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绝不容许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全世界已达成共识。但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时代中，具有强势惯性的粗放型增长和低层次竞争主导了经济发展模式，众多环保条文近乎形同虚设，飞速积累的国民财富中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影响生态安全的水资源安全、国土安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环保问题也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健康问题，对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都是严峻的挑战。
中国新闻网数据显示，在过去10余年间，全国环境投诉量由最初的每年数万件猛增到2007年的逾70万件。有学者高声疾呼，中国正逼近环境安全的底线。
面对事关百姓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未来的生态问题，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将生态环保置于同经济发展比肩的同等战略高度。
2002年中共十六大，“改善生态环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确立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任务；2007年十七大上，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一词首次见诸全国党代会报告；同年，温家宝更誓言要做“环保总理”，高层决心尽显无遗。
2008年，曾连续3次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并两次评为中国首富的房地产商罗忠福，因涉嫌非法占用林地、滥伐林木被告上法庭。9月29日，经贵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被判处10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与罗忠福同时领刑的还有其“合作伙伴”、原贵州省林业科学院院长于曙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罗忠福的妻子、澳门贵州联谊会会长杨秀荣，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妨碍作证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
此案发生在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市位于中国西南，城市周边1456万亩环城林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独一无二，素有“林城”美誉，当地市民引以为傲。名为“福海生态园”的项目位于贵阳市郊云关山森林公园内。2006年6月6日，林科院下属的贵州绿源园林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与福海公司签署了协议，约定绿源公司提供云关山森林公园2000亩旅游森林用地，福海公司投资32亿元，修建1200套组装式度假别墅。
然而，福海公司选定的这2000亩土地不仅大大超出了生态休闲区210亩的范围，而且位于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按规定，是不能建设与生态保护无关的项目的。相关手续尚未完善，开发商即开始平整地基、移植树木，造成大片林地被损毁。相关部门先后10余次给这一“未批先用”项目下达书面停工通知，福海公司始终置若罔闻。原本树木葱郁的园区内满目疮痍，大片树木荡然无存，裸露出数亩被开发商清理出来的黄土地，与周边茂盛的森林对比鲜明。
贵阳“福海生态园案”从一审到二审，引起社会各方关注。毁林伐木，两名主要被告被判重刑。有关专家认为，与沱江重大水污染案件、松花江特大水污染等案件相比，此案虽然不属于污染环境的犯罪，但对自然资源保护犯罪的量刑却远远重于环境污染的犯罪。这一裁决，使得该案成为1997年修订刑法后，中国最严厉的刑事制裁破坏资源保护犯罪案件之一，让人看到环保执法的鞭子不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这是政府加大力度整治威胁环境安全的企业，不用重典保不住青山绿水。
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观念
在为期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中，环境问题一直是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谈判中遭遇障碍最多的一个议题。在中国“入世”7年后，中国的环境问题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在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中，产业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让人头疼。龙永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什么产业注定是污染的产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只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依然十分淡薄。
发展中的中国，由于过度工业化，沿海城市正遭遇严重的生态危机。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轻纺工业、电子业。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中国工业也进入重工业、精细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一阶段。只有在这些重化工业方面成为强国，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中国很多生产电子、纺织、轻工产品的工作母机要靠进口。而要想在轻纺工业方面得到持续发展，就要加强重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正面临承接许多国际重工业的转移。
中国多年的外贸出口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但知情人都知道，这是牺牲了环境和资源换来的。那么，中国在未来承接国际重化工业的过程中，如何保护资源与环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有一个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案例。
一个3000多人的小城镇，10多年来，由于毗邻的锰矿开采和加工企业将废水直接排入河中，每年只能在农历的“正月初一”和“七月十四”两天喝到干净的河水。因为正月初一是过年，七月十四是民间的“鬼节”，只有这两天矿厂不开工。
这是发生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下雷镇的一个案例。下雷镇位于大新县的西部，与百色市靖西县湖润镇接壤，逻河自靖西县湖润镇流经下雷镇，在湖润境内约数公里，在下雷镇境内近30公里，于是当地人也称之为下雷河。
如今的河水基本呈黄色，远看像一条黄龙，近看黄中带黑。检测结果表明：下雷河与靖西交界断面总锰含量为348毫克／升，超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338倍；水中悬浮物为112毫克／升，超标27倍。
