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换一个爸爸

    周钒在新泽西上一年级了。他问妈妈：“同学都有爸爸，我爸爸怎么老不在，我能不能换一个爸爸？”

    放学了。校门口停着很多的车，很多的车里有很多的爸爸，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师问钒有人接吗？钒说有人接。说完走出校门，独个儿走二十来分钟路，回到爸爸不在妈妈也不在的家。

    只有拉基迎接他。爸爸说钒没人玩，买只狗陪儿子吧。从此家里凑齐了三个基本成员：妈妈、钒和拉基。

    拉基和钒打闹。拉基强壮，钒弱小，拉基常常把他扑倒。钒哭，拉基不会哭。

    玩累了，钒和拉基一起睡地上。钒没盖东西，冷得蜷缩起双腿。拉基摊开四肢，大模大样地躺着。拉基像大哥哥，钒像小弟弟，爸爸妈妈喜欢叫他钒狗。

    钒六岁的时候跟妈妈到美国新泽西。妈妈一边读博士学位一边工作养全家。爸爸常常几个月不回家。爸爸、妈妈本来想让钒在美国治眼睛，可是钱都让爸爸拿去做艾滋病实验了。

    钒缺钙，大脑袋，细脖子。他的眼睛集中了许多眼病：深度近视，眼压高，青光眼，弱视。娃娃脸上架一副老学者的眼镜。球飞过来看不准接不住。美国男孩喜欢体育。钒也是男孩，钒更有男孩气，玩不赢的，就不玩了。

    就在家里看书，一天看一本：海底探险、打捞沉船、飞机结构、昆虫植物，什么都想知道。爸爸临时要从新泽西去纽约了，问妈妈到纽约的班车什么时候开，钒立即说：爸，半小时后有一班。

    钒长到十来岁了，玩自行车上坡下坡，从石级上往下跳。跳了石级又要跳级，嫌老师讲课慢。钒在课堂上滔滔演讲，说爸爸是发明家，发明的仪器可以治很多病，在中国治好了很多很多的病人，现在来美国专攻艾滋病。老师说真有这事？钒第二天抱着一大包资料到课堂，钒说：“这就是我爸爸。”

    同学说：“你真有爸爸吗？”

    钒回家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老也不到学校开家长会？”

    妈妈说爸爸太忙了。

    钒说是不是为了挣钱？如果为了挣钱，那美国人出很多钱要买爸爸专利，爸爸为什么不卖？

    妈妈说爸爸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帮助很多人。

    钒说那为什么不帮助我？

    钒幼儿园时就好问老师各种问题，老师说回家问你爸爸去。钒回家问爸爸：“为什么我在路上走，太阳也跟着我走？为什么我在路上走，月亮也跟着我走？”直到十来岁时眼睛看着天花板问：“为什么不幸的事都落在我身上？”

    1992年圣诞节前，12月18日，钒的妈妈在新泽西打电话到中国，告诉他爸爸钒21日上午眼睛动手术。爸爸忙，已经订好26日的回程机票，说21日不一定能赶回了，看情况。20日傍晚突然有新情况：爸爸出现在新泽西家门口。钒和拉基一起扑过去。钒说你真是我的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怕万一我开刀后眼睛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爸爸了。

    后来，爸爸还是忙，妈妈还是忙。爸爸回到家里，看到钒和拉基还是睡地上。哦，钒！爸爸的手上有磺酒和艾滋病人身上带来的味道。爸爸把手冲洗干净，趴在地上轻轻唤着钒，钒狗！醒醒，爸爸给你做晚饭。钒醒不过来。他站起来时个子细高，躺着蜷缩着小得可怜，就剩一个架着副大眼镜的大脑袋了。爸爸一把抱起钒：哦，钒，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周钒的爸爸，叫周林。

    去江里捞漩涡

    美国朋友问周林：“能不能告诉我你有多大？”周林说大概四五十岁了吧。他每天治疗一个个艾滋病病人，在阴阳界间来回，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感觉上当然有四五十年了。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忽然想起，自己好像是三十几岁。

    周林的记忆库里，要输入的事太多，小事输不进去。不能忘却的小事情，只好简略，比如吃。他喜欢吃肥肉，吃汤圆，几乎不用怎么咀嚼便可沿食道坐滑梯直下胃部。

    周林作学术报告，如同开超音速飞机。一串串唰唰唰飞过的语言，听众很难字字抓住；又如同后边有人追赶，他越过一个障碍，又越过一个障碍。好像大侠一路行，击退一批杀手，又击退一批杀手。

    他讲话快，是不屑于谈自己，还是要一古脑儿地把自己倒出来，从嘴巴这只口袋里兜底倒出来？然而他是这么丰富，竟是怎么也倒不完，于是越发想快快地倒。

    平时听他讲话，也要盯住他的思路，要不一不留神他的思想已经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知跃到哪儿去了。也许他抄小路奔到了目的地，也许他放弃了原来的思路另辟新径去了。就像他儿时讲故事。他刚会说话时，姐姐给他讲故事，他说我要讲我讲。他看看桌上的水瓶，说哦，这个水瓶。再看看柜子上的镜子，说哦，这个镜子。姐姐喊：“妈妈，弟弟就这么讲故事呀！”

