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浮宫里，姜小军把她领到一幅巨大的油画前。油画上是一个头上包了毛巾半身泡在浴缸里的死者。这幅画就是大卫有名的《马拉之死》的原作。马拉是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和罗伯斯庇尔、丹东并称法国大革命三巨头。马拉长期隐居在地下室工作，得了一种皮肤病，需长时间浸泡在药液里。所以他要一边浸浴一边办公。一个女刺客在骗取了他的怜悯的同时，一刀刺穿了他的心脏。杨虹现在看到的是，在他灰白的肌肤的创口上，鲜红的血好像还在流淌。她突然想到，她父亲坐在办公桌前开枪打穿自己的头颅时，血是不是也像这样从伤口流淌出来呢？父亲当时是仰靠在椅子上还是伏在办公桌上？父亲死后的表情也像这画上的死者一样痛苦中透着安详吗？姜小军说：其实马拉早晚要死的，因为没多久，雅各宾党人的内讧就开始了，先是罗伯斯庇尔杀了丹东，同年罗伯斯庇尔被热月党人处死。
为了印证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姜小军把她带到了协和广场附近路易十六国王在一七九三年被处死的地方。据说路易十六为了减轻死刑者的痛苦，自己设计了一种三角形的断头刀。他被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宣判了死刑，被群众押上了断头台，正是被自己设计的断头刀砍断了脑袋。在他死后不久，革命者把他的妻子玛丽皇后也弄上了断头台，据说这位奥地利的公主死前镇定自若，还对刽子手说谢谢。她的七岁的儿子被议会判决关在监狱，每天只给一餐饭，不给马桶，让他生活在粪便中，皮肉溃烂长满虫子。他在十岁时就死去了。
这些历史事件在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上都能看到。但是，只有亲身处在巴黎，杨虹才心有所悟。原来革命就是这样充满暴行这样残忍。中国文革中发生的事其实法国两百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领悟对于杨虹有重要意义，从此以后，她觉得父亲的死亡在她内心引起的那种深刻的怨恨情绪，消退了许多。
姜小军把俱乐部设在巴黎的理由显而易见，因为巴黎是近代革命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他们要在这里获得新的灵感，新的激情。几百年前从这里发源的思想泉流曾经成为一条汹涌的大河，席卷过全球。杨虹的父亲虽然没来过这里，却是这条长河里一朵奋力的浪花。现在，杨虹理应把自己当成是一滴水，再次投入到这条河里。但是她，此时却发现这条河流对她来说已是十分陌生。
这个冬天，巴黎没有下过几场大雪，只是黑夜显得特别长。除了俱乐部的聚会，杨虹几乎没事好干。她渴望着有多一点的时间和姜小军在一起，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忙，使得她的等候都变成了焦虑的煎熬。现在她天天盼望着春天早点到来。这个愿望连她自己都感到羞愧，她是想天暖和了可以快点回到海边她的那个小店去，离开令她孤独的巴黎。
三
这个冬天尽管显得特别漫长，春天还是照样来了。郁金香很快开满了维纳柰尔，紧接着是还没长树叶子就先开出满树繁花的苹果花开了，桃花接骨木梨花也相继开了。杨虹房前院后转眼间所有的树木都长满了树叶。屋前草坪上的青草泛起了油绿，黄水仙紫菖蒲挤满了窗前的花坛。
景色如此美丽，还是没留住杨虹的心。她把屋子留给了黑人园丁，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坐火车离开了巴黎，前往瓦茨镇的海滨。她惊讶地看到，一个冬天没见，卖冰淇淋的男孩米歇尔长高了一个头。太阳一出来，小镇马上热闹起来，游客已经像候鸟一样飞来了，海滩上已有晒太阳的人群。杨虹的小店又开张了。起初的几天，生意还比较清淡。不过这不要紧，坐在不到十个平方米的售货亭里，看着不远处的沙滩和大海，任自己胡思乱想，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开心。
这个夏天阳光充足，来瓦茨的游客特别多，小店生意非常好。杨虹感到，照这样下去做几年，她可能会挣到很多的钱。一有了钱，她的计划多了起来。她先是在瓦茨镇考出了驾驶执照。比起巴黎，小镇上考取驾驶执照要容易得多。不久，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了一辆“雪铁龙”汽车。她第一次开车从瓦茨回到巴黎时，肚子已经大得穿不下平常的衣服，叶长薇帮她买了一些孕妇服装。
