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诺来说，看见电影明星大变脸就好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亚马逊部落的原始人突然看到一场美国国庆节烟花表演一样，太神奇了。“我们怎么就做不成这样呢？”他不禁惊呼。
当下，德诺就乘飞机到洛杉矶去见卡罗维。这时候“内斯特”行动刚刚结束，中情局开始思考应用“装备箱”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以应对那些在接到通知后马上就要实施的秘密撤离任务。德诺并不知道卡罗维能帮上什么忙，但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提些建议。
卡罗维十分乐意帮忙。他是一名“二战”老兵，一直是坚定的爱国者，得知自己又能为国家效力时，他十分欣喜。在入行好莱坞之前，他曾多年为伤兵补上假鼻子和玻璃眼球。即使后来成为娱乐圈红人，卡罗维最引以为豪的职业生涯还是为伤兵服务的那段时间。在他看来，制片人不过是一群无良的奸商，专门出来抢人饭碗——跟食肉的梭鱼差不多。
德诺的洛杉矶之行结束后没过几个月，我就从冲绳飞回华盛顿，接受训练。这是我在“内斯特行动”正式结束后提议的那个“通才”项目，目的是培养跨领域的技术官员，让他们更加贴近实战。我和雅各布有幸组成第一个小组，检验这个理论。我们将会被派到远东地区，但我首先要接受伪装培训。
那个时候，中情局的伪装技术确实不怎么样——经常使用的伪装工具无非就是超市里现成的假发、眼镜和帽子。难怪大多数特工都不戴这些东西。培训一共持续了十天左右，然后我就成了“专家”。在我返回亚洲途中，德诺让我在洛杉矶短暂停留，拜访一下卡罗维。
从创建伊始，中情局就依靠局外承包商的智慧来帮助美国间谍赶上对手的步伐。与拥有政府有力扶持的苏联情报部门不同，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服务局，美国间谍丢了饭碗。直到1947年，美国才重建了情报机构，但相比于对手而言，这时的美国情报机构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此外，美国间谍大佬们发现很难跟私营企业争夺人才。私营企业不仅待遇丰厚，而且还可以给科学家提供获得荣誉和名望的机会，这一点是间谍机构所不能给予的。所以，在建立后的将近头二十年里，中情局的技术水平一直处于劣势。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还没能发明小巧可靠的间谍相机，供特工偷拍文件。美国最重要的俄国间谍奥勒格·弗拉迪米罗弗奇·彭科夫斯基上校在1962年秋季被俘，并于1963年被害。在这次事件中，中情局技术落后的事实更加暴露无遗，而且教训惨痛。
为克服技术不足，局里开始招募更多的应届技术类大学毕业生，并将许多项目承包给私营企业。例如，为了设计一种在70年代早期被称为T-100的新型迷你照相机，技术服务办公室找到一家生产精密光学仪器的承包公司，让他们设计出了直径为4毫米的新相机镜头。设计完成后，新相机小到可以安装在自来水笔上。在另一个案例中，技术服务办公室与一家领先的助听器生产商合作，一同研发了一种小到可以安装在0.45口径子弹上的扬声器。技术人员想在一个外国使馆院子里的树上安装监听装备。当然，这个把戏需要扬声器在被子弹打到树上后仍然可以工作。研制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家公司最后还是获得了成功。
除了卡罗维之外，我在职业生涯中还要和许许多多的外部承包商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一个魔术设备设计师合作，他为魔术师和好莱坞制片厂设计特效。他帮我改进了一种被称为JIB的装备。JIB的设计理念是一旦汽车后座上的特工下车，其座位上就会弹出一个木偶，掩护特工避开监视。但是，要想取得成功，这个装备必须很快就能发动，只有这样，下车的特工才能不被在车后追踪的克格勃发现。这个装备反复设计了好几次，从最初简易改装后的充气娃娃到重约50磅的高科技发明。这个设计师是卡罗维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俩还曾经在一部007系列的电影制作中合作过。特效设计师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一种设计精巧的装置，它可以隐藏在各种物体之中，运作原理跟雨伞一样。设计完成后，汽车司机甚至可以通过一个小控制器让木偶转头。
第一次见面时，卡罗维带我到一个谍战题材的电视节目拍摄场地，跟别人介绍说我是他“部队来的朋友”。每次这么介绍我的时候，他总会眨一下眼睛。到后来的几年里，这成了只有我俩才懂的玩笑。“这是我朋友——他为军队制造特效。”
我见到他那会儿，他已经是公认的影视圈里最有创意的化装师之一了。他已经凭借在一部科幻电影里的出色工作而获得多项业界大奖。
