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把谢青介绍给了玛尤拉。他一定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谢青看到“米拉”的眼睛放出一阵阵光彩。她的眼睛是碧蓝色的，像北欧人。谢青说，他以前从电影里看到她时，以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因为那时是黑白片。他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为了看她的电影，他把所有能搞到的钱都存起来买电影票。他现在还能背一些电影里的台词和镜头：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为她掘的墓坑，要那个内线枪毙米拉。内线在开枪的一刹那，把枪口转向德国人。玛尤拉说：你最爱看我在电影里的哪些镜头呢？谢青毫不迟疑地说，是在枪伤换药的镜头，有人在边上为你弹吉他。玛尤拉转着眼睛想了半天，说：那个镜头里我是脱下衣服露出了肩膀是不是？谢青说是的。他说你当时不止露出了肩膀，还露出了一侧带乳罩的胸脯。你这一美丽的枪伤给多少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幸福的梦想哦！他对“米拉”说，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直没忘记电影里那首歌。说着他情不自禁唱了起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玛尤拉听到这里已泪流满面了。餐厅里有弹吉他和吹风笛的乐手。亚历山大把一个吉他手喊过来，对他说了几句。那人点点头，一拨手指，一串音符泉水一般涌出：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米拉”在唱，亚历山大在唱，乐手在唱，餐厅里的好多客人包括一个端着盘子的侍者都在放声唱着，他们激动地唱着这首在本地早已被人遗忘的老电影原版歌曲。
玛尤拉告诉谢青，米拉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说谢青应该去靠近希腊边境的吉罗卡斯特看一看。在那个全部用白色石头建造的山城城门口的圆形广场，有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那树下有一个大理石雕像。雕像是个神色忧伤而严峻的少女，她在十八岁时就被德国人吊死在她头顶上的这棵无花果树。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这个花样年华的女中学生是个地下抵抗分子，为游击队做着机要联络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德国人抓住。在她死后不久，无数的游击队队员越过了山岗，进入这个黑暗的城市为她复仇。
游击队越过山岗……谢青想着，他想的是自己的人马现在该是进入战斗岗位了。他看到月亮已升上黛替山岗。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郭林飞和崔作高他们已布开战线。在一台台的废弃的机器后边，他们隐蔽地前进着，接近厂区中间部位的战斗地带。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色。郭林飞的机枪开始扫射，顿时工厂区枪声大作。双方依据着各种管道阀门做掩体，猛烈射击，互掷手榴弹。子弹打在金属的管道和盘梯上，火光四溅。厂区没有灯光，只能借助月光来辨识对方目标。第一波激战过后，双方的地盘基本没变。第二波开始，谢青的人马占了优势。他们的火力强大，轻重武器齐全，尤其是他们拥有打坦克的四零火箭筒。这种肩扛式的火箭弹爆炸起来声音极大，威慑力特强。但谢青人马的优势主要还在于高昂的士气，甚至有几个女客人也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她们给男的压子弹，点烟送水。女人上战场的作用不在于她们做了些什么，而是她们给男人带来勇气和力量。郭林飞他们把“北京李”的人马打得后退了一百多米。郭林飞占领了合成塔制高点，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地形的动静。他在那里架起机枪，朝着对方的区域扫射，压得对方的人马不敢抬头。他们很快就坚持不住，退到一个室内厂房。这里布满了一排排织布机，是理想的作战掩体。“北京李”的人马本来想利用这个迷宫一样的车间与敌周旋，再伺机反扑。但是郭林飞不给他们喘气机会，让四零火箭筒手对着车间连续发射火箭弹。火箭弹在室内的爆炸声浪能把人震昏过去，或者把耳膜震破。“北京李”的人马无处藏身，拖着几个伤员很快就退出了车间，翻过厂房后的小山逃跑了。