这段时间应该是杨虹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了。构成幸福生活的各种要素都出现在她的眼前。在临产前一个月，她离开了海边回到巴黎。姜小军虽然工作繁忙，还是经常会来到她身边。他喜欢把脸贴着她的肚子，感受着胎儿的运动。有时胎儿一脚蹬过来，他会很吃惊，然后开心地说：这家伙在踢足球呢！他已经知道这孩子是个男孩，在北京的家里，他已经有了一个八岁的女孩。杨虹看得出，他对这个还没出生的儿子的感情已经很深了。然而，杨虹总是觉得有点不安。她觉得在姜小军表面的幸福笑容后面，好像隐藏着什么。果然，在一个上午，她接到了姜小军打来的一个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你今晚会过来吗？”杨虹说。听到他的声音，她觉得是那样快活。
“听我说，杨虹，我现在已经在飞机场。我得马上回国一趟。”姜小军说。
“你已经在机场了？为什么这么急？发生什么事了吗？”杨虹只觉得头有点发晕。
“是这样的，部里面安排我回国述职。其实这事早些时候已决定，我只是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会难受，所以只好到机场再向你告别。”
“你这其实就是不告而别啊！我以为你今晚还会来这里的，我一早起来，去农场买了一篮子你最喜欢吃的樱桃。现在，我只得独自一个人吃了。”杨虹说着，眼泪浮上了眼睛。
“哥，你回去要多久才能回来啊？”杨虹说。
“我也说不准，时间要由组织上来定。”姜小军的声音显得犹疑。
“那我生孩子的时候你总会回来了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不管怎么样，你要坚强一点。俱乐部的人会帮你的。我会想你的。现在我要登机了，多保重！”姜小军说完，挂了电话。
半个月后，杨虹去医院生孩子，姜小军还没有回来。叶长薇陪在她身边。由于是高龄产妇，骨盆扩张角度不够，孩子老是出不来，最后改为剖腹产。做剖腹产需要亲属签字，医生问孩子的父亲在哪？杨虹说孩子没有父亲。她在疼得快要昏过去的情况下，给自己的手术签了字。后来的事一切顺利。孩子生下来后自动成为法兰西公民，只是在出生证明上父亲这一栏上填的是空白。孩子不填父亲身份是姜小军和杨虹事先达成的协议，因为姜小军的身份不容许有私生子这种事。
杨虹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出院那天，巴黎下着倾盆大雨。她用毛毯裹着孩子，紧抱在怀里回到了维纳柰尔的住家。在后来的日子，姜小军来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在他回国大约两个月时间后，他在电话中说自己不能回巴黎了。部里已经决定让他担任某个局的局长，现在已正式上任开始工作。杨虹听着电话，嘴里应着：很好啊，很好啊。她的心情已趋于平静，只是觉得姜小军变得很遥远了。不久后，杨虹从唐谭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唐谭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姜小军和她的事已经被国内的人知道。姜小军妻子的家族这几年十分强大，老丈人十分震怒，只一句话就可以把姜小军拘回到了国内，而且听说把他的护照本都给收了。
“他们把他关起来严刑拷打吗？”杨虹问。
“那怎么会呢？”唐谭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姜小军是他们家族的成员。而且他有着特别好的发展前景。老丈人知道他是匹千里马，只是这几年在国外放野了，所以干脆给他套上了马鞍车辕，让他在部机关里当个局长，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好好给国家干活。”
“他这样真是有点可怜。”杨虹说，心里为他觉得深深难过。
四
