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河中学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南路135号，门楣上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的校名直扑眼帘，字体古朴而苍劲。走进校园，路的左侧是一方开阔的田径场，古称唐氏大操场。右侧是颇为壮观的潞友体育馆，那是20世纪90年代由1933届校友衣复恩先生率先集资兴建的。这条横贯东西的甬路则被命名为文彬路，是以1928届校友周文彬烈士的名字命名的，路边的草坪上还矗立着他的塑像，以供学子们时时追思与缅怀。沿着文彬路继续往前，就进入了错落有致、风格独特的老建筑与古槐绿茵交相呼应的老校区——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州近代学校建筑群，这里也被历届校友公认为是潞河魂之所在。
在潞河校园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道路和草坪都是以捐助者或是著名校友的名字命名的。与校园外市井的喧闹不同，这里显得开阔、宁静而安逸，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所学校历史的久远与文化的厚重。的确，潞河中学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依然保持原址原貌的百年老校，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
如果你进入百度百科，搜索潞河的名字，除细致介绍潞河作为水系的相关内容外，最后还特别强调：“如今，潞河基本上是指北京潞河中学。”
1 潞河溯源
水润通州
翻开记载北京风物的古籍，关于漕河（运河）、通州、潞河的记载比比皆是，而潞河作为学校的记载却在早期史料中难以寻觅。比如，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的《长安客话》记载：“潞水自塞外丹花岭合九泉之水，一南经安乐故城（顺义古称），与螺水（白河）合，为东潞河。一南经狐奴故城（亦顺义古称），与鲍丘水（温榆河）合，为西潞河。”按今天的解释，流淌于通州的运河、白河、温榆河等诸河通称为潞河。而通州则是因水得名，《长安客话》记：“通州自秦而上地隶幽燕，未有建置。汉始置潞县，唐更置玄州，寻复为潞县。至今乃为通州，取通运之意。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卫源……”对于通州的形胜，清康熙年间编修的《畿辅通志》里有更为明确的描述：“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永定河）二水夹汇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由此足见“潞河”名字之重了。通州正是凭借着京城襟喉、水陆通达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京城物资特别是粮食转运供给的重镇。据史籍记载，通州设置于汉，发轫于元，到明清终于达到了鼎盛时期。由于漕运发展，商贾云集，潞河（运河）也就成为通州最具标志性的地理名词。应该说，漕运带来南方诸省的米粮、物资，是京城重要的补给线，也是维持作为都城的北京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明清两代政府不惜财力，用于河道清淤、疏浚，并千方百计寻找补给水源，以维持漕运。现如今，在通州仍有许多以“潞”为名的地方或单位，原因概出于此。
书院兴起
通州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文化教育的繁荣，书院正是文化昌明之地的重要标志。在通州，有历史记载的书院颇为繁盛，如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设立的通惠书院。而最早以潞河命名的书院——潞河书院，设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后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清末。但无论怎么演变，始终还是沿用着潞河书院的古名。
无独有偶，早期来通州传教的美国人姜戴德（L.D.Chaplin）牧师——潞河中学的创办人，最初创办的一所男童寄宿学校也沿袭了潞河的旧名，即潞河男塾。1869年，美国人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来通州掌校，学校得到快速发展，至1889年，已从最初的男塾寄宿学校发展成为集小学、中学、大学和一所神学院（八境神学院）为一体的学府，亦更名为潞河书院。如今，潞河中学校史馆收藏的潞河书院匾额就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由无锡商人杨宗廉为潞河书院1889年重建捐立的。
名定潞河
1900年，潞河书院原校址被焚毁，后在现址重建。为体现公理、伦敦、长老等几家教会的协作，学校遂更名为协和。那之后，潞河中学又经历了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大学等发展阶段。1918年，协和大学、汇文大学与协和女子大学合并组建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原协和大学的全部资产概由其中斋部继承，并留在通州原址，正式定名为私立潞河中学校。和京城其他教会学校如汇文、贝满、崇德、育英等不同的是，在通州设立的教会学校是以地名（潞河）命名的，也可能是不夺古人之美的缘故，当然，对通州深厚文化的敬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运河水源日渐枯竭且疏浚任务繁重，先前设于京城的码头退至通州张家湾一带，至20世纪初已近荒废。特别是1908年津浦铁路修通后，便捷的铁路交通逐步取代了大运河山东以北河段的漕运。潞河作为古水名亦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留下来的只有潞河中学，并且至今依然清晰地刻印在社会的记忆里。
