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眼的故事

    这是一声古老的、古老的叹息，这是一种现代的、现代的心绪；这是一个未开化、未开化的角落，这是一个不安分、不安分的年头；这是一个被损害、被损害的弱女子，这是一个要自由、要自由的强女人；这是一件不起眼、不起眼的小事，这是一个永恒的、永恒的主题。

    人突然说：我是人吗？

    小小于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京郊。原先的菜地，鼓捣鼓捣就长出了十多层的居民楼；原先的队长家长制，乍着胆子抵御家庭承包制。但是，原先还是原先，这里还是这里。

    小耗子，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叽哩咕噜滚下台。

    这些约摸从17世纪相传到现在的儿歌，老婶子们有滋有味儿地给托儿所的娃娃们唱着，唱欢势了，果不其然儿掏出娃娃的小鸡鸡儿，又装着有滋有味儿的模样咂巴着嘴，喊着：“吃一个，吃一个！”照例挨个儿把小鸡鸡儿都“吃了”。

    明儿呢？后儿呢？多早晚儿也会唱“小小子儿”，也要“吃”小小于儿的小鸡鸡儿。

    什么电动玩具、电子游戏，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或者说，这儿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世界。世界已经进入1979年，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产生托夫勒现象。但是浪潮、现象这些时髦词儿，真正传人中国要到80年代中期，而且一经传人，立即泛滥。什么事儿、什么人儿都可以即兴命名为“某某现象”。这是一种视人云亦云为时髦，视一致为潮流的懒于变革、疏于思考的劣根性“现象”。

    扯这些全白搭。京郊这个托儿所照旧儿只有土炕，炕上连张像个样儿的炕席也没有，只一块脏啦叭叽的塑料布。小小子儿，长疮疖儿，哭着喊着拉痢疾儿。

    大婶子们抱起哭着喊着的小小子儿，接唱“要媳妇儿”。这年还真让她们唱来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找队干部要工作。干部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就没露过脸，你是个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媳妇儿好容易才咂摸过滋味儿来：要这么说，还得积极参加“文革”？这早晚儿还因为不参加“文革”编派我！

    这媳妇儿终于获得恩准去那个托儿所工作。得填个表。她精气神儿十足地写上：保育员。填什么保育员？你就填看孩子的。人说了，孩子教什么教？不碰不磕就行了。我们要的是看孩子的！

    媳妇儿直觉着透心儿凉。一低头，忍了。折过身就把她的职业改成：看孩子的。

    字面儿上改了，心里边儿不改。这个媳妇儿给小小子儿、小丫头们教唱歌、教跳舞的，闪展腾挪的给人瞧着尽新招儿。“教什么教？自个儿都有家有业的了，疯半天给谁瞧？”这媳妇儿“不疯”的时候，用漂白粉擦洗炕上的塑料布。擦洗完了，更“疯”上了，找头儿要求给娃娃们铺炕席，要求改善住房条件，要求撤换不适合的保育员--这儿倒是应该说成：看孩子的。

    头儿说，你不来托儿所，大家伙儿踏实着呢，你一来怎么这么多穷事儿？你看着孩子不就齐了？大家伙儿更有得话说了。整天价显鼻子显眼的就显她能耐？我他妈在生产队看了几年孩子也没那些个破事儿！她来了三天半，就搅乎得孩子也不行了，大人也不行了！

    小媳妇儿说，她先头在家剪铁花，卖的钱比这挣的多了去了！还省得生气。如今既来了托儿所，让她干这活儿，横竖得干好。

    较上劲儿了。

    到底儿撤换了一位看孩子的大婶儿。她和头儿是亲套亲，嚼起舌头根子差点没把这媳妇儿给骂化了。

    到底儿让队里给托儿所盖了四大间房。到底儿送托儿所的娃娃们眼见着增多了。可托儿所的篱笆隔壁是养鸡场，托儿所浸泡在鸡屎味儿里。地上潮得长蘑菇，苍蝇、蚊子像赶集。队里的劳力分六级，最末一级是清洁工，倒数第二级是保育员。孩子大大增加了，劳动量也增加了，待遇怎不见长？

    头儿说来了你就乱了套了。真不知足。媳妇儿说，你们生产队办公室怎么不挪鸡场来？头儿说你还要什么？生产队都给你算了！

    媳妇儿的男人说了，你还是回家吧。得罪了人还能有好儿？

    媳妇儿说，她最见不得的就是让孩子遭罪。

    那媳妇儿叫孙旭红，小名儿叫香子。八岁那年妈妈带着她和两个妹妹从城里改嫁到村里。妈妈指着一个“黑老头儿”（香子长大后才明白黑老头儿当时约摸三十岁）说，这是你爸爸。爸爸不是这样的。香子说。香子的亲爸爸死了两年了，她就是不承认爸爸死了。“爸爸出去办事儿了，爸爸还回家呢！”

