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洛杉矶有着复杂的情感。原因之一在于，这里跟我的家庭史有些关系。我父母的蜜月是在洛杉矶度过的，我的母亲经常提起奥维拉街怎么怎么样。此外，我爷爷弗兰克·戈麦斯是当年修建好莱坞中国戏院的砖瓦匠。他当年还在戏院的一块基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改姓门德兹，带着我父亲和叔父一起迁往内华达州。
不仅如此，洛杉矶还有电影的诱惑。这对我这样一个在穷乡僻壤长大的人来说诱惑更大。小时候，电影比现实生活对我更重要。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逃避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周六下午跑到电影院看场电影。电影院位于内华达州卡连特小城，这是个沿着铁路发展起来的城镇。实际上，铁道直接穿过镇里的主干道。镇上到处都是平淡无奇的商店和酒吧，唯一有生机的地方就是雷克斯电影院。电影院的照片几乎跟影院大楼差不多大小。在荒凉的高原沙漠上，我觉得这座电影院就像一座宫殿。我当时特别喜欢约翰·韦恩和艾伦·拉德，喜欢看的电影包括《边疆铁骑军》、《要塞风云》、《大战红河边》和《蓝色大丽花》等。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不能像银幕中的探险那样。我对好莱坞的化妆和拍摄场地惊叹不已。我仔细观察银幕上的男演员，回家后对着镜子模仿他们。我无可救药地迷上了电影塑造的虚拟世界，终生不可自拔。
还有洛杉矶本身给人带来的感觉。这座城市有种无可置疑的能量——在这里，时间好像在令人狂喜的想象中静止了。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周围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标志。从日落大道到好莱坞大道上的地标你都能看得到。在社区酒吧和后巷俱乐部，当红明星和曾经红极一时的老明星进进出出。在新到洛杉矶的人中既有对生活充满了迫切希望的人，也有梦想破灭的人。我虽然在世界各地来回跑，但是没有其他哪一座城市跟洛杉矶一样。这个地方就像在你周围旋转的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她用她的旋转吸引住你，拉着你来回转圈，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她的魔咒，被她征服。
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是好莱坞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十年。一群年轻人涌入好莱坞，一再突破现实主义和幻想主义的极限，打破了60年代建立起来的条条框框，他们创造了所谓的“新好莱坞”。引领这些突破的是一群新锐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斯科西斯、斯坦利·库布里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威廉姆·弗莱德金、布莱恩·德·帕尔马和罗曼·波兰斯基等等。他们打破常规，制作大胆的现实主义影片和科幻片，采用当时不太知名的演员，比如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哈维·凯特尔和哈里森·福特。《教父》、《出租车司机》、《不毛之地》、《发条橙》、《唐人街》、《驱魔人》、《现代启示录》、《星球大战》、《大白鲨》、《穷街陋巷》、《第三类接触》、《美国风情画》——这几部电影是这十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些导演和他们的电影不仅改变了好莱坞的文化，而且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现象——大片。科波拉执导的《教父》，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大白鲨》和卢卡斯执导的《星球大战》一再打破电影票房纪录，并影响了未来几十年的电影制作方式。
