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上午，在这里工作的有十名美国人，以及大约二十名伊朗雇员。在这些美国人中，包括总领事迪克·莫尔菲尔德、副领事理查德·奎恩、副领事唐·库克、领事官员罗伯特·“鲍勃”·安德斯、领事官员鲍勃·奥德，以及领事馆内唯一的安保人员、海军陆战队中士詹姆斯·洛佩兹——工作人员习惯称他为“吉米”。此外，这里面还有两对年轻的夫妇，马克·拉齐克与科拉·拉齐克和乔·斯塔福德与凯西·斯塔福德。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加里·李的美国人在使馆遭到攻击时加入了这一群体。
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一直都走得很近。马克和乔同龄，都是29岁；他们是一年前在华盛顿对外事务研究所参加语言学习时相识的。尽管性格迥异，但他们两人还是成了好朋友。马克留着一头亚麻色的直发，一脸孩子气，再加上一副大框眼镜，看起来更显年轻和稚气。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你可以同他讨论任何话题。相比之下，乔则是一个严肃的、喜欢安静的人。他略显秃顶，但胡须却修剪得很整齐。就个头而言，乔比他的妻子稍微矮一些。他戴眼镜，穿一件毛背心和运动外套，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六个月的学习当中，马克和乔每天待在一起的时间都接近七个小时，因而彼此非常熟悉。乔喜欢拿马克开涮，经常会搞一些冷幽默，而直到事后，马克才发现自己被愚弄了。
对马克和乔来说，非常幸运的是，科拉和凯西之间的相处也很融洽。他们四个人都很年轻，都充满热情，也都为自己在德黑兰的工作感到兴奋。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被外派的第一份工作（事实上，他们并不孤单；对于在德黑兰大使馆工作的很多外交官来说，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体验一下那种兴奋和危险的感觉）。
马克出生于底特律、成长在西雅图。在高中二年级时，受一个朋友的启发，马克萌生了加入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念头。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预备军官训练团奖学金，就读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敦大学。1974年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陆军服务了五年，其中有两年担任一位高级将领的演讲撰稿人。在1978年时，他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驻外事务处。他的首选地点是南美洲，但当时他接到了一名低阶官员的电话，让他申请去伊朗。对于这个要求，他进行了认真考虑。那时，伊朗仍由沙赫掌权，而在马克看来，这或许是一场冒险之旅。于是，他就答应了。
科拉，25岁，是一个活泼的亚裔美国人。在听到前往伊朗的消息时，她感到非常兴奋。在她19岁的时候，她的父母曾去伊朗生活了四年，而这期间她也去过这个国家两次。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她并没有关注当时的新闻，认为这次重回伊朗将会非常有趣。然而，当她抵达梅赫拉巴德机场时，她的看法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这个国家已经爆发革命，处于霍梅尼的严控之下。而对她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所有的妇女都戴着黑色面纱。她记得，在革命之前，只有少数妇女会戴这种面纱；当时的面纱不仅色彩缤纷，而且有的上面还印有花卉图案。现在，所有人都穿着从头遮到脚的黑袍。
在伊朗，她与凯西的友谊不断加深。28岁的凯西是一个温柔、开朗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城镇的图书管理员。她比科拉高出近一头；大学期间，她学的是艺术，并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
同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一样，领事馆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新面孔。几乎所有人待在这个国家的时间都不超过四个月。在2月14日美国大使馆遭袭时，虽然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还没有来伊朗，但都听说过这个事件。在沙赫获准进入美国时，有关方面已经向他们通报了新的安全措施，并告诉他们保持低调。是年夏天，领事馆曾遭到过火箭榴弹炮的袭击，但之后又进行了加固。该建筑物的主要通道正对大街，不过，在大使馆遭袭当天，领事馆的门刚好是关着的，因为莫尔菲尔德早前已安排在这一天清理外墙上的涂鸦。那天上午，相比于以往，领事馆冷清了很多，只有大约六十名伊朗人获准前来办理签证业务。