    香子掉过身去，只见“黑老头儿”家的女人全都插着红绒花，怎么跟过节似的？为什么有人生气了，就说怎么一下带来了三个外秧（后来才知道外秧就是前夫的孩子）？怎么一下来了四口吃饭的？这后一句，香子立马儿就懂。当然要吃饭。香子从城里一路颠颠儿的到这村里，早饿了。又没见过窝头，可爱吃了。一眼看见桌上还有一盘什么肉。“黑老头儿”的妈妈--大伙儿让香子管她叫奶奶--说这是下酒菜。香子也想尝一尝。奶奶说这是辣的。香子说我尝尝辣不辣。奶奶说吃了要拉稀的。香子说那您怎么不拉稀？我就要那块肉。奶奶说你们外秧子都是娇客，丫头就是不值钱。

    这天香子悄悄儿问妈妈什么叫不值钱。

    “你要是小子，妈就不改嫁了。”“那你干吗改嫁？”“就因为你是丫头。”“那我为什么是丫头？丫头特别可恶？”“唉，香子，丫头不值钱。”

    （香子怎么会知道，后来她的一对“丫头”还会有怎样的不幸！）

    第二天在课堂上，老师说怎么叫你两次都听不见，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老师，丫头就不值钱吗？”“谁说的？”“奶奶说的。”“丫头是好人。我就是丫头。我就可以当老师。”“那我妈为什么说因为我是丫头她就要改嫁？”“唉--你心太重！你注意点身体，吃饱了！”

    因为吃不饱？因为不让吃饱？因为怎么也想不通丫头为什么不值钱？这以后，香子在课堂上，常常一站起来就休克……

    那是50年代中期。三十年后，香子这代人的孩子们，有的一面用父母的钱消费、交友、旅游，一面说自己活得太沉重了。当然，此是后话了。

    香子的妈妈改嫁一年后，生了一个弟弟。香子也不懂怎么又会冒出一个弟弟，更不懂妈妈干吗整天价抱心尖子似的抱弟弟。香子一天三次去给弟弟取牛奶，这是给小小子儿喝的。再一年，怎么又蔫不出溜儿的冒出一个妹妹。反正是杂拌儿家了。十岁的香子，天天儿四点起床推碾子。

    老师看香子透着聪灵，小嗓门儿倍儿脆，叫她去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说考还就考上了。妈不让去。说丫头不能学戏子，唱戏的没好东西。说她一去家就垮了，全家靠她推碾子呢。

    敢情香子在家还真跟那房梁似的--梁拆了，当柴烧还热热锅呢。

    香子一下子闷了。不是说丫头不值钱么，怎么她一走这家就垮了？她想走，想去唱歌。她哭。眼睛哭坏了。火眼，浑浊。闹着眼病推碾子。

    生活，有时真像推碾子似的，走啊走啊的又回到原处。

    都80年代了，已经没有人叫她香子，都叫她孙旭红了。她一听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在托儿所挑上八个五六岁的孩子，就要带他们去考试。走前得跟队里请假：我带孩子们去试试。试什么？还唱戏去？祖坟上就没插那根蜡扦！试--试去吧。

    说话那声儿歪着岔着也不知是打哪个胡同里冒出来的。忍了。为了孩子们，忍得下！孙旭红一人带这八个小不点儿上车站，曲里拐弯地在乡间小道上得走半天，哄一群小鸭子似的。眼睛盯着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紧招呼、紧忙活、勤拨拉着、勤数着。这一个个，哪个都长得顺顺溜溜的，哪个都教会了唱歌、认谱。果不其然儿，第一道面试全通过了。八个全通过了。小香子当年咋没有这福分儿！

    第二道面试--认乐器。糟了，托儿所哪有钱买乐器！孩子们全卡壳了，小傻子似的横竖光会讲不知道了。风琴，不知道；钢琴，不知道。80年代的孩子任什么琴也没见过。八个孩子全砸锅了。孙旭红一把搂着这八个蔫了的孩子，坐在戏校门口台阶上，哭开了。孩子们亮开八个脆亮的童声，齐声哭着：老师，别哭了，咱回家。老师听着这本来可以学唱戏的童声，更哭个没治了。北京人本来就有围观癖，看见这儿扎堆儿哭着，还能不围观？还有人在胡抡：这是农村的，还想上这个地儿来？真新鲜！

