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想的是吃饱,90年代是吃好,现在要吃得健康。”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年夜饭的变化,回头看看,变化真是太大了。
“当初天天盼过年,因为只有年夜饭才能放开肚子吃上一顿肉。”我家住在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年村里500多户村民只会杀几头猪,每户分几斤肉。为了在年夜饭让全家人吃顿“精料饭”,当时还上小学的我,起大早背上半袋小米,跟父亲走20里路上下火车,到一个叫秦家盛产大米的小镇,用二斤小米换一斤大米。时值寒冬,冻得我双脚像猫咬似的疼。整整一天时间,往返几百里路程,我和父亲两人才背回40斤大米。这样,全家人才能在年夜饭美美地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精米饭,母亲再做上小鸡炖土豆干、猪肉炖粉条几个全家人最爱吃的佳肴。那几天,尤其是小孩子,吃得小肚鼓鼓的,真是大饱口福啊。
1983年国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百姓收入的增加,原来难得吃到的鱼肉越来越不稀罕了,年夜饭的档次越来越高。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家里陆续添置了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等家用电器,吃的穿的也有明显改善,比如,龙虾、鱼肉等等,还能经常喝上白酒、啤酒、葡萄酒什么的,跟过去比,吃好不再是奢望,天天像过年。而年夜饭的规模与质量,就更甭提了。
“这些年又不一样了,年夜饭讲究营养搭配、健康饮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不留神,我发现自己胖了,还常听有人患上富贵病——糖尿病。这让我的饮食观念又有了新变化,“健康”成为操作饮食的主题词。这两年的春节,原先上不了台面的蔬菜、煎饼又重新唱了主角,鱼肉反倒成了配角。吃的东西宁可贵点,也要尽可能“绿色、环保、无污染”,这是生活提高后,人们给自己家定的新标准。像控制饮食、营养均衡、适量运动等健康知识已经很普及,家喻户晓,甚至整个地球人都知道啦。
70年代讲吃饱,80年代讲吃好,90年代讲营养,如今讲的是健康。从吃上的变化,看出了百姓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看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也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正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啊!
亲情的奇迹
亲情,竟可以使生命的时钟放慢脚步。
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家在外地的儿女、亲属都急火火地赶到了老家,唯有大姐因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而未能赶到。
按时间推算,大姐接到电话,以最快速度乘火车赶路,也得3个多小时。而此时,生命垂危的母亲,正上气不接下气急促地呼吸着,瞳孔在扩大,两手指尖在发凉。在场一位有经验的李大姐告诉我们:“别等你大姐了,赶紧预备后事吧。老太太可能挺不到3小时了。”
已穿好藏蓝色长袍寿衣、躺在炕上的母亲已不省人事,周围聚集着满脸悲伤的亲人。这时,昏睡的母亲忽然狂躁不安起来,双眼紧闭着,两手胡乱地抓着,我听到她含糊不清地喊着大姐的名字。
作为长子,我一直守候在母亲的身旁,一会儿给母亲擦去脸上沁出的汗滴,一会儿两手紧握着母亲的手,告诉她,我们这些儿女及亲人都在身边。虽感觉到母亲的手尖越来越凉了,但她用尽全力拉紧我的手,两眼溢出了惦记大姐的泪花,嘴角里似乎在叫大姐的小名。这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在看我,目光里充满着无奈的期待。我探下身子,将嘴靠近母亲的耳旁,告诉母亲:“大姐正在赶路,再有几个小时就能到家,您就放心吧。”
母亲立刻安静了下来,但仅仅过了一会儿,她又一次变得狂躁。她松开我的手,继续胡乱地抓着……这时,母亲用头努力地向一个方向歪着,一只手急切地举起。我注意到,那个方向的墙上挂着一个时钟。我对母亲说:“用不上两个小时,你大女儿就会赶回来的。”母亲吃力地放下自己的手,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尽管她双眼紧闭,但我仿佛能看见她期待的目光。
我站在母亲身边,每隔10分钟,我就抓住她的手,向她汇报一下时间。那特别漫长、特别不寻常的两个小时,竟被我用一个个10分钟整齐地分割开了。我看见,母亲一会儿是痛苦状,一会儿又昏睡过去,让人感觉到她即将离去,但却又被一个个神奇的10分钟唤回……
屋里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
大姐是父母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乔家有名的孝女。得知母亲病情危急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到家中,飞到母亲身旁。大姐下了火车,一路小跑,终于以最快速度赶到了家。大姐顾不上跟别人打招呼,直冲到母亲身边,看到身穿寿衣、昏睡在炕上的母亲,听我们介绍是母亲一直在等着她的到来时,大姐早已泣不成声,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用力抓住母亲的手,大声地说:“妈,是我,我是士云,我回来啦!”
