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谢青计算着时间，他相信最少要坚持到第四天，他才有希望被释放。而过了这个时间，他则有可能被撕票。

    “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不时会浮上来。作为职业汽车驾驶员，经常在死亡的边缘行走，他对死的看法比一般人要淡然一些。在他的公司车队里，每年有两三名驾驶员会在事故中死去，而这个数字是属于正常范围的，车队照样可以评为安全先进单位。就在他出国前不久，他的一个开客车的好朋友跟在一辆拉毛竹的货车后面，在前车刹车时因距离太近措手不及追了尾，结果有一株毛竹的尖头刺破了挡风玻璃刚好扎在他的眼睛上。那是一条繁忙的公路，事故造成堵车，救护车开不进来。他的朋友就那么一手捂着眼睛，慢慢地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谢青现在想起这个驾驶员时，很奇怪地心里有一种羡慕的感觉。因为他死了以后，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车队给他举行了追悼会，隆重安葬，每年有人会为他扫墓。但是谢青想：要是他死了，人家不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尸首很可能就失踪了。他想象着如果他失踪在国外的消息传回到了国内，车队里的同事会怎么议论这件事呢？他年老的父母亲大概不会相信他已死掉，而毫无希望地苦苦等待。这样想来，谢青甚至还羡慕起那些即将被枪毙的死刑犯。他们毕竟能不受虐待地死去，人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家人也有个交代。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谢青的手还是那样被绑着，已经发炎流脓。两天后他开始发烧，在一次迷迷糊糊昏睡去的时刻，他梦见了杨虹领着一个孩子。杨虹和他隔着一层玻璃。她是在一个树林里，可树林是在水底下，她走路时头发在水里飘起来。谢青问她为什么到这里来？她说她在寻找他的坟墓。谢青不明白她在水里还会说话，她说话时嘴里会打出水泡，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谢青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自己不知道。然后他就惊醒了。谢青觉得说不出的惊异，刚才那梦境太逼真了，好像他已经死去了一回。

    阿尔巴尼亚人还是每天来一次，给他一块面包和水。让他大小便。他觉得体力正在消失，常会颤抖不停。而让他发狂的还是缠在他头上的胶布。这种工业用的胶布让他皮肤过敏，起了疱疹，痒得钻心地难受。痒起来的时候他只能发狂似地用脑袋顶着洞壁磨蹭，但是却无法蹭到痒处。这个时候，谢青会难以控制去磨断手上绳索的念头。在那个四方的入口门洞，谢青探测到那个墙的直角可以把绳索磨断。但是，如果他为了抓痒磨断绳子，那么明天绑架者就会用磨不断的铁丝来捆他了。

    现在是他被关在洞穴内的第五天了。绝望的心情正在来临。谢青的情绪是如此焦躁不安，几乎让他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在最初的三天，他时刻在计算着的时间，等待着第四天可能会被释放。然而阿尔巴尼亚人对他说钱没有收到。谢青问他们什么时候会放了他，他们说不知道。这样，在第五天来临时，他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心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晚上，他听到外边的铁门开启声时，就像一条狗似地起了条件反射，浑身发抖。他盼望着他们已拿到钱，今晚会放他走。绑架者进来了，他能感觉到他们的手电筒照在他的身上。他吭着头坐着，心里极为紧张。

    他们解开谢青的绳子，给他吃一小块冷面包。他慢慢嚼着，他们一声不吭地守在一边。这样谢青知道了他们不是来释放他的。他感到想呕吐，根本吃不下面包。他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放走？他们是否已拿到赎金？他们只是含糊的说，也许会是明天吧。谢青的情绪突然失去控制，喊叫起来：我要出去，我要走！立刻，几支手枪顶住他的脑袋。他们说：中国人，不许吵，再叫一句就打死你。他们的声音显得冰冷，听得出来他们也已很厌倦了。