    这堆儿蔫头耷脑地回到村里，偏又遇上那位歪着岔着嗓门说试--试去的人。回--来了？考--上了吗？

    孙旭红一句也答不上。也不是答不上，跟他诉不着！

    孩子家长们说话了：老师，你尽心了。是咱们孩子没造化。

    什么造化不造化！再不能不改变孩子们的教学条件了。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现在就是要让孩子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我就是要不知天高地厚，我还要找头儿提要求！

    孙旭红，你还要什么？把我脑袋摘了去！您要这么说就不对劲儿了。您是党员，也为子孙后代想想！至少得让孩子们知道琴，知道1、2、3、4是从什么地方儿发出来的！行了行了，队里研究研究吧。

    一些日子过去了。

    我又找您来了。您这研究有完没有？您若是跟我说个准日子，您到底儿要研究到哪个年代，我也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孙旭红又找到大队书记，申请用大队公积金给托儿所买个三百元钱的琴。好，我们考虑考虑。那您得告诉我，我哪天再来找您。你甭来了。好，不来了。但是您必须给钱买琴。我要是为自己，我自己挣去！挣不来我也扯不下这脸找您！

    大队批了六百五十元钱给这家托儿所买琴。

    比孙旭红申请的还多呢。这份儿高兴！赖皮赖脸也好，受气挨骂也好，反正给孩子们把钱争来了！她双手划开麦浪走着，使劲儿划，撒开了唱，野孩子似的。

    她十五岁的时候，也这么唱过。也是一个人，冲着田野。再不，就是冲着田野大声读书。

    那会儿，田野里有一间孤零零的电机房。电机房里有一个孤零零的十五岁的香子。不不，香子只有在她孤身一人的时候才不觉得孤单，才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十一岁的时候，老师喊她在课堂上站起来。老师说，为什么不交书本、学杂费？战士上战场不带武器，能不能打仗？小香子从来是好学生、班干部，她第一次被罚站。她只觉得自己的个子怎么这么高，这么高，高得像个怪物，那么招人笑话、那么丢人现眼的怪物。怪物杵在课桌旁越长越高，眼看着人家把她的课桌撤走了，她连一点遮挡的、遮丑的东西都没有了。越发地招摇，越发地让人戳脊梁骨了。满世界的人都瞅她呢。天怎么不黑呀！天一下子就黑严了……等香子休克醒来，只听最疼她的吴老师在对课堂老师说，香子是个很苦的孩子。她的学费我交了。不，香子不能用老师的钱。香子在家里没地位，在课堂里也没位置。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

    妈妈，我退学吧。也好，你越学越野，还疯疯癫癫的想唱歌。妈，我这辈子怕再也背不上书包了。我给您上地里干活去，挑菜苗！

    退学这个日子，香子记得清清楚楚：1961年5月16日。这一天，她在菜地里不吃不喝哭一天。哭着挑着，单细的小身子挑起三十多斤的菜苗就走。豁出去了，就这样了！反正再也摸不着书本了！

    （后来，到了80年代，香子的一双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她得满世界找她们，央求她们用功读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个自己的位置！）

    香子十三岁了，队长看她老是晕倒在地里，就调她去看抽水机。这往后，她在电机房，把《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整本儿地、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杂八凑儿的书本纸片儿，是字儿就读。来劲儿了冲着田野撒开嗓子读。香子当然不会想到，后来，到80年代她能发表那么多小说、散文。光是1986年和1987年，她为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写了五十篇近二十万字的民间故事。1986年获地区创作一等奖。1987年11月，她踏上去上海的列车，又走上主席台，她作为（新民晚报）征文获奖者，对上海人民讲话了。

    后来的事，丫头片子小香子能对得上号吗？不过，只读过四年小学的香子，到了十六岁，也成了村里的小才女，已经身兼记工员、宣传干事、妇联主任等职。虽然她自个儿都不懂妇联主任这角儿是干什么的。让宣传计划生育？行。唉呀傻香子，你可甭管这事儿，寒碜着呢！看肮脏了你，不怕戳碎了你的脊梁骨！

    其实香子本来就不会用嘴去宣传。但凡说话的事儿，都由别人替代。自小就觉着这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自小就觉着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说话，怎么说呀？干吗要说呀？谁还能听我说呀？妈尽数落她：你是丫头，你命里没那造化，你别追那没影儿的事！

