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坟和苏堤的交会处，杨虹下了车，开始沿着里西湖内侧往孤山一带走去。她还记得爸爸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曾带她来过这里的一座房子，说六零年以前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那是一座在半山腰的房子，带着拱形的门廊，墙上长满了开着花的紫藤。现在杨虹已无法记起那座房子在哪里。但她觉得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的熟捻，恍恍惚惚中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日子。她似乎能回忆起自己在山坡上石级上奔跑跳跃，在那些小树林里捉迷藏。其实这些回忆可能是她的一些幻想，在四岁以前记忆是不可靠的。
孤山一带的地形让她心里充满了宁静，让她对消逝了的时光感到一种可以触摸的亲切。她想，父亲当时不要调任AC该多好呢！如果是这样，也许他不至于会被逼得走投无路饮弹自尽。打从搬到AC的一一八宿舍后，杨虹就有记忆了。她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开阔的布满尖顶结构的大院。她总是觉得院子里充满了回声。在她爸爸死后，这种回声更变成了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窃窃私语。那些日子真的是难过啊！怎么过来的她都觉得奇怪。
这个时候杨虹已走上了通向孤山的小路，小路杂草丛生。一九六四年杨苏林第一次带她来给妈妈上坟时，怕她以后忘记了路，专门给她画了张地图。依照这地图，后来她很容易找到妈妈的坟墓。妈妈的坟墓掩藏在草丛里，一个小小的墓碑勉强能看出她的名字，边上有一排数字：一九三三至一九五八。杨虹这么一算，妈妈死时才二十五岁，比她的年龄还小呢。杨虹在母亲的坟前点了一对蜡烛三根香。她不知道明年妈妈的坟还在不在这里。她在不久前接到爸爸的老战友原任省军区副司令的刘叔叔说：今年年底孤山风景区要扩建，一切坟墓都要迁移。
上好了坟，杨虹乘上公交车去往万松岭省军区干休所，去看望唯一和她有联系的爸爸的老战友刘叔叔。刘叔叔一头白发，已离休多年。刘叔叔当年是AC军分区司令员，杨虹的爸爸兼任着军分区的第一政委。他每次见到杨虹，都会自言自语似的说：“你爸爸当时为什么自杀我总是想不通。他不是个性格懦弱的人，没这个理由嘛！”
杨虹从刘叔叔这里知道了爸爸自杀前的一些情况。爸爸从东海前哨的鼓山岛检查民兵工作回来，造反派要抓他去批斗。刘司令考虑到他的安全，让他住到了军分区大院里。他身兼第一政委，住到军分区也名正言顺。他住在政治部办公楼西侧的一套房子里，他的秘书还跟着他。造反派得知他住到了军分区大院，集中很多人包围了军分区，要求把他交出来。刘司令只得下令加强岗哨，在大门口摆了一辆坦克，防止造反派冲进来。
挨到九月初。从北京来了一个专案组，带着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要见杨苏林本人。刘司令见这些人来头很大，只好安排杨苏林和他们见面。
在当天的傍晚，四个从北京来的军人走进了杨苏林寄居的办公室兼住房。这几个人显得很安静礼貌，能看得出是在机关工作的文职军人，具有专业搞运动人员的业务素质。他们把杨苏林身边的人支开了，关起门来和杨苏林谈了两个多小时。这四个从北京来的人离开前对刘司令说：杨苏林的手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要他立即交出，但他的态度很不好，拒不承认。他这样做是自绝于人民。
在当天的晚上，杨苏林打电话告诉刘司令自己准备离开军分区大院。刘司令此时十分无奈，北京来的人权力重大，他是无法违抗的。他只是关切杨苏林的安全，问他要去什么地方？杨苏林说要去办一件事情。后来，他就从军分区的后门独自离开。第二天早上，刘司令获得消息：杨苏林回到地委大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司令说起这事，还是会激动不安。
“北京军委来的人要来整他呢？按道理，你爸爸只是个地方小吏，怎么可能掌握着惊动北京高层的重要材料？我总是觉得他的案子有什么隐情。”
五
