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纳柰尔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卫星城市。这个城市其实是个小镇，人口约一万多人。市中心有个邮电局，一个教堂和一个银行。市政府在一座只有五个房间的小楼里，共有三个人：市长、秘书和看门人。这里没有高层建筑，只是一大片分散在绿树和湖泊中的住宅区。在三百多年前维纳柰尔还是原始的野生丛林，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等王胄贵族的狩猎之处。因为打猎，这里有了别墅。慢慢地房子越建越多，集萃了欧洲建筑风格的精华。一百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印象派画家因便于写生集聚到了这里度假休憩，这里的风景便进入到画作中传遍欧洲。贵族的领地增添了艺术气息，愈加成为高尚的区域。

    杨虹就住在维纳柰尔一座占地一万多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那天姜小军在飞机场把她接出，送到这个房子时，杨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豪华的大屋会是她的住宅。姜小军告诉她，这座房子是俱乐部刚刚买下的不动产，俱乐部注册的地点就在这里。现在这房子是空着的，只有一个黑人园丁照料园子里的花木和草坪。

    杨虹刚到巴黎时下过一场大雪，地上还积着厚厚的雪。不过春天即将来临，地层开始变暖。雪是从内部开始融化的，悄悄地让人觉察不到。到了这天早上，杨虹听到屋外的道路上响起了淙淙的流水声，那是融化的雪水已汇集成流，淌进了道路边的排水暗沟。积雪层慢慢薄了下来，最早是一些郁金香的茎秆迅速从雪地里钻出来，它们刚刚出土，花苞就隐约可见。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看看茂密的树木已苏醒，抖擞精神发出新芽。

    维纳柰尔到处响着雪水的欢快流淌声，水流汇集到了排洪小河里，颇成气势，汹涌着奔向塞纳河。土地变得像海绵一样松软，表层的草地泛起了浓绿。杨虹看到门外那几棵高大的白桦树日益生动起来。它们发达的根系已吸饱了雪水，树根周围还残留着一圈圈褐色的泡沫，好像喝过大量啤酒的人在唇边留下了痕迹。

    松鼠开始在林间跳跃，池塘里天鹅和大雁、野鸭一起游荡。每个早晨，杨虹都是被悦耳的鸟鸣声叫醒。

    杨虹最喜欢门外那几棵白桦树，它们让她想起了自己生活过六年的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无数的东北松之间，不时会看到一丛丛白桦树。杨虹不知为何会这样喜欢白桦，可能和少年时期看了大量俄国、苏联的书籍有关。那些书里白桦会常常出现，而且总是和一些美好的形象有关联。森林里的条件特别艰苦，但精神是自由的。离开害死她父亲的AC市，离开令人压抑的一一八宿舍，对于杨虹的成长非常有好处。在东北的大森林里，杨虹有时觉得自己就像山里的“黑瞎子”（黑熊）一样活得自然舒适。春天来到时，“黑瞎子”从树洞里冬眠醒来，四处寻找浆果和野蜂蜜充饥。而杨虹则会久久看着林间的小白桦，看着它们吐出新叶，没有几天，它们就会亭亭如盖。

    现在，在维纳柰尔，她兀然又见到了多年没见的白桦树。它们不是野生的，是被人工细心载培在这里。以前她作为一个伐木者面对着白桦时，她和环境的关系简单得就像动物和山林的关系。而现在，她和眼前的白桦树以及它所代表的环境，关系则复杂得多。

    “为什么我会住进这个房子呢？”杨虹自问。这个时候她站在窗边，看着黑人园丁给玫瑰花树丛解开了防冻的麻布。自从那个密藏在海岛的文件到了她手里，她的生活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变得可能，一只有力而神奇的手为她打开一扇扇门。事情太容易了，她反而觉得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像这座如油画般美丽的房子，她住起来会觉得战战兢兢。

    在到达巴黎约两周后，她才发现俱乐部里的人并不是都住的那么好。比如唐谭住在拉丁区一座古老的房子阁楼里，没有床，只有一个床垫铺在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没有家具，人在里边好像是在帐篷里似的。这一发现让杨虹十分不安，她问姜小军为什么要让她住那么好的房子，他们自己却住的那么简单？姜小军说：俱乐部的成员们不是享乐主义者，但也不是斯多葛派，对住房的大小好坏不是很在意，只要住得舒服方便即可。她虽然是新来的，可维纳柰尔的房子正好需要有人去住，所以她安心住下即可。