在那个年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除了产生了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导演和制片人，好莱坞还推动了技术和艺术潮流的进步，比如工业光魔公司的建立。这些技术和艺术进步将电影视觉效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开车从好莱坞大道向北走的路上，我希望我们也能用上点这些新技术。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来到卡罗维家里。他打开门，把我带进厨房，他的一个同事已经在等我们了。在从华盛顿出发之前，我就给卡罗维打过电话，让他找个人帮忙建个公司。“要找个你信得过的人，而且要在你们圈里很有名气。”我这么跟卡罗维说。卡罗维挑选的这个人是资深化妆师鲍勃·西德尔。西德尔天生就是个演员，看起来像是个温和版的约翰·米利厄斯——《现代启示录》的编剧之一。但是他的体型看起来要比米利厄斯稍小。他今年42岁，秃头，脸上露着愉快的笑容。西德尔带着一副镀着金边的厚眼镜，胡须梳理得很整齐。卡罗维跟西德尔已经认识将近二十年了，他们曾在几部电影中有过合作，包括卡罗维获奖的那部科幻电影。那天早上，卡罗维只是让西德尔过来喝杯咖啡。“我有个朋友想见见你。”卡罗维说。西德尔当时正好手头没活儿，有机会见见老朋友自然很高兴。
西德尔于1937年出生在费城，童年在底特律度过，然后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恩西诺。在恩西诺高中一毕业，西德尔就加入了美国海军，被派驻夏威夷附近的反潜艇驱逐舰上。
最后，在妻子叔叔的帮助下，西德尔加入了美容美发工会（他妻子的叔叔是化妆师）。在那个年代，化妆师实际上处于工会的控制下，工会把化妆师借调给好莱坞的各种制片公司。当时，工会为新入行的化妆师提供培训，由包括卡罗维在内的老化妆师充当志愿讲师。西德尔在经过为期十个星期的培训后，获得认可，加入了化妆师名单。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史蒂夫·麦奎因主演的《西部浪子》中担任化妆师。后来，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谋到一份工作，负责几个综艺节目的化妆工作，包括“哈哈笑”栏目，他也曾与迪安·马丁和小萨米·戴维斯等明星一起工作。
西德尔是个很有天赋的化妆师，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后勤工作。他特别擅长处理某项任务的细节。这一点卡罗维非常了解。
“有什么事吗，杰罗姆？”在我入座的时候，西德尔问道。我看得出来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事后我才发现，虽然卡罗维有几个朋友知道他为中情局工作过，但是他从未向他们透露过任何工作细节。
“托尼想跟你谈个项目，”卡罗维说道，“但是在我们谈事情之前，你得先把这个签了。”
我把事先带来的一份保密协议从桌子上推给西德尔。西德尔迟疑了一下，看看卡罗维。卡罗维冲他点点头。
“你最近看新闻了吗？”当他把签好的保密协议推给我时，我问道。
“嗯，当然看了。”他回答道。
“那你肯定知道伊朗现在发生的事情喽？”我问道。
他抱怨了一两分钟，表达了对伊朗事件的愤怒和失望，怒斥伊朗人不该将无辜的美国人质扣押在大使馆。
“要是我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驻伊朗外交官都被扣押在大使馆，你怎么想？”我问道。
听完这句话，他提起了精神。我把“客人们”在伊朗的情况向他解释了一番，最后说了一句：“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他们救出来。”
我给他留了一秒钟的理解时间，然后把我们在营救幌子上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将这几名“客人”伪装成为电影人的问题告诉他。“我们对于所有进出伊朗的人群进行了研究，寻找即将面临的对手。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是最可信的。”我解释说。
西德尔马上表示赞同。“这个计划妙极了，”他说，“可是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鲍勃，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边说边摊开几张“客人”的照片和假身份文件。“我们比方说，有人想要对‘客人’中的某一位进行核实——比方说特蕾莎·哈里斯。”说着，我拿起一张科拉·拉齐克的加拿大护照，“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核查她的身份——他们可以打电话，可以发传真，甚至可以走进上面地址的房门。他们也可能这三种方法都用。我们这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特蕾莎·哈里斯的办公室问题。如果有人要核实她的身份，他们需要知道她有办公室。”
西德尔点点头，拿起“特蕾莎·哈里斯”的加拿大护照，仔细打量着。
“我需要有个人在这里告诉核查的人她在外出差，正在为电影找寻取景地点。因为电影计划三月份开拍，时间很紧急。她可能一周左右就会回来——无论如何都必须赶回来。明白了吗？”
