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教育部组织的教育调查会提出，新教育宗旨应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健全人格主要包括：①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②人生所必须之知识、技能；③强健活泼之体格；④优美和乐之感情。共和精神包括：①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②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蔡元培先生认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该“养成健全人格”，“所谓健全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受完普通教育，就要使四育平均发展”。
1 早期实践者——陈昌祐
饱学中西
陈昌祐（1892 ～ 1982），字仲良，祖籍浙江绍兴，自幼迁居通州，1915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北京育英中学和潞河中学任教。1923 ～1926年陈昌祐赴美留学，就读于哈德福特大学。潞河中学首任校长田和瑞（Harry S.Martin）在1928年校史中写道：
1918年，由李清贤、陈昌祐、樊恩荣三位先生相继为副校长，至1926年田和瑞先生返美休息，遂辞却校长职任，校中组织校务委员会，公推靳铁山先生为委员长。次年春，陈昌祐先生由美毕业归国，遂被推为本校校长。当然，陈昌祐先生也成为潞河中学自创办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校长。
陈校长早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大学，先后在两所教会学校任教，并在潞河中学副校长任上工作了5年，后又留学美国，可谓饱读经书、深谙西学、通晓校务，且赴美留学更使其深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潞河中学掌校时期，他一直担任英文和伦理课教学工作，同时参与多个学生社团、运动队活动并担任指导。以学校的体育活动为例，早在潞河书院时期，学校就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这是寓宗教活动于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的组织，在当时中国学校体育缺位且娱乐健身场所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学校师生开展活动、发展能力提供了客观条件。受此影响，潞河书院及后来的协和书院、协和大学在体育方面始终居于引领京城的位置。学校的足、篮、排、垒、网等诸球及田径等运动都很活跃，尤以足球、网球著称于华北。当时，作为学生和教师的陈校长也是各项活动的热心参与者。1914年，在第二届华北运动会上华北协和大学获总分第二名，陈昌祐获十项全能第二名，并作为优秀全能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所有这些经历都使他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并为其全力推进人格教育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重人格
据1936年校章记载：陈昌祐校长“自接事以来于校务、教务两方面积极整顿，不遗余力。十八年三月（民国）北伐告成，复尊部章在河北省教育厅立案，以符国家实施教育之旨，而谋学生前途裨益。近来，学生人数已自二百五十人增至六百余人，前途发展可见一斑……”
那么，陈昌祐先生出任潞河中学校长之后，除为学校在政府备案外还不遗余力地做了哪些“积极整顿”呢？
推进学校改革 陈校长顺应了当时的新教育思潮，把著名教育家杜威、蔡元培、陶行知等人的先进教育思想引入潞河中学的办学实践，积极推进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他上任伊始就取消了《圣经》等宗教必修课程及周祷制度，积极推进校内改革，力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实际上是结束了潞河中学作为纯粹的教会学校的历史，对已有60余年教会身世的学校而言，无疑是一件堪称载入史册的壮举。
力倡人格教育 陈校长十分推崇蔡元培先生对教育的概括：“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所以，他不仅言必谈人格，而且明确地把“人格教育”作为校训，并将之镌刻在文氏楼礼堂的讲台上，还将“造就健全人格，培植升学和职业知能，并养成农村领袖”作为潞河中学的办学宗旨。例如，他在1928年毕业班训词中告诫学生：“若问现在国家根本的大问题是什么？不是别的，还是个人格问题；此事已渐为国内一般人所公认。因为人格不修，道德不讲，礼教不求，无论社会的组织怎样好，人才怎样多，经济怎样富，国事还是办不好。”这在当时，北伐尚未成功，中国北方仍处于军阀的统治之下，国家战事频仍，国事纷乱繁杂，能够一针见血地讲出这番话来，倡导教育立国，可谓难能可贵。
也是在这篇训词中他对毕业班学生提出忠告：
在你们择业的时候，万不可为陋俗成见所拘，以为读书为宦是上等职业，而农工商次之。岂不知“劳工神圣”是现代的潮流。不管哪种职业，只要它与人我都有益处，只要它和我的个性相合，就可以选为终身职业。不过既选之后，就当有坚固不拔的自信力，无论经过如何的困难，仍当努力前进，然后才有成就伟大事业的期望。
这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师长对学子的朴素的至理真言。显然，陈校长在治校中突出“人本”思想、注重学生的德行养成和知能平均发展，以及关注学生的人生态度，应是他所倡导的人格教育的核心内容。
概念化为行动 陈校长正是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和人格教育理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才在办学实践中推行自己的主张的。他在上任之初制订的《本校今后之计划书》中，在谈到学生的辍学原因和学校今后打算时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都承认普通无缺陷的人，不是万能的，可是，同时更承认人不是一无所能的，不过你我各有所能罢了。若就各人所长，各人所能而施教是没有不成功的。”其核心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主张因材施教。他把学生因智力不足而辍学归因于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是否适合。为补助这一层，学校要在办好普通升学教育外，还要举办一些职业科，以供学生选择。同时，倡导建立“工学”制度，以补助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学生。潞河中学当时的科类设置或相当于今天的综合高中模式，除为升学之用的普通高中文理科外，还设有教育、农业、体育等职科课程。
学校在制度设计上也很有特色，如在1928年学校详章《学生修养之标准》中规定：“①养成正直公民及家庭健全分子；②养成善用余暇之良好习惯；③培植公诚温敏之品格；④增进师生合作，相见以诚，相接以礼，彼此互助之精神。”学生学业标准用考试成绩评价是各校的一贯做法，但规定“学生修养标准”则更凸显了人格教育的特色。学生修养标准在每年详章中都有规定，核心内容不变，但可以根据各年的实际适当增减，一般不会超过5款，简单而明确，有导向，易操作。
在《聘请教师之主要标准》中规定：“①以教授为终身职业者；②对于教育本身发生兴趣者；③对于所授课程有志继续研究者；④有教学之经验或曾经特别训练者；⑤喜与学生共同生活不欲旷课者；⑥对于学生课业负传授解惑之责者；⑦有人格势力而为真理之舌人者。”在“教职员之聘请与待遇”方面还有些很有意思的规定，如普通教员每六年为一任，任满后有一年的假期，假期内照常发薪，并由学校介绍国内外有名的学院做更深的研究。再如，授课时校长或教务主任得至各班视察，以负协同教员管理之责。教员的晋级与增薪以其教育职业的进步为规定。在教师聘任标准与待遇中，我们可以看到，指向明确，要求宽泛，也体现出学校对教师工作与个人发展的尊重。
潞河中学的学生操行考核，是针对“学生修养标准”的一项考核。如1935年学生操行考核表中就规定了15个方面的要求：
（1）体格：身体强健、姿势端正；（2）精神：精神健全、活泼可爱；（3）服装：整齐、清洁；（4）用费：节俭、正当、有概算；（5）态度：诚恕、安详、大方；（6）公德：发达、当有义务心肠；（7）言语：温和、诚实、慎重；（8）卫生：清洁、注意个人及公共卫生；（9）行为：A对己：守时刻、有反省、有纪律；B对人：有礼貌、有宽恕、有节度；C对物：有秩序、知爱护、不苟取；（10）思想：正确、有秩序；（11）性情：和平、安详、不乖戾；（12）感情：热烈、理智化；（13）课程：有兴趣、喜自动、好创作；（14）服务：富有责任心、有领袖才能；（15）反应：劝诫，复能自新、能持己。
操行考核表规定每月一考评，季为总评。考核者包括自己、同学和教师。显然，这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考核项目细而全，体现出生活即教育的养成意识，极具可操作性，且有明确的导向，对倡导学生高尚性情大有裨益。
“工学”是潞河中学拥有历史传统的助学措施。“工学”亦称“工读”，由学校的专门机构——学生自助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4人组成并由校长提名选任，职责包括：“①管理学生工读事宜，考核学生工作成绩；②分配各校之助生费；③自助生有下列二种：A以课余时间担任校中誊写、油印或其它工作者；B按本校规定时间担任工作（如帮助理化实验等）而以空余时间受课者；④本会办事细则另定之。”
至此，陈校长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意思已非常明了。内容虽宽泛，包括因材施教，培植健全人格，“三育全备，智、德、体全面、平均发展”，校长“倡勤劳、尚简朴”的思想和实行“工学”助学的措施，以及推广学生“自治”等，但在这里都不再是空泛的口号和概念，而是化为对学校具体行为的指导，并用校章等形式固定下来，为学生成长和学校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身体力行
1999年清明，一大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读于潞河中学的老校友来到母校，其中不乏学术大家、文化名人和曾经赫赫有名的部长、将军，当这些耄耋老人拜谒德辰山老校长陈昌祐墓地时，情景令人感动。这偶然的一幕被永久地定格在校史馆的显著位置。大幅照片上有这样一段说明：
当我们看到这些年已耄耋的老人，这些共和国的院士、教授、部长、将军，如此虔诚地拜谒70年前的校长陈昌祐先生墓地时，我们怎能不为潞河精神所感动！怎能不为教育的力量所感动！
所以，说到陈校长，还是用当年学生们的感受最能说明问题。
