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开始，卡特政府就面临着众多挑战。在霍梅尼和革命委员会全力支持占领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谈判对象。卡特试图派两名特使前往伊朗，但霍梅尼甚至拒绝他们入境。在公开外交选项被排除后，卡特转向军方寻求意见，但他们给出了前景同样黯淡的评估。如果美国发起报复性打击，伊朗人可能会处决所扣押的人质。而且，成功营救的几率也非常小。从地理上来讲，伊朗地处偏远，而美国大使馆又处于首都的中心地带。要想在伊朗人的眼皮下安全救出这些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总统卡特确定了一个“双轨”策略，即一方面加大外交压力，另一方面为军方开绿灯，制定紧急营救计划。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交出沙赫。
按照战略的第一个部分，卡特总统于11月9日宣布暂停向伊朗运输军事物资和零部件。然后，在11月12日，他又宣布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每天约为70万桶）。而在11月14日，伊朗人要取走沙赫在美国银行的近120亿美元存款的消息传出后，卡特签署了冻结这笔资金的行政命令。
这些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伊朗方面却步步紧逼，使得口水战不断升级。它要求美国遣返“罪犯”沙赫并交出他的资产，同时警告美国说，任何营救企图都会导致人质被处决，大使馆被摧毁。在对群情激愤的支持者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霍梅尼公开挑衅：“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卡特没有胆量采取军事行动。”他还宣称，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所有伊朗人都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正常的外交行动——国际施压或将其标榜为“流氓国家”等等——已经不再对伊朗产生作用了。霍梅尼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先知，梦想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将这视为神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所以根本不怕被国际污名化。面对这样一个人，华盛顿的职业外交官也束手无策。这就好比是和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打交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僵局仍未被打破。不久，公众便开始怀疑总统的决心。虽然卡特政府仍保持克制，但针对伊朗人的抗议和暴力活动还是在全美范围内爆发了。举一个超现实的例子，总统卡特的白宫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回忆说，在驱车经过位于华盛顿的伊朗大使馆时，他在使馆外面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美国警察正在努力阻挡愤怒的人群。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具反讽意味的了。在这里，美国不遗余力地保护伊朗外交官，而同一时间，在伊朗的美国外交官却被关押、被虐待。
在六十六名美国人处于危险之时，总统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其中也包括卡特的政敌，他们利用这一时机为自己加分，公开指责卡特软弱、无能，置美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
关于此次危机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自第一天起，该事件就已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齐聚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用手中的摄影、摄像设备为后方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素材。
很明显，在早期，激进分子是将媒体视为他们的盟友的，并依赖媒体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到美国的新闻直播间。这自然也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美国记者在这座城市自由穿行，而他们的六十六名同胞则被扣押在大使馆内严密监控。大多数新闻主持人都在使馆门外进行晚间播报，而附近的人群则反复喊着“美国去死”和“打倒卡特”的口号。
报道如此狂热，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次危机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被伊朗扣押的人质来自美国各地，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可能会接受采访，而这就给了地方新闻机构一个报道全国性事件的机会。俄亥俄州的一家电台不知通过何种手段，竟然联系上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采访了一名自称为“X先生”的激进分子。米德维斯特一家电台的站长将自己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以便更好地与听众交流这种被羁押的感受。
伊朗人质危机也是泰德·科佩尔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节目的重点报道事件。该节目在大使馆遭围攻后的第四天开始报道，并一直持续到该事件结束，甚至还有一些后续报道。
人质的家人频频接受谈话节目和电台节目的采访。而他们的每次露面，都会导致公众情绪进一步激化。卡特因行动不够果断以及允许沙赫进入美国而广受批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总领事迪克·莫尔菲尔德的妻子多萝西娅·莫尔菲尔德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她一直批评卡特没有在允许沙赫进入纽约之前转移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备感挫折的卡特有一天对他的新闻秘书说，他讨厌看到这些“扣押了我们的人的混蛋被称为‘学生’。他们应该被‘捕猎者’，或其他能够准确描述他们这种身份的称谓。”
