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伊朗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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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飞机于1月25日星期五上午五点在梅赫拉巴德机场降落。飞机在停机坪上滑行时,我看见地上的雪被铲到跑道两侧。虽然在清晨,但空气里还是弥漫着从城里散发出来的木柴烧火的浓烟味。飞机引擎熄火了,悬梯打开,我看见几个乘客紧张地挪动。我发现有几个先前没有蒙头巾的女士已经蒙上了黑色的方头巾,提醒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世界。其他乘客紧盯着前方,我敢肯定,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看见一个紧张的男士咬着指甲。他有什么心事吗?机舱异常安静,以至于当飞机舱门打开的时候我甚至听到了舱门锁响动的声音。

    我和夏利奥在早晨凝重的气氛中下了飞机,走向航站楼。梅赫拉巴德机场跟中东其他机场没什么大区别,只有外部栏杆上的艺术装饰有所不同。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是一个低矮的不规则的水泥箱子,通常上午和下午都很拥挤。

    我们迅速填写了黄纸和白纸的双层下机登机表。这些表格就成沓地放在旅客休息室里的桌子上。因为夏利奥负责稍后为“客人们”填写表格,所以他用娴熟的手法,悄悄多拿了几份表格。他走到桌边,把手里的《法兰克福汇报》放到一沓表格上,然后给自己填了一张表格,整理了一下手中的行李。在他拿起报纸的同时,顺手牵羊把下面的表格也拿走了。他把报纸对折一下,放进手提箱——搞定!

    机场到处点缀着各种关于旅游的图画——欢笑的伊朗人在伊朗一个旅游胜地享受寒假。伊朗国家指导部下属有一个旅游部门,正在极力吸引外国游客来伊朗旅游,希望能够带来一些经济收入。旅游广告有英语、法语、德语和波斯语四种,各种语言的广告上面都写着一句口号,比如“乐享伊朗!”在一张海报上,有个伊朗电影明星跟家人穿着滑雪衣,一起摆出欢乐的姿势。我心想,这幅海报跟市中心正在持续的人质危机多么格格不入呀。夏利奥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冤枉这个好地方了。”他狞笑着说。

    我讥讽地摇摇头:“嗯,下次我要带上家人一起来。”

    填完表格后,我们在等待移民检查的人群后面排了队。我看见有几个便衣的革命卫队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乘客休息室转悠,但是他们更喜欢骚扰刚回来的伊朗人,而不是找外国人的麻烦。与九个月前相比,伊朗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了。伊朗当局担心有人走私商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出口检查。移民检查的办公桌前坐的不在是未经训练的文官,而是一个身穿制服的移民军官。我希望自己营救“猛禽”时没有在美国大使馆留下任何文件痕迹。到了这个时候,激进分子很有可能已经把大使馆内被切成碎条的文件都拼合好了。如果“猛禽行动”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或者使馆内存有跟我相关的材料,我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但是,当我们走向办公台时,移民官员基本没怎么理会我们。他把我们手上的黄纸和白纸撕开,在护照上盖下印章,挥手让我们过关,甚至都没有再瞥我们第二眼。(后来,我得知激进分子确实在布鲁斯·兰根的保险箱里搜到了一份秘密文件,上面提到了“猛禽”潜逃行动。幸运的是,文件上并没有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们驻伊朗站站长汤姆·艾恒在大使馆遇袭中被捕,因为这份文件遭了大罪。汤姆后来告诉我,激进分子在得知“猛禽”出逃后暴跳如雷。)

    穿过海关,我们登上一辆引擎劈啪作响的欧宝出租车,前往喜来登酒店。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偏瘦的老年男子,穿着一件毛背心御寒。他以为我们是外国游客,他见到我们似乎非常高兴,开始用英语喋喋不休地说起来,介绍德黑兰的美景。问我们饿不饿,没等我们回答,他就从车前座上拿起一块没有切的面包递给我们。这块面包还热乎,味道也不错。

    从车窗向外看去,道路两边到处都是人工制作的标牌,上面写着拥护革命的口号和打到美国的宣传——这样的现实暴露了机场旅游海报里的欢乐都是假的。虽然这里不是莫斯科,但我和夏利奥还是要小心行事。在沙赫统治时期,萨瓦克建立了庞大的告密队伍和国内间谍网络,谁也不知道革命卫队对这些国内监视网络进行了多大程度的收编和保留。

