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致同意在天亮之前离开。由于太过匆忙，有一堆衣服甚至还落在了洗衣机里。萨姆打电话给一个美国出租车司机朋友，让他过来帮忙。凯瑟琳·库珀的住处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到达库珀的住处后，他们极为不安地坐在黑暗中。由于担心被人发现，他们不敢开任何灯。等到天放亮之后，他们迅速查看了这个房子，发现这里根本不能住。房子位于街角处，对面就是人行道。此外，房子装有巨大的落地窗，而且没有任何遮挡。由于视野过于开阔，他们甚至都无法进入厨房。如此一来，他们再次陷入绝望，他们必须尽快寻找其他藏身之处。幸运的是，安德斯想出了一个计划。
两天前的11月8日，兰根打电话告诉这些美国人说，现在得靠他们自己了。挂断电话之后，安德斯找出随身携带的电话簿，给他在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在听到安德斯安好的消息之后，这个朋友非常高兴，并同意他前来暂住，但当安德斯提到其他人时，他却犹豫了，表示他并没有这么多房间。这时，安德斯又想起了约翰·希尔唐。希尔唐是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西方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认识的。由于这座城市夜生活匮乏，所以这样的活动很受欢迎。他们两人有很多的共同点。同安德斯一样，希尔唐也参加过“二战”，而55岁的他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也是老资格的外交官了。明显秃顶、嗜爱烟斗的希尔唐是加拿大大使馆移民部门的负责人。因为安德斯的家人都不在伊朗，所以希尔唐经常会请他到家里聚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人已经非常熟悉了。希尔唐的妻子泽娜并不是加拿大公民，而是来自英属圭亚那（即现在已经独立的圭亚那）。这也就意味着她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泽娜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她喜欢招待客人，但却很少外出。
在挂了澳大利亚朋友的电话之后，安德斯又拨打了加拿大大使馆的电话。希尔唐当然知道美国大使馆遭袭的事情，而且他还以为安德斯和其他所有人都已经被扣为人质。所以，当他听到他的朋友已经逃出的消息后，他感到非常惊讶。“你在哪里？”他半信半疑地问道。
安德斯试图向他解释，但几分钟之后他就放弃了。伊朗的街道本来就已经够复杂的了，而更糟糕的是，在革命之后，所有这些街道又被重新命名。“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在哪里。”他说。
希尔唐问他需要什么帮助。这一天是星期四，此后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得搬到库珀的住处。安德斯告诉希尔唐说他们目前还好，但很快可能就要寻找另外一个住处。“我们现在是进退维谷。”他说。
希尔唐没有任何犹豫。“为什么之前不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什么让你拖了这么久？”
安德斯向他解释说，他和另外四个美国人在一起，而且他们不想分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把别人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尽管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许可，但希尔唐告诉安德斯，他愿意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同大多数驻德黑兰的西方外交官一样，他对霍梅尼支持占领美国大使馆的做法极为愤怒。德黑兰的外交圈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在希尔唐看来，扣押外交人员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有违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而这次刚好又是安德斯打来的电话，所以他也就更愿意提供帮助了。“我们这里有很多房间。”希尔唐说。
安德斯向他表示了感谢，并约定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保持联系。
在结束与安德斯的通话后，希尔唐立即上楼去见他的老板——加拿大大使肯·泰勒。45岁的泰勒戴着一副颇为时髦的眼镜，留着20世纪70年代那种斑白的卷发。在驻德黑兰的高级外交官中，他多少显得有些异类。泰勒生于1934年，1959年进入加拿大外交机构，并一步步升任贸易参赞。1974年，他成为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在某种程度上，泰勒的工作风格是不合常规的，而有时候，这也会让一向以文雅著称的加拿大外交使节团恼火不已。他在餐桌而不是办公桌上办公；他拒绝使用收发箱。但不管工作风格如何，他还是取得了成效。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而他的下属也愿意为他工作。