    几分钟后，他们又把谢青捆起来，让他躺在木板上，盖上毯子。然后谢青又回到黑暗中，听着他们的汽车远去。

    谢青慢慢地又坐了起来。因为他刚才情绪失控大声喊叫，阿尔巴尼亚人把他的手绑得更紧了，他们好像不是绑一个活人，而是在绑一个死尸。谢青的心现在乱到了极点，他感觉到：他们释放他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其实死只是一刹那的事，可怕的是死之前对死的恐惧。他的脸上感到有一个粘稠冰冷的东西爬上来，他知道那是鼻涕虫。这地洞里潮湿，这类生物很多。他的手无法活动，只好侧过脸在肩上蹭来蹭去。他能感觉到鼻涕虫的体液被搓了出来，发出一种苔藓似的怪味。

    大概是半夜的时候，谢青听到有汽车的声音，而且好像不止一部，是两部以上。然后很快听到上面的铁门被打开了，很多人的脚步声快速响过了通道。谢青顿时紧张起来，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里面的铁门很快被打开，电筒的光束照在他身上。阿尔巴尼亚人急匆匆地拉起了谢青，马上有一道胶布死死绕上了他的嘴。然后他被他们压弯身体钻出那个洞口，快速地走上石级。出了洞口，谢青只觉得一阵清新的空气钻进鼻子。他马上被塞进汽车。不是在行李箱，是在车的后座。两边各坐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夹着他。车子马上开动了。

    “他们要杀我了！我很快要死了。”谢青想，胃里有一种强烈要呕吐的感觉。“他们会用什么方法杀我呢？他们会用麻袋套上我从悬崖扔到大海里吗？或者用刀把我刺死？或者用榔头铁棍把我砸死？千万不要这样，希望他们还是用枪打死我好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开这么远的路呢？”

    车子开了二十多分钟，突然停了下来。谢青被推下了车，有两个人在后面推着他往前走。他脚底下路比较平，好像不是在山上面。这样往前大概走了五十米，后面的人停了下来。谢青清楚地听到一声折刀打开的声音，那折刀立即抵住他的后脑勺。但是谢青没有感到刀子刺进脑袋，只是蒙着眼睛和嘴巴的胶布从后边被割开了。接着，那折刀割断了反捆着他手腕的绳子。他听到阿尔巴尼亚人说：易果！谢青知道“易果”是阿语“走”的意思。但他还是不相信他已经自由了。他甚至不敢把手伸到前面去，把缠绕了他眼睛多日的胶布撕掉。他在发抖，害怕背后会射来一长串子弹，把他射倒在地。他一动不动站了好几秒钟，听到背后的汽车发动，飞驶而去。他能听出这汽车的引擎声就是载他来的那辆车。这个时候，他才敢抬手撕去头上的胶布。他看到了他所在的小路前方是一座小桥，小桥有拱形弧度，看不见桥的那一端。谢青开始向桥上走去，当他走到桥的高处时，他看到桥边有棵榆树，远方好像有亮光照射过来，可能是月亮的亮光。然后他看到有几个人影从树后面走出来。因为有月亮的光影，他能看见这些人的轮廓。他看见其中一个是女人。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认出了站在榆树下等他的是秋媚。

    我知道她会出手救我的。看，她亲自来了。谢青这样想着。

    第十节 维纳柰尔的白杨树

    一

    一九九〇年初春，杨虹来到了巴黎。

    杨虹文静而高贵的气质让俱乐部的成员们大为惊叹。她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时，穿了一套黑色的裙装，不施脂粉，让人想起《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杨虹虽然生长于AC这个十分俗气的南方弹丸之地，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一个北方革命者的纯正血脉。有着这种特殊血统的人天生要在一生中有几次远行，尽管这种远行充满了致命的危险。

