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凌晨三点，我被电话吵醒了。

    “我是理查德，”电话那边说，“我在大厅。”

    打电话的是理查德·斯维尔，他来得很准时。在十分钟之内，我冲了个澡，把手头的几件东西收拾了一下就到大厅里了。斯维尔开着大使的梅赛德斯过来接我了，我们开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仍然沉睡的市区。街上一片漆黑，几乎没人——既安静又陌生——到四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梅赫拉巴德机场。

    斯维尔把车停到停车场，我们俩顺利穿过第一个安检口。跟我预想中的差不多，机场这时没什么人。大厅里只有几个乘客和几个在办公桌前趴着打盹的工作人员。在柜台边上靠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革命卫队成员，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我知道，等到快中午的时候，这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成堆的伊朗人挤在安检口，大批的革命卫队在这里维持秩序。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出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顺利通过海关检查。斯维尔已经在我之前进去了。除非发生意外，否则我们不打算在机场再碰头了。斯维尔拥有外交证件，基本可以在机场通行无阻。现在，他要去和英国航空公司的熟人见面，以防我们需要应急计划。接着，我走到航空公司登机柜台，瑞航的职员向我保证，我们的航班将在早上五点抵达机场。我取出一本杂志，边浏览边来回在机场踱步，等待夏利奥和其他人。

    这个时候，在希尔唐德家里，罗杰·卢西正在尽力叫“客人们”起床出发。事情并不简单。这群人几乎一夜没睡，有几个人的酒劲儿还没有消。科拉还记得当时穿过走廊，看见沙茨在洗手间把屎拉到了内裤里。卢西准备了一壶鲜咖啡，每个人都开始进入角色，做好最后的伪装。鲍勃·安德斯在希尔唐夫妇的衣柜里找到了一顶海军蓝的贝雪帽戴到头上。他照了照镜子，对自己的装扮很满意。等到该离开时间，卢西祝他们好运，把他们送到使馆的车上。沙茨这时发现乔已经决定要跟他们一起走了。

    在车子穿过市区的时候，汽车司机——加拿大使馆的一名伊朗雇员，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机场之行罢了。“客人们”却心知肚明，对自己在车上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坐着。马克记得他们在车上十分平静，甚至近乎宁静。还好，车厢里面是黑的，所以大家感觉都很放松。他当时想象假如他们能够把车一直开到华盛顿特区该有多好啊。科拉坐在沙茨身旁，她的脑子在不停地想着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她决定最后再检查一遍钱包，看看里面有没有装跟自己真实身份相关的东西。她惊讶地发现钱包里竟然放着一张洗衣服的收据，她赶紧把它塞到车座里面。其他人都在心里记着自己的伪装身世，并复习细节，使自己兴奋起来。

    汽车司机在经过喜来登酒店的地方拐错了弯，安德斯提醒他说他们要去酒店接个人。司机赶紧往回返，加快了车速，生怕赶不上时间。夏利奥和以往一样淡定，在酒店大堂里读着报。他事后跟我说，当看到车子终于开到酒店外面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等他们到达梅赫拉巴德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多一点了。

    在航站楼里面，我走到主入口边的大落地窗前，找到一个从外面看得很清楚的地方站下来。我把杂志卷起来，放进手提包，取出比杂志大很多的“阿尔戈”档案，开始浏览起来。根据计划，我要先行抵达机场，在机场里面向其他人释放可以进入机场的信号。释放信号的方法就是我走到他们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地方，翻阅电影材料。

    在大厅外面，“客人们”坐在车里等着。因为司机还在，所以他们还不能自由交谈。夏利奥盯着窗户，看到我之后就回头对其他人说：“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七个人走到站在航站楼口的七个国家警察面前，把身份证明递上去。一个警察浏览了一下证件，挥手让他们通行。他们看起来不错，很有自信，就跟周游世界的游客一样。过了一关，我心想。

    我穿过机场，向登机柜台走去。我可以在登机柜台更清楚地看着夏利奥和“客人们”走进明亮的梅赫拉巴德机场里面。他们看起来精神不错，但也有吃惊。他们毕竟在希尔唐家里待了将近九十天，现在突然被一群人围着，肯定会感到有点不适应。我对鲍勃·安德斯的表现震惊了，他晃晃悠悠地走进门来，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他看起来就像是费里尼[1]电影里的角色。希望他不要演得太过了，我心想。只见他用近乎女性的姿势理了理头发。虽然有加拿大人的帮助，这几位“客人”还是不能很顺利地把行李放在一起，瞒过训练有素的人员的眼睛——他们是周游世界的好莱坞选景团队。

