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上午，也就是我离开华盛顿的同一天，夏利奥就到日内瓦用假护照申请伊朗签证去了。申请合法签证十分重要，因为用假签证很容易被查出来，你说自己的签证是某位签证官签发的，他们只要找对应的签证官求证就可以了。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签证跟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为“客人们”准备的假签证对比，然后把正确的模板寄到伊朗。为了安全起见，很多国家都在不断更换签证印章，或者设置帮助甄别假签证的小陷阱。在我担任艺术伪造人员时，我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印章，找寻里面的不正常之处或者陷阱。这些小陷阱有可能是稍微不清晰的字母或者特殊的墨水颜色。我记得有个特别的国家，它选用廉价易锈的订书钉。如果他们在检查签证时，订书钉没有生锈的话，那他们就知道这个签证有问题。
等我到达法兰克福后，夏利奥已经从日内瓦带着护照回来了。“没问题，”他边举起刚刚盖完印章的护照。“他们好像迫不及待地希望我去他们国家。”虽然夏利奥是个地地道道的白人，但他毫不费力就使签证官相信了他是来自南美洲的副制片人。当然了，我对夏利奥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点怀疑。像夏利奥这样的天才间谍几乎可以假扮任何人。无论是从身高、体重还是身材看，他都是平常人。他的头发有点稀薄，带着眼镜，要是往人堆里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再加上他的外语的天赋，他简直就是一只变色龙。
在法兰克福，我们还有十个当地成员参与“阿尔戈行动”：一个文件分析员、一个负责伪装的人员、六个制图处成员。驻当地的站长正在忙着别的事情，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行动，但他的副手艾尔十分深入地参与了这次行动。艾尔本来是律师出身，同时获得了工程学位。他精力充沛，很有见识，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他明白我们此次行动的每个细节。他是我们行动小组里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的计划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3号上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签证的当天晚上就飞往伊朗。我已经准备好了替补方案。万一我们俩有人出事，我们还有一位驻欧洲的同事。他手里有一份技术服务办公室颁发的假身份证明可以使用。我之前命令他用假护照申请一份真实的伊朗签证，他毫不费力就申请到了。万一我申请不到签证，我也可以用他的假身份去伊朗。
与此同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却十分紧迫。
22日上午，我最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假身份材料。早在我到来之前，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就开始努力准备凯文·哥斯达·哈金斯的假身份材料了。但是还有几个细节没有弄完，比如说要给我照几张相。因为我伪装的是欧洲人，所以我得看起来像个欧洲人才行。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仅凭一个人的穿着特点，人们就能判定这个人是美国人。举例来说，欧洲的鞋子就跟美国的鞋子差别很大。我还曾经看到过无数身份材料十分齐备的美国间谍因为穿着十分明显的美国牌子服装而暴露。所有经验丰富的伪装间谍都知道，成功在于细节。一位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曾告诉我说，他之所以能在意大利的敌区活下来，是因为他在鞋子里面放了一粒石子。他要想不去参军打仗，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扮瘸子。
有鉴于此，我在法兰克福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购物。在法兰克福，有一家名叫考夫霍夫的大商场，很像德国版的梅西百货[1]。一个间谍在商场的男装区试穿衣服，这也许有点滑稽，但是我就是这么做的。那个时候，风衣很流行，所以我就选了一件，光换衣服还不够，鞋子也要换。我尽量选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因为所有时髦的东西都将吸引别人的目光。买完衣服后我往里面装上一些小物件，这样伪装就更加可信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封发自渥太华的急电。装有第一套护照的外交包裹已经由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航班运抵德黑兰。鉴于伊朗革命卫队有时候可能会截住西方大使馆的邮包，所以携带包裹的快递员亲手把包裹交给卢西。这个时候的卢西负责领取外交邮件已经将近十个月了。包裹顺利到了他的手中，但是回到大使馆检查护照时，卢西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伊朗签证上面手写的波斯语显示签证日期超前了。这就意味着“客人们”是在他们进入伊朗后才获得的签证。卢西学过波斯语，他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波斯日历以3月21日为开端，而在渥太华的语言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正确理解波斯日历。泰勒和卢西都担心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离开的日期向后推迟。因为他们正计划在我们带走“客人”之后，马上关闭大使馆。所以这件事情很让他们头疼。