下雷镇布东屯处于下雷河的下游，有村民100多人。下雷河上游段的水质都非常好，但是由于当地锰加工企业及洗矿点直接排洗矿废水，导致下游水体含锰量超标。这些洗矿点经常在晚上排水，早上7点经常会看到从上游流下来的泡沫和黑水。
村民喝从3公里外的山头引过来的泉水。20世纪80年代时河水还能喝，90年代以后就没法喝了，现在连游泳都没人敢下河，在河里洗手也只能是越洗越黑。
下雷镇还有近十个村屯像布东屯一样饮水困难，近千名村民10年来一直处于“住在河边无水喝”的尴尬境地。
河水污染到这种程度，政府部门难道袖手旁观吗？
村民表示，上游湖润镇洗矿点经常偷排废水到下雷河，屡禁不止，常常是“环保部门前脚走，洗矿废水跟着排”。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让人匪夷所思。
一些企业为了减少成本，没有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最终企业也因此被迫关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只注重经济效益，对企业污染行为不闻不问，甚至主动充当“保护伞”。
这一切都是因为“污染换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等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绿色GDP”的生态发展观未能树立，是造成污染频繁，群众不堪忍受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绿色GDP”？
有一次龙永图去瑞典，瑞典政府官员陪他在一个湖上游玩，龙永图突然看见有两个造纸厂。他很讶异地问道：“你们这么漂亮的湖，为什么建造纸厂啊？”那位官员回答说：“龙先生，我们瑞典有一个观点：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技术、污染的体制、污染的观点。”
龙永图认为，所谓“绿色GDP”就是一种类似瑞典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环保观念。
是否污染环境不能按照行业进行划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强的环保观念、健全的保护体制再结合过关的技术，重化工业不一定就是污染环境的产业。相反，一些所谓的绿色产业，如旅游业，如果管理不善也会破坏环境，造成很大污染。
过去，大众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旅游是一个无烟的产业，是一个没有污染的产业。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旅游产业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制造污染的产业。中国多年来对旅游资源实行的是过度的掠夺式的剥夺，以量取胜的门票经济，使旅游产业不堪重负，对资源构成了极大的破坏。相比之下，在国外很多有名的景区，是严格限制门票数量的，这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没有污染的行业，也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技术和污染的观念。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改变以行业作为判定污染环境的错误观念，对我国产业的布局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拥有强烈保护环境的意识，才会产生一整套完整的环保政策和技术，也才会在环境保护上舍得硬投入，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蓝
空气是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人的健康离不开洁净的空气。大气污染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现代文明进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有五件是由于大气污染。
1马斯河谷事件：1930年12月1～5日，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
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在这个狭窄的河谷里有炼油厂、金属厂、玻璃厂等许多工厂。12月1～5日的几天里，河谷上空出现了很强的逆温层，致使13个大烟囱排出的烟尘无法扩散，大量有害气体积聚在近地大气层，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三天后有人发病，症状表现为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一周内有60多人死亡，几千人患呼吸道疾病，许多家禽死亡。心脏病、肺病患者死亡率增高。这是21世纪最早记录的公害事件。
2多诺拉事件：1948年10月26～3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地处河谷，工厂林立，有许多大型炼铁厂、炼锌厂和硫酸厂。10月最后一个星期大部分地区受反报旋和逆温控制，加上26～30日持续有雾，使大气污染物在近地层积聚。二氧化硫及其氧化作用的产物与大气中尘粒结合是致害因素，全镇14000人中发病者5911人，占全镇人口43％。症状是眼痛、喉痛、流鼻涕、干咳、头痛、肢体酸乏、呕吐、腹泻，死亡17人。
3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洛杉矶市
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市三面环山，处于50公里长的盆地中，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全市250多万辆汽车每天消耗汽油约1100吨，向大气排放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300多吨氮氧化物，700多吨一氧化碳。汽车排出的废气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以臭氧为主的淡蓝色光化学烟雾，刺激人的眼、鼻、喉，引起眼病、喉炎和头痛。1955年和1970年洛杉矶两度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前者使4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因五官中毒、呼吸衰竭而死，后者使全市3/4的人患红眼病。
4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5～8日，英国伦敦市
12月5～8日，地处泰晤士河河谷地带的伦敦市上空处于高压中心，一连几日无风，风速表读数为零。大雾笼罩着伦敦市，又值城市冬季大量燃煤，排放的煤烟粉尘在无风状态下蓄积不散，烟和湿气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城市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飞机被迫取消航班，汽车即便白天行驶也须打开车灯，行人走路极为困难，只能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行。由于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聚，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伦敦市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达4000多人。2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