朝会教育润心田 朝会是潞河的传统之一。校章规定：“本校所定之朝会为德育之专课，各生皆需到会。”有许多校友都在回忆录里提到了朝会。潞河中学1934届校友高沂先生回忆道：“陈校长常常在细节问题上教育影响学生。比如，有一次我参加朝会，他拽一下我的衣襟说，穿衣服特别是西式衬衣要把前后衣襟扎到裤腰里，不然人家会说你穿个屁股帘。在说到有人晚上影响别人休息时，陈校长说，晚上熄灯后，在卫氏楼走廊里走路要跷起脚来，不要穿个大皮鞋跺在地板上，咯噔咯噔地影响别人。像这些，事情虽小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校长善于尊重别人，爱护别人，爱护集体，而他所提倡的这种精神会经常在朝会上利用小事简单评说几句，使我们印象深刻。”
同届学生林从敏[4]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校每日一小时朝会，对于潞河的校风改善和我们德育有着莫大帮助。这不但畅通了学校、校长与学生间的了解，且加深了学生对教师们的认识。陈校长、教师们，以及从校外请来的专家，经常在朝会发表演讲，以增加同学们的常识或提升同学的修养。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朝会中传播教义或影响我们的信仰。”朝会是书院时期留下的传统，早期可能有布教的功能，但在陈校长时代早已演变为德育专课，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形式。校长是朝会的当然主角，学生们每天听师长讲讲做人的道理，一些零星的记忆虽历经数十年而不衰，可见其教育之功。
早期潞河中学规模小且不设班主任制，管理层级简单，校长通过科主任直接和学生代表会以及干事会联系，并亲自参与干事会各部的事务，校长的思想可以直接传递给学生。所以，校长并不是高高在上，使人敬而远之，而是与学生同在校园里朝夕生活的大家长，校园里发生的大小事都在他的视线之内，甚至所有学生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关系自然密切，这也是历届校友都非常敬重他的重要原因。
“工学”助读勉后生 虽然潞河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主要依靠收取学费以保学校运转，但陈校长仍有很深的“平民”情结，一次在谈到学生因经济不足而辍学时，他抱怨当时教育收费：“因各校所收费用过多，贫苦子弟万不能为中学生，以致念书的都是富家子弟，学校也就渐渐地成了贵族式的学校。以贵族式的学校造就贵族式的学生，怎能盼望教育的普及呢！”他一方面表示出对教育收费高的抱怨与无奈，另一方面又想到了利用“工学”助学的措施：“因各校未能给贫寒家子弟留个念书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工读，工读也就是补助寒家子弟现下的唯一办法。”在谈到本校助学一层时他讲道：“除每年所用的助生费外，又提倡学生劳动，使寒家子弟做工以自给。校内凡学生所能的工作，概由学生充任，学校照章给以工资，庶几本校有志向学的寒家子弟不致有辍学之忧。”潞河中学的这一措施延续多年，也惠及许多寒家子弟。
1948届校友毛寿峒在回忆母校“工学”时写道：
1947年，平津唐地区战事频繁，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我也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也濒于失学。无可奈何之际，学校向我和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记得光在我们高二年级就有四五位同学。秋季，不仅免去了我们的学费，还让我们做“工读生”既避免了失学之苦，也使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几个的工作是打扫教学楼及三个实验室的卫生，清除校园及体育场的垃圾。寒暑假期间维护校园的花草树木，冬季清扫积雪等。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专门负责撞击谢氏楼的大钟，掌管全校的作息时间，权力之大令人好不羡慕。总之“工读生”的任务都不是重活、累活，劳动时间也不长，都能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最有意思的是做“夜校识字班”的老师。识字班的学生多是学校工友及附近的农民家的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后，以及周末、假日是识字班上课时间，寒暑假也不停课。久而久之竟和孩子们成了好朋友，还经常到我的宿舍——望湖村一号，学习玩耍。
1950届校友胡守信写道：
抗战胜利那年，我从原来就读的一所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转到潞河中学，到次年家境已经告急。父亲从百里之外的家乡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一袋高粱到通县卖掉给我交膳费。记得那天父亲只在校门外路边吃了一碗荞麦面条，夜晚就歇在传达室的地上，铺些稻草，熬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我送他出通县北门，离别时父亲对我说：“自从日伪军打断我两根肋骨后，就再也干不了重活儿了，仅有的那几亩薄地不能再卖了（早先为供我上学已卖掉了二亩），没法子呀！谁叫咱家穷呢，不行就回家种地吧。”我只说了一句：“您不用为难，我自己想办法……”便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望着他那苍老而有些蹒跚的背影——虽才五十来岁，却像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待他走远之后，我放声大哭起来。在那个社会里，一个穷孩子，背井离乡，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勉强坚持到了期末，准备收拾行装回家。临行前，我依依不舍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当走到谢氏楼门口，恰好碰见了教务处刘学儒先生，我向他诉说了我的苦衷，边说边落泪。老先生极力安慰我，说先别走，我去找陈校长商量。果然，第二天就通知我说：“校长根据你的情况决定让你留下，半工半读。”我喜出望外，当即写信告诉父亲：“是陈校长的半工半读帮了我！”从此，开始了我三年工学生活，直到1949年离校。
还有1928届校友李延增先生。他自幼孤贫，得义父之助入学，但半年后义父亡故。幸有潞河中学助学金及工读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并被推荐获得燕京大学奖学金，课余为图书馆服务，终获得硕士学位。他工作后，辛勤节俭资助弟妹就读医科，使全家脱离窘境。1982年，生活依然十分简朴的老先生竟拿出两万元积蓄，为当时潞河中学家境困难且品学优秀的学生设立了“李延增夫妇”奖学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一位普通教师来说，两万元可算是一笔巨款，甚至可能是毕生的积蓄。但当问及老先生时，他只淡淡地说：“当年我也是受人帮助才完成学业的。”学校的工学制度，不仅使当年受助学生完成了学业，还使这些受助学生将这种助人于难的善举传扬下去，更嘉惠后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校友、退休教师等先后在潞河中学设立的奖学金多达十数项。至今，每年由校友会主持颁发的奖学金仍保有三项，对学生的鼓舞激励不言而喻。
大爱播撒自由魂 因为潞河中学有教会的身世，国民政府不好涉足，所以，与校园外的白色恐怖相比，这里更显得宽松、自由。当时学校李安宅、王乃堂两位先生早已是共产党员，虽未公开身份，但在他们言行中流露出的进步思想与倾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已深得同学们的渴慕。但李王二位先生仍活跃在潞河的讲坛，并受到陈校长的重用，可见潞河中学教育民主风气之浓厚。据1934届校友张天民[5]回忆，他毕业于潞河小学，是1928年考入潞河初中的，1931年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参加地下活动，1932年由两位同学介绍，就在谢氏楼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潞河中学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学生剧社经常上演宣传进步思想的话剧，在学生中传唱革命歌曲。张天民就是活跃分子，直到毕业前遭国民党宪兵特务队逮捕。
1934届校友高沂先生回忆：
由于这个学校有地下党的组织活动，或者说是有党的外围组织。所以，在国民党眼里潞河中学是戴红帽子的。陈校长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在暗地里保护学校的学生，如听说什么人，什么学生，可能有危险，他就悄悄地通知他赶快离校，等形势好转再回来。如，同学高玉国被捕入狱，他就想办法通过关系找到冯玉祥来说情。有时学生闹得太厉害了，如开晚会，搞演出，结束后一回宿舍就能看到传单。在这个时候校长就不得不当着全体学生说几句。说什么呢？我尊重信仰自由，但是告诉大家，也得照顾到学校安全。意思是说，你要是闹得不像话，学校可能要受到处分……
同是1934届的校友林从敏先生也谈道：
潞河的政治气氛是十分自由的。校内没有国民党支部，朝会前不唱国民党的党歌，不诵读孙中山遗嘱，礼堂上也没有国民党党徽、党旗，只有校训“人格教育”四个大字。三民主义是当时全国大中小学必修之课程，然而它与正规课比重要性轻微。而教授“党义”的杨振民先生，虽是国民党员及县支部委员，却从来没有以“国特”姿态来干涉学生们的思想。学校宿舍和协和湖边常有中国苏维埃的宣传品，显然是同学中早就有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我从未听说陈校长像城内其他学校校长那样与蓝衣社或宪兵合作，来陷害政治信仰不同的人。事实上，班里同学陈率真、高玉国、王承绪等被捕后，陈校长为营救他们还多方奔走。
陈校长掌校期间主张思想自由，不干涉学生信仰，想方设法保护进步学生，营造民主宽松的校园环境等，这在潞河中学各届学生的回忆中多有体现。比如，在七七事变后，通州已处于日寇的铁蹄下，潞河中学利用美国教会学校的身份，组织师生在校园内宣传抗日，大唱抗日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的士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校长组织师生撤离校园，后辗转安徽亳州，又转移到大后方建立了西安潞河中学。北京解放前夕，他又组织流落到京城内避难的潞河师生，将他们分批护送返回已解放的通州校区复课等。这一切无不表现出陈校长爱国、爱生、爱校的情结及作为校长和教师的大无畏气概。这也是陈校长治下潞河中学的学生们对老校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待人处事等都有如此深刻印象的原因。
好梦难圆
