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第四天的早上，终于有了一些动静。镇上政府的公安李特派员来了个电话，说请他们去谈谈。指导员临走前把方凤泉找来说，那个孩子听说是凤岙村小学的学生，他每天跑很远的路来这里读书的。指导员说你当过这学校辅导员，也许对处理事故会有点用处，就跟着一起到镇上去吧。

    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公路边的水稻田。这里是水稻高产的示范区，亩产两千多斤。田里的禾苗很壮，是晚稻。地里有一排的电线杆，歪歪斜斜，徐果印那天夜里就是在这一带打枪的。电线已经接回去了，上面站满了麻雀和伯劳鸟，所以也看不出来哪里是现场了。方凤泉一路在想着这个孩子是凤岙小学学生这件事。他努力去回忆前些日子和学生到红山谷的情景，一个个的孩子在他眼前出现，可不知道死去的是哪一个？这样他又想起裁缝女儿老师来，要是处理事故的时候遇见她，他该对她说些什么？说些安慰的话？还是抱歉的话？可这些话他觉得都没什么意义。

    然后就到了镇上。方凤泉以前来过这里，可不知镇委会在哪里。后来找到了，原来是在供销社边上的大门里面。指导员和小方以为镇里一定会郑重其事，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他们谈判。他们走进镇委会的院子之后，却看不见院子里有什么人，大门边的传达室里也没有一个人。过了好久终于有一个人带着一条狗从外边进来。小方告诉那人他们是来处理事故的，要见李特派员。那人想半天，说你们要见的李特派员可能在后面那排屋子的楼上。

    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梯，他们终于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李特派员。他正在一个煤油炉子上煮饭，所以房间里面充满了煤油的气味。在见到这个人之前，小方对他怀着一种有点夸张的期望，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过现在还有特派员这种职务。“特派员”这个称号他只是以前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里看过，而且还是国民党方面的。但现在他一看到了李特派员，心里马上失望了。李特派员看起来就是个农民，穿了条褪了颜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到了头。他的脸孔黝黑，是那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暴晒造成的。他的这间屋子兼了卧室、厨房和办公室。他说自己也当过兵的，是空军地勤。

    谈话是从李特派员抱怨自己的编制问题开始的。他说自己的身份虽然叫公安特派员，其实并不是公安编制。制服是没有的，工资很低，也没有公安补贴，至于手枪就别提了。待遇很差，可却要管乡里那一大片土地上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谈起死者的问题。他说自己做了很多的工作，让村民情绪安定下来。这个孩子是个孤儿，几年前父母亲在一次翻车事故中都死了。他跟着双目失明的老奶奶过日子，每天得起早去抓泥鳅以补贴家用。他们家和村里人姓不同的姓，是外来的姓，村里没有族人，所以问题比较好解决。特派员谈着谈着又谈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他说到前些日子一头耕牛失踪的事，说到了鱼塘里很多鱼被咬死的事。

    然后就商量起了抚恤金的问题。指导员说了军分区给的一个参考数字七百元，这还是以前在苏北时汽车压死老百姓的赔偿数字。李特派员说这个数字好像少了点。这里毕竟不是苏北，是相对富裕的江南，最好能加点。然后数字加到了九百元，双方都同意了。李特派员说明天早上村里会给孩子安葬，部队最好派人来参加送丧，并当场把钱交给孩子的家属——那个双目失明的老奶奶。事情就这么说好了。李特派员客气地留指导员和小方吃饭，指导员和小方推辞了，那一点煤油炉煮出来的饭菜大概还不够他自己吃的。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小方和指导员就起身出发前往河对面的村庄去给死者送丧。想不到这个孩子的家住得这么远，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了村子。那是一间泥土墙垒成的房子，明显比村里其他房子寒碜。屋外聚集着好些个人。小方和指导员走进屋子，看到那个孩子还躺在门板上，盖着薄薄的被子，边上点着几根蜡烛和香，他的奶奶坐在屋角。这个孩子前些天跟他去秋游过，可他实在没有一点印象。裁缝的女儿带着一群学生来了。小方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话，只是远远地对视了一眼。小方感觉到，他们之间在上一次秋游积累起来的那一点密切感，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荡然无存了。人员到齐之后，一个专管村里丧葬的人给孩子换上了一套新的衣服，穿上了新的鞋子。这个时候李特派员让指导员把钱交给了木头一样发呆的奶奶手里。特派员让她感谢解放军和共产党。老太太的嘴喏了几下，好像是说了什么话了。处理的过程太容易了，小方都觉得奇怪，这村里的老百姓怎么连一点愤怒都没有？

