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白宫也开始变得纠结起来，一方面它要全力营救被扣押在伊朗的人质，另一方面又要在该地区对抗苏联的入侵。由于苏联就在伊朗门口开战，突袭伊朗解救人质的军事选项也就更加受限。然而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正是因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最终使得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但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伊朗已经撤换多任外交部长，而且一任不及一任。革命委员会的意志容不得丝毫的质疑和挑战，而任何与美国进行谈判的人都会被打上叛国者的标签。除此之外，大使馆的激进分子仍在煽动全国歇斯底里的革命情绪，通过演说和游行指责美国人是骗子，是间谍，是前来破坏伊朗革命的坏人。
12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飞往伊朗，试图就人质危机展开斡旋，但刚到机场，他就遭到了愤怒人群的围攻，而且差点被击中。在当时的局势下，这并不足为奇。而更让他感到羞辱的是，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伊朗革命委员会就将他驱逐出境。几天后在与白宫官员会面时，他详述了当时的情景。正如卡特总统在《保持信心》一书中所写的，在谈及他的这次访问时，瓦尔德海姆的眼中含着泪水，并表示“他能够活着回来已是万幸”。
在此期间，“家庭客人”最初所持的那种平和心态也已逐渐消退。他们想方设法与无聊的生活作斗争：酗酒、过度睡眠乃至幻想如何逃出伊朗。在看了很多勒卡雷的小说之后，沙茨开始幻想逃跑的方法。方法之一，穿上当地人的服装，混迹伊朗人中，然后徒步穿越边境进入巴基斯坦。方法之二，驾驶藏在城市某一角落的汽车，直奔土耳其边境。方法之三，驾驶高速摩托艇穿越波斯湾，逃离喧嚣的伊朗。关于谍战的书，他看得越多，幻想就越多。
其他人同样坐立不安。由于长时间玩拼字游戏，以至于他们都能通过方块背后的纹理认出那是什么字母。他们住在这里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遗忘了，并思忖是否还会有人来营救他们。他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在早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
不过，圣诞节给“家庭客人”单调乏味的生活增加了些许色彩，虽然这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节日临近，为了增加气氛，科拉决定烘焙饼干。希尔唐家中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工作台，很快上面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霜糖饼干。马克和沙茨也在帮忙装饰房间，但突然，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伊朗秘书出现在门口。他们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躲藏起来。泰勒当然不会把收留美国人的事情告诉伊朗雇员，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家庭客人”。当这个秘书走进厨房时，泽娜只好装作制作饼干的样子。秘书完全惊呆了，她说她一直以来都对泽娜在家里干什么感到好奇。
还有一天晚上，当罗杰·卢西把“家庭客人”从泰勒家接回来时，沙茨、马克和安德斯在车库外面停了下来。当时刚刚下过雪，他们禁不住从地上抓了一些雪，然后攥成雪球扔向附近的路灯。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高兴得就像孩子一样，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路灯损坏的后果。无疑，这会惹来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他们停止了喧闹，退回到了屋子里。
虽然这些事件让他们多少有些扫兴，但所幸都有惊无险。
平安夜那天，希尔唐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从德黑兰郊外的一家农场买来了一只巨大火鸡。沙茨和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安保人员负责宰杀、清洗和烘烤。由于这只火鸡实在太大，以至于烤炉上的烤盘需要两个人一起才能拿下来。在即将烤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把火鸡取下来看是否已经熟透，但其中一个人突然被绊了一下，火鸡冲出烤盘直接滑到了地板上。他们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厨房门口，之后迅速把火鸡弄回烤盘里。在清理完毕之后，他们俩人相互庆祝了一下。后来，泰勒带着斯塔福德夫妇赶了过来，大家一起享用了这顿被“拯救”的晚餐。
作为礼物，沙茨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念珠和一块霍梅尼祈祷毯。“我准备把它作为门垫。”他说。而其他人则建议用它来放小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伊朗政府送给希尔唐夫妇的圣诞礼物——果子酱，却成了他们四处搜捕的美国人的美食。1979年的圣诞节给这些“家庭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为自己能够在希尔唐家中而不是在被占领的大使馆内度过这个节日而感到庆幸。
