，在它们的推动下，历史的车轮往前移动了步子，形成新的历史格局作为这一创造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我们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因此，这本身就是一项历史的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后提出的全新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的，也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没有先例的，它因此也就成为我们党自己的历史创造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道路也是没有现成经验模式可供我们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石头”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要求我们摆脱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因此就要求我们改革和开放，以区别于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这也就决定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绝不允许教条主义的存在，按图索骥是不可能建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只有大胆尝试、勇于创造才能摸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步骤和力量源泉，作为一项创造历史的伟大创举包含了三方面的要求：其一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其二是深刻地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其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
首先，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改革开放进行历史创造的主要内容，也是历史创造精神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形势和国内局势的演变，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转仍“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从此，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各种突破历史局限的体制机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来，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中敢于开拓新路子，敢于突破禁区、盲区的英勇气魄和坚强品质。历史也对这种勇敢的尝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农作物产量连年提高，企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商品市场日趋活跃，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从解决温饱发展到了现在的基本实现小康，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中国的实际国情是改革开放深入开展的现实基础，是历史创造所必需依存的现实条件。创造绝不能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发生，无中不会生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创造是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而并不是凭空出来一个新事物。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创造更是如此，它必定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之上。只有将改革开放的历史创造建立在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不会再犯“大跃进”的错误。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亦即从实践出发，理论结合实践的认识论观点。改革开放之前，党中央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为了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切实地建立在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观察现实、研究现实，才能让改革开放的历史创造成为现实。新体制、新机制的产生正是这样一个从现实出发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也将我们的工作带入了新的领域，因此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新矛盾，针对这些问题、矛盾的解决方案就应运而生，最终形成新的体制机制。
再次，历史创造不能盲目，必须有方向、有科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方向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的科学保障。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才悟出来的道理，是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又体现了我们在现阶段必须要遵循的共同理想；它既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变，又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路径。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才不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切实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最高理想。另外，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这就为改革开放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创造不仅依靠人民，同时也依靠科学的理论来支持，力求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是这种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全面改革意味着每一项改革都对其他改革有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活动的协调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要讲统筹、讲协同。而且，改革开放并不能一劳永逸，而是持续、渐进、深化的过程，也是让发展保持持续性、可控性和可承受性的过程，盲目冒进将损害已经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创举，必然是内含着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的。邓小平曾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15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新路，改革开放就是我们的好路，只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我们才能建设好和谐社会，建设好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历史地位的相似决定了它们在精神气质上的相通。遵义会议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实事求是、民主团结、理论创新、英勇无畏、历史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它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又熠熠闪光，作为改革开放的精神支柱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用辉煌的成就向我们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没有过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二）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160]从这段对中国梦高度概括的话语里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中国梦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中华民族现实的战略设想。其内涵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第二，中国梦是在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梦；第三，中国梦是全世界梦想的有机组成。在其实现路径的结构上又有以下两个层次。其一，中国梦的基础是小康社会，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而且在将来仍要作为首要目标完成的伟大工程。在完成了这个宏伟目标后我们才可以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三个部分即国家富强的物质成分，民族振兴的文化成分和人民幸福的精神成分。这三部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成为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其中国家富强是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民族振兴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人民幸福的强大支撑，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实现的实际目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高度彰显。
由此可见，中国梦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梦深化了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这种精神力量与遵义会议精神遥相呼应，既是革命先辈理想的体现，也是他们思想的延续，而中国梦的实现更是离不开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在今天的指导作用。
1.“实事求是”是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
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的时候也必然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没有认清国家社会现实，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中国革命道路坎坷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里，我们一度忘记了中国革命之转折点——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盲目冒进，犯下了发人深省的错误，严重地迟滞了国家的发展进程。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特殊时期，国内外形势如今相对以往更加复杂多变，我们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些都对我们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
习近平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61]
其中，作为基础工作的“搞清事实”就是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6年，我国GDP首次超过英国；2007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三的德国也被我们超越；2010年，我国GDP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虽然数据并不完全意味着实力，但指标性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傲人成绩。经济实力的提升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普遍认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中国梦并不是空想而是完全立足于当代国情的伟大理想。要实现理想必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向目标前进。回首这30多年的建设岁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国人认清了现实，选择了正确的符合国情、符合社会规律的发展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经济高速发展使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成绩，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对于问题更是不能逃避和遮盖，要实事求是的面对，去解决他们。我国如今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既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又处在一个发展所带来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在定位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时我们必须保持现实性，对全球化潮流的利弊分析我们要保持科学性，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各项事业的大发展、新课题我们也必须保持紧迫性，做到未雨绸缪。