母亲似乎听见大姐的呼喊声,在昏睡中渐渐地醒来,从紧闭的双眼里,流出满意的泪水和一丝欣慰的笑容,然后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慢慢地安详地离去了……
一个母亲为了等待她想见到的女儿,为了听到她最后一个从远路赶回的女儿的声音,竟以巨大顽强的毅力,挺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漫长的3个小时,这绝对是一个奇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我想,假如大姐在4个小时后才能赶到,那么,母亲还能等到4个小时吗?我想,会的,一定会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浓浓的亲情,在让母亲拖延时间而不忍离去。
母爱是多么的深厚、伟大与神奇!
为父亲买乐
父亲的爱好并不很多,而看秧歌,则是他最高兴、最喜爱的爱好之一。扭大秧歌,是农村乡下过年时男女老少最喜闻乐见的一项活动。可不知什么原因,乡下的老家已有好几年没办秧歌了。父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怀旧又是老人们的一大特点。而过年看大秧歌,则是父亲怀旧的一种方式。
我不时地念叨:“要是来几伙扭秧歌的该有多好?”父亲听后说:“没事。前村三后办秧歌了,过了年初几准能来。”我急切地盼着秧歌能早些来,好让父亲一饱眼福,过个快乐开心年。
初三那天,天晴日朗,房前屋后那银白色的树挂在蓝天的映衬下,银光闪烁,显得格外绚丽。我和二弟、老弟和几个小侄子们,拿着相机正忙着抢拍美景留作纪念。这时,一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三后’的秧歌都来半天了。正在村东头扭呢。”
我喜中一怔,赶紧收起相机,像是首长下命令一样立即让堂兄跑步赶去,设法请秧歌队来家,为父亲好好地扭上一场。说来也巧,这时,远在通北的大姐、恭六的两个妹妹及全家也赶回家了。没到一袋烟的工夫,堂兄跑来说:“跟他们说妥了,秧歌马上就来。”我乐得合不拢嘴,赶紧把这消息告诉给父亲及家人:“咱父亲最爱看秧歌了,今个儿我埋单请客!让父亲看个够。”几个弟弟也忙着准备鞭炮,好迎接秧歌队的到来。
全家人穿戴好衣帽,推门出屋。这时,秧歌队已在院外扭过来了。锣鼓喧天,唢呐高奏,古装、包头的老式秧歌具有传统的样式。在那40多人的秧歌队里,有拉衫的,有斗丑的,还有扮演孙悟空、猪八戒的,真是热闹。为了让父亲多看一会儿,我主动上前跟领队商量:“要是能多扭一会儿,付双份钱也行。”领队抽着我递给的一颗香烟,乐呵呵地答应了。
我和二弟打开院子的铁门,老弟为拆除障碍,果断地把院内的晾衣绳解开,好让秧歌队在院内扭个痛快。弟弟家那红砖白瓦的房前,小院里扭秧歌的,看秧歌的大人小孩,挤得水泄不通。为了烘托喜庆气氛,小侄子、小外甥们按我的吩咐,纷纷点燃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把秧歌队的情绪调动得格外起劲儿,大家伙越扭越欢,把大秧歌推向了高潮。此时,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欢笑声,塞满了农家小院,也传向了四面八方。前院的老于大哥,西头的张二叔,后趟街年已80岁的刘大爷也闻讯赶来,一饱眼福……眼前的这声势、这场面、这情景,让父亲简直乐得合不拢嘴,笑得把两眼眯成了两条缝,只见他的手在不停地指点着,嘴在不停地夸讲着,真是很少能见到父亲这样的高兴过。
市场经济了,农村扭秧歌是私人“企业行为”,到哪家拜年,哪家凭赏都要多少给一点报酬,有的给几块钱,有的给几包香烟,图的就是让大家伙都有个高兴、吉祥和欢乐好心情。说实话,我家生活并不很富裕,平时很少大手大脚地花钱,在城里坐公汽,大热的天儿,有一元钱的公交车,我就肯定不坐两元的空调车。可为了让家人高兴,尤其是让年迈的父亲开开心心地过一个难忘的春节,我不惜大方起来,拿出多出常人5倍的钱来答谢秧歌队。老邻居张二叔当着父亲夸我说:“你大儿子没白出息人呢。”西院的姚老姑也夸我是个“大孝子”。父亲更是满意地坦言:“儿女们个个这么孝顺,对我都是十个头的,我这辈子打心眼里知足哇!”