杨虹在知道谢青不会回到巴黎消息后，很快带着孩子回到了海边。米歇尔的父母看到杨虹把孩子抱回来，高兴的脸都发红了。米歇尔父亲是个退休消防队员，母亲是医院的退休护士，他们十分喜欢杨虹的孩子，希望杨虹工作时把孩子交给他们抚养。这样，杨虹的日子过得倒不是太累。她巴黎去得少了，这样她有了时间把海边的生意做的大了一些。她要尽量把时间排满，才不会有空余去想姜小军。可她总是徒然地作着抵御，对他的思念经常会不期而至。杨虹坐在店铺里，望着远方的海。风景消失了，现在她眼里的海只是虚无的水，天只是一抹虚无的蓝色。黄昏前，一轮血红的落日沉到了海平面上。这个景象让杨虹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一个场景，保尔·科察金和冬妮娅最后一次在一起时也是面对着一轮落日。那句话记不得是保尔还是冬妮娅说的：难道我们之间的情谊就象这下沉的太阳一样就要结束了吗？
七月的一天，杨虹坐在海边的店里，心里又一阵阵想念着姜小军。这种思念没有浪漫的成份，有时会让她痛苦得透不过气来。有一次她在镇上看见一个华人游客的背影，模样有点像姜小军。虽然她知道这不可能是小军，可她的心还是莫名其妙地跳个不停。
一个年轻的女郎和一个年纪不小的男士走进了店铺。象所有的顾客一样，他们笑容可掬和杨虹致意。他们没有马上买东西，仔细各自打量着铺内的货物。过了一忽，那女郎问杨虹：“你有Gucci太阳眼镜吗？Chanel也可以。”
杨虹知道她说的眼镜大概是一些名牌，可是她对名牌一点知识都没有。她店里太阳眼镜倒是很多，都是从巴黎几个批发商那里进来的中国货。她把好多盒眼镜放在了柜台上，让那女郎自己选。她看到那女郎一边选着，一边发出快活的叫声：
“噢，这是Piaget，还有Rayben，这是Cartier。”
“你有Omega手表吗？”那个老男人问。杨虹不知道这是什么表，也把好多手表放在柜台上让他选。老男人看来对手表很有研究，把一只只手表拿在手里把玩着，一边向那个年轻的女郎传授着手表品牌方面的知识，他的意思是这里好多名牌表都有了，只差了了Rolex.
杨虹耐心地等在一边，她从来没见过顾客有这么好的品牌知识。这两个顾客十分客气地让杨虹把他们选中的眼镜和手表包装结账。杨虹算好了帐，接过那女郎手里的卡片，以为信用卡，正想刷卡，却看到这张卡是警察证件。
那个女郎照样面带笑容，说自己的确是法兰西警察。随即，那老男人也出示了证件，他是代表品牌公司利益的律师。有人举报这里贩卖仿冒名牌产品，现在他们的确找到了证据，所以要对商铺进行搜查。女警察出示了一份搜查证，这个时候，杨虹才发现有很多警察已经包围过来，门口停了几部闪着灯的警车。杨虹知道，这些人大概早就盯上她了。她这回的麻烦可惹大了。
几个警察进入店铺开始搜查。这些边远地方的警察其实对名牌的知识很有限，都要由那个经验老到的老律师来辨认。他们找到了大量的物证，最后，他们带着她和物证到警察局盘问。
杨虹在警察局呆了约两个小时。她在回答警察盘问时解释自己对名牌知识几乎是零，也不知道贩卖名牌产品是犯法的。她所有的东西是从巴黎一家公司批发来的。警察对她的话似乎还能听得进去，很快就放她走了。不过这件事的官司没结束，还刚刚开始。代表品牌公司的律师会向杨虹发出一张罚款告票。
几天后，品牌律师的告票来了，要杨虹赔偿五十万法郎。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在欧洲，名牌公司的势力强大，他们雇佣的律师在找到侵犯版权的对象时，都会要求巨额的罚款。而名牌公司会把这些罚款全数赏给律师。所以一旦被这些律师咬上了，他们就不会轻易松口。
这个数字超出了杨虹的支付能力，把她这几年所有的利润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如果她不愿意支付，那么她必须在十天内请律师打官司。而打官司也需要支付一大笔钱。
这些事情差点让人发疯了，杨虹只感到一筹莫展。她已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求助于俱乐部。唐谭说：没什么，付学费啦！说着就在一张支票上签了字。
“我记得有一次姜小军对我说，要是在北京，他早让海淀或者西单的工商派几个大盖帽去把你的个体户小店一脚给踹平了。”唐谭说。
“他对我也说过这话。我说踹了我的摊子，我挪个地方还要摆。”杨虹说。对于唐谭，她有一种对长者的敬意。
“你的坚持或者说是你的固执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以为你玩一阵子会放弃的，想不到姜小军走了，你的店铺还开在那里。现在我觉得你的坚持也许有合理之处。你海边这个庇护所，使得你在他离开之后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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