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想法像叠影一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她--对了，她叫刘波--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十多岁的时候，南京解放了。那时各地都来要人，不少学生为了参军、工作，都从家里逃跑了。可是我硬不起心肠，我不能伤害妈妈。因为我六岁那年，也就是说妈妈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没有父亲了。可她为了我，就没有再结婚！
后来，西北人民银行到南京来招生了，我就报了名。你说我是有志于银行工作？不是的！根本不是！我都不懂银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完全不知道西北在哪里，我只是和解放初期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一种要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不管哪儿来招生，我都想报名。就是年龄太小啦！我为了报考银行还虚报了两岁呢！
我妈知道后，一个人在长江边上踱了一天一夜……
人家说我从小就爱想入非非。可是我想，人要是没有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向往，那活着还有什么动力和乐趣呢？
这一个“想入非非”，就把我带到了去新疆的卡车上。
你一听卡车吃惊了吧？当时我们就是坐了二十几天的卡车去的新疆。
我们每个人都戴着只露出眼睛的罗宋帽，再戴上风镜。每个人都穿着老羊皮大衣、毡靴和大棉裤。棉裤的裤档那么厚，我们只好叉着腿走路。简直就像一群大狗熊！
在卡车里，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挤得膝盖顶着膝盖。卡车开一天，腿就一天不能伸直。走了几天，我们听说再往前走，可能碰上经常劫车的乌斯满匪帮，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吓得坐在人堆里，把头埋进膝盖之间，斜着眼睛盯着大戈壁滩。不看还好，这一看啊，这儿那儿的尽是一堆一堆的白骨。唉，这一路上也真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在卡车上还发着疟疾哩……
刘波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一般的泪水，人们对于所经受过的苦难，往往事后二十几天，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所以一看到这个银行，简直高兴极了！我在银行前照了一张像寄给妈妈。我要让她看看，新疆也有这么好的房子！当然，这房子其实也很平常。
安置下来不久，我们又面临着一次分配--分到什么伊犁、和田、喀什……多了！我觉得这些地名简直像外国名字。我想，到了这些地方，简直是去了外国啦。当时又不通火车，又没探亲假的，去了那些地方，更别想回南京看妈妈啦！
当时我们确实有着建设新生活的不顾一切的热情，但人是复杂的。眼看愈往西北愈苦，我们就有了顾虑。我们一开始只想到人生的美好，这时才感到人生的沉重。宣读分配名单的时候，会场一片沉寂。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自己命运的担忧，另外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一种职责。
先读分到最远的名单。读啊读啊一直没有我。最后几个人是留在乌鲁木齐的。啊，有我！我高兴得拍了一下手，“啊”地叫了起来。我立刻感到我的叫声在这个沉寂的会场里这样的刺耳！我这才想起别人立刻就要到有着“外国”地名的地方去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老家看看妈妈啊！我看着他们拿了行李分头爬上要开往各处的卡车，我哭了，跳着脚大哭了……
（50年代的开发者们，你们都好吗？你--们--好--吗--？）