对于这个错误，我们到达德黑兰之后能够很容易更正，所以我们通过渥太华方面回了一封电报，告诉泰勒说这个错误没关系。此外，这些都是备用护照，只有当我和夏利奥不能进入伊朗的情况下才会用得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把方法告诉泰勒和卢西，让他们自行修改。但是，假如我们成功潜入伊朗的话，我们就能使用准备的第二套护照，新护照上面还没有做这次行动的签证。
根据计划，这些美国“客人”将于1月28日周一，也就是伊朗全国大选日撤离。此时，加拿大人正忙着关闭德黑兰工作站，为“客人”潜逃做好了准备。泰勒要求约翰和泽娜·希尔唐先返回加拿大。约翰·希尔唐是第一个欢迎美国人的加拿大外交官，他对这次告别充满伤感。有些“客人”后来回忆说，希尔唐觉得自己对这些“客人”负有责任，所以想坚持到他们成功脱逃，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中途放弃了他们。希尔唐夫妇很不情愿离开，但到最后别无选择。“我想留下来，完成工作。”他对大家说。但“客人们”竭力规劝这对加拿大夫妇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希尔唐夫妇为了收留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觉得，如果希尔唐夫妇离开，他们就少了一个心理包袱。不管怎么说，道别总是很难。鲍勃·安德斯后来跟我说，他们觉得支撑自己的基础和力量顿时都没有了。
希尔唐夫妇离开之后，“客人们”有一两天独自待在家里，担心如果有人敲门或者打电话怎么办。这时候，泰勒把照看这六位“客人”的任务交给了卢西，卢西从自己的住处搬过来跟美国人住在一起。但是，卢西白天需要到使馆协助泰勒工作，所以使馆派了一名低级武官白天的时候过来看守大使官邸。
希尔唐夫妇的匆匆离去也让六名美国人开始怀疑有没有解救他们的计划正在实施。马克认为，因为泽娜没有外交豁免权，所以她有可能是在营救计划实施之前撤离，但是他不确定。最后，当泰勒找他们商量，看他们是想用加拿大护照还是美国护照时，他们才隐隐感觉到他们可能要逃离了。既然泰勒问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解救计划正在制定之中。但是，因为希尔唐和泰勒都没有收到有人要来营救这些“客人”的确切消息，所以他们尽量不让“客人们”抱太高的希望。
再说说法兰克福，1月22日下午，我和夏利奥又理了一遍行动计划。几个星期以来，技术服务办公室不断向旅客询问消息，对伊朗梅赫拉巴德机场的证件检查情况进行实时更新。
假如你在这一行工作的时间像我一样长，你就会知道每个机场、每个候机室和每一扇门都有它们特有的感觉。在不同的地区，每个机场的运转中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和专业习惯。机场职员是如何组织的？他们是否受过教育，有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训？他们对待威胁的方式如何？拍他们马屁好吗？贿赂行得通吗？那里有没有入境黑名单？海关官员可能想要搜查什么东西？机场的布局怎么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培养出应付某种情况的第六感。比方说，在印度，假如在过海关时找不到证件，你可以表现得很愤怒，责怪另外一个人：“我怎么知道证件在哪儿？那是你的表格！那个在新德里的家伙没给我，所以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但是，这种小伎俩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是绝对行不通的，那里的边境官员在冷战期间保持十分严格的效率要求，令人望而生畏。
十有八九，移民官有可能是文盲或者没受过什么培训，但是海关官员却是训练有素的一流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够聪明，最好搞清楚海关官员最喜欢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去南亚次大陆的另一个城市执行潜逃行动，我在文件箱的明显位置放上了《花花公子》和《时代周刊》，因为我知道这些杂志能让海关官员分心。当然了，跟我想象得一样，我被拦下来了，当第一个海关官员看到《花花公子》杂志时，眼睛顿时一亮。“拿走吧。”我说。另一个海关官员看到《时代周刊》杂志时，眉头为之一皱。这一期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我要去的这个国家的国教的负面文章。“这是违禁品。”第二个海关官员说。“给你吧！”我回答道。然后，我不等他们接着搜查我的文件，就迅速关上箱子走了过去。在那个文件箱的暗格里，我藏着几个签证印章和将近十万美元的现钞。