作为在芝加哥长大的第一代美国人，卡罗维身上有几分传奇色彩。他脸庞宽阔，表情丰富，戴着一副50年代式的粗框眼镜，头发向后梳着，油亮油亮的。他看起来更像是在门口看门的大块头保镖，而不像是化装师。他经常穿白色的短袖衬衣，打着黑色领带，我很少见他穿别的衣服。但是，不管在哪儿，他都有点炫富的意思。他戴着一枚宝石戒指，开着一辆型号超大的淡黄色庞蒂亚克汽车。
虽然卡罗维小时候跟电影业没什么接触，但是他很早就被聚光灯吸引。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小时候住在芝加哥，有一天小区里有个仓库着火了。他赶紧冲了过去，想着如果过去帮忙救火，自己的照片有可能会出现在报纸上。一个摄影师给他和一个抬担架的人照了一张相。卡罗维觉得自己这下子肯定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摄影师把他从照片里砍下去了，只剩下他的手还出现在照片里。他过去常以这个故事为例，劝诫别人不要贪慕虚名。“你费了那么多周折，到最后，人们记得的可能只是你的一双手！”
卡罗维说故事成瘾，而且极具表演天赋。他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他的激情也极富感染力。有几个大腕电影明星点名要卡罗维给他们化装，否则拒不拍摄。卡罗维最喜欢的客户之一是鲍勃·霍普。作为一名天生的故事大王，他跟霍普在工作的时候一直打趣戏谑。
带我转完拍摄场地一圈后，卡罗维带着我来到他在伯班克的工作室。所谓工作室，其实就是他在郊区平房的车库。他的房子不大，但是很整洁。他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方式娶了一个很可爱的女人，与90岁的老父亲一起居住。
走在他的车库里就好像走在博物馆里似的。卡罗维对车库进行了改造，让它看起来有点像办公室和工作室。车库的桌子和工作台上堆着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各式材料，车库后面有两个仓库，里面放着他所有的作品——五花八门的橡胶鼻子、耳朵和野兽部件。他经常接到同行的求助电话，就连远在澳大利亚的同行也找他帮过忙。如果你告诉他你想要找某种假鼻子的话，他十有八九会从一间仓库的鞋盒里给你找出来。不过，他车库里面存有的最让人惊讶的艺术品可能要数几个女明星的胸部模型了。在世上还没有整容手术之前，女明星雇用卡罗维做胸部模型，将天然泡沫橡胶做成的“假胸”装进胸罩，使她们看起来更加性感迷人。他用毛巾盖着这些胸部模型，有时也会掀开让来访的朋友欣赏。一个英国男演员的故事是他讲得最多的故事之一，这个演员过来看到了她妻子的胸部模型。“你认识这个吗？”卡罗维问道。“这个看来有点面熟。”这个男演员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卡罗维接着跟他说这是你妻子的，那个时候她还是个冉冉升起的年轻女星。
除了开玩笑，卡罗维还很有工作天赋。他充满创新思维，而且好奇心强烈，经常推出新技术。他走在时代的前列，经常到化工制造厂里搜寻，竭尽全力做出想要的产品，并且一定要做到最好。跟他合作既放心又开心。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素描，他也会很快给你提供方案或者帮你弄完。通常情况下，他都有现成的东西，就藏在工作室的某个角落。
创作好的伪装工具的过程很像艺术品创作的过程。不用说，我们俩志趣相投。第一次见面后不久，我就请求他的帮助了。
从洛杉矶回到亚洲后，我很快来到老挝的首都万象。随着邻国越南的战火逐渐熄灭，万象成了各种秘密行动聚集的中心，它瞬间成了湄公河上的道奇城[1]。每当夜色降临，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就会到万象的主要交通路口，上演一幕幕“开车接人”。所谓“开车接人”就是特工人员将车速放慢，让路边的人能够快速扒到后座上，而不被别人发现。那时候，万象街头的“开车接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人会上错车。有一段时间，我需要戴上二十六道伪装，只有这样我才能联系上要找的人。
一天，在当地工作的一位资深情报官找到我，说他遇到一个大难题。他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如果不是仅有的话——非裔美国人，所以很容易被人跟踪。现任美国驻老挝大使在刚果认识了这位情报官，等他到老挝赴任时要求带上这位情报官。就这样，这位非裔情报官被派到了老挝。这位官员在跟一位重要的老挝部长联系，这位部长知道在印度支那和平会谈中的重要内部消息。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秘密见面。但是随着巴特寮[2]步步紧逼万象，城内的武装分子开始实行宵禁，并且到处设立路障。这位情报官明白，倘若他和这位老挝部长一起被抓，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在他讲完自己的难处后，我坐了一秒钟，思考该怎么做。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便对这位官员说下次陪他一起去接那位部长，并给部长进行伪装。同时，我马上给总部发了封电报，请求指示。我很快就收到了回电，上面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说，最让他们担心的是耳朵。换句话说，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东西是我们正在给去苏联的同事准备的伪装。但是这些伪装只能伪装面部，不能伪装耳朵。
