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晚上在山间小屋度过，吃比萨，喝啤酒，接受当地使馆资深医务人员的检查。他们被告知，国务院的官员之前从来没有被人扣押这么长时间。国务院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伊朗那边的情况，为危机解决后的人质处理做好准备。有一次，他们被叫去接受针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空气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他们大多数人都极易“紧张”。在接受完问询后，他们被要求交出所有的假身份证件以及和电影《阿尔戈》有关的材料。但是，有几个人悄悄留下了“第六制片厂”的商务名片，而且保留至今。
虽然国务院竭力封锁六名美国人逃跑的消息，但是没过多久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蒙特利尔《新闻报》的记者吉恩·佩雷特尔调查这个事件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当他得知加拿大政府于1月28日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时候，他得出结论，认为失踪的美国人已经成功脱逃。因为他一开始同意在危险结束之前不发表报道，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履行承诺了。他再一次给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打电话，寻求确认。使馆官员告诉他，他们希望他能够在整个危机事件结束后再发表。但是佩雷特尔则认为，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必须马上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他一方面担心其他大胆的记者会抢先报道，同时也受到来自资深编辑的压力。该报于1月29日的报纸上发表了对该事件的报道。不久，这个事件又被广播和电视台广为传播，最后全世界都知道了。
既然新闻已经报道了，就没有必要再把六名美国人藏起来了。美国国务院担心该事件会连累瑞士政府，特别是瑞士驻德黑兰大使馆仍在运行中，所以国务院迅速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
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法兰克福，正在撰写行动总结报告。报告中大概描述了加拿大人是怎样在这次撤离行动开展之前成功掩护六名美国人躲藏了近三个月之久的。报告中对于中情局和《阿尔戈》只字未提，这也没什么。白宫和中情局总部最不想让伊朗人知道的事情，就是中情局在德黑兰开展了行动。这要是让伊朗人知道的话，肯定会危及人质的安全。最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中情局，说中情局提供了一些技术援助，但直到十七年后，《阿尔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在佩雷特尔和其他新闻报道中，美国人对加拿大政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记得2月1日那天，当我乘坐的航班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我随手拿起一份《纽约邮报》，头版头条上三英寸宽的大标题，赫然写着：谢谢，加拿大！在餐馆和酒吧，加拿大人受到特别友好的招待，而且还享受免费饮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枫叶旗。公共标牌，甚至布告板上都写满了美国人对北部邻国的感激之情。
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感谢加拿大的决议，卡特总统在决议通过的次日亲自打电话向加拿大总理约瑟夫·克拉克表示感谢。
因为中情局的参与需要保密，所以这次行动的主要功劳都给了肯·泰勒。他一夜之间成了大红人，被人们戏称为外交界的“红花侠”。他先是从德黑兰飞到哥本哈根，最后抵达巴黎，在戴高乐机场被一群摄影师和记者团团围住。他第二天要举行新闻发布会，然后还要参加为期十一个月的公关活动，基本走遍了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主要城市。他后来被加拿大和美国分别授予最高荣誉，包括国会金质奖章。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表现出了高风亮节，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并不躲避聚光灯。当然，泰勒做的事情正是我们想要的，就是把这个事件的关注焦点从美国转移到加拿大身上。即使他有时候想说，他也不能提及中情局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泰勒大使所做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瞒天过海，让伊朗人把责怪的矛头从美国转向加拿大。
但是，对于知道内幕的人来说，认为这件事情是由加拿大方面单独完成的就有点可笑了。我后来知道，本性难移的杰罗姆·卡罗维在当地一家伯班克报纸上登了一整页广告，上面写着：“谢谢，加拿大——我们以前需要的就是这样！”