相比于被媒体报道搞得灰头土脸的卡特，激进分子很快展现出了操纵媒体的天赋。有一次，“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获准采访霍梅尼。采访所要提问的问题必须事先提交，而当华莱士试图问其他问题时，这位伊玛目拒绝回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华莱士对霍梅尼表现得极为尊敬，甚至有些过于尊敬了，这也使得卡特政府格外难堪。
因为媒体急于获得与人质接触的通道，并愿意容忍几乎所有的事情以获得独家新闻，激进分子便策划组织公共事件，向媒体提供有签名的“供状书”，诱使人质就其关押处境发表虚假声明等。三十三名人质签署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遣返沙赫。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越多，这些激进分子就感到越受鼓励。
12月19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播放了对海军陆战队中士比利·加雷格斯的采访，而这也是首次对人质进行独家采访。对此，激进分子开出的条件是，让他们的发言人、人称“德黑兰玛丽”的尼鲁法尔·埃布特卡尔在采访节目前后分别宣读一份未删减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埃布特卡尔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沙赫的罪恶和美帝国主义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之后，眼窝深陷的加雷格斯出现在节目中，要求卡特政府交出沙赫。
对于这种表演闹剧，美国民众的反应自然是感到愤怒和挫折，而这让激进分子困惑不解。激进分子最初认为，他们的行动将会导致美国“被压迫人口”——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揭竿而起，进而推翻政府。激进分子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半页广告，呼吁美国少数族裔起义造反。但革命并未如期而至，于是他们将原因归咎于新闻审查。比如说，在NBC播放加雷格斯的采访时，节目制片人提醒埃布特卡尔说，由于时间限制，他们将不得不对部分片段进行剪辑，而她则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对NBC进行了施压。对于在伊朗长大的埃布特卡尔来说，她并不知道美国的新闻媒体是不受国家管制的。
对于伊朗人绑架和折磨他们同胞的行为，美国人是极其鄙视的。在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激进分子感到震惊和悲伤。在与部分人质的日常互动中，激进分子扭曲的世界观得以强化。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演员一样，激进分子将他们自己视为英雄，并期望整个世界也都这样认为。
在占领大使馆之后，激进分子的震惊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计划会取得成功。对于使馆的运营或使馆人员的工作职责，他们毫无概念。在他们看来，大使馆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事间谍活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拿出了一台录音电话机，并宣称这是一个间谍设备。这成为我们中情局工作人员的一个笑话。
他们似乎很愿意相信阴谋论，而不管它们听起来有多么荒谬。所以，对于通讯录上出现的任何一个姓名，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阴谋者。在国内有着广泛联系的部分政治官员由此陷入恐慌，他们担心这些激进分子会搜捕地方政府的一些代表，并以会见过美国外交官为由枪杀他们。这些“学生”似乎并不了解外交关系的真正意义所在。
事实上，在大使馆被占领时，工作人员中只有三名中情局特工，但他们也是有名无实的。伊朗革命已经切断了我们与之前特工的绝大多数联系，而在这三名情报人员中，截至大使馆被占领时，有两人待在该国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当时，他们三人的主要工作是伪造身份，并了解伊朗的布局及其政府机构。然而，在那些“学生”看来，大使馆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中情局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一直在不遗余力且充满恶意地证明这一论述。
在11月初，卡特政府或公众对人质的处境还不是很了解。然后，在11月18日和19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的安排下，包括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在内的十三名人质获释。在离开伊朗前，他们被要求参加新闻发布会，并被要求坐在谴责美国包庇沙赫的标语前。而直到他们回国之后，白宫才了解到人质所处的极端恶劣环境。
在被羁押初期，美国人质遭到毒打，被剥夺睡眠，而且被长时间捆绑，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处于极度不适的状态。此外，他们还一再遭到威胁。比如，激进分子用枪指着迪克·莫尔菲尔德的后脑勺，强迫他躺到地上。再如，激进分子向助理武官戴夫·罗德尔上校出示了他家人的照片，并告诉他说，他们知道他儿子在美国的校车路线。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就绑架他的儿子，然后把他儿子剁成碎片寄给他的妻子。在长达444天的羁押期间，其他人质，尤其是那三名中情局特工，几乎一直处于被隔离状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在被释放时，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在这十三名人质被释放之后，霍梅尼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将很快以间谍罪对剩余的美国人进行审判。卡特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警告伊朗政府说，如果出现这样的“审判”，或美国人质遭到任何方式的伤害，那么伊朗将要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发出威胁之后，他随即下令，要求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伊朗水域待命。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与早已在该水域待命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会合，这是美国海军力量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集结之一。