泰勒于1977年来到德黑兰；在沙赫逊位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对压力，他果断而冷静地转移了大量滞留伊朗的加拿大公民，这也让他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帮助美国人这个问题上，希尔唐相信泰勒会支持他的决定。同希尔唐一样，对于政府扣押无辜外交官并以此作为筹码的做法，泰勒也极其反感。在美国大使馆遭袭的第一时间，泰勒就开始联系其他国家在德黑兰大使馆的负责人，准备对伊朗政府发起某种形式的正式抗议。此外，在大使馆被占领后的几天里，美国国务院也曾请求他联络当时尚在伊朗大使馆的布鲁斯·兰根。一个星期后，泰勒给他带去了各种书、一款英伦皮革男士古龙水以及其他物品，而古龙水瓶里装的实际上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
希尔唐就他与安德斯通话一事向泰勒作了详细汇报。他再次表示，美国人当前的处境是安全的，但接下来，他们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住所。正如希尔唐所预料的，泰勒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帮助他们。然后，两人开始讨论这些美国人的最佳藏身之地。加拿大大使馆是安全的，但它周边交通拥堵，而且内部没有居住区。此外，大使馆位于市中心，与美国大使馆距离太近。最后，他们决定将这些美国人分为两组，一组住在希尔唐的私人府邸，一组住在泰勒的私人府邸。他们的府邸都位于平静的市镇区，而且最重要的是，都远离美国大使馆。此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些住所也都处于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之下。在彼时的伊朗，虽然外交豁免权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还是聊胜于无。
泰勒开始拟写发给渥太华的电报，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正式许可。在电报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汇报了他和希尔唐刚刚制定的计划。
对于大使馆遭袭事件，加拿大是美国诸多盟友中对伊朗谴责最强烈的国家之一，而仅仅一天之后，也就是周六上午，泰勒就收到了渥太华的回复。这份电报虽然要求他谨慎行事，但也为他开了绿灯，允许他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美国人。这份电文是加拿大总理约瑟夫·克拉克亲自批复的。
对于正在逃亡的美国人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幸运的了。
11月10日上午，也就是泰勒收到克拉克的电报几小时后，在库珀的住处，安德斯再次拨通了希尔唐的电话。“喂，约翰，”安德斯说，“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忙了。”
“你知道去你们那里的路线吗？”希尔唐问。
“不是很清楚。”安德斯说。他解释说是两个英国人将他们接到格雷夫斯住处的。
希尔唐说他会联系这两个人。“请耐心等待。”他说。
前来接应他们的车在下午一点钟左右赶了过来。安德斯告诉希尔唐说，库珀的住处就在格雷夫斯住处所在街道的正前方。司机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由于交通状况不佳，现在并不是理想的转移时间，但前来的英国人对周边路况非常熟悉，避开了拥堵的主干道。
希尔唐的住所位于城北颇具时尚气息的谢米兰区，而这里也被誉为德黑兰的比弗利山庄[1]。坐落在高山之上的这个社区是一个围墙大院，内部花园修剪整齐，深受高级外交官、伊朗富人和外国商人的欢迎。
在接应美国人的汽车抵达时，站在门前等候的希尔唐正拿着一根橡胶软管，对着人行道喷水。这看起来或许有些怪异，但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作为掩护，观察街道上的情况。路旁有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经常聚集着年轻的伊朗工人，而有的人则无所事事，四处乱逛。在汽车靠近时，希尔唐招呼他们开进独立车库，并跟随他们走了进去，然后随手把门关上。
进入车库后，美国人从车里走下来，希尔唐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安德斯对希尔唐说。在安德斯作了介绍之后，他们跟随着希尔唐爬上楼梯，然后进入主房。
在进入主房之后，他们被一一介绍给泽娜以及刚刚开车赶来的肯·泰勒。这些美国人很快就感受到了加拿大的热情。泽娜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点心和饮料，而所有人也都已经坐在起居室里了（泰勒赶到时，他们还在车库里面）。他们先是聊了一会儿，讲到了逃跑过程中遇到的事情以及与人质危机相关的新闻。期间，他们获知卡特总统的特使拉姆齐·克拉克被伊朗拒绝入境而滞留土耳其机场。马克一度颇为尴尬地站起来问，加拿大大使是否了解他们的情况。马克担心这可能是希尔唐的擅自行动，而如果他失去了勇气，那么他们将会重蹈戈哈克花园的覆辙。此前，泰勒已经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但只是报了自己的姓名，而马克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希尔唐忍俊不禁。“加拿大大使当然知道。”他回答说，“他就坐在你身边。”