六名美国人被救的消息传到伊朗，伊朗当局的反应可想而知。在外交部，布鲁斯·兰根、维克·汤姆塞斯和迈克·豪兰被怀疑怂恿并协助这次逃跑事件，他们使用电话和电报的特权被永久剥夺。同时，在美国大使馆这边，有报道称，一个激进分子称我们的营救行动是“非法的”。不过，最有名的还是时任伊朗外交部长的萨德戈·戈博扎德的反应，他说：“不管在这里，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加拿大人或早或晚都要为他们侵犯伊朗主权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戈博扎德最终被伊朗政府处死，被一支行刑队执行枪决，原因是涉嫌勾结西方。
既然营救行动已经成了全世界公开的秘密，被营救出来的几位“客人”得到通知，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在德国的空军基地过了几夜，然后乘坐一辆属于北约司令的波音707行政专机飞回位于特拉维尔的丹佛空军基地，吃着菲力牛排和从夏威夷空运来的新鲜菠萝。
等到达美国国务院的时候，欢呼的人群正在等候他们。一个女人甚至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爱你鲍勃·安德斯，还有加拿大！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国务院的人一直只听到关于同事被困使馆的坏消息，现在终于迎来了一场值得庆贺的胜利。他们所有压抑的情感都喷涌而出：鼓掌、吹口哨、挥舞标牌、痛快地欢呼。在事后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沙茨坦诚地说，他很少在公共场合哭，但就在国务院的那一刻他却泪流满面。
下一站是国务院的一间大礼堂，鲍勃·安德斯在那里进行了一篇带稿子的讲话。他说，由于危机还在继续，他和其他同事还不能透露有关逃跑的具体细节。在谈到他们在希尔唐家里躲藏的日子时，安德斯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玩拼字游戏，追踪国际新闻。最后，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一份豪华版拼字图和一封来自孩之宝公司总裁的信。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塞勒斯·万斯接见了他们，接着卡特总统也在白宫接见了他们。这几个美国人在希尔唐家的晚餐桌上讨论人质危机僵局时，曾对卡特总统颇有微词。所以他们与总统的会面有点尴尬。他们中有的人，比如马克，仍然认为总统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有失妥当，特别是在允许沙赫进入美国之前没有采取措施保护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最后，卡特总统南方人的魅力打动了他们，他们都觉得总统确实很为人质们担心。
就在总统接见他们的时候，我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我乘坐的是TWA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想办法冷藏乔·斯塔福德送我的鱼子酱的时候遇到了麻烦。空姐看了一眼鱼子酱罐就说：“先生，您的鱼子酱不是伊朗货就是俄国货。要是伊朗货，除非伊朗人释放了人质，我才会帮您冷藏。要是俄国货，只有等苏联人撤离阿富汗，奥运会重新选择举办地点，我才会高兴在冰箱里给您找个位置。”我看着她，有几分前所未有的崇敬。我把所有的衣服从随身的包裹取出来，用美国内衣把鱼子酱罐包住。
在肯尼迪机场转机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将准时回家。
凯伦带着孩子在杜拉斯国际机场等我，跟家人团聚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虽然没说什么话，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看得出来，能回到家里，我感到很放松。那天晚上，当我和凯伦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一两分钟。后来，她转过身来。“你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她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贡献。”
一个星期后，我和哈尔带着彼此的爱人去洛杉矶跟卡罗维夫妇和西德尔夫妇见面。在这次行动被报道后，“第六制片厂”悄悄关闭，我们应该过去表示感谢了。我当初把十万美金的活动资金交给了我们局驻洛杉矶办事处的戴夫。他也带着自己的爱人过来庆祝了。当我们把车子开进环球影城喜来登酒店时，看到门口遮檐上写着“谢谢，加拿大！”的熟悉标语。等我们到前台登记的时候，我们收到一只往翻领上扣的金属圆纽扣，上面刻着同样的话。我们自豪地把这个纽扣扣到西装翻领上。根据好莱坞的传统，电影拍摄的最后一天要召开收工晚会。我们的“收工”晚会在全国上下庆祝加拿大伟大的营救的氛围中秘密举行。一般人从我们的庆祝方式判断，还以为我们是加拿大人呢。
在那天晚上，我敬了最后一杯酒。我站在圆桌边上，身子有点摇晃，举起酒杯，说了一句：“阿尔戈！”当然，没有几个外人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即使听到了他们也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3月11日上午，斯坦斯菲尔德·特纳邀请我和他一起去白宫面见卡特总统。他跟我说，我跟总统有两分半钟面谈时间，可以简要汇报“阿尔戈行动”和我们是怎么成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除了我和总统之外，只有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当我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总统正在打电话，他没穿外套，只是穿着衬衣，边打电话边看着桌上的备忘录。他让某人把这页纸最底下一行的“厌恶”改成了“痛恨”。这是典型的卡特风格——对细节一丝不苟。特纳向总统引荐我，总统跟我握手，但是从他疑惑的表情看他好像并不知道我是谁，做了什么事情。特纳本想上去解释，但是我迅速向总统讲述了我的经历，以免影响他的日程。等到了必不可少的照相环节，白宫摄影师走上前来，照了几张。特纳上将马上走到照相机前。“哦，不行，”他说，“我们不能公开他的照片，他是秘密工作者！”总统问，这张照片难道不能只存在于我们俩人之间吗？“好。”我说。十七年后，我才得到这张照片。今天，这张照片挂在我的书房。
