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电报，我和夏利奥坐下来，准备证件包。泰勒一如既往地大方，主动提出让我们用他的办公室。
夏利奥马上就开始准备下机登机表格。斯维尔之前过来的时候，丢下了一大堆多余的登机表，给我们帮了大忙。夏利奥参照我们自己保留的黄色登机表，用波斯语和英文填完了二十来张表格。
我这个时候开始弄护照。我的主要任务是往我们从多伦多弄来的护照上印上伊朗签证，完成以前的旅行记录，包括进入梅赫拉巴德机场时的图章。在仿制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入境印章时，我的模板就是我和夏利奥进机场时护照上盖的印章。
在伪造入境图章时，最坏的情况莫过于入境前伪造了某位移民官员的签字，而等你离境的时候，发现负责签出的移民官员正是你伪造签字的那一位。这样的话，那位签证官当然知道你护照上盖章的那天他没有上班。当然，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模仿了已经作废的图章。我们对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密切监控和图章收集，在加上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不懈努力，使得我们仿制出的图章足以以假乱真。
仿制图章可以说是我们的基本功。美术造假新手收到的前几个任务通常都是仿制某国的入境图章。这些图章通常有点杂乱，所以即使做得不是很完美，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太过完美的图章有时反而不好。旅行证件上的图文通常都是寥寥草草的，一个完美无瑕的图章印记反而最容易引起移民官员的注意。等到掌握了伪造看起来有点凌乱的真印章的技巧后，美术造假者可以进一步去做次要证件——驾照、军官证、医疗卡——只要是能够辅助主要证件的东西都行。证件链最高端的是主要证件，例如：旅行证。有些美术造假者需要在培训处干上好几年，才有机会伪造一个主要证件。假如一个经验比你少的美术造假者被安排伪造主要证件的话，那是对老资历一种极大的侮辱。
在伪装行动中，伪造证件的人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凭感觉做的，另一种是规规矩矩小心做的。第一种人往往在午饭过后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刚喝过马丁尼[1]，比较放松。而我，则属于典型的第二种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陷入难题，我既不用凭直觉做事，也不用放松，只要按部就班就行。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局里会给我们发一些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比如一种被称为“造假桥”的工具，用来帮助造假者用一只手稳住正在写字的另一只手。当然了，还有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小窍门也很重要。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有很多实践造假技巧的机会。作为一名美术造假者，有时候，我会到世界的另一端，窝进某个安全的房子里，在手表灯下通宵达旦地工作。
但有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整个部门一起合作。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弄到一张很罕见的护照，但是第二天就需要归还。一圈专家大周末的就被聚到一起。为了仿造这个护照，我们部门所有的摄像师都被动员起来，把护照的各个部分认真拍了下来。
此外，作为技术服务办公室一名需要到处出差的技术人员，我还必须做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工作的准备。有一次，我甚至不得不在飞机厕所伪造图章。我那一次的任务是去亚洲次大陆帮助一名叛逃的俄国人和他的家人潜逃出境（这个俄国人之前躲在汽车后备箱中，被人悄悄带到邻国）。我登上去那里的最近一趟航班，但是，正当飞机向下降落时，飞机乘务员宣布那个国家爆发黄热病，所有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将会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限尚未确定。我们要在24小时之内将那名俄国人和他的家人带出这个国家，所以我不能被隔离。此外，我身上带着几个违法的橡皮章和伪造工具，手提箱暗格里还藏着十万美金的现钞。风险太大，我绝不能就这么被隔离。我快速走进厕所，打开免疫记录，往上面加了一个免疫期为十年的黄热病疫苗注射记录。飞机在做落地前的最后准备了，我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搞定。飞机的剧烈振动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我还是在飞机开始滑行之前回到了座位上。我们最后成功地在次日上午将那名俄国人和他的家人带出了国境。