    杨虹很想看看姜小军的住房，但是无法看到。他的住处就在他供职的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东风”贸易公司的楼内。姜小军这个时候已结束了游学，开始在这个军方公司挂职。由于“东风”公司一些特殊业务需要保密，所以这个楼里局外的人不能进入，杨虹也一直没有进入过。

    和姜小军在一起时，杨虹有一种既快乐又有点伤感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产生了。她几乎是一见到了姜小军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在北京的那几天成了她十分珍贵的记忆。打那以后她一直想着他，后来的事真的象神话一样，她竟然能在巴黎和他会合。她刚来之际，姜小军陪她走了好些地方。坐在姜小军的HUMMER吉普车里，穿行在巴黎看不完的名胜古迹之间，杨虹觉得和姜小军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多么有意义。

    “看，你总算和大家走到一起了。”姜小军说。

    “是啊，真象做梦似的。去年在北京那一次，你问我想不想去巴黎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是说着玩，现在成了真事了。”杨虹说。

    “这件事不难。”姜小军说。“我只是希望你很快会喜欢这里的生活。”

    “你让我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要报答我爸所做的事？”

    “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你好像我失散了妹妹一样，总算把你找回了。”

    听到这句话，杨虹感到一阵发晕的幸福。虽然姜小军和她兄妹相称，但在中国的文化里，男女之间以兄妹相称则往往充满了情欲。杨虹虽然有过婚姻，但她从来还没有深爱过一个人。她一安静下来，意识里就会充满了姜小军的形象。这种情感充满了幻想的成分，在很多个梦境中，她和姜小军会回到红军长征的时代，她想象着他们穿着粗砺的衣物，在稀薄的空气中攀越着夹金雪山。夹金山上飘着鹅毛大雪，她紧紧牵着姜小军的手，一步步向前。在巴黎这个最前卫又最有文化的城市里，做一个这样的长征梦想真是十分有意思。

    在这些虚拟的梦境中，杨虹还会经常发觉自己掉队了。她感到自己行走在沼泽草甸，脚发酸发软，无力前行，而队伍则是在一点点远去，直到看不见他们的影子。这些梦境真实地反映着现实处境。杨虹发现，看起来俱乐部的成员无所事事，无边际地漫谈，其实他们每个人很具实力。不仅是他们的强大的家族背景，他们的个人修炼也已到相当的高度。比方唐谭在巴黎大学研究的是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朱宁是中国海外投资局驻法国首席代表，而姜小军的挂职的公司则肩负从欧洲采购大型尖端武器的重任。和这些这么优秀的精英人物在一起，杨虹有时会完全失去了自信。

    按照姜小军的安排，杨虹到巴黎后的工作是俱乐部专职秘书，同时兼俱乐部会馆的管理员。可事实上，俱乐部并没有具体的工作，除了每周一次在塞纳河边Creux咖啡馆聚会外，从来也没有在会馆办过活动。所以杨虹基本上无事可做。

    “接下去我该做什么呢？”杨虹对姜小军说。

    “照俱乐部的说法，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塑造自己。”

    “怎么塑造呢？你告诉我一个办法吧。”

    “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过，你的情况有点例外，我该出点主意，谁叫我是你哥呢？”姜小军说，“也许你可以去读点书，我的意思是去上学校。先打好语言基础。然后再去上高等学校，拿一个法兰西的文凭出来。”

    “拿了文凭后干什么呢？”

    “那时候，也许是该回国了。你知道，俱乐部的人最后都会回国。你回国当然不是回AC，而是要回北京或者上海。你要是还想搞新闻，可以到新华社，到出版局，到中央电视台或者各大报纸。”

    “这些地方门槛那么高，谁要你呀？”

    “不是他们要不要的问题，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国内哪有我们搞不定的事情。”姜小军说。杨虹知道他说的话是认真的。

    三

    在巴黎的最初日子，除了参观名胜古迹，杨虹无事可做。她报名的法语补习学校要等一个多月才有名额。日子开始变得无聊起来。那个时候她天天会看中文报纸《欧洲时报》。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制衣厂的女工为了偿还出国的费用，每天都在缝纫机上工作十六个小时。有一天工友看见她伏在机台上睡着了。人们没叫她，但下班时她还没醒来。原来她已经因为过于劳累死去了。