    小周林的眼里都是故事。他生在嘉陵江边，六岁时看到江里有漩涡，江水为什么会转？他问船老大。船老大笑道江里有个坏东西在转，所以水跟着转。小周林约好比他大一岁的男孩大毛，第二天清晨悄悄去江里捞漩涡。清晨，小周林坐在小木船船头，大毛用竹杠撑开船。江里有好多漩涡，小周林弯下腰去捞，再往下捞，怎么捞不上，怎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周林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躺在派出所里。有一个工人叔叔，穿蓝制服，在拧衣服上的水，再把烟从衣袋里掏出，就走了。小周林虚弱得发不出声音，不过他知道一定是这个叔叔把他从江里捞起来的，他一直寻找这个叔叔，工人，蓝制服，抽烟。

    后来周林发明的ws生物频谱治疗仪获得国家发明奖和九次国际大奖。漩涡是小波，频谱是电磁波、光波，或许，周林心中一直有个漩涡在转，或许他自己陷进他异想天开的思维漩涡中不能自拔。本来他的频谱仪在国内外获得那么多项专利，他很可以告别他那非人的生活。然而他又去了美国攻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病人来了，叫大卫。眼睛不能转动，嘴巴不能说话，或者是不愿说话。他“丈夫”扶着他代他讲病情。他最多还有一个月了，天天晚上梦见魔鬼来带走他。周林一见他兴奋着，是的，他兴奋，他知道这是需要他来解决的难题，他这才是真正向艾滋病挑战了。他激动起来，一种大战在即将军登高了望敌营的豪迈感。三天后大卫告诉他梦还是做，但是魔鬼没有来了。一周后大卫的眼睛会转动。一月后大卫浇花、剪草、游泳、开车、旅行去了。天空晴朗，鲜花开放，魔鬼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大卫检测艾滋病的T4细胞正常了，周林倒不高兴了。不，当然是高兴的，但是一点不敢高兴--这第一个病例是用他的仪器治好的吗？是必然，还是偶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点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智商只是中等，自己只是做事认真。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从小看她一夜夜批改作业，一夜夜犯眼病揉眼睛。小周林说妈妈你不能马虎点？妈说给小孩子改错一个字，就害他一辈子。

    周林认真地对人，认真地把投奔他的人当好人，认真地把真诚掏出来，把钱掏出来，把心掏出来。然而也许是他的科技成果太值钱，也许是真诚太不值钱，也许一颗纯真无邪的心面对邪恶，如同一个只系着红肚兜的小孩面对手握刀剑身背弓箭脚上也能飞出毒标的歹人。也许，一个人在某个方面太投入太专注智慧过人，必定在另一个方面痴憨愚钝。周林最不忍心从人的弱点去看人，这本来是天使般的品格。可是社会上绝非人人是天使。周林被人愚弄，被人假冒。这一次生了很大的气，下一次还要乖乖地上当。有人说你为什么还这么相信人。周林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判断好人和坏人？

    自然有人担心周林天真可掬如何是好？不过周林如果不是这样天真这般可掬，他当初怎么会去捞漩涡？他后来怎么会想到生病可不可以不吃药而照射频谱仪？他如今怎么会赤手空拳去攻打艾滋病？

    再说，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超越常规，能不在常规的人际里遭难吗？

    周林有孩子般好奇的眼睛和孩子般异想天开的思维。不过他疲劳过度的肤色，好像被榨压了汁水的柠檬。他眼镜架下突起的硬挺的高鼻梁，又冲破了那层柠檬色。于是我在他清秀的五官上，看到了不仅清秀而且奔腾，而且有漩涡的嘉陵江水。

    是不是上海人怕大摇大摆的人？

    小周林捞漩涡掉进江里以后，最疼他的外婆说算了，把你送到昆明你爸爸、妈妈那儿去吧。在昆明，周林的世界很小，他只想当个最有本事的工人。1974年9月，他第一次离开昆明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火车要坐三天三夜。周林思维奇特而本性老实，内地人第一次上大上海，坐在火车上不敢走动。他的脚肿得像充了气的透明薄膜，眼看下一分钟他就会像踩上两只氢气球似的在空中升腾起来。

    交通大学的校车接上新生驶过上海有名的娱乐场大世界。那时人性都给贴上了封条，况游乐场乎？大世界自然给封存了。这大世界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周林心里的漩涡又翻转起来。70年代的上海，是周林眼里最繁华最神秘最了不得不得了的地方。他跑到外滩，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从未想到过的开阔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只长了翅膀的老虎，要做很多很多事。比如，要看看大世界。