中秋节之前，谢青从金华那边开车回来，按照惯例车后的鸡鸭笼里关了好多只鸡鸭。中秋节每个家庭都要摆酒聚餐，大家事先会托谢青从金华东阳带些鸡鸭回来。往年，谢青此时正是风光的时候，他的自行车的前把手和后座架驮着好些活鸡鸭，鸡鸭大声叫喊者，他就这样引人注目地来到了一一八宿舍白蔚蔚的家，受到她全家的欢迎。但是今年形势不一样了，他坚持了多年的进贡鸡鸭仪式已不合时宜。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他觉得很是失意。他在家里烦闷地抽了好多支烟，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出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杨虹上班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自从她那回搭他的车去过杭州之后，谢青时而会想到她。虽然他早就领教过杨虹的尖酸脾气，知道这样的女孩很难伺候。不过令他着迷的恰恰就是她身上干部子弟的臭脾气。谢青一直没能和她见面。他打过两次电话给她，想请她出来看电影，她都没答应。在中秋的时候，谢青觉得请她出来吃饭赏月也许会是比较好的理由。他好不容易把电话挂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说话很生硬，说她生肝炎请假了。谢青还没问她在医院还是在家，电话就挂了。
谢青在电话机前愣了半天，最近AC甲型肝炎大爆发，想不到杨虹也染上了。他想这个时候他可找到了去看她的正当理由。他推出自行车，在车后挂了一只雪白的番鸭，直奔一一八宿舍而去。他想着杨虹生病了也许需要吃鸭子补补身体呢。进入一一八宿舍时那鸭子大声叫起来，院内的邻居都认得他，奇怪他不是被白家清除出局了吗？干嘛还来进贡鸭子呢？谢青也顾不得这些了，直奔杨虹的住家。他把车锁了，将鸭子扔在墙角，敲起门来。敲了半天，门开了。杨虹的肝炎症状不轻，黄疸已经上来，脸黄了，眼睛也黄了。她惊恐地把住门说：不要进来，我会传染的！
“让我进来吧，没关系，我已经吃了板兰根预防药了。你需要人照顾。”谢青坚决说，挤进了屋子。
屋子很乱，好些药瓶，杨虹看起来很瘦，严重脱水，十分虚弱。
“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还不去医院？”谢青说。
“去看过了。可生肝炎的人太多了，医院住不下。过几天才有病房。他们让我在家呆着先吃几天药。”
“那可不行。你得马上住院才对。我现在马上去找熟人。”谢青知道AC办任何事都要有熟人。找个熟人快点办理住院不很难，他奇怪杨虹连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
当天晚上，谢青通过一个战友的关系在太平岭传染病医院找到了住院床位。他马上赶了回来，帮杨虹整理东西去医院。他很利索的把脸盆热水瓶之类的东西用网兜兜起来，然后扶着杨虹出来。天已黑了。杨虹出来时墙角那只鸭子突然大叫一声，吓了她一跳。她说这是什么？谢青说是番鸭子。说他明天会宰了番鸭炖汤给她吃的。
“它的毛那么白，怎么看起来象天鹅一样？”
“是啊，它就是癞蛤蟆爱吃的那个东西。”
“你才癞蛤蟆呢！那我不吃它了。我现在可一点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想呕吐。”
“那现在不吃这个。我给你做稀饭吃。鸭子我会先养着。”谢青说。
“我现在稀饭也不想吃，我什么都不想吃。”
“那我现在什么也不做，让你喝中药，喝百开水，喝西北风，苦死你。”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吃了了。我要吃鲫鱼汤，要活的鲫鱼。你会做吗？你一定会做的，你不是扛长工的吗？”有了谢青的伺候，杨虹医院还没进去，精神已开始好了起来。
传染病医院在市郊外十多公里处。谢青用出租车把她送到了那里，办好了住院手续。护士给杨虹秤了体重，她穿着棉衣毛衣只剩下87斤重，几乎是皮包骨了。因为是隔离病房，谢青不能送她进去，说好每天会来看她。
谢青的车刚好到了做三级保养的里程，他把车报修了，这样他有了近一个月的假期。每天的下午，医院有两个钟头探望病人的时间。谢青要骑上近一个小时自行车去看她，他不能进入里面，只能隔着铁门和她说话。甲型肝炎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除了大量注射葡萄糖盐水，就是要休息，跟上营养。不过传染病院的伙食十分粗糙难以下咽。谢青每天做好热菜，用保暖杯装好外边还包着棉衣送到医院。
谢青年少时十分喜欢钓鱼。工作后没时间了，钓得少了。加上城市扩展，乡下的河道水变脏，鱼也越来越难钓到了。现在，他为了给杨虹做鲫鱼汤，在菜场里找不到那些真正的野生鲫鱼，决定自己去乡下钓。他定了这个主意后，发现自己变得很快乐。晚上时分他把钓鱼杆找出来。他有很多钓鱼杆，钓鲫鱼的和钓鲤鱼的鱼杆不一样，水草区和大湖面的钓竿也不同。鱼杆全是水竹的，是他到泰顺山里选来的野生竹。头上那细长的一节，要坚韧有弹力不易折断。钓竿的每个竹节上，都用胡琴线缠绕了一段，外面还用黑漆抹过，好看又坚固。谢青把鱼杆一一查过，选了三条合适的。然后打开了鱼钩盒子。那里有各种号数的鱼钩，锡坠子，鱼漂子，还有粗细不同的鱼线。他把鱼钩鱼线安上了鱼杆，从床底下把那个装鱼的铝皮鱼篓也找了出来。