那时的人真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搞了好多年银行工作，到了1958年，突然让我和另外几个喜欢打乒乓球的人去成立新疆乒乓球队。现在有些人干一件事之前，要掂量一下，看看干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什么好处，我没这么想。我要这么掂量，哪儿还敢干？我们能不能胜任？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说去就去了。（50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你懂不懂啦？我发现这是她的一句口头语。这显然是因为她成天对运动员说话的缘故。中国的乒乓球队那么多，她们这个白手起家的新疆女队居然还打上了全国的甲级队，她们队的小俞打上全国女子单打第三名，叉在1982年的尼日利亚国际邀请赛中和另外一个队员拿下了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冠军。她又当领队又当教练的，我真觉得不可思议！）
开始的时候，我骑上自行车到一所所小学去挑选孩子。那时的学生很少打过乒乓球。只好让孩子们跑跑步、做个游戏给我看。谁的身体素质好、反应灵敏，就挑谁来集训。
凡是稍有一点培养可能的学生，我都招来。我准备大浪淘沙了！可是，当时乌鲁木齐体育馆连个乒乓球的训练场地也没有，只在过道里放着四张乒乓桌。暑假里，我就让招来的七八十个孩子天天分批练习。孩子们轮班休息，乒乓桌和我不能休息。孩子们连挥拍、发球也不会，吵吵嚷嚷，乱糟糟的，我一进这个过道就好像进了养鸡场--全是小鸡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我天晕地转，直觉得神经都错了格儿了。
我们的条件和水平都太差！我只好经常带着十几个孩子到各省市跟兄弟队训练。孩子们没出过门，走丢了一个我怎么向家长交代？我就让大一点的孩子每人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上火车后，我和一些大孩子就是主要劳动力，得帮着孩子们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人都把自己的行李点一点，看看少了什么没有？下火车的时候，我又得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看看东西全了没有？我把孩子带的东西清点完毕，才能让大家出车站。可是搬行李又成了大问题。只好让小孩子们背个马桶包先走，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停下，再由我和大孩子把行李一件一件搬到孩子们站的那儿，真像蚂蚁搬家一样！
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有趣。有一次我带他们到北京训练，住在体委招待所，不远处就有火车轨道。一天，新疆来人，给我们这儿一个叫小高的女孩子带来一包葡萄干，说，这是你妈妈带给你的。她一听，就哭着要妈妈，打开门就跑出去了。她顺着铁轨一直往北跑，以为这样就能到新疆了。大家就在后边追。害得大家练追捕！
我们一年有十来个月在各地训练，所以人家叫我们“游击队”、“大篷车”。可我想，都是人么，都有自尊心么，游击队也罢，大篷车也罢，反正我们新疆队一定要争口气！
不过，真正损害自尊心的时期到了。院子里贴起了大字报：“强烈要求军管会把女特务刘波隔离审查！”他们说：你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南京跑到新疆？是不是搞特务活动来了？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我看大字报的时候，一个宣布我是女特务的人正好走过来。我故意把两手往日袋里一插，哼着歌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暧，你看，我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哼，就是这样！
我才不求饶呢！我都想好了，顶多下放到农场去放鸭子！
鸭子没放成，后来倒是骑上马了。那是在阿尔泰的一个牧区，一眼望出去，一座接一座的山，就是不见一个人。有一天，突然铺天盖地地下起雨来。我干脆把马收住，一个人静静地欣赏起蒙蒙细雨中的广漠的世界来了。山连山，山套山，不见一个人影。我觉得世界是我的！多少日子以来，我没有这么痛快过。我一边扬鞭，一边唱起山歌来了，能发出多大的声音我就发出多大的声音。我要把压抑在肺腑里的感情都唱出来。
到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查清我没有问题了。可是明明是我被人整了，还得让我说：你们当初整我也是对的。我偏不说，哪怕因此而得不到“解放”。如果是正常的审干，那是对的。可这是先宣布结论，然后再用审查去证明这个结论！我最恨自欺欺人！人的感情、人的性格是不应该任其扭曲的！我这人有点像皮球，你不惹我，不招我，我不会自己蹦起来的。但是你要是拍我，那么你拍多高，我跳多高！小拍小跳，大拍大跳！