    刚到上海时，周林不敢进商店的门，因为口袋里没钱。三个月后就约了一个同学一起去闯大世界：考验我们勇气的时候到了。他们大摇大摆地从大世界的门卫身边径直走进去，眼睛都不朝门卫那边投过去。逛完一圈，又大摇大摆地从门卫的注视下走出来。俩人大笑说：“是不是上海人怕大摇大摆的人？”

    当时男人最好的服装是毛呢中山装。他俩去百货店买牙膏，同学叫他试一件中山服。周林说我又不买怎么能试？可又想，这也是锻炼勇气的机会，试就试。

    黄浦江上的海风，吹开了这个云南青年思想上一个个尘封的大门。交通大学的老师上课时问大家：从我们这间教室到学校大门口，有几条路？有同学说两条。老师说不对，说可以从里边的这条那条路走到大门，也可以从校外绕进大门；可以从后门出去到大门，也可以从边门出去到大门。达到一个目标，可以有捷径，不过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后来周林果然去闯荡世界，他一直庆幸那个脚肿得像充了气的透明薄膜的云南青年，走进了大上海。

    长上翅膀的老虎

    入冬，一年级大学生周林长起了冻疮。双手双脚痒得不能入睡。他用缝衣针蘸上盐水刺冻疮，用酒精灼冻疮，用辣椒水泡冻疮，然而治不了痛也止不了痒。吃西药，抹膏药，服汤药，找偏方，扎针炙，照红外线，还是大泡小泡的破了烂了，露着骨头。医生说天热会好的，那么天再冷了呢？

    周林去图书馆查资料。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因为冻疮、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达一百万人。70年代对付冻疮的医术几乎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难道人类连一个冻疮都对付不了？

    大学毕业分到昆明，忘不了冻疮的记忆。这天他打磨铸件，车床震得他两手发麻，浑身抖动。车床持续震颤，身体持续谐振。这是一种能量的传递与转换。人体本是一个向周围空间发射多种信息的生物辐射源，比如辐射生物磁场、红外线、低频率的电波和肉眼看不见的光谱。这频这谱这物理信息，不如叫人体频谱。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模拟人体频谱，人体产生谐振，然后吸收，然后疏通冻疮患处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或许就能治好冻疮？

    或许，这种人体频谱仪的想法本身，又是一个捞不起的漩涡，不过是让周林再一次把精力抛掷水中。古今中外的专家们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工农兵学员，一个学电气自动化的技术员，一个一文不名的贫穷单身汉，还能有办法做实验？

    不过，这个异想天开者是一只长上翅膀的老虎。

    他又要试验自己的勇气了。

    先算一算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月薪四十五元，每月只准买一样生活用品。譬如一双袜子。每顿饭只准在食堂买一个五分钱的蔬菜。星期天回家吃爸爸妈妈又不要他多花伙食费。省下钱来买书买零件做实验。就是越不吃菜胃口越大，二两一只的馒头，一顿要吃五到七只，糯米饭一顿吃一斤半到两斤。

    捞漩涡的人自然不顾虑被漩涡卷走，更不会害怕失去什么，不会旁顾其他。一位有头有脸的人请周林去他家，女儿陪着。你看我女儿怎样？你女儿很好，不过我现在要做事，否则我会很难过的。又一位美丽女工找来，周林，你有没有朋友？没有。不知道我在你眼里怎么样？你？大家都说你是个好姑娘。周林，不是我眼光高，别人我都看不上。别别，别这么说，我现在就是要做事。有人说周林，全厂一千多人，这么多姑娘你看不上，是不是上了大学忘了工人阶级忘了本了？周林说不是，我就是想做点事。

    周林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他在视觉屏幕上描绘着模拟人体频谱仪，迎面走来的真实人体不会出现在他的屏幕上。直到这个人体发出的声波震醒了他：周林，怪不得人家说你架子大了，见了人都不理了！

    他说什么？周林想，这是些什么信息？收音机要调到相应的频率，才能接收到相应的信息。频谱仪要是调到与人体相应的频率，那么人体患处的病态信息就可以自动有效地调节。

    周林感觉到周围有什么物理信息正向他压迫过来。但是频谱仪怎么做，只这一个压力已经把他压到极限，对其他的压力都反应迟钝、感觉麻木了。星期一等班车回厂，车站那儿有公厕。怎么这个公厕人多，那个公厕没人？去没人的公厕。从没人的公厕出来，发现门上写着两个大字：女厕。

    这份“勇气”，超过他当年大摇大摆地出入大世界。也许，从那次大摇大摆之后，他哪里都敢去了。他找昆明物理研究所，找昆明人民医院，谈频谱仪的构想，要求给他免费做试验，只收一点材料费。他帮医院给病人换药、喂饭。终于有一天，昆明红云机械厂的广播站，广播本厂医务室有一台治疗冻疮的仪器正在试验，愿意做试验的欢迎到医务室。