    不过，他们顺利通过了海关检查，一会儿就在登机口跟我会合了。进入机场后一见面，我就可以看出他们眼角流露出的紧张和疲惫。但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有很好的同志情谊。我们在一条船上，要一起逃出去。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去往下一个取景地点，然后回好莱坞。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看样子，他们听进去了我在演练中跟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没事，我心想，他们能行的。

    我在跟“客人们”介绍计划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点：别走散。这样的话，要是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就有机会作为制片经理拿着影片资料走过去把事情摆平。但是，沙茨的心里却有别的想法。我可以看得出来，沙茨比安德斯更喜欢“阿尔戈计划”的冒险精神。那个时候，机场有两条登机的排队线：可以吸烟的和无烟的——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出于习惯，沙茨跳到了短一点的无烟队伍，而我们其他人则排在吸烟队伍里。这就是说，等我们拿到登机牌的时候，沙茨已经往移民检查口走去了。

    等沙茨排到队伍前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后他一点，我看到一个没穿制服的警官——他不是未受训练的革命委员会成员——正在检查口执勤。我之前就警告过他们的情况发生了。我看见沙茨把护照和黄纸表格递给这个警官，作为一名使用假身份证明多年的中情局特工，我知道第一次把假身份证明放到移民检察官桌前的时候总是有点心虚。来吧，我暗想，好戏开场了。沙茨表面上很淡定，但是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七上八下的。要是出错的话，最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现在。

    移民检查官仔细查看沙茨的护照。“这是你的照片吗？”我刚刚能听到检查官的问话，急忙竖起耳朵，听沙茨怎么回答。

    “当然是我的，”沙茨回答道。他极力保持镇静，但是我看见他开始表现得有点紧张了。两个穿着邋遢的革命卫队警卫正靠在附近的墙上，露出无聊而凶狠的眼神。

    移民官员从岗位上走开，迅速消失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沙茨回头往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移民官进去的那扇房门。我们是不是忘了给沙茨的护照上弄什么东西了呀？这个移民官是不是要去找跟沙茨手头的黄纸表格相对应的白纸表格？时间走得很慢，这个移民官终于回来了。“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不像你。”他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这张照片是沙茨在几个月前照的。在照片上，沙茨留着红胡子山姆[2]一样的大胡子，完全盖住了上嘴唇。在意识到是什么问题时，沙茨摆出跟照片上一样严肃的表情，然后用手指模仿剪刀在胡子边挪动。“现在比照相的时候短了点。”他说。

    这个移民官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沙茨，耸了耸肩。然后，他就在沙茨的护照上按了一个章，沙茨就走进候机室，从我们面前消失了。我看看“客人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刚才的惊险一刻，他们谁也没有惊慌。

    队伍慢慢向前走，乘客和移民官员不时发生争吵，队伍就稍微停一会儿。几个伊朗人想要用假身份出行，一个妇女在拒绝合作后被带走进行二级审讯。就在几个星期前，科拉在当地一家报纸上读到一个女人想要用阴部走私货币，结果被捕。她看着这个女人被人从队伍里拖走，突然害怕当局会对女性乘客进行随意的全身搜查。

    等我们到检查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往前递护照。但是，移民检查处的官员却神秘失踪了。我们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站了几分钟。马克和科拉排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他们简单地商量要不要从检查口走过去。不过，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要是悄悄溜过检查口的话，只会引起怀疑，让人猜测他们要躲闪什么。马克对证件的质量和计划充满信心，愿意静心等待。又过了几分钟，那个官员又回到了办公桌前，手里端着一杯茶。他扫了一眼我们的护照，痛快地按下放行图章，挥手让我们通行。他也把我们的黄纸表格收走了，就在他把这些表格往台边黏贴的时候，有一张飘到了地板上。记得我们从那里走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悄悄把这张纸捡了起来，粘到我的那张纸上。那张纸是鲍勃·安德斯的。

    走进候机室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严格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功脱险，在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安全检查，但是移民检查已经通过了，最难过的一关已经过去了。几个革命卫队的警卫在候机室转悠，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里面的人，但是因为是凌晨，所以他们可能打不起什么精神来。还有二十分钟，我们的航班就开始登机了，所以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低下头，耐心等待。