激进分子曾向大使馆的人质表示，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圣诞庆祝活动，包括出席餐会和向神父忏悔等。但实际上，这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从录像上看，人质们三四个人一组，被带入一个张灯结彩的房间中。角落里摆放着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圣诞食物，其中有一些是美国人精心包装后邮寄过来的。伊朗方面还为他们请来了三名美国牧师。人质坐在长榻上，伴着一名牧师的钢琴曲，唱起了圣诞歌《平安夜》。当然，播出来的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画面，而实际上旁边就站着一排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只不过没有录入镜头而已。在进入房间之前，人质还被告知不得随意交谈。
在意识到活动的真正意图之后，很多人质都拒绝同牧师说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就是帮助激进分子的叛国者。当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建议与在场的伊朗人手拉手一起唱歌以示团结时，部分人质愤而不应。对于大多数人质来说，这次活动只是激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一名人质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不过，这次活动也有一个积极的影响，那就是牧师让这些人质知道了一个事实：国内的人们一直都在关注他们，而且是非常关注。在美国各地，人们为人质举行了特别的圣诞活动，而学校里孩子也给他们邮寄了圣诞贺卡、糖果和饼干等。对于大多数人质来说，他们是收不到这些邮件的，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了解到美国民众对该事件的反应。在得知整个国家都在为他们祈祷并期望他们早日安全归来时，他们的精神也开始振作起来。
到1月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前往渥太华与加拿大人讨论我们的这个案子了。不过，在出发之前，我还需要到总部的近东部门走一趟。该部门的副负责人埃里克·奈夫最近刚去过一次渥太华。在“家庭客人”成为中情局的首要任务之后，他专程前往加拿大就此问题与加政府展开磋商。在渥太华期间，他建立了一条能够通过渥太华直接与德黑兰的肯·泰勒取得联系的秘密通道。我希望就相关问题与他协商，以便找到与加拿大政府一道推进此事的最佳方式。
埃里克的办公室位于总部大楼的六层，除了他和我，来此参加这次协商会议的还有乔·米苏里和近东部门伊朗站的负责人哈尔。
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文件。我开门见山，直接问埃里克：“我们能否向加拿大人提出使用他们的护照？”
埃里克多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味，说他已经提过这个问题。“但你可以再提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他继续说道。
我点了点头，并告诉他我会再提这个问题。从性格上讲，埃里克是一个颇为专横的人。他也在考虑撤离方案的问题，虽然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向加方介绍时，却说自己是该领域的专家。他并不知道我的处理方案，但时不时地，他就会运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对我进行干预。他负责总统卡特和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之间的联系，他的办公室就好比一个连接总统、中情局局长和加拿大人的三脚架，我无法绕开他。
我还提到了乔·米苏里，并表示我准备带他一起过去，然后又把这名年轻的情报官员向埃里克和哈尔作了介绍。相比于埃里克办公室里西装革履的雇员，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太注重仪表的教授，因而在与埃里克握手时，他显得有些忧虑，甚至还带着一丝歉意。
乔在渥太华的职责是维护中情局与加拿大之间联系，也就是说，让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同事与渥太华的同行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可以让我解脱出来，以便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同加拿大、德黑兰和美国政府的战略磋商。
很快，我就发现，通过埃里克与国务院、白宫和中情局高层打交道，那简直就是一场梦魇，而相比之下，与加拿大政府打交道就简单多了。
在我们的航班抵达渥太华时，冬日的天空一片灰暗，地上留着雪的痕迹。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座黯淡的城市。
我们入住的是埃尔金勋爵酒店。这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与众多政府机构毗邻。酒店里挂着各种照片和画作，而且摆满了郁金香，与加拿大昏暗的冬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我应该提醒一下乔，间谍的真实生活与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乔的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由于所有的衣服都在行李箱里，他只好借穿我的滑雪外套，而在加拿大首都停留的这十天里，他一直都穿着这件衣服。
次日，我和乔直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与中情局加拿大办公室的成员举行了首次会面。驻渥太华的中情局负责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中年人。在我们到来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天的会议安排。
在上午晚些时候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我和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位衣着极为考究的中年人。我称他为“朗·德尔加多”。他双手握在一起，直盯着我看。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他问。