谢青望望窗外，月亮已经高过了屋檐，日晷上已没有投影。一个侍者过来把屋内的沙漏倒转过来。这个时候他和玛尤拉、亚历山大已经用过了一道浓汤，一道烤羊排，一道沙拉，喝了两瓶西班牙红酒和一瓶意大利白葡萄酒。炭火炉烧得正旺，一块块羊肉继续被烤得滋滋作响。他们喝着香浓的咖啡，依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回忆里美好的往事。他们在讲一个过去的战斗故事时，一个新的战斗故事正在形成。多年以后，谢青对人说起他一边和一个过了气的黑白时代的电影女演员一起吃饭，一边指挥着手下的人马打败了横行巴尔干半岛多时的“北京李”的故事，人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
第八节 杨虹的海岛
一
一九八六年，杨虹在和谢青结婚的第二年，调入了《AC日报》当记者。她早几年业余读函授大专新闻写作专业，常给报社写一些小通讯小散文之类的东西。报社那时缺人，她很顺利进去了。杨虹从小爱看书，尤其是俄国苏联文学看得很多，有些文学底子，文章写得有特色，加之人们知道她父亲是原AC地区最高长官，因此在报社颇受器重。这年杨红才三十出头，身高一米七一，一头会甩动的齐肩短发，高高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微陷的眼睛，和她父亲青年时十分相像。她喜欢穿一件米色的风衣，脖子上随便挂一条方格子围巾。她的父亲有一张在西湖边的旧照片就是这样的穿着，她觉得很有风度，仿照着穿起来。
但这些年来，她变得成熟沉默了，在性格方面，越来越像她的父亲。关于父亲，她其实知道的很少。他死的那年她才十来岁。而且，父亲死后的遗体她都没见到，骨灰最后也不知去向。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个中午。刚下过一场大雨，小院子里花坞上鸡冠花红得象燃烧一样，好多平常见不到的大蜻蜓飞来歇在草叶上。父亲穿着风衣，提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公文包，对杨虹说要出差开会去。杨虹问爸爸去什么地方开会？爸爸说是去鼓山岛，三年前爸爸曾经带杨虹去鼓山海岛玩过，所以她能记得这个名字。爸爸走了很多天都没回来，后来有好多的人来家里翻箱倒柜搜查。这个时候，杨虹才知道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她经常会翻阅父亲留下的书籍，那都是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父亲本来还有很多的笔记，但在他自杀后被造反派全抄走了。父亲读过的书很多地方画着红杠。杨虹发现父亲对恩格斯的书更偏爱一些，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等著作的页边写着大量的心得。她还经常会去翻阅一大叠六十年代初的《红旗》杂志，那上面有父亲写的理论文章。但是她总是觉得很难看懂，因为她并没有看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著。
做记者要接触各种人。她有时要到不通公路的山区，有时要下矿山的巷道，比起那些骄生惯养的女孩，她更愿意往那些艰苦偏僻的地方跑。AC在八十年代经济已出名，很多中央领导都来视察，在前呼后拥的随从里，杨虹有时也会在其中，但她总是远远站在最外边的一圈。文艺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好多是来走穴的，什么姜昆啊，毛阿敏啊，郭兰英啊。每次有大腕来，报社领导总是让杨虹去采访。还有就是无数的会议，无数的应酬，每个晚上都会接到好几个饭局的邀请。生活看起来变得多姿多彩，工作也充满刺激和兴奋。但是，沉闷和窒息的感觉还是会时常出其不意地笼罩着杨虹。
她和谢青的婚姻，没多久就显示出是一个错误。刚结婚时，他们好像也火过一把。他们在南洋照相馆拍的结婚放大照片被陈列到橱窗里。那个时候，AC城里谁的照片要是被陈列到南洋照相馆的橱窗，就相当于现在上了名牌娱乐杂志封面一样轰动。然而到了第二年，两个人的性格、志向的差异开始凸现出来。杨虹和谢青激烈吵过几次，但她很快平静了下来。