所有人都冲他笑了起来。在获知有政府支持他们之后，这些美国人长舒了一口气。自逃离大使馆以来，他们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安全。
按照计划，这些美国人被分成两组，分别住进希尔唐和泰勒的家中。拉齐克夫妇和鲍勃·安德斯住在希尔唐家中，而斯塔福德夫妇则跟随泰勒去他的家中。泰勒解释说，他家里有很多佣人，而如果访客超过两人，那么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些美国人并不是很愿意分开，但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直到这个时候，所有人仍认为人质危机会很快得到解决，可能会在几天之内，最多也不过是几个星期。到时，他们还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整个下午，科拉、马克和安德斯一直在熟悉希尔唐家中的布局。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寓所，总共有十七个房间。房子坐落在山坡之上，从山上延伸下来的一条台阶山路直通下面的街道。事实上，通过顶楼也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因而这也就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逃跑路线。这些美国人的房间被安排在了较高的楼层，中间隔着顶楼的主卧套房。不过，这栋房子最好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内部花园，这些美国人可以在这里打发时间而不用担心被大街上的人看到。对于不便抛头露面的他们来说，阳光是无价的。
希尔唐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时会在社区内巡逻，但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很少骚扰居民。不过，他提醒他们要注意他的园丁，因为这个人也是该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只要不被他发现，他们就不会有事。
与此同时，乔和凯西搭乘加拿大大使的车抵达他的寓所。这是一座壮丽的白色公馆，正面是两层楼高的廊柱，而八英尺的高墙则将它与街道隔开。在里面等他们的是泰勒的妻子帕特。帕特出生在澳大利亚，但有着中国血统。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除了大使夫人这一头衔之外，她还是位于德黑兰的国家输血服务中心的科学家。她带领斯塔福德夫妇参观了房子，并向伊朗雇员解释说，他们只是来自城外的客人。尽管这里有宽敞的后院草坪，但他们还是被告知最好待在房间里，以免被周围的邻居看见。
次日，泰勒给渥太华发去电报，告诉他们美国人已经安全抵达，并已进行了妥善安排。为谨慎起见，他在电报中将这五个人称为“家庭客人”。
没过多久，拉齐克夫妇和安德斯就已习惯了在希尔唐家的生活。早上，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起床，各忙各的事情，各做各的早餐。但在最初的时候，这却是一个挑战，因为前往厨房要经过一扇大窗户和一道玻璃门，而这很容易被园丁看到。若要避开园丁，那他们就得等很长的时间。为此，他们想出来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鞋油涂抹在玻璃上，以遮挡外面的视线。
在吃完早餐之后，他们要么看书，要么以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安德斯选择在庭院里晒太阳并锻炼身体，最终晒出了健美的古铜色皮肤。科拉记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马克决定蓄须，而这也是他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午后，他们会聚在密室里，一边谈论事情一边等希尔唐回家。泽娜基本上是一个人待在主卧套房里。
对斯塔福德夫妇来说，他们也养成了类似的习惯。在早餐之后，乔会雷打不动地前往密室，在那里收听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广播，并会做一些笔记。帕特会在下午回家，然后陪伴凯西和乔，一直到傍晚泰勒回家为止。最初的时候，斯塔福德夫妇显得颇为拘谨，因为他们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但直到最后，对于大使夫妇的这种热情款待，乔还是没有适应过来。
通过希尔唐和泰勒家中的电视，这些美国人了解到了人质危机的情况，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前同事作为人质所受的非人对待。对于这些影像，科拉感到尤为痛苦。这是一记真正的警钟，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能够逃出来是多么的幸运。