当时，安德斯正在办公室里帮助一对年老的伊朗夫妇办理移民签证。满头灰发的安德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二级演员。事实上，他还真在电影《驱魔人》中以临时演员的身份扮演过一个牧师。与领事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相比，54岁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手了。安德斯是密尔沃基人，“二战”期间曾在美国陆军第七军担任通信员，在巴尔基战役时遭迫击炮弹袭击致手部受伤。战后返回美国，就读乔治敦大学，并于1950年毕业。毕业后，由于未通过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组织的外语考试，他从事过多种临时工作，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考试通过为止。之后，他获得了试用职位，并被派驻缅甸和马尼拉。然而，由于婚姻问题，他最终被迫离职。在经历了离婚和其他各种工作之后，安德斯又回到了驻外事务处，负责办理护照相关事宜，职位级别为GS-5，而这也是他25年前刚进入这一系统时的级别。几年之后，随着职位的提升，他再次获得了驻外工作的机会。“德黑兰怎么样？”他们问他。当时沙赫仍在台上，而在安德斯看来，这个地方同其他任何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在他准备赴任的时候，霍梅尼已经夺取了政权，而在那时，要想返回已经来不及了。
11月4日大使馆遭袭的消息是由几名伊朗女性雇员最先传递到领事馆的。她们原本是要去买一些饼干，但却突然跑回建筑物内。门口的警察恰好是其中一名女性的前夫，他告诉她赶紧回到里面去。就在她们匆忙往回跑的时候，激进分子已经冲入了使馆区。
在她向其他人报告她所听到的消息时，吉米·洛佩兹的无线电突然响了起来：“他们翻墙进来了！”
很快，激进分子就涌进了领事馆。一群人冲到了后门，试图将门撞开。这道门是由防弹玻璃制成的，由电子开关控制，他们根本冲不进来。洛佩兹看着激进分子愤怒而去。领事馆的窗户上装有金属栅栏，但这些激进分子并未罢手，他们打碎玻璃，然后把手伸进来，抓桌子上和文件柜上的东西。洛佩兹迅速赶到窗口，挥舞起警棍，试图让他们把手缩回去。
他听到莫尔菲尔德大声喊道：“都到楼上！”
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伊朗人迅速向楼上跑去。
当莫尔菲尔德冲过来告诉他赶紧锁门时，安德斯仍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安德斯帮助的那对伊朗夫妇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但安德斯提醒那个妇女说，她还没有完成她的移民签证。他看着她签下了她的名字，整个过程中她的手一直在颤抖。
所有人都跑到了二楼，然后在那里等着。让科拉感到放心的是，没有一名美国工作人员显得过于忧虑，但她注意到伊朗人并非如此，他们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同其他美国人一样，科拉也知道2月14日的袭击事件，并认为这次事件也会迅速结束。她坐在一名在领事馆担任秘书的菲律宾女性雇员旁边，为打发时间，两人聊了起来。这名雇员曾亲身经历过2月14日的那次攻击，并回忆说当时有多名伊朗人曾开枪射击。听到这些后，科拉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听到房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他们想从房顶钻进来。”科拉听到有人说。
然后，电源被切断，整个楼内漆黑一片。有几名伊朗人已经开始抱怨起来，但大多数人都保持平静，这是科拉所未想到的。但仅仅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听到了二楼玻璃破碎的声音，而这也让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从声音判断，似乎有一扇窗户已经被打碎了。在走廊待命的洛佩兹迅速展开调查。二楼盥洗室内有一扇窗户是没有加固的，于是他赶到那里。在进入之前，他拔出手枪，并准备好了催泪弹，然后冲进门去。在里面，他发现一名伊朗人正准备从破碎的窗户里钻进来。在看到这名海军陆战队员后，这个激进分子很快缩了回去，而洛佩兹随即在他后面扔了一枚催泪弹。然后，又在盥洗室里放了一枚催泪弹，把门关上。由于这扇门根本锁不住，所以洛佩兹在附近的储物室里找了几个衣架，然后把门缠了起来。
这时，莫尔菲尔德对所有人说，他刚刚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戈拉辛斯基。现在的计划是，大家从后门出去，然后一起前往大使馆的办公楼。
马克朝窗外望去，以了解外面的情况。地面上挤满了激进分子。一群伊朗人已经用钢筋打开了仓库的大门，并开始洗劫。在他看来，穿越如此混乱的人群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抵达后门时，莫尔菲尔德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时，大使馆办公楼已经被近一千名高喊着各种口号的激进分子包围。他意识到，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原路返回后，莫尔菲尔德拨通了办公楼的电话，并与安·斯威夫特交换了意见。她告诉他说已经有人给警察部门打过电话，他们已经朝这边赶来，所以每个人都要待在原地，耐心等待救援。然后，洛佩兹通过无线电获知激进分子已经冲进了办公楼。在领事馆内，有一个通道是直通大街的，所以在这时候，人们意识到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逃离这里，然后到大街上寻找机会，并设法找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友好大使馆。