在我和夏利奥忙着伪造证件时，泰勒大使抽闲进了办公室。为了不打扰我们工作，他在我们对面的一张白色沙发上坐了下来，听着我和夏利奥互相问答，商量伪造技巧的细微之处。很显然，他很享受这场“阴谋诡计”。几分钟后，泰勒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告诉他卖地毯的人到外办公室了。“哦，好的。”泰勒说。卖地毯的人边往里走，边自夸。“我把自己最好的毯子都给您带来了，大使先生！”他喊道。他摊开几张毯子，铺在地板上。泰勒弯下身子，用专业的眼光查看着。很明显，他这次想多带几块古老的波斯地毯回国。他们小声商量了一下货品，商量的时候很小心，生怕打扰到我们。
与此同时，“大锤”克劳德在使馆比较偏僻的房间里忙着抡大锤，击毁敏感文件，每次敲击的巨响都在楼道里回荡。
我和夏利奥忙着工作，没心思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我正用一根尖针往图章上刻日期，那根针跟我爱人常用的修甲签差不多。等我弄完显示“客人”以往行程的图章后，就该接着弄签证了。但是，当我打开印泥盒的时候，发现里面的印泥已经完全干了。我们的墨水专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专门为我们配制出这种带有荧光的印泥。实际上，签证是整个包裹里面最重要的证件。在移民检查出口，检查最严格的就是签证了。假如没有签证，不管我们用的是什么伪装方案——我们都不可能离开伊朗。我环视四周，寻找补救的法子，目光落到了泰勒的酒架上。我走过去，扫视了一下酒的标签，选了一瓶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我觉得这种酒的原料应该有含辛烷纯度比较高的酒精。我往一只酒杯里倒了两指深的酒，把酒瓶和酒杯一起拿到刚才工作的地方。我放酒杯和酒瓶的时候发现夏利奥好像有点乐了。“渴了？”他问。我往印泥上滴了几滴酒，把印泥浸润，然后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就开始往护照上印签证。夏利奥摇摇头，露出了微笑。“为什么不喝点呢？”他说，“整个行动现在就要靠酒精来给力了。”
我们花了大半个上午才把六个护照上的入境图章弄完。我们唯一剩下的工作就是整理文件包，把所有跟造假相关的“作案”证据都毁掉。伪造的那套加拿大护照，那套签证有错误的备用护照都被放进了碎纸机。那套伪造的美国身份证明也不例外。我们的工具、印泥盒、印泥等东西都被抛进了使馆壁炉的火焰里。教师方案和营养学家方案都灰飞烟灭。除了“阿尔戈行动方案”，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再说说好莱坞，西德尔和他的妻子安迪这时正忙着在第六制片厂接听电话。我们之前没有通知他们我们的潜逃时间表，所以西德尔觉得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撤逃。
一开始的时候，西德尔和安迪知道自己要出演业余间谍，都有点兴奋。但是这种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这种兴奋就被担忧和恐惧所取代。他们突然意识到，有八个乃至更多人的性命都系在他们的手上。西德尔后来跟我说，他们晚上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都希望不要在晚间新闻上看到我的脸，他们怕看到我跟新被捕的人一样被捆着游行。在办公室里，安迪开始害怕电话铃声，每次电话响她都害怕是有什么坏消息。不过，大多数电话都是关于生意的。
虽然西德尔在电影行业已经混迹将近二十五年了，他还是对“第六制片厂”的骗局能够如此成功感到惊讶。在我们初次在圈内刊物上刊登广告后，《好莱坞报道者》打电话要求发表评论。好莱坞地方不大，卡罗维与这部影片有关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一名记者打探这部片子将由哪些明星出演。西德尔援引报道上的文章说，“我们将会聘请超级大腕。至于具体是谁，我们现在还无可奉告。”没过多久就不断有朋友给他打电话找工作。两个星期后，剧本和头像照片就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把办公室都放满了。“太疯狂了！”西德尔在和妻子一起筛选这些东西的时候说。
此外，圈里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开始向他极力推销自己的主意。有个作家还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摄一部柯南·道尔的不知名的惊悚故事，名叫《第249号木乃伊》。故事讲述了一名大学生用埃及魔法唤醒了一个木乃伊，结果酿成了一场大屠杀。西德尔对此十分感兴趣，虽然他知道等我们从伊朗逃出来后，“第六制片厂”马上就会关闭，但他还是想从柯南·道尔文学遗产管理公司购买版权。
