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查普曼回到了沙盖人的地盘，终于又找到了沙盖人的几个头人，其中一个是阿姜的父亲。他们对他的出现表示了冷淡和鄙视，因为他给沙盖人的部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几天之前，日本人突然出现在丛林里，沙盖人想不到日本人会来到这么边远的地方。日本人活捉了几乎全村人包括沙盖头人，询问他们是否帮助过一个英国人，他们承认了。日本人说英国人逃跑了，现在藏在哪里？沙盖人说不知道，日本人就把抓到的所有人枪杀了，把所有的屋子全烧了，所有的粮食也都抢去了。沙盖人怕日本人再次追来，劝告查普曼转移到丛林里面的隐蔽所，可是查普曼已筋疲力尽，不想动弹了。好心的沙盖人只得又让他吃饭，尽管这个英国人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还是给他吃了最好的东西。查普曼在后来的书里详细列举了那顿饭吃的东西，有沙盖香米做的干米饭、鸡肉、咸南瓜、辣椒、咖喱、生姜、咸鱼，然后开始抽烟斗，一直到晚上。查普曼认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几个小时内吃了那么多的东西。他看到了沙盖头人至少杀了六只鸡，因为他们怕鸡鸣声会暴露他们的位置给日本人。查普曼和他们一起把六只鸡吃完，还吃了大量米饭和其他食物。查普曼在书里还稍稍埋怨这些鸡肉太硬很难嚼。
第二天，查普曼要上路了。他再次利用了沙盖人不顾自己安危而乐于帮助人的天性，极力劝说他们把仅有的打火石和火镰借给他，还让他们派了一个向导给他带路。但是这个向导显得极不愿意，走了一半路之后，向导突然失踪了。查普曼等了他一会儿不见他回来，知道他肯定跑了。这回沙盖人总算坑了他的一下。查普曼只得自己去找路，可是走了十二个小时还没找到路，于是又折回头，重新回到沙盖人的村落了。
当他回到了沙盖人村落，疟疾病开始发作了。他发起高烧，因为没有奎宁，病情越加严重。他的腿上布满了溃疡，大部分是被蚂蟥叮咬吸血后留下的伤口，还有的是被树桩和石片划破的深度裂口，都在发炎。在6月8日那一天，他的体温上升到最高点，他有一种清楚的感觉：自己正在死去。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丛林里慢慢死去是一种让人非常难过的感受。他确信自己只能活几个小时了，他感到无比烦恼和挫折，主要是觉得自己从华人土匪窝里逃出后，他所付出的巨大勇气和努力都将全部浪费了，而且他的朋友和家人不会有一个人知道他做出了多么艰苦的尝试！
但是沙盖人再次帮助了他。沙盖人每天夜里会来到他栖身的屋棚。他们是来劈竹子做夜间捕鱼用的火把，同时也来照料他。沙盖人给他喂饭，喝草药汤。几天后，当查普曼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的高烧已经退了。他再次感到了饥饿。又休息了几天，他恢复了体力，又好说歹说让沙盖头人派向导带他到了近打河。
经过五天的路程，他终于走回到近打河边。他找到了一个华人定居点，在一间屋子里有五个华人接待了他。他们答应帮他联系游击队。但是由于马来人警察经常来这里检查，所以他不可以留在村里。他吃了一顿饱饭之后，领到了一点粮食，被人送到河的下游一个隐蔽所，那里面已有两个避难者。他的疟疾再次发作，奄奄一息。中国人每天夜里会给他送来米饭、鲜鱼和蔬菜。查普曼吃饱了，还留了一份次日做早餐。这附近有一个硫黄温泉，温度正适合洗澡，硫黄水对于治疗他身上的溃疡和伤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住到避难所的第三个夜晚，他无法入睡，他在倾听着丛林里老虎捕食的吼声。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想象的老虎在林间闪过时，他看到了丛林有一团光芒时隐时现。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这一团火光正慢慢朝这边接近。他迅速躲到了丛林里，怕是敌人来了。不过很快他就听到接待他的华人的声音，于是就出来和他相见。
和他一起来的有一个年纪大的和一个年轻的华人。年轻人自我介绍是阿山，是游击队的代表。陈平得知查普曼在山下的居民点之后，派他来接他回山上的营地。这样，查普曼经过了两个月的丛林漫游，终于又回到了游击队的羽翼保护之下。
查普曼在丛林里坚持了三年并存活了下去。作为一个丛林战专家，他难过地发现，在日军快速进攻下，有上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被遗留在丛林里。这些白人士兵通常只能存活几个月，那些有经验一点的军官或者志愿兵可能会活得长一点，可也不超过一年。对于他们来说丛林是一个可怕的、充满杀机的绿色地狱，到处是吃人的老虎、致命的黄热病、毒蛇和蝎子、还有食人生番的吹管毒箭。而那些从来没有到过丛林的人则以为丛林就像天堂里的伊甸园，到处都是禽鸟、鱼、野生动物等着你狩猎。树上挂满了香甜的热带水果木瓜芭蕉面包果，自动会掉落在你的眼前。查普曼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是幼稚可笑的。