西德尔又点了点头。他接着翻看了其他“客人”的证件。
“我看行，”他说，“我们会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正在我们谈话间，我们合同司的戴夫过来了。戴夫在中情局西海岸采购办公室工作，这次来就是为了监管资金，确保卡罗维和西德尔能够买到所需的一切东西。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让秘书给他给戴夫发了封电报，通知他到卡罗维家会面。
“戴夫过来就是要保证你们的经费充足，”我说着，把装有十万美金的文件箱交给戴夫。戴夫打开往里面看了看，然后坐在房间对面仔细清点文件箱里的百元美钞，很快签了一张收据，把文件箱递给西德尔。西德尔也仔细清点了一遍，签了张收据。这么一来，我就不用操心繁琐的会计工作了，也省得跟财务处那帮人打交道。都弄完后，我跟卡罗维和西德尔开始商量怎么建制片公司的事，戴夫坐回座位，在一旁看着我们商量。因为有六位“客人”被困在伊朗，我决定把要建的这家制片公司称为“第六制片厂”。
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找寻办公场地点。西德尔解释说，这个事情不难办，因为电影公司的开办和关闭都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所以电影行业里通常都是用短期租赁的方式寻找办公场地。卡罗维以前曾跟我说，黑社会组织经常靠不停地开办和关闭制片公司来洗钱。不过，黑帮的手上有时候也会拍出特别火的电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20世纪70年代有个特别流行的电视节目最初就是靠黑帮投资拍摄的。卡罗维十分坚信这一点，至今也没有人向我证明卡罗维说的是错的。因此，这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商业领域。你需要做的只是找个剧本，弄点资金，而你也总能找到人来给你拍电影。至于电影或者电视节目能不能成功，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卡罗维和西德尔轮流打电话，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找到了，”西德尔边说边转过身来，“夕阳耕者制片公司明天有些地方要空出来。”迈克尔·道格拉斯刚刚拍完《中国综合症》，很显然，我们可以租用他的办公室。夕阳耕者影城是个独立的制片工作室，位于老哥伦比亚制片公司的旧址。这块地方是好莱坞的上好地段，而且迈克尔·道格拉斯跟这里还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把制片公司开在这里就更有信服力了。
“我们得租三间办公室和一间接待室。”西德尔说。
“如果迈克尔·道格拉斯能用这里，我们用起来肯定没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几名“客人”分别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我可以让乔·米苏里稍后把细节问题处理好，但我觉得问问西德尔和卡罗维有什么想法也无妨。除了护照之外，我还带来了“客人”名单以及他们的年龄和姓名。他们俩都认为要想让别人以为他们是在电影圈工作的人，就需要在他们的简历上写上一堆以前的相关工作经历。卡罗维想出的点子是找几个能够证明他们能力的职位，如艺术指导、摄像师、运输协调员，而不用在影片上显示他们的姓名。因为导演和制片人的姓名都会出现在影片上，伊朗很容易查证。
除此之外，因为好莱坞里各种工会无所不在，所以这些“客人”也很有可能是工会成员。西德尔提醒我说，他们每个人的钱包里都应该有一张工会卡。我们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想想办法。
我决定要扮演制片经理，这样一来所有跟制片相关的材料都会在我身上，我也会负责管理这次外出取景的成员。同时，我的搭档夏利奥将扮演副制片人，代表制片公司表面上的南美赞助商。
周六上午，我们一起到夕阳耕者制片室查看办公空间。他们把我们制片公司的名称塞进了正门上的一个空格条上。我心想，这就弄完了，太快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搜寻办公室的家具和打字机，打电话给卡罗维和西德尔的每个熟人，想办法把办公室的电话接通。我们安装了几个工作热线，其中还包括几个公开登记的号码。在先前商量成立制片公司的时候，西德尔同意在行动期间管理办公室。这个角色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向外人证明“第六制片厂”是家正在运转的公司，而不仅仅是个地址。
这里的一间办公室是我的，另外一间是西德尔的。鉴于西德尔知名度太高，我们尽量对他的参与进行保密。