这就好像谎言自己有了生命，现在西德尔要硬着头皮演下去了。用好莱坞的行话来说，这是一辈子的角色，但是西德尔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到了周日的晚上，我和夏利奥回希尔唐家看“客人们”的试衣情况。“客人们”前天的时候一直在研习假身份，完善自己的伪装。现在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了。卢西已经把斯塔福德夫妇接了过来，大家都在地下室等着。等我们到那儿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的“客人”都借来了服装，而且还凑了几件随身物品，彻底改头换面，以适应自己的新身份。马克用一些黑色眼线膏，把胡须加黑了一下。李·沙茨自信地把摄像机取景器挂到脖子上。“叫我伍迪！”他说。他觉得好莱坞每个称职的摄像师都应该有一个绰号，他的绰号就是伍迪。科拉则找了一些海绵滚筒刷把平时的直发弄成了卷发。她还把眼镜摘了下来，用了比平时多很多的化妆品。她心不在焉地浏览着剧本。我的艺术总监凯西把深褐色的头发梳成马尾辫，戴上一副杜鲁门·卡波特[2]戴的那种黑色粗框眼镜，跟《阿尔戈》电影素描画的形象一致。但是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鲍勃·安德斯的转型，他用电吹风机把头发吹成模特式的发型，穿上紧身裤和一件比他小两号的蓝色衬衣，解开上面几个扣子，袒露着胸口。此外，他还戴上了一条有吊坠的金链子，他把外套披在身上跟披肩一样。“看看怎么样，”他边说边趾高气扬地在屋子里踱起步来。这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这次演练最精彩的部分，是“客人们”改头换面的放松气氛。正如我所愿，他们很高兴，一点都看不出次日要过机场的担忧。乔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我看到其他成员所作的努力，就觉得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除了外表的伪装，罗杰·卢西还帮助“客人们”纠正口音，让他们说起话来更像加拿大人。科拉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加拿大人说多伦多的时候会说“多伦那”。“跟比拉鱼的发音差不多。”她说。卢西开玩笑说，他让“客人们”在说完每一句话后多说一个“呃？”就好了。
在试过服装后，我和夏利奥把刚盖过印章的证件和往返机票递给他们，上面显示了我们为他们捏造的以前行程和签证地点。后面的这些细节十分重要。移民官员最有可能问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签证是由哪里签发的，还有他的旅行路线。乔·米苏里是在合适的时间在多伦多买的往返机票，我们已经把他们可能用过的机票上的优惠券取了下来。如果不知道细节和行程路线的话，一眼就能被人看穿。
泰勒和卢西还准备了一套行李和一套额外的衣服，因为“客人们”既没有衣服，也没有行李。要是他们没有拿包进入机场的话，将会让人感到奇怪。
还有枫叶贴纸、翻领，还有我和乔·米苏里在渥太华买的行李签，这些都是专门为“客人们”最后出发时用的。每个出国旅行过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加拿大人喜欢在包上粘上枫叶，防止自己的行李跟美国人的混淆。
我们还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感觉更像自己扮演的角色。
过了没多久，泰勒过来了，他手里拿着加拿大那边给我先前的电报发来的回电。他把电报递给我，笑了笑。渥太华和华盛顿的决策层最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拍了板，我们明天上午可以顺利开展行动了。他们在电报中乐观地写到：“回来见，潜逃成功！”
我们准备到里面的餐厅大吃一顿。“客人们”不想把任何东西留给伊朗人，所以一口气准备了七道主菜，还有上好的葡萄酒、香槟、咖啡和烈酒。丹麦大使芒克和新西兰大使毕比也过来了，气氛很快欢快起来。我们提醒“客人们”不要贪杯，他们将在晚饭过后接受卢西“严苛的盘问”。但是，我看出来他们都有自己的盘算。实际上，这六个人之前一起商量过，为了尽量放松，他们要趁着兴奋劲儿离开。房子里还有很多酒，“客人们”似乎想要把它们喝个精光才肯罢休。
在吃饭的时候，我向“客人们”讲了一下我们在像莫斯科这种被称为“不可进入的地区”进行行动时用到的一些知识。在这种地方，有时候可能会有上百个人监视我们。夏利奥开玩笑说，他再也不想去苏联了。莫斯科是检验我们能力的主要战场，我们在“阿尔戈行动”中运用到的很多技术都曾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接受过检验。
大家都对“第六制片厂”这个幌子背后的想法感到好奇，我跟他们讲到了关于“阿尔戈”的笑话。没过多久，他们都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热烈欢呼“阿尔戈！”我赶紧严肃了片刻，要求他们不要公开披露有关此次营救行动的任何细节，保护我们的资源和方法，这些都是我们秘密行动的命脉所在。
“这件事情过去后，你们每个人都会想写本书，”我说，“别写。我和夏利奥还要在局里上班呢。”
吃完晚饭，我们都聚到地下室准备模拟盘问。为了使演习尽量逼真，卢西穿上了大号长筒靴和军旅冲锋衣，手里还拿着一根短手杖。我觉得他看起来就跟电影《霸王铁金刚》里面的人物差不多。
他缓缓走到房间中央，摆出一副移民官员的官僚派头。“谁是第一个？”他恶狠狠地喊道。
“客人们”换换座位。我、泰勒、夏利奥、毕比和芒克站在房间后。
李·沙茨站起来，走向低头盯着他的卢西跟前。“请出示您的护照。”卢西模仿波斯人说英语的口音问道。沙茨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卢西扫了一眼。“嗯，你是从哪里申请的签证？”他用蹩脚的英文问道。