    很快,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德黑兰的这家喜来登酒店坐落在连接梅赫拉巴德机场和德黑兰市中心的主要干道边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底特律搬过来的一样。这家酒店是一家典型的现代建筑,像一个高高耸起的庞然大物,四周被停车场包围——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喜来登酒店一模一样。

    外国商人和游客都很喜欢这家酒店,所以我跟夏利奥一进酒店大堂就有种熟悉的感觉。我快速扫视一周,没有发现明显的探子,但是我觉得酒店里还是有人监视。在多年的莫斯科地下工作中,我知道即使在你看不到对手的时候,也最好假设他们正在盯着你。

    办完入住手续后,我和夏利奥到瑞航办事处确认我们为下周一的撤离行动预定的机票。确保我们在航班上有座位只是一项基本间谍技巧。我们计划下周一上午7点半离开德黑兰,前往苏黎世。我希望保证事情一次成功,不要横生枝节。假如发生意外,我们就必须放弃下周一出逃的计划,这样我们将很难再次劝动“客人们”提起精神,再回机场走一遍出逃程序。

    然而,等我们到达瑞航办事处时,那里已经关门了。根据以前来这里的经历,我知道美国大使馆就在附近不远处。我们正好有点时间,所以决定过去转转。

    使馆的墙壁上到处是标语和涂鸦,都是谴责美国、卡特总统和沙赫的。四周的公告牌和海报上都可以看到霍梅尼用他那阴郁的面容盯着我们,就跟卡通画上的恶人一样。在这个时间点,大街上异常安静,我站在那里盯着大使馆,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助。我距离这么近,但却没有能力解救被困在里面的同胞。最起码,我可以记下自己看到的东西,向国内“鹰爪行动”的计划人员报告,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让我得到安慰。

    我们继续沿着罗斯福大街往前走,走进附近一条小巷,根据旅游地图上的指示,加拿大大使馆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红白相间的枫叶旗,而是看到了蓝黄相间的瑞典国旗。实际上,我们走到了使馆被占领当天李·沙茨工作的那座建筑。

    我们俩围在一起看了看地图。一个无聊的伊朗警察站在大楼入口,双手插在口袋里。

    “我们还不如上去问问他呢。”我轻声说道。我是一个紧随大流的人,这是我的性格。当然了,国防部或者技术服务办公室本应该向我们提供最新版的德黑兰地图,但是假如在这种小技巧上被人看穿,我们很可能马上就会暴露。我们是来自好莱坞的,而不是来自兰利市的。

    我和夏利奥向警卫走过去,在试着用德语、阿拉伯语甚至西班牙语交流后,夏利奥无奈地举了举手(虽然他可以说波斯语,但是如果用波斯语就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我拿出旅游地图,用手指戳了戳。“加拿大。”我说,然后,放慢语速,“加——拿——大。”这个警卫只是盯着我眨眼睛。

    在我们问路的过程中,一个身着褪色的绿军衣和牛仔裤的年轻伊朗人站在马路对面看着我们。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他,但是假装没有看到。我觉得他就像袭击美国大使馆的“学生”。我们站在那里,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路对面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完全没有理会我们,而是径直走到警卫跟前,两个人用波斯语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谈。那个人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看警卫,我猜想他是在问警卫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他转身看看夏利奥,用清晰不带口音的德语问话。夏利奥打起精神,两个人很快热络地聊了起来。夏利奥从我手中拿走地图,跟那个伊朗人仔细看了起来。伊朗人指了指美国大使馆北面的那条街。

    夏利奥谢过那个伊朗人,但是年轻的伊朗人并没有说完。他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他挥手叫来一辆梅赛德斯出租车,将纸条递给司机。我当时还怀疑这是不是什么陷阱。他给司机的纸条上写的会不会是当地革命委员会总部的地址,而不是加拿大大使馆的地址?

    他把出租车的后门打开,让我们上去。在上车之前,夏利奥本来想给他一些皱巴巴的里亚尔,但是那个人摇摇头,好像在说:“不用,能帮你们的忙,我很高兴。”他把手放到心口,脸上闪过一个灿烂的笑脸,露出几颗金牙。我想了想刚才这番对话的讽刺意味。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向两个伪装的中情局特工展示伊朗人的热情与关心,然而就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无辜的美国外交官正在被监禁,遭受虐待,这两种场景是多么迥然不同啊!