这时，我想起曾在卡罗维的车库里看到的一些东西，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上忙。但是，首先，我要见见这位老挝部长，测量一下他的尺寸。等到我也来了一把“开车接人”后，我测量这位部长身体部位的尺寸。得到他的所有信息后，我坐下来写了一封长电报，在电报中勾勒出计划框架。在电报里，我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请求总部将电报内容转发给卡罗维。
我后来得知，卡罗维接到我发过去的尺寸后，马上就去仓库了。他为大多数好莱坞明星的危险动作替身做过面具，我给他的尺寸正好与维克多·迈彻和雷克斯·哈里森替身的尺寸相符。
没过几个星期，我收到了从总部寄来的包裹。包裹里有两张面具，还有我要的其他材料，包括一双肉色手套。我和雅各布把非裔美国情报官和老挝部长变成了两个白人，长相与雷克斯·哈里森和维克多·迈彻略像（我们最后在这次行动中使用的伪装术现在还没有解密）。完成伪装后，他们在从约会地点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我们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况。路上设置了一个新路障，他们被拦住了。但是他们没有惊慌，而是从容地亮出了崭新的外交官员身份证件。路障边的士兵看看证件，往车里瞥了一眼，挥手让他们通行，他们就这样平安躲过一劫。
此次行动的成功被报告给了总部的最高层。这就是高科技伪装的真正开端。
从此，我和卡罗维成了好朋友。多年来，我经常到洛杉矶去，而且一待就是很久。不论他在为哪个制片厂工作，我都会跟着他的团队，就跟普通员工没什么两样。有一次，我为JIB设备雕刻新的人头雏形，卡罗维和手下的人在为一部魔兽电影做面具。还有一次，我跟他正走在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停车场上，一辆旅游大巴开了过来，司机喊道：“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获过大奖的化装师杰罗姆·卡罗维！”你能想到，卡罗维这时候很自然地用手指了指我。
当上伪装部门负责人后，我就开始安排伪装官员轮流到好莱坞当学徒。和我一样，这些伪装官员也经常在卡罗维工作的制片现场工作。卡罗维向一代中情局伪装官员教授了基本的伪装技巧。不仅如此，卡罗维也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不可多得的意见，有很多方案，局里现在还在用。
卡罗维在其他方面也帮了我们很多忙。他经常来华盛顿。有一次，我安排他跟我们行动部主管共进午餐。那个时候，我正想扩充伪装部门，需要更大的办公空间。卡罗维知道这一点，午饭期间主管询问卡罗维我们部门的工作表现如何，卡罗维就把这件事提了出来。“很好，”他回答道，“但是要是他们的空间能再大点的话，他们还能做得更好。”果然，我们的办公空间得到了扩充。
几年后，卡罗维再次来到华盛顿。这一次，我决定要让他参与一次我们的演习。“弗里克”是一家与中情局合作的化工公司的化学家，那个时候也正好来访。他们两位可以一起看看我们的实战表现。
“通才”培训项目开始后，我们正在对三到四位官员进行培训，使他们做好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准备。为了让他们接受全方位的训练，我们会让他们花费几个星期专门研习某个学科以便掌握专门技巧，比如牙齿的伪装。在最后的考核中，我们把这些技巧融入一个复杂的行动中，要求他们应用所学的所有新技巧。在这次演习中，一个三人组合秘密潜入了假想国，在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基桥万豪大酒店的客房里建了总部，然后从酒店出去与一名在逃的恐怖分子接头，之后帮助他完成伪装，潜逃“出境”。在准备让卡罗维加入时，他们正要入境假想国。
为了增加乐趣，我们决定要卡罗维和弗里克扮演假想国的边界守卫。他们俩人都兴奋极了，去我们的服装间换衣服，使演习更具真实感。“出入境”地点安排在五角大楼附近的水晶城。当我们的团队乘车到那里时，卡罗维和弗里克正坐在一个扑克桌边，戴着皮帽子，穿着波兰制服。受训人员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前。“您好，”他们说道，“我们想要入境贵国。”
“你们想来我们国家做什么？”卡罗维问道。
