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现代化。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今天，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长远目标可谓正当其时。

    一、治理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一）治理概念的产生、应用及含义

    1．治理概念的产生

    从辞源上说，治理来自希腊文κυβερvω，寓意为“监视”。后被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引用，再后来被应用到拉丁语和其他语言。

    对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始于政府开始显示自己是一个独立于市民之外的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过程。在古代的雅典，市民聚集于市场处理公共事务，政府只是处理这些事务的一个过程，并不独立于市民之外。但是，今天很少有人认为政府是一个过程。事实上，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它已经成为社会中的诸多角色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被认为是独立的实体不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也因为它作为某一群体的代表。

    就当代社会而言，治理一词广泛使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广泛应用各个领域，遍及组织治理，拓展到问题治理，还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甚至全球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机构赋予它不同含义。

    2．治理是一种驾驭的艺术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治理是一种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它包括权利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果决过程，等等。治理是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一系列互动。与管理比较，治理一方面更侧重于行动，另一方面，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换句话说，治理一方面侧重于决策制定过程，另一方面又侧重于领导和实施过程。

    它是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治理还被理解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治理的本质是驾驭的战略：关于方向和角色的决定。

    3．治理是多元主体的合作

    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从根本上说，治理是权利、关系和责任：谁有影响，谁做决定，以及如何对决策者问责。谈及特定组织的治理，人们更是关注其善治。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国际治理机制时指出的，“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时，要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使之既有利于参与方，又能体现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的支持，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这实际上对治理的内涵作了深刻地说明：（1）治理需要坚守开放、包容、透明的价值底线，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在支撑着，正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所说的，“领导人的一个职责就是给人民注入信心，使其有所担当……”；（2）治理需要参与各方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支持；（3）治理是一个体系，不是单一的、碎片化的。

    4．发挥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制度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公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新媒体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单独决定。“治理主体由过去单纯的政府变为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合作集体，治理规范由过去单纯的国家法令变为法令、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公民自主契约并存；治理程序从仅仅考虑效率变为公平、民主和效率等并重；治理的手段由过去单纯强调法制变为重视法制、德治和社会公民自愿的合作相互补充；治理的方向由过去单一的自上而下变为上下左右互动。”在政府对于一些公众事务失灵或无力治理的情况下，如当超出政府管辖、政府能力有限或政府没有兴趣去处理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时，要发挥治理的独立作用。但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什么？可能做的有两方面：一是参与其他部门的工作，二是为其他部门治理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政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其他组织是无能为力的。为了正确理解治理，首先要意识到重视公众利益并不意味着约束政府。但是政府应当与其他角色包括媒体、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以及商业组织分享共同利益，有时在公共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在这里，也不能忽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二）治理模式的若干特征

    １．全球公共事务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Governance in Global Space or Global Governance）主要处理那些超出单个主权政府能力之外的全球公共事务，诸如防止核武器扩散、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贫困问题、反恐怖主义、地区和平等。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治理实际上是政府间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通常由若干背景相同的政府领导人、政治家、政府集体、政府间组织、杰出个人发起。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30多年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不断扩张，他们跨越国界建立联盟。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跨越国界，建立联系，共同采取行动，目的是消除因多边金融机构政策、单一政府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在全球层面上的出现得力于通讯技术革命。一些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还建立开发项目，开展国际机构问责活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导致一些区域性或全球性论坛的创立，这些论坛或采取委员会的形式，或以工作小组形式，比较常见的是“利益相关者过程”（Stakeholder processes，or MSP），它提供一个可以使各个部门的代表相互对话和沟通的机制。“利益相关者过程”也是政策制定的一部分或政策咨询过程。“利益相关者过程”会因目标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一般来说包括决策过程，提供机会对话和沟通，以及监督执行，而且“利益相关者过程”的关键是如何把多元部门的对话与决策过程结合起来。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机制，非政府组织依然可以通过对话和沟通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月，其基本形式是盟国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和会谈。二战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建立，另外，有关食品、文化和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导致了一些有影响的组织的产生，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在这个时期，还可以看到刚刚产生不久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章规定，经济社会委员会可以建立“协商机制”，但仅限于国际非政府组织。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一些国家在脱离殖民主义之后，面临严重贫困问题，而美国、日本等国家则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把贫困问题纳入议程，与此同时，环境和生态问题也被纳入全球治理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化、人口增长、营养不良、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以及生态破坏、妇女问题等，逐步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问题也因此越来越聚焦在这些全球公共事务上。

    2．信息技术与全球市场

    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着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发现，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新构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依然成为全球互相依赖的基础，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与几十年前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各个国家的社会是网络社会，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但是各个国家依然是主权国家。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现代主权国家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信息技术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建立在全球经济基础上的各个主权国家的不同政策选择、利益博弈增加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复杂性。