    人说拉扯大一个孩子，指不定要跟孩子说上多少废话。孙旭红自上托儿所工作，和这帮孩子们说起话，就没个完了。话也多了，心也开了，脑子也活泛了。写上一个《托儿所托幼工作改善管理条例》，交给头儿脑儿。头儿说，行了行了！你一上来这也改革，那也改革，我干这么多年了，也没这想法。孙旭红乍着胆儿把《条例》再交给更大一点的头儿。这位头儿说，我已经为你开了很多绿灯了。现在你这也先进那也先进，你怎么感谢我？孙旭红说要不是三中全会，你能为老百姓干出什么事儿？头儿说，我只说我为托儿所使了这么大劲儿，你怎么感谢我吧？孙旭红说托儿所是集体的，孩子们是国家的，我感谢你什么？莫非今天给你送条烟，明天给你弄瓶酒啊？头儿说，不听我的不成！我说了算！都给你安置好了你又要改革！你提的《条例》永远不批！你不打算干趁早说！托儿所不办了！停办！

    都快1984年底了。可是，好像先头怎么当官儿，现在还是怎么当。如今甭管干哪个行当儿，即使当个托儿所保育员，都得紧着学新东西。偏有些个当官儿的，好像不用学，就一个招：我说了算。农村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为了生活，不，不过是为了活着，逆来顺受惯了。妇女们把自己好多珍贵的东西都丢了……

    1969年的冬天，大队书记把入党积极分子香子叫到队部，突然给她一张入党志愿书，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填这张志愿书？因为我爱你。香于一家伙给吓毛了。立马儿又明白过来，心说你以为妇女都面剂儿似的随你拨弄啊？香子紧着说：我不入党了！（打这她再不申请入党，这也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可这下地是找不自在了。大队书记一拍桌子：“我是共产党！”香子抽冷子打开窗户喊：“聂大爷，您过来给书记倒杯茶！”这天晚上，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大会。大队书记黑着脸儿说，有些人不够积极分子的资格，怎么也来开会？香子就势站起来揭了这个“共产党”的底儿。后来她才听说，天知道他糟毁了多少妇女，只不过没人敢揭发。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给书记玷污过以后，从此家里容不下她，把她嫁给张家口一个四十五岁的汉子。她受不了那汉子的打，顺着铁轨一路跑回北京，跑进村里，又被轰了出去。后来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会被轰走的是大队书记。书记这回“爱”上香子以后，才被调换走。调到一家木箱厂，还是当书记，还是“共产党”，还是他说了算。

    头儿说了算。说停办托儿所，就停办了。

    宣布停办的这个日子，如同小香子宣布退学的那个日子，孙旭红是断然忘不了的。这一天，1984年11月21日，头儿在大会上说，托儿所太赔钱，说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为了提高大家伙儿的收入，把托儿所这赔钱的买卖关了！谁有本事，谁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为什么关！想拿捏人呗！我说关就关，这是生产队的权力！你们关，我自己办！我喜欢这帮孩子！你自己办你有多少钱？我，我向国家贷款！

    孙旭红又休克了。丈夫埋怨说，你愣要出去工作，呆在家里好好儿的，不呆。

    孙旭红有个知冷知热的丈夫，叫王德贵。黑不溜秋的看着又绵软又厚实。这门婚事当年也是老人做主撞的。要是撞上个张德贵、李德贵的，是骡是马就看你的造化了。这次“撞婚”的时间是60年代中期，地点是北京城郊交界处。“撞婚”二十年后，孙旭红居然自己想做主办私人托儿所，人说真邪兴了。

    二十年前，香子妈病厉害了。崩漏。她说，你早点找个婆家吧，也好有靠山。妈，什么叫婆婆家？唉，香子，就是除了妈，你另外还有个妈，叫婆婆。我不！香子，你奶奶八岁就过门当童养媳，你要是个小子，顶门立柱的，你在家也吃香喝辣的。妈，丫头怎么了？我养一头猪就卖一百多元！妈！你挤兑我。我也不知前边是火坑是泥潭，也不知我的命攥谁手心里！香子，妈有妈的难处啊。妈这一身病，保不齐哪天就伸腿瞪眼儿了。你要是有个主儿，你两个妹妹也好有个靠山。妹妹们出门子，你也好给做主。妈，我听您的。