我的自尊心从小就强。我总希望把工作做得很好，希望大家对我有个好印象。所以我原先非常注意影响。工作再难、再累，我都不怕，就怕别人议论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人家说我太粗心。我难受了一个月，真是揪心地难受，觉得那么丢人啊！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可想通了--人的好坏，终究不是舆论所能决定的。真正能毁掉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真正能提高人生价值的，也只有靠自己。所以我变了，变得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了。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人只应该承认真理，不应该承认权势！
（是啊，一个人，如果既不想用权势压人，又不屈从于权势，那么，即使在污浊的气氛里，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是可以不被污染的。啊，难得纯净！）
“刘指导，电报！”小李莉来了。
“哦？嗯，比赛提前了！我想想--”刘波陷入了沉思。
“李莉，你想妈妈吗？”我问。
“嗯。”她笑着，但笑得很艰难。她的眼睛里已满是泪水。她不仅要不让泪水掉下来，还要保持住微笑的表情，所以脸憋得通红了。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刘指导！”叉一个穿高领毛衣的姑娘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一会儿怎么安排？”
刘波收起电报：“一会儿小俞练正手打两点，再练侧身推挡和发球抢攻。小高练正手攻和反手推，然后练全台削一点，再用多球练长短球。李莉今天身体不太好，就做做手步伐。”
“嗳。”姑娘又笑盈盈地拉着李莉走了。
“刘波，我有一种感觉：你们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这也需要相互间的理解。”
我心里不觉一震。人们多么需要互相理解啊--理解自己的朋友，理解自己的爱人；理解自己的领导，理解自己的部下；理解比自己先进的，理解比自己后进的；理解比自己年长的，理解比自己年轻的。理解可以弥合性格的差异、年龄的距离、时间的沟壑和地点的隔阂。8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代沟。甚至子女不理解父母，父母也不理解子女。我想到小李莉、穿高领毛衣的姑娘，又想到刘波。我在她们之间感觉到一种沟通，一种因为理解而形成的感情的沟通。那么，她们之间就没有代沟了？刘波常年和下一代、甚至几乎是下下一代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方面就没有苦恼？
“我们可以接着谈了吗？”我只能穷追不舍了。
接着谈吧--现在的年轻人都复杂啦！有一次，一个运动员说：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一听就气了。我说，那你妈也利用你，你也利用你妈？他说，那不。我说，那我利用你什么？我干不干也是这些工资！
当然，我的工作方法也得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有一阵，正是比赛紧张的时候，一些男队员老听邓丽君的歌。我说，运动员就应该有运动员的朝气，邓丽君能给你们多少力量？你们干的是顽强拚搏的事业，可是你们听的却是我的妹妹呀我的哥哥呀的，十几岁的娃娃听这个能得到什么？
可是我一走出他们的宿舍，他们就故意扯起嗓子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故意唱给我听啊！
我只好当作没听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教育别人，首先要明确，第一不是要把人整一下。第二，你既然限制他的自由，他自然不高兴。我应该有这个胸怀--允许他一时不高兴，甚至发牢骚。否则，他既不同意你的意见，又不敢表现出来，那就只能使他更反感，使他变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情实意愈来愈少，虚情假意愈来愈多。而这是我最受不了的。
最难的是爱情问题，爱情是最不受约束的一种力量。父母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何况我呢？强迫的结果只能引起反感，不能使人得到启示。有的人，非得吃了亏才能明白过来，这也好嘛。人哪有不摔跤不走弯路的？所以我只能进行诱导。有一个队员对我说：“刘指导，你也让我们尝尝爱情是怎么回事。”我自然不赞成让他们现在去尝尝爱情，不过他讲这话时，我心里还有一点高兴。因为，孩子们对我敢讲出心里话，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感情。本来嘛，我要是不爱他们，还费这些心血干什么？你说对不对啦？你懂不懂啦？