在离开之前，唐·库克用钢筋毁掉了所有的签证印版，以免它们落入伊朗人手中。负责财务的马克强烈要求带走所有现金，并将它们全部塞进了口袋。但最终，他放弃了这种做法。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回来，到时一切都将回归正常。然而几天之后，当他流浪街头急需现金时，他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不已。
领事馆的前门对着一条小巷，与喧嚣的办公楼遥遥相隔。打开门锁之后，理查德·奎恩伸出头去探了一下，颇为惊讶地发现那里只站着几名伊朗警察。除此之外，这条小巷空空荡荡。
按照计划，他们让前来申请签证的伊朗人先走，然后是伊朗雇员，最后才是美国人。为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莫尔菲尔德建议美国人分成两组。因签证过期而在当天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的美国游客吉姆·金决定独自行动，很快就消失在了视线中。
马克、科拉、乔、凯西、鲍勃·奥德和当天前来为其伊朗籍丈夫办理签证的美国人罗琳组成第一组。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名伊朗雇员，她说她可以作为向导帮助他们找到英国大使馆。据科拉回忆，在他们离开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一名伊朗警察检查了他们所有人的包。
在他们出发时，奥德又折了回来，他要帮助一名等人来接的伊朗盲人。在看到第一队人马撤离之后，安德斯也匆匆离开，赶上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他们沿着一条小巷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目的地是英国大使馆。当时正下着大雨，没过多久他们就全身湿透了。马克没有雨衣，只是穿着一个三件套，所以在雨中显得尤为明显。科拉和那名伊朗女雇员走在最前面，而到拐角处时，她们惊讶地发现英国大使馆也正面临着麻烦。门前聚集着数量庞大的游行示威者，他们高喊着口号，并冲撞大门。于是，她们折了回来，与其他人商量对策。显然，英国大使馆已经进不去了。现在，他们应该去哪里？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伊朗人的注意。与他们一起的那名伊朗雇员建议先到她家躲一躲，但他们不想给她添麻烦。由于安德斯的公寓离这儿最近，所以他建议先到他的住处，然后再想办法。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在与他们道别之后，那名伊朗女雇员便消失在街道中。
在将那名盲人送上汽车之后，奥德加入了第二队人马，这里面包括莫尔菲尔德、洛佩兹、加里·李、理查德·奎恩和唐·库克。不同于第一队，他们走的是一条与大使馆相平行的街道。他们实在是太显眼了，没走多久，一群伊朗人就开始围上来，冲着他们大喊“中情局”和“萨瓦克”。最后，那名在领事馆外检查美国人包的警察跑过来，并朝着天上开了一枪。“站住！”他喊道。莫尔菲尔德转而向他求助，并向他们解释说，领事馆已经人去楼空，他们可以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很快，一支全副武装的革命委员会队伍便冲了过来，莫尔菲尔德知道他们已经逃不掉了。一名激进分子抓住了他的胳膊。“你是我们的人质！”激进分子说。莫尔菲尔德吃惊地问道：“什么人质？”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行示威活动。更恐怖的是，他们被宣布为犯人，并被押回大使馆。
第一队美国人原路返回，在安德斯的带领下，直奔他的公寓。途中，他们还故意从一支革命卫队的旁边经过，以免引起怀疑。这个一居室公寓位于一栋二层建筑物的一层，门口正对着大街。不过，这条街上却很安静，而当他们躲进公寓里时，他们最终感到安全了。他们先是擦了身上的水，而后安德斯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马克收到的是一件嫩黄的毛衣。“太好了。”他心想，“他们在一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我。”
接着，安德斯又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些冷冻的鸡肉咖喱。在加热之后，他们凑合着吃了一顿迟到的午餐。
作为使馆工作人员的标配，安德斯也有一个接收消息的小型“餐盒式”无线电。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收听。大使馆办公楼的情况仍在不断恶化。此时，戈拉辛斯基已经被抓获，但二楼的美国人还没有投降。偶尔，无线电中也会传出一两句波斯语，这说明某个人的无线电已经被收缴，而这个人也很有可能已被抓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注意到无线电中传出的波斯语也越来越多。