到11月底，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一个复杂的营救计划，代号“鹰爪行动”。该计划需要一支由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员和陆军游骑兵成员组成的小型突击队，然后通过直升机将他们运送到伊朗沙漠地带的一个偏远地点，代号“沙漠一号”。在那里，突击队成员与三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会合，补充燃料，然后飞往距离德黑兰约50英里的第二个集结地点，代号“沙漠二号”。在“沙漠二号”，突击队成员将会在查尔斯·贝克威茨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伪装，并通过卡车前往美国大使馆，然后在那里发起突袭，解救人质。
由于步骤繁多，情报圈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帮助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机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尚未成立。这也就是意味着海军直升机飞行员、空军飞行员、陆军突击队员和海军船员必须要学习如何协同作战（事实上，这次协调失败也正是美国设立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该计划，无论同意与否，我们的首要任务都是确保我们的先遣队进入伊朗，以便在德黑兰城外建立集结地点。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中情局和国防部国防情报局的非官方卧底人员（指伪装成普通人潜入其他国家进行活动的秘密谍报人员，无外交身份作掩护）组成的队伍，由经验丰富的前战略情报局官员“鲍勃”领导。
早在“二战”时期，鲍勃就潜入敌后从事秘密谍报工作。在中情局的历史上，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一个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幕后英雄。由于身份特殊，他的这些战绩并未被公开表彰。
先遣队的目标是对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的情况进行勘察；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确定人质的关押地点。他们还需要对大使馆周边的情况进行勘察，为救援直升机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以便在突击队员突袭成功后，将人质顺利送出德黑兰。市区降落地点的代号是“公交站一号”和“公交站二号”。此外，先遣队还需要建立通信系统，以便在敌方领土上与美国各部门保持交流畅通。
先遣队还需要对沙漠中任何潜在的降落地点进行勘察，而在最后突袭时使用的卡车，也由他们来准备。关于沙漠中的降落地点，虽然到时会通过卫星图像确定，但最终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实地勘察。行动过程中将会涉及到“黑飞[1]”，由中情局的一名飞行员、一名副驾驶员以及美国空军的一名特种操作员执行这一任务。该任务将会在数月后执行，飞行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而且还要确定该地区没有任何雷达设施。在这架“双水獭”飞机降落后，空军特别操作员需要卸下一台小型摩托车，然后驾驶它收集该地区的土壤样本。在对土壤样本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该区域为降落地点后，技术服务办公室将面临众多任务，而其中之一就是设计红外着陆灯，以便飞行员通过红外护目镜确定跑道位置。
鉴于营救行动的计划仍在完善之中，而且公开外交手段已经失败，所以我和我在中情局的同事开始分析其他可以结束这一僵局的方式。在危机爆发初期，就秘密行动而言，除了为先遣队提供支持之外，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实质性工作。但这期间，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却浮现了出来，而且还不止一次。
11月9日，我的副手提姆·斯莫尔一大早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托尼，你有时间吗？”他问。
对提姆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行为，因为在上午的几个小时里，他通常处于一种连续工作状态——阅读电报并分派任务。他很少会打破这种常规，所以对于他的会谈要求，我自然同意了。
“昨天晚上在遛狗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不想说一些疯狂的事情，但你告诉我，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欺骗手段，制造沙赫已经离去的假象？”
这同前一天晚上凯伦告诉我的那个想法一模一样。她推测，如果是因为沙赫获准进入美国而导致人质被抓，那么如果沙赫离开美国或者死了，人质就可能会获释。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样一个想法，而且是从提姆那里听到的，所以感到非常奇妙。
他和我都知道，在批准沙赫进入美国接受治疗时，卡特曾被警告，此举可能会导致大使馆围攻事件再次发生。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驱逐了沙赫，我们或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间谍行动中，一个伟大的传统就是利用魔术、错误引导、幻象、欺骗和否认等手段来达到目的。特洛伊木马是一个典型的欺骗实例。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世界上践行欺骗艺术的众多领导人之一：同历史上的很多公众人物一样，他也拥有一个替身。在舞台魔术中，这被称作“错误引导”。在“二战”中，魔术师贾斯珀·马斯基林利用幻象原则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战场。他实际上是连续数夜“移动”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位置，导致纳粹错误地轰炸了一座空港。在诺曼底登陆中，英国的“护卫行动”也是一次非常精妙的欺骗行动。在英国另一地区的武装集结，使得纳粹误以为登陆行动会在加来发起。用丘吉尔的话说，这是“用谎言来护卫真相”。
我决定去试一下。出门穿过庭院，径直前往南楼。我走到二楼行动部门副负责人马特的办公室。他正忙于处理与人质危机事件相关的大量电报，对其进行批注及重点标记，然后放入待发箱中。
“托尼，有什么事吗？”他问，甚至连头都没抬起来。
我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建议，马特都会很快看出它的不足之处，而这也为他赢得了“最佳魔鬼代言人”的称号。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边说边往里走了几步，并顺手将门关上。