“我们来这里，首先是要向你们表示感谢的，感谢加拿大在这个事情上给予美国的帮助。”我回答说，“其次，我想你也能够猜得到，我们来这里是想获得更多的支持的。我们很抱歉，也希望贵方能够理解。我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能有如此紧密的关系而感到幸运。”
我停顿了一下，想着该怎么说下去。“如果我们用加拿大护照为这六名外交官提供身份掩护，你觉得前景如何？”我说。就这样吧，实话实说。这是我们最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最难以协商的一个问题。我知道，这样一个请求实际上就是让加拿大人在他们自己护照法中通过一个特例法案。据我的了解，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式就是下发一道特殊的“枢密令”，而这需要议会通过。
德尔加多先生打开他面前的一个文件夹，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纸，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态度谦和地说：“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完全呆住了。我试图想象外国政府代表前往华盛顿，请求美国国会通过护照法特例法案的情况。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
我有所不知的是，加拿大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护照问题了。自收留“家庭客人”那天起，我想加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考虑允许使用他们的文件。后来我得知，所谓“枢密令”是在议会的尾闾期间通过的；外长弗罗拉·麦克唐纳和总理约瑟夫·克拉克一唱一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避免了激烈的辩论。在加拿大政府的内阁成员中，最初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家庭客人”的事情，而保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决定再碰一下运气。于是，我问德尔加多能否为这六名“家庭客人”提供六份备用文件，以便我们更好地开展行动；同时，我又问能否多提供两个护照，以便我们的中情局陪护人员使用。德尔加多同意为“家庭客人”提供额外的备份文件，但拒绝了我的后一个请求。护照法的特例针对的是难民，而不是专业的情报官员。“抱歉，”他说，“这个你必须得自己想办法。”
在情报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世界上没有“友好的”情报机构。就当时而言，加拿大甚至都不承认它有秘密情报机构。但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加方该类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显然是很友好的。“你们为护照准备人名清单了吗？”德尔加多先生问道，“顺便再说一句，我们还需要他们的照片。”
乔迅速打开他的公文包，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信封。这里面装有他为这六个美国人取好的化名清单，以及与各个姓名相对应的护照照片。此外，我们还模仿这六个“家庭客人”的笔迹，在每张照片的垂直边上签下了他们的化名。这完全是按照加拿大护照的标准去做的。
德尔加多先生迅速浏览一下资料。他评价说，这些照片看起来还不错，但在我们所选的姓名中，有一个略带有闪族人[1]语的味道，这在穆斯林国家有些不妥。他认为我们必须修正这个问题，于是乔给出了一个新的名字。德尔加多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乔又制作了一张凯西·斯塔福德的照片，并交给了我。“你是一个艺术家兼验证官，托尼。”他说。
利用早年在艺术棚学到的技术，我将照片放在德尔加多办公桌的一角，然后模仿凯西的笔迹签下了她的名字。
这次会议让我和乔受到了鼓励。计划的第一步并没有我们原先想象得那么艰难。我们获得了六个加拿大护照以及六份备用文件，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备用文件可以用于我们的后备计划。
在埃尔金勋爵酒店吃完午餐之后，一辆公务车把我们送到了国防部。
此前，我们得知泰勒大使正在缩减大使馆的人员规模，而这有助于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我们尤感兴趣的是那些在大使馆工作过的宪兵。很多宪兵都有着丰富的国外游历经验，因而对世界各地的边境安检程序非常熟悉。我们这次来，正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在他们中有人进出梅赫拉巴德机场时，获得有关管控措施的情报。
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我于次日上午返回华盛顿，而乔则留了下来，继续处理护照相关事宜，并与国家安全部队的人会面，后者将提供更丰富的文件资料，以作为护照的支持。此外，他们还着手收集在加拿大签发的伊朗签证。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乔将在加拿大处理这些事务。
在回程的航班上，我感到如释重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成就感，我们的行动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此外，我也非常感谢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付诸行动。相比之下，我们的政府就傲慢得多，而且行动迟缓。加拿大人已经预料到了我们的需要，而且采取了非常规举措来满足我们的这种需要，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他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样邻居是真正的好邻居。