我要是气急了，就真想不管他们了。有一次打比赛，有个队员拚劲不足。我真生气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呢？我说了多少次了，要珍惜每一个球。怎么就没有听进去呢？（她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是啊，这个队员不珍惜的不是那一个球，而是刘波的心血，刘波的感情。）
我又不能骂，不能喊！我想我身上的压力这么大，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现在倒好像我求你们似的！
现在的孩子们在家里都很受宠，往往觉得别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的生活道路上一切都应该是顺顺利利的。其实，他们前进路上的很多困难、麻烦，我们一代中年人给他们扫除了、挡掉了。可是我要是老给他们指出这样那样吧，他们还不高兴。我一片好心，可是有时人家不理解我，甚至误解我、怨恨我。这种时候我最苦恼了，简直觉得做人都没有意思了！不过我冷静下来想想，不能要求事事都让人理解，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想得一样。所以，我糊涂的时候苦恼，清楚的时候不苦恼。而且我这个人，宁愿让人家开始时对我误解、反感，也不愿去迎合、去迁就！
那次在上海训练，小俞输了。她闹情绪，当天就不想练了。我说：练球！她说：不练！她低着头，用脚一下一下地踢着乒乓球。我想，输了球就没情绪了，就想发泄，这是弱者，是逃兵！我就是要练你的意志！
温情是培养不出毅力的。我说：“现在我对你讲，你一定要练！打球和打仗一样，打球时我说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拿起拍子和她练。我发多球，她光是站着还球，两腿动都不动。这是消极抵抗啊！我只好变换落点，逼着她来回跑动接球。
这天晚上我召开了一个会。我说，你们也不小了。你们想想，人为什么是高级动物？就因为人是有思想的，自觉的，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如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的劝说都不听，一点情意都不懂，那还能算人吗？
我为什么这么动感情？因为我们真正可以好好练球，也就是这几年。可是有的人怀疑新疆女队能不能打出来，甚至想解散新疆队……去上海之前，我们去苏州参加全国乒乓球等级赛。我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我们队能不能升为甲级队，关系着我们队是存在还是被取消的问题，关系着新疆的乒乓球事业，还有新疆的那么多的乒乓球爱好者！比赛前，我看着队员们在傻练，心里这个难受啊！可我又不能把心事对她们说，否则她们哪有情绪打比赛？万一我们队解散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呢？我心想，孩子们啊，你们可千万打好啊！
队员们一个个都练得腰酸背疼的，我就给她们按摩。你刚才问过我为什么两个拇指的肌腱都劳损了？就因为这！拇指疼了，我就用拳头、用手心、用肘部给她们按摩。我心想，只要你们打好球，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等她们被按摩得舒服了，睡着了，我倒在床上可怎么也睡不着了。我躺在蚊帐里，觉得心里憋气！我想，一个项目怎么可以说成立就成立，说解散就解散？怎么就不想想，搞一个项目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心血？
不过我又想，为什么顺利的时候，受到表扬的时候，热情就高；而在人家不理解自己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就没情绪了呢？人，一切都是需要靠自己去力争的。把压力变成反作用力吧。争口气吧！
我们终于在苏州打上了全国的甲级队。我们新疆女队“成活”了。不过我明白，我们新疆队的底子太薄，稍一松气，又会从甲级队掉下来的，人生也是这样，在哪一步上松口气，就可能被淘汰下来。我们新疆队存在都那么难，何况打上去？所以刚才我说，在上海训练时，我因为小俞不好好练，那么动了感情！你知道吧，在上海训练后，我们就得到太原去参加全国甲级队的锦标赛了，我们是刚刚进入甲级队的，会不会被那些强队打得稀里哗啦呢？