一个代号为“棕榈树”的人正在使馆区外的某个地方播报袭击的信息。“现在，他们正在破坏楼顶上的避雷针。”这个声音说道，“这群白痴肯定认为它们是通信天线之类的东西。”
“这个人到底是谁？”所有人都在想。
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李·沙茨。身材高瘦的沙茨是西北人，留着八字胡，脸上经常挂着淘气的笑容。他是美国农业部的农业专员，在距离大使馆约一个半街区的一栋商业建筑内办公。
沙茨来自美国北部地区的爱达荷州，1974年获得爱达荷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农业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而直到1978年春，他才第一次被农业部外派至新德里。他喜欢这份外派工作，因为他可以借此旅行。这原本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职位，但仅仅在印度待了三个月，他就接到了一份新的任命，前往德黑兰，担任美国农业部在伊朗办公室的负责人。伊朗是美国巨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个职位对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利的。当时他才31岁，这个大好机会显然是不能错过的。然而，当他和其他美国人抵达时，这个国家已经卷入了政治漩涡。由于局势混乱，美国农业部长要求他不要外出考察，因为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作为农业专员，沙茨通常会参加在大使馆办公楼举行的晨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他会同他的秘书开玩笑，告诉她说他“忘记”拿邮件了，这样她就可以回去取，并顺便拜访一下她的朋友。
11月4日，从大使馆回办公室的路上，沙茨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正从大使馆门前经过。他告诉他的秘书去取一下邮件，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了办公桌上。他的办公室在二层，刚好可以俯瞰大使馆的停车场。几分钟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秘书正朝着办公楼跑来。再看，大队的伊朗人已经翻过围墙和大门，冲进了使馆区。袭击刚刚拉开序幕。
沙茨一下子警惕起来，站到窗边密切注视着外面的动静。他也配有一个小型的“餐盒式”无线电。一时间，里面传出了各种混乱的声音。很快，他就听到戈拉辛斯基喊道：“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1号位集合。”
对于这次袭击的协调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他注意到，有些激进分子会在战略据点停留，然后传递命令——因为他们并没有无线电或通信设备。他还注意到，对使馆办公楼的冲击并不是自发性的，而是不同的队伍从不同的方向发起攻击，这应该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拿起自己的无线电，然后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在大使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而他的代号就是“棕榈树”。
中间他停了一会儿，预订了午餐并让他的司机去取。然后，就在他吃饭的时候，楼上瑞典大使馆的领事官员塞西莉亚·利坦德尔走进来对他说，国务院打电话来找他。
在离开之前，他叮嘱工作人员，不管谁来找他，都要告诉他们说他没事。在道了保重之后，他出了门。
到楼上接起电话之后，国务院要求他实时通报使馆遭袭的情况。瑞典大使馆位于建筑物的四层，通过一个双筒望远镜，他可以了解那里的一切情况。他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傍晚时分。那时，大使馆前面已经聚起了近一百万人，公路和人行道上到处是人。那种气氛更像是节日性的，类似于狂欢节。有的一家人都在，而且还带着孩子。人们在唱着、喊着、庆祝着，而小商贩则穿行其中，兜售已经蒸好的甜菜。
回到安德斯的公寓之后，这群美国人坐立不安。安德斯和乔试着给其他公寓打电话，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逃了出来，但后来电话突然被切断了。更糟糕的是，无线电网络中传出的也几乎都是波斯语。“棕榈树”的声音已经消失很久了。然后，在下午四点半刚过一会儿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躲在保险库中的美国人投降的消息。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在快到晚上七点的时候，罗琳的伊朗丈夫赶了过来，并带来了食物。吃完晚餐后，罗琳建议他们全部去她的住处，但这些美国人拒绝了，因为这会让她和她的丈夫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她的丈夫后来被革命政府以其他罪名——并非私通美国——处决）。