“当然，你要说什么？”他问，但仍没有抬头。
“如果我们制造沙赫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假象，那会怎样？”我说。
马特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让沙赫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嗯，这个主意不错……”
在接下来的九十个小时里，该动议是美国政府唯一考虑的应对人质危机的方式。作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我迅速召集了一批专家对这一想法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伪装部门的提姆及多名成员，以及文件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既需要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也需要年轻人。在应对问题时，我更喜欢集思广益。
“如果我们在四十五分钟内拿不出一个行动时间表，那就放弃这个想法。”我说。
四十分钟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行动计划的大体框架。我通过保密电话联系了近东部门伊朗事务的负责人哈尔，告诉他我有一个想法。哈尔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个人，我们在德黑兰曾合作过，一起将伊朗特工“猛禽”安全护送出国。在那次行动期间以及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一直视他为朋友，一个靠得住的朋友。
“来吧！”他说。
三十分钟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之后，他站起来告诉我说，我们一起去见鲍勃·麦吉。麦吉是近东部门的副主任，他又把电话打给了中情局的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几分钟之后，麦克马洪走进了麦吉的办公室。
“你们需要什么？”麦克马洪问。
“立即联系沙赫。”我说。
“我们不知道谁和他有联系，”他说，“但我们知道谁和他没有联系。”
“你们能够反过来想办法吗？”他问。
他的意思是，在不与沙赫接触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开展我们的计划。我告诉他说，能。
“不过，我们需要所有与他相关的资料——所有的记录，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一切。疤痕、文身、痣，以及尸检中可能会被查看的任何细节部位。”
说来也奇怪，就在这时，麦克马洪在麦吉的办公室里接到了得克萨斯亿万富翁H·罗斯·佩罗的电话。在伊朗革命初期，佩罗的两名雇员在一队前陆军突击队员的帮助下安全撤出伊朗。这些突击队员潜入伊朗之后，利用秘密陆上通道将雇员从该国护送至土耳其。
我们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可以听到佩罗嘈杂的声音。“是哪里出了问题？”他问道，“官僚主义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确保事情继续进行。是钱的问题吗？在这方面我也可以帮助你，直到你获得拨款为止。”
麦克马洪对佩罗打来的电话表示感谢，并告诉他说，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给他打电话的。放下电话后，他又加入了我们的讨论。
“托尼，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他说，“我会帮你去做。”
周六上午，我带领两名优秀的伪装和文件官员赶到了中情局的分析部门——情报副主任办公室，然后直奔里面的资料室。那里堆放着无数的报纸、照片、期刊和文件。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寻找任何有助于我们开展这一逆向工程的资料。
到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做好了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准备，即邀请一批情报官员对我们的主角进行面试。我们需要高层权威机构前往安全办公室的证章室审查所有中情局雇员的照片。当我们联系合适的人选时，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表示愿意在周末与我们一起加班。
在接下来的90个小时里，我们马不停蹄地工作，累了就把外套卷起来当枕头，躺在地板上睡一会儿。我们的好莱坞顾问、化妆大师“杰罗姆·卡罗维”（化名）也已在周日从洛杉矶飞了过来，同我们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在我们最终完成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欺骗方案。
但不幸的是，卡特总统在周五叫停了这一计划，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看到他对伊朗人让步。而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我告诉他说，你将来会后悔的。
到11月底，虽然我们在伊朗的情报网络的重建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营救计划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五十三名美国外交官仍被扣押为人质，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这只会让我们加倍努力。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相对于其他热点事件和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人质的营救上。然后，在12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国务院发来的一份标记为“紧急”的备忘录。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抓获。在领事馆和另一栋建筑物内工作的六名美国人从大使馆成功地逃了出来，然后混入了德黑兰大街的人群中。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似乎是安全的，但充满敌意的伊朗人正在不断收缩搜捕范围，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1]未经登记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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