    进一步说，在国际经济中，关税、出口配额、汇率、统计口径、生产要素等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但又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会造成出乎政策制定者们预料的结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效果。这犹如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采取各自的策略，有时会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甚至是市场失灵，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调控，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秩序。在全球化下，每个国家对于国内人民要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犹如一个市场主体，在国际市场上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其他国家政府进行博弈和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的失灵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和主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这是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它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罗斯福推行的所谓新政是孤军奋战的，并没有各国的配合。面对0世纪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30年至1932年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向自己国内退缩，提高关税壁垒，力图实施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

    3．信息技术与全球社会

    就社会来说，在没有全球信息化之前，主权国家与主权社会是统一的。

    全球化条件下，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手机短信、微信等把不同国家的居民联系起来。这就给一些主权国家的社会治理带来一定难度。在全球化经济下，明显感到与主权政治实体不一致的情况是，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他们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每一波动都会影响到国内居民。国际市场的变动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生产行为。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无法满足诸多的社会需求。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是多元的，它们不像经济的效率标准那样可以单一地加以衡量和比较。全球化背景下的单一经济效率标准和多元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主权国家社会治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

    4．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的治理（Governance in national space or within a country）有时可以理解为相互排斥的政府保护，其中有若干层次，如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等等。但是，在社区层次上，其他角色——社会组织的参与更为重要。在全球经济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既重视国内经济发展与改革，也重视国际经济变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政府、媒体以及企业要及时向公众提供有关宏观经济运行、财政盈余、企业运行的信息，从而保证公众及时了解国内外经济进展，并及时提出自己的关注和意见。经济信息不仅体现公共权力，也体现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决策的程度和执行决策的效率。公开的信息将有助于稳定居民心态，增强他们的信心。

    政府缺位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由于缺乏管理权限，政府不能在一些问题上发挥预想的作用，像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还有时候，由于不能确定问题由哪级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处理而使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政府缺位还可能是由于政府本身缺乏技能、财政资源、行政能力去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政府缺位还可能是由于政府领导人认为问题太小，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或者利用现有位置去实现更大个人野心，而不是考虑人民的需求。当政府不能做的时候，其他角色就会去做。例如，从全球来看，民间环保组织在做很多本来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在菲律宾，一些记者组织少年儿童学习如何保护水资源，后来这个项目发展到市民、政治家和企业家一道工作去建立一个保护水资源的生态系统。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政府正在试验与若干伙伴工作——政治家或公务员与其他社会部门分享权力。这些安排或者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承认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会对复杂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如有人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可能会导致政府从企业寻求资金支持，如何确定政府与企业和市民社会的合作范围就是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

    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保证人们对政府信任和保证企业有良好的行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制度结构和关系——不仅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各部的关系，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

    进一步说，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

    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意义与基本要求

    （一）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意义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如何决策？如何引导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何避免曲折和危机？这需要治理模式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

    治理模式的改进将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在全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严峻危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避免治理危机或通过治理避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非营利部门领导人共同面临的课题。“战争、恐怖主义、生态和疾病都成了全球性的事务，每一件事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从传统的国家管理走向国家治理，通过国家治理提高组织效率、避免组织危机，保持组织、国家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的基本趋势。一系列的经验显示，仅仅依靠政府并不能对跨国界信息、技术、疾病、移民、环境污染、恐怖行动、武器和金融交易形成有效的控制，非国家行为体（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系统、企业、社区组织等等）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行动来治理日益复杂的全球公共事务和国内公共事务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人类应对日益复杂挑战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质量将从根本上决定对付国内公共危机和全球性危机的方向和水平。

    “好的治理与经济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发生在各个部门（政府部门、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和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企业制造假账和欺骗股民，非营利部门挪用资金和偏离使命，等等，使人们想到治理问题是各个部门面临的共同挑战。加拿大的经验研究表明，公共对话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共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公共对话能够提高经济运作水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日益严峻的公共危机呼唤新的治理方式。人们发现，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国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发现难以预测自己的决策后果，难以避免其决策产生有害的影响。国家有时颁布不适宜的标准，或者无力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执行这些标准，最终导致国家与各类群体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导致问题恶化。再则，国家无法满足诸多的社会需求。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人类面临着管理失灵和难以控制的体制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鸿沟的形成，文化差别与文化歧视，民族矛盾与种族冲突，使现代社会变得异常无序。国家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利益实体，与公共社会的联系越来越远，导致现代社会的分化加剧。政府在处理众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跨国界的问题上也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市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治理是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和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国际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不可预见的因素层出不穷。治理可以应对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冲突。要避免和应对日益增多的危机，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通过合作与协商来消除自身的技能障碍。历史已经证明，计划、预测和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预见未来的一切，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政策和战略也是先天不足的，不是万能的。未来能够消除危机，或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危机管理，不同部门的参与和合作，甚至是融合将补充对方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为了谋取共同利益而合作，而不是谋取私利。

    （二）治理模式的基本要求

    治理涵盖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就政府来说，治理主要是指政府作为一个管理实体的所作所为，包括制定规则政策以及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就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来说，治理是一系列的联系管理过程、和谐的政策和引导，对于特定事物和责任的决策权力和过程。