由于电话不通，安德斯决定去楼上借用一下女房东的电话。这让马克变得更加紧张。一个个潜在的场景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据传，沙赫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话窃听网络，而现在没有人知道革命卫队是否接管了这个网络。另外，躲在安德斯的公寓里真的安全吗？周边街区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一个美国人。会不会已经有人看到他们进来了？那些人会不会向激进分子举报？马克认识一个在大使馆工作的人，而早在安德斯之前，他就住在这个公寓里了，所以这个住处会出现在大使馆的住房登记册上。他猜测那些激进分子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登记册，但谁又能确定呢？
在楼上楼下往返了几次之后，安德斯带回了一些消息。他已经联系上了凯瑟琳·库珀。库珀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一个文化机构——国际交流署工作。在伊朗，她是伊朗-美国学会的执行主任。伊朗-美国学会位于美国大使馆北侧约两英里处，是一个类似于校园中心的机构，拥有礼堂、图书馆和教室。
11月4日上午，库珀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而在会议期间，一名伊朗雇员突然进来说大使馆遭到了袭击。按照与戈拉辛斯基约定的安保协议，她并没有给大使馆打电话，而是等他们打电话过来。然而，一直过了中午，她都没有接到电话，这也让她开始担忧起来。最终，在下午一点刚过的时候，她禁不住拨打了大使馆的电话总机。一个伊朗人接起了电话。“美国大使馆。”这个声音说。她请求转接到公共事务办公室。“大使馆已经被占领了。”一个简短的回复后，电话随即被挂断。最后，在拨打了另一个分机之后，她联系上了躲在通信保险库里的一个人。这个人让她联系国务院。于是，她又把电话打到了国务院。几乎整个下午，她都保持着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她的副手比尔·罗耶则与保险库里工作人员保持着联系，以便获得最新的消息。
库珀向安德斯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她们会派人帮忙接通电话（如果线路中断，那么与国务院重新建立联系将会非常困难）。
在联系上库珀之后，每个人都很高兴。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都同意去她那里。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库珀的司机驾驶一辆小型雪铁龙双门轿车赶到安德斯的住处，载着两对夫妇返回，但这二十分钟的车程却令人紧张不已。而安德斯则决定留下来值早班。
大约午夜时分，躲在安德斯公寓里的几名美国人赶到了伊朗-美国学会。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轮流在电话机旁值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国务院描述他们的苦难经历，并想方设法与之保持通话。
马克回忆说，乔莫名其妙地拿起了另一部电话，然后拨到大使馆要求与人质通话。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他说，现在没有人方便接听。“那，他们得到公平对待了吗？”马克无意中听到乔问。电话中那个人问他的名字。“我叫乔·斯塔福德。”他报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个人随即挂了电话。马克一脸惊讶地摇头。
在伊朗-美国学会时，他们曾劝库珀和罗耶同他们一同离开，但库珀并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应该不会有事。
为错开早高峰，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在早上六点钟就离开了。马克不愿意他们去他的公寓，因为他觉得他的女房东就是一个疯子。她想要美国人的钱，但又不让他们把车停到她那里，因为她担心有人会在车上安装炸弹，到时会毁了她的房子。库珀的司机在马克的公寓前短暂停留，以便马克和科拉回去取衣服。然后，他们去了斯塔福德夫妇的住处，在那里洗漱并小憩了一会儿。
这些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在伊朗-美国学会，一幕扣人心弦的戏剧已经拉开帷幕。在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离开之后，库珀和罗耶一直守在电话旁。大约几个小时之后，一群激进分子冲了进来。一名伊朗雇员提前发出警报，库珀和罗耶从后门溜出去，钻进一名秘书的汽车。几分钟之后，汽车已经驶入了伊朗-美国学会前的主干道，直奔附近的歌德学院——这是德国人运营的一个机构。
她们在歌德学院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听说伊朗人离开了之后，她们重新回到伊朗-美国学会，并再次联系了华盛顿。这家德国机构的负责人愿意为库珀和罗耶提供无限期庇护，但库珀拒绝了。但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激进分子再次冲进伊朗-美国学会，并事先包围了办公大楼。库珀藏在了女盥洗室内，但很快就被抓获。她、罗耶以及第一天晚上躲在比琼公寓的一名美国秘书被一同带往大使馆。
