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时，我通常会在周六下午去工作室画画。当时我画的是“狼雨”，而在创作期间，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就这样等着，我们应在形势恶化之前采取行动。诚然，这些“家庭客人”目前的处境是安全的，但他们已经在德黑兰藏匿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还能够藏多久？
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加拿大收留美国人的秘密很可能会被泄露出去。在李·沙茨的故乡——爱达荷州的波斯特福尔斯，当地的一份报纸称他躲藏在“伊朗的一个秘密地方”，而之所以有这一报道，原因就在于国务院告诉沙茨的母亲说他目前处境安全，但忘了叮嘱她不要告诉媒体。再比如，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一个名为吉姆·金的美国公民对当地记者说，他是大使馆遭袭当天逃出来的九个美国人之一。显然，这些报道不会仅在美国境内传播，伊朗媒体也开始传播有关美国人可能藏匿在德黑兰的消息。
此外，外交部的伊朗人也很有可能监听了兰根和汤姆塞斯的电话，因而也就知道有美国人已经逃出来了。再者，伊朗-美国学会的所有雇员都见过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他们完全可能会告诉其他人。而领事馆的伊朗同事也可能泄露消息。伊朗人难道没有去找过他们吗？
在“家庭客人”离开库珀住处还不到五天，萨姆就遭到了一群伊朗人的逼问，而且还被用枪威胁。他们问起了这栋房子的事情，他说居住者都已经在大使馆被扣为人质了。最终，他被放走，但恐怖阴霾却没有散开。很快，萨姆就躲了起来，而在整个人质危机期间，他一直都不敢露面。
我经常对我的团队说，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在人员暴露之前执行撤离任务。在我们与“家庭客人”取得联系之前，如果他们因某种原因被发现，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可能将他们安全救出。
我之所以如此担心“家庭客人”的安全撤离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最近刚刚去过一次伊朗。1979年4月，也就是在我获知“家庭客人”消息的七个月前，作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我主动要求秘密潜入伊朗，帮助营救一名“高优先级”特工。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为我们营救这六名美国人提供借鉴。
在沙赫统治期间，中情局和沙赫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在最近几任美国驻伊朗大使中，理查德·赫尔姆斯就曾担任过中情局的局长。但伊朗人有所不知的是，中情局也招募了一位“敏感信息”人物——沙赫核心圈中一位颇受信赖的成员。在中情局内部，他的行动化名是众所周知的。我称他为“猛禽”。
“猛禽”能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有关沙赫动向的宝贵洞见。他提供的情报会秘密转交给他的接头人，而后者则将其作为原始情报以电报形式从德黑兰发送到总部。由于这些情报极具价值，所以经办此事的是一位与椭圆形办公室保持着直接联系的中情局官员。
在装有这些电报的马尼拉纸信封上，标有加粗的蓝色边框，而中间则是加粗的红色字体，印有“绝密-有限传阅-亲启”的字样。正是因为这些标识，它们也被称作“蓝色条纹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有编号，并予以严格控制。这些有限传阅的蓝色条纹信封会作双重包装处理，然后封口并放入一个厚重的蓝色帆布公文包里，确保在传递过程中万无一失。
中情局所有的情报报告都会按从1到10的顺序分级。有时候，最具价值的报告也会标注“双10”级，而“猛禽”的报告就是典型的“双10”级。
早前，“猛禽”已经得知沙赫正在失去控制权，并一再就此向他的接头人发出警告，但这一原始情报与华盛顿当局决策者预想的场景不符，所以“猛禽”的警告也就被忽略了。就情报而言，只有当客户相信并利用它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在沙赫于1月份离开伊朗之后，“猛禽”迅速转入地下状态。随着革命卫队的触角在国内越伸越长，他知道他不可能躲藏很久。
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秘密联系活动在德黑兰当地一个名为“唐”的中情局官员，让其帮助自己撤出伊朗。然而，这两个人却未达成一致意见。唐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他认为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并建议这个伊朗人伪装成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但“猛禽”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遗憾的是，面对这种情况，唐并未与“猛禽”商讨其他替代方案，而只是简单地说：“要么接受，要么放弃，随你便。”这种僵持的局面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驻德黑兰站的负责人哈尔发出加急电报，请求我给予帮助。