他们用事先编好的幌子回答道：“我们是跳蚤爱好者，想到贵国参加跳蚤节。”
卡罗维的脑子反应很快，马上回答道：“嗯，但是我们国家的跳蚤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要先对你们进行检查，请脱小内裤。”
受训人员肯定预想到了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脱下裤子后，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美国国旗做成的内裤。
快速检查后，卡罗维和弗里克让他们通关，然后跳上一辆车，开到基桥万豪酒店。在前台登记入住后，他们进行了伪装，然后到酒吧去找当地的联络人——这个联络人由另一个受训人员扮演。这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手势或暗号作答。在这次“行动”中，团队成员耍了点小聪明。
卡罗维总是讲笑话，有一个笑话甚至流传到了我们办公室。这个敲门的笑话里面有个酒吧的醉汉。“当，当”卡罗维模仿敲门的声音。“谁呀？”醉汉问道。“阿尔戈。”卡罗维回答道。“是哪个阿尔戈呀？”那个人认真地问道。“阿尔戈日你！”[3]，卡罗维大声喊道，就跟刚喝完一瓶威士忌似的。没过多久，这句经典的话就成了我们手忙脚乱、头脑发胀时发泄的口号。每当工作压力负荷超大时，卡罗维就会喊一声“阿尔戈！”来打破紧张气氛，然后大家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
受训人员决定用“阿尔戈”作为暗号。不过，他们没有把暗号说出来，而是将这几个字镶在了自制的门牙装饰上。所以对话是这样进行的：“月亮是蓝的。”然后那个人绽开笑容，露出门牙前面的红字“阿尔戈”。
行动的第三步是去接恐怖分子，这名恐怖分子想要带上他的女朋友。要带女朋友是个突发情况，他们事先并没有准备女人的证件，所以要把她化装成男人。
演习结束后，我们到酒店客房庆祝。那一天过得很开心。卡罗维十分高兴，我想他也明白了特工人员带人潜逃出境任务的复杂性。
在我们给沙赫制作替身的行动失败后，卡罗维就要飞回洛杉矶了。临走，他一再表示如果需要他效力，他一定义不容辞。等到198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人质危机仍然占据着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我知道卡罗维的心里肯定跟我们一样沮丧。
在准备去渥太华进行后续工作时，我脑中一直思索要编什么故事来掩护那几个“客人”出逃。什么人会在这时进出伊朗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站在自己的工作室，卡罗维临行前的那句话在我的耳畔回荡。卡罗维能有什么法子帮助那些“客人”吗？我回想着他给我讲过的每个故事，回想着自己在洛杉矶的所有经历。抵达渥太华后，再次入住埃尔金勋爵酒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行得通的掩护故事。这几个美国“客人”不能假扮石油工人，也不能假扮营养学家或者教师，他们可以假扮成一家好莱坞公司的员工，为了拍摄新片要到伊朗寻找取景地点。这个计划在多数秘密行动中都不会考虑，但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好莱坞电影剧组成员通常来自世界各地。即使在革命时期，一群自我陶醉的好莱坞怪人也很有可能为了寻找理想的影片取景地点而去伊朗。除此之外，这个计划的另一个优点是其他幌子所有没有的。那就是，这个幌子很有意思。我知道这个故事可以让在伊朗的“客人”入戏，而其他的故事就不一定能。性命攸关，他们很有可能会演得更加可信。虽然有些人一点农业知识都没有，但是所有人大概都知道好莱坞是什么样的。判断所有掩护幌子好坏的第一标准一般是：我愿意用这个幌子吗？据我猜想，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向加拿大人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还需要再给卡罗维打个电话，问问他的看法。那个时候，卡罗维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电话也没有加密，所以我在电话里面不得不谨慎一些。
“嗨，杰罗姆。我是你部队里的朋友。”我说道。
“嗨，托尼，”他用我的昵称回道，“有什么事吗？”
“在好莱坞，如果要外出选取景地点的话，一般需要派几个人去？”我问他。
“明白了，”他说道，“一般需要八个人左右。”说完之后他挨个列举：导演、摄影技师、制片主任、艺术指导、交通经理、剧本顾问、副制片人和业务经理。
接着，他从艺术和经济的角度向我介绍了选取拍摄地点的分工。副制片人代表投资方。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银行技术细则，即使只有十天的拍摄也有可能需要在拍摄地耗费数百万美元。交通经理负责租赁各种交通工具，包括租高级轿车接送明星和运送用来搭建场地的笨重装备。制片主任统管一切。团队的其他成员就是从剧本文字中制作电影脚本的技术人员。