陈校长上任伊始就有一个梦想，尽管当时办学很艰难，但“我们仍盼望在不久的将来，农科、教育科、体育科能完全经济独立，购置新地点，建设新校舍。不但可以造就各科专家，更能造成多数人民的幸福，以完成本校设立的初旨”。在陈校长任上，他引进人格教育理念，大胆推进校内改革，不遗余力。20世纪20～40年代，是潞河人才涌现最为集中的时期，在潞河校友中位居新中国院士的，多数是在20世纪30年代走出潞河的毕业生，当然还有文化名人和其他社会贤达，更有一大批为祖国昌盛、民族复兴而做出贡献的普通人。陈校长的办学实践也把那一时期的潞河教育推向了顶峰。但是，陈校长掌校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痛苦磨难的时期，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几度内战连绵不绝，一段时间甚至难以寻找到一张安稳的课桌。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校长还取道英国，前往美国专程募集资金，考察职业教育。但回国以后，由于连年战事，他最初的梦想终究没有机会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潞河中学发展历史上的莫大损失，当然更是作为职业教育家的陈昌祐校长终生的遗憾。
2 教学改革——始终在探索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管用什么称谓，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改革倒是成为一种常态了。如果考察历史上潞河中学的改革几乎并不逊于很多流于形式或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倒也是别有一番意味。总结起来，可以用“广联社会，上下同心”来概括。
校长思想，教务推进
教务主任靳铁山 如前章所述，陈校长推进的人格教育，在谋划学校改革上有方略主张，在具体实施上重身体力行。那么，学校的管理层和教师又如何呢？靳铁山，当时潞河中学的二号人物。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陈校长掌校时期始终任学校教务主任，潞河中学迁陕返通后，他留在西安任圣路中学（原西安潞河）校长。他在1935年的一篇《教务感言》中写道：
教学之方式和教材之组织，对于学生之学业至关重要，惜乎演讲及注入式之教学，已为一般学校之普遍现象。教员习于其便捷，学生安于其简易，随之顺流而下，因此学校所能与学生者，就其佳境观之，亦不过文字方面之知识。至于学业之心得及对学业所发生之兴趣与信仰恐无足言。为挽救于万一起见，历年来恒提倡辅导式之教学方法，希望能培养学生自行读书、自行求学之习惯，以及能读书能研究之能力。惟积习已深，兴革非易，又加之近年来学生数目增加，益多一番障碍。所可引为庆幸者，旧日多用讲演教法之国文学科，经现时担任该科教员之努力，竟一变其旧日教学方式，而采用辅导之教法，虽未能即臻完境，然已甚有可观，将来若悉心励行，则学生对于国文知识及兴趣，定有所深造。
自会考励行，办学者为学校之名誉及地位起见，无不兢兢业业，力求适应之方法。而学生亦各提心吊胆，惟恐会考落第，失去升学之机会。为教员者，既迫于环境之要挟，又逢学生之需求，遂不免以半生不熟之教材倾注于教席之前。而学生竟以“打者愿打，挨者愿挨”之态度尽量堆积，如此之居心其亦苦矣，惟以大好光阴与精力，尽用之以应付会考，岂不背失教育之正鹄！
按教部所颁课程新章，将学科项目加多，而初中尤甚，向来列为课外作业者，今则并于学课之中；又以各项教材互多重复，故不外徒立名目，占用上课时间，因此，学生之注意力分散，精力疲惫，其学业之成绩，佳者亦不易对学术有深刻之认识。学校对此之补救，力之所及者，亦不过务简择要而已。
靳先生的这番感言意思非常明确：①传统注入式教学虽弊端明显但改革非易，辅导式教学于学生有利，幸得国文科推进已初见成效；②过分注重会考已对教学和学习形成误导，有失教育初旨；③学科门类过多且多有重复，致使学生负担过重，但由于是“部规”，改革也只能务简择要而已。靳先生这番话虽所用概念表述略有差异，但仍可看出与我们今天教育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我们虽不能了解靳先生所提辅导式教学的细节，但可以感受到他除弊兴革的决心。
靳先生在学生中的印象又如何呢？1941届学生张德增回忆道：
他那时是教务主任兼教我们英语。靳先生平日寡言，终日埋头策划着学校的教务活动，视学生如亲弟子，待同事如兄弟同胞。对教学更注意启发自觉，积极鼓励。他甚至记着每个学生的进步情况。记得我初中毕业在天津休暑假期间还接到他给我的一封信，教我如何利用暑假锻炼身体和提高学习。他喜好运动，在冬季课后总是戴顶白色运动帽，与学生一起在湖上滑冰……
以靳先生的学养和阅历，应该说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理解是深刻的，推动教育改革的方向和预期目标，甚至也是我们今天教育所始终追求的。他在学生眼中是一个“耿直且年纪不算老的‘老人’”，他的特点是勤，经常深入课堂听课，考察教学质量和课堂纪律，早晚自习也经常到课室巡视。在陈校长人格教育实践中，他是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陈校长的左膀右臂，作用至关重要。
“课程概述”显改革 在潞河中学每年的详章中都有“课程概述”一节。对学校各年级所设课程从目的、教材、教法、课本等方面提出规定性要求。
如1933年详章中，国文分为三科：国文、文字学和文学史。
高一国文：
目的：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白话文）、文言文之技能；以各种文章作法发表其思想；培养学生解读古书之能力；对于现今社会各项事物有融会力及鉴别力，其目的在求国文之实用。故不取陈陈相因之浮泛论说。
教材：选自经史子集之合于现代生活者，编成有系统之教材，指明各个体文字之异同，其教材总分三项：①专书精读；②选文精读；③略读。
教法：按读、作、说、写，四方面使其自动学习而加以辅导，除精读各篇外并指示以应副读参考各书之读法，对学生时作文法及修辞之演述，考察成绩之方法与初三同。
课本：活页文选（开明）
高一文字学：
目的：使学生明了中国文字之形、音、意之由来；
教材：以文字流源，说文解字，尔雅等编为有系统之教材；
教法：以现代普通之文字，证明其来源，使学生自习而加以辅导；
课本：编定讲义或各书馆出版的文字纲要等书。
高一文学史：
目的：使略知：①中国文学源流派别之演进；②各时代代表作家之身世；③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界之概略；
教材：于课本外取名家译著，油印分发，以补未备；
教法：由教师制定参考书与教材，俟上课时讨论，并引导使之能作研究批评之文字；
课本：中国文学史（商务）。
学校详章“课程概述”中包括了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课程，也包括了在中学并不纳入主流课程的伦理学和心理学，还有经济、社会等科。学校详章的规定有这样三个特点：其一，课程目的规定具有学校特殊的要求，特别是体现在培养学生“自行读书，自行求学”的习惯方面；其二，教材与课本是分立的，教材通常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由教师选定、组织或编写，甚至油印分发，而课本则作为参考，教师在实施时有着极大的自由度和运作空间；其三，在教法中通常规定有学生自习、讨论和教师辅导的要求。这应该是学校教务处力推辅导式教学改革的体现。此外，除正课之外，学校还组织讲座，介绍新知识、新领域，以扩大学生视野。
据1934届校友林从敏回忆：
我们的师长不但课堂上认真教课，在课外也帮助学生智能发展。樊恩荣先生领导无线电学会，王乃堂先生自动设立世界语班，陈校长讲授科学概论与伦理学，李安宅先生讲授每星期六的政治学与经济概论等。学校教育理念新，课程设置前卫，甚至较同期国外教会学校都有过之。如在1931年，就曾为高中学生设立节制生育课程，由协和医院医师每周一次来校讲授。而孟德尔定律、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基因遗传等观念早已在生物课中引证……
此外，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除需编制章程提出设立申请外，获得准许的也纳入详章的记载。如在1933年详章中所列社团就有11项之多，包括：学生自治会、膳厅委员会、文学会、师生友谊会、学艺会、勉励会等。
学分管理效果多 潞河中学是较早实行选课制与学分管理的学校之一。
1922年学校详章中对必修与选修就有明确规定。初中与高一不设选修科目，高二年级，必修包括：圣经、汉文、英文、历史（西史）；选修包括：物理、算学、经济学。高三年级，必修与高二同，历史则为西洋与中国近代史；选修包括：化学、算学、社会学、心理学、体操、音乐。当时，学分被称为单位，如高三年级全年须修满5个单位，圣经、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为0.5个单位，算学、汉文为1个单位，英文、化学为1.5个单位，全年课程总学分为7个单位，体操（体育）和音乐为各年级通科，不计单位。
1928年，陈校长就任后，学校课程设置与管理逐步规范，课程分高中文理科及教育、农业等职科，课程也规范为公共必修科、本科必修科和纯选科。在1933年详章中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必修23学分，选修7学分。高二年级：每学期必修24学分，选修7学分。高三年级：每学期必修23学分，选修11学分。高中三年必修、选修总学分为190学分，每学年必须修满50学分，三年须修满155学分方予毕业。
选课制与学分管理源于欧美大学课制，中学也有实行，即学生在完成规定的必修课程之外，还可以依照兴趣再选学一些科目，有余力且兴趣多者亦可多选，这也体现出陈校长所提倡的“自动学习，自由发展”的治学思路。基于选课课制，学生也有自己的感受，1938届校友吴永平就回忆道：“……每节课完了，同学们又川流不息地走出教室，换换新鲜的空气，休息一下头脑，再听下一节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一般说来，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对教学管理是不便的，但这也更能够培养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
应该说，选课制与学分管理可以使学生较早地思考个人兴趣、志向、爱好，制定人生规划，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努力实现。当然，对于养成学生主动发展意识与自觉自律精神也非常有利。同时，潞河中学的升学预备课程与职科课程只在本科必修与纯选科中有所差异，职科课程反而更具有基础性与广泛性的特点。学生可以多重选择就业或入大学深造。也就是我们现今通常说的，打造课程互通的“立交桥”，这对中学生发展大有裨益。
课改深入，学生领悟
校长力主思想转变，主任倾力推动实践，教师力行循循善诱，那么学生表现又如何呢？在潞河中学1937年年刊里有这样两幅图示，或许能使我们从中了解一二。
其一，图书馆的作用。
这是学生们解读在图书馆的学习过程：环节叙述很风趣，进到（图书馆）里面去—念—努力的念—把你念的—发表出来—材料不够—去找吴先生（管理员）—借—参考书。