5四日市哮喘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
四日市位于日本东部伊势湾海岸，由于交通方便，自1955年第一座炼油厂建成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城”。石油化工业和工业燃烧重油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了大气，天空终年烟雾弥漫，全市平均每月每平方千米降尘量为14吨（最多达30吨），大气二氧化硫含量浓度超过标准5～6倍，大气中烟雾厚达500米，其中漂浮着多种有毒有害气体和金属粉尘。1961年，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这一带发生很多人出现头疼、咽喉疼、眼睛疼、呕吐等症状，患哮喘病的人剧增。1964年，该市因大量烟雾不散，致使一些哮喘病患者痛苦死去。1967年，又有一些哮喘病患者因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而自杀。1970年，哮喘病患者人数达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达817人，死亡10余人。到1979年10月底，确认患有大气污染性疾病的患者人数为775491人。
洁净的空气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北京的空气质量令人担忧，北京见不到蓝天。为此，北京市政府郑重承诺“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会有良好的空气质量”，北京的城市污染源主要有四个方面：燃煤、扬尘、工业排放和机动车尾气。为解决北京空气污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北京市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14个阶段、200多项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投入1000多亿元资金打造绿色奥运。
国务院于2006年批准成立了由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牵头，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5省(区、市)参加的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协调小组，专题调研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形势和任务，编制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环保部门与6省(区、市)抓紧落实保障措施，开展联防联控，6省(区、市)在奥运会前建成并投运燃煤机组重点脱硫项目装机容量达2600多万千瓦，完成了一大批工业重点治污项目，淘汰、搬迁了一批落后产能及工艺。首都钢铁公司车间党委书记蒋全文说：“自2005年开始，首钢已连续停了三座高炉，尤其是2008年，首钢压产400万吨，总体的经营生产受到了影响，但是我觉得，为了绿色奥运、绿色北京，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经过不懈努力，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年北京有246个蓝天，比1998年仅有100个蓝天整整多出了146个。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北京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为100％，达到世界发达城市水平，为近10年来最好状况。同时，各协办城市空气质量也基本达标，兑现了关于空气质量的奥运三项承诺：第一项兑现的内容是，每天对空气中的四项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发布；第二项是，提高北京全年的空气质量；第三项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会有良好的空气质量。我国全面兑现了绿色奥运环境质量承诺，让蓝天重现。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经济，在此中间会面临众多的问题，环境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孩提时代的蓝天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让我们重新审视环境安全的重要；借着奥运的东风我们又见到了纯净的蓝天，呼吸到了洁净的空气，体会到了这样的蓝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在奥运环保战中我们看到，只要能够树立危机意识，担起责任，没有做不到的事。捍卫我们的蓝天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担起环境责任刻不容缓。
固守我们的生命之源
“20世纪50年代用江水淘米，60年代洗衣，80年代江中无鱼，90年代就得了癌症。不知道今后会怎样……”这是被称为“中国最脏江河”的淮河中上游地区居民哼唱的歌曲，歌词中饱含着居民们因河流污染而遭受苦难的不满。
山西省环保局组织了一次民众调查，数据显示837%的人认为，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不强，是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事实是，很多企业的确缺乏环保责任感，例如：不经环保审批擅自上马污染严重项目，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生产设施一再违规扩建，环保设施严重缺项或擅自停运，污染物暗地超标排放，污染治理消极应付，限期治理项目久拖不完等，这些违反环境保护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家，为了亲人的幸福，为了人类的长久生存，请守护我们的生命之源。安全和环境管理，是企业实现安全发展、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和谐发展的制度保证。企业所要做的就是及时担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中国石油积极推行健康、安全与环境(Health，Safety & Environment，简称“HSE”)管理体系，强化健康、安全与环境的一体化管理，为众多的企业作出了典范。
中国石油的HSE管理体系遵循PDCA管理模式，即策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和改进(ACTION)。HSE管理体系由领导和承诺、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针、策划、组织结构和资源及文件、实施和运行、检查和纠正措施、管理评审七个关键要素组成，各要素按照相应的原则要求形成相互促进、循环提升的管理流程。2007年，中国石油按照“统一、规范、可操作”的要求，稳步有序地开展了HSE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工作。