正所谓，大运河成就了通州城，通州孕育了教育的繁盛，而教育恰以潞河作为标牌，使人们颠倒了原本的地理次序，潞河便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穿越至今。
2 文化冲击
教会的身世
潞河中学早期的学校章程里都简要记载着学校的沿革：
本校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由美人姜戴德牧师所创立。始而在通县城内为初小学校，后渐进步高小，由高小而为中学。惜因庚子之乱全校焚毁。后二年始重建校舍学务，即以发达，经营需谋扩展。于是，谢子荣（谢卫楼另译）牧师十数年勤苦始组成公理、伦敦、长老三公会所合成之协和书院，学者日多，声名益著。自民国成立后又改为协和大学校。今华北各公会联合建立统一大学（即燕京大学），于一千九百十八年又迁移北京。而潞河中学校始完全成立矣。本中学享有前大学所有之遗产与承袭当年之美好惯例学风，推思及此，诚毕业生三百余人，热诚培植之功。
显然，追溯起来，潞河中学的创建是因教会传教而起的。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大门洞开，各教会纷至沓来，教会的侵略势力更加深入和猖獗。美国公理会尤其重视京畿所在的华北地区。通州距离北京城内仅20公里，城市虽小，但交通位置重要，自然为传教士所重视。1867年华北公理会正式在通州设立传教站，并派姜戴德夫妇负责。他们在城里购置了房子，开始传教，并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取名潞河男塾。这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潞河中学最早的办学记录。和京城汇文、贝满等教会学校的发轫一样，当时潞河男塾的开办只是传教活动的一种辅助方式。随着美国教会对华传教策略的调整，时任校长的谢卫楼对学校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学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潞河男塾几乎成了美国教会在通州开办的八境神学院（后改名为戈登纪念神学院，迁至北京城内）的预备学校。1889年，华北公理会决定把通州的学校提升为大学。同年，美部会年会做出决议，支持创办潞河书院的计划，并拨款以购买土地，建设校舍。
不管是早期的潞河男塾，还是之后发展起来的潞河书院，办学的目的都是为教会服务，重点是培养本土教会服务人员。谢卫楼在解释潞河书院的教育宗旨时也谈到，基本目标是满足教会对本地基督教工作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他要求学生是职业基督徒，毕业后要从事教会工作。所以，学校非常重视宗教类课程的教学。为了防止学生毕业后脱离教会工作，潞河书院一律用中文授课，不教授英语。后来，这个狭窄的目标定位严重影响到潞河书院的生源，直到1906年，华北协和大学时期，学校才迫于社会对学习西学和英语的强烈需求而有所改观，开始提供英文课程供学生选修。[1]
至1918年私立潞河中学校完全成立之后，宗教课程仍然占有一定比重。如潞河中学1922年学校章程中就规定《圣经》为必修课，初中占总学分的9%，高中占10%。初一年级开设：《旧约》名人传；初二年级开设：基督传；初三年级开设：基督教之扩展；高一年级开设：《旧约》历史；高二年级开设：基督要训与近世社会之诸问题；高三年级开设：近世教会之发展。同时，学校还倡导“宗教上之精神”，校章规定：
宗教之于各人不止有信仰，而尤其要者在乎实行。故本校除每日上午教学员早祷会及星期日赴会堂礼拜以外，设有学生青年会及查经班完全由学员办理且于课余之暇时或出外布道，服务社会。藉以增进人群之幸福。
鉴于教会学校的身世，学生服务精神的养成是当时教育的重点。在文氏楼礼堂的舞台背景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陈远所著《燕京大学（1919～1952）》谈到了司徒雷登、郭查理（C.H.Corbett）和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三人一起讨论制定燕大校训的情景。当时，他们就参考了写在潞河文氏楼的这句话，另外还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一句希腊文：“我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据陈远叙述，冥冥中“灵感使我们把他（耶稣）的这两句伟大格言结合起来，于是把耶稣的教导总结为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从此“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不仅成为燕京大学的校训而且成为燕大文化的精髓。
当然，早期潞河中学除规定《圣经》为必修课程之外，还设有汉文（国学课程）和西方近代科学课程（物理、化学、地理等）、历史、心理学、社会学、体育、音乐等，并且通过必修、选修的规定，给学生学习以充分的自由。
新学的诱惑
潞河中学1934届校友、校友会首任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先生在为1988年校史展作序时，谈到母校的教会身世，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评价：“潞河是教会学校，但是她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的……”