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阶段进入了一个财力较为充裕、有能力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历史是由物质文明奠定基础的，因此，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就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越来越紧迫地促使我们必须从依靠密集资源和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向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型经济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百废待兴时期的经济建设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历史阶段的发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有数据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比例远低于我国资源、能源消耗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因此，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再次，我国各阶层、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状况日益超越了一个健康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最后，从社会矛盾关系来讲，我国已经由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发展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影响、必须一起解决的阶段。这种状况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事业发展、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矛盾正日益激化到影响解决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地步了，这些次要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到我们解决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效果。
面对这些发展中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利用这些规律为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帮助和指导。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关键部分“求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顺应规律，利用规律，实事求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总结自身经验，借鉴他国经验，同时又适应新要求、新任务的重大思想战略。认清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把它认作制定一切发展策略的根本依据。只有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情况，科学深入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都清楚明了地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给予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思想武器，标志着我们党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水平的重大提高。
当然，再宏伟的目标，脱离了人民群众，都只是空想；再先进的理论，脱离了人民群众，都只是空谈；再英明的决策，离开了人民群众，也只会寸步难行。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民群众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与实事求是精神相辅相成，在本质上完全统一。要时刻谨记认识的真正源泉是人民的伟大实践。只有倾听人民的诉求，反映人民的意愿，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经验，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就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要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这样，我们的工作，党和人民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162]
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现在正全面地、渐进地解决上面所谈到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利用较为充裕的财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投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等手段，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全力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型。其次，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重效率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工作重心逐步由发展先富向先富带动后富转移。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缩小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贫富差距。最后，在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只有这样我国经济才能健康、安全、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稳步提升。
当然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全部因素，但谁都不能否认稳步增长的经济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老一辈领导人在探索建设过程中得出的深刻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必然产物。今天我们追求的实事求是精神就是敢于面对问题，深入学习认识事物规律，利用客观规律解决问题。我们过去飞速发展的经济来自前辈们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我们正在建设的和必将达到的富强国家更要践行实事求是的发展精神。
2.民主团结精神是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加强民主建设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首先民主要求主权在民，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伟大的劳动人民缔造的历史，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历史，强调人民之于社会的绝对主宰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已经内含了民主政党。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真正的民主的要求，才有了遵义会议对党内假民主的纠正。正是真正的党内民主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党内充分表达意见，认识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考验，胜利完成转折。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政治财富就是民主团结精神。毛泽东说过：“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163]在遵义会议中，正是我们党发扬民主团结精神，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集中，才结束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今天，新的时代赋予了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精神新的含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制度建设上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正确而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来。邓小平明确作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同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程的开展。确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致力于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提升了党的领导能力，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诸多来自国内外形势和风险的考验，取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的伟大成就。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全面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论。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164]在舆论环境日益开放和文化边境日渐模糊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主张充斥在国人的耳边。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或者说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符合中国当代国情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设的道路上经历过挫折，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以这些代价换来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开阔发展思路、搞活经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安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保障，而只有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长久保持社会环境和谐稳定。政治环境民主，社会环境就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定，经济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经济良好稳定地发展又会促进政治民主和民族团结。在我国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要落实好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必须要团结各个民族，平等对待每一个中华儿女。维护好民族团结要依靠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内含着民主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真正的民主。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量，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伟大复兴。没有凝聚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无从谈起。
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民族团结，在当代就是要谨记“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结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65]我们不能忘记之前在民主建设中走过的弯路，必须深刻认识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理论。
