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之责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意味着得承担较大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随时可能转化为商业风险。
2007年11月10日上午，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进行十周年店庆促销活动，大批闻讯而来的市民涌入家乐福超市，家乐福的工作人员搬着一桶桶的油往人群里抛。由于人多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有7人重伤。家乐福沙坪坝店后来关门停业。两名事故责任人——重庆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沙坪坝店防损部经理助理段程伟、防损部经理向学信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提起公诉。
据调查，2007年11月10日，段程伟不顾十周年店庆应急预案规定，擅自在沙坪坝店三个店门（东门、中门和西门）的入口摆放桌子，控制人流。当日上午7时，向学信在例行检查店内安全工作时，发现东门有桌子堵住入口的情况，却没有予以纠正。8时20分，大量购物市民涌入沙坪坝店东门，发生踩踏事故。
重庆家乐福踩踏事件是企业公共安全责任缺席所致。企业作为生产经营单位，既有保障企业员工安全的职责，也有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职责，同时，对与企业相关的利益者，也要负起安全之责。具体到商场这样的零售企业来说，除了不卖假货和劣质产品外，还应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就是对到商场来购物的顾客，负起人身安全的责任。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公共安全责任。事实上，除这一起事故外，早在2005年2月1日，成都家乐福在开业促销活动中就因为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导致促销现场混乱。在数千人抢夺特价商品的“肉搏大战”中，有5人在踩踏中不同程度受伤。
在我国的零售企业乃至生产企业中，安全状况又如何？事实上，在很多超市里，顾客通道要么被货物占据，要么成了清洁房，疏散指示灯也不易看到，安全出口是基本的逃生门路，但有的商场把它锁了。诸如此类的安全问题，随处可见。要说他们不重视安全，也不是，许多企业都定有厚厚的安全条例、处置措施，但一到关键时刻，就都用不上了。
虽然此次事件与物价涨跌无关，但物价的高涨客观上对低收入人群有一定的生活压力，从而使得商家能够以此为由搞促销，而生活困难的群众也会更多地加入抢购打折商品的行列。另外，随着社会整体购买力的增强，也会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企业出于利润考虑忽视安全，客观上会使安全事故增多。按理，这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应有有效的应急预案，但在此次踩踏事件中，由于企业安全意识、社会责任心的欠缺，没有制定应对突发事故的措施，以及工作人员的处理不当，致使在危机突来后无法收拾，从而导致惨剧的发生。
过去，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主要依赖于产品质量、广告和服务等，现在，社会责任和企业形象形影相随。如同评价一个人不会忘了其道德品质一样；评价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其标杆。
从奥运安保看公共安全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指出：要以“新北京、新奥运”为主题，突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三大奥运理念，此举动受到了各国的一致赞赏。当然，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奥运会的安全问题，奥运会是一个举办城市显示魅力与文化的最佳时机，因此，安全的意义毋庸置疑。
不同的行为主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会对安全作出不同的解释。“安全”一般是指：稳定、完整、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其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安全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安全问题是奥运会的“晴雨表”，是所有奥运会主办城市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根本保障和重要标志，也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前提条件。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需要安全祥和的社会环境的保障，需要无懈可击的防范体系的支撑。营建奥运会安全环境，要以实现整个社会安全稳定为前提。
奥运安保，是保证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在奥运会这个特殊时期内的安全。对于城市运行常态下的各种常规性的安全问题，由于是发生在奥运会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内或是奥运会期间某个关键的地点，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常规性的城市安全问题，在放大效应和连锁效应的作用下，它会急剧上升为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更加敏感的奥运安全问题。
“安全奥运”观主要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防止由于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及恐怖事件等对人及奥运场馆设施构成的威胁，即奥运建设要具备一流的备灾能力及应急支撑条件；第二，安全奥运除了物态条件外，还必须形成一个安全文化的人文环境，具有公众预防事故的“软”对策，使安全氛围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形成从无形到有形的巨大影响，以达到减少事故灾祸的发生目的。因此，对奥运安全文化的建设，不仅要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要体现在软环境上，充分注重公众的参与共建，使全国上下通过安全科普教育，提高消防反恐、自救互助的能力。安全奥运不仅是政府的事，重在全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共建。