这个案子自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一个天生的勇士，“猛禽”渴望带着荣光离开伊朗。他希望自己像凯旋的战士一样，手持着两把象牙柄的“柯尔特”手枪。若以伪装的身份在机场被抓，他是无法忍受的。更糟糕的是，机场的安保人员大都是由他培训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认出他。在他看来，任何伪装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且很快就会被识破。由于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他的信心和能力，所以在我们赢得他的信任之前，一切都是徒劳的。作为一个执行了众多撤离任务的技术官员，我知道有的行动更依赖于伪装。就“猛禽”这个案子而言，伪装是首要的选择。由于革命卫队正在步步紧逼，所以要让他相信我们的专业技能是至关重要的。他所缺乏的并不是勇气，而是信心。
在总部，我们查阅了有关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所有旅行文件，并找到了三个可用来伪造身份的外国人。但由于我们不知道“猛禽”的肤色，所以我们决定在抵达德黑兰并与之接触后，再由我最终决定使用哪一个人的身份。
在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之后，我的第一站便是美国大使馆办公楼二层的图书馆。因为我需要到大使馆的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像是一个战区。全副武装的帮派团伙在大街上游荡，远处时不时传来爆炸声。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许还是当地的居民——他们一直都处于恐慌状态。在人行道上，视野所及，全是身着黑色长袍的女性，就好像整个国家都处于哀悼之中一样。
在塔赫特·贾姆希德大街，我注意到美国大使馆的墙壁上已经满是涂鸦。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个国家强烈的反美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还在继续高涨。
大使馆的图书馆设在一个安宁、陈旧、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尽管这里条件简陋，但我还是能够看出它得到了充分利用：一摞归还的书尚未重新摆上书架。可能是因为减员的原因，这里没有图书管理员，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我仔细查阅书架，几分钟之后便找到了我要找的书。这本书是用绿色和棕黄色的摩洛哥皮革装订的，书脊上印有金色的大写字母：STEWART THROUGH PERSIA IN DISGUISE（斯图尔特——洞悉波斯伪装）。
我把它取下来，放到手里。这是英国军官查尔斯·E·斯图尔特上校的一本回忆录。在1880年，也就是我此行之前的大约100年，他伪装成一名从事马匹交易的美国人，并在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与他的小团队展开了对该地区的调查。由于伪装极其成功，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一个欧洲人。
“猛禽”的撤离行动同斯图尔特上校的旅行并没有太大区别。这本书上面有很多斯图尔特遇到过的人的图片，我知道，这在晚上会见“猛禽”时会派上用场。当然，首要的问题是先与他取得联系，但在一个对所有外国事物都充满怀疑，且认为每一个外国人都是美国间谍的城市里，要想找到他并非易事。
要想不被跟踪，你首先要假定敌人无处不在，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早在“农场”（中情局占地一万英亩的秘密培训基地，新雇员在派驻国外之前需要先在这里接受技能培训）开展的行动培训课上，这一信条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访问莫斯科并与无处不在的克格勃直接交手时，我更是体会到了这个信条的正确性。在那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间谍，甚至连动物园门口的检票员都是。
现在，在德黑兰的街道上，我和我的同事要利用这些技能摆脱任何可能的跟踪者，以防他们通过我们获得“猛禽”的藏身地。与我在一起的，除了哈尔之外，还有当地的文件官员安德鲁。我们三人在狭窄的街道中穿行，然后迅速沿着原路返回，并拐入阿巴斯阿巴德大街一家熙熙攘攘的百货商店。这是中情局官员最喜欢用的一个招数，因为大型商店通常有多个出口，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每个口都安排岗哨。从商店出来后，我们大步流星地穿过大街，旨在利用德黑兰拥堵的交通——这里的很多车都不开前灯，甩开任何可能追踪我们的车辆。按照莫斯科的标准，这样的方案可能会被认为是具有挑衅性的，因为他们的特工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这里是伊朗，我们的对手基本上是由狂热的革命者组成的，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猛禽”的藏身之处是一栋极其蹩脚的公寓楼，位于莫塔哈利大道一旁，紧挨着一家生意颇为红火的酒店。
“猛禽”躲在二楼楼梯平台的阴暗处，而在我们走近时，他走到光线中与我拥抱，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细细打量着他——这个骨瘦如柴、体弱多病、身着蹩脚毛衣的男子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三十五六岁的、充满自信的上校几无相似之处。