所谓“现代中学的概念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是指三段式学校制度系统的中间阶段……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早在古代就有大学和小学的概念，这种划分虽然也顾及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但界限并不严格，也没有中学的说法”[2]。和古代私塾、书院体制相比较，完整的学校建制，特别是中学的设立是从西方引进的。尽管谢卫楼当年固执地把潞河书院的目标确定为为教会服务，但客观上也做了大量课程引进的工作。在潞河中学完全独立之后，这一特点尤为突出，特别是坚持国学等课程与西方引进课程并举并重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校园里营造了中西两大文化体系碰撞与交融的教育环境，同时，使学生既具有了丰厚的国学功底，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子。早期的潞河中学有每年出版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学校章程的传统，使我们能够借助这些资料更深入地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管理机构、课程设置、招生毕业等方面的细节。如在1922年校章的课程类叙中就规定：
国文类：中国人不可不注重中国文，以保国粹而固种族。故本校所授国文课程务求实用，如选讲古文、国文读本，公文等作文之练习，如书札、论说、记事公文等。且所授国文尤重熟读，故有默写实验，以期学有心得。如国文程度不及格者不能得本校证书。
英文类：我国自海禁大开后于学问竞争日渐进步。故习外国言语文字者颇不乏人，而尤以学英文者为最夥。然英文贵乎能谈话，能读书，故本校各英文主任教员于校内备有公事房，每日得与学生随时晤谈英语，并备各种英文杂志、书籍、报纸等类，以供学生阅读而增进英文之程度。
显然，那时期潞河中学对国文类和英文类课程自有其独到的认识和教授方式。同时，物理、化学、经济学等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以供学生选读。
此外，在体育与卫生方面作了特殊说明：
欲得高尚之知识，操世界之胜利，增人群之幸福，挽社会之道德，享具足之生活，必先有健全聪明之脑筋，欲有健全之脑筋必先有康强之身体，欲有康强之身体非善养及操练不可。故本校对体育特别注重，凡投入本校之诸生，必经两种考试：①为医生之考试，即查心、肺、肾、五官等有无疾病，如有，应医者（如目疾类）则当从医生之命每日至医院疗治，否则不准入学；②体育教员之考试，即查诸生身体之轻重，躯干之大小，臂力之强弱等等。此种考试每学期举行两次，一在开学之始，一在每季之终。其意乃视学生对于身体之发育上有无进境也，此外又依各人身材之大小、轻重分为四队，每队复分组互相游戏，以图身体之健康且造成团体之精神。诸队中之最优者得派为本校选手，定期与他校比赛，以提倡体育之发达。
其实，早在潞河书院时期，谢卫楼本人就曾主持并参与学校教材的编写工作，并有多本教材问世，既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其中最有影响并被广泛使用的是《万国通鉴》。这本书是他在近十年的世界历史教学的基础上编写成的，共分六卷，讲述西方各国历史，也包括亚非古代国家的历史，该教材于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次印刷发行。《万国通鉴》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历史著作之一，一直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会”的重点书目，曾数次再版印刷。
进步思想启蒙
应该承认，当时的教会学校代表着西方新教育、新知识、新思想的大量涌入，的确对中国有志青年形成了巨大诱惑。加之20世纪初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已占到中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80%以上，所以上教会的小学、中学，然后到教会大学深造成了许多青年人的选择。可以说，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实际上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蒋梦麟在其自传《西潮》中也写道：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些种子终于发芽滋长，使中国厚蒙其利——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辛亥革命前期，美国方面对清朝覆亡的前途已有所预感，并欲与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合作，所以校方对学生中宣传民主自由、反对清王朝的活动采取了不提倡也不制止的态度。这对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十分有利。他们利用了清朝官吏害怕洋人，对广学会书局寄来的刊物免检的机会，在协和书院广为散发《革命军》《民报》等传播进步思想的刊物，客观上使广大教师、学生中反帝制、拥共和的思想得以滋生和传播，为革命势力在通州乃至北京地区扎根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1908年，蔡德辰（1892 ～1912，湖北蕲春蕲州镇人）受同盟会派遣来协和大学，借读书以组织通州的革命斗争。1910年，他多方联络、组织革命志士组建共和会北京分会通州支部，不久北方各省共和会加入同盟会，设京、津、保、滦、通、石总指挥处，蔡德辰任通州司令。1912年，北方同盟会发动滦州起义，指令蔡德辰等策动京、通、保等地驻军兵变以与滦州起义呼应。后不幸被叛徒出卖，兵变未成，蔡德辰等7人被捕，于1912年1月17日就义于通州东关。临刑前，蔡德辰向围观群众慷慨陈词：“我为同胞自由幸福而死，复何憾！诸君如以为我死得其所，请为我叫一声诺。”众人“诺”声雷动，蔡从容就义，时年刚满19岁。这是在潞河中学建校历史上能够查到的最早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
3 革命摇篮
辛亥英烈励后学