潞河中学的图书馆承接于协和大学，除少量移藏燕大图书馆外还藏有古今中外图书5万余种，这在当时中学中是很少见的。在学校图书室规则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如，开馆：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晚上：19:00～21:30，假日阅书时间临时宣布。图书室内各项书籍于取阅之后只可放在案上，不必送回原处，以免错乱。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只限于室内参阅，不准借出，唯于每晚图书室关闭前五分钟得向司员暂借，需于次晨九时前交还，违者罚洋一角。显然，图书馆所订之规则是想方设法吸引学生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由于借阅量大，故有特殊规定。这也是图书馆成为学生学习乐园的原因。比较今天的学生疏远图书馆，埋头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这种学习方式是否更符合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呢？
其二，实验室的作用。
这是学生们解读实验室的学习过程，基本环节是：试而验之—验之不足—再验之—经过之一番变化—得出结果来。
潞河中学是开展实验教学较早的学校之一。1900年，学校移址重建后就设立了专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物理声光电热、化学有机无机、生物的显微镜等实验设备、器材一应俱全，是学生重要的学习场所。显然，下图所模拟的就是学生们在实验室学习的过程。实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得出（或验证）结论，当然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验的设计、材料、操作、调试、结果等环节表现得清晰而明确。
从年刊的编排中可以看出，这两幅图是当时学生们对解读自己学习过程的描述，虽有些诙谐、幽默且富于戏剧化，但也不难看出学校所推行的教学改革已被学生们理解和接受。
课外拓展，效果非凡
学校农产部 潞河书院时期，传教士为达到向社会渗透、接近民众、吸收教民的目的，除开办学校和设立医院外，推广农业技术也是重要形式之一。潞河中学农产部就成立于那个时代。学校农产部，一方面是开展农科课程教学、实验和技术推广的基地；另一方面又可以为老师学生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以补生活之不足。当时学校农科课程包括，植物病害、百谷六畜、土质养料、农村教育推广等，还有些实践科目，如林果木栽培、养猪养蜂、乳场、农事管理等。
农产部的活动非常频繁，除每年作为学校农科的招生宣传外，更重要的是向周边农村宣传使用新农具、推广新技术，以及引进优良农产品，足迹遍及通州各地，甚至三河、武清、保定等地，还定期下乡宣传。同时，还在学校附近的农村举办夜校、暑期培训等项目，如推广养蜂、识字宣传等。潞河中学独立后首任校长田和瑞（Harry S.Martin）先生实际是一个农业专家，对上述活动乐此不疲，而且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展的。其曾孙在2007年重访潞河中学时，还捐赠给学校一本画册《哈里·马丁一家在中国》，并附赠一箱田和瑞校长在潞河期间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也包括了对农产部及农村服务部活动详细的文字和照片记录。据他讲，田校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关押在山东的一个战俘营，直到1943年才利用交换战俘的机会取道印度返回美国。回国后他始终致力于中国农业研究，并颇有建树。他本人也十分珍视在潞河的这段经历。农产部后来脱离学校改为独立单位——潞河农村服务部。这块菜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一直在给学校提供菜品。
农产部最初虽然只是供农科招生宣传以及学生学习、实验的基地，但也兼有联系服务通州及周边县镇乡村的功能。实际上，农科的一些课程，如养蜂、园林、六畜、植保、皮革鞣制等也延伸为普通学生的选修课程，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潞河中学学生密切联系实际，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并引领文化潮流传统的形成，在通州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开放的教育 潞河中学由于其教会学校的特点，与京城的大中学校或多有联系，且由于办学历史悠久，毕业生遍及各界，其社会联系之广泛密切，甚至令我们今人都有些愕然。所以，学生对“行”的问题往往是津津乐道。
学校交通十分方便，门口就是平通南站和平津汽车路的站头。火车每天四趟，汽车来回乱跑，四毛钱半点钟便可由校门到北平，真和上一趟大街差不多。潞河学生坐火车有些便宜，大概是近水楼台的关系。每逢礼拜天或放假时，车站必要特别挂车哩！遛弯在潞河时兴得很，无论在饭前饭后，清晨晚上，放假日、礼拜天总有三群两伙的遛。目的地有张家湾、运河套、平津路、复兴庄、西人宅等。除安步当车外，尚有小毛驴、脚踏车可代步，车赁价每天每辆二三毛左右，毛驴每点钟五六十枚不等。故潞河之行可算够满足的了。
在校刊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31年11月，本校足球队与汇文战于平四中操场，高级受训学生全体徒步去平助兴，当晚跑步回校”；“津区运动会，本校选手大出风头，凯旋归来时，全体村民伫立车站表示欢迎，携回大小奖品有三四十件”；“1934年春歌咏队赴平表演，载誉而归”；“1934年4月13日，赴保定受训”云云。还有：“1932班毕业会，胡适博士来校讲演”；“1934年学校（首届毕业生离校）六十周年大典，老少齐聚一堂，八十五岁老校友全耀东先生讲：人之三宝——智、仁、勇”等。可见，潞河中学的学生并不总是闷在校园，遍读圣贤的学习模式，他们更喜欢与兄弟学校、社会各界发生联系，更愿意深入社会，从生活的沃土中汲取养分。所以，学生们对“行”的关注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潞河中学有放春假的传统，具体什么时间放，假期有多长不得而知。但春假是在学生们的文章和留存的照片中体现最多的。如1935年年刊《十二村续文》中提到，春假中村民（学生）多往南口、泰山方向作春游。1937年班刊中也提到，有学生利用春假赴塘沽等工业区参观，有学生赴青龙桥等地旅行。而在学生的摄影、美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记录就详细得多了。可见，春假既可以作为踏青休闲，亦是学生走向社会的机会。学生踏青的路线基本有三条：其一是登泰山，游曲阜。既可以登高望远，亦可领略中华文化之精髓。潞河因与冯玉祥将军有特殊关系[6]，到泰山还可以拜会隐居于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称“谒冯”。其二是往青龙桥、张家口方向。既可领略万里长城之雄伟，亦可体验京张铁路之壮举。其三是往天津、塘沽方向。可借道水路考察大运河，但重为考察中国制碱（侯氏制碱）工业基地。除此之外，还有参观北平东城的国子监、药厂，南城的模范监狱，以及位于双桥的无线电台等。这些都在学校档案室收藏的文字、绘画和照片中有丰富的表现。当然，潞河中学与社会密切、广泛的联系，既和学校的特殊身份有关，也得益于各界校友、社会贤达的鼎力相助。
倡导学术精神 当然，学生春假外出并不仅是踏青赏花，他们走出校门，眼界大开，感想也随之而来。在每年的年刊里，学生们的日记、随感、琐记、小说、诗歌等随处可见，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甚至令人羡慕不已，有萌生穿越一把，去实际体验潞河教育的冲动。在所有学生的文章中，有两篇值得一提，一篇是1935届校友，祁连升、黄宛所写的《参观塘沽永利碱厂的报告》，另一篇是同届校友王达津所写的《朱淑真与李清照》。
祁连升、黄宛的《参观塘沽永利碱厂的报告》，开宗明义：“碱在工业上、日用上全占了重要位置。如纯碱在制造玻璃、肥皂、搪瓷、人造丝、纸、药品及军火上，烧碱在制造肥皂、纸张上都是很重要的原料。此外，在洗涤、饮食上更是我们每日必需的。在十年前这种重要原料全仗外国输入，每年送出的金钱当然不在少数。民国六年，永利碱厂成立了！直到民国十四年始有出品问世。此后日渐发达，现在资本已达五百多万，厂基占有三百多亩。原料由自制盐田和灰石山的供给，煤焦则由唐山运来。产品遍销亚洲各地，南洋群岛……”然后是对厂长及负责讲解的工程师们表示感谢的话。报告分烧碱厂和纯碱厂考察两部分，对主要设备、原理、流程等做了详细的介绍，文章图文并茂、逻辑严谨、文笔流畅。其实，我们并不关心报告的学术价值，更关心的是两位高中学生对当时处于民族工业龙头的永利碱厂如此厚爱，对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如此敬重的原因，以及对他们后续的影响。
王达津所写的《朱淑真与李清照》更是对两位宋代著名女词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进而提出作为女性如何从封建礼教下破笼而出的疑问。他从朱李二人的身世和行为观、家庭和遭遇与其作品相对应，细致地分析了二人身世阅历的差异所导致的迥异的词风。他的文章引证之丰富，考据之详实，行文之流畅，使我们难以将之与高中学生对应起来。他最后写道：“易安（李清照号）及朱淑真的文学价值是终古不泯了，但对于她们身世行为久抱着疑问的我，更愿意进一步探讨两人的思想与作风，所以，不得不大胆的追求一下。庶几给课上读书所读不过来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帮助，因此就把这篇笔记式的玩意儿匆匆的写了，错误之点，最后还得就正于诸先生。”从这篇颇具风范的尾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达津同学对学问的执著。
正如我们所期待的，校友黄宛1935年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1938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后留学美国。先后任职于协和医院、阜外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是我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也是我国心电图学科的奠基人。祁连升则无从考证，不得而知。王达津1935年毕业后南下武汉，后入西南联合大学，解放后一直任南开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及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从他俩当年的两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才气。当时潞河校刊的编辑们之所以把这两篇论文选登在1935年年刊上也并非随意而为，目的还是在学校倡导一种学术精神，鼓励学生们对新事物的探索和对学问的孜孜以求。
3 教育实践——学校的“村治”
“村治”是潞河中学特有的学生管理方式。1932年年刊有这样一段记载：