    进门第一天，公公说，这门亲事是我们和你妈做的主，以后我让你上东你就上东，我让你上西你就上西。你见人不要大声说笑，笑的时候不能露牙。香子直觉得疹凉儿疹凉儿的。第二天早起，香子得尽礼。走进公公的屋去“请安”。爹，您起来了。公公盘腿大坐，端着大半米长的东北大烟袋，养静功似的，只不吭气儿。香子扫完地刚要出屋，公公咳了一声，就骂开了：你瞅瞅是不是？这外秧子就是没家教！我叫她都听不见！婆婆一边儿紧着拦：香子，你爹叫你给点上烟呢。

    婆婆背地里跟香子说，公公脾气不好，她忍了一辈子。她也就是买泔水的时候跟他要两角钱，除此不知道两角钱能干什么。别的钱是什么样儿她都不清楚。香子突然觉得，她和婆婆掉进一个坑里。她看到王德贵的一瓶强力保泰松上写着胃溃疡等患者要慎服。香了，的胃，是饿出病的。十二岁胃出血，十五岁胃溃疡，十六岁大出血。一瓶保泰松一百片，她一气儿吃了。

    王德贵下班回家，看见还剩一口气的香子，心疼得泥人儿也上了土性儿：咱们家干吗这么挤兑她？快送医院！公公说，她不是吃毒药吗？咱有毒法子，把鸡毛拴筷子上，往喉咙里捅，让她吐！

    香子醒来了，看见婆婆悄没声儿地抱来一罐自个儿剥的瓜子仁儿。她抱着婆婆哭出了声。婆婆说分出去过吧，左不过落个不孝顺的名儿。

    王德贵在一旁愁得快怄出病来了。香子心里抓挠儿似的。再不犯小性儿了。咱俩都是经过磕碰儿的人了。这世上的路，虽然坎坎坷坷的，可都在我们脚底下！

    搬出来过了。没桌，没柜，没得可归置的。倒是觉得地儿大了，空气多了。得空儿就把被垛当桌，趴那上边写小说。一写还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了，哭了，病了。王德贵急得心里绞扭着似的：唉，你就不能悠着点儿写？别又伤了身子。你怎么老拔不出来？孙旭红说：你叫我拔出来？你拔萝卜去吧！

    唉，由着她写吧。她就这么一个爱好。王德贵挠着头。香子只有在他跟前儿，才又犟又痴的。也难为她这么个性气儿的人能挺到现在。他望着她那一头黑发，那个浓，那个粗，那个黑压压的一堆，黑云压城似的，支撑不住似的。王德贵也是一头黑发，黑发下还有一张又黑又俊的厚实脸儿，随时准备帮助香子撑起一天乌云似的。

    王德贵有那么个浑不讲理的父亲，他娶个糙媳妇怕也得凑合着。偏娶了个透着水灵的香子，人说是他的好心眼儿积攒的。

    王德贵不是要把妻子看在家里的人。他是看着孙旭红快四十了，既喜好写作，就别办什么没谱儿的私立托儿所。再说，私人办托儿所，这设备、费用，这孩子磕了碰了的，怎么弄啊？家门口偏又守着一条大河，孩子掉河里怎么办？孙旭红说，你也长一双眼，我也长一双眼，尽心了就不会出事。王德贵说，这托儿所最牵扯精力。你干什么都行，就不能干托儿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孙旭红说，都不干怎么办？现在搞智力开发，我们村的孩子，不能让他们连乐器都不认得，连算术都没学过！我要为孩子们争取教育经费、教育机会。咱也别抬杠。你要觉着实在拧不过我，我也不想招你不痛快。你先跟你妈过去。多会儿你开窍儿了，就回来。你也甭惦记我。我胡打海摔的惯了。万一我这托儿所招不来孩子，我自个儿寻觅寻觅，看干些什么，做蜡制玩具，剪铁花，横是把贷款还了，还要办托儿所。

    孙旭红说这一番话，又戳了她自个儿的心了。“外秧子”香子自小就“不值钱”。后来她头胎生了女儿，公公说生丫头片子，甭侍候她。往后丫头不准上饭桌。第二胎她就不想生了，上医院要求做人流。公公、婆婆赶到医院：为了家族的烟火，不能做人流！兴许这胎是男的呢？这胎又是丫头片子，而且是双胞胎！一年半以后，孙旭红把这对女儿送到妈那儿，请她照看。自己一边教小学，一边学师范课程。当年吴老师对小香子说：“丫头怎么不值钱？我就是丫头，也能当老师。”如今孙旭红又当老师又学习的，可对心劲儿了，豁出来干了！这劲头，如同当年小香子豁出来丢下书包挑起了菜苗。