第一个知道库珀她们已被抓获的人是维克·汤姆塞斯；在激进分子折回来时，他正在和库珀通话。
汤姆塞斯、布鲁斯·兰根以及迈克·豪兰仍在伊朗外交部，全力寻求解决此次危机的方式。此外，他们也知道有几个美国人已经逃了出去，躲藏在德黑兰的某个地方。在大使馆遇袭时，汤姆塞斯从外交部打电话给领事馆，并告诉了他们可以联系到他和兰根的电话号码。事实上，在安德斯的公寓，乔·斯塔福德最先拨打的电话中就有汤姆塞斯的号码。在库珀被抓获之后，汤姆塞斯意识到必须要为拉齐克夫妇、斯塔福德夫妇和鲍勃·安德斯做些事情了。显然，伊朗人正在搜捕这五名美国人，而抓到他们只是早晚的问题。考虑到时间宝贵，他决定立即处理这件事。
上午晚些时候，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但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维克·汤姆塞斯的声音。汤姆塞斯已经联系了英国临时代办，并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同意将这些美国人安置在他们的居住区戈哈克花园。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大约会在一个小时后去接你们。”汤姆塞斯解释说。由于安德斯没有固定电话，所以马克利用乔的“餐盒式”无线电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
他们收拾好自己的衣服，然后开始等待。但到了约定的时间，车并没有开来，而他们也没有接到汤姆塞斯或英国人的任何电话。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开始担忧起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赶来的会不会是激进分子？最终，在大约五点钟左右，乔拨打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但却发现他们也已处于危机之中。“他们正翻墙过来！”临时代办大喊着说。
说好的汽车最终在六点钟抵达，拉齐克夫妇和乔乘车前往英国大使馆的居住区。与此同时，凯西进入另一辆汽车去接安德斯。安德斯刚刚经历了一个吵闹的夜晚，因为大使馆外面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原本无拘无束、脾性随和的他开始变得神经质起来。当马克告诉他将会有一辆车去接他时，他还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圈套。这会不会是有人用枪指着马克的头逼他说的？接他的汽车抵达后，他认出了来自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同僚，很快明白了为什么马克没有在无线电中告诉他来的人是谁。同其他人一样，安德斯也为自己能够远离美国大使馆而长舒了一口气。
行车途中，每个人都高度紧张。当时的交通状况极度糟糕，汽车行进的速度如同蜗牛一般。让人费解的是，马克仍然穿着安德斯那件嫩黄色的毛衣，这一下子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每一个交通路口，他都会吸引周围司机的目光。他尽量保持平静，但每一分钟都让他如坐针毡。
在抵达居住区之后，他们终于如释重负。作为东道主，英国人非常体贴：为他们提供了独立的住房，热乎乎的饭菜，甚至还为他们准备了鸡尾酒。为安全起见，他们被告知不要开灯，而且尽量不要靠近窗户。此外，还要防备这里的场地管理员，因为他是当地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且是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忧，但这天晚上他们还是睡得很香，在英国政府的照顾下了，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安全。
整个晚上，李·沙茨都待在瑞典大使馆，而为了取暖，他将瑞典的国旗当做毯子裹在了身上。11月5日上午，他重新回到窗边，继续观察并继续汇报。虽然在与华盛顿直接联系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在上午晚些时候，他还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递了过去：一辆汽车在大使馆前面停下，并从后备厢中卸下了数十支步枪和机枪。在沙茨看来，似乎第二队人马正在赶来。但他并不清楚他们的行动计划。