村治是现代社会学者正在研究的问题。昔者山西实行村治得很好的效果，河南也曾立过村治学院，梁漱溟先生主编村治月刊，这全是昭昭在人耳目之中。说起潞河之村治，并没有那种法气。论历史它是未满周岁的婴儿，论组织它是学生会的机关。若专以效用而言之，它确是养成学生自治唯一的途径。因为团体太大不容易认识个人的需要和责任，学校当局也不能体察入微的晓得各个学生的起居和品德，加以潞河之环境，后临大道，门路不属学校管理，闲人很容易匿迹于此，为防意外起见，所以才组织村治。一则练达学生自治和养成责任心；二则村民可以直接练议与当局共同促进全村之治安与卫生；三则村治收分工之效，集中力量以防意外，这就是村治在潞河之意义。
潞河现分十村，丁香村、兰石村、菊隐村、桂槐村、紫薇村、槐荫村、翠松村、碧竹村、雪梅村、五槐村，每村设村长一人，村长负全村之责任。村长之下每屋设屋长一人，负管理一屋之责任，十村之村长组织联合会议，附属于自治会。每季组织卫生比赛。请裁判员评定，最清洁村为模范村，更择宿舍之最清洁者二，曰模范室，特赠挂屏一幅，以示奖励，籍资提倡卫生。
望同学继村治之事业，贯彻初旨，以维潞河之美满校风。
借“村治”行自治 村治是潞河中学当时推行学生自治的一种十分巧妙的思路。村治原本是20世纪初叶为解决中国日益凸显的农村问题，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以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1929年，梁先生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村治学院。所以，村治成为当时乡村建设改革中非常时髦的概念。陈校长提出“村治”的管理理念，实为应时之举。一方面，说明潞河在关注乡村建设方面并不落伍；另一方面，借“村治”之名以行学生自治之实，为学生自治委员会之部门也。
潞河中学的办学宗旨上有养成农村领袖的说法，另外潞河位于市郊，偌大的校园的确让人有乡村的感觉。如校史描述的，潞河易址后，首批购置的“通州沿城土地，广百五十余亩作为校址之用，当是时也，村庄星列，树本繁荫，虽至今日，古木所存尚逾十株，对吾校景，增色匪浅，校中楼宇谢氏楼耸立于南，卫氏楼横卧于北”。此等郊野景致，岂不是用村来点缀更为妥帖？此外，村的数量也时有增减，命名多与植物或景物有关，如槐荫村，位于卫氏楼东侧，楼下百年古槐参天蔽日，因故得名。再如望湖村位于唐氏操场西侧，协和湖北岸，向南眺望，湖水碧波，博唐古亭尽收眼底。其他村名之由概出于此。
潞河的村治，使学生除年级（班）之外又多一重身份——村民。不同届的学生住在一个村里，尊长有序、相互提携，同劳同乐，也别有一番情致。1936届校友，著名物理学家黄昆（黄宛之胞弟），在校时就已官至村长了。
校友林从敏在谈到母校群育时写道：
进入这个优美的校园，高度的向心力在无形中培养出来。高年级的“老大哥”与低年级的“小弟弟”们熙熙攘攘生活在一个环境里，相辅相成的学风是必然的发展。所谓“有事大家做，有乐大家享”，是潞河一贯的敬业乐群精神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学校才真正有民选的学生自治会。还有膳厅委员会，以及自由参加的话剧团、歌咏队、抗日救国会、时事讨论会、无线电学会等社团。
所以，潞河“村治”的另一层用意就是群性的涵育，即“陶融青年之忠孝仁义，信义和平之国民精神”。由于学生更欢迎村治，所以，在做事时也喜用村民的称谓。如1935年年刊里就保有“十二村续文”的栏目。此类琐记通常包括：大事记、人物志、地方风土志等。行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大事小情、各色人物、景致变迁等一应俱全，颇具史料价值，也很具娱乐性。学校的公益、竞赛、游艺、踏青等集体活动也大都以村为单位，不同的群组使全体学生彼此熟悉、亲如兄弟，进而陶冶出潞河中学独特的人际氛围。同时，也打造出学生们独立负责之精神和自律自治之能力。
不简单的膳厅委员 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也是学生自治的一大特色。不过潞河中学的膳厅委员会可不像今天学校的伙食委员会，只负责收集、反映意见，监督食堂环境、饭菜的卫生等，膳厅委员会是学生自治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最具实权的机构，要真刀真枪地去管理食堂伙食。请看1934届校友高沂先生的一段回忆：
我曾管了两次两个学期的伙食，就是伙食头。一次是初二的第二学期，一次是高二的第一学期，一般是学生选出的学生会委员才能承担，且伙食委员一般得经校长认可。初二上任时，我对校长说：“我不行，我还是个小孩儿呢。”校长很肯定的告诉我：“你行！”那时吃饭的学生有三百人呢！我们管食堂不需要自己带着钱去买东西，主要是计划和管账。我又请了8个人，有管米面的，有管肉的，还有管调料、蔬菜、烟煤的等等。他们跟商人要什么东西，就会送货上门，我负责记账。商人拿着账单到学校会计那结账兑现。月末我到会计那对账，看是花冒了还是有结余……
1937届校友郑大贞先生的回忆：
食堂也是由学生选出来的伙委来管理，食堂的水、电、家具等全由学校负担，学生只是管理账目和厨师的任用。每天送来的肉、菜等食品都得由无课的同学过秤验收，绝不含糊，厨师的任用和解雇全由膳厅委员会决定……
没想到潞河中学的膳厅委员会是这么个运作法，学生握有这么大的权力。如何算计有限的伙食费，如何洽谈生意，如何决定缩减开支还是改善伙食，如何调节以符众味，等等，这对成年人来说都极其困难，何况是几个孩子，的确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当然，除此之外还兼有落实膳厅规则、通告诸生事项等杂务。膳厅委员是由学生会推举、学生选举产生的，并须得到校长认可，而且履职有期限，每个人都有机会承担。所以，在潞河中学的历史上，膳厅委员会是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具锻炼意义的学生自治机构。
活跃的学生社团 在学校详章《立会规则》中有这样的规定：本校为发展学生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起见，准许学生成立自治会和其他各团体，惟成立之先须在校务委员会立案；各会社之会章不得与本校规章相抵触，以致有碍行政；各会社开会时间不得妨碍上课自习及学校其他会议；借用校舍或其他公共场所须得事务主任之许可。这里我们看不到学校或教师组织的痕迹，而纯粹是学生的自发行为，学校只提供许可和管理。
当时潞河中学仅为几百人的学校，发展高峰时期注册的学生社团竟达数十个。除我们已熟知的自治会、各运动队、话剧社、歌咏队、乐团等之外，还有无线电学会、同乡会、平民夜校等。1935届校友腾健耀[7]先生发表在年刊的一篇题为《漫谈歌咏队》的文章中写道：
潞河歌咏队在潞河中学一切团体组织内可算是最老的了。在潞河书院时期我们就有了四部合唱……那时每班都有唱诗队，唱诗队的队员是无资格限制的，凡本班学生尽是唱诗队队员……潞河歌咏队首次在北平演唱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了，只记得那次唱的是“哈利路亚”。听说，歌唱那天风刮的很大，哈利路亚的歌声由风的远播，惊动了东交民巷的许多西国人，他们几乎以为是天上的乐队在奏唱圣歌，歌声是从天上传下来的！他们不信在这古老的北京城内还能听到圣歌的演奏……此后，又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淑性部”（队名）在灯市口公理会合唱，那时还因“男女授受不亲”的关系，必须在男队与女队之间坐以女校的校长，然后才好意思放喉高唱！
1927年，王振华先生领导的潞河歌咏队参加北平唱歌比赛会，夺得第一归来，自此以后屡得冠军，“白脖老鸪”（以歌咏队队服领子镶白而得名）的歌声响亮极了！“要听好音乐须到北通州”这句话便是外人对潞河歌咏队的评价。
应该说，潞河中学歌咏队是从书院时期的教堂唱诗班开始的，历史悠久且水平颇高。潞河中学歌咏、乐队（国乐、西乐）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加之潞河、汇文、富育（女中）、贝满（女中）、育英等学校轮流坐庄，经常组织赛会，使潞河歌咏队远近闻名，学生也受益颇多。
此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无线电学会。学校大事记1936年4月有“无线电研究会成立，学校流行天线狂”的记载。在档存的老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卫氏楼三层八方楼至谢氏楼之间悬挂的天线。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20世纪20年代末无线电技术传入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群体也逐年扩大。潞河中学的无线电学会即是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学生社团。因为它是一项新技术，又可以广泛联系天津、上海，甚至海外的业余电台，甚至可以在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战争爆发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发挥无线电爱好者的作用，所以很受学生的青睐，参与者日众。以至位于通州附近的双桥无线电台成了学生春假外出考察的目的地之一，也使一大批学生从此步入科技殿堂，在各个领域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4 重视体育——体格性情得锻炼
2001年，现居台湾的潞河校友衣复恩先生，专程到母校潞河中学为学生颁发“立青文教奖学金”，该奖学金是衣先生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立青文教基金会”设立的。一同出席颁发仪式的还有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等多位老校友。年近九旬的老先生们在争阅当年自己在校编制的年刊时，竟发出孩童般的笑声，互相揶揄着在学校时彼此间的趣事，然后互相击掌，齐喊：“四点一刻——操场见！”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出“四点一刻操场见！”这句话对学生一生的影响，当然这也成为早期潞河中学体育传承与发展中一个亮丽的符号。
体育的先行者
王维屏的回忆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没有体育只有国术。现代体育运动是从西方传入的，而教会学校在体育引进与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32届校友王维屏，清华大学体育教授，一直从事大学体育工作，在体育界结交甚广。他在198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潞河中学的体育运动》中对早期潞河的体育做了详细的阐述：