蔡德辰烈士为共和建立英勇献身的事迹始终在潞河校园传扬，也时时鼓舞着潞河师生。据潞河中学1937班刊记载：蔡德辰烈士为国捐躯后“浮厝于县西南护城河北岸。光复后，华北革命领袖齐集通县，大祭于协和山（今德辰山），旋即运柩还籍，并立石山岭。镌曰‘蔡烈士墓’以昭烈迹而励来者……”蔡德辰烈士的画像也一直悬挂在学校图书馆的墙壁上，学生们概括提炼的“潞河八景”的最后一景即为蔡烈士墓，虽有些出律，却也表达出潞河师生对烈士的敬仰。在今天潞河中学校园正中矗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也醒目地印刻着蔡德辰烈士的名字，校园东南一隅的小山至今仍被称为德辰山，以时时激励后学，当努力以报效祖国。
第一支部燃通州
在通州大运河畔矗立着一座巨大的花岗岩雕塑，上面雕刻着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周文彬等潞河中学校友的群像，并记录着1927年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过程及革命活动的光辉业绩，从而成为通州人民回顾通州革命历史、缅怀前辈业绩的一处盛景，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也成了通州人民永远的骄傲。
革命风潮随波起 1919年5月4日，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史称“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冲击波迅速传到全国各地，与北京近在咫尺的通州首先响应。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来通县和潞河中学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痛斥巴黎和会欺压中国人民的阴谋，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大学生们的激情点燃了潞河中学爱国学子们的反帝怒火，他们很快组织起来，集会演讲，走出校园到街上张贴标语，反对卖国贼，使广大市民了解巴黎和会的真相。爱国学生们还把5月7日[3]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年召开国耻讨论会，高举着“当为国耻流血”的横幅标语提灯游行。大家唱着：“五月七日，五月七日，勿忘吾国耻！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高喊着“不忘国耻恨，勿忘民族仇”的口号携手前行。学生们群情激昂、掷地有声的演讲，唤醒了通州人民的爱国意识。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北京成为北方大革命的中心。由于潞河中学较早地接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此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师生们争相传阅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北京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团体和共产党组织也与通州的工人、农民建立了联系，并多次派人来通州传播马列主义等革命思想。其中一次比较大的宣传活动是1925年6月中旬，他们发动学校师生、农民上街集会游行，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潞河中学、通州男师、京兆师范（女师）、富育女中等推选代表在集会上演讲，声讨日、英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罪行，号召全县人民抵制洋货。会后学生们查封了商店里的日货、英货。这些活动宣传了共产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主张，并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支部应运生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正是潞河中学人格教育发轫时期。学校主张学生通过自治管理，培养和锻炼自律、互助及社会责任意识，以养成共和之精神。学生自治会之下有众多的学生社团，学生的独立人格和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发展。在国运维艰、多种思潮并存的时代，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图强的决心，像他们的才华一样不可遏制地迸发了出来。
潞河中学1928年年刊上，记录着对这届毕业生的个性评价，其中包括了这样几名学生：
金成镐：成镐君来也，孔丘，马克思，斯宾塞，基塞司诸先生退位，其思想贯彻古今，力评诸家“打狗吹音”真有出人头地处。惟望不偏不倚，以资深造。
张树棣：在于含蕴的微力里，捏干一切怆凄的泪痕；利用着勤谨的苦志，去求平民的创作；高突出超人的品格，奔走血汗的荒途。百病缠身的强健者呵，我们正等着你哩。
张学渊：张君学渊年十八岁，为余至友，亦为潞河之高才生也。秉性活泼，勇于服务，在校中凡服务团体历任要职。今秋拟升大学以宏深造，前途未可量也。
康景新：康君余同级友也，君喜运动，好服务，处事先忧后乐，接物屈己从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此其人欤？志数语，质之来日，以为何如？康君其勉乎哉！
金祥镐：祥镐美君子也，性柔有胜处女，品貌可愧金少梅，然虽有桃李之姿，而冷甚于冰激凌。有好事者称之曰美君子。