她明白了谢青和她完全是两回事的人，她根本改变不了他，也不想改变他。于是她和谢青相安无事地呆了下去。结婚后她一直没怀孕。这不是她这个北方来的革命者后代和谢青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拉车人后代在DNA上有基因排斥而无法怀孕，而是她从一开始就偷偷在吃避孕药。她不想生孩子，不是她不喜欢孩子，而是有一种想保持纯正血统的心理。她无法想象和谢青生下来的孩子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她不喜欢这个孩子，还不如不把他生下来。但是她并没有很后悔和谢青结婚，某种意义上看，谢青算是一个不坏的人。尽管他很乏味，但比起那些装腔作势的官场上的势力狂，那些油光满面的暴发户，还是好接受得多。她越来越不喜欢夜郎自大的AC本地人了。她发现，AC人像井底之蛙，老是觉得AC这个地方是领导世界潮流的中心，到处在吹嘘什么AC模式AC现象。如果仔细地观察，AC人的土著特征还是很明显：低矮，猥琐，没有鼻梁，颧骨突出。尤其是AC人讲的普通话令她难以忍受。有一次，市机关开大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先后在会上作报告。两位领导都是本地干部，说的普通话AC方言口音都很重。报社的同事听了报告后闲说书记和市长的普通话谁的更难听？杨虹的嘴里蹦出了一句恶毒的话：屁和屎一样地臭。
有一天，杨虹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她闻名已久。她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看完了这本398页的书的前167页，觉得里面的故事云山雾罩摸不到头绪。但是接下去看到的那篇叫《爱玛·聪茨》的小说她一下子就看明白了。故事说一个叫爱玛的女工的爸爸因被人诬陷而服药死亡。爱玛觉得必须为父亲复仇，而她也知道仇人是工厂主。她的复仇过程是这样的：先装成妓女在码头附近让一个水手在她身上尽情发泄，然后带着被搞脏的身体立即去见工厂主，说要向他告密。在工厂主为她倒水的时候，她从抽屉里拿出工厂主的手枪，把他打死了。她撕破了自己的裙子，把沙发弄乱，解开了死者的衣服扣子和裤带。然后打电话报警：“工厂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强奸了我。我把他杀了……”这个复仇故事看得她心跳加剧，因为它很像她自己多次进入过的一个梦境。
杨虹常常会想：父亲是被AC这个地方害死的，她和这个地方有杀父之仇。
二
八月份，AC市委市府开工作会议，各县和直属机构的三套班子人员都要集中参加。报社派杨虹参加会议做新闻报道。会议开了五天。最后一天，会务组的人通知杨虹，说鼓山县的人大李闪梅副主任想和她见个面。杨虹给李闪梅副主任的房间打了电话，说好了中午见面。杨虹知道她是全国有名的见过毛主席的女子民兵连连长。她年轻时那样风光，现在也已是皱纹满面五十多岁的人了。当杨虹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她的眼睛发出了光辉。
“你还认识我吗？杨记者。”她说。
“当然认识。我虽没采访过你，可经常看见你坐在主席台上。也常在媒体上看到你的消息。”杨虹说。
“不，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以前，你还不到十岁时，你爸爸有一次带你到海岛开会。是我摇着船带你们去小岛上玩的。”
“你认识我爸爸？”杨虹有点惊讶，看着对方。她努力去想这件事，可脑子里一下子还是一片空白。“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呢？”
“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他们不说罢了。”李副主任端详着她，好像要找出一点过去的印象。
“你爸爸是个好领导，他那时经常来海岛调查指导工作。鼓山岛是国防前线，生活很艰苦，他对我们女子民兵连特别关心。他虽然是领导，但他也写文章。是他最早写文章给《解放军报》报道女子民兵连的，然后才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派记者来把女子民兵连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让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李闪梅还说，如果没有三十年前杨苏林那篇报道，女子民兵连说不定早已自生自灭被人忘记了。
杨虹认真地听着，她没有听一个人说过对父亲这样深情的话。她还注意到，李副主任说的普通话里没有AC的口音，却有福建话的成分。不久后，她明白了鼓山岛行政上属AC地区，说的却是闽南话，那里的人都是福建渔民的后代。她对于最初报导女子民兵连事迹的是他父亲感到有点惊讶。
“我父亲是怎么发现你们的？”杨虹开始对这件事有了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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