协和书院的创办，比清华学校还早十余年，是我国开展现代体育运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在北京，潞河是开展校际体育竞赛最早的学校……从1905年起，两校举办过两届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田径、足球、棒球和网球，这是北京最早的校际比赛。同时，协和还和天津的新学书院举行过田径和足球对抗赛，也是最早的京津校际比赛。对进一步开展和推动华北的体育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从1912年到1916年，清华、协和、汇文三校对抗赛每年举办一次，前四届清华均居榜首，协和次之，汇文第三，第五届对抗赛则是协和大学获得冠军。其间，著名短跑运动员刘明义、李如松，长跑名将白葆堃、全绍武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1914年，在北京天坛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李如松获得100码、220码、440码第一，十项全能第三。白葆堃获5英里长跑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陈昌祐获得十项全能第二，铅球、铁饼第三。协和大学在1913～1917年间，还代表国家参加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刘明义、李如松、白葆堃、陈昌祐、董守义、崔峙如等均参加了比赛且有上乘表现。
潞河中学完全独立之后，体育战绩依然璀璨。1929年在沈阳举办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潞河中学陈盛魁获得百米第一、高浴获跳远第二，潞河中学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
除足球、田径之外，潞河的其他赛事也日渐频繁。1931年冬季潞河中学篮球队获得北平市中学篮球联赛冠军。这次比赛非同寻常，决赛是在潞河、育英两校之间展开的。当时，育英拥有牟作云、张兆基、许忠等名将，实力雄厚，名震华北。潞河则以吴文忠、赵志华、冯绍尧等为主力。这场比赛颇为精彩，引起北平市民的关注，熙攘的人群甚至涌到内务府街市立二中球场为两队呐喊助威。两校的校长陈昌祐和李如松莅场助战，最后潞河中学荣获冠军。
体育传统的形成 中国近代体育运动是伴随着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兴起的，学校体育的发轫则与教会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潞河书院时期西方课程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也促成了校际各类体育赛事的组织，受到当时青年人的青睐。关于潞河中学体育的文字也经常见诸报端，如中国第一场国际足球赛，即“九龙杯”的故事，就是在协和大学队与英国水兵队之间进行的。第一场国际棒球比赛也与协和大学有关等。这也是协和大学抑或潞河中学甚至可以代表本省参加华北地区的比赛，或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原因。在中国早期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孔祥熙和董守义均毕业于潞河书院，可见潞河体育传统之悠久及社会影响之巨大。潞河中学1918年完全独立之后，由于其教师也多为协和大学毕业，且学生时代就是体育活动的热心参与者，所以其体育传统得以很好的传承。特别是校长陈昌祐和教务主任靳铁山不仅是体育爱好者，而且均为专业运动员，这更进一步推进了潞河中学体育传统的弘扬光大。
养成健全体格
很有意思的是，潞河中学专任体育教师向来只有一位，直到1932年李友珍[8]先生到校后推行体育改革，由于学生人数渐多才另增一人。学校课外锻炼均由校长、主任带头，各科教师全都参与，或为指导、领队，或直接为选手，在操场上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这在客观上也形成了潞河中学特有的师生关系。当然，学校体育发达除和传承有关外，更重要的是学校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确保潞河体育不断发展，凸显特色。
体育地位显赫 潞河中学体育工作目标规定：①以供给全校学生身体活动之机会，借以增进全校学生之健康率；②使学生明确体育教育之意义及价值，增进其技能及兴趣，养成健全体格并鼓励学生在运动上之任侠精神。管理体制规定：设体育主任1人、助理2人，分掌矫正操、课内教授及课外运动事宜。又设体育委员会，由教职员若干人及学生自治会代表1人组成，参加组织协议全校体育改进计划。
矫正操是专门针对学生身体姿势不良需特别矫正者，或因病不能做激烈运动者设立的，供经医师检查、得体育主任许可者选修。体育课分课内讲授和课外运动。初中部：每周四节，其中一节为课内讲授，按天气状况由体育教师把握。课内教授内容包括田径赛及各类球战规则、运动卫生、人体姿势概要、体育原理、体育问题讨论等。高中部：除高一年级学生受一年严格的军事教育外，其他普通体操分数即由该生每季所选定的课外运动及在体育标准测验成绩所得的分数规定。
课外运动则是按季开设。秋季：足球、篮球、越野跑、网球、田径、滑冰、手球等；春季：网球、田径、排球、垒球、棒球、游泳、篮球等；全年项目：重器械操、团体游戏、轻器械操、国术等。高中学生要求自行选定运动项目，每周至少练习两次。另外，对于课外运动学校还有赛季、赛事规定，按季节组织各项比赛，田径运动会每年春秋组织两次。总之，学校一年到头赛事频繁，运动不断，甚至学校周边的一些游商过客竟误把潞河中学当做一所体育学校。所以，学生对体育印象深刻也就理所当然了。
提倡运动但不养“运动将”所谓“运动将”是学生们对体育好功课差的学生的一种戏称。学校详章“体育运动规则”中也有对外派选手的规定：凡有下列各项之一者即不得充任本校选手：①运动成绩不足指定之标准者；②缺课或学期总分不及80分者；③操行不足代表本校者；④无豪侠精神者；⑤非本校正式学生；⑥不受指导而惰于练习者。在1935年的一份体育报告中也有对选手资格的规定：①曾经校医检查对于做激烈活动无妨碍者；②各科成绩及格者；③品行高尚、精神优良，能恪遵指导员所规定的练习条例者。
以上所列选手出选制度，一个是学校章程规定，一个是体育工作报告；前者是限制性条件，后者是入围的标准，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时，陈校长也常对学生讲，遵守体育规则第一，胜负次之。所以，学生的感受也是一样的。潞河“以培养德智体平均发展的青年为目的。学术第一，品行第一，体育技能次之。因此，学校选手不录取不认真求学的‘玩儿将’与半职业运动员”。学校对于代表学校参加校外赛事的选手有严格的规定，包括推举办法和程序、选手队的组织法、选手队练习的规则，以及选手队的待遇。这里见不到功利思想和锦标主义的影子，只有教育的目的——“学生智、德、体，三育全备，平均发展”。
全员参与才是“王道”学校对体育活动有如下规定：
①本校学生得组织各类球队或其他运动团体，在课外时间内练习或比赛。②本校所举行之各种校内比赛概由体育委员会规定之。③各种比赛分期如下：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网球赛；10月下旬秋季分组田径运动会；11月足球班际比赛；12月篮球班际比赛；1月上旬越野赛跑；3月篮球队际比赛；4月中旬排球班际比赛；4月下旬至5月中旬田径赛年际运动会；5月下旬班际棒垒球比赛。④凡本校学生每学年至少参加一种校内运动比赛（本校选手队不得代表该班参加年级比赛）。⑤各种比赛方法视比赛性质而定（篮球每班至少参加三队）。⑥各种比赛之评判检查宣传均由体育主任领导学生办理之。⑦各种体育比赛之优胜者得由本校发给纪念奖品，其办法由体育委员会规定之。⑧各种比赛均照全国最近规则，遇有特殊情形必须变更时由体育委员会规定之。
潞河中学课外体育活动之所以如此普及，概括起来有四个原因：一是高中体育课程均由课外活动承担，并规定练习次数；二是本校学生组织参与体育团体是必须承担的职责，参加体育赛事是学校的基本要求；三是课外体育活动赛事之丰富、组织之严密、激励之明确，今天的学校仍难以企及；四是各类赛事组织、裁判、检查概由学生承担。校级选手的选拔亦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测试，组成小组由指导员组织训练，经校医确认身体无碍后，组织选拔赛，按学校规则确定选手名单。选手的训练亦可代替正规体育课程，无故缺席按旷课论，累计三次缺席即取消资格。
潞河中学群体活动的发达还有这样一些趣事可供回味，部分同学热衷于体育情报的搜集，可称为体育情报迷，这些同学多属于“老夫子”类。他们虽无体育技艺的特长，但对国家、世界体育纪录，重大国内外比赛的场地，纪录创造者或保持者的姓名，以及比赛中的趣闻逸事等，都了如指掌，课余饭后谈得津津有味，如数家珍。倘偶获一星半点新消息，便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以自得其乐。
从潞河中学的这些档存文本看，潞河的体育成绩是建立在广泛群体活动和制度规范基础上的，所以才有如此显赫的业绩。所有制度条款均体现出学生自愿的原则，学校则居于裁判的位置，只需判断其是否具备资格，是否达到标准。所以，选手们的责任感、荣誉感，以及拼搏精神都是建立在自觉自律基础上的，绝不会有“自恃不凡”“藐视规则”或“耍大牌”等特殊学生存在的环境。
陶冶健康性情
从潞河中学的体育可以看出两条明晰的线索，其一是健康意识、健身习惯、运动技能、体育爱好和体育特长等；其二是道德第一、规则至上、团队意识、自律精神和荣誉感等。前者是体育之目的，后者是体育之精神，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潞河中学在体育赛场，赛风正，竞技强，在华北地区有口皆碑。在潞河学生申请的会社（社团）中各项运动队占了绝大部分。除传统的田径和足、篮、排三大球外，还包括网球、棒球、垒球、壁球、冰球等，田径还包括撑竿跳、5000米长跑和越野跑，对学生的磨炼可想而知。当年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有些成为校友群体中的佼佼者，如周文彬（金永镐）、高沂（高秉晋）、袁成隆、董守义、李友珍、王维屏、高玉国（张天明）、张迺庚、侯仁之等。
学校的多数学生体育组织是专项的，以篮球队最多，有些是综合的，如“蓓蕾队”。20世纪30年代学校最大的体育组织是蓓蕾队，由黄燕、薛济英、谭约翰等人发起，包括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各项运动，该队曾于1934年秋，与汇文中学田径队举行了大规模的对抗赛。当时，南方有报刊曾评论说：一说这个学校体育好，必为寄宿制；二说运动成绩好，学习成绩想必不怎么好；三说想必还有可观的体育教师队伍。其实，它只说对了第一条。
潞河中学的体育社团，颇似今天的俱乐部赛制，队员要参与，“粉丝”亦不可少，一旦有比赛，拉拉队、观众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如：
稀奇、稀奇、真稀奇，潞河银杯当茶碗！可笑、可笑、真可笑，潞河锦标当枕套！
呼一声：上山流水，沥！沥！沥！
应一声：下山流水，哗！哗！哗！
潞河！潞河！RUA！ RUA！ RUA！
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一段拉拉词。潞河中学的体育布局及运作形式，把体育从凡人罕及的“屠龙技”搬下神坛，成为一种大众健身形式，这是群众体育活动普及的端倪。当然，体育除于健身有百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学生的良好习惯、高尚道德、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其影响可惠及终生。
5 人格涵养——洋洋校刊成大观
