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事件发生近三个月后，激进分子应该可以理清事发当天在大使馆工作的人数了。当时，许多文件都被商务碎纸机切成了细长的纸条，但是伊朗人雇佣织地毯的童工拼接碎纸条。此外，在使馆人员逃跑时，有几包文件竟然被莫名其妙地落在了使馆一层的地板上。更危险的是，布鲁斯·兰根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伊朗人弄到了，里面的文件不仅包括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秘密交流信息，还包括使馆人员——包括三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
科拉后来知道，激进分子还曾拉着一名领事官员到各个办公室，指认每个外交官在哪间办公室工作。显然，被劫持的外交官人数跟办公室数量不符。当激进分子指出这一点时，同事们为了掩护逃走的同事，谎称他们事发当天正好不在伊朗。激进分子显然是相信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这能够隐瞒多久。
有一次，肯·泰勒的妻子帕特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神秘电话，陌生人用极其标准的英语问乔和凯西·斯塔福德，然后就挂断电话了。肯·泰勒当然知道有些记者正在搜集信息，想要把零星的消息拼凑起来。因为来电者说的是英文，所以他希望那人只是一个打探消息的西方记者。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不把这个情况告诉六位美国人，以免他们惊慌。
还有一次，安德斯和沙茨正在院子里跑，这时一架直升机飞过正上方，他们不得不迅速低头躲进房里。四个“客人”蜷缩在房间里，等待着伊朗人冲进来。在此之前，他们曾经设计了类似情况下的逃跑计划。计划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设想他们冲上房顶，跑到希尔唐家外的大街上；第二部分——唉，他们还没有想好呢。头顶有直升机盘桓，他们可能马上就会被人发现。他们蹲了下来，直升机飞走了。泽娜给在加拿大使馆的希尔唐打了个电话，询问他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原来是一个毛拉在附近的清真寺遇刺，革命卫队正在社区搜寻袭击者。
不断的惊险，再加上单调的狭小空间，都考验着“客人们”的意志。泽娜越来越离群索居，其他人则尽力想办法应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科拉决定靠睡懒觉打发时间，刚开始只是睡一上午，后来干脆整天都不起床。马克记得有一天希尔唐夫妇让一个好奇的伊朗人到家里四处查看，他吓得趴到床底下。他们都感觉自己给加拿大朋友带来麻烦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所以十分迫切地渴望找条出路。还有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万一有人得重病了需要看医生怎么办？只要在伊朗多待一天，他们面临的被捕、被杀或者遭遇突发事变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以前，“客人们”被告知，等到其他人质获释后，他们将会被一群西方大使护送到机场，并安排在同一个航班上。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这种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在这些“客人”看来，他们从使馆逃出来的事实，无疑将使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首要怀疑对象。要是激进分子要求审讯他们呢？或者因为他们躲过追捕，而怀疑他们是间谍呢？他们觉得自己在大使馆被占领事件中被完全忽视了，国务院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帮助他们。
厌倦了政府的无所作为，他们在一天晚上聚在地下室里起草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以及被丢在伊朗的恐惧。虽然他们知道泰勒大使不大可能帮他们把信寄出去，但是他们肯定自己的意图会传达出去。
与此同时，渥太华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六个在逃美国人的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就拿弗罗拉·麦克唐纳来说，她现在越来越焦虑，因为不断有人向她询问美国“客人”的事情。加拿大人已经开始小心谨慎地为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做安排。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客人”的秘密还能隐瞒多久。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坐下来与团队的人检查三种伪装方案最后的技术准备情况。总部那边还没有敲定到底选用哪种方案，这就意味着，除了“阿尔戈”方案外，我们还要把其他两个伪装方案进行准备——“加拿大营养学家”方案和“美国英语教师”方案。虽然我们精心准备了这么多材料，但很显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对好莱坞方案存在质疑。这个计划太大胆，太危险，也太复杂。在我看来，这个方案之所以可行，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些特点。