就在批评小俞的那个晚上，我突然发高烧了。其实，应该说也不突然。因为二十多天以来，我一直觉得不好受，只是硬撑着就是了。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后，医生一诊断，说我救活的可能性不大了。医院立刻发了病危通知单。队员们来看我，护士不让进。队员哭了，拿出火车票给护士看，说他们就要到太原打比赛了。如果今天不能看到刘指导，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
队员们这才进了病房。我的脸已经肿得鼻子都看不见了。想睁一下眼睛也很困难。小俞摸着我的手，泪水直流，说：指导，你都是让我气病的！我说：你别瞎想，现在你们必需集中全部精力打好这场比赛！还叮嘱了一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想对她们轻松地笑一笑，好让她们的心情轻松一些。大概因为脸肿得全绷着，所以嘴也张不开。我觉得笑得不得劲儿。现在想想当初那个样子一定怪吓人的。
这次在太原比赛，队员们真玩命打了，把全国的冠军队都打下来了！他们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打得这么顽强，所以获得了国家体委颁发的惟一的风格奖。
他们立刻拍电报到医院，希望能给我一点安慰……（泪水涌满了她的眼睛）我觉得，我还需要什么呢？什么都有了！
哦，生病期间，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非常关心，来了好多信和电报。当时他们都以为我要死了。你不知道，人家已经准备给我买骨灰盒了！我读着这些来信，觉得这很像是给我开追悼会的前奏，因为好像只有在人死了以后，写悼词时，才能有这么高的评价。我读着那些信，真是怪不好意思的！（她笑了，脸上泛起了红晕。不知是因为羞愧，还是因为激动？）
脱离危险后，我就想，我妈妈要是像我这样有人照顾，她哪会去世呀！我对不起妈妈……
刘波语噎了。她的两只脚互相拍打着，好像要使劲关住泪水的闸门，但是泪水终于喷涌而出。她顺手拉过一条大枕巾捂住了脸，无声地抽泣……
“刘指导！”李莉欢快的声音立刻使屋里凝固的空气松动起来，“我妈妈，我妈妈来信了！你看！”
李莉把她妈妈的信塞进刘波的手里，又像一只小兔奔跳着跑了。妈妈的信使她高兴得晕头转向的，以至于她完全没有发现刘波的悲哀。
啊，妈妈，妈妈！一般来说，妈妈都是无私地去爱孩子的，而孩子只有在离开妈妈以后，甚至在失去妈妈以后，才能明白妈妈为自己奉献了那么多，才会后悔自己为妈妈做得那么少！但是，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刘波用枕巾使劲地按了按眼睛，暂时把泪水堵住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妈妈……安排好……”
我一开头就讲过，我离开妈妈的时候，才十几岁。可是当我第一次回南京探亲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了。一到家，我和妈妈两个人都愣住了。因为我留给妈妈的印象，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儿，就是我十几岁的样儿。在她的心目中，我是一直不长的。而在我心目中，妈妈的模样，也总还是我离家时妈妈的模样--一头黑发的、才三十几岁的、非常好看的妈妈。可是，此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花白头发的、满面皱纹的老太太了！要不是我一走十年，她哪至于这样啊！
后来，我申请入党、汇报思想的时候，还检查自己，说我太想妈妈了，一到探亲假时就想请假去南京，只是听到领导说起队里事情多，我才没有请假。不过从我自己来说，本来是很想看妈妈的。唉，现在想起来，我回家太少了，我简直是自私！
1979年9月，我在新疆收到了妈妈的电报，说她头很晕，希望我回一次南京陪她看病。可是我们10月份又要比赛了，领导希望我赛完才走，我觉得也对。谁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妈想起夜，刚要下床，就因为头一晕，一头栽了下来，摔死了……其实她那天本来好好的，还在邻居家聊到九点才回家哩！只要有人照顾，她本来不会出事的。
妈妈下葬的时候，我大声哭喊：妈妈呀，我对不起你！我不能原谅自己……人家安慰我，说我是孝女，从我工作以来，月月一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寄钱给妈妈。妈妈打开箱子，都是我给她买的衣服。但是，妈妈为儿女付出的心血是没法估量的。用物质的东西是无法偿还母爱的。妈妈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她为了我，二十几岁就守寡。我应该让她觉得不孤单，觉得活得有意思……