以一所中学论，潞河留下的文字可谓相当可观了，可贵之处在于，它全部出于当时学生的手笔。细细琢磨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学生热爱文学创作，特别是师生同坛讨论，很有意思；其二是得益于当年学校出版的各类校刊，使这些文字得以流传至今。而这一切，还应归功于学校对国文课程的重视。
重视作文——功不可没
当时的语文课程叫国文课程，初二就有文学欣赏课，高二则开设文学史课、修辞课以及文学批评课。课内的学习主要是了解知识，学会阅读、欣赏乃至评价。而文学素养的提高，除了这种课内的学习，更有赖于大量的文学实践，尤其是文学的表达，非有大量的实践不可。因此，陈校长就把文学活动放在学生的自主实践活动中，加以提倡、推动。据年刊记载：从初一到高三，阅读教学贯穿始终，初二和高二则集中于文学类。这是“部定”的，但“教者得视教材性质及进行兴趣上，酌量增减”，而作文教学则“由本校国文会议，议决习作种类及修改方法”。分“种类”如下：
①缀法：命词作句，填字，减字；②翻译：文言白话互译，韵文散文互译；③改作：将简约文字令就原意演绎，将长篇文字令就原意简约；④记录：日记、游记、写生、参观、演说、新闻；⑤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志疑、纲要；⑥应用文件：书札、公文、契约、章程、广告、宣言；⑦文学作品：散文、小说、诗歌、戏剧；⑧普通论文：时事、史事、偶发事项、其他；⑨专题研究：社会调查、学术研究等。
可见，潞河的国文课程在培养学生写作的能力上可谓独树一帜。其中第7项标明着的“文学作品”，第2项中的“韵文散文互译”和第4项中的“游记、演说”基本上也是文学表达的训练。我们今天面向全体学生的作文习作，极少写“小说、诗歌、戏剧等”更少有“韵文散文互译”的训练。可见，当时对文学作品是有专题训练的，十分重视学生的文学写作。1935届校友腾健耀曾写过课堂上的一个情节：
一般学校对国文科不甚重视，学生更是视若无睹。对作文课不是“难产”便是“便秘”。星期五的作文堂，五十分钟作不出来，拿回宿舍又十指不动，一直拖到星期日夜晚才赶出来，凑合明天交了进去了事。高三那年，那边厢走来王老师乃堂。当天约法三章，其一必须五十分钟后当堂交卷。其二字迹潦草无关，不扣分。因书法属艺术的另一门，不甘文采。其三错字、白字就要扣分。其四每堂作文有三题，任选其一。第一堂课我选了“秋”作出一篇散文，内情大悲大感，自鸣得意焉。星期一王先生发卷子，头一声：腾健耀，我自以为中了头榜，规规矩矩的举起右手，应了声“在！”果然，王老师道：“秋天有秋天的美，夏天、春天、冬天各有各的特色美。四季运行，花草树木，春花秋月冬雪各凭自然，有什么可悲的？迎着秋风而叹气，看到落叶掉泪，相对天高气爽，红叶金秋，装模作样，无病呻吟，看你又是身比犊牛，怎能扭捏着弱不禁风”我笑了，全堂都笑了，乃堂老师怒了……结果，我的“秋”得了个60分，潞河是70分过关的。有道是，“祸者褔之依”，果真是因祸得福，从此乐观，不再愁……
可见，潞河中学国文教师对作文课的重视。现侨居美国的1935届校友谭约翰，曾委托女儿将自己收藏的作文送给母校。他和女儿都是华语作家，但无论女儿如何索要这本集子，他还是执著地送还了母校。这本集子是用当年学校的作文结集装订成的。不仅是他的原笔迹，而且还有当年老师的眉批和赋分，非常难得。在作文集中，标有“高三甲”字样的作文有15篇，是高三年级统一要求的作文。文学类的达6篇（《我的使命》《雨》《如此狂风》《春游记快》《冬夜》《秋天的红叶》）之多，超过1/3。标有“高二甲”字样的作文中，有《登长城赋》《恨赋》《落叶》《计划中之寒假工作》等文学类作文，其中《计划中之寒假工作》应该是小说，4000字左右的篇幅。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学生在行文时也很追求文学性。如《潞河廿六年班班刊·人物志》的第一条便记的是一位国文教师：“王先生批文像鲁迅，针锋蝇脚之疵亦不轻易放过，谈话爱‘哥德’……大指一出，黑胡一动，王先生讲学精神令人永远难忘。”从简短的几句话中不难看出：笔者很熟悉鲁迅，学生很喜欢王先生，这位老师很“文学”，这段记载文字也很“文学”。
这里摘一段《潞河学生生活素描》中的文字，不妨看看当年学生笔下的潞河：
潞河承袭了协和大学的遗址，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校之四围，虽然没有青山碧海，但是广大的协和湖，庄煌的博唐亭，丛丛的森林，奇异的花草；衬托着几所西式的楼房，已足使人心旷神怡胸襟开朗了。更有学生的宿舍一排排的平房，分出了村落村头的月亮门上，冠以“桂菊，兰石，翠竹，雪梅，望湖……等村名”。乍一看真好像到了《红楼梦》的大观园，园里的学生虽然只有六百，但是籍贯却占全了全中国，尤其是江南学生，几乎占了六分之一，因着这样东西南北的大混合，又加上那般优美的环境，所以潞河的学生，特别表现出活泼泼地一片天真来……
再摘一段《潞河廿六年班班刊》中赵慧城所写的散文《风土记》中的文字，不妨看看当时学生笔下的协和湖：
协和湖诸湖之总称也，大者一小者三。自西而东转北，珠联璧缀。有桥可通，东北湖水浅长涸清澈见底，夏日绿苇猗猗，水鸟啾啾于西湖小岛遥相鸣和；桥南植白莲夏日菡萏花开，散步湖畔清馨即在襟袖间，每值雨夜则作涛声，大湖夏作游泳池，冬作滑冰场，男儿竞技之所也。湖畔散步，柳荫垂肩，更饶逸趣。近复蓄右军爱物一双，浮游其间，白雪两点，清唳一声，更声色不少。
这两段描写，具体可感，绘声绘色，生动形象，有情有趣。其中所蕴含的对学校的热爱之情，足以唤起我们对70多年前潞河校园的美好想象。
人物描写也有相当功底。1935年年刊“十二村续闻”中则介绍了一批有文学兴趣或文学造诣的人。
畸公亚颠，为旧京贵胄，书画苍老，神韵双绝，氏于教读之余，更喜国剧，生旦净丑，无一不工，任春雷及叮叮社之导师，颇费苦心，凡村中艺人，无不出自氏之门墙。
田径健将乌钺、戴骊飞，国学极有根底，每于掷罢三枪，跑跳完毕后，吟词弄文，与振凯同被称为“儒将”。
张郎宗颖最近努力诗词，终日沉湎于“菩萨蛮”“虞美人”中，其劲敌黄昆则啃书不已，二生皆因“先天不足”，身长仅三尺余耳。
诗人槑邨，自西北来，性格孤僻，曲高和寡，泰山归后，制诗尤多。
髯童亦“协和湖”作者之一，以吟淡浅诗闻名各村……
李传福工词章擅花面，作品署名“休隐斋主”，词以哀艳胜，尝歌“牧虎关”之高旺，黄钟大吕，煞似“喜瑞”。
国文教员刘镜人先生，嗜国剧，操琴尤佳……
《潞河廿六年班班刊·人物志》中也介绍了一批有文学兴趣或文学造诣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批文像鲁迅，针锋蝇脚之疵亦不轻易放过，谈话爱‘哥德’”的王先生，还有：
汤氏允章，村中一名士，长国学，善交际，操琴尤佳。
冯绳祖国学极有根底……曾得《实报》征文“中学生会考”一文奖金，名列第三。
赵慧澄，嗜国学，善绘画，粗服乱发……
怪人郭全恩，口部发育不全，常“我我……”而不明下文，然于演讲也，则神气十足，音如泻水，滔滔不绝。故曾夺演说冠军，健谈者，多为之愣。
杨玉纯管浴室，校中之知识吏也，喜读书报。
诗人张天授，别号“天狗”，因诗而得名。
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仅认识了具有文学兴趣或文学才华的学友，这些文字本身的文学色彩也颇浓。
上文已经说过，作文教学“由本校国文会议，议决习作种类”，就明文规定了文学写作的内容，而学生作文中，实际落实得也很好，这从谭约翰的作文中可以知道答案。
校刊出版——种类繁多
说到潞河最有价值的当属那些异彩纷呈的校刊了。我们不妨把收藏在潞河中学档案室里的文字资料统称为校刊，因为它们都具有刊物的特点。潞河现存的校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学校章程。和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潞河的学校章程每年一刊，有时称学校章程，有时作学校详章。按当时中国书刊的特点，正面（往右）翻开是中文，从后面（往左）翻开是英文，编排很有特色。主要记录学校的政策、方针、制度、课程等方面的实绩，对于研究潞河早期办学治校很有价值。
第二类是学校年刊。年刊也是每年一刊，由毕业班学生组成编委会。主要记录学生在校六年的生活，包括大事记、学生名册、教师和学生的照片，有标准照也有生活照，还有学生发表的文字、各科教学报告等，很具档案价值。
第三类是学生自办的刊物。以《协和湖》最为著名，还有季刊、月刊、旬刊等，最高峰时达十数种，包括时评、随感，以及小说、诗歌等作品，对于了解当年学生的生活态度、关注视角及文字表达，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侯仁之老先生就曾戏称“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投在《协和湖》里的”。
这些校刊历经近百年的时间磨砺，多数已经散失，留下来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孤本、残本，其中有些是潞河教师在“文革”期间冒险抢救出来，保存至今的。另一些幸运者则是深藏在不同书店或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才得以完整保存的。当我们有幸沉浸在潞河中学校刊的故纸堆里，细细品读时，就好像撑起历史的长篙，在潞河的活水清流间漫溯，你会发现那丛丛簇簇的露申辛夷，是怎样从潞园拔地而起，蔚然成林的。当然，尽管你有千般本事也不能尽览潞河中学那曾经的盛景，但虽长河悠悠，溯未及尺，也可以揽起满园锦绣之丝缕，尽享其中之美。
校刊世界——人格初养成
自主担当有人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饱受内忧外患煎熬和颠沛流离之苦的艰难岁月，也是潞河中学历史上人才涌现最密集、人格教育发展的巅峰时期。1927年，陈昌祐先生出任校长后，就在计划中强调“本校为发展学生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起见，准许学生成立自治会，并其他各团体”。正因如此，潞河中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各团体的建设发展中，陈校长所提倡的精神和人格也渐渐浸润到潞河学子的风骨中。
潞河中学《1928年年刊（创刊号）》里破例刊载了陈校长雄心勃勃的《本校今后之计划》，他把学生社团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外作业列在学校的学则计划中：
学生课外作业：甲、学生自治会；乙、师生友谊会；丙、学艺会；丁、文学会；戊、青年会；己、勉励会；庚、同乡会；辛、音乐会；（下设国乐部、西乐部、俱乐部）壬、平民夜校；癸、新剧团等等。
显然，这里的“学生课外作业”不是今天的“课外作业”，应该指的是学生的自主活动，能培养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的自我教育活动。
在这个年刊中，刊登着一篇《自治会史》：
我校自治团体发轫于民国二年……迨十五年秋至十六年春两季，体育部归教员会所有，学生董事部亦无人就选，以致斯年自治团体毫不完整焉。客岁秋，陈仲良先生举为校长，提倡学生自治不遗余力，自治团体遂复活，且痛加改革，治旧有之三团体为一，补其缺乏，更名曰自治会焉。组织法采三权鼎立制：曰评议部，代表学生意见者也；曰干事部，部划分为饮馔，体育，宿舍，交际，出版，服务及庶务七股，执行事务者也；曰审理部，为学生排难解纷者也。部各长以正副，辅以部员，各股亦然，故全体职员可达三四十人焉。自治构宪法，拟细则，规模既宏，精神复发，未敢谓弊端毫无，然曰开我校未有之大观，其孰曰不宜？
在同刊中，还登载着学生自治会审理部、评议部、干事部各部的合影照片及正副部长和部员的名单，可见当时自治会组织的健全和完善。“规模既宏，精神复发……开我校未有之大观”，这是学子由衷的自豪流露于笔端。