    俱乐部的成员为杨虹举行了欢迎聚会，地点在塞纳河边的Creux酒吧。杨虹对这个灯光昏暗的酒吧印象深刻。在她有限的知识中，她觉得这种昏暗的酒吧带有伦勃郎油画里的基调背景，而这种昏暗的基调背景总是透露着一种秘密结社的兴奋之感。有十三个人参加了聚会，成排地坐在一张餐桌上，这使得杨虹自然而然想起了另一幅名画《最后的晚餐》。在中间的地方应该是头上闪着光环的基督耶稣的座位，现在坐着的是唐谭，一个长着个大秃脑袋的经济学家。他的父亲是国家前重要领导人，早年留苏。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唐谭对于列宁的学说十分精通。他常常会脱口而出一个句子：掘的好，老田鼠！这个句子节选于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原文段落是这样的：“……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唐谭十分喜欢这段文字，尤其是最后一句，他引来作为自己的招牌台词。

    “我们真诚地欢迎杨虹同志来到巴黎。她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十月革命时期一火车粮食对于饥饿的莫斯科一样重要。”唐谭神态严肃地致词，可杨虹听出了他有一种类似葛优的幽默。“不过，我们其实一点不缺少粮食。我们到底缺什么呢？任你怎么去想，总是想不起缺什么。现在我看到了，我们正是什么东西也不缺，才会变得如此麻木，这正是我们缺少的东西。”

    “在我看来，杨虹来到巴黎加入我们的俱乐部是一个梦境的反射。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有两面镜子，就可以制造出无限个互相映照的图像。我觉得革命和梦想就是这样的两面镜子。”坐在右边第三个位置上的人说。杨虹还不知道他是谁。

    “你说的镜子是凸镜呢还是凹镜？”唐谭站起来质疑，两手插在了腋下的马甲口袋里，杨虹觉得这个动作好熟悉。

    “是两面平面的镜子。”被质问的人激动了起来，“你不觉得杨虹来到巴黎是对于当年她父亲离开上海交大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一种模仿映照吗？而且，她父亲当年去延安，其实也是对于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一种拷贝。你甚至能在延安和巴黎这两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找到几个惊人的相似地标。比如，延安有条延水河，巴黎有塞纳河；延安有个宝塔山，巴黎有个什么你知道吗？埃菲尔铁塔！”。

    “可是延安到处都是窑洞，请问巴黎有窑洞吗？”唐谭不屑地问。

    “怎么会没有？请问这个酒吧叫什么名字？”

    “这个大家知道，Creux酒吧。”唐谭说。

    “Creux的意思是什么？翻开法语辞典看看吧，Creux的意思不就是洞穴吗？洞穴不就是窑洞吗？我们就在窑洞里。”

    “你这是强词夺理。”唐谭显得很不高兴。“法语Creux的意思是野蛮人居住的洞穴，和八路军的窑洞是两回事。”

    “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看来，造反闹革命的就是野蛮人。野蛮人居住的Creux就是延安窑洞！”

    “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论断充满托落斯基派的唯心主义色彩吗？”唐谭的双手又插在了腋下马甲的口袋里了，大拇指往上翘。杨虹想起来了，这个动作是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习惯动作。

    “恰恰相反，请看事实：最早的革命者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他们来到法国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代的革命者主要是以延安为主要标志，他们着重做的是把理论付诸实践。现在，第三代的人，如果你我这些人能算的话，再次到了巴黎。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对第一代人的模仿，而是要不断的扬弃，要成螺旋地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轨迹，正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中那个著名的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

    杨虹喝着咖啡，听着他们唇枪舌剑口吐莲花。其实聚会显得很自由松散，不是每个人都在聆听他们的辩论，大部分人在做自己的事。有的看自己带来的书，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抽着雪茄，喝着酒冥想着，而姜小军则在画着漫画。只有新来的杨虹认真听着他们的争论。现在她知道了和唐谭争论的人叫朱宁。辩者朱宁的这种延水河和塞纳河的联想大概是来源于郭小川的诗歌《从甘蔗林到青纱帐》。没有办法，他们这一代人自从读书起灌输进脑袋的全是这些东西，思维方式已成定势。诚如姜小军所言：比之父辈当年强悍的力量和飞扬的思维，他们就像是马铃薯的种子，在第二代不可避免地会退化。但是，这个郭小川式的联想倒是十分吻合杨虹的心境，毕竟，她也是第二三代的马铃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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