卡罗维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计划听起来万无一失。“听起来真不错，”我说，“太谢谢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德尔加多，向他讲述我的新想法。他耐心地坐着，听我讲述我跟卡罗维之前的交情，以及我打算如何利用好莱坞取景人员的幌子将几名“客人”带离伊朗。他很感兴趣，马上表示他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他同意我的观点，认为电影圈里的人性格古怪，伊朗人很可能也有所耳闻。更好的是，加拿大的电影业异常兴旺，所以这个幌子正好跟他们的加拿大身份材料吻合。
接着，我开始想怎样才能打开一个缝隙，凿进去一支楔子，让我的构想能够传达到总部去。我想到了在上次“内斯特行动”中，雅各布需要应对总部里的一大堆人。在那种情况下，雅各布来了个先斩后奏：实际上，他把自己申请要做的事情付诸实施了。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想的也是要先斩后奏。我和德尔加多要制定出行动计划的细节，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日程表，然后才告诉总部我和他一致认为要在本周末之前开展这个计划。
把德尔加多拉上船后，我向局里驻渥太华的站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计划，他也点头表示认同。“听起来棒极了！”他说。然后，我坐到站长的办公桌旁，在一本黄色纸簿上动手写了一份十六页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是很全面的，如果你希望总部能够批准，那就写得越详细越好，尽量把他们能想到的问题都回答完。我记得在我写电报的时候，渥太华站站长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都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我。“他正在写解决方案。”我听见站长轻声对大使说。写完之后，我马上把报文交给通讯官，他把我的计划书打进电文，发送给总部，划分等级为：火速处理。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了华盛顿，坐在办公室，想要查阅一下不在时错过的电报。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还没有接就已猜到是谁打过来的了。“哪位？”我说。
果然，打电话的是近东事务处的哈尔。“埃里克想要见你，”他说，“你今天上午有时间过来一趟吗？”如我所料，我之前从加拿大发过来的电报已经在总部引起反响了。虽然哈尔没有跟我说，但是我可以猜得出来埃里克对此不太高兴。我跟秘书说了一声我要去哪儿，然后就向停车场走去。
我到埃里克办公室时，他正在看文件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让我坐下。“我找你有点事。”他说。他接着跟我解释说，他觉得我仅凭一个驻外站长的首肯就发电报是不对的，因为驻外站长的职务只是联络处处长而已。他的意思当然是指我本来应该先跟他商量，而不应该绕开他跟渥太华站长商量，站长在加拿大的工作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这你是知道的，门德兹。”他对我说。说完这些后，办公室的紧张气氛似乎消失了，他跟我说这个计划简直棒极了，他觉得这个计划将不仅可以用来解救六个“客人”。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想法：
五角大楼仍然在就“鹰爪计划”进行磋商。考虑到德黑兰的地理位置，五角大楼目前还没有想出派突击队潜入德黑兰营救人质的可行方案……这个电影幌子是个好方案，很可能会得到伊朗国家指导部的欢迎。指导部现在奉命处理关于伊朗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解决手段竟然是——推动旅游业。在卡特总统要求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后，德黑兰正在设法缓解由此引发的现金流紧张问题。在伊朗境内拍摄电影可能会成为一针经济强心剂，而且还能提供理想的宣传工具，帮助伊朗改变由人质事件造成的负面国际形象。
相对“温和”的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即将当选伊朗总统，我们判断他有可能会接受这个计划里的经济卖点，努力说服政权内的激进派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角洲突击队”（准备解救人质的武装力量）假扮成为建设拍摄场地的工人和布置拍摄场地的摄影师潜入德黑兰就顺理成章了。我们还设想着有可能在电影设备中私藏武器和其他物品。