从校刊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背景，1935年年刊这样写道：
廿一年度（1932）的本刊，因了国难的缘故，被同学们目为“奢侈品”，于是大家慨然把年刊费捐作救护受伤战士之用。这件悲壮的事，虽是年刊生命史上的不幸，但也是它的光荣。事隔两年，大家都感到年刊在调剂团体生活方面，实在有复刊的必要，于是这本册子又在大家努力下和读者见面了。这本薄薄的东西，是一年来我们生活上片段的纪实，也是拿它来作为和乙亥班诸同学离别的纪念物。当然，这里很难找到绮丽的诗文，更没有美丽少女的倩影。只不过是我们园地里老老少少，汲汲经营，埋首苦干的一点痕迹，深望读者们，还是不要拿它当“画报”看吧。
由此可见学生们的自主精神和高度责任感已经在“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们基于社会和学校生活的需要选择取舍，纯粹是学校这片“园地里”的主人。
1937年年刊有文字介绍了当年学校的学生团体，有学生会、青年会、歌咏队、无线电研究社、春雷艺社、叮叮社、国乐社，其活动内容涵盖日常生活、科学、音乐、戏剧、雕刻、书画艺术等多个方面。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个中学的学生团体，还有应九一八事变而生的研讨一切军事问题的“军事研究会”，可见当年的潞河学子不仅思想丰富、文体活跃，而且把国家命运系于胸怀，富有担当国之重任的使命感。这一切，怎不与人格教育的铸炼息息相关？
人格教育理念的实施，如同春晖普照、春风化雨，潞园学子得此阳光雨露的恩泽，怎能不精神茁壮，风骨健朗？芝兰玉树，芳香满庭，挺拔劲健，国之栋梁！
各扬所长得其所 当然，人格教育理念不仅体现在计划书中，陈校长还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他和其他教职员工一起参加学生社团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对学生的自我发展给予鼓励与支持。1928年年刊有一张“潞河年刊社”的合影照片，与照片相匹配的文字介绍着年刊社的分工，各部长多由教职员担任，文字、插画、摄影等具体工作则由学生担任。其中广告部部长是马瑞斌、陈昌祐，堂堂校长只负责广告，其他则任由学生充任。于是，潞河学子在学校的成长真是各取所需，自由发展。歌喉嘹亮者有歌咏队；喜欢笔墨丹青者有绘画社；身高体健且喜腾跃者有篮球队、网球队；喜欢戏剧、擅长表演者可以加入叮叮剧社；喜欢文学、文字编辑出版的有文学会、出版社、年刊社；远离家乡异地求学，想慰乡思的有同乡会……各显其能，各尽所长，潞河学子如春苗沐雨、蓬勃成长。静观美丽潞园，真可谓桃甜李香，万木争荣。
据1928年年刊记载的文字和图片，可知有出版部、年刊社、绘画社、文学会、同乡会等诸多学生社团。其中，出版部集体合影配有如下文字：
出版部略史：本校出版部的正式产生，始于1927年秋。在本校自治会评议部立案，由全体学员公举编辑三人，书记二人，与功课会四位顾问，共同创办潞河半月刊。计成立迄今为期仅及一载，除出版半月刊拾期外，还做了许多校外的交换工作。中间曾以石君兆原的去校，和其余办事人的冷淡，险些儿没有寿终正寝。后来经同仁竭力挣扎，任劳任怨的多方拥护，在苦风凄雨，千颠万簸中才得以享命一岁。在我们负责的时间内，总算平安的过去了，盼望今后的办事人，仍要继续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为自己喜欢的事业而坚持不舍的坚韧精神。
1933年十月期的《协和湖·校闻简报》里有一段《青年会游艺会盛况》：
青年会……于开学时节大倡要开游艺会，闻系为儿童学校募集经费。十月六日该会举行，校中杂耍泰斗，泰半登台献艺，会中重要节目为本校同学清唱之《玉堂春》及客串彩唱之《坐宫盗令》。闻《坐宫》系该会会员赵某之女友所主演，该女士由平来校共带随从十余人之多（场面，梳头的，大二衣箱），其应场者为一西服“尖头鳗”，记者探寻知系协和之大夫，女士之“谱”大矣。斯剧只演至《盗令》止，饰母后者为同学马君，扮相虽有点像纸扎人儿，然歌声嘹亮实不亚于公主；以外尚有新剧《梅雨》及富育女中之舞蹈等项。一时皮皮与“SOLO”齐唱，胡琴共提琴同拉，堪称空前之盛会云。
这段文字幽默诙谐，不仅记述了游艺会的盛况，还让我们感受到当时各团体的同学们，为了完成自己的设想或使活动目的得以完美实现，他们不仅自己积极准备每一个精彩环节，还争取外援，既完成了使命，又加强了与校外同道的联系，还锻炼了交际能力，真可谓全方位的锻炼，怎能不让学子们乐在其中呢？
人格教育的铸炼，使得各种学生团体在社会动荡中保持着蓬勃的活力，尽管有的历尽艰难，但终于在同学们执著地支撑之下坚持下来，成为潞河校园里一团团不灭的火焰。如当时“本校历史最久之话剧组织”叮叮话剧社，不仅在校内活动，还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宣传文明、正义的精神。1934年“通县全界开拒毒大会，叮叮社演剧民教馆”； 1935年秋，叮叮社在水灾义赈游艺会上“上演万家宝之《雷雨》”。这种有实际目的和实际作用的演出，需要社团同学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的热情和毅力，使他们坚持到底，为学校、为社会奉献着青年学子的满腔赤诚。
健朗风神展风流 潞河丰富的校园课外活动，铸炼了学子的人格和责任精神。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里，从来就不缺少文学的身影。潞河的校园里，就流传着层出不穷的刊物，内容丰富，有生活纪实，有时事评论，有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不论是哪种形式的文字，都能看见潞园学子那掩不住的文采光华。
1928年年刊登载着秋季文学会和春季文学会的两张照片，配图文字除了各组负责人名单之外，还有对文学会的意义、目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的介绍：
言语之发表为现代所急需，然而生而擅长者其数无几。常人欲求其进于佳境，必须精心研究，尽力练习方能为功，故本校有文学会之组织以予学生以发表言论之训练，更借以交换知识，启发思想，增进同学之友谊。现时全校分为六组，每组各有会长，副会长，书记，评判，承题及检点诸职员，每星期开会一次，会序分新闻，传记，辩论，演说等项。且每学期开六组联合比赛会一二次以资鼓励。
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文学会组织目的明确、结构严谨、活动丰富。从“予学生以发表言论之训练，更借以交换知识，启发思想，增进同学之友谊”的目的来看，可以想象，一群风华正茂的少年学子，是怎样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立足校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一腔壮志豪情的。
就在这一年的年刊里，刊登着一位署名“岳璞”的同学谱写的《校赞》，区区一百二十四言，涵盖了对学校的位置形势、外观内涵、教育成就的赞美和对学校未来的祝福：
大哉通郡，教育日新，唯我潞河，咀华含芬。睹外观之雄伟兮，谁曾媲美。叹内容之严整兮，莫与比伦。增社会之先荣兮，人才蔚出。洒函丈之化雨兮，桃李成阴。望潞河之蜿蜒兮，钟灵毓秀。揽燕云之形胜兮，震古烁今。渊源深长兮，蕴藏不尽。前途远大兮，希望无垠。神为之畅兮，气为之旺。莘莘青年之聪慧兮，皆后来之主人。
何其奔放豪迈，文采斐然！这篇颇有楚辞之风的《校赞》，如今镌刻在潞友体育馆南草坪的石碑上。每一个走进潞河中学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方石碑，都会从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看到一个隽秀绰约，又敦厚深远的潞河，蜿蜒而来，迤逦而去，在京东大地上形成一道靓丽夺目的风景。
1928年年刊的文字，给我们的震撼和惊喜绝不止这些，比如《发刊词》的如下文字：
看秋光如许，美景盈眸，金风吹去了长夏，乱蝉噪去了清秋，在潞河场上，红男绿女，粉黛杂陈的时候；在潞河湖畔，爱影双双，蜜意殷浓的时候；那人人渴望的年刊，要从我们几个办事人的手中脱出了。
……
创办一件事业，是和在足迹毫无的沙漠上，寻找清泉；草色迷离的旷野中，辨认正途一样的难。我们破题儿第一遭，要整理出一本强可任意的精致小书，一定不敢准能说与潞河场上层出不穷的刊物相辉映？然而它是潞河产生的，是潞河场上的英才俊秀们用心血织就的，用精英嘘成的；一定也带着点精灵之英，和卓起之秀吧？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潞园秋光的美丽，看到了年刊发刊的时间，也看到了学子对年刊的期待，还看到了年刊制作者创业的艰难，更看到了对年刊堪称精英、卓秀之名的自信、自豪和抑制不住的自诩，这不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少年才俊应有的豪气吗？这豪气不正是缘于人格的铸炼和风骨的涵养吗？
还有一段文字记录着潞园学子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陶冶着性情，润泽着文采。《潞河廿六年班班刊》冯绳祖、林瑞良写的《我们的生活》里写道：
骑驴——是春学期最有趣的玩意儿，花两毛钱骑到屁股都生疼了，诗兴发起来，还可以在驴背上吟两句“夕阳影里，一驴归来”的即景绝妙好辞，不然便回到宿舍里来一篇“走驴看花记”投到协和湖里。文中的“投到协和湖里”，巧用双关，把为当时的校园刊物《协和湖》投稿表述得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再看当年的“潞河场上”活跃着怎样的一群优秀少年——从当年同学互赠的“毕业留言”中可以看到如下描述：
霍佩真：乙仙君，性和蔼，行敦厚，待友谦诚，高谈雄辩，博通群籍，擅长文学天才，尤精小说。其著作颇富，名满潞河，为文如生龙活虎，绚烂奇丽，对于新旧文学，皆有卓然独步之处。
黄宛：看他聪慧的头脑，就知是班里的俊秀。他具有火热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和儿时的天真，不时的表现在脸上。功课则科学独擅，体育则墙球是务。工艺小说常是他课外的伴侣。致一双晶莹的眼睛，便早早的近视了。此外他有好奇的心性，创造的精神。勉之勿懈，将来不患无成。
仇峄业：
英哉峄业，堂堂皇皇；娴都潇洒，有若乔妆？
整衣球战，智勇无双；若龙若虎，驰骋沙场。
网球华北，篮球猛将；能文能武，为校增光。
峄业多情，感无不被；相知友好，契若双飞！
粉颊常晕，青睐时垂；崇拜英雄，有口皆碑。
遇事能忍，言谈入微；仇君一切，我衷斯佩。
潞河中学的教育传统，考之于寥寥几本年刊，虽然是窥豹一斑，但窥一斑可知全豹。胸藏湖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不管是旬刊、半月刊、年刊还是其他刊物，都充满了潞河学子用生花妙笔描绘的，足以怡情傅彩的文字。读者更可以体悟到其间那力透纸背的情志，以及所流淌出的那份少年自信及浓浓的爱校之情。徜徉在这样的文字中，透过岁月的烟霭，我们恍惚看到一群少年学子，会潞河之芳园，序文学之乐事。文采俊秀，皆为惠连；吟仰啸歌，堪比康乐。人格豪迈有佳咏，风神健朗伸雅怀。正如《校赞》所言：“莘莘青年之聪慧兮，皆后来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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