“猛禽”领着我们来到四层的房间，房间的窗户上没有窗帘，而是用旧报纸糊了起来。里面除了一个脏沙发和一台已被分拆的电视机之外，几无其他物品。厨房柜台上堆满了已经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的旧杂志，以及一些波斯语报纸，另有一袋大米、一包小扁豆和一些罐头食品。显然，他已经在这里躲了好几个星期。
为了解情况，我和安德鲁穿过黑暗的房间，进入盥洗室。我知道我们应该让他放松下来，这一点很重要。“这花不了多少时间。”我说，并告诉他不要担心。
在我们进入盥洗室时，哈尔推开了房间后面的一扇小窗户，然后扔下了一卷绳子。如果革命卫队从楼梯上冲上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逃生路线”。窗户正对着一个40英尺的天井，而天井又与附近的酒店毗邻。沿着这条绳子滑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洗衣房的窗户进入酒店，然后再通过服务通道离开。所有这些都是在之前一天由我们三个人轮流对酒店餐厅的服务通道踩点而确定好的。轮到哈尔踩点时，他去了餐厅的盥洗室，那里有一扇正对天井的窗户。就在他探头往外看的时候，他的表带突然断了，而那块昂贵的腕表也随之掉到下面的窗沿上。回来后，他向我们讲了所发生的事情。在他抱怨自己的损失时，我又去了一趟。在下了两段楼梯之后，我进入了洗衣房，然后迅速穿上一件服务生的外套，混淆其中。紧接着，我绕过大型的滚筒洗衣机，走进下面的盥洗室，然后从天井里捡回了那块腕表。当我把这块表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时，他完全惊得说不出话来。
在公寓的盥洗室里，“猛禽”左右开弓，用电视天线铜丝连上水槽旁边的电源和另一边的灯泡，制作了一个临时照明设备。在摆好工具箱之后，我便迅速行动起来。
“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几百次了。”我边说边用随身携带的特殊伪装材料为他化妆。很快，他的半张脸——自发际线至上嘴唇——就被敷上一层弹性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模糊了他的视线，而且还迫使他不得不用口呼吸。
期间，安德鲁在自来水龙头下不停地搅拌，帮我准备一种特殊的黏合剂；而哈尔则坐在卧室的沙发上，通过一个收发两用的摩托罗拉无线电设备监听周边的情况。在外面的街道上，有一队中情局官员负责警戒工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无线电及时联系。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再过几分钟就好了。”我边说边用指尖触碰他的伪装。突然，我们听到了敲门声，而所有人都愣住了。
“猛禽”拔下电源，我们一起冲出盥洗室，然后穿过起居室，直奔前门。由于脸上敷有伪装材料，所以“猛禽”不得不在我的带领下摸索前行。我告诉了他门把手的位置，然后他把头凑过去，贴近门缝。
“谁？”他紧贴着门小声问道。
“是我，叔叔。”一个小男孩低声回应道。
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猛禽”的一个亲戚在该栋建筑物内拥有多套公寓，而这个小男孩正是这个亲戚的儿子。
这个孩子问“猛禽”是否需要从集市上带点东西回来。
“不用。”他回答说，“回去吧，我们待会儿见。”
在听到这个孩子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盥洗室，并在那里将伪装材料移除。
之后，“猛禽”搬到了美国大使馆附近中情局的一个安全据点内。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两人经常会面，并最终定下了他的伪装方案。我们决定在革命卫队的眼皮下行动，从梅赫拉巴德机场将他送出伊朗。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计划，但我有信心取得成功。我已经将这个中年的伊朗上校变成了一名65岁的约旦商人，秃顶，穿着臃肿的毛纺外套。“猛禽”讲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语，而且在讲英语时还能模仿英国口音，这些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
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聚到一起，与“猛禽”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伪装后的他在餐桌前翻看着安德鲁为他提供的老旧的旅行文件。在他抬头时，脸上会绽出笑容，我看得出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在那些未经特殊训练的人眼中，他就是一个在海湾国家游历了数十年的成功的阿拉伯商人。我甚至还教他如何走路，如何交谈，以及如何将文件交给移民官员。此外，他还同安德鲁一起，用几个小时的时间重新过了一下他的化名文件、旅行计划和掩护身份。对于中东地区“附属”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他也要记在心里。这些办公室实际上是中情局为他打掩护的前哨站，以防伊朗官员打来电话查询。
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虽然“猛禽”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而且也很主动，但我依然担忧，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注意到他会周期性地陷入一种极度忧郁中。