等我回到“雾谷”，走到弗雷德·格拉乌斯的办公室，他马上带我到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人戴夫·布兰德温的办公室。我向他们讲述了与卡特总统的会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来，”他们说，“这个更重要。”他们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提升为GS-15级特工，相当于美国陆军上校军衔。
等我走出南楼，走到位于中楼三层的办公室时，看到我的秘书正在保险箱里翻东西。“你猜怎么样，伊莲？”我说，“我升职了，而且还见到了总统，不过是先见的总统，再升的职。”
“你收到我的留言了吗？”她问。“你今天晚上要在白宫吃晚餐。给雅克·杜马斯打电话。你应该五点钟就到那里。”
我用“绿色电话”给雅克打电话询问情况，所谓“绿色电话”就是我们办公室与总部之间的安全专线。“哦，对，”他说，“我把在白宫吃晚餐的消息通知你办公室了，让你一定给我回个电话。实际上，你要在5点的时候跟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见面。”
我收到的指示是到西厢房汉密尔顿的办公室跟他见面。我第二次踏上了前往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的路程。我被汉密尔顿的秘书伊琳娜带到他的办公室，伊琳娜告诉我说汉密尔顿稍后就回来。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迎面走来一张笑脸。汉密尔顿上前跟我握手，我们在休息区的两张椅子上坐下，他向我讲述了他的需求。汉密尔顿想要伪装，让我们给他短时间内能做的最好伪装。接着，他解释了原因。他已经跟萨德戈·戈博扎德安排好在巴黎进行秘密会面，商讨释放人质。但是，一旦让人发现戈博扎德跟汉密尔顿见面，这个秘密行动就会毁于一旦。
第二天，伊琳娜把我带到白宫地下室的理发间。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外面天还亮着。理发店当时关着门，但是伊琳娜还是让我进去了。我惊讶地发现这个理发店跟我见过的其他理发店一模一样：两张椅子、两张镜子和两个水槽。她拉开达到外面花园高度的窗户上的帘子，打开灯。等汉密尔顿过来后，我让他走到一张椅子上，用一个订做的假发、假胡子和一副眼镜彻底改变了他的外貌。等我弄完之后，我把他从一个优雅的美国官僚变成了他说的“邋遢的拉美商人”。我把他的话当成是对我工作的高度赞美。
汉密尔顿跟戈博扎德的会面是克里斯汀·伯格和海克特·维拉伦这两个冒险家安排的，他们俩人与伊朗世俗政府有联系。伯格是法国律师，办理跟激进分子有关的案件。维拉伦是阿根廷商人。卡特后来说维拉伦是“南美洲河船上的赌徒”。他们都是戈博扎德的老朋友，宣称可以在伊朗世俗领导层和白宫之间开通直接专线。这很不现实，但是卡特却心急如焚。直到这时，白宫和伊朗之间也没有进行任何层面的直接会谈。所以卡特派乔丹·汉密尔顿和哈尔·桑德斯去巴黎见这两个人。几个星期后，他们商量出一项计划，据说得到戈博扎德和伊朗新当选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的背后支持。这个错综复杂的计划包括很多步骤，第一步就是成立联合国五人委员会，让他们到伊朗倾听伊朗方面的控诉。最后，在人质被送往一家德黑兰医院后，这个委员会接手这些人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计划根本就是胡闹。戈博扎德说起话来言之凿凿，但实际上在人质事件中一点权力都没有。当霍梅尼拒绝联合国委员会与人质见面后，整个计划就以失败告终了。
没有谁比卡特总统对这一事件更恼火。他已经完全没有耐性了。4月初，外交努力似乎已经到头了。4月7日，卡特总统下令把所有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对伊朗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接着，在五天之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准备实施“鹰爪行动”。
从一开始，我们办公室就对“鹰爪行动”的可行性持保留态度。等到1980年冬天，“猛禽”已经开始了在西方世界的新生活。他在伊朗担任过上校，对包括巴克维斯上校所说的“沙漠一号”等伊朗地形了如指掌。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稍微的改进。根据计划，八架直升机将从位于阿拉伯海的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往“沙漠一号”。这八架直升机将在“沙漠一号”跟四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会合。这四架运输机负责运输巴克维斯上校和他的“三角洲突击部队”以及陆军突击队，还有大量直升机燃料。等加完燃料后，直升机将会把突击士兵带到“沙漠二号”，也就是德黑兰外的第二个地点。他们将从“沙漠二号”发动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猛禽”根据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马上就看出来一个问题。他们选择的“沙漠一号”正好是走私者走的路线，只有夜间才有人用。他认为，如果美国军队想把这个地方作为队伍集结地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人发现。据说他向行动策划者和巴克维斯提出了告诫，但丝毫没有引起他们重视。