从很多层面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成功。但是，当我开车回“雾谷”时，我立刻对这一方案充满了怀疑。好莱坞计划这么轻而易举就被接受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仅是大家的一厢情愿。从表面看来，这个想法太荒谬了，我本以为会受到一些阻力，但是我却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我自然要开始想：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考虑到？我们提出的这个计划是不是过于复杂，会不会有人在计划中丧生？既然我是这个计划的总设计者，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虽然计划中有些不足之处，但我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时间将会证明我们能否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跟团队里面的人开会，让他们加速筹备好莱坞计划和其他伪装幌子。乔·米苏里仍在加拿大处理次要文件问题，比如信用卡和加拿大驾照。后来才发现，这些证件很难搞到手。和我们本国政府一样，加拿大政府对于安全文件的使用地点有一些限制。为了弄到驾照，乔甚至找到了加拿大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位局长告诉乔，必须先获得上面的特许令才行。这时，他们打通了加拿大总检察长（跟美国大检察官的职务相当）的电话。乔事后回忆说，总检察长走进来，先是看看国家安全局长，然后看看乔，然后又看了看国家安全局长，说道：“帮他把这些破东西办了。”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弄好了六个护照，一些在加拿大的技术服务办公室成员迅速弄上一些以假乱真的补充材料，包括一个欧洲国家颁发的签证。万一“客人们”需要马上逃离的话，这些都是应急的材料。所有这些东西很快就弄好了，然后通过外交包裹寄了出去。下一包文件很久之后才能寄出去，因为里面还要装上乔正在准备的其他次要文件。
那天晚些时候，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副主任马特来办公室找我。他是顺便过来看看我们的进展情况。我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告诉他我准备飞趟洛杉矶。“要是有人查证的话，我需要在旧金山设立据点。”我说。
最好的伪装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到假冒身份的人证件上所写的城镇，然后按照证件上的地址找到他家，一进屋，你就会看到壁炉架上摆着一张假冒者与假冒的妻子家人的合影。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这种水平的伪装。
“好莱坞是座靠形象运转的城市，”我说，“我想要弄间办公室，还要有员工，弄得越逼真越好。”既然“客人们”要冒充是选取电影拍摄场地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开家制片公司，还要找一部电影让他们拍。鉴于我了解那里的情况，所以我决定要亲自飞一趟洛杉矶，弄好这一切。我告诉马特，我想从财务处申请十万美元的预付资金，支付行动开销。
马特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我们这是在冒险，因为好莱坞计划还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与可能的代价相比，这个风险很小。倘若我们最终决定用这个幌子解救使馆人质的话，那么现在动手做些基础工作就很明智。
马特眼睛一亮，摇摇头。“只有你小子才能想出这么个鬼点子来。”他说。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潜逃的后勤问题。虽然编个好幌子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为了保证计划成功，还需要有一队情报官员去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摸底，与“客人们”会面，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执行计划的能力。“你想让谁去呢？”他问道。