    晚上还要改作业什么的，妈妈家又远，孙旭红没工夫去。几个月下来，这对快两岁的孩子全佝偻了。双手耷拉着，小猴似的，脑袋恨不得贴到两个屈起的膝盖上边。胸大肌和肚子，全鼓着。胯变形，胳臂也弯成两截。这形状，就像娘胎里团着的、没出世的孩子，又像眼看就要打发回娘胎的、不让出世的孩子。莫非因为她们是丫头，就这么不当人，就该糟毁了？

    孙旭红和王德贵抱起她们到北京的一家家医院求治。医院说，在医学史上像这么极度变形的，没见过，没法治。打针，一针好几元，一天隔一天打，还不定有没有用。长期针疗，你怎么花得起这钱？孙旭红说，甭管多少钱，打吧！人说这样的孩子活着也受罪。你不如离家两天，孩子就饿死了。孙旭红说谁让我是孩子的妈妈。

    孙旭红夜夜绣花、剪铁花。铁片是罐头的下脚料，在灯光下直晃眼。一般人一宵剪不了太多的。王德贵每次去工艺加工厂领剪铁花的钱，厂子说，你爱人这一天天是怎么干的？怎么每次都是她挣的最多？

    借钱，还药费；再借，再还。小学校的工作也辞了，不能连累学校。干脆在家狠下心来要让一双女儿站起来。公公说，他大媳妇儿没给他立下…个后，倒给他留下两个瘫。孙旭红说，爹，我这两个孩子也许治得好，也许治不好。不过三年后您再说这话。

    她在墙上每十厘米钉一个钉子，用背包带给女儿吊臂。又在树上拴了绳，给她们拉腿、按摩、薰敷。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地往上升着吊臂。光是吊一次臂，一个孩子五十分钟，每日五次。然后，练走。妈妈，我怕，我不走！走！给我走！妈妈，我磕得疼，抱抱我。自己爬起来！女儿爬着。她们连爬都不行--手掌是朝后的--全都畸形了！

    三年后。中秋节。

    孙旭红买了点心，交给俩女儿：提了上爷爷家过节吧。

    “爷爷，妈让给您送点心。”

    “爹，您看孩子们站起来了。我这做儿媳妇的，在您王家门上，没给您丢脸吧。”

    爷爷只是哭着，说：“你三年没回家了。”

    “我这一双女儿不站起来，我十年也不回家。”

    又过了两年，1980年，孙旭红走进她原先教学的小学校：我的女儿可以上学了。她们行了，兔子似的！

    孙旭红又带着这双女儿上市里五年前去过的一家家医院。医生们说，怎么治好的？孙旭红说，说起来也很容易。

    孙旭红，人前还真有个刚性。人都看她能耐，可她遭的罪，她自个儿知道。再不能看着村里的下一代活得这么窝心。活，也得活个讲究儿。人，得有个人样儿。

    为这，没什么磨不开脸面的。申请办托儿所，申请贷款。大队书记劝孙旭红，是不是别跟队里顶上牛，到大队干什么都行啊。孙旭红说，不是为了和队里顶牛，我是要为孩子们争教育条件。大队书记说，这孩子（孙旭红再怎么长，也是他的孩子辈儿）认准了这行当儿，这怎么办？好吧，服了你了。缺什么找我，我给你跑去。

    从乡政府借来两千元贷款，孙旭红要去王府井采购托儿所的一应用品。王德贵的脸都黑严了。孙旭红抬腿便走。王德贵蔫不几儿地跟着，也不言声。到了302路汽车站，一个上前门，一个上后门，还是不言声。换乘13路，再换乘104路电车，还是各买各的车票。王府井大街上，孙旭红和王德贵一前一后的不搭话，陌路人一般。可又像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动作协调，心情相契。她走入一家商店，他跟着进。她买好脸盆架，他接过去。她走入又一个商店，他随入。她买几十个茶缸，他接住。寻觅寻觅的，就买了一大堆塑料盆、铝盆、毛巾、肥皂、虾皮、紫菜……孙旭红心里暗笑：你生气，生气生去，叫你拿着！

    回到家，王德贵说看来这托儿所办不成也得办了。

    两口子砌砖抹泥的，鼓捣鼓捣的把原先两大间敞亮的正房改作托儿所，又七凑八凑地给自己搭出一间住房。王德贵是电机厂的工人，下班后给托儿所买菜做饭装暖气片盖澡堂子安旋转椅……这里掇弄掇弄，那里鼓捣鼓捣，哪天也不轻省。他说，我看她就这么个追求么。