    这辆出租车带我们穿过城区,向加拿大大使馆驶去。我们没过多久就到了使馆。泰勒大使正在等我们。一名加拿大武警带着我们到二楼大使办公室的外办公区。这个武警名叫克劳德·戈杰,长得很壮实。泰勒很帅气,而且和蔼可亲,看到我们后精神为之一振。“欢迎来到德黑兰。”他说着伸出手来。他带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穿一条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牛仔靴,跟我想象中因循守旧的政府官员一点也不一样。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秘书拉芙娜。拉芙娜是个瘦小的女士,已经上了岁数。然后,泰勒大使把我们带进他的内办公室。

    办公室很整洁,也很现代。办公室到处都是装满书的玻璃格子,带框相册,还有一个装满东西的小吃饮料架。地板上铺着几块高质量的波斯地毯,办公室角落放着一面加拿大国旗。办公室最显眼的东西是泰勒的办公桌,其实这根本说不上是办公桌,而是一张时髦的圆玻璃面桌子。

    我们坐下来,泰勒向我们解释说他们在为美国人撤离做准备时,也已经准备好关闭大使馆了。实际上,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就要去机场送别家人。当天,使馆只剩下五名工作人员了,而这五个人也将于1月28日,也就是周一撤离伊朗,比我们计划撤离时乘坐的瑞航航班起飞晚几个小时。泰勒说,他将在周一上午向伊朗外交部发一封外交信函,照会伊朗政府,加拿大大使馆将暂时关闭。都说完之后,他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我跟他说,我们要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客人们”见面,向他们简单介绍备选的几种逃跑计划。趁着见面的机会,我正好评估一下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实施逃跑计划。我们一致认为,见面应该在当天晚上在约翰·希尔唐家进行。见完面,我们就需要开始准备签证和其他证件,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要在第二天做完。我这次来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水彩笔套装,计划用它来补全签证上最后几个印章。

    泰勒取出第一套假证件和第二个邮包。这个密封的邮包里面装有备用的第二套假护照和我们准备的其他一些辅助文件。我和夏利奥检查了包裹里面的东西,看到东西完好无损,我们很高兴。我们把第二套护照拿出来给泰勒看,他看到我们的护照这么逼真似乎很高兴。为了让这些护照看起来像是用过的,我们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反复用脚踩踏,在地板上来回蹭磨。

    等我们见面结束后,泰勒把我们介绍给罗杰·卢西。卢西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安静领导。卢西已经代表泰勒从梅赫拉巴德机场来回走过好几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机场身份检查的情报。接着,我们被介绍给克劳德,他是魁北克人,是使馆的安全总管。克劳德后来有个绰号“大锤”,因为在准备撤离时,他抡起大锤毁掉了加拿大使馆所有密码和通讯设备。

    下午,在泰勒去机场给家人送行前,我们请求他允许我们通过渥太华向华盛顿发一封电报,通知美国方面,我们已经抵达这里,而且准备晚上去见“客人”。我不得不承认,泰勒和卢西对我们在伪造“阿尔戈计划”上做出的努力感到兴奋,这让我深受感动——我们自己都觉得计划多少有点仓促。当我打开文件包,展示我们在《每日综艺》上登的广告时,泰勒露出了微笑。“看起来真棒!”他说。有人说中情局和渥太华方面存在某种竞争关系,但我和泰勒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自从行动一开始,我们双方就有一种同事似的合作关系。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俩心里只有一个目的:把这六个美国人平安带出德黑兰。

    在加拿大使馆忙完之后,克劳德同意带我们到希尔唐家去,我和夏利奥就登上了使馆的梅赛德斯汽车。等到我们出使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道路上十分拥挤。克劳德却从容不迫地按着喇叭。他说,在德黑兰,汽车上要是没有喇叭,根本不可能开得动。

    我们花费了约半个小时才穿过市中心,等我们最终到达谢米兰区的时候,感觉那里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眼前的情景让我不由想起洛杉矶贝莱尔区的很多地方,权富在那里安全地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高墙大院内。

    因为泰勒已经去机场了,卢西开车来他这里接斯塔福德夫妇,比我们早一会儿到达希尔唐家。卢西告诉“客人们”说,有人要来看他们。当然,他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是中情局的人——只说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我永远也忘不掉李·沙茨开门时的表情。他就跟一个大孩子似的,一脸调皮,长着一撮小胡须,比什么都显眼。他看了我们一眼,说:“风衣!你们这些家伙竟然穿着风衣?”我们的穿着可能有点老套,但是很适合我们的伪装身份。