“鹰爪行动”已经写进历史，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直升机未能飞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到抵达“沙漠二号”。行动似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当C-130运输机抵达“沙漠一号”的时候，就不幸被“猛禽”的预测言中了。飞机一落地，巴克维斯和队伍马上就碰到几辆不明身份的车辆在周边疾驰。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交火了。原来，一辆走私卡车里面装的是燃料，一个士兵用反坦克火箭击毁这辆车的时候，汽车爆炸的火球把方圆好几英里的天空都照亮了。好像有个人从卡车里逃了出来，跳到另外一辆卡车上，疾驰而去。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就在巴克维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一辆大型奔驰大巴冲了过来，车上带着将近四十个伊朗人。美国陆军突击队只得举枪拦住这辆车。巴克维斯这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于突袭行动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
就在这个事件发展的时候，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八架直升机也遇到了麻烦。两架直升机发生机械故障，只能掉头回返。另一直升机虽然飞到“沙漠一号”，但在降落的时候失灵了。五架直升机不足以完成任务，卡特总统于是下令放弃行动。在回来的途中，一架直升机撞到一架装满燃料的C-130运输机。就这样，八名美国军人悲惨地丢了性命，另有几名士兵受伤。剩余的直升机和C-130飞机安全返回航空母舰。
无论按照什么方式衡量，营救失败后的那段时间都是美国在444天人质危机中所处的最低谷。卡特总统在他的《忠于信仰》一书中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几天后，从一开始就反对“鹰爪行动”的塞勒斯·万斯辞去了国务卿一职。
1980年5月，由于在营救六名美国人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我和夏利奥被授予“情报之星”，这是中情局的最高荣誉之一。奖章和证书都是在局里秘密颁发的，颁奖台下面站着几百名同事。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亲自给我们颁奖。因为行动是机密的，所以我的家人没有被准许参加颁奖典礼。
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沙赫接着去了埃及，于1月27日在埃及逝世。诡异的是，这跟我和卡罗维在危机之初构想的替身计划几乎完全吻合。因为沙赫已死，俄国大军在阿富汗耀武扬威，伊朗也受够了美国的禁运制裁，霍梅尼最终表达了谈判意愿。在这一事件中，伊拉克竟然帮了美国的忙，因为它于1980年9月入侵伊朗。伊朗人想要和美国谈判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需要美国的军械部件和炮弹。
1981年1月21日，剩下的五十二名美国人质终于获释。吉米·卡特亲自飞往德国与他们会面。但这场危机对他政治生涯的危害已无法逆转。由于没能解决危机，卡特被人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轻而易举打败了他。伊朗人最后还往卡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们选择里根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移交人质。至此，人质已经被扣押了将近十五个月。
当然，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的当天，美国与伊朗政府的外交关系就中断了。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伊朗之间仍然没有正常的外交往来。曾经被视为是美国长期坚定盟友的伊朗，现在已经沦为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在危机期间，美国十分失望，因为它无法与一个置理性与国际法于不顾的政权谈判。
我们现在知道，当武装的“学生”冲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他们并没想长期占领。但是随着危机的发展，霍梅尼似乎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于是发明了一种政治手段：扣押人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度，所有外国使团驻在国都不会容忍这类事件的发生。