    孩子被装进一个小木匣子似的棺材里，专做殡葬的人在上面钉上了钉子，裁缝的女儿和好几个学生在棺材上面摆放了很多的白色和紫色的野花。出丧的时辰到了，小方突然发现外面的路上已经来了四辆大马车。是真正的马车，每辆车有三匹骏马在辕上。村里的人们把小孩的棺材放在第一辆马车上，其他送丧的人也都陆续上了车。指导员和小方也坐上马车，和人们一起把孩子送到山上的埋葬地。那个地方是在一个高高的山上。这里的人喜欢在高处埋葬死人，在深谷的悬崖上还能见到古代人的悬棺。

    出殡的时间到了，司仪一声令下，鼓乐齐鸣，纸钱飞扬，那气氛竟然显出了一点喜庆的意味。送丧的人们坐在这四辆神奇的三套马车上，马的头上缀着红缨，脖子上挂着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小方坐在第三辆马车上，说起来，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坐真正的马车，他无法抑制从内心深处涌出的对神奇马车的赞叹。他注意到马车上那些孩子头上都戴着一个白纸折起来的丧帽，使得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去演一场戏似的小演员。他们的表情哀伤，却不时会掩不住地露出微笑。裁缝的女儿脸色凝重，头上包着一条表示伤感的白色头巾，像是一个童话里的女仆，或者是猎人的妻子。马车队嘀嘀嗒嗒地向前跑，一会儿就上了山，在云雾缠绕的山林中间穿行。

    小方在以后的日子将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明亮的秋天早晨里这次光明的行程。布满朝霞的天空远景扩展成为一个无边无际的穹隆，穹隆上隐隐约约地出现奇形怪状的陆地和海洋。那远方平原上的绿色和黄色田野用它笔直的线条作出标识，云端里的潮流和漩涡则不停地变化着姿态。迎面吹来的风是清冽的，像银色的薄纱似的微微闪光。能闻到杜鹃花的香味。神奇的马车在云雾中奔腾，它们的四蹄被白烟似的云气淹没了，好像它们就是在白云上面奔跑着。在云雾的间隙中，那茂密的森林展开了墨绿色长卷，一群群大雁和信天翁排成浩大的阵势在森林之上飞过。他们进入一个峰峦起伏的山谷区，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中间高耸着青翠的毛竹尖顶，尖顶后面屹立着陡峭的山崖。小方在那些开满花朵的斜坡上看到一群群割稻子的人，聚集在长满苔藓的沼泽地和灌木丛中间。在更远处的高山上是一片永远不会融化的冰雪，只有一种鹰才能飞到那上面。

    方凤泉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怎么也无法摆脱这是在做一场大梦的感觉。

    猹

    一

    经过二月中旬那场五十厘米厚的暴风雪之后，多伦多强劲的冬天终于减了势头，气候慢慢温和了下来。三月初的一个早上，我站在书房的窗口望着后园，发现邻居家屋顶上厚厚的雪被都融化得只剩薄薄一层了。那本来松软的积雪现在呈现出冰的晶体，底部开始有淙淙融雪水流淌着。树枝已经泛青，还在严冬的时候它们的芽孢就已经悄悄鼓起。再过上个把月，冰雪就会不见踪影，郁金香和黄水仙会最早开放，接下来什么苹果花接骨木花日本樱花接二连三都来了，我们这一带街道两边会被争先恐后出现的花团锦簇所包围。

    来加拿大定居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往年闻到春天到来的气息时，我总是会感到阵阵苏醒般的欢欣，即使在刚刚到来的那几年生活和生意上最为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今年有点不一样，春天的气息让我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因为有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而我对处理这类事情毫无经验，也毫无信心。我开始频频注意天花板上面的动静，半夜里还尖着耳朵捕捉阁楼顶里的声音。在冬天之前，有一家浣熊入侵到阁楼里面做窝，这正是让我心烦的事。

    整个冬天里阁楼上悄无声息。但几乎在我开始闻到春天气息的同时，我感觉阁楼顶上那一窝冬眠状态的浣熊开始有了活动的迹象。它们的动作很轻，听不到声音，但是它们之间一定会有一种语言，可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春天计划。它们的唧唧声通常在凌晨发出，听起来很是可怕和令人厌恶。它们明显已从休眠状态苏醒，有一天，我看到在二楼客房雪白色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一团棕色的印渍，而且有强烈的臭味。我知道这是浣熊排出的便液，渗透到下面来了。我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同时也知道问题糟糕到了透顶，往往也就会出现解决问题的机会。