这时，西德尔询问是否可以让他的妻子安迪也参与进来，扮演制片秘书一职。我说可以，但是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的真实工作，甚至对孩子也什么都不能说。
那天晚上，西德尔叫上妻子到院子外面散散步，把自己现在做的工作告诉了她。后来，他跟我说他妻子当时差点没昏过去。西德尔好像觉得妻子还不够吃惊，接着跟她说：“哦，对了，我还要恭喜你一下——你现在有一份新工作了。你将成为公司的制片秘书，下周一开始上班。”
周日，我们重新在卡罗维家碰头。现在制片公司已经开起来了，得有个剧本才行。我们开始思考制作什么样的影片才有可能去伊朗。因为当时《星球大战》（拍摄于突尼斯）红极一时，我们马上就觉得这类题材最适合我们。科幻影片中经常夹杂神话元素，假如里面能够添加中东风情就更好了。就在这时，卡罗维向我提起了自己几个月前一直极力推销的一部剧本。这部剧本依据罗杰·泽拉兹尼的科幻小说《光之王》改编，前期制作已经开始，拍摄项目最终因为制片团队有人挪用公款被捕而搁浅。更好的是，制片方还请到了知名漫画艺术家杰克·科比绘制概念图。有一个时期，制片人甚至构想要建设一个跟项目相关的主题公园，起名为科幻小说天地，内有“雷霆战车发射区”、“喷气式运输管道”，甚至还有一个三百英尺高的摩天轮，整个公园将以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为背景。剧本和概念图还在卡罗维手上，所以他回去取了过来。
“婆罗门的极乐塔。”我边看素描概念图边读道。这幅画的内容是在一条马路边有着许多高大的雕塑。在另外一张素描中，一个男人看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戴着有六个角的巨型头盔。“这是什么？”我问。
“谁知道呢！”他说，“某个太空剧发生在被人类殖民的星球，人类在那边变成了印度教神仙什么的。”
我打开剧本，随便读了起来：“……守护神毗湿奴和死亡之神雅玛-达尔马用坚不可破的拱顶……不是仅仅笼罩着整个城市，而是把天都笼罩住了。”
“好极了，”我说，“没人能看懂这些东西。”我在想，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剧本越复杂越好。要是有人拦我们的话，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复杂的概念术语把他们搞糊涂。此外，我还可以把素描画加进拍摄材料里，让我们的拍摄活动看起来更像真的。
此外，德黑兰有个有名的地下集市，跟剧本里面的一个地方正好吻合。假如伊朗国家指导部过问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来说服它。
“我们给电影起个什么名字呢？”我问道。我们一致认为，需要给电影名字添加一些东方文化或者神话色彩，以吸引伊朗人的眼球。想出几个名字后，我们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我们叫它《阿尔戈》吧。”卡罗维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接着，他跟我们解释说“阿尔戈”还带有神话色彩。“在希腊神话里，杰森和其他英雄们就是乘坐‘阿尔戈号’航船去找寻金羊毛的。”
“这听起来跟我们的行动差不多。”我说。
这时，我拿起一个黄色纸簿，为我们的电影绘制了一个标识。西德尔和卡罗维建议我们在影视媒体上刊登广告。他们说，因为好莱坞是靠“形象”繁荣起来的行业，我们要自吹自擂一下，为我们的行动创造一点业界认可的假象。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如果圈里人“知道”这部片子要开拍，那么这个片子“就是”要开拍了。卡罗维家就放着一些影视期刊，我快速浏览了几份，看看他们上面登的都是什么广告。我发现，这些广告越是夸张，越是吸引眼球，就越好。最后，我选择了一整张黑色背景的图画，象征着外太空的黑暗，在图画中央是一群正在爆炸的星球，一个小行星正在向这些爆炸的行星冲去。小行星上面写着阿尔戈的英文字母。为了增加电影的噱头，我想出一个标题“宇宙大战”，广告语是“罗比特·西德尔和团队第六制片厂新片《阿尔戈》……一场宇宙大战……由特蕾莎·哈里斯编剧。”
第二天，我跟卡罗维一起到《好莱坞报道者》杂志社和《每日综艺》报社刊登整页广告，出版日期排到了1月16日星期三。
在此期间，西德尔到一家提供电影行业所需的各种工具和装备的零售卖场帮我们寻找其他物资。他在那里挑选了一个拍摄日程板，在上面写上每天的分工，看来像是电影的制片日程公示板，同时他还为摄影师买了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取景器。
这些都弄完后，我在制片公司办公室用假身份给伊朗驻旧金山领事馆打了一个正式电话。我告诉他们我需要申请签证，并咨询申请到德黑兰寻找取景地的程序。我的团队将由六个加拿大人，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拉美人组成。