伊朗继承了在这次事件中开创的先例，每当需要引起国际关注或者想要找讨价还价的砝码时就会反复无常地扣押人质。2007年，五名英国皇家海军被伊朗当做人质扣押了两个星期。2009年，一艘载有五名海员的英国船只在公海被伊朗当做人质扣押了一个星期。三名美国徒步旅行者不慎进入伊朗境内，被当做人质扣押了两年多，直到收到100万美元赎金后，伊朗方面才将人质释放。这就是有名的“徒步旅行者间谍事件”。2011年，英国驻伊朗使馆被冲击，馆内文件资料被焚，国旗遭到亵渎，办公大楼被洗劫。六个人被扣为人质，直到政府插手，人质才得以释放。伊朗人即使是在最受争议的情况下无视国际外交公约，肆意扣押他国公民充当人质，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惩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伊朗会在短时间内放弃这种行为。
今天，伊朗被认为是热点国家，下一场国际危机很有可能正在伊朗酝酿。伊朗执意寻求开发核武器使其遭到国际社会一系列制裁；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变幻无常的外交关系也像是一场随时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持续低烧。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动荡。我意识到伊朗人其实并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波斯人，波斯人是与阿拉伯人有着不同历史的另一个民族。2009年6月12日，反对党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德黑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被称为“绿色革命”。他们的目标是抗议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重新当选伊朗总统。那场选举的投票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多伊朗人怀疑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操纵选举。在这场抗议活动中发生的一幕酷似1978年震惊全国的那场暴力活动，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在随后的挣扎中，有将近四十名伊朗人被杀。这一幕在2011年2月再次上演，这一天被称为“愤怒日”。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的忠实支持者想要举行集会，表达对发生不久的“阿拉伯之春”的支持。但集会的火花很快就在毛拉的劝导和伊朗革命卫队的血腥镇压下熄灭了。一些示威者遭到毒打和拘捕，年轻的激进人士退却了，也许某一天还会出来抗议。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我对旧有交流规则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没有信心。你很难跟一个不想走到谈判桌的对手谈判。想要跟一个不尊重国际外交规则的政府达成共识也很困难。我们情报机构最好的希望就盯紧毛拉和伊朗政府，并尽力阻止他们可能计划的任何严重伤害。这项任务确实很累人。
每当我想到“阿尔戈行动”的秘密能够保守多久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希尔唐家的那个周日晚上。那天，我对“客人们”说，虽然他们可能很想把在德黑兰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是这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的保密基本上算是成功的。唯一走漏消息发生在事件被报道后不久，华盛顿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他供稿的广播节目里说，两个中情局特工扮演了“老母鸡”的角色，掩护六个美国人通过梅赫拉巴德机场。我们都觉得他在中情局内部有认识的人，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虚惊一场。吉恩·佩雷特尔后来跟别人合写了一本关于这次营救行动的书，名叫《加拿大人的奇谋》，书中错误百出。他在书中说，所有的伪装都是加拿大设计出来的。中情局看到之后，当然无不高兴。
不论是我，还是几位“客人”——我们都没有写过书。也没有人能够写书，不过1997年，局里对我进行了表彰。
那是中情局成立五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局里咨询了一家宣传机构，得到的建议是稍微脱掉点神秘的伪装，举行一场公开活动。这一活动后来演化成一场内部提名，要选出中情局成立五十年来最优秀的五十名特工。结果，我竟然被选为这五十人之一。
“开拓者”奖章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在中情局的全部历史上的所有级别和领域，他们在追求使命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树立了让他人学习的光辉典范。”当然了，那天还举行了一场公开的颁奖典礼，还请来了媒体。“开拓者”勋章被颁发给当选的每个情报人员，有些颁发给了获奖者的近亲属。
在媒体方面，《纽约时报》的蒂姆·韦纳第一个提出了采访请求。不知道是谁把营救行动透露给了他，但是我告诉他不能用于报道。“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说。他写了一篇报道，但是没有用伊朗行动的素材。后来，我向上级请示，我的想法被否定了，他们让我就伊朗行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丹·拉瑟的采访。我反对说：“这是我们保守最严的秘密之一。”“局里的宗旨要求你这么去做。”领导对我说。所以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做了。但是我必须得说，让我把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确实很困难。