    工人把长冻疮的手伸到仪器下，二十分钟后不痒不痛了，流脓的创面干燥了。照射两次，长出了痂皮，几天后痂皮脱落，冻疮也“脱落”了。

    那两三个星期，周林在医务室里连吃饭的时间也停不下给人治疗冻疮，直到本厂冻疮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频谱仪；直到又一家工厂广播站广播：医务室有一台治疗冻疮的频谱仪……

    1983年，云南大雪。冻疮像流行病似的蔓延。昆明百货大楼对面，周林摆开了几十台频谱仪：非我莫属的时候到了。然而第一天并没人走向周林。而第二天就排起了长队，周林和他的助手治疗了五百名冻疮患者。后来塞条子、开后门要求快治冻疮的就多了，交通警察来维持秩序也带来了冻疮病人。再后来周林直奔东北的五个部队给战士治疗。因为冻伤是军事医学重点。

    频谱仪获得了1983年国家新产品金龙奖。

    获奖者周林，接到通知：停职反省。

    那股压力，原来一直没有精力去感觉的，现在才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一个交通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去治疗冻疮，为什么搞生物工程？

    于是他觉得累极了，浑身乏力，皮肤发黄。他被送进医院：甲肝。

    只要没被淹死，他就活了

    周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带了一小群逃学学生钻进天花板里玩。从天花板看到食堂的窗开着，一笼笼蒸好的小馒头摆在那儿。他们溜下去拿了馒头，塞进书包，跑到空教室里就吃。一年级上完了，周林可以留级也可以不留级。老师问周林，眼睛里只有爱护和关照。周林很坚决地要求留级。这以后他再不逃学了。

    在昆明进厂当团委书记。当时有规定女的要到二十四岁男的要到二十八岁方能登记结婚。厂里姑娘小伙多，爱情故事不会少。几对恋人等待处分。是团内记大过？开除团籍？留团察看？

    不，周林都不处分。人的生理是不能规定的，爱情是不能规定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果真情不能呼唤真情，人类社会的频谱就调试不正常了。

    周钒问周林：“爸爸，妈妈说你关传染病房了，谁关你的？”

    周林走向他的病床。同病房的人告诉他这床的上一个病人刚进太平间。

    这个病床的下一个病人是周林。

    周林站在床边，觉得人距离死亡，也就一步之遥。人是这样孤独渺小啊！

    他的心态开始失衡。他原先不是很有自制力的么？有一次他给司机带路，从山上下来，车一颠，他撞在车旁突起的铁尖上，左眉扎一个洞。血在他脸上流出一个花脸。旁人看到这个血乎乎的花脸大叫司机停车。司机听不见，周林自己又不愿影响司机。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周林已经失血多少CC？

    然而这一次，是精神的失血。

    几天后他在病床上接到云南省科委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世界青年发明家博览会的选拔。这不啻是一次大剂量的输血，一次生的呼唤。还有几天就得赴京，可是这么严重的甲肝至少得住院一个月，出院后还得休息一个月。怎么办？对，用频谱仪照射患处和穴位，可以增强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

    照了五天，周林要求出院。医生说肝炎没好怎么能出院。周林说可以验血。验血报告出来，各项指标正常。

    后来周林在美国攻艾滋病，累极了就照频谱仪，第二天又精神焕发地面对着艾滋病病人。

    周林精神焕发地走出医院，第二天他就扛上五十公斤的各种仪器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直奔正义路的团中央报到，然后又扛上这五十公斤走向在民族文化宫的展览会场。这一大段路，他不知坐什么车，只好一边走一边问路。从正义路走到长安街的王府井口，再一直往西走到南河沿再到新华门再到中山公园再到天安门再到石碑胡同再到六部口再到西单再到民族文化宫。周林浑身冒着虚汗。一大堆频谱仪的器械，像一个压榨机，每一秒钟都在压榨他生命的汁水。也许，一直一直这么走下去，他就完全被榨成汁液。

    当周林居然没被榨干，居然他的身体出现在民族文化宫的时候，他好像是从海水里漂流到沙滩上似的。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沙滩。只要没被淹死，他就活了。

    当晚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发明家，集中住在团中央地下室。明天，评委会让每个人轮流用十五分钟讲自己的发明。年轻的佼佼者们看着表，来回背明天的演讲。只有一个人倒下就睡着了，不准备，不交流，不紧张，不兴奋，一切感觉都消失了。睡吧，周林，什么也别去想它，梦也不要做，睡吧。

    别的发明家可能说要为国争光，要夺奖回来。周林不敢做梦。像他这样一个人能够来到北京，又能从北京走向国外开开眼界，已经美死了。

    十八名青年发明家被选中出国。在这个意气风发的群体里，周林的自我感觉最不良好。他可以走出国门，但是还走不出那个停职反省的阴影。有人看他情绪不振，说周林可能要外逃，于是有人实际上看着他。

    到了保加利亚，走进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举办的首届世界青年发明家科技成果展览会。有专家问周林：你知不知道1960年美国阿拉斯加研究用物理方法治疗冻疮，结果是负的。周林说我看过这些材料，任何科学实验都可能是前人做过的。