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抓获并遭酷刑折磨。“你根本想不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他说。最初，我认为这只是由于紧张所致，但当他问我能否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出去。”在撤离的前一天晚上我对哈尔说。
“你有什么想法？”他问我。
“我会在明天一早叫醒他，然后作最后的评估。”我说，“如果我觉得他自己办不到，那么我将亲自陪他前往。”
这已经超出了总部的授权，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当我叫醒已经化名为“卡希姆先生”的“猛禽”时，我的担忧得到了证实。我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崩溃的人，脸色苍白，眼里充满了恐惧。显然，他一直都没有入睡，而从这种情况看，他自己根本无法通过安检通道。
就在安德鲁为“猛禽”准备早点的时候，我把哈尔拉到了一边。“我准备带他去机场。”我说。哈尔好像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并点头表示同意。“我和安德鲁先行，对一号航站楼作最后检查，并确认一下航班。”我说。毫无疑问，在总部看来，我是没有必要冒这个险的，但数千英里之外的办公室又怎能预测到当下的情况呢？我们是现场的行动官员，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该怎么做。
黎明前，我和安德鲁驱车前往梅赫拉巴德机场，此时德黑兰的街道静得让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荒芜的城市，墙上到处都是反美的口号和标语。我们的感受是，要想取得行动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必须要战胜这整个国家。在穿过一道华丽的拱门之后，我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在死气沉沉的主航站楼附近把车停了下来。
我等安德鲁去泊车，然后我们两人迅速查看了一下航站楼的情况：长椅上坐着几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柜台周围则有一群正在喝茶的临时革命官员。除此之外，这里空空荡荡。在前往瑞士航空值机柜台确认航班飞行时间时，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的存在。
然后，安德鲁穿过出入境管制站，而我则在外面等哈尔和“猛禽”。我们的计划是由安德鲁担任机场的“观察员”，他的工作是根据“猛禽”的登机情况，在离港大厅通过公用电话向我们传递“通过”或“未通过”的信号。若成功登机，那么安德鲁也将登机，并将自己介绍给“猛禽”（因为安德鲁一直是以伪装面目与“猛禽”会面的），然后护送他直至自由国土。
我在外面等待，为避免引起怀疑，我决定四处走走。当时天依然未亮，我走到停车场的一边去看日出。这也有助于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在我回到航站楼的时候，出租车和小货车开始多了起来，乘客下车之后纷纷涌上人行道。我看到“猛禽”和哈尔从一辆计程车中出来，然后悠闲地走过来。我走上前去和“猛禽”握手，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笑容，希望这可以让他放松下来。他的手冰凉而潮湿，握起来毫无力气。伪装背后的他勉强给出了一个笑容。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即将走上断头台的人，而这也让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他未到值机柜台就会暴露。我抓过他的包，然后向哈尔道别。哈尔的工作是返回安全地点，等待安德鲁的电话。
我们进入航站楼，朝着机场海关方向走去。让我颇感欣慰的是，“猛禽”的伪装并未引起业余的革命海关人员——他们奉命搜查试图向国外走私商品的伊朗富人——的丝毫怀疑。
通过值机柜台后，我一直陪着“猛禽”走到出入境管制站。在那里，革命卫队办事员给他的护照盖了章，并递还给他。现在该是道别的时候了，但在我再次和他握手时，直觉告诉我可能出问题了。我再一次看到了他恐慌的表情，有基于此，我并没有离开，而是决定待在机场，等航班离港。
我坐在等候区。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看到玻璃隔板另一侧的安德鲁。他看起来显得很着急，并示意我赶紧过去。他向我解释说，瑞士航空已经发出了广播通知，但现在根本找不到“猛禽”的影子。“我看到他进入了离港大厅，”安德鲁说，“但之后他就消失了。”
我一下子懵了。他会去哪里呢？我告诉安德鲁先去登机，然后，我又回到瑞士航空柜台。我对值班人员说我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的叔叔搭乘你们的航班，但我忘了把心脏药物给他了。你能带我到出入境管制站那边吗？我得找到他，并告诉他怎么服用这些药物。你知道的，他是一个老人。”
这名瑞士航空的职员颇为同情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带我穿过安检处进入离港大厅。之后，他就回去了。
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我四处查看任何可能找到“猛禽”的线索。他一定是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男洗手间的门上。