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民族团结，在当代就是要深刻认识和加强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老百姓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民意和民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之源。因此，在国家和社会所有具体制度的建设上都应体现我国的国体，也唯有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才能保证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与资产阶级政权形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与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考虑到我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特点，人民民主专政中采用的“人民”一词内容更为广泛，更能完整地表达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在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建设富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人民民主专政调动全民建设积极性的作用尤为凸显。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民族团结，在当代就是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制度等民主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情况，以及为了最充分地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而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形式上同西方议会制一样，也是间接民主的代表制度，在内容上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因而是超越了西方议会制度的新型的代表制民主形式。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能够最广泛地囊括所有阶层、领域、专业的人民对于国家治理的意见，本着“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的宗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因此是人民掌握国家、民族和自己命运的有效形式，也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民族团结，在当代就是要继续建立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患难与共，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稳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进一步加强，结成了坚定的政治联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并由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报告中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方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而是完全建立在我国政治环境实际情况基础上的新型政党关系，既保持了一党制政策延续性强、效率高等优势，同时也保证了多党制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优势。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指导性文件既保证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贯彻落实，也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加强了这一制度，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继续发展，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今天我们谈论民主自由，建立民主制度，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不放开眼界，善于发现新理论新思路，不断借鉴西方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补充新能量。在我们深刻认识到西方民主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伪民主的前提下，我们还要看到西方民主理论为人类政治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虽然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但对三权的严格分离带来的监管上的便利和具体工作分工的明确合理的理念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的。近些年来，我们在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和民主质询机制上都有了新的探索，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不断创新，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满足长期执政的需要。如何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166]，如何建设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使权力运作规范化已成为我国政权建设中最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正是我们党始终把民主政治建设放在政治建设的首要位置，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露出来的不足，才能维护和巩固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从遵义会议开始，民主团结、顾全大局的精神就一直贯穿在我党政治建设的道路上，强有力地支撑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3.理论创新是中国文化创新、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任何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须要有其繁荣发展的文化作为支撑，文化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在兴起的重要标志。我国现在正处在发展繁荣上升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要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然要求呈现出丰富的、具有历史丰碑意义的文化成就，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自信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和能力、鼓舞人心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基础。[167]社会的总体支持和文化群体的独立思想是文化创新的核心要素，在我国硬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引领人民思想信念、价值追求的关键就在于文化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党的理论创新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新的革命建设理论，带领中国人民从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到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路前进。中国梦的提出作为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指导新建设的创新理论，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拓展了新的思考视角，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创造了新的内容素材，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意义承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新时代凝聚民族力量、树立民族信仰的明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在有关中国梦的论述当中，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68]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团结人民的重要凝聚力量。习近平所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
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深刻地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中。首先，自古以来，中国的史论都是一脉相传承的，无论这片大地上发生过什么，都没有中断过史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载。其次，华夏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早在春秋之前，汉字就已成为华夏多数民族的共同文字。在诸侯兼并，攻城略地，战火连天的年代，和平是所有华夏人民的心愿。历史告诉我们，“大一统”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实现中国的和平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中华一统。中华一统是唯一能给中国人安定幸福保障的，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政权形式。秦灭六国实现了统一，汉朝又进一步扩大了统一事业，在纷争与和平、混乱与安治的交替中，华夏民族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的重要性，维护民族和平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直至今日，中国众多民族虽然不仅各有其族称和相对集中的聚居地，更有着不同的民族习俗，但他们都在根本上认同中华民族。中国这片土地上养育的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为骄傲，都把自己称作“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绝非中国个别民族的代称，而是中国各个民族的统称。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民族”在中国即是“国族”，各民族之间、“中国”与“中华民族”之间，已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说爱国就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热爱中华民族，就是热爱中国人民。文化的发展创新要时刻不忘爱国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文化创新的道路上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擦亮双眼，辨识真伪。奋斗在文化前线的专家学者们更是明白，一种错误的思想传播对民族复兴的文化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思想水平的民众都有机会接触到多彩的文化并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情况是好的，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所提倡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但参差不齐的辨识水平和吸收消化能力使得很多民众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蛊惑。这些个人或组织利用开放文化环境的便利，大肆宣传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危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文化建设者们必须挺身而出，站在民族精神的制高点上，建立并完善凸显民族精神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驳斥不良言论，消除它们带来的影响，让中华儿女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所特有的魅力，用先进文化武装更多群众的思想，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改革创新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保障。
首先，时代精神要求在文化创新道路上有独立品格和进取精神。文化的创新需要一种自我意识，因此创新的根基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的思想就只能永远地模仿别人，永远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的地位；没有独立的思想，就不可能建立新的理念，开辟新的道路，从而摆脱窠臼脱颖而出。时代精神内在地包含着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独立品格是一种自觉的态度，它要求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更新对事物的认识。主体在进行独立探索时，很可能由于其他条件不充分而没有做到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创新的道路上必须具备进取精神，有使命感、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既要有开辟道路的探索精神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文化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创新意识缺乏、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文化界要以时代精神来要求自己，端正态度，善于反思，勇于争论，只有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才能推动文化事业良好发展。