在被占领的那天，他们还与那些人在一起工作，然而另外一组的六名美国人被抓获并被押至大使官邸。在被羁押的最初几天里，他们的手脚都被绑在了餐厅的椅子上。他们不能交谈，不能躺下，也不能洗漱。而包括迪克·莫尔菲尔德在内的一些人还受到过假处决的惩罚，而其他人则受到了各种凌辱，被殴打，被强迫长时间躺在冰冷潮湿的混凝土地面上，而且下面连张毯子都没有。最后，他们又一个个被带到激进分子面前，被拷问并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凯瑟琳·库珀和比尔·罗耶所受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除理查德·奎恩因健康原因于1980年7月被释放之外，所有这些人都被拘押了整整444天。
11月21日，泰勒接到了瑞典大使卡杰·桑德伯格的电话。这位大使在电话中颇为窘迫地解释说，他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泰勒能够施以援手。
此时，激进分子已经发现了派驻大使馆的两名中情局特工的化名护照。他们本就试图把已抓获的美国人同间谍联系起来，这两本护照的发现让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大为尴尬。而该事件也使得瑞典大使忧心忡忡，他开始担心收留李·沙茨所产生的后果。于是，桑德伯格想到了泰勒。在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后，他问这位加拿大大使愿不愿意帮忙。泰勒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告诉这位大使说，他这里已经收留了五名美国人，所以让沙茨加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消息连同泰勒若无其事的语气让这位瑞典大使感到汗颜，他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美国人逃了出来。
在那些现已得到加拿大庇护的美国人四处逃亡时，李·沙茨躲进了塞西莉亚位于德黑兰北部城区的高层公寓。他在那里看书，并竭力避开每天早上前来打扫卫生的女管家。塞西莉亚已经向这个管家解释过，说沙茨是一个专程来拜访她的朋友，但在这个管家打扫卫生时，沙茨还是感到非常不适。晚上塞西莉亚回到家后，他们会一起吃晚餐，并会谈起有关人质危机的进展情况。有时候，他们也会穿过附近的街区，前去人群拥挤的当地市场。没有人打扰过他，而沙茨也没有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当你是一名外交官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他后来说道。他和乔·斯塔福德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知道其他五名美国人已经找到了藏身之处，处于安全状态，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位置。但在两个星期之后，最初看似临时性的事件却已逐渐演变成为长期性事件，而这也让瑞典政府开始担忧起来。
沙茨并不知道瑞典大使与肯·泰勒之间的通话，也不知道他即将搬离塞西莉亚的住处。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事情。据他回忆，有一天，在塞西莉亚的公寓里，他突然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声音。这个声音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塞西莉亚已经去上班了，而那个女管家也在休假。他当时就想会不会是一群愤怒的伊朗人冲进来了。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塞西莉亚，她说他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我们要安排你离开这儿，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几分钟之后会有人来接你，到时你跟他们走。不要担心，没事的。”她告诉他说。
沙茨瞬间呆住了。“见鬼，”他想，“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收拾了一些自己的物品装到背包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把16英尺的伸缩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大使馆遭袭那天起，他就一直带着这把尺子。
此时，约翰·希尔唐正在从加拿大大使馆赶往塞西莉亚公寓的路上，他打算同沙茨开一个小玩笑。在塞西莉亚开门让他进入公寓后，他并没有介绍自己，而是扮演起了一个硬汉的形象，简单地说：“你都收拾好了？”沙茨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点了点头。在沙茨心里，他早就开始想这个神秘的访客是不是来自中情局了。
希尔唐带他离开公寓，直奔等在外面的汽车，而在此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说。当沙茨看到他们后面还有一辆空驶的车时，他更坚定了自己对希尔唐身份的判断。“在这个如此混乱的地方，我真没想到还会有这么多中情局的特工。”他心想。上车之后，希尔唐转过身来，微笑着介绍了自己。至此，沙茨才真正明白过来。“你过去之后会和我待在一起。”他说。
沙茨点了点头，稍微放松了一些。“好的，这听起来不错。”他回答说。他现在还不知道其他五个美国人也在他们那儿，而当他在希尔唐的起居室里看到科拉·拉齐克、马克·拉齐克和鲍勃·安德斯正在等他时，他兴奋极了。对于拉齐克夫妇和安德斯，他并不是很熟悉，但在大使馆的工作中有过了解。当看到他们的面孔，并知道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后，沙茨长舒了一口气。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