从奥运安保工作的开展中，我们发现，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教育培训体系。市民公共安全意识高低是衡量一个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地铁事件中，司机和乘客听从指挥，忙而不乱，这反映出政府和公民县有较高的公共安全素质和应急指挥处置水平。对照近些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重大伤亡事故、特大火灾事件，遇难群众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反映出我们在安全教育、救援训练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因此，切实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当务之急。
提高公共安全意识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在公民中建设安全文化，将公共安全意识注入每个人的潜意识中。
安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人类有意识地发展安全文化仅仅是近十余年的事。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的《安全文化》正式出版，并对“安全文化”下了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称。”安全文化研究和实践逐渐从理论、学术界扩展到管理、业务部门和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层面等社会各界。
安全文化是为了人们安全生活和安全生产所创造的文化，是指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总和，体现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群体，对安全的态度、思维程度及采取的行动方式。
安全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及责任。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包括故意破坏犯罪、秩序失控的骚乱，所有这些灾害和事故的防范，人是第一因素。安全文化素质教育既应是全民教育，又应是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是进行了一次对公众的安全文化减灾素质教育，社会受益、个人受益。安全文化素质教育，是学习防灾减灾科学知识，增强人们的自救互救本领；安全文化素质教育，是要让安全减灾成为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是我们构建和谐、负责、团结的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必要举措。
公共安全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
有个喜剧，讲的是一个小偷偷下水道井盖的故事。在剧中他们把水井盖叫做“马葫芦盖”，人们觉得这个称呼颇为形象贴切，葫芦盖子要是没有了，那还真成了无底洞，伤人无数，从晨练的老人，到放学的学生，再到下夜班的工人，甚至小偷本人也不能避免，真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艺术都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中，偷下水道井盖的有，偷消火栓的也有。据说，在深圳滨海大道红树林至红树西岸路段，不到4公里近30个消火栓被盗。大部分消火栓的顶部和两侧都被偷，水流了一地，严重破坏了环境。在痛恨破坏公共设施者恶劣行径的同时，也呼吁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尤其是在法规制定方面加大打击破坏公共设施行为的力度，这不失为一种治本之道。
毋庸讳言，公共安全在我国有不够完善的方面，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备程度，到百姓的安全意识，都还有待提高。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像一个家庭，穷困时期，吃饱饭穿暖衣被放在第一位，其他事都要放一边；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顾及其他事情，比如安全。
“公共责任险”的出现对于每一个人的公共安全都是一种保障，但很多民众并不了解。责任保险，主要承保被保险人在公共场所进行生产、经营或其他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他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公共责任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它区别于社会保险，是由保险公司运作的险种。1855年，英国开办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第一个公共责任险。责任险的分类是基于面向公共活动场所的公众人群，如高危行业、旅游景区、旅馆、商店、医院、学校、影剧院、展览馆等各种公众活动场所的受众群体。责任保险的险种由2003年的公众责任险、产品责任险、雇主责任险、职业责任险等4类，发展到现在的安全生产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医疗责任险、供电责任险、校园方责任险、食品责任险、工程建筑质量责任险等11类，个别险种名称略有变动。
公共责任险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应该大力推广。作为公共场合的管理者，尤其是大型商场的管理者应该重视公共安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可以不必焦头烂额，甚至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可以避免巨大的损失。
公共安全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近些年来，公共安全成了人们普遍变化的一个话题。北京密云事件曾让公共安全成为焦点。俗话说，人生处处有风险，到那里去都要注意防范，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普通百姓同样应该提高公共安全意识，理解政府的公共安全措施。因为为了公共的安全，必定会牺牲一些个体的利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如何，结论不容置疑——必须以公共安全为前提。