我走了进去，里面的砖地板上回荡着我的脚步声。卫生间里空空荡荡，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扇隔板门紧闭着。我走了过去。
“卡希姆先生？”我低声说道。
隔板门开了一道缝，我看到了一种焦虑的眼神。
“快点，卡希姆先生。你就要错过你的航班了。”我说。
门又敞开了一些。对于我的出现，“猛禽”显得非常震惊——他睁大了双眼，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动物。
“你怎么来这儿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有搭理他，而是抓起他的胳膊，把他拉出了卫生间。在我们匆匆穿过离港大厅，奔向登机口时，几名革命卫队成员斜视着我们，所幸他们没有阻拦我们。“猛禽”已经完全吓瘫了，但我的突然出现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五分钟后，我从瑞士航空的职员那里获知航班已经飞往苏黎世。现在，该由我来通知哈尔，告诉他“猛禽”已经安全离境。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安德鲁的回电，表示“猛禽”已经安全抵达。同时，他还向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航班上，“猛禽”取下了一颗假痣，作为纪念品交给了安德鲁。
在我前往国务院商讨有关撤离“家庭客人”的营救计划时，“猛禽”行动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对于谍报机构来说，将情报人员送入或撤出敌区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同时也是自战略情报局时代以来，技术服务办公室最全力以赴的工作之一。在这类行动中，鉴定部门的行动官员及特工向来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要为潜入或撤出者提供个人文件和伪装、掩护身份和支持数据，以及口袋里的各种间谍设备。在技术服务办公室，个人文件和伪装专家、制图艺术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会花费数百个小时准备各种材料、设计掩护身份并协调计划的制定。如果宝贵的“资产”已无法待在原地，那么按照官方的政策，应由中情局负责将他们带离危险境地。此次营救计划，国务院在其备忘录中已经表示由他们来牵头行动，但我对他们的能力感到担忧。
就“家庭客人”行动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猛禽”是一个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但仍不堪重压。相比之下，这六名美国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训练的业余选手，而且现在躲藏在一个对西方充满仇恨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动用所有的资源，才有可能将他们营救出来。
蔚为壮观的美国国务院大楼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的23街和C街，与我们在雾谷的办公室隔街相对。由于两个地方离得太近，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中午都会去他们庞大的餐厅就餐。
国务院总部大楼的里外都是按照新式的流线风格设计的，但很快它就蜕变成了一排平淡无奇且毫无特色的矩形建筑。
我们在那里会见了一位国务次卿——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威严女性。她在七楼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有关营救计划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一名年轻的文件官员和我之外，还有国务次卿的两名助手，中情局掩护部门一名成员，以及中情局近东部门的一名情报官员。这名情报官员自认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了如何营救这六名国务院外交官的计划。
这位国务次卿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她说，“我们还没有将这个任务分派给你们。我们认为你们来这里是提供建议的，而不是主持工作的。我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他们是我们的外交官，所以在如何营救方面，国务院是最有责任的。”
我们的这名情报官员只好坐下，随后国务次卿的一名助手起来发言。他描述了他们关于营救行动的计划。他们似乎倾向于一个分批营救的方案，准备连续执行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行动，而且未必是从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撤离。说到这里时，我打断了他的发言。
“对不起，”我说，“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们处理超过两个人的复杂行动时，最好是合并风险，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适当的掩护下，然后通过最快捷的路径将他们转移出去。这是游击战的原则之一：选择战斗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全力以赴。”
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