    这则新闻让杨虹惊讶不已，欧洲怎么还会有这种包身工一样的作坊呢？她那时离开记者工作还不久，看到这样的事会产生深入调查的冲动。但这里不是国内，你不可能去采访。多年前杨虹看过一本外国的小说，里面的故事是说一个女作家对乞丐的生活感到兴趣，扮成乞丐加入了乞丐的队伍。她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她可以去制衣工厂去打工，这样一定会了解到很多情况。杨虹把自己的想法在俱乐部聚会时说给他们听，好些人很赞赏。唐谭说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资本主义原始作坊还会存在几百年，他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去尝一尝。

    “你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巴黎的生活。”姜小军说，他开着吉普送杨虹去那个衣工场上班。

    “我并不是刻意要这样做。我只是想利用这段等待上学的空闲，找点事情做。我想知道巴黎除了卢浮宫凯旋门，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杨虹说。

    “想法不错！不过在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衣工厂里，你得注意安全。”姜小军说。

    “这个没问题，我在大兴安岭呆过五年，什么事都干过的。”杨虹说。

    “我总觉得你这个行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味道。”姜小军取笑着她。

    杨虹走进了机声隆隆的衣工厂。工头让她拿出十元法郎押金，借给了她一把号码锁，让她把自己的东西锁在柜里，然后带她进入车间，坐在一个叫阿芳的福建女工旁边，让阿芳教她怎么车衣。杨虹当年在大兴安岭建设兵团时，曾被安排在后勤被服厂工作，用过电动缝纫机，所以很快就能缝衣服了。当她手里的裁片飞快地在机器上走动时，她想起在东北森林的日子，心里浮起对消逝的岁月的亲切感。

    过不了多久，杨虹了解到了那个死在机台上的女工位置就在前排的第四号。那个女工办出国借了大笔钱，听说是高利贷。所以要拼命干活还债。杨红看到现在那个车工位上已经有另一个女工伏在那里飞快地干着活。她和女工们很快就熟了，知道她们都是受着金钱的压力，只有她才是因为好奇或者无聊才来做这种尝试。她在这里做了几天，发现自己对写社会调查文章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她已经找不到在国内当记者时的那种心态。本来她可以马上放下这份辛苦的体力工作，可她发现自己一时还不想放弃。她深刻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时，发现自己同样是受到某种强大的压力。和那个死去的女工因为出国背上了高利贷相比，她的突然出国难道是没有成本的吗？她责问着自己。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成本，可以说，她出国的成本她的父亲早已买单，父亲和他所属的群体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资源，她只是来分享而已。但她不敢相信这个神话，她总是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象那个死去的女工，是预支了成本，甚至可能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高利贷。当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看出来，杨虹决定去衣工厂打工并不是姜小军所说的小布尔乔亚的娇柔造作，而是有着杨虹内心的实际经济考量。到巴黎之后，她的所有费用都是俱乐部支出。她用的信用卡，全部由俱乐部支付。但是她觉得这是公社的钱。她总是把俱乐部想成了公社，不管是巴黎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因此，她继续在衣工场上班。这还是一项试验，不是社会调查，是她想试验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挣到一点可以自立的钱。

    一个月后，杨虹领到了一份工钱。她的实验结束，不再去衣工厂上班了。她开始上法语学校。

    四

    杨虹还在国内报社时，曾采访过几个在巴黎的华侨，知道法国AC人很多。到了巴黎之后，看到巴黎好几个区份都是AC人的天下。去中餐馆吃饭，去菜市场买菜，耳边听到的大都是AC话。在这些地方遇到华人，人家先会和你说AC话。在你不懂的情况下他们才改说国语。

    星期天，杨虹去美丽城一带买东西。她看到一家门面不小的箱包店，里边的包款式不错。她刚走进来，里面的老板娘和她打了个照面，她们互相马上认了出来。她是杨虹在《AC日报》的同事叶长薇。她出国好多年了，杨虹印象中她是去了意大利的，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她。

    “真想不到你也会出国。”比较觉得惊讶的是叶长薇。因为AC城里出国的都是些本地人，而且都带点做小生意的意味。她对杨虹这样有官方背景的外地人也来到巴黎有点意外。

    “怎么说呢？有些事情发生了你自己都弄不明白。”杨虹说。她想说自己来巴黎的目的和AC人想来发财不大一样，但她没有说出来。

    这个晚上她们一起吃了顿饭。叶长薇原是二版的记者，常做一些招商引资的栏目，有时还写一些朦胧派诗歌发表在副刊上。她在采访中认识了一个华侨，很快就发展成婚事。杨虹记得报社内当时传言说她还没结婚就去医院做过多次人流手术，也不知是真是假。叶长薇出国有四年了，在杨虹的眼里，她应该已是个老华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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