沙茨本来演得很顺畅，突然一下子懵了。“你看，真搞笑……我竟然想不起来了。”
卢西暴怒地喊道：“什么叫想不起来了？”他把脸凑到沙茨跟前：“你是个大骗子！你这个美国特务！”
泰勒转身看看我。“有这个必要吗？”他问。
“当然有必要，他们演得越入戏，明天出逃就越顺利。”我说。
等对沙茨的盘问结束后，我转脸看着大伙。“听好了，”我说，“我们给你们准备这些伪装材料，就是要让你们好好学习的。伍迪刚才的表现告诉我们，你们很容易就穿帮了。你们有可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有可能不会被问到。但是万一有人问到你们头上了，你们一定要能够自如地回答。”
在模拟盘问继续进行的过程中，一位在场的大使把我叫到了餐厅。他已经跟迈克·豪兰联系上了。豪兰跟维克·汤姆塞斯和布鲁斯·兰根是在外交部的三名美国外交官。这位大使告诉我说，豪兰私下跟他说自己正在计划撤退。实际上，豪兰已经去过外交部外面，现在想要一把玻璃刀和一支手枪。这位大使问我他应该怎么做。我跟他说，可以给豪兰一把玻璃刀，但绝不能给他手枪（后来，我不确定这位大使有没有给豪兰什么，因为豪兰、兰根和汤姆塞斯在人质危机期间一直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直到危机结束）。
模拟盘问结束后，我和夏利奥跟“客人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过了一遍最后的安排。我之前画了一张机场的图表，带着大家把各个阶段都过了一遍，以免有人搞不清楚。“一切都在于误导别人。我们要用魔术师经常蒙骗观众的把戏。”我说。
计划是这样的：我要赶在所有人之前三十分钟赶到机场，由斯维尔凌晨三点到酒店接我。我到达机场后就开始侦查机场的情况，确认我们飞往苏黎世的航班是否准时。要是一切顺利，我就带着行李通过海关安检，然后走到有大玻璃的地方，发出一切正常的信号。与此同时，夏利奥和“客人们”将乘坐使馆的大客车去机场。夏利奥到达机场后，如果看到我发出信号，他就带着“客人们”通关，到检票处与我汇合。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外面安排等待的车辆，以便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快速逃走。但我们没有这种安排——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应急方案。一旦我们进入机场，走入伊朗安全部队的虎口之后，我们就没有一点儿回头的机会了。
所有的客人都曾从机场走过，但是我不想看到一丁点儿的意外。虽然机场乱得像鸡窝一样，但是组织得却井井有条，这主要是由于沙赫统治时期制定的严格监管规定。第一个安检口在机场主门外面，有两个国家警察对进出的乘客进行检查。在这一道安检口，只需要出示一张印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通过这一道检查口之后，就走进海关检查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机场，乘客可以带着行李直接到航空公司的柜台，但是伊朗的机场却不一样，由于伊朗人害怕自己的同胞往外走私物品，所以正门口就有一个海关检查站。“经过这道检查后，我们就能到登机柜台了。”我说。我觉得我们到了登机柜台就没问题了。但是，移民检查站就不是同一回事了。“这就是我们通关的难点所在，”我说着指了指图表上的移民检查站的位置。我知道“客人们”对下机登机表格还有点担心，但是我宽慰他们说，当局已经几个月都没有核对过白纸表格和黄纸表格了。“与其带着自己没有的东西，还不如少拿一些东西，”我跟他们说，“不管丢了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诈唬过关。‘我怎么知道白纸表格在哪儿呢？那是你的呀！’”
等到午夜，我和夏利奥才跟他们告别，走出门口时，“客人们”激动得喊了一声“阿尔戈”，算是给我们送别。我离开前停了片刻。“伙计们，明天你们肯定能成功！”我说着把面前的六张脸都看了一遍，“记住要入戏，享受这次演出，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和夏利奥离开后，沙茨和乔接着熬夜喝酒聊天。计划成功了，屋里这个时候只剩下一瓶君度酒了。他们俩倒了一杯又一杯，边聊边喝。乔仍然在分析行动计划，不时提出计划在什么地方可能出错。他担心，伊朗国家指导部的人可能会把所有人都拉下飞机扣起来，直到他们证明《阿尔戈》电影拍摄的真实性。沙茨反驳说，航班上到时都是外国人，国家指导部九点才上班——比航班起飞时间晚一个半小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从航班上拽下来，扣押两个小时。”乔接着回到黄纸和白纸表格的问题上来。沙茨失望地摇摇头。他刚才喝的君度酒劲上来了，他知道自己应该上床睡觉了。“不管怎么说，”沙茨转身之前对乔说，“我一定要登上明天的航班。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但是你要去的话，别连累我和其他人。”
[1]调制法最多的鸡尾酒，被誉为“鸡尾酒之王”。
[2]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南方文学作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