与土豆结缘
人生一辈子,说不上跟什么就能结上缘。我与土豆就有着不解之缘。
说起来,我离开家乡已有几十年的光景了。与见物思人一样,见物思乡的情感也在所难免。这不,家乡弟弟来省城办事,给我带来一篮过冬时家人吃用的土豆,而且是城里非常少见,特好吃、营养极其丰富的“红鬼子”,我乐得不得了,就觉得这是弟弟送给我最喜爱、最想收,也是我最需要的珍贵礼物了。因为,我喜欢这种食物,更对它有种特殊感情。见到土豆,见到“红鬼子”,在我的心灵深处就生出一种情感,一种对家乡的思念,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我日思夜想那养育我的摇篮故乡。
我的童年是天真而浪漫的,但更是艰辛的。因为,童年时给我脑海里留下记忆的是灾荒和饥饿。每年一到春天,田野里到处是游荡的老百姓,他们为生命抗争,受饥饿驱使,无畏劳苦地、仔细地在收获过的土豆地里,寻觅过冬食用的土豆。在滴水成冰的大地里,上年没刨净的土豆,藏在土里冻着,经过一个冬天的寒冷,已经冻僵的土豆,用手能挤出滴滴的水来。开春化冻时翻地,几场春雨过后,土豆露出了地面,风吹日晒,土豆就发干发硬了,掰开里面还是白生生的。这种经过冷冻的土豆不苦不酸,倒有几分甜味!更能救人活命,伴人度过荒春。我常常扯着奶奶的衣襟,在田野奔走,帮奶奶往筐里捡拾土豆。奶奶一双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一步一个坑,加上饥饿,一天下来,奶奶就累倒了,腿和脚都肿得发亮,晚上用热水烫一烫,歇一夜,天亮还要去遛捡土豆。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把奶奶捡来的土豆在热锅里烘干,磨成面粉,用开水烫面,做成碗底大小的面饼。我家人口多,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就靠这种食物贴补。每人两个土豆面饼,一碗野菜汤就算一顿饭了。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一带的农民主要口粮就是土豆。地少人多,土豆产量高,收成的土豆,既可当主食,又能做各式各样的副食吃,因此,土豆成了老家的主要农作物。有的农家虽然也种一些小麦之类的细粮,可交了公粮,留下种子,也就剩下不多了。细粮逢年过节吃点,平时老人孩子一年也吃不了几顿,吃的大都是以土豆为主了。
在我的老家里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土豆菜土豆馍,离开土豆不能活”。土豆春天栽种,秋季收获。每到煳土豆的季节,家家忙得很。白天把煳熟的土豆泡了一天,夜里切土豆片,一干就是大半夜,家里劳力少的,主要靠亲戚邻居帮忙,谁也不敢耽搁。要是碰上晴好天气,就得格外快,这年的土豆干也一定很白。要是碰上阴天雨天,土豆干发了霉也舍不得扔,直到晒干了再收起来,到时只好吃带苦涩的土豆干了。
土豆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特别是土豆叶,挑嫩的,拌一些杂面麸皮蒸熟,放一些辣椒蒜泥,可够味啦,直吃得让你鼻尖子上冒汗。
土豆面好看不好吃,但农民常年食用,也能做出许多花样来。我母亲常用漏瓢把土豆面做成面鱼,放锅里蒸熟,烧一锅菜汤,面鱼放在汤里泡着吃,味道别有不同。过年的时候,用土豆研粉下套粉丝,就算是上好的菜了。
我参军在部队工作了二十二年,干部转业后从部队来到了省城,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没有也不敢讨厌过土豆,而且跟土豆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在街上看到土豆烤炉,口里便顿生馋液,身不由己地走过去,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捧一块刚出炉的土豆,顺着街道的边沿,边走边吃,那土豆散发的香味带着热气扑在脸上,加上热食进肚,额上沁出的温温热汗,寒气也自然给驱散了。
那年春节,我回到了乡下老家,与家人团聚,感受一下乡情的温暖。饭桌上,一见到用土豆做的菜就感到格外亲切,我也特别爱吃,像小鸡炖粉条,青椒炒土豆片,炝拌土豆丝,用过油土豆片做的地三鲜,排骨炖土豆干……我望着油汪汪、香喷喷、热腾腾的土豆制成的美味佳肴,不禁赞叹着:好一个花样“翻新”的土豆大菜系列啊!