我担心家人的安全，也担心伊朗人在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之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七楼上的服装让我不用担心任何危险。“他们可能永远连往你家走的车道都找不到。”一个局里的高级官员说。他这些年去我家参观过我的艺术工作室，知道不管是谁，要想开车穿过我家前一英里长的土路可不容易。
真相既然已经披露出来了，那就没有理由不跟公众分享。科拉记得自己最后把事情真相告诉了婆婆，她婆婆有点恼愠。“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她问科拉。“因为，”科拉解释道，“这种事情最容易一传十，十传百。”
早在1980年夏天，我就曾邀请这几名美国人到我家野餐。有一天，我在“雾谷”地铁站正好撞见鲍勃·安德斯，他从站台对面冲我喊：“凯文！”我们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拥抱。他们都太忙碌了，很少有可以一起聚一聚的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把我弄进了扬基体育场见面，那天晚上的比赛是专门为了他们举办的。
我把他们邀请到我那块40英亩大的林地举行秘密烧烤。神不知，鬼不觉。他们直到收到我的邀请函，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不过，在吃烧烤的时候，他们还是经常会忘记我的真名，喊我凯文。那次聚会很温馨。乔和凯西没能过来，但是其他人都来了。我这方面，杰克·凯利和他妻子，还有丹，也都过来了。凯伦终于有机会见到这几个名人了。我们在我家的草地球场打了会儿网球，虽然安德斯也很有才，但沙茨毫无悬念是那天球场上的明星。
他们有些人变了，但大多数都没变。沙茨依旧是个老顽童。在希尔唐家躲藏的那段时间，对科拉的影响好像最大。在去伊朗之前，她想当职业女性，也曾跟马克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但是，在希尔唐家躲藏期间，她觉得自己好像属于一个家庭。那次经历让她对生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回到美国之后，她关注的东西发生了一些改变。
多年后，我去伯班克穆赫兰岛上的影视养老院看望杰罗姆·卡罗维。他之前就有过中风，在一次中风后，他和妻子就退休到了那里。他现在坐在轮椅上，活动能力有限，口齿不清。但是他的眼中依然闪烁着以往的光芒，显然很高兴见到我。
他想让我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和他妻子住在不同的公寓，一进入他的房间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他的房间乱糟糟的，装点着他在好莱坞长期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各种纪念品。在一面大约20英尺长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他跟好莱坞传奇人物的黑白合影，就跟沙龙似的。在这些照片里，你可以找到你能想到的所有好莱坞名人：秀兰·邓波、奥黛丽·赫本、凯瑟琳·赫本、沃尔特·马修、伊丽莎白·泰勒、鲍勃·霍普……这些照片像一条记忆的轨迹，一条记录好莱坞电影的轨迹。
他的奖杯也放在同一面墙的架子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最重要的奖项的小金人都放在一排。在前排正中间摆着中情局的荣誉勋章，中情局只给两个局外的人发过这个奖。这是我们局对极其重要人员的特殊认可。
卡罗维把轮椅转到我这面，凑近身子，好像要我听清他的话。“我已经想过了，”他说，“我觉得要是这个地方万一失火，我们紧急逃离的话，我唯一要带走的东西就是那个。”他指了指中情局的勋章。“我把它挂得很低，你看，我就是坐在这把破轮椅上也能够到。”他把轮椅挪到前边，展示自己能够摘到这个勋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卡罗维。我对这个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是我真挚好友的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在伪装行动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搞懂自己的观众是谁。在“阿尔戈行动”中，我们的观众不是伊朗人，而是那些“客人”本身。我们把伪装故事准备到了极致，我们真正想要说服的是这六个美国外交官。当然了，万一有伊朗官员过来检查，他们的假身份就会显得真实可信。但是首先要让这六个美国人接受这个伪装身份。只有对这个伪装充满信心，他们才能有信心用假身份去演戏。
“阿尔戈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太过于离奇了。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编瞎话都不会这么编，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个正常的情报官员都不会想到要用这个幌子作为伪装。这就是这个计划的妙处。
现在大多数电影的成功与否主要看票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我们编造的假科幻电影一分钱也没赚，但在我心里，它却拥有电影史上最成功的首映式。我们用这部假电影救了六条人命——对于一部从未存在的电影而言，业绩能说差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