    话说回来，浣熊入侵我家阁楼的事件是和我以及我妻子一连串错误做法有关系的。当年我们移民到多伦多刚刚买下这个房子时，那时候房子周围的浣熊和臭鼬确实很多，半夜里经常会被它们发出的剧烈臭气熏得醒过来。顺便说一下，浣熊和臭鼬是两种动物，可我们刚来时把它们混为一谈，都叫它们是Raccoon。其实Raccoon只是浣熊的名字，臭鼬叫Skunk，那臭不可闻的气味是臭鼬发出的。那时普通垃圾和食物垃圾还没分类，垃圾桶也没有闭锁装置，所以垃圾桶里的食物残渣足够供这些小动物生长。浣熊和臭鼬争夺食物时会发生争斗，臭鼬个头比浣熊小很多，打不过浣熊，但是臭鼬有一绝招就是它的液体状臭屁，喷到其他动物身上会让对手中邪似的抓狂。所以那时我们在半夜闻到的臭气其实是浣熊和臭鼬之间争斗的“硝烟”。不过自从七年前市政府开始了垃圾分类，用绿色的垃圾小桶收集食物垃圾。这种厚壁的密封桶有坚固的钢扣，小动物是无法打开的。这样，小动物丧失了人类提供的食物来源，只得退回到树林里去。自那之后，我们明显感到浣熊少了许多，那夜里经常臭醒我们的臭鼬也不见踪迹了。

    然而，近年来浣熊似乎有点卷土重来的迹象。我不相信这是所谓的地球气候暖化现象造成的，倒是觉得和新近几年来搬入这个区域的大量新移民的生活习惯有关。比方说，原来在这一带居住的白人周末大部分都是到乡下别墅或者是到森林湖畔去野营的，而新搬入的新移民家庭周末都喜欢在后园搞烧烤聚会，结果这一带的空气里到处飘着肉食香味，这便是招引小动物的一个因素。拿我们家的案例来说，按照我的看法，那群浣熊也是我们自己引来的，尽管我妻子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事情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妻子对生态健康问题特别感兴趣，天天在关心食品转基因的问题，不敢相信大农场种出来的东西。她现在最崇拜的是电视上介绍的一个自己在住家后园种植蔬菜的黑人妇女。事实上，早在三年之前，她就在后园试种过西红柿、黄瓜、茄子等等，除了摘到几个水瓜之外，其他基本没什么收成。因为我家后园那一棵1964年种下的大枫树树冠挡住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园内只能种一些喜荫的植物，而蔬菜类作物几乎都是需要全日照的。然而去年春天这棵大树被砍掉了之后，硕大的后园几乎全天都处于阳光普照之中。除了一大片保养很好的绿草地之外，这里还有好几个裸露着泥土的花圃，地形略有起伏。我妻子面对着这一阳光普照的土地，脸上出现一丝特别奇怪的表情，好像陈永贵当年站在虎头山下决心要改变山河时的样子。她心里大概出现了一幅宏图，以后这里就是我家甚至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们的有机健康蔬菜基地了。草地是她喜爱的东西，她不会破坏它们。她看中的是花圃。这些花圃以前是我管的园地，虽然我花了不少钱买了许多花草种植下去，但总是长得稀稀拉拉不成系统。我妻子早就对我的园艺嗤之以鼻，这个时候她就把花圃的种植管理权收去了。她决定来年要在这些地方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夏天的时候，她去爱德华市立公园的园艺中心上了一周的蔬菜种植课。那课程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上午上课，中餐还可以品尝本公园菜地里收获的蔬菜，下午有时还有乐队来表演。我妻子带回来一份自己想要种植的作物名字清单，并且开始着手一件重要的工作。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学农时贫下中农说的那句话：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于是，在秋天花圃里的草花即将枯萎之前，我妻子开始了积肥的行动。

    本来嘛，利用生活中的有机垃圾去沤制肥料是一件政府提倡的事情。上面说到七年前政府采取的绿色食品垃圾箱计划就是把食品垃圾拿去沤成堆肥，然后让市民免费拿回去做园林用。政府也鼓励市民自己在花园里做有机堆肥。我曾上电脑去学过做堆肥的方法。首先要去家居用品超市买一个做堆肥的密封箱子，价格在80美元以上。每次做堆肥的时候要撒入堆肥发酵粉，那种药粉大概和做馒头的发酵粉价格相似。而且食物垃圾在做堆肥之前还要严格挑选，得把一些气味浓重的东西去除掉。我看了一阵子后泄了气，这哪里是做肥料？简直像是做结婚蛋糕一样昂贵和费事。我妻子倒是有一个好主意。她记忆里她已故的父亲过去在剖鱼时总是把洗过的鱼水连鱼鳞内脏都倒在花坞里面，结果那花坞里的豆子丝瓜长得特别好。她主张我们把食物垃圾直接埋进泥土下面，这样经过发酵和蚯蚓的吞食分解就会成为好肥料。我起初也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那一次我刚好从莱斯湖钓鱼回来，钓了好大一桶的太阳鱼。我和妻子一起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鱼杀好，鱼头和内脏鱼鳞足足有十多斤重。我妻子早早看上了这堆未来的肥料，让我在花圃里挖个深坑，她亲自把这些鱼杂碎倒在坑里，然后我填回土，她在上面还踩了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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