其次，时代精神为文化创新营造外在环境。从世界文化史中可以看到，唐宋时期中华文化是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出去进而得到了国际广泛赞誉的；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的扩散是以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兴起为基础的；启蒙思想在欧洲的传播依靠的是当时迅速发展的工商业。这些都说明了文化传播途径对文化创新的重要促进作用。同样，在唐宋时期，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喜欢欣赏诗词；文艺复兴时期，民众无论贵贱都热爱哲学思考，大力支持宗教改革；启蒙时代，科学成为人类最普遍追求，科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传播。这些都说明了社会氛围对文化创新的巨大影响。任何一种文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离不开社会的土壤。文化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社会对文化发展创新事业的普遍关注和大力支持。时代精神是把中华民族牢固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量，这种力量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形成一种要求创新的社会风气。时代精神正是创造了一种具有宽容精神的社会氛围和通畅的文化传播途径，在这当中，文化活动主体的探索精神才不会被外在环境所禁锢，同时创新成果可以广泛地在民众中分享，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启迪、相互影响最终达到整体繁荣的社会氛围。
所以，在建设和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今天，党的理论创新精神为我们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强大的动力。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崛起的重要支撑和主要标志，我们在五千年的文化史上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曾经的繁荣不会无端成为今天强大的实力。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真正使国家文化实力日益强盛，才能进一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当然创新的道路充满考验，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弘扬理论创新精神，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完成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4.英勇无畏精神是人民幸福的力量保证
遵义会议的英勇无畏精神为我们带来了革命的转折和最后的胜利，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为我们拨乱反正提供了精神力量，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英勇无畏精神同样是保证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人类千百年来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愿望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胡锦涛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169]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形成普遍健全人格的保障，是人民幸福的精神支撑。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国民的幸福感已经不再完全依赖物质生活水平，国民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环境会严重影响人民的幸福感。同时，没有公平，正义更是无从谈起。在历史上，不论什么年代、什么国情，都有人过着物质水平极高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他们也未必感觉幸福，究其原因就是社会不公平，正义荡然无存。所以公平正义是人民幸福的首要条件。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人民绝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一小部分人。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的民族复兴就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一部分人感到幸福，他们是处于优越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多数人的不幸福作为基础的，这样的问题在旧中国比比皆是，这样的幸福不是民族的幸福，更不是每个人的幸福，这种病态的幸福甚至是民族的不幸，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平正义的缺失。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此高远的理想是必须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基础的。
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幸福，必须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英勇无畏精神。
首先是国际环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尤其与周边国家没有和睦稳定的邦交关系，很难集中全力搞建设，经济文化发展也要受到巨大的影响。同时，国际环境还直接影响着国人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境遇，直接影响着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直接影响着国人的幸福感。就当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和地位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影响着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使一些国家感到紧张，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给世界局势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对他们的利益形成了“潜在威胁”。这些国家在各个方面都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千方百计阻挠我国的发展。各方力量都在为应对我国的崛起而在周边地区进行角力。
面对具体问题，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冷静而勇敢地作出应对是遵义会议英勇无畏精神对我们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崛起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是中国的发展与旧的世界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对于由这种矛盾带来的周边问题，我们是没有回避的余地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必须发扬英勇无畏的精神，要敢于崛起，敢于强大。不能因为受到外界强大力量的打压就垂头丧气或者心虚脚软止步不前，这样只能重蹈一百多年前受尽欺辱的覆辙。同时，我们在主权问题上必须坚决不让步，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底线。就目前来看，周边国家都希望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占到一点便宜，同时他们又想尽量避免发生武力冲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通过坚持原则立场的外交政策，让他们明白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从而放弃自己的妄想，回到睦邻友好的状态中来。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灵活机动的外交路线，站在战略高度，争取一切可能的友好力量，帮助我们安稳渡过崛起道路上的国际困境。当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站稳脚跟的时候，当新的世界秩序和平形成的时候，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完成的时候。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将在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高度幸福感。
其次是国内社会环境。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由廉洁奉公的政府来保证，腐败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危害社会公平、影响国家稳定、掠夺人民幸福的罪魁祸首。腐败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党的形象与威信，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侵犯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与现代化建设，如果任其蔓延，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170]一个国家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一个高瞻远瞩信仰先进理念的执政党，需要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能够提出最适合国情的政策，优化资源谋发展，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清正廉洁的基础上。
腐败将导致政府决策不能有效执行。国家政策从制定到执行依靠的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执行力。良好的执行力来自对政策的准确解读和深刻认识，更来自廉洁自律的执行主体。贪腐的机构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往往以自身利益为第一标准，想方设法钻空子，使得原本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变得与实际相矛盾甚至被搁置，从而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公共资源难以得到均衡的分配，大量公共资源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被个别人控制。公共资源是人民社会福利的保障，社会福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感，假如公共资源不能平均分配，本来该有的福利现在没有得到，人民就会有强烈的不公感，直接影响到人民的幸福感。同时腐败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可以在社会上刮起不正之风的源头。腐败的权力机构会引发公众投其所好，遇事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真抓实干拼实力，而是拉关系走捷径，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与当权者各取所需，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腐败。中央“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为我们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对进一步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同时，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为了建设一个公平正义、人民幸福的国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方面以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向堕落权力开战，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反腐败的胜仗，硕果累累。