“撤离行动就像是堕胎。”我说，“只有出了问题，你才需要这样的行动，但不要试图自己去做。我们是专业的，我们会帮你去完成。”
这位国务次卿一脸吃惊地看着我，她显然是惊呆了。然后，她苦笑着说：“门德兹先生，你的确长于言辞。好吧，你接着说。”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开始从事撤离行动。当时，苏联人正在向第三世界扩张，而由此也导致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不速之客”。所谓“不速之客”，是指主动投靠美国大使馆的叛逃者或投靠其他美国官方机构的人（这些人要么寻求庇护，要么持有宝贵情报）。优秀的情报官员需要知道如何应对“不速之客”，因为他们是谍报行业中的“面包和黄油”。对于“不速之客”，一旦处理不当，那么你的职业生涯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这一时期，由于很多苏联人员神秘消失，以至于克格勃认为是我们绑架了他们。作为报复，克格勃高层甚至还讨论过绑架美国官员的计划，但最终被克格勃的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否决。
我所参与的第一个撤离行动涉及一名代号为“内斯特”的克格勃高级特工。此人被派至亚洲次大陆某国的首都，驻守苏联大使馆。当时，我驻守冲绳，负责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制图团队。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标注为“IMMEDIATE”的电报，请求派一名身兼艺术家和验证官的人员提供支持。这封电报是由一个化名为“雅各布·乔丹”的中情局官员发来的。
雅各布是技术服务办公室负责亚洲部门业务的一名高级伪装和文件专家，早在我与他开始合作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了。尽管他来自美国中西部，但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举止上看，他都像是一名成功的高贵人士。他穿着定制的鞋子和昂贵的西装，一举一动都透着英伦绅士的品格。在与他一起的日子里，我听到的从来都是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语言学家，讲流利的汉语、朝鲜语和日本语。
十二天前，“内斯特”从苏联大使馆出走，并与当地的一名中情局官员取得联系，告知他自己准备叛逃美国。在确认此为他的真实想法之后，这名中情局官员告诉了他相关的联系方式，并承诺帮助组织营救工作。随后，“内斯特”转入地下，并在几天后与雅各布在约定地点见了面。
如果能把“内斯特”营救出国，那么这将是一条“大鱼”。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部门——的官员，而且也因为他是中情局所称的“少年克格勃”的成员。通过化名，“内斯特”以驻英美合法外交官的儿子的身份在两国读书多年，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无论是英式英语还是美式英语，都说得很地道。后来，他又参加了克格勃相关机构的培训，并被派驻亚洲。如此一来，他不仅可以提供有关克格勃在中亚和东南亚行动的宝贵情报，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认其他在国外受过训练的“少年克格勃”。
不出所料，“内斯特”失踪案引起了克格勃及当地政治部的一系列行动。西方大使馆及边境通道的监控力量大大加强，而克格勃和政治部也在机场、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地部署了大量特工。此外，国内报纸也刊发了有关一名苏联大使馆随员失踪的启事，并附有“内斯特”的清晰照片以供辨认。作为莫斯科培训的一名情报官员，“内斯特”具备躲避追捕的能力。他改变了发型，并将自己伪装成一名当地人。但要想带他通过严密的安全监控网络，我们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就撤离行动而言，几乎所有外行都认为我们会选择“黑色方案”，即在夜间通过直升机转移或通过设有隐秘夹层的汽车将人带离边境，当然，后者还需要美国间谍巧舌如簧。但就这些方案而言，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若某一环节出现差错，那么将不再会有弥补的机会。这是一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计划。在某些的情况下，你没得选择——唯一可行的就是“黑色方案”，而成功与否就只能看你的运气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准合法的手续搭乘商业航班离境是转移“资产”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
此次选择搭乘商业航班撤离，我们对机场的安检尤为担心。随着追捕力度的加大，航空公司接到新的通知，要求所有乘客在离境之前都要亲自对航班进行再确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新的规定就要生效了。
收到雅各布的电报之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我和文件官员“戴维”就出现在了西南亚某海港一个类似于保险库的狭小房间中。我们两人是以游客的身份飞入这个国家的，当地的中情局官员“麦克”已经帮我们预先安排了入住的酒店。在抵达酒店并登记之后，我们沿着偏僻小道，驱车来到这一安全地点。该地点位于一栋商业办公楼内，同时也是非官方卧底人员的一个前哨站。这是一个商业办公区，到处都是类似的办公楼。在这个英美商人云集的繁忙港口，我们很容易混迹其中。