办公室的人都对《每日综艺》上的“阿尔戈”广告赞不绝口，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第六制片厂”已经建立并且运转起来了，我们的下一步任务就是准备影片资料，给六位“客人”分配角色，并且准备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辅助材料。我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快速行动。
乔·米苏里最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安排他去编造每位“客人”的身世故事。我对乔有绝对的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乔都能编出合适的故事来。卡罗维和西德尔之前根据每位“客人”的背景，给出了他们最有可能扮演的一些角色。我把这些笔记交给乔，乔将根据每位“客人”的性格和年龄特点具体安排。比如，我们得知凯西具有艺术方面的背景，所以我们决定安排她扮演艺术总监。
我记得看到乔坐在桌旁，从手动打印机边转过头来，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才思如泉涌，能够编出适合各种情况的幌子。而他也乐在其中，有时候会过来向我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为了便于“客人们”记住自己的身份，乔创造性地把他们的假身份跟真实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在给马克·拉齐克设计假名“约瑟夫·厄尔·哈里斯”时，乔使用了科拉父亲的名字。同样，马克假身份的出生日期就是科拉父亲的生日。
想要记住一个假身份本来就很难，特别是当你的生死与这个假身份密切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有些时候，即使准备充分也有可能会出状况，特别是你有多重身份的话。我记得有一次用假身份去莫斯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一个酒店职员对我说：“好的，门德兹先生，我们给您留了两天的房。”我当时吃了一惊，但仍不慌不忙地把假护照递过去说：“哦，门德兹来不了了，我替他来了。”订房间的时候，我竟然一不小心使用了真名。实际上，有些时候在使馆签名时，你会看到有些人一时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因为他们刚开始签了一个名字，然后又涂抹掉，重新填上别的名字。
乔给制片组的成员分配好角色，重新用简历的格式写下了他们假身份的材料。这不仅将帮助这些“客人”学习自己的假身份，而且制片经理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些材料放进文件包中，这样也使我的假身份更加可信。
与此同时，我还跟制图部门负责人杜鲁门见面讨论“第六制片厂”的工作名片。这些名片上要写上他们的职务，还要附上我们洛杉矶办公室的电话。在从洛杉矶回来的航班上，我想过一个主意，就跟杜鲁门商量说：“在名片上面印一个大大的数字‘6’，印成红色的，”我说，“用电影胶片一块一块拼成的那种。”他点头表示同意。我还把杰克·科比的素描画和卡罗维及西德尔从他们朋友那里“借”来的工会卡样板交给他。至于剧本，我们需要去除里面跟原标题相关的所有信息，插入“阿尔戈”。至于漫画，我希望我们艺术棚的一些插图画家绘制他们自己印象中的外太空生物和前卫的画作，就像我们艺术家天马行空的作品一样。我意识到这个要求有点古怪，但是我对我们的艺术支持人员充满信心，我们之所以聘用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出色的能力。他们似乎无所不能，不论是精确的技术图表还是模仿笔迹。他们大多数是蓝领“艺人”，以自己的奇才鬼才而自豪。他们是我们官僚机构中一群特有的野猫，很难管理。他们不止一次威胁说要罢工，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绝对没的说。
杜鲁门仔细记录下每一项工作内容。作为制作部门负责人，他会给绘图组收到的任务编号，然后把编号贴到大牛皮纸信封上。这个牛皮纸信封也就是工作袋。他通过这种方法追踪每项工作的进度，分配工作时间。当然，这也是因为几乎每项制图任务都需要多个部门合作。