    七十三个国家，一万五千多项科技成果，在展览会上像参加选美的姑娘那样，等待着动人心魄的宣布。有人对周林说，刚才广播里已经用保加利亚语宣布了你获金奖。周林说不相信不相信。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拿来了大会通知，上边明明白白写着周林是一万五千多项科技成果展览会上的金牌获得者。

    周林觉得他终于做了点事。他一直想做事。不过这些年他不能为父母妻儿做事，家人都为他付出了代价，他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三个肾握手言和，相安无事

    一年后，1986年11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第三十五届尤里卡国际新发明博览会。布鲁塞尔的电视上介绍周林新研制的ws多功能频谱治疗仪。电视机前的一位比利时先生觉得或许这是上帝给他带来的希望。他在欧洲四处求治神经性腹泻，医生说只有切断神经。能不能不切断神经就不腹泻呢？他到展览会上找到周林。他用ws频谱仪照了三天，就不再腹泻也不用切断神经只是觉得再也切断不了对周林的思念。他送来一个大巧克力饼，上边有几个字：“人类需要你。”褐色巧克力底上的奶油浇出的字，纯白而鲜明，像明明白白的真纯的心。

    专程赶到布鲁塞尔找周林的人中，有一位九十岁的巴黎老太太。常年的支气管哮喘使她毫无办法。她照了三次频谱仪后拍X光，痰症明显消退。要求周林治病的人排起了长队，尽管进展厅的票价不可小视。那年比利时很冷，很多人患了感冒。那位巴黎老太太，连感冒都没了，快活地买了辆汽车来一次欧洲大旅行。

    周林获得第三十五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一级骑士勋章。

    一百多天后，1987年3月，瑞士巴塞尔城举办第七届国际自然疗法研讨会。《巴塞尔报》上有一张周林的大照片，有一个喜孜孜的声音：“周林来了！他总是微笑！只有他才知道治疗机的神奇秘密。”瑞士、法国、西德、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学者，联名要求周林作学术报告。瑞士发明家协会主席卡瑞要求周林去他家看看他夫人的病情。卡瑞夫人二十六年前做心脏搭桥手术，从脚背取一截血管接在心脏上。心脏循环正常了。脚背的循环不畅了。而且溃烂，而且在欧美求医依然溃烂。卡瑞夫人拖着这个溃烂的脚背在家索居。周林驱车四百里赶到山上一间孤零的别墅。进门一看卡瑞夫人，一惊，这种一望而知的与世隔绝，这幢神秘的山屋里的神秘的老人，使他好像看到了欧洲童话里的神怪婆婆。

    卡瑞夫人不要他治。明明治不好干吗还要治。周林用ws频谱仪照她的流了二十六年脓液的脚背。一小时后关上仪器，那创面已经干燥。周林起身要走，夫人不让走。周林说，我走仪器不走，你每天在家照，一星期后我来取仪器。第二天夫人打电话告诉周林，昨天一夜没睡好。因为她的脚失去感觉二十六年，一直是凉的。昨夜热了一夜。一周后，卡瑞先生要送他一幢别墅或是一个超级市场。周林不要他送，也不迭他频谱仪，因为卡瑞夫人已经好得彻彻底底。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部长题词：周林的成果是中国对人类，尤其是对贫困国家的一大贡献。

    半年后，1987年9月，西班牙举办马德里国际发明博览会。大会主席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可是他颈椎增生，头晕流涕，难以入眠。活腻的人可能希望长眠不醒，活腻活不腻的人都不会希望长醒不眠。有时长眠是一种解脱，而长醒是一种囚禁。人头攒动的展厅里，周林用三种功能各异的频谱仪同时照他。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这位主席在众目睽睽下超越了苦痛，宁静地睡去了。睡得很死很死，好像，要把他失去的睡眠一下子全补过来。过了半小时，他醒来发觉鼻也不堵了，头也不晕了，一个被“囚禁”已久的人，突然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呼吸。他美美地呼出一口气！真是不可思议！

    周林获得了西班牙国王特别奖。

    然后，到了1988年，周林获得比利时卫生部长特别奖，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三枚），日内瓦世界发明与新技术博览会银奖，尤里卡国际博览会银奖。

    1988年9月，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药剂师弗雷德，三十年治不好哮喘病。周林用ws频谱仪照了三次，就为他把哮喘病魔驱逐出来了。“周医生，我想冒昧地再提一个要求。”弗雷德说。原来他有尿毒症，肾脏已经坏死。他用巨资买了台血液透析机放在家里。自己换血清洗血液中的毒素。医院要他换肾，可是等了五年也没等到一个好肾。周林教他试用频谱仪。几个月后，医院通知弗雷德说有了一个健康的肾脏，可以手术了。凡肾功能衰竭的肾就像腌黄瓜，健康的肾新鲜而饱满。医生为他打开腹腔，准备摘取腌黄瓜。然而上帝啊，没有腌黄瓜，只有新鲜和饱满。神奇的ws频谱仪！还有在一旁等待入座的第三位新鲜而饱满，弗雷德等它等了五年哪！干脆，让原来只剩一只好肾的弗雷德，享用三肾。但是弗雷德体内的器官们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外来户群起而排斥之。机体失衡，白血球升高。弗雷德如今知道怎样平伏体内的失调。他用频谱仪照了三天，三个肾握手言和，相安无事了。