下午晚些时候，基于自己的，也可能是基于瑞典人的安全考虑，沙茨决定离开那里。他搭乘大使的车前往塞西莉亚·利坦德尔——即最先告诉他去接电话的那名瑞典领事官员——的住处。该住处位于德黑兰北部一个安宁的社区，而当沙茨到达那里时，他不敢相信在一个大使馆遭袭击的城市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傍晚时分，他和塞西莉亚还去了一趟当地市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11月6日，星期二上午，住在戈哈克花园社区的美国人已经睡醒，而对于前景，他们不再感到那么沮丧。庭院很干净，房间也很宽敞，而且他们知道英国政府在保护他们，这让他们感到心安。他们从一名英国外交官那里得知巴扎尔甘总理刚刚辞职，而这一消息也让他们开始感到，这场危机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不过，这个相对安全的藏身之地缓解了他们的忧虑。当然，他们也担心他们在大使馆的同事，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人质遭到了何种程度的恶劣对待。作为外交官，他们认为伊朗政府最终会出面解决问题，并释放这些人质。除此之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享用着丰盛的早餐，在他们看来，这是喧嚣城市中一个安宁的据点。但这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
中午刚过，汤姆塞斯就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必须离开。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那个安宁之夜几乎就是一个灾难之夜，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而已。在英国大使馆遭袭之后，有一批人出现在了戈哈克花园社区。门卫告诉这些人说，现在所有人都在大使馆，这里并没有他们要抓的人。幸运的是，他们竟然相信了他，但没有人保证他们不会再回来。而英国人也认为，他们已经无法保证美国人的安全了（最终，霍梅尼下令要求袭击者撤出英国大使馆）。汤姆塞斯接到了英国临时代办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美国人的存在已经严重危及了他们自己人的安全，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所有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失望。在经过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他们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汤姆塞斯并没有告诉他们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伊朗人赶到了戈哈克花园，所以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驱逐出去了。
与此同时，对于在外交部的兰根、汤姆塞斯和豪兰来说，形势也变得糟糕起来。在巴扎尔甘辞职之后，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再像是客人，而像是囚犯。由于外交部没有居住区，所以这三个人聚集到了楼内的外交接待区——一个类似于舞厅的区域，装饰有捷克枝形吊灯、波斯地毯和安乐椅。他们在那里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和杂志，以及洗衣服，并把洗好的衣服挂在枝形吊灯上晾干。时不时，一名伊朗雇员会端上一些茶水。11月6日上午，对美国人的处境持同情态度的伊朗老派外交官、礼宾长阿里·肖库伊恩告诉他们说，他们应保持谨慎，尽量不要打太多的当地电话。自一开始，汤姆塞斯就怀疑他们的电话已被监听，而肖库伊恩的告诫也证实了他的这一猜测。从现在开始，他们在打电话时必须慎之又慎，若与在逃的美国人通话，那么事情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汤姆塞斯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在先前的外派工作中，汤姆塞斯学会了泰语。在他看来，伊朗人肯定听不懂这种语言。而凯瑟琳·库珀的厨师颂猜·“萨姆”·斯里韦奈特恰好是一名泰国人。于是，他打电话给萨姆，两人用泰语交谈并制定了一个计划。萨姆的妻子是美国大使馆高级公共事务官约翰·格雷夫斯（其在使馆遭袭初期即被抓获）的下属。格雷夫斯的住处位于德黑兰北部一个相对安宁的社区，由于那里远离大使馆，所以萨姆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地。在汤姆塞斯看来，至少萨姆和他的妻子可以去那里照顾这些逃亡的美国人，这将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当拉齐克夫妇、斯塔福德夫妇和鲍勃·安德斯听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兴奋。他们将再次回到一名美国大使馆雇员的住处。在马克看来，从逻辑上讲，用不了多久，激进分子就会前往美国人的住处搜查逃亡者或者可用作间谍证据的禁运品。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名英国外交官家中吃了晚餐。道别之后，这名英国人驾车带他们前往格雷夫斯的住处。他们被告知，该社区也有一个来自革命委员会的老头儿，而在即将到达时，他们发现街上有个人刚好盯着他们看。这是不是那个家伙？他们无从知晓。