至于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的证件检查，我们最担心的是一个由两页纸组成的下机登机表格。下飞机后，每个人都要填写一份这样的表格，移民官员将会保留上面白色的一页，旅客保留黄色的复印纸。理论上讲，当旅客离开伊朗时，需要将这个黄色的表格上交，移民官员可以和存根的白色表格进行比对，查看是否有问题。因此我们伪造的那张黄纸复写表格，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由于伊朗革命委员会的行为变化无常，我们也不确定移民官员会不会翻找白纸表格跟我们伪造的黄纸表格进行核实。
为了把风险降至最低，我们竭尽一切可能，搜集梅赫拉巴德机场的证件审查情况，确定他们是否会将两张表格进行对比。
通常情况下，收集机场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动式收集，另一种就是派人调查。一个被动式收集信息的例子就是，某个乘客刚刚从那个地方飞回来，我们就马上让他填写一份详尽的报告。这种收集情报的方式风险很低，因为受调查的乘客只需要经过正常的审查程序而已。在人质事件发生初期，我们曾经向全球各地发电，向每一位途径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乘客询问，以监控该机场的审查情况。
一旦确定我们情报的缺陷——你可能会说这是“已知的未知”——我们就会采用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派人调查。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检验某个特别的理论或者概念。
1月中旬时，中情局成功派遣了几名特工进入德黑兰，搜集各种情报，其中就包括梅赫拉巴德机场的情况。这些特工中最有分量的是鲍勃，他是美国情报服务局的老特工，虽然退休了，但是在“鹰爪行动”中又被请出山，负责领导情报支持工作。鲍勃实际上是一名非官方的伪装人员，在“鹰爪计划”中他负责侦查使馆情况，并开办了一家运输公司。根据计划，在最后的武装袭击中，运输公司的卡车将负责将“三角洲突击队”运送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鲍勃是个地道的专家，他会好几种外语，可以随机应变，伪装成任何身份。在这次任务中，他使用某个东欧国家的真实证件，所以绝对不可能被查到中情局身上。在我们的行动中，鲍勃也成了很重要的帮手。他经常从我们技术服务办公室驻欧洲办事处经过，向处里报告他在机场看到的情况。鲍勃有些手下在伊朗工作，他们也都在忙着搜集情报。
除此之外，加拿大人给我们的帮助也很大。在人质事件早期，我曾请求泰勒大使通知所有经过机场的加拿大使馆人员配合我们的情报搜集工作。在我去渥太华的几次，我曾向几位途经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加拿大武警询问情况，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情报。
所有这些情报都描绘出我们在带“客人”通过梅赫拉巴德机场时将面临的各种挑战。我在“猛禽”行动中第一次经过这个机场时，就发现正规的海关官员已经被一群革命委员会的暴徒所取代。等到1月下旬，伊朗人好像正在加强他们的守卫。不过，我们得到的最确切的情报仍然证明，伊朗人还没有开始核对白纸表格和黄纸表格。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情况改变之前成功潜入伊朗，将“客人们”带出境。
1月23日上午，我和一位女性伪装官员一同驱车前往伯恩申请签证。我使用化名为凯文的假身份，还带着《阿尔戈》的文件材料，准备用这份电影材料打动伊朗移民官员。我稍微使用了一点伪装对外表进行了些许改变。我穿着一件绿色高领毛衣和一件斜纹运动上衣，在这次行动过程中，我将一直穿着它们。
在往伊朗驻伯恩大使馆走的路上，我发现我假身份所属国籍的那个国家的大使馆就和伊朗大使馆隔着一条马路。如果伊朗人想的话，他们可以把我送到我“所在国家”的大使馆开一份介绍信，然后再给我颁发签证。这样就要考验我的伪装能力了。我在这一街区下车，走进伊朗使馆的领事事务区。
领事区的接待区是一间昏暗的大屋子。这间屋子的光线主要来自几个的白炽灯泡，它们照得屋子有点昏暗，甚至有几分吓人，就跟你在希区柯克电影里面看到的情景一样。有六个申请签证的人正坐在椅子上填写表格，几个年轻的革命卫队成员穿着便装，站在周围，用冷冷的眼神审视着房间里的每个人。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愚蠢地在下车时把电影文件落在车上了。虽然我身上还带着假护照和其他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但是我当时很懊恼。我悻悻地坐下来，填写表格，走到工作窗口，将表格交给领事官员。没有刮胡子的工作人员，用宗教狂热分子的傲慢方式打量着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我知道他属于伊朗革命委员会，对所有西方人都充满怀疑。
当有人问我怎么使用假身份的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说这其实跟当个好骗子一样。撒谎的技巧在于对谎言深信不疑，让谎言成为真相。换句话说，当我以凯文的身份走进伊朗使馆领事处时，我并没有假装自己是凯文。我“就是”凯文，凯文就是我。