北京在奥运会期间机动车分单、双号行驶这件事，最初的规定，是以子夜零点为限，但是后来不少民众提意见——有人家里两辆车，但都是单号或者都是双号，非常不便；还有很多加班到深夜的人，回家不便。有关部门顺应民意，对既定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先是规定：一人名下两辆车同单或同双，可以变号；之后又规定：机动车限行时间段内，0~3点单、双号皆可上路。
最初发布的相关管理条例，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制定的，也是经过多方面专家，经过多轮磋商才讨论得出的。即便如此，仍有不断修改的空间，这正好说明了公共安全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公共安全与我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面对公众利益，要懂得以公共的最大利益为重，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
四川成都某报纸报道说：成都市高新区金泰建材厂一位女员工，在驾驶一辆微型面包车经过三环路成绵立交桥时，不小心撞在立交桥的反光胶板上。
当时事故现场没有交警，在很多人看来，她大可以一走了之。但她不顾自己受伤的疼痛，拨打了“122”寻找三环路的管理者，她又拨打“114”，查询了几十个电话，都没有结果。于是，她又拨打了成都市长的公开电话，才找到了三环路的管理者——成都市干道建设指挥部。结果，她赔偿了2125元。一位普通女员工，在过失损坏公物后没有逃逸，而是主动赔偿，这种责任感不能不让我们敬佩。
报道中的女司机发生事故后不是先医治自身的伤痛，更没有乘机逃跑，而是主动寻找干道建设指挥部主动赔偿，这种精神为当下公共责任意识淡漠的人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公共安全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环境为我们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正因为如此，企业要在生产运营中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企业公共责任的承担又和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密不可分。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公司内外，无论是上班下班，都应当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尽一份力。
公共责任不因没人监督或者不是我们的硬性任务而被忽视或逃避。既然是这个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我们就应当自觉地担当起自己的公共责任，为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出一份力。正如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的湖南怀化学院学生洪战辉说：“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对我的生命负责任，当然也要对我的家庭负责任，对整个社会负责任。”责任是伟大人格的体现，一个人最有魅力的时刻莫过于他承担责任的那一瞬间。意大利哲学家马志尼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找到一项比任何理论都优越的教育原则，用它指导人们向美好的方向发展，教育他们树立坚贞不渝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原则就是责任，这种责任是他们终生的责任！”
2007年11月5日，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实话实说》的演播厅内灯火辉煌，摄像机镜头聚焦在台上五名憨厚敦实的皖西汉子身上，台下数百名观众聚精会神，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用10年时间自费为家乡修筑“圆梦大桥”的故事。
尹代运等五位亲兄弟，用整整10年时间、花掉打工挣来的40万元，就是为了给同村的乡亲们建起一座可以通向外界的桥。
尹代运五兄弟的家在大别山区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里，村边有一条小河，一直以来，河上就没有桥，两岸的人们只能蹚水过河，但每当汛期到来时，小河就变得异常凶猛，不仅给乡亲们的出行带来很大不便，甚至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从小失去父母的五兄弟，决定要自费为乡亲们修一座桥。从1993年起，兄弟五人一起外出打工，省吃俭用，5年下来攒下了近20万元。1998年春节，五兄弟带着赚来的20多万元回到家乡，和乡亲们一起动手建起大桥，但提前一个月到来的汛期，冲走了已基本完工的桥身，也冲走了20万元的血汗钱。但五兄弟修桥的决心没有被冲走，他们靠打工、借款的方式再次筹集到20万元，终于赶在汛期到来前建成了大桥。
为了这座桥，兄弟五人已欠下了十几万的债。“但这是我们兄弟五人的梦想，日子过得再苦，遭再大的罪，也值！”尹代运说道。
没有太多崇高的理由，没有太过复杂的动机，五兄弟朴实的言语与行为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农民最善良的天性与本质。对于一个责任感强的人来说，责任已经成为他生活态度的一部分。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都不会忘记自己心中的责任感。
西部地区的一个城乡结合部正在大搞建设，工地一角突然坍塌，脚手架、钢筋、水泥、红砖无情地倒向下面正在吃午饭的民工，烟尘四起的工地顿时传来伤者痛苦的呻吟。
这一切被路过的两辆旅游大客车上的人看在眼里。旅游车停在路口，从车里迅速下来几十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好像没听见领队“时间来不及了”的抱怨，马上有条不紊地抢救伤者。
现场没有夸张的呼喊，没有感人的誓言，只有训练有素的双手和默契的配合。当急救车赶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分钟，一个外科医生说，这些老人至少保住了10个民工的生命。
在机场，这名外科医生又遇到了这些老人的领队——两个时尚的年轻姑娘，她们一边激烈地讨论这么多机票改签和一些费用结算问题，一边抱怨这些老人管了闲事让她们两人为难。
老人们此时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们身上穿的大多都是去掉了肩章的制服衬衣，陆海空都有，每个人都以平静祥和的神态四下张望候机厅的设施。那位医生断断续续听到其中一个老人面带歉疚地对两个年轻姑娘说道：“军医同学……不管心里多么过意不去……老人们这脾气……”
是啊，这些老人做得对，如果说责任可以逃避，那你的心能吗？一个人可以完全忘掉歉疚，或者带着歉疚生活一辈子，只要他觉得这份歉疚对自己不会有任何影响。可是，你要知道，任何经历过的歉疚都会像醋酸腐蚀铁制的容器一样慢慢侵蚀你的心灵，久而久之，让你再也无法用明亮清澈的眼睛和一颗坦然的心对待工作和生活。