    沙茨和安德斯一起走开了，向着一排座位走过去。候机室里大概只有一半人，但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人满为患。他们两个人看到一个空位，就坐了下来，发现坐在对面的正是在卢西去接替约翰·希尔唐之后帮他们看守房子的加拿大武警朱尼尔。因为使馆即将关闭，加拿大人计划分两批飞离伊朗，第一批乘早晨的航班，另一批包括泰勒大使在内的人将于下午离开。实际上，泰勒的秘书拉芙娜就坐在武警旁边。就在沙茨坐下的时候，武警正好看到沙茨的行李包，包上插着枫叶形状的别针。沙茨一坐下，朱尼尔的目光就从包转移到李·沙茨和鲍勃·安德斯充满笑容的脸上。朱尼尔看了看两个美国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拉芙娜也吃了一惊。拉芙娜曾经在西方使馆的联谊活动中见过安德斯几次，但是她还是没能一眼就认出来，眼前这个袒露胸膛，戴着华丽吊坠和贝雪帽的人就是自己以前认识的那个穿戴严肃的资深外交家。

    朱尼尔把头向前靠一靠。“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他问沙茨。

    沙茨丝毫没有犹豫。“回家呃。”他尽量模仿着加拿大口音回答道。朱尼尔顿时怔住了。他惊讶地摇摇脑袋。

    就在这时，我过去找斯维尔，他正和英国航空公司的朋友坐在候机室的角落里。那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乘坐他们公司的航班。“我们本来可以给你们提供皇室服务的，”他说，“头等舱，香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十分感激。”我说。我告诉他，知道万一瑞士航空的航班出事，我们还有应急方案，真是太好了。在潜逃行动中，很少能够在机场有内应，这无疑大大提高我的信心。

    我发现乔和凯西正在免税纪念品商店，但是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凯西猛拽了一下我的外套，乔拿着从免税商店带来的一个密封包向我走来。他把包递给我，脸上露出来一个大大的笑容，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包裹里面装的是圣杯[3]一样。“我们想把这个送给你，以表示我们对你的敬意。”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他们这是出于真心。他们显然是买了一大罐伊朗白鲟鱼子酱——这个东西价格不菲。那一刻似乎成了我们“开溜”之前很古怪的一刻。我觉得乔好像是借着这份礼物向我说：“我们现在执行你的计划，我觉得我们能够逃出这里。”我“离家还有一英里”，卡罗维可能会说，所以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这种感觉是真切的，特别是来自一直坚决抵制这个计划的乔。乔好像终于鼓足了勇气，找到了前进的信心。

    就在这时，航班内部广播系统通知说，瑞士航空公司的363号航班可以登机了，“客人们”马上起身走了起来，我看着每个人都向门口走去。我们走过金属探测器，顺利通过了安全检查，走到门口的小玻璃间。我环视四周，看到每个人都很兴奋，似乎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心情。我们就差坐上登机坪上的巴士了。但是我们又听到广播里传来另一条通知：“非常抱歉，瑞士航空公司的363号航班由于机械故障，将会延迟，请您见谅。”看来墨菲定律还是没有放过我们。大家都站了起来，围在我四周。“大家放松，”我对他们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去打听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机械故障，他们打算延迟多久。”

    我们回到候机室，努力打起精神。我又找到斯维尔和他在英国航空公司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原来，他们已经跟瑞士航空公司谈过了，发现只是一个很小的机械故障。“只是空气速度指示器出了点问题。只要一个小时就能修好。”斯维尔汇报说。我们接着开始商量能不能换乘英国航空的航班，但最后还是觉得这样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我们已经在瑞士航空公司检查过行李了，换航班就意味着把行李从飞机上取下来，再次接受检查。

    我找到那六个美国人，把从斯维尔那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觉得最好还是等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们需要的只是耐心。”我告诉他们。马克和科拉互换了个眼色。“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我耐心地跟大家说，同时看着乔和凯西的眼神，“你们要是不担心就怪了。但是我以前来过这里，机械故障经常发生。这只是个小故障而已。”鲍勃·安德斯好像马上就放松下来了。一直警觉而且直言不讳的沙茨顿时无语了。

    等待变成了煎熬。天已经破晓，外面的天空已经露出灰白色。登机坪上的堆堆白雪就像是蓝灰色海面上漂浮的冰山一样，在机场内部，随着不计其数的航班从欧洲和亚洲抵达，候机室的人迅速增加。几支伊朗革命卫队出现在候机室，夹杂在走动的乘客中间。这个革命卫队的人已经厌倦找伊朗人的麻烦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国人身上，他们用粗俗蹩脚的英文或者德语盘问外国乘客。对于他们来说，这好像只是一场娱乐活动。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某个狂热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可能会盯上我们其中的某个人。我环顾四周，看看几位“客人”表现得怎么样，我惊讶地发现乔竟然在读波斯语报纸。我觉得他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没有人会相信哪个好莱坞制片人能读得懂波斯语。乔好像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很快又把报纸放了下来。