我一把工会卡交给他们，这些艺术家便开始从各个角度打量这些工会卡。一个证件只是看起来像还不够，还要感觉正确。比如，来回翻折时的声音是怎样的？所以，你就要检查纸质，到纸张库存里找出同质的纸张。同样，还有身份证件的薄板压层。如果半夜有人拦住你，检查你的证件，他们可能根本看不清楚，但他们可以用手摸。也许为了防伪，某些证件摸起来会比较黏。这些都是绘图组在伪造证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艾伦·杜勒斯说得最好：“任何一个合格的特工组织都应该可以制作对方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无懈可击的安全措施，同时也要积极开展秘密工作，拆解、分析对手的安全手段，然后进行仿制。
整理完制片经理的文件袋后，下一步任务就是“客人”的过境文件。既然已经分配好身份，我们就要证明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入境伊朗的，这样才好把他们带出来。
这个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不仅要准备相关的预定机票，而且还要在“客人”的护照上盖上各种证件和过境印章，证明他们走的确实是我们所说的路线。这个过程通常十分复杂，需要几十个技术高超的官员密切协作。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决定让“客人”先周游世界，最后经香港飞往伊朗。这就意味着，乔需要到档案库，搜寻“客人”离开时香港移民局所使用的公章。在找到正确的印章之后，我需要把印章送给制作室。制作室负责监督印章能够在技术服务办公室内各个部门之间流通。等这一过程结束后，乔就会收到一个印有正确印章的旅行文件。但这只是一个国家的过境记录而已。设想一下，他们一共需要在每个旅行文件上盖几十个印章。另外，想象一下，同时进行的此类行动成百上千，这样你就知道在制图室工作的复杂性了。
就在制图部门全力以赴制作各种文件材料和仿制印章时，为了计划能够完整实施，伪装部门的多丽丝正忙着筹集一些伪装材料。这些材料将会被放进由渥太华寄给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包裹里。
因为我即将飞往德黑兰，所以在工作上亲自参与的程度比平时要高一些，多丽丝时常带着进展报告来找我。因为“客人们”没有进行复杂伪装的经验，所以我们更强调让他们通过形象气质和行为举止的改变来伪装。外交官在外表上通常是偏保守的，因此我们要让他们变得更招摇、时尚和性感。身上多喷香水，多用剃须水，不系衬衣扣子，穿紧身裤，戴金链子和带响动的珠宝，用吹风机吹头发——总之就是用一些他们平时绝对不会用的材料。他们说话的时候要更大声，更粗鲁，更装腔作势，甚至有点傲慢。总之，就是要让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在好莱坞混饭的。
我们不知道要寄的东西是否太多，因为我们的伪装材料要跟所有的文件放到同一个包裹。多丽丝给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一个百宝箱，里面装着发胶、化妆品、黑框眼镜和眼线笔，等等。此外，里面还有一张打印出来的使用说明，指导“客人”改变自己的外表。工具箱里还放着西德尔为摄影师准备的取景器，还有我将要随身携带的剧本和素描垫等材料。
在总部和国务院仍在为各种伪装方案举棋不定时，我们写了一份更新版的行动计划，提议让我带着三份行动方案到伊朗。到达伊朗后，我会把这三份计划交给“客人”，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单个逃离，还是整体逃离，也看看他们愿意采用哪种伪装方案。虽然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因为太多的政府部门插手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及时赶到德黑兰的唯一方法。我也知道，既然派我去向“客人们”传达这三种行动计划，我可以劝服他们按照我觉得正确的方案走。我知道加拿大人现在十分焦虑，是时候把我们的外交官带出来了，要不然就没有时间了。
从加州回来一个星期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和乔一起登上一架飞机，飞往渥太华准备包裹行李。
一到加拿大，我和乔开始准备最后的文件，搜集其他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诸如：枫叶胸针、纸板火柴、商务名片和收据——这次收拾的东西都能让“客人”看起来更像加拿大人。
加拿大外交包裹只有枕头套那么大，刚刚能装下我们的文件袋和伪装材料。加拿大的快递员显然比美国国务院的快递员轻松。美国国务院的快递员经常要搬运好几个邮包大的包裹。加拿大快递员只能带一个包裹，而且要随时都带在身边。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有些伪装材料不得不留下来。