    1985年3月，孙旭红自己做主的、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第一个家庭托儿所，开张了。

    生产队，如同那回宣告停办托儿所，还是头儿说了算一贯制。如今又说出个新“王法”凡是报名上孙旭红托儿所的孩子队里一律不给报销独生子女费。

    人，可不是用钱就能拴住的。孙旭红在60年代，有一回左侧半身不遂了。左手连一根针也提不起，这是当年小香子挑菜苗，肌肉让担子压死了，成一鼓包，又压迫了中枢神经。张家口有个叫孟春的实习大夫，那年她才二十五岁，正好到北京中医医院来实习。孟春说，不把你肩上这块死肉揉活了，我不离开北京。这时是5月，孟春就这么带着春天走进了孙旭红家。她一天隔一天下了班就从城里骑车来，揉上五十分钟又蹬上车。六个半月过去了，经过三伏天到了大雪天，那是一次不落，一个节假日都不回张家口。这天孟春带着一身雪进屋了，大笑着：今儿我一路摔了十一个跟头。要让你摔十一跤，你爬也爬不起了。我棒着呢！

    孟春每回忙忙叨叨的还要教孙旭红自己给自己按摩。随部队离京那天，孟春开着车来了：“还能给你揉最后一次，揉完了我开车去追部队。”那得意劲儿，赚了什么外快似的。当然从来不肯收一分钱的。

    孟春把春天留下了。孙旭红肩上那块死肉复活了，经络通了，七窍开了，身子眼见着硬朗起来了。她开始给村里人按摩，给自己按摩，刚柔相济。她的心脏病、骨质增生、硬皮症、背肌硬化症、肾炎、胃溃疡，全好了。肌肉也有了回弹力。不把她当人的，没有把她逼死；是好人把她逼活的。老舍写过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孙旭红要做一个活活人。活着，生活着，充满活力，活得像个人样儿！人，应该有自己的意志，有独立的精神，有不懈的追求。在一块培养过死活人、活死人的土地上，在尝够了活人死的滋味儿以后，能做一个活活人，多好！

    也不知这些年是钱活泛了，还是人活泛了。队里的新“王法”竟是任谁也没卡住。孙旭红托儿所还设开张呢，已经报名了四十九个孩子。可是，队里不给报销独生子女费，你们家长的经济负担不是太重了？旭红啊，重，也信得过你。

    那么，累，我也痛快。干一件事用不着又要请示又要汇报了，痛快！

    孙旭红托儿所，第一年全是村里的孩子。第二年城乡交界处有居民户口的孩子来了。第三年市里西单、东华门等等闹市区都有孩子来了。城里有的公家托儿所，日托还要交赞助。一百五十元，三百元，几百元的，家长的工资才几个钱？每天接孩子，遇上堵车，去晚了，老师耷拉着脸，明着不说，什么意思那脸上也全写着呢。再晚些，老师走了，孩子寄存传达室。这也不能怪老师。老师是来上班的，有上班的时候就有下班的时候。独独孙旭红是个家庭托儿所，托儿所像家一样。任何一个钟点都可以接送孩子，也可以不接送孩子。上早班的，清晨六点就把孩子塞来了。下夜班的，也有清晨六点来接孩子的。加班的，得了，麻烦麻烦老师了，孩子不接了。

    1987年11月，孙旭红要去上海领奖。家长们说，你去吧。有我们照管。我们下了夜班白天来，下了白班晚上来。活活儿一个大家庭。

    1988年8月，我走进这个家。正巧有一位挺摩登的家长也在。我问起她的孩子是哪一个。那个，她说，笑着，眼泪花花的。怎么了？

    她是离婚的。女儿判给了孩子爸。他为了不让她找到女儿，来回转托儿所。垂杨柳、劲松、东直门……她在北京找了六十八个托儿所，这才找到这儿。头一回来，曲里拐弯地走了半天乡间小道，心说女儿怎么就被送到这么个破地方？这怎么能呆？再一问孩子爸爸已经结了婚，一个月也就来接两回。她冲着门前的河直流泪，真觉得那一河的水都没她的泪水多。但是女儿笑着，说；“妈妈，我现在有三个妈妈了。爸爸又给我找了一个妈妈，孙老师是我老师妈妈，我也叫她妈妈。”