从表面上看，格雷夫斯的住处是一个理想的藏身地。首先，这是一个拥有三四个卧室的复式建筑，而且设有佣人居住区。整个建筑都处于围墙之中，并远离街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关照。除了萨姆和他的妻子之外，这里还有一名年老的泰国女管家，他们三人负责这些美国人的餐饮和保洁工作，也就免去了这些美国人必须外出的烦恼和危险。由于没有电视和书，这些人只好通过打牌和睡觉来打发时间。
有一天，闲着无聊，他们在一个壁橱里找到了一部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由于格雷夫斯是大使馆的新闻官，所以他应该会有播放这类影片的放映机。然而，在找到放映机并开始播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关于沙赫加冕礼的一部影片。“这简直是太完美了。”马克心想，“一群革命委员会成员破门而入，发现我们正在看一部关于沙赫的电影。”于是，他们迅速关掉了放映机，然后将影片藏到天花板上的一个洞里。
两天之后，由于担心激进分子的突袭，他们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凯瑟琳·库珀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三个街区，所以在收到危险信号后，他们要迅速从后门逃跑，翻过围墙之后，直奔库珀住处。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熟悉周边的路况，安德斯担心他们很快会迷路，并被抓获。
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名年老的泰国女管家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她抱怨这些美国人喝光了家里所有的葡萄酒（只有一瓶而已），吃光了家里所有的食物。“格雷夫斯先生回来后，我该如何向他交代？”她问他们。他们知道，如果告诉她格雷夫斯先生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那没有什么好处。由于她变得越来越苛刻，以至于他们想把她关进地下室，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只会给他们自己添麻烦。
在晚上的时候，他们经常听到革命委员会的那个老头吹着口哨从他们的住处经过，似乎是在提醒这些美国人，他们已经被包围了。这个人的存在让他们寝食难安。
11月8日，星期二，兰根在外交部打电话对他们说，伊朗政府正在切断电话线，所以接下来他们将无法保持联系。现在，这些美国人要靠他们自己了。在挂断电话之前，兰根所能说的就只有“保重”两个字了。
至此，紧张情绪已经开始升级。除了兰根最后的电话外，他们还收到了库珀被抓的消息，而这也使得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他们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他们无疑会认为，现在激进分子就候在门外，等待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实际上，事情比他们所预想的还要糟糕。11月9日，萨姆回到住处告诉他们说，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要发生了：激进分子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处，随时会前来抓捕他们。萨姆是从一个园丁那里获得这一消息的。该园丁在一名现已被拘押的美国外交官的住处工作，这天早上，一群激进分子突然出现，并对该住处进行了彻底搜查。萨姆告诉这些美国人说，他们必须得离开了。如果这时有人出现，他们的计划仍是躲进库珀家中。
当天晚上，每个人都和衣而卧，以便在出现危险时第一时间逃跑。凯西和科拉住在同一间卧室，而马克、乔和安德斯则坐在起居室，又是讨论又是思考，几乎一夜未眠。马克最担心的是科拉。他想起了导致他妻子前来伊朗的往事。大学期间，他们就是一对恋人，而在科拉毕业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在马克最初抵达伊朗并了解到那里的情况后，他曾经有过改变主意的想法，因为他认为国务院官员并没有向他如实说明伊朗的情况。科拉说他反应过度了。现在，他希望当时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能够说服科拉不要前来。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除乔和凯西之外，就只有他们这一对夫妇了，而他最担心的是，在被抓获之后，激进分子会利用他们两人的感情迫使他们就范。为了让他开口，激进分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虐待她、伤害她；或者，为了让她开口，激进分子会以怎样的方式对付自己。这让他感到非常受伤。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这三个美国人坐在起居室里，而在他们的住处外面，那个骄傲的革命卫队成员正在巡夜，刺耳的口哨刺破了宁静的夜晚。他们知道，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但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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