通过大力推进HSE管理体系建设，统一了HSE方针和战略目标，健全了HSE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了基层组织风险管理，强化了全员HSE理念和意识，具有中国石油特色的HSE管理体系正在形成。公司调整了HSE委员会构成，成立了HSE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HSE体系推进工作办公室，印发了《集团公司HSE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计划》，在全系统召开了HSE管理体系推进工作视频会议，对公司HSE体系推进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和安排。中国石油修订并颁布了新版的《HSE管理体系管理手册》，在全系统统一了HSE管理体系框架，为各所属企业建立实施HSE管理体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依据。HSE方针：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HSE战略目标：追求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在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方面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
中国石油在所属企业，特别是作业场所临近江河湖泊或可能产生公共水环境污染的企业，继续建设完善三级防控工程。在2006年基础上完成了4个企业13个应急防控项目建设，基本完成三级防控工程。中国石油组织制订了《炼化企业水污染三级防控应急标准》，事故工况下环境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地处渤海辽东湾畔——辽河三角洲湿地，那里栖息着世界濒临灭绝的珍奇水鸟黑嘴鸥和国家一类保护鸟类丹顶鹤等409种野生动物，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植被类型最完全的生态地域之一。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下面，蕴藏着“世界第一稠”的稠油和超稠油，数千口油井分散在湿地的百里芦苇荡之中，年产量已达到数百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稠油和超稠油开发基地。面对作业环境的特殊性，辽河油田始终把环境保护视为重中之重。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规，做到污水外排达标率、油泥处理率、钻井废品无害化处理率、废弃泥浆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达到100%。积极采用水平井、丛式井等开采方式，有效节约了土地使用面积，充分保护了自然景观和水源。坚持“从岗位开始，从我做起，湿地环保人人有责”原则，大力提倡“让地球也喝纯净水”的做法，全面实施“绿色作业”，使百里苇荡千口油井没有发生一起油水外溢事故，用绿色行动践行了“奉献绿色能源、共享碧水蓝天”的环保理念，谱写了工业发展与生态进步的和谐交响曲。
作为一家企业应该像中国石油这样，在生产中不忘自己应该承担的环境安全责任，将安全环保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只有守护住我们的生命之源，才能保障企业的和谐发展。
尽量不在地球上留下脚印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杜邦公司的名言是：“尽量不要在地球上留下脚印。”杜邦现任董事长兼CEO贺利得在一次演讲中说：“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公司运作的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上，在提高股东权益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减少经营活动给环境留下的‘印记’。”即不对环境造成伤害。环境保护不再只是消极地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而是被视为能够产生效益的行业。到2010年，杜邦的目标是全球工厂至少有10％的能源需求和25％的收入来自可再生资源。
杜邦公司最初以生产黑火药为主业。1800年公司创始人杜邦在规划建造杜邦最初的厂房时，坚持将厂房置于河边并设计为三面厚石墙、一面薄木板、有着向河倾斜的薄屋顶的特殊样式。这样万一发生爆炸，就能将威力引向河流一侧，避免伤及车间和工人。不幸的是，1815年从事这一危险产品行业的杜邦公司还是发生了人员伤亡事故，之后，杜邦家族决定和工人共担风险，把家搬进厂区内。
可见杜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将安全环保视为己任，在经营活动中推行企业环保理念，积极支持环保运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20世纪30年代初发明的CFC（氯氟烃）替代了原来二氧化硫作为制冷剂，主要用于冰箱的制冷。当时杜邦CFC产品的品牌是氟利昂。到了7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开始研究使用CFC到底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后来发现会导致臭氧层变薄。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依赖CFC的设备总价值达到了1350亿美元，杜邦占全球CFC总供给量的25％，是杜邦公司的很大一部分利润。但是杜邦还是决定投入大量资金研究CFC的替代品。尽管当时的法律并不要求CFC生产厂商马上去寻找替代品，但是在1988年美国宇航局宣布“CFC类产品破坏了臭氧层”的结论72小时之后，杜邦公司正式宣布通过了完整的过渡计划，逐渐退出CFC设备的生产。
两年之后，杜邦终于拿出了第一代对臭氧层不再有破坏作用的新产品。1994年以后，彻底停止了CFC有关设备的生产，比原来计划提早了5年。与此同时，1990～2003年期间，杜邦把固体废物的排放降低了40％，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了70％。
这体现了杜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能够在生产开始就想到保护环境。杜邦已把社会责任上的投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在我国提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例如“××企业向灾区人民捐款50万元！”主持人在台上大声宣读，兴奋而高亢。很多观众一边看电视，一边赞叹：××企业多有社会责任感！
其实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最普遍的一种误解。企业界主动做社会慈善事业，当然是好事，值得称赞，这也确实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慈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部分，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是否称得上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有很多方面的标准，在慈善事业中的投入绝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公司在捐款时一掷千金，但它是污染大户，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它就算不上是一个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不仅仅是捐钱、纳税和生产合格的产品，还要对它的员工以及社会负责。
国外有一家能源公司为了争取我国的西气东输项目，特意投资500万美元在北京长城附近种植了一条绿化林带，并题名为“友谊林”。这种负责任的形象，自然也为它赢得了政府部门的好感，最后这家企业成功地拿到了项目订单。
企业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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