    打那以后，错开孩子爸爸来的日子，她下了班常来。擦黑儿来，摸黑儿回去，倒也不用怕走小道--有王德贵送呢。

    托儿所还有一个男孩，也是父亲带了他又结婚的。孩子从河北省送来后，半年了，父母没来过，钱也没送来过。男孩对孙旭红说：后妈不疼我。孙旭红说，得了，我当你妈吧，我多养一个孩子吧。过春节，走亲戚，孙旭红上哪儿都得带着他--太小了，离不了大人。孩子洗澡、理发么，有王德贵呢。

    孙旭红自制的教具得有一千种。碎布头、塑料盒、树叶、鸡毛、方便面口袋上的图案，全是她的原材料。我拿起她粘贴的两个人问孩子们这是谁。

    “贾一宝一玉。林一黛一玉。”

    “贾宝玉是什么人？”“是一男一人。”

    “哦，那么你们见过贾宝玉吗？”

    “见--过。在《红楼梦》里见过。”

    在这群小小红学家里，有一个一望而知的先天性低能儿。你叫什么名字？“蓓蓓。廖星蓓。”她立即拿起纸和笔，飞快地写下她的名字，还是一手小楷呢。“蓓蓓写的。”她说。蓓蓓的父母先头送孩子进城里托儿所，都不收。这才打听到孙旭红。弱智儿童就该遭罪吗？“外秧子”也好，弱智也好，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平等的机会。蓓蓓怎么就不能教育？我那对要“回娘胎”的佝偻女儿都能像兔子似的跑呢！

    蓓蓓大概遇上了我这个知音了，才智焕发起来，连连做算术给我看。1+1=2，4+4=8。放下铅笔又掰手指头，紧忙活。她已经考上小学一年级，已经背得下一年级课文了。我说你慢慢算吧，我还要和孙老师说说话儿。她说拜拜。

    英语也教了。孙旭红对孩子们各有侧重地分个儿教，一拨拨地送上小学。村里人常来托儿所，说旭红啊，真羡慕你。可是呢，也就敢上托儿所说个话儿，真让她们也干，怕了。怕什么？什么都怕。孩子似的让看孩子的看住了。人得先把自己解放出来，得有个追求。要不十几岁的香子们还得退了学去挑菜苗。要不现在全国有多少十多岁的孩子退了学干活、做买卖！

    孙旭红办起托儿所的时候，给孩子们买了手风琴。然而，社会一下子就进入电子琴阶段了。家长们抱来了七八百元、一千七八百元的电子琴，说孙老师，你给托儿所的孩子们教吧。孙旭红说，家长的负担太重了。一月百八十元的工资，攒这么个琴可不轻省。家长说，现在物价这么高，你的托儿费该涨钱。你老不涨钱，周围的托儿所不好办了，对你有意见。

    唉！家长就那么一点钱，涨钱我心里不好受。涨，家长负担不了；不涨，我负担不了。

    孙旭红、王德贵整天价拉套驾辕的，待村里人睡瓷实了，又开始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道“作业”--洗托儿所的衣物。俩人快快当当儿的，怎么又是凌晨两点了？村里人只看到孙旭红托儿所面向全市，年年先进，还以为她发了财，开口叫她万元户。她呢，人前狂着呢：我反正挣的比你们多！自个儿干还不用受人气；人后那份艰难，全凭一口气在那儿撑着呢！

    孙旭红重重地叹一口气。她讲一席话就重重地、重重地叹一口气，好像吐出一颗炮弹似的。当年她带了那双兔子似的女儿到北京一家家医院去，医生问怎么治好的，她也是重重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轻轻地讲一句：说起来很容易。到现在，哪一天是容易的？这双女儿不仅会上学了，还会逃学了，逛大街了……脑袋瓜里挤进了很多东西，就差一点没把妈妈给挤走了。做妈妈的，骑上自行车，找了这个找那个，俩女儿兜圈圈地躲自己的妈妈。把她俩从“回娘胎”的畸形人变成了玉兔似的亲妈妈，女儿可以躲她，她可拼死也得把她们找回来。女儿啊，人不能活得窝窝囊囊的，做人就得像个人啊！

    孙旭红重重地吐出一口“炮弹”，又笑了。笑着看一个“回娘家”的男孩。这孩子早就跟托儿所“拜拜”，又上完了一年级了，假期还老惦着从城里回这儿住两天。孩子大模大样地对那帮小红学家说：小朋友，都坐好了。现在，我教你们写字。今天我代妈妈上课。

    一个小红学家说：她不是你妈妈，是老师。

    男孩说：你们知道什么呀，我叫了几年妈妈了。

    孙旭红又叹了口气，吹笛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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