    走进大院之后,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古怪的场景。火炉里的火焰欢快地跳动着,“客人们”摆着一些小菜。他们看起来休养得不错,充满期待,甚至有几分安逸。鲍勃·安德斯身上显然有日光浴的痕迹……卢西走进厨房,给我们调配饮料,没过多久,我们就欢快地品起鸡尾酒来。如果外面大街上没有革命卫队来回巡逻的话,这次聚会跟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平常聚会没什么两样。

    破冰完毕后,我就站起来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几种可选的伪装方案。“好了,大家在政府待的时间也不算太短,你们肯定知道我们这次是带着几个问题来的,”我说,“我们有三种可选方案,每种方案都准备好了假护照和其他证件。最后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案,当然了,我和夏利奥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建议。”

    接着,我把不同伪装身份的护照放下来,简单向他们介绍了三种方案——美国教师、加拿大营养学家和好莱坞方案。我跟他们解释说,不管他们最后选择哪种方案,根据计划,我们都要在周一从梅赫拉巴德机场出发。

    “客人们”显然很担心机场的安检问题,他们不知道在机场被拦下来带去二级审讯后会发生什么。所谓二级审讯就是对达到“怀疑要求”的人进行的审讯。我可以看得出来,在所有的“客人”中,乔·斯塔福德可能是最害怕的人。他的那种疑神疑鬼,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伪装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信心,我希望乔能够接受这个计划。

    沙茨指了指美国证件。“我觉得,拿着美国护照上机场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愚蠢透顶。”他说。其他人点点头,我跟他们说好几个月前伊朗的英语学校就关闭了。他们全都抱着脑袋,我看得出来,他们想要搞清楚整个计划。我心想,这正是向他们推荐“阿尔戈计划”的最好时机。

    “我以前执行过很多类似的行动,”我说,“我相信那个好莱坞计划能行。”

    我打开“第六制片厂”的材料,取出登有《阿尔戈号》广告的《每日综艺》报纸。我把科拉·拉齐克“第六制片厂”的商务名片递给她。“编剧特蕾莎·哈里斯就是你。”我说着拿出印有她照片的假加拿大护照,递给她。科拉打量了一番自己的照片和伪造的签字,显然很惊讶。接着,我取出纸板,递给凯西·斯塔福德。“给,”我说,“我们发现你有点艺术背景,所以让你当艺术总监。”我把余下的名片分发给大家,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角色:乔·斯塔福德是副制片人,马克·拉齐克是交通协调员“约瑟夫·厄尔·哈里斯”;李·沙茨是摄像师“亨利·W·柯林斯”;鲍勃·安德斯是取景经理“罗伯特·贝克”。

    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在好莱坞租了一间办公室,里面现在就有人等在电话边。“如果有人打电话核实,那边就会有人说特蕾莎·哈里斯正跟影片取景团队在中东,但是下周就回来。”

    这六名美国人久久地盯着我,好像刚刚明白我们为了把他们弄出去做了多少工作,甚至还开了一家假制片公司,办公室里面还有好莱坞的圈内人士守着。除此之外,我们在“雾谷”的团队还加班加点,为他们编写伪装故事,伪造证件以证明他们的假身份“属实”。

    最后,马克开口了。“这个听起来倒不是那么疯狂。”他说。

    “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安德斯问道。

    我试着用卡罗维教给我的电影圈行话向他们解释。“就像是沙漠里的‘巴克·罗杰斯[1]’,”我说,“这部影片里夹杂着中东神话和宇宙飞船,以及遥远的世界。相信我,当我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伊朗人肯定一个字都听不明白。这正是这个故事的妙处所在。”

    我看出来他们仍然犹豫不决。“不管你们最后选择哪种方案,”我说,“你们选的这个方案必须能让自己相信,并且能做得来。”

    说完之后,我让他们进餐厅自己商量。

    他们聚到一张桌子周围,开始对各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比对。李·沙茨是使馆的农业随员,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营养学家的方案不可能成功,以他的背景判断,这个方案没什么优点。其他人觉得英语老师的方案和营养学家的方案都不好。科拉担心会有人拦住她询问关于农作物的问题。她对农业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她和其他人一样,对好莱坞多少有些了解。她把自己想象成好莱坞剧作家。她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读剧本,这正是她的长处。其他人也开始接受这个方案。马克说,只有疯狂的好莱坞人才敢在革命期间到伊朗来,这个想法不错。安德斯当即表示赞同。他想象自己在电影拍摄现场,跟费·唐娜薇和沃伦·比蒂[2]挤眉弄眼。他似乎天生就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听起来,我们要玩个痛快了,我实在等不及了。”他后来跟我说。虽然李·沙茨对操作电影摄像机一无所知,但是他能够设想一个好莱坞摄影师的生活肯定是周游世界,惊险刺激。他曾经去过几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觉得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这个角色演好。他们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这个方案的支撑材料显然比其他方案多,而且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有人驻守的办公室,帮助他们圆谎。