    固有的合法性。固有的合法性与法律法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指由于治理方式或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治理能力而得到公众和社会认可，人们在心理上承认其权威性，承认现存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治理的程度取决于固有合法性的程度。治理的基础是尽量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在这里，领导人和治理机构的优秀品质、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就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经验值得借鉴，他总结道，“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如果你想一直都受欢迎，那么你在治理时就会出现失误。”李光耀是一位受到新加坡人民拥戴的优秀领导人。

    政治公开。政治公开的首要因素是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对关系到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一切有知情权，作为民主选举的治理机构也有义务让公众了解这些。每一个公民、组织成员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组织治理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法律条款、政策制定、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信息。政治的公开性要求上述这些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各种途径为公众和组织成员所了解，以便使公众和组织成员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透明程度愈高，治理的程度也愈高。

    容忍、平等。这是治理的价值尺度。它要求不同性别、阶层、阶级、民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在文化上能够互相尊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互相平等。在当代，作为治理要素的容忍和平等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视，维护弱势群体、不利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基本权利。治理应当让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有机会去提高他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拥有尊严和人格。

    公正廉洁。它要求政府官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严重腐败不仅会增大公共开支，降低公众信心，损害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形象，破坏社会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损害社会公正，降低公共部门固有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廉政程度直接关系到治理品质。

    行政能力。行政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行政系统——人员少，精兵强将；二是效率高，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最大的公共产出，能够制定合理并切合实际的政策，并能有效地落实既定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三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度科学，管理活动灵活。

    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非营利部门应当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设施和各类软性服务。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是公务员首先要成为人民公仆。没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就不会有真正的治理。

    对公众关心问题的兴趣。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想公众所想，知公众所知，把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作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核心。

    参与。这里的参与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组织成员的组织参与，以及公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社会生活将成为公众参与中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和内容。公众参与是治理的基本内容。公众参与的方式多样，可以是直接参与，也可以通过合法中介参与。国际经验表明，治理离不开正确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离不开政府与公民之间真诚和密切的合作。公民的积极、建设性参与和对于公共部门权威的自觉认同和尊敬是实现治理的前提和关键。

    反馈。这一点与上述行政能力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政能力和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延伸。它的基本意义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公共管理机构的人员必须对公民和组织成员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不了了之。反馈越快，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

    一致。一致是指一种决策方式，它主要是指公众或组织成员在一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或组织发展重大问题上通过讨论、协商实现意见的统一。

    这种决策方式既存在于政府决策过程中，也存在于非营利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它最大限度体现了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能够把不同的利益协调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之内，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问责性。治理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对其行为负责，也应当对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负责。在公共事务中，问责性指与某一特定职位或组织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问责性意味着政府官员和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政府、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的问责性越大，表明治理的水平和程度越高。

    三、结论与讨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部署，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治理问题，加大理论和实践探索力度，进一步明了治理的本质、意义、特点和类型。

    中国要在推进国际治理过程中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促进国内的经济健康发展。保护中国经济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办法是更加积极地发挥在世界事务和重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界经济份额中，中国经济的份额还有限，中国左右世界经济的可能性也有限，但是中国应当抓住当前的机遇，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利益。如果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头两步战略目标中可以基本依靠国内条件和资源的话，那么它要实现第三步建设目标，即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离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离开国际市场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说，积极推进新国际治理机制的建立都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利的。

    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认识社会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特点，必须承认，我们对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不透，没有像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那么深刻。要重新审视社会的细胞——家庭，还要深刻认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特点，把重建人类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从长期和宏观角度看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以利益调整为例，若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它就如同玩牌——四个人玩牌，两个一直赢钱，其他两个人一直输钱，最终的结果是：没有钱的人不能再玩下去——牌局结束，经济停滞。社会领域中道理也差不多，“如果赢者通吃，输者几乎没得吃……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这一基本问题……如果你把成功者的收入过多地配置给其他人，则会打击他们力争上游、取得成功的积极性……另外，如果底层的人觉得自己被忽略了，那么社会将会出现分裂、动荡，社会凝聚力也将丧失。”所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一是既要重视经济领域的问题，也要重视社会领域的问题，二者不可偏废；二是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各自的特点，认识它们的发展规律。当前，要注意到一些地方在社会发展中像追求GDP一样，追求社会发展的“创新”，造成社会发展泡沫化现象。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领导干部还需进一步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补课。

    要遵循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设计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管理社会的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府，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要取信于民，各级政府首先要认真对待民意，及时对民众的各种声音做出反馈，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关注网络议题尤为重要。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必须改变社区建设过于重视服务设施，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建设，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点和重心转移到营造社会共同体上来。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现代经济发展，诸如小汽车、大商场建设对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影响，在便利服务圈建设和大规模商场建设之间找到合理平衡。对于涉及软性服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面对面的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对于硬性服务（如基础设施等），可以由政府直接去做或委托市场去做，这需要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进一步明晰。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提升、自身改革与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需要更多的治理手段和社会宏观调控手段，搭建社会政策制定平台，尤其是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平台。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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