假如你坐到移民官面前，将假身份证明递上去的时候没有进入兴奋状态，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准备好。进入状态后，你可以让其他人相信你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唯一知道内幕的人一样。
“你这次去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移民官员边搔胡子边问道。
“去德黑兰喜来登酒店跟我的同事开个商务会议，”我尽力模仿北欧口音说，“他们明天从香港飞德黑兰，他们想要见我。”
“那你为什么不在你的母国申请签证？”他问。这个时候，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只是想走走过场而已。
我向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德国旅行，老板发电报让我去德黑兰开会。我说着耸耸肩：“我来不及回国内了。”
这名移民官略加思索，点了两下头。二十分钟后，我就拿着印有一个月伊朗签证的假护照出门了。我甚至连《阿尔戈》的电影材料都没用上，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回到法兰克福，我和夏利奥做了临行前的最后准备。我们商定了行动计划里最后添加的东西、获取签证的细节、我和夏利奥分别潜入伊朗的计划，以及计划中的撤离和逃脱部分。最后一部分是我们此次行动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都清楚，万一其他环节有什么闪失，撤离和逃脱计划都将不复存在。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安全守卫力量充足，而且全副武装。一旦进入撤离环节，进入机场的话，我们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我们选择从苏黎世出发，因为我们希望在凌晨抵达德黑兰，那个时候梅赫拉巴德机场航站楼比较安静。我们希望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因为这家公司的纪律良好。此外，我们为“客人”准备的假证明上显示他们乘坐的法国航空公司航班差不多跟我们同时降落在梅赫拉巴德机场。这就意味着，“客人们”跟我们在同一天经过伊朗移民检查口。移民检查口的签字和墨迹颜色将与我们护照上的一模一样。这样，我们在为他们伪造签证签字时，就可以按照我们的签证仿造。
一切搞定之后，我们发了一份紧急电报，汇报最终行动计划，请求总部批准——在行动开展之前，我们都要向总部正式申请。
记得在我和夏利奥等待总部回电的时候，我们收到当地情报官员的一封密信，说有人想见我们。我们沿着走廊走进一间空办公室，我们的联系人鲍勃正在里面站着等我们。他刚从德黑兰回来，给了我们一些有关梅赫拉巴德机场安全监控措施的最新情报。然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看我们着装是否得体。他满意地点点头，说：“你们会干好的。”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高的赞扬，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间谍圈里的传奇人物，在“二战”期间他曾被空降到敌占区和抵抗力量合作过。我觉得这是一位间谍大师对我们行动的良好祝愿。
发完电报不到20分钟，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局长的回电，上面写道：“你们的行动被批准了，祝你们好运！”作为间谍，我们不能表现得太过兴奋，尤其是在同事的面前。我看看夏利奥，我们相互对视，没有说一句话。我们都是职业特工，清楚行动的风险。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这很符合他的性格，我冲他微笑了一下。“德黑兰见。”我说。
根据计划，我将先行离开。就在我出门准备向法兰克福机场出发时，副处长艾尔从走廊上跑了过来。“等一下，”他说，“总统正在进行裁决。”他看看我，脸上有点疑惑。“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总统应该是正在作决定吧。”我回答道。
艾尔、夏利奥和我在他们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们的处长走了过来。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嘴里抽着雪茄，不停地用手指摸着稀疏的头发，显然很紧张。不过，艾尔倒是很镇定。我对这次行动感觉良好，觉得总统也会喜欢。美国政府几乎别无选择——起码，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正在我们焦急等待的时候，通讯员带着另一条信息从走廊里冲了进来：“总统批准了！”他还没走到我们跟前，就笑着喊了出来。虽然他违反了我们的行动原则，但是我们太高兴了，没有责怪他。作为一名通讯员，他绝对不能把信息内容说出来。
信息上面有两行字：“美利坚总统批准你们的行动，并祝你们好运。”我盯着看了一会儿。一般的行动不可能得到总统本人的批复。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将要开展的行动很重要的话，总统的批复就是明证。假如计划失败，总统，乃至全世界都会看到。