    后来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福州军区总院、昆明军区总院等用ws肾病治疗仪照肾坏死。肾病的非透析治疗法，也就是治肾坏死而不用换血，成为可能。

    也是1988年9月，我们的东方歌舞团正在美国休斯顿演出。青年歌唱家牟玄甫心脏突然发病住院，每日要支付大额美金。个从人民币国家来的歌舞团如何能保证支付又保持尊严呢？

    周林把牟玄甫从医院接到自己住地，用频谱仪照心脏部位。十几分钟后，牟玄甫心率正常，呼吸舒畅，从床上坐了起来，用他浑厚有底气的歌唱，宣布他的健康。他解开衣服，敞开左胸上方，“来，周林，我们这样照张相，给频谱仪作广告的是我的心脏。”

    于是又想起那褐色巧克力上纯白奶油的字，明明白白真纯的心。

    在走向地狱的半路上，出现了一扇生之门

    生病不吃药，本是周林的一种异想天开。WS频谱仪能提高对肝炎、感冒、疱疹等病毒的免疫力，使周林又一次异想天开：那么，频谱仪改进后能不能试验艾滋病的非药物治疗？

    1988年他在美国参加世界第十五届生物医学工程会议的时候，跑了几个州，调查艾滋病。有的美国人说艾滋病如一场新的越南战争，打不赢也撤不出。一个公司如果有了一个艾滋病人，就如有了一个扔钱的无底洞。一个美国朋友用手摸摸周林的脑门：不用药物治疗艾滋病？你是不是在发烧说胡话？

    周林觉得自己是一个命定的登山者。从山脚下出发时，茅草高过他的头部。等他登上一个山顶，回身望去，那些吓人的茅草不过是一片平坦的绿地。于是他再攀向一个山头，那里还不曾有人类的足迹。

    1989年底，纽约艾滋病防治中心的挂牌医生中，又多了一块牌：“DOCTORLINZHOU”（周林医生）。

    纽约有位叫泰勒的百万富翁，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就把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卖了，来一次最后的豪华旅行。他豪华地花钱之后，决心豪华地走向地狱之门。然而在走向地狱的半路上，出现了周林为他开启的生之门。他的T4细胞指标正常了。他干吗要急着走向地狱？他要回到他的大房子里。可那房子已属他人。他好后悔好后悔。现在他要赚钱去，再赚回一个百万富翁。

    频谱仪抑制和改善了艾滋病的症状：腹泻、发烧、呕吐、失眠、淋巴肿大、感冒、疱疹、疲劳。T4细胞只剩一个（正常值是500-1000）的晚期病人也长了十五磅，从等死的病床上站起来，穿上花衬衫，天天换领带，到玻利维亚度假去。

    周林一直不敢对艾滋病讲什么话。目前治好了，以后呢？如果以后复发了呢？而且美国病人病情一好就不来治了，就玩儿去了或者挣钱去了。什么时候觉得哪儿不好了再来。不像中国病人有组织性。

    1991年10月，中国艾滋病医学专家组专程赴美考察周林实验室。专家组抽查十名周林一两年前的病例。其中一人已死亡，其他九人在赚钱，在旅游，在剪草，在开车，在换领带。

    1992年1月，华盛顿召开美国东部生物医学技术会议。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周林生物频谱仪治疗艾滋病的资料。哈佛大学教授说周林的频谱仪无疑是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说周林仿佛是上帝派来的，为人类打开新的医学殿堂，寻找到了只有他知道的生命密码。

    这年7月，荷兰召开第八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展示了世上第一项非药物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技术--周林的频谱仪。巴黎一家诊所的医生专程赶来提供资料--他们也用周林的频谱仪治疗艾滋病。

    频谱仪给艾滋病病人带来生之喜悦。喜悦的艾滋病病人和医生握手拥抱，买来点心自己吃块又拿块要周林吃。好，握手。好，吃一口病人用手递过来的点心。好，你的T4细胞增加了。好，你的症状都缓解了，不呕吐了。好，周林回到家带着一身艾滋病病人身上的味道。他用肥皂洗，用酒精擦，用磺酒泡，越洗越是一身怪味。他只想往外吐，不想往里吃，喝碗稀饭往沙发上一坐就睡过去了。

    他是不是又梦见了母亲？他决定去美国攻艾滋病后，母亲急得在云南大病，昏迷中唤着：周林！周林！美国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财力攻艾滋病，况且有人说像一场越战。那么周林近乎赤手空拳地攻打艾滋病，就近乎悲壮了。