这是年刊中几名学生形象的刻画，旁边都配有本人的一张照片。其中金成镐本是朝鲜人，从小跟随家人来到中国，并定居通州。他1916年在潞河小学读书，1921年升入潞河中学。在同学眼里，他有与古今中外思想家相媲美的卓越才华，其行动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非同寻常，是同学寄予“不偏不倚，以资深造”前途远大之厚望的人。张树棣，又名张克义，1923～1928年在潞河中学读书。在同学的眼中，他勤奋进取，品格高尚，身体单薄但意志坚强。在学校的社团活动中他担任青年会游艺室主任、平民夜校教员，有一颗甘为大众奉献的热心。张学渊，又名张珍，河北人，在潞河中学求学期间担任青年会副会长，也是学生会评议部成员。在同学眼中，他是一位高才生，学业好，能力强，前途不可限量。康景新，又名康健生，河北省唐县人。在同学眼中，他颇有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被称为“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曾任潞河中学学生会评议部成员、春季文学会四组会长。金祥镐，金成镐的四弟，是同学眼中文弱俊美的书生，品貌俊美却冷峻深沉。从同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几位最长不过20岁的少年才俊，莫不胸怀远大，才高品优，是潞河学子中的佼佼者。正是这些优秀的青年，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国难当头之际，他们置个人幸福甚至青春、生命于不顾，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沿，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爆发，直奉联军控制了北京政权，一时黑云压城，白色恐怖笼罩了北方。反革命的逆流也冲击了潞河中学，新驻通州的奉军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学校的反动势力开始猖獗起来。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不少人倒向了反动势力。有些平时颇为激进的学生，这时也有些消沉。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金成镐一时也免不了有点茫然和迷惑，但是他没有退却，而是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求索革命的新径。这时，他读到李大钊的文章《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他在笔记本上写道：“革命有退潮必有来潮，进路经逼狭定到平坦。我要在退潮时去闯险滩，在逼狭的险路上去领略奇绝壮美的景致。”他更加迫切地要找到党，要加入党组织。
有一天，他从二哥金永镐的褥子底下发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就向二哥表示想参加共产党。已是共产党员的金永镐把金成镐要求入党的决心向北京的党组织领导作了汇报。几天后，党组织批准了金成镐的入党申请，指定金永镐做他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7月的一天，金成镐在金永镐的主持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金成镐决定先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在学校社团众多的背景下，他在班级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对外叫“社会学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由于学习内容新鲜而丰富，饱尝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混战之苦的广大同学如久旱逢甘雨，纷纷参加，学习热情很高，小组成员最多时曾达到30人左右。其中不少人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一大批同学团结在他的周围，建立了潞河中学最早的青年团支部。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金成镐不但没有任何动摇和退缩，反而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进一步加强革命活动。1927年夏，经过慎重筛选和组织批准，金成镐在学校里相继发展了共青团员洪庆隆（又名冯文堂）、张树棣（又名张克义）、康景新（又名康健生）、金祥镐、张学渊（又名张珍）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金成镐与北京大学地下党取得联系，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成立中共潞河中学支部，金成镐任书记，洪庆隆、康景新、张树棣、张学渊、金祥镐任委员。这是通州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
革命火种传四方 党支部成立后，金成镐积极组织党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他们首先组织了“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和“春草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革命形势，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打击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并联合通州男师和女师革命学生共同开展革命斗争。为发展革命力量，他还在校内开办了夜校，组织校内工人学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努力下，支部工作由潞河中学扩展到通州男师、京兆师范、通州东站及附近农村，并发展了潞河中学教工张文奎、女师的马国英、男师的王继瑞、农民李福祥等十多人加入了共产党。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1928年2月，建立了中共通州潞河中学中心支部，支部书记仍由金成镐担任，张学渊等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委员，后由康景新继任支部书记（1928年7月至1929年2月）。