沙茨搬进希尔唐家之后的几个星期，一切风平浪静。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看书。希尔唐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约翰·勒卡雷写的很多谍战惊悚小说。偶尔，他们也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或玩棋类游戏。而他们最喜欢玩的还是拼字游戏。作为一个天生的比赛狂，沙茨对这个游戏一向都认真对待。他的主要对手是擅长该游戏的安德斯。在一次惨败之后，沙茨在希尔唐的书架上找到了一套两卷本的英语词典。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有助于提升分数的“杀手级”单词——“犏牛”。当安德斯摇头表示怀疑时，沙茨拿出了那部词典。“在这儿，”他欢欣鼓舞地说，“犏牛，黄牛和牦牛的杂交种。”
更为幸运的是，希尔唐住处的地下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啤酒、红酒和烈酒，而他们则不遗余力地消耗这些库存。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存货，是因为按照日程安排，加拿大大使馆要举行下一个周五之夜派对——西方驻伊朗大使馆每周轮流举行的狂欢聚会。这一传统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后中断，但在此之前，这些酒已经运到了希尔唐家中。最终，由于这些美国人饮酒过度，希尔唐不得不想方设法处理那些成堆的空酒瓶。他的解决方案是分批将这些瓶子带到加拿大大使馆。
据他们表述，一天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晚餐，这也是每天晚上的保留节目。希尔唐下班回家，然后大家聚在餐桌旁听他讲新闻。在这些“家庭客人”入住大约一周后，希尔唐家的电视就出现故障，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希尔唐获知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以至于安德斯亲切地称呼希尔唐为“老爷子”。
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斯塔福德夫妇也会被接到这里。这样，这些美国人就有了团聚的机会。在感恩节那天，为了让他们过一个快快乐乐的节日，加拿大人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传统晚宴。
此外，也有人来探望他们。加拿大大使馆的一秘罗杰·卢西就是经常来拜访他们的客人之一。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时，31岁的卢西正在瑞士拜访朋友，但很快他就了解到了所有的情况。他首次进驻伊朗是在1978年秋，但没过多久沙赫就宣布了戒严令。期间，他协助泰勒组织撤离了大批滞留伊朗的加拿大公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卢西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在安排这些“家庭客人”方面也出了很大的力。安德斯回忆了他和卢西在一次晚餐上首次见面的情况。他描述说，卢西就像是鲁德亚德·吉卜林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留着大胡子，戴着小眼镜，顶着太阳帽，拄着小拐杖。
另外的两名常客是丹麦大使特罗尔斯·芒克和新西兰大使克里斯·毕比。在危机不断恶化时，毕比帮了很多忙，几乎是有求必应，他还给这些“家庭客人”带过一箱走私啤酒。虽然他们可能不缺啤酒，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受欢迎的。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家庭客人”都尽量保持低调。尽管躲在这样的地方，他们还是面临着被发现的危险。泰勒的雇员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尖锐的问题，说斯塔福德夫妇既然是游客，那他们为什么整天躲在房间里而不是外出观光。由于担心不速之客，“客人们”经常待在房子的后面或干脆闭门不出。比如，有一天晚上，泰勒带着全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彼得·詹宁斯来家中就餐。詹宁斯是前来伊朗报道人质危机的众多西方记者之一。在他们两人就餐时，斯塔福德夫妇赶紧逃回楼上的房间，担心弄出什么声响而被发现。
在有些时候，拉齐克夫妇、鲍勃·安德斯和李·沙茨也会被带到罗杰·卢西的家中。希尔唐的房东准备出售这栋房子，因而经常会带潜在的买家前来看房。卢西回忆说，这种来回折腾让人神经紧绷。有一次，他们的车甚至陷在了雪地里，卢西不得不找一帮伊朗人前来帮忙。