    不过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

    用铸铁做的桂冠

    1991年5月15日，周林走到中南海西门。有人迎出来：你们是不是来开会的？是。你们哪位是周林？我。是坐车进去还是走进去？走，我还从来没有进过中南海。

    中南海于周林，从来是报纸上的文字，电视屏幕上的镜头。怎么一下子，中南海从报纸的白纸黑字间跑下来，从电视机里跑出来，跑到周林跟前，跑到他前后左右，彩色的，生动的，告诉周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国家为一个人的发明开这么大规模的会，建国以来是第一次。于是有了周林的第一次进中南海。

    九点，周林走到国务院第三会议室。这个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主持，有卫生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中国专利局、云南省、司法部、经贸部和国务院秘书局的有关领导出席。中国有十多亿人，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那么多领导抽出半天来研究周林的生物频谱仪，哦，周林。

    而周林是谁？如果调查一下，全国叫周林的人不知有多少。周林，这是一个太平常的名字，这一个周林，也是平常人。1954年，重庆的一个小学教师生了个黑乎乎的男孩。“黑”和“赫”，在川话里谐音。取个小名叫黑娃，取个大名叫周赫林。“文革”时人家说这个“赫”字不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赫么？母亲只好把周赫林改名为周卫东，当时全国也不知有多少人叫卫东，这也是一个太平常的名字。把周赫林突然叫成周卫东，叫的和听的怎么都觉着不是那么回事。进工厂时母亲又给他改名叫周林。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伟大而平常的名字，比如卫东、卫红的，给一个个平常又不伟大的人，做个符号，做个一无个性的编码。

    周林这个符号下边，也是一些一无个性的组合。譬如每月吃二十几斤定量粮，譬如厂里偶然放映五六十年代的露天电影，也早早地就开始兴奋。一天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枪炮声中忽然夹杂着话声：周国粱的家属马上回去有急事。周国梁是周林的父亲。父亲是工程师，工程师可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要被打击的。周林顾不上打击侵略者，奔回家里，果然红卫兵拿着梭标在打击他父亲。十三四岁的周林明白从此他再不是小孩子。他每周可以给父亲送一次东西。母亲往往在送的饭下藏一小条，上面写着：要坚持，要相信党。特别像周林从露天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工作者。

    然后他和所有平常的年轻人一样平常地下乡了。即使他在厂里开始研制治疗冻疮的仪器，想到的也就是为平平常常的人治疗平平常常的冻疮。其他再没想过什么。完全没有走到今天的思想准备。

    社会如同人体，一个良性的生态频谱场，才能政通人和，才能出现一个周林，而不是周卫东。

    一个时代，不会等你做好心理准备才到来的。譬如当年的“文化大革命”，譬如今天的改革大潮。那个当年大摇大摆闯荡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云南小于，更决无心理准备日后真会闯荡大世界。各种荣誉堆积到他头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1年）、中国发明家协会副会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等等，不过每月一百元的特殊贡献的津贴，他月月寄给一个并不认识的医学院女生。因为听说她失去了母亲。

    人们往往以为荣誉如花团锦簇的桂冠。然而桂冠往往不是鲜花做的，而是沉重的铸铁。周林要进行科研，要推广产品，要作学术报告。听他演讲的人从台下拥上舞台，拄拐杖的老太太拥抱他，用频谱仪治好肝腹水的患者哭着感谢他。人声鼎沸中，周林放大嗓门回答一个个向他抛来的问题。周林发着烧，脚下晃晃悠悠，好像正在把自己抛出去，把自己一份一份地抛给所有蜂拥上来的父老乡亲。回到美国，妻子大惊：你说话嗓门怎么这么大？

    周林十五年来没有喘过气。一点不敢松下来，好像松一下人就要崩溃。人手太少，不该扯又扯不清的事太多，诬告信的想像力过于丰富，假冒产品勇往直前。周林儿时最爱搭积木。用足心思搭好的积木，自己把它拆掉，或者别人把它拆掉。拆了再搭，再拆。这些年，拆积木的人不断，不过帮助搭积木的力量早已超过了周林的想像，虽然他的想像力决不是平常的。频谱仪的开发利用已经列入1993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993年5月19日，他返回昆明向省里汇报。书记普朝柱和省长和志强当即全力支持。在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给周林批一块地，在昆明市中心建一幢十几层的周林频谱大厦，作为昆明高科技的象征。

    这一切，好像都是1991年5月15日上午九时国务院第三会议室那个会议的延伸。那个会，一直开到十二时三十分。

    金色冒险号和WS家庭保健医生

    1985年，蒋经国先生得糖尿病时，有关人士找到正在香港的周林，说大先生（他们称蒋经国为大先生）想试用频谱仪。周林通过中央领导让三台频谱仪前往台湾。一个家庭中，难免小孩拉稀，老人便秘，有人太疲劳，有人流鼻涕。有台WS生物频谱仪做家庭保健医生，至少可以少看病少吃药。上海甲肝大战后，上海红十字会到昆明来感谢ws的功劳，然后给上海每个街道发一台频谱仪。WS在大连家庭的普及率已达百分之十。在大连坐出租车讲及WS，司机答话：“哦。知道，我给丈母娘刚买了一台。”在大连商店购物时说及周林，售货员说“哦，频谱仪！”