那个晚上谢青一夜没睡好，凌晨三点就起来了，长长的鱼杆要绑在自行车的车三角上，鱼篓则是用汽车内胎皮剪成的橡胶带固定在车后支架上。他在路灯下空空的马路遇见了几个同样是赶早的钓鱼人，大家没打招呼，心照不宣往城外骑。在出城之前，谢青还得去仓后巷渔具店买二两红蚯蚓做钓饵。
在太阳还没升起之前，谢青在一个水洲的渚头上摆开了鱼杆。他的背后是一个蜜柑园，里面藏着不少过夜的鸟。这个时候他点上一根烟，旋开军用水壶的盖子喝了一口热茶。湖面上出现了亮光，倒映着远方田野地平线上的朝霞。靠着岸边，有一些紫色的菱角叶子紧紧贴着水面，而一些飘浮的水莲花则是随着水流和风向移动。在半明半暗的水面上，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了水花。谢青钓过很多次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目的明确。他希望能钓到一两条四五两重的鲫鱼，好让他做一锅鲫鱼汤给杨虹。小时候他听过故事：有人为了救亲人的命，上山盗灵芝。他现在的钓鱼也有同样意味。谢青这样想的时候，嘴角露出微笑。他紧接着还想起另一个故事，说一个渔人钓到了一条漂亮的金鱼，那鱼泪汪汪说：放了我吧，我会报答你的，后来渔人放了金鱼，金鱼变成了一个姑娘嫁给了他。
不时有鱼咬钩，都是些小鱼，还有一些杂鱼。中午的时分，终于有一条四两重的老鲫鱼上钩了。那鱼的咬钩的方式很特别，轻轻地碰着鱼饵，几乎让人难以觉察，最后把鱼浮子轻轻往上推上了半节。谢青顺手一带，只觉得手里沉重，快到水面时这鱼才开始挣扎。他将鱼提出水面，装进了鱼篓。这鱼在鱼篓里直着往下看不大，有点长，背部是黑色的，可能老呆在湖水的深部见不到阳光。但是那鱼平着放时，鱼肚子一片银白，看起来很不小，这个年头能钓到这么大的鲫鱼算是很运气了。他赶紧回到家，把鱼剖了，在鱼肚里加上了肉馅，放上小葱，做成香气扑鼻的鱼汤。然后，他把鱼汤放在保暖瓶里，骑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杨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肝炎痊愈了，人慢慢又变得水灵了。和她一起住院的病友对她这个每天来送饭菜的男友极其羡慕。她对她们说：这是她的“长工”。她们都以为他的名字叫长工。谢青那段时间把长工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心里倒没什么杂念，只是一心想把杨虹的病治好。杨虹出院那天，他早已把她家里打扫干净，被褥都洗过，消过毒。杨虹出院的时候，正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天气转冷。谢青把杨虹从医院直接接到了府前街的公共浴室。那时民居里都没有带热水的卫生间，洗澡要到公共浴室。杨虹在医院一个月没洗过澡，身上都起了油堠。她在热水里泡了一个多钟头，把医院里穿过的衣服全扔了，换上了干净的内外衣服，走出澡堂时脸色红扑扑的浑身透着香皂和水蒸汽的气味。她回到了家，看见了房间整理得窗明几净，床上的被单被套是新洗过的，棉胎和垫被都给太阳晒过，蓬松松香喷喷的。
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颇有闪电式的意味。谢青娶了前地委书记的女儿的消息在不大的范围内轰动了一下。用事后分析的眼光来看，这个婚姻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荒谬的。如果没有杨虹那场大病，他们大概不会有这样的缘分。这就如民间故事里所说：一只仙鹤受了伤，才有机会让一个普通人去收留它，为它疗伤。而当仙鹤的伤疗好之后，会产生一个两难选择：要么仙鹤要飞回云端，让收留它的人觉得失望；要么是仙鹤留在普通人的舍内，改变仙鹤的习性，忧郁得要死。在结婚前的几天，谢青梦见了上帝。上帝在变着一个戏法，把他和杨虹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个魔术盒似的房间里，轻轻盖上了一块红布，然后偷偷地发笑。果然，没有多久，上帝就听到这个盒子里发出尖叫和嘶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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