真实的高度
女儿考取东北农业大学金融系,在乔家如日中天。因为,在我们祖祖辈辈的乔家中,她是第一位大学生。所以,我们一家从长辈到晚辈,从姨家到姑家,甭提有多高兴了。
女儿到校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班级和系里成立班干组织,其人员自然要从新生中竞聘。从关心的角度,我问女儿:“你想竞聘当班干吗?”她不冷不热地回答:“当也行,不当也行。”
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我的一位同事的孩子是该校学生会主席。我电话询问了有关情况,并顺便说了句“女儿竞聘班干,如能帮忙当是求之不得”。没过几天,女儿便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学生会委员。女儿知道后,在自豪的同时,也很感激爸爸的帮忙。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女儿当上班干后,好学上进的劲头反倒减少了许多。双休日回家时,早上时常爱睡懒觉,白天一有空儿就想看电视节目,学习成绩自然受到影响。我批评她,她还满身是理儿,让你拿她没有办法。
这使我意识到:望子成龙是家长的共同心愿,但不能让子女坐在父辈的肩头上摘苹果,那样摘下来的苹果是没有味道的。因为,他不懂得劳动的艰辛,反而容易让孩子产生依赖的心理。
一日,我在报上阅读一则故事,对我启发甚大:著名的法国作家大仲马得知他的儿子小仲马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便对小仲马说:“如果你能在寄稿时,随稿给编辑先生附上一封短信,或者只是一句话,说‘我是大仲马的儿子’,或许情况就会好多了。”小仲马固执地说:“不,我不想拿你的声誉做砝码,那样即使达到目的也不很光彩。”年轻的小仲马不但拒绝以父亲的盛名做自己事业的敲门砖,而且不露声色地给自己取了十几个其他姓氏的笔名,以避免那些编辑先生们把他和大名鼎鼎的父亲联系起来。面对那些冷酷而无情的一张张退稿笺,小仲马没有沮丧,仍在不露声色地坚持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茶花女》寄出后,终于以其绝妙的构思和精彩的文笔震撼了一位资深编辑。这位知名编辑曾和大仲马有着多年的书信来往。他看到寄稿的地址同大作家大仲马的丝毫不差,怀疑是大仲马取的笔名,但作品的风格却和大仲马的迥然不同。
带着这种兴奋和疑问,他迫不及待地乘车造访大仲马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茶花女》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作者竟是大仲马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儿子小仲马。“您为何不在稿子上署上您的真实姓名呢?”老编辑疑惑地问小仲马。小仲马说:“我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老编辑对小仲马的做法赞叹不已。《茶花女》出版后,法国文坛书评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大大超越了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一时声名鹊起。
事实上,人的一生有了强烈的渴望,才有追求的动力,才有成功的快乐;有强烈的渴望,才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创造自己辉煌的人生。要让子女产生渴望,并让他们懂得满足和实现渴望,必须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拼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获得真才实学的同时,使自己的人生拥有真实的高度和真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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