    1991年11月28日，大连工贸中心在文林街华联宾馆会议室举行ws频谱治疗仪交流会。会议室可坐二百五十人。赶来参加会议的人从宾馆涨到文林街涨到修竹街涨到民主广场，涨成几千个人头几千个浪头的大海，涨成几千个人头几千个火苗的大火：我们要进会场！

    ws生物频谱治疗仪从1989年底开始推广，已经驰进世界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大陆的六十几万台中，百分之十进入医院，百分之九十进入寻常百姓家。用ws多的单位，医疗费明显下降。如果我们十多亿人，每人少吃一粒药，就省下一座药山。报上常常谈及第二代家电是什么。其实，比起空调机、微波炉等，价廉实用的ws不是应该成为首选的第二代家电么？

    1990年，美国报纸惊呼：当美国政府把研究人体自愈物质和疾病发生相互作用规律作为2000年高技术课题时，中国青年科学家周林早已在这项研究上硕果累累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对中国有关制品，只批准851和周林的仪器入境。周林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都有专利，都有人想高价买下他的专利。不，我是中国人，我不能把中国人的成果挂在外国人的名下。中国应该参与世界高科技难题的竞争。应该在高科技生物医学工程中赢得领先项目。

    1993年上半年，美国洛杉矶市选市长，华人胡绍基成为很有希望的候选人。周林对洛杉矶市长的选举比对美国总统的选举更关注。因为胡绍基是中国人。有人头上系条带、肩上系条带地在洛杉矶街头为胡绍基游说。中国入围着看，看完走人。你选你的，我走我的。像流走的黄沙。然后，一艘叫金色冒险号的偷渡船，从大陆开到美国，给中国人加上一个不名誉的注解。胡绍基落选了。周林的心沉沉地落下来。悲哀，悲愤，悲痛！

    人，先得生存然后才能发展，但是不发展也是难以生存的。

    中国人啊，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吧。用团结，用实力，用文明，用科技。包括频谱仪。

    细瘦身子上一个大脑袋像一个大问号

    周林的妻子叫张雪珊。

    张雪珊每天早上从新泽西的家里开车到公共汽车站，然后坐公共汽车进纽约城，然后转地铁到曼哈顿，然后快步走进康乃尔医学院。八点到九点听课。九点开始上班。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再上课。一点到四点上班。四点到五点又上课。老板心善，让她占一点上班时间上课。雪珊上课时攻博士学位，上班时做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英文叫：PET。下了班再赶地铁再赶公共汽车再自己开车往家驰去。在高速公路上再累再累也不敢不集中精神。终于回到家做饭，钒问妈妈能不能看电视。雪珊在冰箱和烤箱间开始人生又一个侧面的搏斗，顾不上答理钒。钒又问妈妈能不能看电视。雪珊火了：你怎么不懂事啊？你自己怎么不会想一想？为什么老盯着我？

    钒说妈妈你声音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要叫？钒细瘦的身子上，仰着一个特大的脑袋，像一个大大的问号，挡在雪珊的眼前。

    雪珊觉得自己好有罪恶感。

    她是太累了。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她能够读好已经读得很好自然想要读下去。但是孩子失去的是无法弥补的，自己值不值得再这么读下去？

    周林回家了，带了一个朋友。朋友带了艾滋病毒，来做用唾液测试艾滋病的试验。雪珊帮他们做化验。朋友走后，雪珊忽然叫周林，说你忘了，刚才我们是在做饭的水池里做的试验。周林说哦，真的？雪珊说：周林，我们是不是太冒失了点？周林说倒也是。雪珊说像你这样攻艾滋病，会不会有一天传染上？周林说难讲。

    第二天雪珊照样开车赶去上课上班，周林照样去看他的艾滋病人。雪珊知道，周林既然决定要做一件事，不让他做于他是痛苦的。

    事情有进展时，周林连珠炮似的不间歇不喘气地讲述他的得意，像一个拿到优秀成绩单回到家报喜的孩子。雪珊说你是不是需要冷静一下，你事业才开始。周林“咯噔”一下停住了。事后雪珊想，自己是不是冷静过分了？下次周林再高兴，还是先和他一起分享他的高兴，然后才把一瓢冷水慢慢放出来。

    雪珊这么想着笑了，像细长白瓷瓶口开出一朵粉红的花。

    雪珊下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啊？门口怎么睡一个人？是不是睡一个人？睡在狗窝外边？不，是下半截身子在狗窝外边，上半截身子在狗窝里边。狗窝里还睡着拉基。

    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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