护照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把重点转向了掩护身份的问题。一个好的掩护身份及附带文件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这将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中情局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发生在1960年的古巴。中情局技术服务处的三名侦听专家桑顿·安德森、沃尔特·鲁明斯基和戴维·克里斯特前往古巴执行窃听任务。然而表面上，他们是前去度假的美国游客。他们三人所持的都是伪造文件，身份是电机工程师，而他们钱包中装的信用卡和驾照，也都是由技术服务处按照他们的化名伪造的。他们前往古巴的真实目的是在一栋建筑物内安装秘密窃听设备，因为该建筑物即将成为某个重要第三国的大使馆。不幸的是，在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中，他们被抓获并被投入当地监狱。如果他们中有一人招供或他们的文件中有一处破绽，那么他们三人就会被打上间谍的标签，甚至还可能会被处决。虽然经历了近一个月的严刑拷问，但他们并没有屈服。最终，他们被转移到哈瓦那郊外一所臭名昭著的监狱中。三年后，他们最终获释。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向古巴当局提供了多台拖拉机。在被关押期间，他们的身份一直没有被识破，因而古巴也就无法以间谍罪判处他们。为表彰他们的英勇精神，中情局为他们三人颁发了最高级别的英勇勋章——卓越情报十字勋章。
在返回雾谷之后，我和我的团队开始全面搜集进出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人群的信息。我们很快发现，持合法证件进入伊朗的人群包括欧洲公司的油田技术人员、各国前去报道人质事件的新闻团队，以及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猎奇者和救援人员。这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但就这些人群的基本情况来看，无一符合我们的要求，更何况伊朗安全和出入境部门还采取了严密的管控措施。
不同于电影中的场景，身份掩护通常会以平凡低调为主，以免引起注意。此外，这种身份的选择还要充分考虑个人的经历。其中有几个因素至关重要：他们是否会讲外语？他们会不会真的被认为是另一国人？他们有没有接受过秘密训练？就“内斯特”和“猛禽”这两个案子来说，我们把他们都伪装成了商人。在过去，我也曾以游客或中级外交官的身份执行秘密任务。对我来说，这些都已经驾轻就熟。只有真正了解了一个人之后，你才能知道将他伪装成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很重要。雅各布会见“内斯特”，以及我现在建议总部派先遣队对“家庭客人”进行评估，也都是基于这一考虑。不管他们去伊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这种身份不仅要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还要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你面对的是六名业余选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国务院的建议是，这六个人使用美国的证件，伪装成前往伊朗寻找工作的失业英语教师；而渥太华的建议则是，将他们伪装成前往伊朗考察农作物的营养学家；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将他们伪装成为石油工作者。但这几个方案我觉得都不可行。在德黑兰，大多数英语学校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关闭了，而这么多失业教师同时出现在那里也容易引起怀疑。至于加拿大的计划，我认为革命卫队的成员很容易拆穿他们的谎言，因为这些人对农业或石油领域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再说，冬天的伊朗完全被大雪覆盖，一群营养学家在这个时候去考察当地的农作物显然没人相信。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的掩护身份，一个能够让他们相信我们并愿意伪装的掩护身份。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并非易事，尤其是当这关系到你的生死时。我见过训练有素的特工，比如“猛禽”，但在重压之下他同样会崩溃。
我和我的团队对这几种方案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所有人都同意我的判断，但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
由于我们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我宣布散会，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星期剩余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无果而终。然后，就在我准备从工作室出发，前往机场赶飞往渥太华的航班时，一个主意突然冒了出来。通常情况下，掩护身份追求的是平凡和低调，但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所以，与其低调示人，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引人注目的掩护身份，一个所有人都不可能想到的执行秘密任务的掩护身份，那会怎样？
在航班抵达渥太华时，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将会成为中情局历史上最大胆的营救行动之一。但在继续推进之前，我还需要另一个人来进一步完善这一计划，并让它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我拿起电话，然后拨了号码。
[1]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又称“闪米特人”，族名源自《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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