    时间似乎静止了。候机室变得炎热拥挤，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候机室的噪声也越来越大。人群的拥挤开始让人感到不舒服。这次行动开始的时候跟玩游戏一样，现在却成了一场心智的煎熬。就在我担心会有某个“客人”支撑不住时，公共广播终于宣布瑞士航空公司363号航班可以登机了。我们再次挤过安检口，进入玻璃小间。这次，我们没有被再叫回去。当我们挤上老旧的机场巴士时，我看见每个人都很疲惫，我也不例外。我们离成功脱逃更近了，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到了停机坪上，我们从巴士上下来，向飞机悬梯走去。刚才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里面的热气让人喘不上气起来，户外寒冷的空气反倒让人觉得清爽。就在我们登上飞机的时候，鲍勃·安德斯猛拽了一下我的胳膊。“你们这些人把什么都想到了。”他说着，笑得合不拢嘴。

    我一转身，这才发现他刚才说的是什么。飞机机头的侧面印着飞机从瑞士起飞的行政区。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阿尔高”。我也笑了，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随着我们乘坐的那架道格拉斯DC-8飞机冲向跑道，飞入空中，我欣喜若狂。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没有什么时刻比起飞的那一刻更美好了。我们还有两个小时才能飞出伊朗领空，但这两个小时的飞行已经无关紧要。当机长宣布我们飞出伊朗领空，进入土耳其领空时，整个飞机沸腾了（飞机上有几个逃出来的伊朗人，他们那天上午肯定也经过一番煎熬）。对于“客人们”而言，他们好像去掉了肩上无比沉重的担子。在意识到我们逃出伊朗的那一刻，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欣喜。我们成功了。漫长的煎熬终于结束了——他们马上就到家了。

    再回头说说加拿大使馆那边，泰勒大使把任务成功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渥太华。然后，他让克劳德最后一次抡起大锤，把通讯设备砸毁，作为武警的克劳德很喜欢这项任务。泰勒接着在使馆门口挂上“暂时关闭”的标牌，然后跟卢西、克劳德和其他四名加拿大官员出发了。等我们八个人抵达苏黎世的时候，泰勒的电报已经从渥太华转发给了华盛顿，焦虑的卡特总统终于收到了一条来自伊朗的好消息——六个被困的美国人已经成功脱逃。

    我永远也忘不了“客人们”在苏黎世走下飞机悬梯时脸上开心的表情。沙茨和安德斯在停机坪上欢快地手舞足蹈，高举双臂，摆出胜利的姿势。然而，奇怪的是，门口竟然没有人接我们，所以我们只好用假证件又经过一轮移民检查。等我们走到停车场时，几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很快迎了上来。他们没有寒暄，抓住“客人们”的手，让他们上了一辆等候的客车，然后就开车离去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山间小屋，国务院的人给他们准备了比萨和六捆喜力啤酒。

    他们走了，我和夏利奥被丢在冰冷的停车场。所有的秘密特工都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我和夏利奥也没有期盼着回来之后会有庆功游行，漫天彩带。局里的多数特工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能帮助六个美国人逃出伊朗，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我知道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现在，仍有五十三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现在是时候谈谈你在电影圈的未来了。”我的话被吹散在寒夜的空气中。我说，因为“阿尔戈行动”这么成功，万一要采取营救计划的话，上面很有可能要用这个方法让“三角洲突击队”用这个幌子潜入伊朗。“我们会想让你上一点国际金融的课程。”

    “你觉得我能行吗？”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似乎年轻了许多。

    “我唯一担心的是你上课要用哪种语言。”我说。

    一阵冷风吹过停车场，我打了个寒战，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外套没有了。“咱们快点走吧，”我说，“冻死我了。”

    “你的外套呢？”夏利奥问道。

    “借给乔了。”

    他哈哈大笑：“看财务处的那帮人不把你整死。”

    “我难道不知道吗？算了，”我说，转身向一辆等人的出租车走去，“我们该回去工作去了。”

    [1]意大利电影之父，以强烈的个人标记——“费利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

    [2]美国华纳公司旗下的动画人物，脾气暴躁，厌恶兔子，特别是兔八哥。

    [3]最传统的解释是在耶稣受难时，用来盛放耶稣鲜血的圣餐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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