与伊朗领事馆的通话一无所获。领事馆官员建议我们与华盛顿特区的伊朗大使馆联系。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许多伊朗外交官都是沙赫政权时期派来的，很多人还不确定自己现在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权力颁发签证。
周二上午，我们搜集各种可以装进口袋的小东西，包括工会卡、收据以及各种能够证明我们的“客人”是在洛杉矶生活和工作的证据。
那天下午，卡罗维和我在布朗德比饭店召开了一个“开拍”舞会。当初克拉克·盖博就是在这里向卡洛尔·隆巴德求婚，布朗德比酒店因此成了象征电影圈的热门场所。根据日程安排，我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卡罗维想用这种好莱坞庆祝电影开拍仪式的小传统来为我饯行。
作为一名地道的爱尔兰人，卡罗维知道怎么享受生活。他最喜欢喝玛格丽塔葡萄酒。对他来说，这种酒唯一的不足之处是用小杯上。为了喝得过瘾，他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要了一罐。但是，没过多久，这家他经常来的饭店就开始用跟水桶一样的“超大杯”给他上了。
我和卡罗维没喝几杯，就开始大喊起“阿尔戈”的口号来。
后来，我们谈论了一下卡罗维见过的一些电影圈名人，我也编好了自己的伪装身份。我要用的假名是“凯文·哥斯达·哈金斯”。这个名字是我70年代早期在亚洲次大陆执行潜逃任务时杜撰出来的。无论什么时候，局里的行动特工可能都会有很多个身份。因为一个假身份是不够的。你有可能想要掩藏曾经去过的某些地方，或者改变自己的习惯，以免引起外国移民官员的注意。这些假身份都在掩护总处登记注册，由它负责管理，所以不会出现重名的现象。
凯文·哥斯塔·哈金斯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用的假名，有史可查。他表面是个在加州有亲戚的北欧人。他在旧金山哥罗多利广场附近有一套公寓。他是一名周游世界的艺术家。很明显，他很富有，可以随心所欲地收拾行李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对于一名有时必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出现在不合时宜的地点的特工而言，这个身份是个很不错的伪装。
要伪装成为一个参与选取电影拍摄地点的人，加利福尼亚的出身背景给我加分不少。我可以把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在行动中的好莱坞幌子联系起来。我当然要亮出自己在加州有居住地——感兴趣的人会认为我跟好莱坞圈子的人有联系。但很显然，凯文这个身份最好的地方在于他是个外国人，这样我就不用持美国护照外出了。
我把凯文·哥斯达·哈金斯的假身份告诉卡罗维，他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名字的北欧渊源。他开始跟我讲解他对哥斯达·哈金斯这个名字的深刻理解。因为这个名字跟他之前到过的地方和认识的人有关。事实上，“哥斯达·哈金斯”这个名字源于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掠夺、征服并且殖民北欧。爱尔兰的某些县吸收了大量的罗马人，特别是那些在科克县泻湖击毁他们船只的罗马人。这些罗马人就是后来被称为黑色爱尔兰的人。
卡罗维的讲解让我深受启发。我要来一次体面的身份伪装，我很愿意把这个典故告诉别人。卡罗维很高兴，教我跟他一起练习祖先的口音，并举起酒杯，为我们共同的祖先干杯。
到了告别的时候，卡罗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这时才意识到也许这一别将成永别。“到那儿之后照顾好自己。”他对我说。他这个人从不轻易流露感情，这次却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第二天上午，就在我飞回华盛顿的时候，电影报纸杂志登出了我们的《阿尔戈》广告，宣布这部片子定于3月份开始主要拍摄工作。
在首都下飞机时，我感到很兴奋，因为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现在在电影城有一家实实在在的办公室，而且里面全都是好莱坞的圈内人，要是德黑兰那边有人查证的话，他们可以帮我们圆谎。在准备给假冒身份提供假证明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这时候，我只希望局里总部和加拿大人能和我一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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