现在我看到人家的妈妈，我总想把自己对妈妈的感情给她们。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头背着一个老太太上医院看病。我想，大概他们的子女也不在身边，可怜哪！我赶紧把老太太背过来。老头说：你这位同志好心有好报。我一下子又心酸了，我知道我不会有好报的，我的良心是永远要受到谴责的……我要是早点动动脑筋向领导要间房--我只要有一间房，我就可以把妈妈接来，就可以照顾妈妈了。妈妈就不会……
刘波往被窝上一趴，说不下去了。她的床头有一个因为经常出门所以不能不买的大背包。我听说她老得背着好多衣物从这个城市赶到那个城市，简直是背着一个家！我又望着那些因为没地方搁不能不放在床上的书本杂志和换洗衣服，望着她脚上的运动鞋。她恐怕很少有时间穿拖鞋吧？她恐怕很少有机会享受一个干净的床铺吧？她恐怕不会心疼自己、只会使用自己吧？如果领导们在使用这样的人的时候，能体贴他们的感情，想到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求，想到他们并不提出、或者并不力争的需求，那么，这样一些只会使用自己的人，是会加倍“无情”地献出自己的呀！是无情吗？唉，道是无情却有情啊！
一个运动员给我们带了一盒饭进来。刘波坐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你一定饿坏了！”她把半盒饭拨到一个摔得锈斑累累的茶缸里，“来，你用饭盒吃。”
她端起了茶缸，习惯地用小匙吃着饭，习惯地过着这种“游牧”生活，习惯于没有家……
“刘波，你还是应该有家。要不，人生总有缺憾啊。”
“真正有爱情的家庭是不多的。”刘波把茶缸放下了……
朋友们老劝我：刘波，你该考虑个人问题啦！可是一看到那些离了婚的人，我觉得还真不如不结婚，何必去饮下结婚这杯苦酒？我总觉得爱情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如果确有感情投合的，我也愿意成家的。当然，也许什么时候我自以为遇上了一个理想的，成了家，结果却发现我看错人了，这也很难说呀！（她笑了）
我有过这样的机会，譬如说，我要是同意跟谁谁好，就可以调离新疆去南方。我也想过，我总是南方人，最好老了能回故乡。但是，如果我调走，那我就得和对方肯定关系，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不能调去了以后又和人吹了。我扪心自问：我真的爱他吗？我觉得还没有产生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与共的、没有对方就不成的爱情。那么我不该就这样地调回南方，不该把自己作为商品抵押了！不调去，我在感情上不欠他的。他呢，如果真爱我，就应该不管我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也一样。爱情应该是可以冲破任何阻碍的呀！我没有精力坐下来认真考虑这件事。我今天新疆、明天广州的，也没有机遇，耽误了。尤其是，我一直认为，在爱情问题上，既要尊重人家的美好的感情，也要尊重自己的美好的感情。所以，不应该给予别人的不要轻易给人，不应该接受的感情不要轻易接受。恋爱，这是难度极大的啊。
“刘波，你这一生，失去的很多。”我说着，才发现我饭盒里的饭全凉了，她茶缸里的饭也几乎没动。
“人生总是有得有失，我也得到了很多。”
“你得到了什么？”
“乐趣。运动员才是真正牵动我的感情的。我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搏一搏。”
“可你已经不年轻了。”我近乎凄然地笑着：“你是中年人啊。”
她好像一愣然后恍然大悟似的天真地笑了，两个酒窝深深地陷进泛起了红晕的脸颊。她此刻竟这么美、这么年轻哩。一个人，要是对生活抱着纯真的热情，那是可能青春常驻的呢！
她是年轻的。她并不因为“人微言轻”就不向世界提出自己的看法，她也并不因为人世的沉重而减弱对生活的热忱。人间可歌可泣的事物总是少数。我们吃希罕的名菜的时候，也往往不曾想到其实最令人叹服的是那些不为人所知，然而慷慨地奉献、坚韧地生活的人们。这样的人原是像盐一样，因为“价廉物美”而使人不以为贵的。这样的人又是像盐一样，因为到处都有而使人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不是吗？在北京一个小旅馆里，我就见到了一个。她像盐一样，悄然地奉献着，怀着默默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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