在进入安全屋后，麦克将我们介绍给了当地的另外两名中情局官员——“雷蒙德”和“简”（化名）。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雷蒙德拿过来一摞厚厚的电报，而每一份电报上面都是不同的意见。在我坐下翻看这些关于“内斯特”行动计划的电报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后方总部的想法真多，似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对于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委员会效应”。
雅各布也仔仔细细看了所有的电报，其间不停地摇头。此前，他和“内斯特”一直住在安全据点，并为后者提供伪装支持，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时的情况。他已经思考了好几天，所以在他全部看完时，他说：“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
雅各布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而这也是我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所一直恪守的信条：在行动中切不可先入为主。在该案中，雅各布知道“内斯特”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很容易装扮成为德国商人，所以他毫不犹疑地否决了总部的所有意见。更重要的是，基于“内斯特”的紧张情绪，雅各布告诉我们他要陪同他前往机场，而且是全程陪同，这也就意味着他要亲自出现在机场，以便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差错。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内斯特”可能会连累雅各布，但这也有助于解决“内斯特”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亲自确认航班的问题，因为雅各布可以替他去做。
在确定了行动方案之后，雅各布开始制作“内斯特”的伪装，将这个矮而粗壮的俄罗斯人装扮成一个成功的德国商人。利用我带的相机，他在不同的灯光设定下为他拍摄了多种姿势的照片。这样一来，我和戴维就可以进一步丰富他的化名文件，展示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履历。
在执行撤离行动的当晚，我的任务是守在离港大厅，负责报告雅各布和“内斯特”的登机情况。我们选择的是环球航空公司凌晨一点起飞的航班。不过，这趟航班晚点一个小时，而在它最终准备起飞时，地面已经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使得我几乎无法辨认前往停机坪的乘客的身影。由于未能在即将出发的乘客中看到雅各布或“内斯特”，我开始担忧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在抵达海关柜台前，一切都很顺利；但在海关柜台，一名包头巾的官员却拿着他的护照迅速走进一个小型房间。几分钟之后，这名官员回到柜台，身后跟着一个欧洲人，而这个欧洲人实际上是“内斯特”在克格勃的同事。这两个人相互对视了好几秒钟的时间，直到“内斯特”点燃一根古巴雪茄并朝着这名克格勃官员呼出一口烟雾才告结束，而这也是雅各布先前的预案之一。随后，该克格勃官员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但最终挥手示意通过。这根雪茄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并成功地骗过了“内斯特”的前同事。
几分钟之后，我终于看到了正在同其他剩余乘客一起登机的雅各布和“内斯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在接近凌晨三点时，前往雅典的这趟航班最终起飞，我该打电话给雷蒙德，告诉他行动已经取得成功了。在将一枚硬币投入公用电话时，我感觉过去三天的压力终于可以解脱了。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恐慌，担心这个电话坏了，而这种恐慌情绪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困扰着我。拨出号码之后，我听到了铃声，以及雷蒙德接起电话的声音。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表示“内斯特”成功离境的暗号，我说：“请问苏西在吗？”
“打错了！”他大喊道，然后砰地把电话挂断。
回到酒店时，我已精疲力竭但却无法入眠，因为心里的千斤重担终于放下了。我们完成了中情局历史上最重要的安全撤离行动之一，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也由此确立了一个可供其他撤离行动参考的框架。
在“内斯特”行动中，我所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撤离行动成功与否，其中有近百分之九十取决于后勤，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后勤环节出现的任何细微差错都将导致撤离行动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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