破窗效应中的责任忧思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实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一辆摆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摆在相对杂乱的一个社区。他把后一辆车的车牌摘掉，并且把顶打开，结果不到一天，这辆车就被人偷走了。而前一辆车摆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事。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砸了个大洞，结果仅仅几个小时后，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瑟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破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增长。
在公共安全中，一旦出现“破窗”，如不及时处理，就会引发“砸窗”的连锁反应，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可怕的灾难。因此面对意外的事件或是安全隐患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把化解危难视为自己的职责。
2008年7月29日晚20时11分许上海南京东路第一食品商店突发砍人事件，致伤5人。事后查明，行凶者有精神病史，但事件的诱因是顾客、保安、售货员等警惕性过低。
一系列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提醒社会和民众：公共安全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置之度外。公共安全人人有责。
我国目前公共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社会问题的表征。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转型期内产生的社会震荡。我国正处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在此过程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客观上增加了社会控制的困难度。
2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变态利益需求取向，使社会心理出现失衡，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使违法犯罪行为增多。
3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产生的附带性社会治安问题。当前，除了农村民工潮之外，某些城市人口也加入了人口流动大军，给人口管理和治安带来巨大困难。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某些社会犯罪现象。
4政府职能转换期内产生的社会调控能力弱化。政府职能转换还没有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造成社会调控能力弱化，从而影响社会治安的调控和整治。
5国际犯罪活动对国内产生的冲击。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矛盾激化通常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社会性泄愤，譬如瓮安事件；二是个人对社会施以报复行为，手段凶狠的带有恐怖犯罪的特征，但有别于恐怖袭击。当下对社会所构成的突出安全威胁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已有国际定义的恐怖袭击；另一类是社会转型期深层次矛盾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很显然，就国内而言，后者的危害不亚于前者，起因则在于社会利益长期失调，引发诸多社会不满。
安保涉及技保、物保、财保等多种举措，但根本的举措在于“人保”。所谓“人保”，其重要之处在于：第一，塑造社会公平与公正；第二，让利益受损者或受损群体有地方讨说法，有地方为他们提供“利益止损”、利益赔偿或利益补偿；第三，修复和护卫民众对政府、对司法乃至广义公权机构的信心。
维护公共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你的小的错误，可能会酿成大的事故。
在国内保健品行业夺目耀眼的三株集团，正是因为要赌气打赢“常德事件”的官司，结果因小失大，使企业一蹶不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湖南省常德市78岁的老汉陈伯顺曾经是三株口服液的消费者，1996年9月，陈伯顺的家属认定他喝了三株口服液导致死亡，并于同年12月向法院起诉。经过历时一年的调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三株公司胜诉。而在这一年中，“三株口服液喝死一老汉”的新闻被20多家媒体报道，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尽管三株胜诉，但是三株公司没落的悲剧已经无法改变。1997年，三株口服液的销售额接近2亿，但在事件发生后的1998年4月，三株口服液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一审判决后，三株正式员工从15万人减为2万人，直接损失40多亿元。
事实上，三株曾经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事情开始的时候，原告曾直接找到三株公司，要求其赔偿20万元。本来是可以“大事化小”的事件，可三株公司拒绝了对方的赔偿要求，选择对簿公堂。这种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事例对企业发展到底有多大意义呢？恐怕不说自明了。
所以，一旦“破窗”出现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破窗”修好！
古时候就有防微杜渐的故事，是指当不良事物刚显露时就加以防范，杜绝其发展。人们常因忽略微小的事情，而造成祸患。如果从小地方着手，在祸患处于萌芽状态时注意防止并消除它，情况就会好转。也许古人未必了解“破窗效应”，但凭着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明白要在未形成大的灾难前，及时消灭祸患的道理。公共安全更要防微杜渐，从细微处着手，从小事做起，及时处理各种不安全因素，防患未然，避免事故或灾难的发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及时修补“破窗”，千万不要等船只沉没、一切不可挽回时，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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