这些“家庭客人”每个星期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在早前给父母的一封信中，马克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我不能告诉你们是在哪里。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你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也可能会接到国务院的电话，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说明我们没事儿。”
12月中旬，在获知有关“家庭客人”的消息时，我已由伪装部门的负责人升任为鉴定部门的负责人。通常，我只能在所有人都下班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而由于我住在华盛顿郊外，离单位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有时候我都分不清自己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但我从未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里抱怨。
我主管的业务包括伪造和维护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无数虚假身份及各类伪装。在身份转换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大量的专家，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越任何边境，他们可以复制几乎所有的文件，他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乃至性别（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从历史上来看，鉴定部门的负责人通常由文件分析专家出任，或由内部公认的最优秀、最聪明的文件部门官员出任。有一种戏谑的说法，称他们是我们中间唯一能写会画的人。但事实上，就行动而言，他们比部分拥有博士学位的技术官员更为机敏，而在情报生命线上，即在通信方面，他们也表现得更为专业。我们的文件分析师需要具备语言和专业知识、旅行和拼写的技能——在中情局的文化中，所有这些技能都是备受推崇的。
当我获知技术服务办公室行动部门主管弗雷德·格拉乌斯正在寻找鉴定部门的负责人时，我决定毛遂自荐。从表面上看，弗雷德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出身海军陆战队——看起来确实很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曾是要塞军校的学员，并在那里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而这也让他在中情局如鱼得水，因为中情局的文化实际上是沿袭了美国军队的文化。弗雷德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制图部门负责人里卡多。当他问里卡多有无合适的推荐人选时，他说非我莫属。他讲了我的很多优点，但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这个职位。我去了南楼弗雷德的办公室。落座之后，我对他说：“我有另外一个建议。”
“我们经常说要对未来的负责人进行轮换交叉培训。为什么不从鉴定部门推选一个人出任制图部门的负责人，而让我来负责鉴定部门呢？若由制图部门的人来出任鉴定部门的负责人，这才是真正打破常规。”我说。
“这个建议不错。”他边说边点头，“我支持你，门德兹。但你要记住，若是如此，你就不能外出旅行，就不能周游世界了。你需要待在这里，管理这个部门。”
“是的，长官！”我说。我要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合格的海军陆战队员，我甚至还产生了一种要敬礼的冲动。在退出门口之后，我恰巧看到了一块黄铜牌匾，上面写着：“抓住了他们的命根子，你就抓住了他们的心和思想。”
履新之后，由于人质危机事件，我的工作量增加了近乎两倍。这一时期，我被兰利（中情局总部所在地）和雾谷（技术服务办公室总部所在地）召开的各种会议所淹没，还要处理其他很多需要我直接参与的事情，因此我指示我的秘书伊莲，让她把亟须处理的重要信函直接发送相关负责人。
那天早上，我刚从盥洗室出来，脸还没来得及擦，就看到制图部门的负责人马克斯和我的副手提姆出现在门口。马克斯手中拿着一份文件，一边往里走一边挥手向我示意。
“你看过这个吗？”他说，“有一些美国人从德黑兰大使馆逃了出来。”
马克斯将那份备忘录递给我，并在我翻看时找地方坐了下来，而提姆则坐在了我办公桌前的会议桌上，快速翻看同一份文件。
该备忘录是下发给中情局负责掩护工作的中央掩护部门的，旨在向中情局寻求建议，以便将早前逃离德黑兰大使馆、现处于加拿大人庇护下的六名美国外交官安全撤出伊朗。这份备忘录并未要求我们牵头处理营救工作，但在筹划阶段，需要我们提供咨询支持。备忘录上的信息并不是很多，尚不足以支持我们作出任何决定。
关于“家庭客人”，国务院最初的方案似乎是静观其变。在与加拿大政府的早期沟通中，泰勒曾谈及制定应急方案的可能性，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对这些“家庭客人”进行转移。但等他们安定下来之后，渥太华以及美国国务院便将重点转向了被困于德黑兰大使馆的人质。在他们看来，一旦这些人质获释，那么“家庭客人”的问题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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