六名美国人命悬一线，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卡特总统面临巨大压力——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从技术角度来说，我是证件部门的主管，实战经验丰富，而且我对中情局秘密行动的内部情况比较了解。再者，因为我刚刚去过伊朗。
“我，还有文件处的一位同事，”我回答道，“我觉得夏利奥就不错。”
“夏利奥”是一名驻欧洲的文件官员，今年31岁。在我心里，夏利奥是局里最能干的文件官员之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百变型人”，你让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都能胜任。人们一想到间谍，多数人都会想到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光彩照人、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的角色。但在真实的间谍世界里，间谍要能混迹于人群。在谈到局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时，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找的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人，而是站在银行排队或者走过超市结账台时，没有人会记着你长什么样子的人。
勒卡雷[4]说得没错。特工可高可矮，可以是一会儿是欧洲人，一会儿变成美国人，一会儿又可以变成南美人——只要能把任务完成就行。夏利奥就是这样一个人。夏利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曾在索邦大学学习，具有语言天赋，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波斯语和法语。如果你给他一个周末去学习一种新语言，周一回来的时候他就能把你让他学的语言说得很流利。不仅如此，夏利奥还曾参与过很多秘密潜逃行动，而且都有不俗的表现。在一次中东行动中，他与一个想要投诚我们的大恐怖分子接头。夏利奥跟恐怖分子在一个安全场所会面，然后乘坐一艘渡轮出逃，但是最后渡轮不得不掉头返港，因为当时船的螺旋桨被垃圾绊住了。不难想象，当渡轮慢慢返回码头时，恐怖分子的内心有多么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一个逃跑失败的人再次逃跑绝不是一般的困难。但是夏利奥镇定自若，第二天劝服了那名恐怖分子再次跟他逃走。
在这次行动中，跟镇定自若一样重要的是要有好口才。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强“客人们”的信心：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对这个计划没有信心，整个计划就会泡汤。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是那些有权批准行动计划的人不相信六个业余演员能够组成一个团体，配合演出。而我相信，我和夏利奥能够说服他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不错。”马特说。
第二天，也就是1月10号星期六的上午，我给伊莲打电话让她到财务处预支十万美元现金。但是我们财务处的人堪称全世界最斤斤计较、一毛不拔的人，而且官僚主义极其严重。十万美元是财务处可以批准的最大数额。如果想要更多资金的话，非得上帝出手不可。伊莲把钱带回来后，我把它们放进一只带暗格的公文包中。我知道财务处那帮人肯定会在背地里骂我，但是这笔钱会派上好用场。我该动身去好莱坞创办我们的公司了。
[1]美国堪萨斯州的道奇城是历史上有名的“牛仔之城”，曾经有一段时期地下产业发达。
[2]即老挝共产党。
[3]此处是一种典型的美式幽默，这是讲英语的孩子们经常玩的一个文字游戏。玩法是这样：第一个人开始总是说Knock knock，模仿有人敲门的样子，第二个人就问：Who's there？（谁啊？）第一个人就说一个自己想好的单词（比如说Eye，眼睛），然后第二个人接着问：Eye who？意思是哪个Eye啊？最后一句话是整个游戏最有意思也是关键的地方，是看出第一个人精心设计的地方，比如接着前面的Eye说Ice-cream.Ice的发音包含了Eye，而意思和Eye完全不相干，所以让别人感到很意外。在这段话中的幽默是这样的，卡罗维说一句“阿尔戈”，其英文拼写为Argo，谐音为Aw go，翻译成英文就是“走啊”。等醉汉问“是哪个阿尔戈”的时候，卡罗维就会利用这个谐音，假装对方的问话为“去哪”，然后回答一句“去你妈的”。理解卡罗维这个笑话的幽默，读者需要具备简单的英文知识。
[4]英国著名谍战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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