真实的情况是丛林是中立的。它会提供大量清洁的水源和有营养的食物，还有无边无尽的隐身之处，对于朋友和敌人都一样，那是一种难以冒犯的中立。能否在丛林里生存下去取决于的你的姿态和勇气，丛林没有友好或者敌意可言，都是人的想象在发生作用。
所以，查普曼把自己在丛林里存活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对于丛林的尊敬和合作姿态。他在1948年写的一本一度在西方世界很畅销的书，书名就是《丛林是中立的》。但是他其实忽略了很多事实，实际上，他在丛林的这几年一直是寄居在游击队的羽翼之下，受到了丛林里华人老百姓和土著沙盖人的养育和保护。正如《丛林是中立的》这本书里所记，至少有上百个华人和沙盖人为了他而遭到日本人的屠杀。
几个月之后，米罗山的联军电台和印度总部取得联系。这个时候陈平终于履行了当初答应过查普曼的诺言，送他到海边横渡到印度去。和查普曼一起走的还有一直在患病的勃罗姆。陈平亲自安排，送他们穿越了从米罗山到红土坎的平原地带，再由海边的游击队组织护送他们到邦咯岛。等待了一天之后，一艘英国的潜艇从海里浮出，把查普曼和勃罗姆接走了。
查普曼战后成为教育家，在德国、南非等地当过校长。1971年8月8日他在家里开枪自杀，原因是无法忍受的背痛、胃痛、头痛，像噩梦一样一直折磨着他，这些伤痛和疾病都是他在马来亚丛林时期留下的。
第十五节 火堆上的小朵恩
不管读者是否相信，我认为一种巨大的历史罪恶会带有一种持久的气场，经过几十年几百年还是可以致人死命。
为了写这本书，我研究了大量资料，发现日本人在东南亚战场上对华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在中国本土所犯下的同样惨无人道。当我面对那无数充斥着屠杀、酷刑、强奸、尸骨、鲜血等等的资料和图片时，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和屈辱。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睡眠质量大大下降，而且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这样的症状让我不得不想起我的一个同行或者说是先驱——张纯如。她在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时接触了大量血腥的史料并采访了南京许多的见证人。写好这本书之后，她一直沉陷在日本人的战争罪恶中而不能自拔，再次着手写揭露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的《巴坦死亡行军》。就在这期间，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最后在2004年她满36岁时开枪自杀。
毫无疑问，张纯如的自杀和她所写的这段恶梦般的历史有关系。她是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把历史上发生过的罪恶真实呈现给读者，也呈现给她自己。我非常尊敬张纯如，敬佩她的历史正义感、无比的勇气和卓越的才华，然而我在如何书写这段历史问题上选择了一条和她不一样的策略。我不大愿意正面去描写日军那些令人发指的兽行，尽量避开血腥场面的细节描写，而是把主要的笔墨放在写被侵略者的抵抗和斗争的勇气、力量和智慧上面。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当我写到卡迪卡素夫妇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所受的酷刑时，再也无法回避那些令人神经受折磨的场面。我怀疑这个时候还是采用回避策略是否说明我内心有一种懦弱呢？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写了一本纪念女儿的书《无法忘记的女子——张纯如母亲回忆录》，很快会从美国来多伦多做宣传演讲活动，其中的一场演讲会就在我家附近的Fairview图书馆里举办。我起先并不想去参加，主要是考虑自己正在写一本同样历史背景的书，怕被张纯如独特的写作气质吸引过去而失去自己的方向。不过最后我还是去参加了活动，因为实在很想了解一下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很想知道她自杀的最终原因。