    最后,反对的人就只剩下乔一个人了,他不停地说:“我看不行。”乔看起来反对所有的计划,只想继续留在伊朗。马克很了解乔,他知道乔的反应是意气用事,而不是出于理智。乔似乎是感到愧疚,因为他的同事们还在使馆里经受煎熬。“要是咱们跑了,他们报复人质怎么办?”乔向每个人质问道。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曾考虑过,但是随着加拿大关闭大使馆,伊朗人一步一步逼近美国人逃出的真相,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其他几个“客人”显然也是这种想法。“嗯,那你想让我们干什么——待在这里吗?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帮助吗?”安德斯问乔。乔接着提议他们一起到美国使馆去找激进分子理论。这个提议看起来正义凛然,但是安德斯和沙茨反应都很激烈。“别他妈说了。”他们一起说道。

    就在他们针对乔的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决定进去看看情况。我可以感觉到里面浓重的火药味,所以我决定耍个小把戏。“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行动是怎么运作的。”我说着从旁边的桌台上拿起两个软木塞,夹在拇指和食指中间,形成两个“D”字形。我曾经多次运用这个小戏法向别人解释怎么实施潜逃行动。“这是我们,这个是坏人,”我说,“这就是我们怎么闪开他们的。”我用灵巧的手法把两只木塞挪开,其中一个木塞好像从另一个木塞中间穿过去了一样。这是个小戏法,但目标是让他们知道,跟他们在一起的是伪装的专业人士。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已经考虑周全了。

    这个方法肯定奏效了,因为他们以五比一的投票比率赞成“阿尔戈行动”,一同逃离。

    投票结束后,六位“客人”带着我们在房间里转了转。这间房子真是富丽堂皇。就当我们在房子里面转悠的时候,新西兰大使克里斯·毕比带着秘书理查德·斯维尔过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斯维尔将给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他跟我们说,他在梅赫拉巴德机场有个密友,为英国航空公司工作。夏利奥问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多弄几张黄纸和白纸做成的下机登机表。斯维尔爽快地答应下来,我们定了个时间,约定次日在加拿大大使馆再见个面。

    在离开前,我又跟“客人们”坐在一起,把伪装的幌子又跟他们过了一遍。我让他们把乔·米苏里为他们每个人准备的个人简历背得滚瓜烂熟。“要是有人拦住你们,或者跟你们发生争执的话,一定要自信,直视他们的眼睛。设想一下好莱坞的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反应。记住,我和夏利奥到时候就在你们身边,所以要是出什么差错的话,让我们俩过去跟他们交涉。”

    我最后想跟他们检查的就是化妆品。我把多丽丝为他们准备好的伪装用品带了过来,摊到桌子上。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伊朗人都去过美国使馆的领事办公区,而大多数“客人”都在那里上班,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极易被辨认出来。

    我跟他们讲,一个好伪装的关键在于找到伪装者最明显的特征或者性格,然后改变这个特征,而不是过分掩饰。通常情况下,暴露一个人身份的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如走路方式或者身上的某一颗痣。要是这次行动是在莫斯科进行的话,我们将会有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整个团队跟我们合作。在这里,我们只能凑合着使用手头上有的东西。

    “你们每个人都要让自己更新潮一点,增加点好莱坞风格。”我说。我把摄像机取景器递给沙茨,把剧本交给科拉。

    “我和夏利奥周日晚上会回来,让你们试一遍衣服,”我跟他们说,“但在这期间,你们要好好准备自己即将扮演的角色。会有人考验你们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失败的代价是什么,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们不认真准备的后果。我只希望乔能回心转意,跟其他人一样提起精神来。虽然我们在“阿尔戈行动”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但只要他们有一个人没有表现好,我们就会满盘皆输。

    [1]美国一部科幻电影中的主角,死后在未来世界重生并领导了一场拯救人类的高科技战争。

    [2]费·唐娜薇是好莱坞著名女星,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沃伦·比蒂是好莱坞著名导演,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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