1928年暑假，上级党组织决定从潞河中学党支部抽调一名精明强干的人，专门做党的地下工作。这就意味着这个人要马上中断学业，立即转入地下。面对党的需要，支部召开会议，洪庆隆、康景新、张学渊等纷纷要求放弃高考，承担任务。金成镐非常清楚，这些同学都是潞河学子中的佼佼者，品学兼优，更加之寒窗苦读十余年，谁不想到高等学府深造呢？于是，金成镐这位潞河中学的高才生，首先决定自己放弃高考。他没有像同学希望的那样，继续深造，大展宏图，而是为了革命事业，听从组织安排，抛家舍业，化名周文彬，长期负责冀东党的领导工作。
不久，张学渊和金祥镐考入了燕京大学，洪庆隆和张树棣考入了辅仁大学。在他们入学之前，金成镐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支部会。他告诉同志们：“咱们很快都要进入北平，仍然是一个党支部，你们只与我发生单线联系，彼此之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不经组织同意，更不得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发生联系，这是党的纪律。从今以后，我的名字改为周文彬，你们不要找我，有什么事，我会找你们的。”从此，金成镐便化名“周文彬”，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地下工作。他经常秘密深入大学区，把党的指示和文件带给张学渊，再由张等人分头向学生传播，革命的热流更加有力地在大学生中涌动起来。
192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起来。它像夜幕笼罩的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革命志士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联合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开展艰苦卓绝、坚忍顽强、毫不妥协的斗争。正是这星星之火，引来革命烈焰的燎原之势。正如鲁迅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翻开厚重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中共通州第一党支部的创立者和参加者们闪光的人生足迹。
金成镐，在1935年全家人都回到了朝鲜之后，化名周文彬，独自留在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忘我斗争。1936年他调任唐山市委书记；1938年领导开滦煤矿罢工运动，当时他是冀东地委领导人之一；1943年成立冀热边区特委，周文彬任组织部部长。1944年10月，边区特委在丰润召开会议，突遭敌人包围，周文彬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照耀全中国的前夕，以36岁的英年血洒冀东大地。
张树棣，1928年潞河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1930年，他从事学运和工运工作，1931年到日本铁路学校学习，1933年到苏联伯力学习，回国后被派到哈尔滨，在日寇占领区做地下工作。1937年，日寇大规模破坏东北地下党组织，被捕牺牲，他以30岁的青春热血，书写了对祖国的满腔赤诚。
张学渊，1928年潞河中学高中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后转入辅仁大学，主要从事地下工作——研制炸药、出版《科学生活》杂志等。1937年5月他到冀中根据地投身抗战，曾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工作，负责军工生产，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化工局局长、兵器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4年去世。他是通州第一党支部成员中唯一一位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人。
康景新，同学们称他为“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真可谓一语中的。入党以后，他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30～1931年任北平互济会党团书记，1932年在北平特委负责联络工作。1938年他到延安，任抗大东干队支部委员，后任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部部长、华北军区联络部部长、华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1953年6月在北京病故。他虽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但是长期地下活动的忧劳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过早去世了。
金祥镐，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哥哥的影响下，他小小年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给当时刚刚诞生的通州第一支部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力量。1935年，他带着妹妹回朝鲜与父母团聚。
……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