那天的活动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看一部介绍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过程的纪录片。主要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当年大屠杀的亲历者证人。比如一个老太太在讲述日本人如何在一张大床上将她母亲和好几个姐姐强奸致死，还在她身上刺了三刀；还有一个老人说他一家躲在芦苇丛里，如何被日本人发现并一个个用刀劈成两半。我看了十几分钟之后，觉得极度地不舒服，而影片还在看不到尽头地展开一个又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我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太太也似乎十分地受刺激，不停地喘着气。一个半小时之后，影片终于在张纯如自杀的枪声中结束了。张纯如的母亲用英语作了不是很长的演讲之后，便留了时间给听众提问题。那天提问的人很多，大部分问题是关于张纯如的书在日本的反响情况，日本人是不是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等等。而张纯如母亲给人的答案是令人忧心的，因为日本人基本上是拒绝了张纯如的书，而且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态度暧昧。就在张纯如母亲回答完所有问题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一直气喘吁吁的老太太突然举手要说话。老太太说着熟练的英语。她首先表示了对张纯如最大的尊敬，感谢张纯如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段悲惨的历史。老太太说自己就亲眼看见过日本犯下的罪恶。那是在她七岁的时候，她跟着她的母亲走过上海外滩的一座桥。那座桥上有日本兵把守，一个个检查过桥的人。老太太说在她前面的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那婴儿上桥之后哭了起来。婴儿的母亲使劲哄着，试图让孩子吸奶让他平静下来，可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那日本兵见状大声骂道：八嘎雅鹿！可孩子受了惊吓哭得更响了。日本人拔出刺刀，往婴儿身上扎下去，婴儿身上的血喷了出来。日本人一把抓过婴儿扔到了黄浦江里，那母亲也跟着孩子跳了下去。老太太说当时她昏了过去。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能看到血。一看到血马上会昏倒。
老太太说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几乎所有不快的事情她都愿意遗忘和原谅。但是她说：只有对日本人的罪行她不会遗忘，而且也永远不会原谅！老太太说完了，全身发抖，极为激动。后来喘过气来，就提早离场了。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太太所述的事实对我的震动是很大的，她激起了我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周之内我无法写作，只觉得气愤难平。我后来明白了也许我正需要这种仇恨，才能把这本书写好。接下去我要写到日本人在卡迪卡素夫人和她女儿身上犯下的一件灭绝人性的恶行。我决定不予回避，而是要正面迎对。
对卡迪卡素夫人的苦刑并没延缓。一旦日本人认为她的身体能够承受进一步的拷问，那恶毒的过程又再开始。很明显的，现在日本宪兵队已经从特高课手中接过她的案子。卡迪卡素夫人不再见到特高课头子国近，主审的官员现在是宪兵队的一个矮胖军曹，名字叫吉村（Yoshimura）。审问和拷打像以往一样交替进行，可是吉村把问题设计得更狡猾，设圈套套她的话，因此她必须时刻打起精神。一连串没有关联和胡闹的质问，会以一个看来同样性质的问题终结，但其实暗藏陷阱。这个过程日复一日的循环，以致卡迪卡素夫人不再记得时日。有时吉村采取不同的策略，让她坐下来听他循循善诱、指点迷津，还不时为她叫来冰水和咖啡。但大多时候，重击和掌掴，加上其他手段复杂的酷刑，给卡迪卡素夫人不断的肉体折磨。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但日军毫无所获。卡迪卡素夫人的身体处处是皮开肉绽的伤口，而在皮肤存留之处，也是一片片青紫。她稍微移动肢体就极度痛苦，仿佛身体变成了一团阵阵发痛的肉块。吉村看严刑拷打并没奏效，只得暂时中止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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