2012年12月，原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成为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个省部级高官，随后，一场反腐败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刘铁男、蒋洁敏、李东生、申维辰、苏荣、万庆良、徐才厚、周永康等各路“大老虎”纷纷被调查法办，截至2014年12月，共有5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在党中央的反腐重拳下倒台落马，各级官员落马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样强度、深度和广度的反腐行动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推动如此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更离不开英勇无畏精神的支持和鼓舞，只有在反腐过程中不怕触动当权者的利益，不屈于腐败权力的干扰，不畏惧反腐道路的曲折艰难，才能不断地将腐败现象从全党、全国、全社会中清除，还我们一个清正廉洁、公平正义的政府和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必须英勇无畏地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171]充分表现出我党与腐败作坚决而彻底斗争的决心。只有腐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政治才会清廉，党的领导力量才会有质的飞跃。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领导下的廉洁奉公的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力是符合党的期许的，是可以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腐败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彰显，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要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党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都能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站稳脚跟，才能为国人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历史新辉煌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的严重错误，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遵义会议创造了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中国历史新的辉煌，也必须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创造精神。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要求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到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再到如今的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愿景，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心愿。从维新变法到三民主义，中华儿女做了无数次的努力，也历经失败。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由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才找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梦才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当然，在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我们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最终能拨乱反正，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不是步苏联共产党失败之后尘，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着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历史，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历史还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业，只有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唯一适合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这种精神同样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敢于打破陈规，开辟新的道路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关于什么是中国道路的问题，习近平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条已经成型的、完全规划好了的道路，而是一条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在建设新中国的建设探索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新路子。这条路承载历史、面向未来，是继往开来的发展之路，是一往无前的兴国之路。然而这条路往前只有方向，只有目的地，而没有现成的路面。我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因为我们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对它的延伸，每一步都需要勇气和魄力，每一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关系到能否如愿完成党预期的建设目标，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完成转型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历史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必须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经验。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才能充满活力。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进程的时候，要特别具备历史创造精神。
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经济是基础，决定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国的全面转型也由经济转型所决定。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其基本主线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是否兼容的问题要依靠经济体制转型来回答。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应该是对传统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一点，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使我们在体制和发展之间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推行股份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的唯一途径。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的最有效途径目前看来就是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否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还需要更多理论方面的支持，更需要实践的证明。因此在经济转型中，我们必须有历史创造精神，敢于开辟新的前进思路，勇于实践。经济转型也必将为当代中国带来更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总的来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传承，是中国政治文化从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伟大成果。这种政治文化总体上讲是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要求的，但在其思维和行为模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从传统形态的政治文化向现当代形态的政治文化的转型；实现从革命形态的政治文化向建设形态的政治文化的转型；实现从长期的小农经济、一段时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政治文化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文化的转型；实现从封闭形态的政治文化向开放形态的政治文化的转型。这些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扬弃，自我完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历史创造精神实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实现全面现代化扫除障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它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获得充足的推进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17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成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事业各方面改革的深化，足见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性。面对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形势，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宝贵精神，为转型升级、深化改革鼓劲护航。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是让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为之流血牺牲的崇高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建设民主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振兴中华民族；需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中国人民充满幸福感；需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为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艰苦而漫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的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173]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种足以让我们脚踏实地奋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遵义会议精神承载着我们党崇高的信仰，蕴含着我们党扭转革命形势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无穷力量。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一直走在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上，为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批评协商、顾全大局的民主团结精神保证了各民族团结，凝聚了中国力量，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国梦提供了不竭动力；自主运用、独立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为中华文化崛起提供了保障，为民族振兴提供软实力内核；灵活机动、敢于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敢闯新路、力挽狂澜的历史创造精神引领我们完成社会转型，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遵义会议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形成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优良品质和先进思想的遵义会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带领下我们党扭转了中国革命形势，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精神的带领下我们实现了自我纠偏，拨乱反正，完成了改革开放伟大创举；在这种精神的带领下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并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都说明遵义会议精神是我们党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相信，在今后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遵义会议精神仍将为我们保驾护航，为我们渡过未能预见的难关提供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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