在飞往加拿大之前，我曾检查了一遍伪装美国英文教师的所有材料，我已知道这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情况。加拿大人已经成功获得了证明“客人们”是加拿大人的身份的材料——驾照、加拿大医保卡、营养学家的商务名片——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中情局申请的证明“客人们”是英文教师的材料却推进缓慢。我记得在离开前一天下午7点到制图办公室询问杜鲁门他们都准备好什么了。他手里的东西只有一个大超市的信用卡。我觉得有点东西总比没有好，但是当我给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任弗雷德·格拉乌斯打电话询问我们能不能用这张信用卡时，他的回答却是：“不能。”所以，为虚假美国身份筹备的文件材料远远比不上为假加拿大身份所准备的材料。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还要把假美国身份的材料寄出去，原因之一就是要讨好行动计划的某个决策层。以我过往的经验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部门里面见怪不怪。
假如当我们打包的时候，加拿大同行检查文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堪。这让我们很苦恼。所幸，加拿大人并没有检查包裹里的东西，我们避免了一场尴尬。
我们有六份加拿大护照和十二份美国护照。当然了，我们之前已经寄出去六份加拿大护照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两种准备的两种国籍都有富余。在第一套加拿大护照上，中情局驻加拿大的技术服务办公室技术人员已经伪造好了签证，证明持护照的人从某个欧洲国家入境伊朗。至于第二套护照，此次行动的签证保留空白。我和夏利奥将在进入德黑兰后伪造签证和入境印章，以便在最后关头见机行事。
最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份十分相近的材料使用和物品介绍的说明，以便参考——由非专业人士书写——里面包括世界各地的航班机票，以证明他们曾周游世界。离开加拿大时，我感觉良好，知道自己距离将“客人们”解救出伊朗又近了几步。
回到华盛顿后，我又开始准备计划的下一步行动，那就是飞往技术服务办公室驻欧洲办事处。我计划在欧洲跟夏利奥会合，准备我的假身份材料，并申请签证。
但是，在离开之前，我最后去了技术服务办公室一趟。在门廊行走时，我恰巧经过弗雷德·格拉乌斯的办公室。“门德兹！”他看见我后喊道，就跟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指挥官似的。“这次出去可不是玩去的！”他喊道，“你必须回到这里来做好管理工作——你可不再是执行任务的办案人员了！”
我知道格拉乌斯这是在劝我不要大意，这也提醒了我，要是稍微出点差错，我可就要翘辫子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凯伦开车到杜勒斯国际机场。我跟凯伦尽量没让孩子们把我这次外出当成什么大事。他们那时都十几岁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但是凯伦却不一样。我们一起走在机场的马路边上，我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替我担心。我知道，她也明白我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我们之前也有过很多次道别。每次分别都差不多，并不是什么生离死别。我们的分离更像是一种传统，知道前面有危险，但是不至于无法控制。当然了，在危险失控之前，我们都觉得它可以控制。但每次因为类似的工作出差，都还是有一种沉重的悲伤。我4月刚刚出差参与解救“猛禽”的潜逃计划。和那个时候一样，这次凯伦知道我会有危险，但她从来都不知道我工作的具体细节。以前不知道，现在不知道，甚至以后也不会知道。这样最好。
我拔出车钥匙，看看凯伦。我把她拉到身边，亲吻了一下，抱了很久。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跳。我们有一刻都静止了下来——相对无言。凯伦最后打破了沉默。“你得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她说。
“这就是份正经的工作，”我说，“而且十分好的工作。”
“你得换份工作。”她说。
我下车把行李从后备箱里拎出来。凯伦也走下车来，绕到我开车门的地方。我把结婚戒指递给她——特工经常伪装成单身。我本可以把戒指放在办公室，或者放进衣橱。但是每次离别，我都习惯了把戒指交给凯伦。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说：“给，替我保管这个，我会回来找你要的。”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就在她开车走开，把我留在马路边上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一阵悲伤。我希望自己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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