我走出门去，制图处的同事开车带我到法兰克福机场，我将由那里赶上去苏黎世的航班。总统给我来了一段小插曲，打断了我紧张的日程，但是这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当天晚上十点整抵达苏黎世，我要转乘的那趟飞往德黑兰的瑞航航班将于次日凌晨一点起飞。跟从候机室的人数得出的判断一样，飞往德黑兰的航班非常满。原来，这趟瑞航的航班是当天晚上离开苏黎世的最后一趟航班。
在等待航班的时候，我可以有时间反思一下。虽然做了很多计划，但是我们对伊朗境内的事物一点都不确定。伊朗的很多官员都被未经培训的激进分子替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我们很有利，因为这些激进分子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事实上，有时候你甚至可以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期待对手按正常套路出牌。举个例子，在莫斯科，假如有间谍被捕，这个间谍通常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员”。苏联人将会给被捕的间谍拍照，登到国家报纸《消息报》上，然后将其驱逐出境。但是，我知道，在现在的伊朗，可没有这么文明的做法。九个月前，我带着“猛禽”潜逃出境时虽然危险，但是氛围不同。那个时候，美国使馆平安无恙，美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可是，现在整个伊朗似乎都团结到了一个目的上，那就是直接报复美国和中情局。我十分清楚假如身份暴露，自己和夏利奥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我走到一列面向停机坪的大窗户前，在窗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一辆747出租车开过，突然注意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我穿着凯文·哈金斯的伪装，没有戴婚戒。我想起对凯伦的承诺。这是我真心想做的事情吗？我问自己。我愿意冒着被伊朗革命分子“守株待兔”的风险回伊朗吗？在内心进行“直觉测验”时，我感觉到身体在颤抖。我准备好了吗？我是不是达到或者超过九十分的信心了？人命关天——不仅是“客人们”的生命，还有我和夏利奥的生命。还有，万一行动失败，谁知道伊朗武装分子将会用什么手段报复人质或者加拿大人呢？虽然在间谍行动中，我们尽量多用秘密资源，而尽量少冒生命风险，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在白宫进行了权衡。但是，我现在不能想这些东西了。我要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潜入伊朗，把那几个美国人平安营救出来。
我们局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外执行任务的特工认为某项计划会失败，他可以放弃该项行动。临阵退缩，没什么不光彩的。这只是鼓励特工在任务开始前最后一刻认真评估风险的方式，很多人因此而保住了性命。
我站在那里，权衡自己手中的选择。我打开《阿尔戈》电影材料，浏览了一下“客人们”的简历。这时，我回想起1956年加入中情局面试过程中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了，怎么办？”我马上回答说：“想办法找到我。”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六个美国人，但是我明白，自己有这个权力，我必须竭尽所能帮助他们，不能顾及我的个人安危。假如我处于他们这种境地，我也希望别人能够这么做。这也是给予我信心，让我甘愿一次次以身涉险的原因。
就这样，对任务的不确定性的担心消失了，压力没有了，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这是个完美的行动计划，而且我们准备充足。事已至此，我要竭尽全力，让计划成功实施。
就在这时，公共广播宣布了一项通知，我将要搭乘的那趟瑞航航班因为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天气原因被取消了。墨菲定律[2]发挥作用了。
我打了一个干净的电话——一个没有在任何电话公司注册过的欧洲电话号码——通知夏利奥。“我在苏黎世受困了。”我说。我们决定维持他次日起飞的原定计划，俩人一起入境伊朗——我们别无办法，又一次出了差错。
打完电话后，我走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找到一家酒店，酣睡了一晚。
第二天下午，夏利奥从法兰克福过来了，我们俩在候机室会合。我可以看出来，他跟我一样准备好了。就这样，我们一起登上了飞往德黑兰的航班。
[1]美国的著名连锁百货公司，以经营高档商品为主。
[2]墨菲定律是美国的一名工程师爱德华·墨菲作出的著名论断，最简单的概括就是：越怕出错，就越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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